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京派”与“海派”话语的生成机制
王爱松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 210023）
内容摘要：鲁迅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言说，随着时间与语境的变化，前后略有调整，但观点始终保持着内在的连续性。他在做出“‘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的论断时，虽然也以具体的人事为基础，但总体上着眼于一种宏观文化现象的比较，上升到了一种带有超越性的文化批判。他在说“京派大师”与“海派小丑”、“老京派”和“小海派”时，却明显实有所指。鲁迅有关“京派”、“海派”的言说，既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紧密结合在一起，也与鲁迅对北平、上海两个城市的体验、记忆甚至想象有紧密关联。
关键词： 京派；海派；鲁迅；沈从文
一、京派“近官”与海派“近商”
在1930年代的京海派论争中，鲁迅发表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已成为讨论“京派”、“海派”问题的经典文献。然而，鲁迅对“京派”、“海派”的批评早在30年代之前就开始了。1919年，鲁迅就发表了《有无相通》，对北方的武侠小说与南方的言情黑幕文章提出了批评。1921年，他发表文章提到自己几年来养成的一种阅读习惯——看文章先看署名，有几种署名的文章不看，其中包括“自称‘铁血’、‘侠魂’、‘古狂’、‘怪侠’、‘亚雄’之类的不看”，“自称‘鲽栖’、‘鸳精’、‘芳侬’、‘花怜’、‘秋瘦’、‘春愁’之类的又不看”。其理由大概如后来在《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中所说的，一个人的姓氏籍贯，是从父辈那里传下的，不能自由选择，故不能定本人之功罪，但“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故不妨由此开一点小玩笑”。《名字》其实就是和北方的武侠小说作者、南方的言情小说作家开一点小玩笑。从文中所引述的《萤雪丛说》中的“江南人习尚机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见自高之心；江北人大体任真，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见自贬之意”来看，鲁迅显然是将中国人取名字中的妄自尊大和妄自贬损看作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并且注意到了其中所折射出的南北文化的差异。
鲁迅对“京派”、“海派”的批评，在到上海后逐渐多了起来。这是因为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鲁迅一方面遇到了来自于左、右翼甚至谈不上什么翼的各方面的攻击，一方面也见识了更多的文坛乱象，特别是上海文坛的乱象。鲁迅后来说：“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这种四面受敌的经验，给鲁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在京海派论争过程中，差不多对“京派”、“海派”各打五十大板，未尝不与这种经验与记忆有关。
鲁迅是反对将文学作为敲门砖的，无论这敲门砖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做官，还是为了别的什么。所以他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强调说：“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段话虽然是面对左翼作家而主张“韧”的战斗时讲的，却有助于后人理解鲁迅在京海派论争中的立场：他既反对官的帮闲，也反对商的帮忙。
对于商的帮忙，鲁迅早有领略。在1928年8月所写的《革命咖啡店》一文中，他写道：“上海滩上，一举两得的买卖本来多。大如弄几本杂志，便算革命；小如买多少钱书籍，即赠送真丝光袜或请吃冰淇淋——虽然我至今还猜不透那些惠顾的人们，究竟是意在看书呢，还是要穿丝光袜。至于咖啡店，先前只听说不过可以兼看舞女，使女，‘以饱眼福’罢了。谁料这回竟是‘名人’，给人‘教益’，还演‘高谈’‘沉思’种种好玩的把戏，那简直是现实的乐园了。”鲁迅在这里明显表现出了对钱也要、名也要，革命也要、财色也要的“一举两得的买卖”的反感。
在1930年2月发表的《书籍和财色》中，他同样讽刺了那种打着读书和文学的幌子推销书籍、大敛钱财的做法，特别是嘲笑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性学博士张竞生：“但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这里的所谓“第三种水”，是指张竞生在《性史》中论及的女性在性生活中达到极度兴奋时才能出现的一种分泌物。这部发售了预约而一再拖延出版的书，是当年上海滩极有名的滑稽笑话。张竞生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也谈道：“在女店员方面，只知这是一本书名，出与未出，照实答复。但顾客们别有一种用意，或许得些便宜，故意索油，可是我们的女店员，都是守身如玉，不轻易与人出卖‘第三种水’的。”而鲁迅关心的当然不是“美的书店”女店员的品行道德问题，而是上海文化场域中书籍与财色的复杂关联。
