1956年的债务

铁凝

父亲临终的时候，托付给万宝山一件事，1956年，父亲很肯定地回忆说，就是万宝山出生那年，他向老同事李玉泽借过钱。父亲说，好像就是你妈去医院生你，家里钱没凑够，我就找当时住对门的李玉泽借了五块钱。后来，也忘了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没有把钱还给人家。今年是2009年吧，五十三年了。六娃，无论如何，你要亲手替我把钱还上。

万宝山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人称六娃。六娃——万宝山，这个五十三岁的男人站在病床前，看着蜷缩在床上说话再无底气的父亲，不停地点着头。父亲见他点了头，吃力地撑起身子，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个皱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托在手掌上说，这里装着该还的钱，当然不能是五块。五块钱按定期存款五十三年算利息，咱就按1956年的定期利息算吧，我记得是百分之五，加起来是五十八块左右。这一阵我天天计算这五块钱的利息，大其概不会错。

万宝山从父亲手里接过信封，发现信封下方有红色仿宋体“福安市人民医院”字样，不觉在心里感慨：到底是父亲，一辈子精打细算。都病成这样了，也不知在什么时间、用什么办法弄到了医院不花钱的信封。可父亲说话却常常颠三倒四，比如他喜欢把“大概其”说成“大其概”，比如他永远把沙发说成“发沙”。这使他的思维看上去仿佛异于常人，同时也掩盖了他的心机。成年之后的万宝山想，父亲其实是有心机的，只是他一生的心机大都放在把家过日子上了，父亲一直掌握着家中的经济大权。万宝山将轻而薄的信封叠了个对折塞进衣兜，他无心核对信封里那连本带息的钱数，都五十三年了，多一分少一厘的真那么重要吗？这时，已经躺上枕头的父亲突然又奋力抬起身子，冲他的六娃张开了两条胳膊。那像是一种乞望，好比儿童对大人撒娇时要大人抱抱。或者那也是一种对托付之事的再次确认：我们爷儿俩抱了，你才算真的答应了我。万宝山对父亲的这种姿态缺乏心理准备，虽然他排行老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他和父亲从来没有这种亲密的身体接触。父亲也从不娇宠他，很可能是他不允许父亲娇宠。从小他就不喜欢父亲，在他印象中，父亲朋友很少，因为他那出了名的吝啬。父亲的吝啬也不时带给年幼的万宝山一些难堪。现在生命垂危的父亲用这种类似外国人的方式要和万宝山拥抱，他顽强地张着胳膊，白发蓬乱，眼球浑黄，面目黧黑，四肢枯瘦，宛若一只凄风中的大鸟，干脆更像是大鸟的标本，万宝山想。紧接着万宝山就被心中的大鸟标本这个比喻吓了一跳，刚才的扭捏才转换成一种不期而至的怜悯——刚才他扭捏了。他想，这拥抱的示意本不属于父亲的风格，但谁能判断一个行将结束的生命会有哪些意外举动呢？他微微弯下身子，小心地抱了一下父亲。父亲是肝癌晚期，这时已经轻若无骨。他还闻见了父亲身上的一股哈喇味儿，如同厨房里陈年的老油。

几天后，父亲去世了。

万宝山很想尽快完成父亲的嘱托。倒不是因为那五块钱的债务，而是父亲在病床上那奋力张开胳膊的姿势。正是那病鸟般的姿势提醒着他，他不愿意父亲死前的那个瞬间总在脑子里盘旋。只有还了钱，那形象才能从他脑子里消失。父亲特别提出要他“亲手”还钱，他理解这是当面归还的意思。那么，他必得亲自去一趟北京了。他向父亲工厂的老同事打听李玉泽在北京的具体地址，厂里很多人都知道。他们把地址写给他，还告诉他，李玉泽退休以后跟儿子住，那地址是儿子家的。

父亲在春天去世，但万宝山执行父亲的遗嘱一直拖到秋天。万宝山成人之后在一所中等卫生学校当水暖工，刚结婚就和父母分开单过。他的小家经济收支大致平衡，偶尔略有盈余。可万宝山出门也要算成本，假若他去还钱的成本超出了他要还的钱数，那他决不贸然行事。秋天了，学校借着新中国六十年大庆的气氛，在国庆节之后分批组织老师和职工去北京参观，这才给了万宝山当面向李玉泽还钱的机会。学校组织的参观是学校花钱，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公费旅游——北京公费一日游。