而在1933年11月11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商定”文豪》中，鲁迅总结了上海各式各样的“商定”文豪的方法。这类“商定”文豪的方法，是造成了文豪的批量生产，但最终的结果是带来了作品的贬值和文学的淡出：“不过有一种例外：虽然铺子出盘，作品贱卖，却并不是文豪们走了末路，那是他们已经‘爬了上去’，进大学，进衙门，不要这踏脚凳了。”这种将文学当作踏脚凳和敲门砖的做法，理所当然引起鲁迅的反感。这篇写于沈从文掀起京海派论争后不久的文章，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虽然它主要针对上海的出版界而言，但说到“‘爬了上去’，进大学，进衙门”时，显然又不只是针对上海文坛。
1934年1月30日，鲁迅在同一天内写下了后来被人们视为京海派论争的两篇重要文献：《“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前文除指明“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之外，还做出了京海派论争中的一个重要论断：“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在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是从“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来立论的。同京海派论争中此前已经发表的苏汶、曹聚仁、徐懋庸、阿英等的相关文章相比，鲁迅的立论有了更深的历史眼光和更大的理论气魄，不单单计较于当下的“京派”、“海派”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做出“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等等判断时，还将“京派”看不起“海派”，与中国由来已久的“官之鄙商”的旧习联系了起来。而且，在以下的篇幅中，鲁迅还追溯了北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光荣历史，并对当下“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提出了期望：“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这话说得相当诚恳，但结合当时京海派论争的历史语境和本文的上下文来看，鲁迅无疑反将了“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一军。谈到历史上的光荣，鲁迅用的是“北京”；谈到当下的所有，鲁迅用的是“北平”。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迁都南京后地名的变更使然，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在过去的“有”和当前的“无”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以种种迹象看来，我甚至怀疑，要不是“海派”自己过于不争气，鲁迅这篇对“海派”与京派各打五十大板的文章，甚至有可能不是五五开，而是要四六开或三七开，对“京派”打六十大板或七十大板了。
在同一天所写的《北人与南人》中，鲁迅似乎意犹未尽，从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议论联系到了历史上的北人鄙视南人的传统，并且指出：“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通过引用顾炎武《南北学者之病》中的说法，鲁迅又一次将南北方的有闲阶级各打了五十大板。在文章的结尾，他再一次提出了应当引起北方文人注意的问题：“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这种担忧其实也就是当时许多人所担心的海派风格的扩散问题。结合当时北平已有的周作人式的“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章及几十年以后王朔式的以“贫嘴”、调侃为特征的小说来看，鲁迅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鲁迅对“京派”、“海派”的论述中，“‘海派’则是商的帮忙”似较容易得到人们理解，并可落实到具体的人事上（如鲁迅所批评过的张资平、邵洵美等人身上）。而“‘京派’是官的帮闲”则不那么容易理解，虽然也可以具体地举出胡适及新月派一班文人“帮闲”的具体例证，但大多数“京派”作家却似乎与“官的帮闲”对不上号，发动论争的沈从文身上，便基本找不出“官的帮闲”的痕迹。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我以为，鲁迅在说“‘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时，是着眼于一种宏观的文化现象的比较，这种比较虽然也以具体的人事为基础，但却超出了具体的人事的纠葛，上升到了一种带有一定超越性的文化批判。早在京海派论争爆发之前，鲁迅就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到了帮忙与帮闲、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在1932年11月22日北京大学第二院的演讲中，鲁迅就谈道：“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鲁迅还谈道，中国历朝历代，但凡开国时代，主人忙时文人便帮忙；而到第二代以后特别是末世，主人不忙了，臣子就谈谈女人和酒，此为帮闲，“所以帮闲文学实在就是帮忙文学”。“今日文学最巧妙的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说进攻的，但是现在却连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故也变成帮忙柏勒思（plus）帮闲。”鲁迅并且举了现代评论派作为例子。