出门之前，万宝山才认真想到了债主李玉泽。其实他并不记得李玉泽，有关李玉泽一家，万宝山都是从大哥那里听说的。从前李玉泽和万家住对门，两家都住在纺织厂宿舍。万宝山的父亲在厂办宣传科编厂报，李玉泽是厂里的技术员。在大哥印象里，李玉泽家总是比他们家吃得好，李玉泽的儿子李可心和万宝山的大哥是小学同学，他对万宝山的大哥说，夏天他爸每天都给他买一角西瓜。而万宝山的父亲只会号召万宝山的哥哥们攒牙膏皮卖钱。卖了钱也得上缴父亲，父亲每次返还三分钱，规定一个月吃一根小豆冰棍。后来李玉泽调到北京去了，那一年，万宝山还不到三岁。

但是，关于父亲的借钱不还，万宝山仿佛从记事起就知道。小学一年级的暑假里，他和几个孩子围着宿舍楼门口推冰棍车的奶奶买冰棍。他们都知道，这个卖冰棍的奶奶是可以赊账的，她是厂里工人的家属，认识这些孩子，他们可以先吃冰棍再回家拿钱。万宝山也想先吃冰棍后给钱，旁边一个大点的孩子立即指着他，揭短似的说，“他们家大人借钱不还！”万宝山已经冲出去的手，像被这喊声烫着似的赶紧缩了回来。那时的他还没有能力用“羞愧”来形容自己，却明白地知道，借钱不还会让一个人抬不起头。再大一点，他知道了五块钱在1956年的价值，便愈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56年，在外省这个离北京三百公里的城市，父亲一个月挣三十六块钱就能养活全家八口人。虽然日子拮据，但总能将就着过去。

1956年，一个高级寄宿小学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是十二块五毛钱。

1956年，一件斜纹咔叽布中山装是六块三毛钱。

1956年，母亲生了万宝山之后回乡下娘家坐月子，下了长途汽车在县车站小饭馆花一毛钱吃了一碗荷包蛋，那大海碗里足足有十个鸡蛋啊，一分钱硬币大的香油珠子漂了一层，硬是把碗都盖严了。这是母亲百讲不厌的一件往事，而父亲更愿意让她在全家吃饭时开讲，他说，这样就可以不炒菜了，一人举着一个窝头，就着故事里的香油荷包蛋吃。

1956年，五块钱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家的一笔大钱。父亲从对门借的，对门邻居，正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用了什么办法，能够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拒不还钱呢？假如两年之后李玉泽没有搬出对门调去北京，父亲又将如何天天面对债主？这需要铁一样的脸皮钢一样的神经。万宝山在买冰棍赊账遭“揭短”之后问过母亲，母亲双手一拍，一只手的手背啪啪地砸着另一只手的手心说，她一看见对门李家的人，就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可是，她不掌握钱，她是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花两分钱买火柴都得提前和父亲打招呼。长大一点的万宝山鼓足勇气去问父亲，父亲却不似母亲那么激动，他说，那五块钱啊，第一，我没说不还；第二，李玉泽家只一个独子，比咱家条件好不少，他又不急等这五块钱用；第三，人家李玉泽都从来没催过我还钱，你们着什么急呢！还有第四，父亲说，就在他准备好还钱的时候李玉泽调到北京去了，一下子就隔了一个城市啊……父亲对自己的不还欠债振振有词，但全家人都明白他更像是强词夺理。比如他说李玉泽家只一个儿子经济条件好，自己家是六个，仿佛李家的钱活该给他用。母亲有一次曾经抢白他说，知道人家背后都怎样讲吗，讲咱们生得起孩子还不起钱！父亲立刻对答道，是呀，所以六娃之后咱不就打住了么。万宝山想，这倒是真的。母亲的生育打住了，父亲的借钱行为也打住了。据万宝山所知，自从那“著名”的五块钱之后，父亲终生没再向别人借过钱。也许他心里很在乎厂里同事在背后的议论，特别是这议论已经伤及自家孩子的自尊。李玉泽固然没有当面催他还钱，但人们背后的议论最初肯定是来自李家。

父亲的借钱典故随着李玉泽一家的离开渐渐告一段落，他的另一种习性凸显出来，他吝啬。或者换句好听的话，他极端地节约。他嘱咐上街买菜的母亲说，你买茄子，是买一个大的呢还是买两个小的？依我看你要买一个大的。为什么？两个小的会多出一个茄盖儿，占分量。在家里他身体力行，带头喝隔夜的已经馊了的菜汤，吃过期的药片，不许点15瓦以上的灯泡。家里不买手纸，他利用编厂报的职务之便，把那些油印小报带回家来，亲自裁成幼儿巴掌大小做如厕之用。当孩子们抱怨纸面太小擦不干净时，他会耐心给他们讲授方法，这曾经让年幼的万宝山很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他还锯煤——把一整块蜂窝煤拦腰锯成两块，说这样分两次添煤烧得更透(可能是谬论)。他给煤盖了煤“屋”上了锁，钥匙挂在腰上，他不开锁，你休想取出一粒煤渣，哪怕你正要蒸馒头炒菜，炉中火急待添加新煤。家中的米、面、油更要上锁，每餐饭他都用自备的量具——母亲娘家一个核桃木的木碗量米量面。在万宝山印象里，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老是觉得饿，他和哥哥姐姐们从来没有放开肚子吃过饭。他们都在私底下盼着父亲出差，那样说不定就能获得饮食的暂时解放。可是父亲不出差——纺织厂无差可出。

2009年秋日的这个早上，万宝山坐在去往北京的城际列车上，衣兜里装着父亲嘱咐他要还的钱。他不吃一口零食，不喝一口需要花钱的水。车厢里的售货车来来回回在他眼前过了几趟，卖“娃哈哈营养快线”饮料的，卖快餐火烧、茶叶蛋的，还有黑瓜子白瓜子，奶油花生口香糖……同车厢的老师们把售货车上那些食品袋扒拉来扒拉去的，他则看得淡然。他只是忽然想到，自己这习性是不是受父亲的影响呢？售货车上那装在食品袋里烤得焦黄的看上去很香的火烧，只是让他想起少年时吃过的唯一一次火烧。那一次，父亲空前绝后地出差了，一走就是十天。省里举行大型职工业余汇演，纺织厂一个名叫《太阳光芒像金梭》的女声小合唱被选中，父亲参与了歌词的创作，因此有机会和演出队一起去省会。但父亲的短暂离家并没有让家人得以放开肚子吃饭，父亲对此早有准备。临走之前他已经把十天的米面提前备好，并不忘刨去自己的那一份，其余的自然又上了锁。母亲在父亲给粮食上锁之前及时申请出小半碗白面，她必须用它打糨糊。万家人是不买鞋的，全家都穿母亲纳底子做成的布鞋。纳底子需要糊袼褙，糊袼褙就要用糨糊。母亲在炉火上打糨糊时万宝山愿意欹在她跟前，他愿意闻那白面和水搅拌在一起，经炉火的熬制散发出的诱人清香。当糨糊打好时，他更会趁母亲不备，伸出食指挖出一坨糨糊迅速送入口中。吞咽完糨糊他还会长时间地嗍食指，他自认为面糊的暖香能在这根食指上存留好几天。每逢这时，母亲又会站在父亲一边劝慰她的六娃，她说你爸锁住米面是为了家里别吃了上顿没下顿，咱们的粮食有定量管着。万宝山知道定量是什么意思，定量之外，你就是有钱也没处去买粮食——何况万家也没有多余的钱，万家从来没有多余的钱。十天后父亲从省里回来了，万宝山盯着父亲手中那个他十分熟悉的，印着一架白色飞机的墨绿色帆布提包(直到2009年腊月父亲住院，这只“飞机”模糊、拉链破损的老提包依然跟随着父亲)，他发现提包有点鼓，这让他兴奋，父亲该不会给他们带回了什么好吃的吧。在食品匮乏的年代，很多孩子特别关注外出回家的大人手里的提包。父亲的提包里果然有内容，他带回了八个火烧。