在1933年8月28日所写的《帮闲法发隐》中，鲁迅从戏场中的小丑联想到了帮闲们的伎俩：“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这种将帮闲文学者与戏场中小丑结合起来思考的理路，使我觉得这里还应当将鲁迅写于同年6月15日的《二丑艺术》放到一起来思考。鲁迅在该文中谈到了浙东一处戏班中的“二丑”：“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鲁迅并且说：“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这种小骂大帮忙的“二丑艺术”，倒也有点像鼓吹“好人政府主义”的胡适的帮闲法，或接近于鲁迅所讽刺过的“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帮忙术。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鲁迅才建立起了他的“‘京派’是官的帮闲”的判断。
然而，到了次年4月，鲁迅在《“京派”和“海派”》一文中对自己的京、海派观做了细微的调整，认为自己原先的观点并不圆满。“目前的事实，是证明着京派已经自己贬损，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里抬高，不但现身说法，演述了派别并不专与地域相关，而且实践了‘因为爱他，所以恨他’的妙语。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鲁迅同时举出了“京海杂烩”的具体例证，并且断言由事实所证明，“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
鲁迅之所以有这种观点上的调整，原因之一当然是由于有京海合流的具体例证，但同时也因为他更清晰地注意到了有各种形式的帮闲和帮忙。他甚至从古代的隐士和清客身上，也看到了帮忙和帮闲的影子，而且在《门外文谈》中曾将主张凡事都“迎合大众”的倾向称为“大众的新帮闲”。鲁迅并且在1935年1月25日所写的《隐士》一文里，称隐士“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并不‘飞去飞来’，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或是他的帮闲们的开锣喝道……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这事实上点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帮闲”也不单是依附于皇帝或官员。帮闲甚至还算不得是一个恶毒的贬词：“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从不点名地讽刺“胡适之之流”办期刊、吃“庚款”，到同样不点名地讥刺林语堂等人“乱点古书，重抄笑话”，鲁迅实质上是将“帮忙”和“帮闲”两种现象看成是一种超越古今、跨越京海的普遍文化现象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从最初的主张京派“近官”、海派“近商”到后来的强调“京海杂烩”，是必然的。
二、“京派大师”与“海派小丑”
虽然鲁迅在做出京派“近官”、海派“近商”的判断时是针对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而言，但他在说“京派大师”与“海派小丑”、“老京派”和“小海派”时，却明显实有所指。这里需做一点具体分析。
在《“京派”和“海派”》一文的开头，鲁迅开门见山地写道：“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但不多久，就完了。”很显然，这里“京派大师”指的是沈从文，因为“京派”文人中，除了沈从文之外，没有其他人发表文章奚落“海派”文人。
鲁迅称沈从文为“京派大师”，显然用的是讽刺口吻。鲁迅一生中谈到沈从文的文字并不多，对沈从文的认识根据具体的事件和语境前后也有变化。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化名人，在1924—1926年、1928—1930年曾先后同处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有诸多机会碰头见面。然而按照沈从文回答凌宇提问的说法：“不好再见面。丁玲写信给他，却以为是我的化名，何况不是我写的，即便真是我的化名，也不过是请他代为找份工作，哪值得到处写信骂人。”沈从文这里所说的丁玲写信事件，是指鲁迅怀疑1925年4月30日收到的丁玲信件系沈从文化名来信。在同年7月20日写给钱玄同的信中，鲁迅写道：“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入一类也耳矣。”在这件事上，鲁迅是误解了沈从文的。好在沈从文并没有受此次事件太多影响，后来以骄人的创作实绩证明了自己并非“胡乱闹闹”之辈，鲁迅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也将沈从文列为1917年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比较而言，沈从文留下的有关鲁迅的文字相对较多。在1920年代末所写的自传体小说《不死日记》、《一个天才的通信》中，沈从文都涉及了鲁迅。这两部小说写的都是20年代末沈从文在上海撰文卖稿、艰难求生的生活，在一种朝不保夕、忍饥挨饿的困境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对上海滩出版人的见利忘义、压榨盘剥表现出了极大的仇视和愤恨，对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动摇和怀疑。在一种漂泊不定、前途无着的状况下，“我”在涉及鲁迅的地方很难做到客观公允。特别是在《一个天才的通信》中，“我又梦到鲁迅做寿，有许多人都不远千里而来，穿一色拜寿衣裳，膝上都绑有护膝”这样的段落，更是以一种不恰当的虚构的形式，重复了那一段时间某些青年作家有关鲁迅热衷个人崇拜的流言。这一虚构梦境的出现，起码表明那段时间沈从文对鲁迅的态度是不友好的。
这种不友好，或者说对鲁迅的误读和误解，同样表现在收入1934年《沫沫集》中的《鲁迅的战斗》一文中。沈从文在该文中是这样评价鲁迅的：“对统治者的不妥协态度，对绅士的泼辣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冷而无情的讥嘲态度，处处莫不显示这个人的大胆无畏精神。虽然这大无畏精神，若能详细加以解剖，那发动正似乎也仍然只是中国人的‘任性’；而属于‘名士’一流的任性，病的颓废的任性，可尊敬处并不比可嘲弄处为多。并且从另一方面去检察，也足以证明那软弱不结实；因为那战斗是辱骂，是毫无危险的袭击，是很方便的法术。”沈从文这时还无法像后来在《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学鲁迅》中那样更理性、更科学地看待鲁迅的价值和意义。在《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中，沈从文虽然认为鲁迅的大部分作品只不过是“骂世文章”，但他也承认鲁迅的《野草》证明了其另一方面的长处，“即纯抒情作风的长处，也正浸透了一种素朴的田园风味”。这或许要归功于沈从文本身是一个以田园诗风抒情味见长的作家，在艺术气质上能天然地更亲近和赏识体现出纯抒情作风的创作。他后来甚至承认“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的勇气和信心”。从反感鲁迅的杂文与讽刺到更全面地认识到鲁迅的意义和价值，标志着沈从文对鲁迅之认识的调整与深入。然而，直到晚年，在个别问题上，沈从文对鲁迅也仍然持不同意见或保留态度。如在“京派”与“海派”问题上就是如此：“此文并未涉及他，他却在某些人挑拨下，大大骂我一回。其实我明明说到的，是他也反复批评到，一些‘反复无常，买空卖空的文化市侩’。他根本不明白事实上并无什么‘京派’。以我本人为例，除了在《新月》、《现代》投稿，和谈政治的罗隆基即不甚相熟。一面是对政治少理解。另一方面是无资格，无足利用。”此处的“他”显然指鲁迅。沈从文既不承认存在所谓“京派”，也不认同鲁迅“京派”“近官”的判断。这一方面与刚刚经历了“文革”、对这派那派还心存余悸有关，另一方面，从自己这一方面考虑，也确实是实情——沈从文自己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激情，他在多个场合申明过，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与胡适相熟，“私谊好，不谈政治。当时新月谈政治的是罗隆基、王造时等人，另是一起。”然而，沈从文自己不谈政治或与胡适不谈政治并不等于胡适不谈政治。如果撇开“京派大师”特有的语境因素和讽刺意味，将胡适当作“京派大师”来谈论，京派“近官”的判断也有几分道理。这又是另一问题。
在京海派论争的前后，鲁迅不仅对“京派大师”沈从文、“老京派”周作人等进行了嘲讽和批判，而且对各种各样的“海派小丑”进行了揭露和讽刺（这里用的是“海派小丑”的本义，而不是《“京派”和“海派”》一文开头“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中“海派小丑”的含义）。对真正的“海派小丑”的揭露与批判，鲁迅从来都是不惜笔墨、不留情面的。从《流氓的变迁》、《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文对上海滩文人从“才子＋呆子”到“才子＋流氓”的变迁的梳理勾勒，到与张资平、叶灵凤、张若谷、邵洵美、章克标、曾今可等形形色色的“海派”文人展开刀光剑影、明枪暗箭的交锋斗争，鲁迅投入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和爱憎。鲁迅批评“海派”时所举的每一种现象之后，都有具体的人事可以印证。这样的一些批评，也正像沈从文所说的，与沈对“海派”文人劣迹的批评多有相同之处。
鲁迅的“京派观”、“海派观”相当复杂，它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紧密结合在一起，也与鲁迅对北平、上海两个城市的体验、记忆甚至想象有紧密的关联。从1912年到北京任职至1926年8月底离开北京南下厦门，鲁迅在北京前后生活过14年。定居上海后，鲁迅仅在1929年夏和1932年冬两次因探亲的机会短暂重访北平。鲁迅一生中，对北京的印象有好也有坏。好的印象，大都和自然风物、文化遗存联系在一起；坏的印象，大都和社会制度、人事纠纷等联系在一起。在1926年1月所写的《有趣的消息》里，鲁迅对北京做了一种相当典型的有褒有贬的接近于持平的评价。这种近于持平的看法也反映在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至于北京，刺戟也未必多于杭州，据我所见，则昔之称为战士者，今已蓄意险仄，或则气息奄奄，甚至举止言语，皆非常庸鄙可笑，与为伍则难堪，与战斗则不得，归根结蒂，令人如陷泥坑中。但北方风景，是伟大的，倘不至于日见其荒凉，实较适于居住。”这种较适宜于居住，再加上重访旧地时所体会到的“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老朋友间的态度，甚至使鲁迅在1932年11月间北上时动过移居北京的念头。