事情是这样的，父亲和纺织厂的演出队乘火车去省城，火车路过一个大站时，车厢里突然有广播说，这个大站的站台食堂专为旅客提供火烧，车上旅客可以凭车票购买，每张车票限购火烧一个。广播里特别强调说：“椒盐发面火烧五分钱一个，不要粮票。”坐在火车上的父亲立即注意到了这则广播，他尤其注意了“不要粮票”这句话。在中国的票证时代，不要粮票的火烧几乎等于不要钱白给。这是当时国家对出门旅行的公民的优惠政策，除了在火车站的站台，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不要粮票的食品。父亲反应敏捷地开始行动，他挨个问同车的厂里同事一会儿是不是要下车买火烧，几个正忙着打扑克的女工都说不买，她们知道去省会参加汇演是有人管饭的。父亲立即把她们的车票敛到自己手中，一边说着借我用用。说话之间火车进站了，父亲飞速下车，在站台上那个瞬间形成的买火烧的队伍里，他的位置是前三名。父亲借到手七张车票，加上自己的那张，他买回八个火烧。厂里工人对父亲那著名的习性深有所知，现在他突然一下子买了八个火烧，大家忍不住尖刻地当面议论起来：精于算计的万师傅啊，这回可没算准。火烧不要粮票是占了便宜，可你什么时候吃呢？你要把它们放十天吗？回家时早长绿毛了！

父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忌讳人们议论他的吝啬，父亲认为这和议论他借钱不还有本质的区别。为此他不仅经常像欣赏自己的优点一样欣赏人们奚落他的吝啬，还会适时做些补充。只见父亲把火烧藏进提包，对大家解释道，我听说在省里参加汇演这十天是统一发餐券的，要是用不完，最后凭餐券还能退给你粮票和钱，一张餐券少说也值四两粮票三毛钱吧。我准备每天吃一个火烧顶一顿饭，省下餐券就可以退成粮票和钱啊。你们有谁想到了？

父亲这构想居然对大家产生了吸引力，有几个工人也跃跃欲试。只是，他们没能如父亲那般眼疾手快抢购到不要粮票的火烧，而到达省会之后，父亲的预谋也没能“得逞”。原因是那次汇演的用餐方式没有采取餐券制，所有参会人员不领餐券了，大家可以随便吃。这是一个让与会者即刻狂欢的优待：随便吃！在那样的岁月里，“随便吃”带给人的惊喜就如同天天有人给你涨工资。在这做梦一般的餐饮狂欢面前，父亲的八个火烧果然如人们的预料，三天后就长毛了。但你不要以为父亲会抛弃它们，他把招待所房间的窗台擦净，将长着绿毛的火烧一字排开，在太阳下晒火烧。晒好一面，他用扫床的小笤帚扫去火烧上的绿毛，把火烧翻个过再晒。十天里，翻晒火烧是出差在外的父亲一个不大不小的乐趣。十天后，他重又把这八个干火烧或者叫火烧干背回了家。后来，父亲的“火烧事件”在厂内广为流传。在宣传科，在车间，在夏天里人们乘凉的家属院，和父亲同去省城的人公开把这事当成故事讲，并且不断添油加醋。每逢这时，作为听众之一的父亲甚至一块儿帮着补充材料，比如用小笤帚扫绿毛这个细节就是父亲本人贡献的。众人因为父亲对“事件”的当场证明而更加开心。