这种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之间犹豫踌躇的心理，鲁迅到1934年底也还有：“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但这也只是一个梦想，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所以暂时大约也不能移动。”自己不能实现移居北京的梦想，已是遗憾；朋友要离开北平，也大为可惜：“先生如离开北平，亦大可惜，因北平究为文化旧都，继古开今之事，亦大有可为者在也。”对于1926年自己离开北京南下，鲁迅曾做过公开解释：“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虽然现在看来，当年鲁迅的南下还有更直接更复杂的动因，如与许广平的恋情，与周作人的失和，但鲁迅对南下原因的解释，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他的北京记忆的一部分是与官方的迫害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记忆大概也正是造成他得出“京派”“近官”的一个重要基础。
比较而言，鲁迅对上海的印象似乎更坏，一生几乎没说过上海什么中听的话。早在还未定居上海之前，鲁迅就曾写道：“先生想以文学立足，不知何故，其实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上海或北京的收稿，不甚讲内容，他们没有批评眼，只讲名声。其甚者且骗取别人的文章作自己的生活费，如《礼拜六》便是，这些主持者都是一班上海之所谓‘滑头’，不必寄稿给他们的。”其时鲁迅对上海的风物人情、文坛状况应当还没有太多的亲身体验，但他已将上海的“礼拜六”类视为文学创作健康发展的大碍。在1926年8月离京南下的途中，鲁迅在从南京开往上海的夜车中，亲身感受到了一种不同于中国北方的文化氛围：“在这车上，才遇见满口英语的学生，才听到‘无线电’‘海底电’这类话。也在这车上，才看见弱不胜衣的少爷，绸衫尖头鞋，口嗑南瓜子，手里是一张《消闲录》之类的小报，而且永远看不完。这一类人似乎江浙特别多……”这种华洋杂处、古今混杂的文化征象，甚至使出身于江南的鲁迅也感到惊奇和陌生吧。从北到南的火车，仿佛让他穿过了时间的隧道，从“帝都”进入到了“租界”的心脏。而一旦当鲁迅经由厦门、广州而最终定居上海，他很快就会有更多的发现和惊奇：“我到上海后，所惊异的事情之一是新闻记事的章回小说化。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只要是失势或遭殃的，便总要受奚落——赏玩的奚落。”然而，“海式的有趣”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在“百鬼夜行”的上海滩，鲁迅还会有更多的惊异和发现。
在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见识了各式各样的“才子＋流氓”的手段。加入“左联”以后，鲁迅又与各种派别的文人展开过交锋和笔战。这使鲁迅觉得上海就像一个大染缸，自己的生命迫不得已地被酱在里面。鲁迅曾对不同的人抱怨过、诉说过。“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乃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而上海文坛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贩此为活者，实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上海的小市民真是十之九昏聩糊涂，他们好像以为俄国要吃他似的。文人多是狗，一批一批的匿了名向普罗文学进攻。像十月革命以前的Korolenko那样的人物，这里是半个也没有。”“上海所谓‘文人’之堕落无赖，他处似乎未见其比，善造谣言者，此地亦称为‘文人’；而且自署为‘文探’，不觉可耻，真奇。”“海上‘文摊’之状极奇，我生五十余年矣，如此怪像，实是第一次看见，倘使自己不是中国人，倒也有趣，这真是所谓Grotesque，眼福不浅也，但现在则颇不舒服，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说是苦痛，并不然，然【不】说是没有什么，又并不然也。”
鲁迅对上海文坛的这种不舒服感，后来越来越强烈，甚至发展到耻于与这班文人为伍的地步：“徐何创作问题之争，其中似尚有曲折，不如表面上之简单，而上海文坛之不干净，却已于此可见。近二年来，一切无耻无良之事，几乎无所不有，‘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此后则‘作家’之名，亦将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受。近颇自憾未习他业，不能改图，否则虽驱车贩米，亦较作家干净，因驱车贩米，不过车夫与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数恶行也。”“徐何创作问题之争”，是指林希隽化名清道夫在1934年2月出版的《文化列车》第九期上发表了《“海派”后起之秀何家槐小说别人做的》，声称“我们为肃清文坛上的‘海派’的可耻之徒，为肃清文坛上的‘商人与贼’”，揭发左翼青年作家何家槐的小说与散文都是或多数是徐转蓬、陈福熙所做。当时正值京海派论争尚未尘埃落定之时，此种剽窃问题极为敏感，一方面似乎为海派的劣行提供了现成的例证，另一方面也成为国民党右翼攻击左翼文学阵营的一个借口。甚至杨邨人、曾今可这样的典型的海派文人也分别发表了《关于何家槐》、《谈“海派”》参与了论争，一时烽烟四起，乱象纷呈。鲁迅没有对何家槐的剽窃问题的真伪做出具体分析，但他从此事件中看到了各路文人的各色形态和表演。耻于与某些作家和文人为伍，正是他后来在《逃名》中所表达的意思：还有一丝自爱自尊的人，为爱惜自己的羽毛计，已羞于被别人称为作家和文人。
或许正是因为将上海视为一个流氓横行、险象环生的地方，鲁迅才告诫到上海求生存和发展的萧军和萧红格外地小心：“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推心置腹。”鲁迅并且现身说法，以告诫两萧：“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说来，而上海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亲热。”“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总得搔一下了”的感觉，大致也相当于给郑振铎信中所说的穿未晒干之小衫的不舒服感。鲁迅并且说：“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其实上海本地人倒并不坏的，只是各处坏种，多跑到上海来做恶，所以上海便成为下流之地了。”这种“上海本地人倒并不坏的”观点，可以说给鲁迅《“京派”与“海派”》中所说的“‘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做了注解。
有关鲁迅对上海的恶劣印象，还可以举出相当多的例证，但这种例证更多的罗列，不过是一种数量的增加，已列举的例证充分说明了上海这座城市留给鲁迅的绝不是什么好印象。表面看来，鲁迅对北京的印象似乎优于上海。然而，仔细推敲起来，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轴上，鲁迅无论对平津还是上海，都是悲观的。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无论当下还是未来，似乎都好不到哪里去。差异仅在于鲁迅对当下所处的上海更多一种切肤的不舒服的感觉，而对北京，反因为回忆和想象有时还多了一分好感和几丝明快。但总体上，鲁迅是清醒和理智的，他在写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说：“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鲁迅并且再一次言及自己抛开文学、离开上海而不得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我也时时感到寂寞，常常想改掉文学买卖，不做了，并且离开上海。不过这是暂时的愤慨，结果大约还是这样的干下去，到真的干不来了的时候。”从1921年在给宫竹心的信中写下“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到1936年在《死》中写下“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其中包含了鲁迅怎样的切肤之痛和无可奈何的心路历程，或许只有结合鲁迅与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纠结、关联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文人之苦，首先还不在于个人的有无才能，即使是鲁迅这样有十分定力的作家，也还得时时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挑战，在“逃名”而不得的寂寞与愤慨中消耗自己的生命。这真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悲哀。
鲁迅的京、海派观，由最初的“京派”“近官”、“海派”“近商”最后落实到了“京海杂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鲁迅不承认中国地域文化的差异。在1935年3月13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鲁迅曾写道：“其实，中国的人们，不但南北，每省也有些不同的；你大约还看不出江苏和浙江人的不同来，但江浙人自己能看出，我还能看出浙西人和浙东人的不同。普通大抵以和自己不同的人为古怪，这成见，必须跑过许多路，见过许多人，才能够消除。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但习惯成自然，南边人总以像自己家乡那样的曲曲折折为合乎道理。你还没有见过所谓大家子弟，那真是要讨厌死人的。”鲁迅的这番话，道出了地域文化存在形态的层级关系：着眼于微观的比较，多见其异；着眼于宏观的观察，多见其同。张爱玲有一篇文章题名为《到底是上海人》，她给上海人所下的定义是“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如是说来，如果着眼于“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则是“到底是上海人”；而着眼于“传统的中国人”，则张爱玲文章的题目，则要改为“到底是中国人”才较为恰当。“京派”与“海派”的分与合，大致也可以从类似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吧。
- 作者简介：王爱松，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项目编号：11＆ZD112）的阶段性成果。
- 《名字》，《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以下《鲁迅全集》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答〈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451页。
- 《〈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4页。
-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237页。