万宝山始终记得父亲带回火烧的那个晚上，那是一个欢乐而奢侈的晚上。晚饭时分，出差归来的父亲先是制止了母亲熬玉米面粥的计划，他说今晚能省下一顿粥了，今晚有干粮。说着，父亲郑重地从提包里捧出八个火烧分给围桌而坐的全家八口人。最后他把属于自己的那个递给万宝山说，六娃最小，吃个双份吧。哥哥姐姐们都看着万宝山笑，母亲阻拦说，还不到出力气的年纪，吃什么双份呢。又把火烧推到父亲眼前。父亲笑笑说，你没看见我胖了呀，开会吃的。这次汇演，不限制饭量，让我们随便吃。说着拿起火烧塞到万宝山手里。万宝山一手攥着一个火烧不撒手地看父亲，他发现父亲是胖了，腮帮子鼓着，脸上泛出油光。让他感到有趣的是，父亲脖子上还戴了个西式衬衫的假领子，这个假领子是母亲用几块蓝白方格交织的手绢拼在一起缝成，连带一部分肩膀，肩部以下是空的，腋下有松紧带前后衔接固定在身上。父亲从来不买真衬衫，假衬衫领子也是做“礼服领”之用。刚才进门后他脱掉外衣就忙着给孩子们拿火烧，忘了把假领子摘下来。他戴着假领子，假领子下边是补丁叠加的纺织厂自产的灰色针织秋衣。这使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幼儿园里戴着布围嘴的孩子，至少也是一个正在扮演孩子的大人。万宝山冲着戴假领子的父亲笑了，他不客气地咬起那难以咬动的火烧，火烧干硬如铁，使牙齿在上面打滑，他还是咬出了这椒盐火烧不一般的香。夜里躺在床上，牙缝里残存的芝麻粒大的碎花椒被他用舌头舔了出来，他舍不得咽下去，小心地含住这喷香的花椒睡得很酣。后来他从旁人那里知道了父亲晒火烧的故事，他像以往听到这类故事一样地恼火，但这次的恼火并没有抵消那天晚上吃火烧的所有美好感觉。

三十几年过去了，万家的孩子都已长大，告别父母各立门户，且都先后离开了生养他们的这个城市。就仿佛他们共同被父亲的吝啬吓怕了，他们心照不宣地拒绝再和父亲近距离地生活。只有万宝山留在离父母不远的地方：他自己的家和父母的房子相隔两条马路。票证时代过去了，生活渐渐好起来。大米白面可以自由购买，人们炒菜也开始舍得放油。但父亲的吝啬却一如既往。他照旧把粮食锁进橱柜，为了便宜，他只去农贸市场采购那些快要孵出小鸡的鸡蛋。上世纪80年代，万宝山给父母买过一对人造革的仿皮沙发，第二天就被父亲卖掉，卖沙发的钱也被他理直气壮揣了起来。他逢人就讲：“发沙”，又花钱又占地方。退休以后他时间更多了，他曾经要求万宝山把正在读小学的女儿放在他们身边照顾，被万宝山的爱人坚决拒绝。他无事可做，干脆就独自承担了买菜的任务。说他买菜不如说那是捡菜.每天下午市场快要收摊他才前往，他坦然捡拾着菜贩们遗弃的菜帮、菜叶，弄好了也有完整的收获：一个正在生芽的土豆或一棵筋络粗大的老芹菜。院子里的老邻居们为此嘲笑他，他们说，老万什么时候捡到一块肉就好了，也改善生活做一顿红烧肉给我们看看。父亲说改善生活还用得着捡肉啊，我今天就改善。邻居们问他怎么改善，父亲自豪地说，他准备做一份红烧芹菜。众人笑起来，父亲却不觉得这是玩笑。吝啬在他，已不是生活所迫，那就像是他人生的一个信仰，或者生命的一个动力，简直须臾不可离开。吝啬在他，也没有什么不光彩，能够做到尽最大可能地不花钱，那才叫光彩。这的确，的确和借钱不还不同，这是一个人给自己找乐儿，碍着谁啦。

火车进站，北京到了。万宝山跟随卫生学校的同事们下车走出站台。在学校的安排下，他们参观天安门广场、鸟巢和水立方。万宝山和同事们一起感叹，到底是首都，到底不一样啊。到底是开过奥运会的首都，到底是六十年大庆刚过的首都，到底是不一样啊。天空湛蓝，鲜花怒放，新楼们如森林一样错落，大街上的人个个神气活现……大家忙着在每一个参观点拍照。万宝山没有照相机，他请一个老师给他在鸟巢拍了一张留念照，就向他们此行的领队——一位副校长请假：他要去一个熟人家办点事。想到在北京打手机是漫游的价码，太贵，他又谎称自己的手机没电了，借用副校长的手机，按照父亲厂里老同事提供的号码给李玉泽打了电话。

电话是李玉泽本人接听，万宝山听出那是一个有点耳背的嗓音洪亮的老人。他大声向老人报出父亲的名字，简单说明是代父亲来看望他老人家的。他没在电话里提到还钱也没告之父亲已经去世，他觉得这话应该放在当面。李玉泽显然还记得父亲，五十多年前外省纺织厂那个住对门的邻居。他很痛快地答应万宝山来家中拜访，又详细告诉万宝山乘车的路线。他说儿子今天在家里办个大“趴替”，人多有点乱，不过没关系，他来了可以同他们一块儿喝酒。万宝山没听懂“趴替”这个词，他推断反正和人多、喝酒有关。他挂掉电话，在鸟巢乘地铁10号线，顺利找到了李玉泽的住址，一个名叫绿水庄园的地方。原来这是一片别墅，当万宝山确凿地站在庄园门口，盯着眼前那两扇巨大的铸有一对鎏金麒麟的黑色铁艺大门，他才又想起父亲厂里老人们的介绍，他们说李玉泽的儿子李可心做的是房地产生意，李玉泽跟着儿子养老，有福了。万宝山正犹豫着不知如何进门，一个身穿藏蓝色制服肩上缝着金色肩章的门卫从警卫室里跑出来，问他贵姓，他报了姓名，保安客气地说，刚才A8座的业主已经通知我们，对您放行。

保安引万宝山进了大门，热心地指给他去往A8座的路径：右转，上那座罗锅桥，下了桥一直向前两百米就是。万宝山机械地按照保安的指示走上那座弧度并不太大但跨度不小的罗锅桥，他看见了桥下的池水，水中的睡莲，环绕水池的大片草坪，喷泉，木椅，一些树种珍贵的树。他下了桥，走两百米，路过了几幢白房子黄房子，他看见了一幢屋顶覆盖着铁灰色龟背形油毡瓦的红房子，他不知道为什么会特别注意这红房子的龟背形灰瓦，也许是因为他在外国电影里见过它们。一大片修剪整齐的毛茸茸的草坪由房脚处伸展开来，形成一个足有上千平方米的庭院。院门的浅褐色毛石门柱上，镶嵌有“A8”字样的紫铜门牌。万宝山站在门口，隔着院墙——半人高的漆成白色的木栅栏，看见一大片落地窗和一个从落地窗探出的白色大阳台，几位老人正闲坐在那里，晒着秋日里干爽的阳光。在他们当中，应该有一位是李玉泽吧。庭院草坪上有铺着雪白台布的长方形餐台，锃亮的银盘里是各种水果、点心和烤肉——一定是烤肉，因为不远处还有一架烧烤炉，两名头戴雪白高帽的厨师站在炉前忙碌，油烟夹着肉的香气不时飘扬过来。一些男人、女人，一些尖叫着的孩子，他们或坐或站或走来走去，吃着什么，喝着什么，聊着什么。一个五岁左右留着分头的小男孩跺着脚正冲他的母亲(一定是母亲)大叫：我不喝法国的“依云”，我不喝法国的“依云”，我要刚才那种二十六块钱一瓶的“无量藏泉”，二十六块钱一瓶的矿泉水……

本打算进院的万宝山，站在A8的木栅栏之外背过身去，一阵莫名的瑟缩。他忽然不想让草坪上的人们看见他。他想，这就是刚才他在电话里听见的那个“趴替”吧？虽然他早已知道李玉泽父子的富裕生活，但眼前的场景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那孩子要的二十六块钱一瓶的水，还让他立刻想起衣兜里父亲嘱托的那五十八块钱。五十八块钱在这样的院子里，也就刚够买两瓶水的。李玉泽或者李玉泽的儿子会怎样看待一个老邻居的儿子奉还的这五十八块钱呢？以他们今天这生活的气派，难道当真会记得五十三年前被别人借过的五块钱么？万宝山继而对自己有些怨怼起来：我这是干什么，也是五十几岁的人了，不远几百公里，又打电话又问地址，最后煞有介事地向这幢别墅交出一个皱巴巴的轻薄的信封。这简直有点滑稽。