- 《革命咖啡店》，《鲁迅全集》第4卷，第116页。
- 《书籍和财色》，《鲁迅全集》第4卷，第162页。
- 《张竞生文集》下卷，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 《“商定”文豪》，《鲁迅全集》第5卷，第337—378页。
- 《“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第432页。
- 《“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第432—433页。
- 《北人与南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435—436页。
-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鲁迅全集》第7卷，第382—383页。
- 《帮闲法发隐》，《鲁迅全集》第5卷，第272页。
- 《二丑艺术》，《鲁迅全集》第5卷，第197页。
-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全集》第4卷，第246页。
- 《“京派”和“海派”》，《鲁迅全集》第6卷，第302—303页。
- 《隐士》，《鲁迅全集》第6卷，第223页。
- 《从帮忙到扯淡》，《鲁迅全集》第6卷，第345页。
- 《“京派”和“海派”》，《鲁迅全集》第6卷，第302页。
- 见凌宇《风雨十载忘年游——沈从文与我的沈从文研究》，孙冰编《沈从文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
- 《250720 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第452页。
- 《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译，《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 《鲁迅的战斗》，《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以下《沈从文全集》均为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 《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267页。
- 《〈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74页。
- 《〈沈从文研究资料汇编〉草目旁注》，《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495页。
- 《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84页。
- 《300327 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第9页。
- 《321120 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2卷，第123页。
- 《341218 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2卷，第606—607页。
- 《350108 致郑振铎》，《鲁迅全集》第13卷，第13页。
- 《自传》，《鲁迅全集》第8卷，第362页。
- 《210826 致宫竹心》，《鲁迅全集》第11卷，第393页。
- 《上海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363页。
- 《〈某报剪注〉按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203页。
- 《310204 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2卷，第37页。
- 《320605 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第89页。
- 《320624 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2卷，第94页。
- 《331027 致郑振铎》，《鲁迅全集》第12卷，第247页。
- 《331202 致郑振铎》，《鲁迅全集》第12卷，第284页。
- 《340412 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第385页。
- 清道夫：《“海派”后起之秀何家槐小说别人做的》，《文化列车》第9期，1934年2月1日。
- 《341112 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12卷，第562页。
- 《341206 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12卷，第585页。
- 《341226 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12卷，第620—621页。
- 《350209 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13卷，第52页。
- 《死》，《鲁迅全集》第6卷，第612页。
- 《350313 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13卷，第79页。
- 《到底是上海人》，《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