一想到滑稽这个词，万宝山决意离开A8。他沿着来时的路，迅速朝着远远的那座罗锅桥走去。他步履轻快，不一小会儿就行至桥下。他拔腿往桥上走，过了桥，就离这庄园的大门口不远了。就在这时，他的腿出了问题：他的腿忽然迈不开步了，他没有办法上桥。他定定神，换一条腿再迈步，不行，他还是走不动。他站在桥下发愣，不相信自己遇见了鬼，不相信这是鬼使神差。片刻，他镇静着自己慢慢掉转身向着相反的方向——A8试着迈步，两条腿立刻又听他的使唤了。可当他借着这股劲儿转回身再次上桥，他的腿就再一次地抬不起来了。

万宝山僵着身体无助地站在罗锅桥跟前，好像一个正在思考高深问题的哲人。夕阳西下，在桥的两岸开阔的草地上，几个仰着脸放风筝的孩子引起了他的注意。既然他的腿像被施了法术似的不能动弹，他便只好随着孩子们的目光仰望天空。他看见了一些高高飞翔的风筝：燕子，蜈蚣，老鹰……一只红嘴的黑鹰展着双翅飞得最高，威风凛凛地俯视着大地。一个形象忽然在万宝山脑子里复活了：病床上的父亲张开胳膊对他的那个乞望，凄风中的大鸟样的乞望。他仰望着空中的黑鹰，该不是父亲的魂灵正俯视着他吧？他并不迷信，但那一刻他心生畏惧。他就在这样的俯视之下回转身，朝着A8迈步。他的步子顿时就迈开了，原来他的腿没病，他确信自己的腿是两条好腿。

他脚步均匀地再一次朝着A8走，那空中的老鹰依然在他头顶的天空翱翔，似是监督，似是护送。万宝山看看天空，又看看四周。天高气爽，四周无人，在这样的人居超低密度的地方，经常是四周无人。他就破天荒地在这陌生的庄园里，向着天空不好意思地奓了一下他的胳膊，宛若与天上的大鸟打着默契的招呼。他发现，当他勇敢地把胳膊舒展开来的时候，久已潜藏在身体内的什么东西嘎巴巴地奔涌了出来，他那颗发紧的心也略微感觉到了平安。

原载《上海文学》2010年第5期

点评

一个牛皮纸信封、一个陌生又诚恳的拥抱，这是父亲临终前留给万宝山的一个遗物和一份嘱托，它们一起指向的一个事件是：代父还债。围绕一笔“五元钱的债务”的产生，作者详细描绘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普通家庭生活的艰辛，“吝啬”的父亲凭借着自己的节俭撑起了一个家庭。在万宝山出生时由于没有住院费，父亲向对门的邻居李玉泽借了五元钱，于是诞生了贯穿全文的“五元钱的债务”，此后，父亲为了一家八口的生计绞尽脑汁，将煤块切成两块以便燃烧得更彻底；把发霉的火烧带回家给一家人吃以节省生活开支；让孩子们收集牙膏皮换取零花钱。父亲用了各种超乎想象力的办法让一家人维持温饱，因此落下了“吝啬”的名声，“五元钱的债务”也因各种原因没有偿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吝啬”的人在历经五十多年的人生岁月后，在即将离世的最后时间里却坚持让儿子去替他还这样一笔隔了半个世纪的债务，尽管这笔债务在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五十年后的今天只够买两瓶高档矿泉水，父辈对道德底线的坚守依然让人肃然起敬。在万宝山还债的路途中，我们依稀看到了父亲的身影，还是那样的节俭，那样的处处小心，而当万宝山在那片叫绿水庄园的别墅区前犹豫不决甚至打退堂鼓的时候，父亲的身影再一次在他面前显现，并促使他去认真地完成这个临终的嘱托，尽管这笔债看起来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铁凝通过一笔“五元钱的债务”再现了老一辈人崇高的道德风尚，而通过观照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也再现了一段艰难的历史时光。

(崔庆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