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李鸿章，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其先祖本姓许，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后其父李文安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李鸿章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之中，后来成为争强世界的一代骄子。
一、强者且问出处
在安徽省庐州府合肥以东30里地的磨店乡有一个祠堂郢村（又名宗祠村，现群治村），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村庄。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的平淡生活。往村西数百米有一眼斑驳的古井，那是明朝后期一位姓熊的侍郎开掘的，所以叫“熊砖井”。井水一直大旱不干，水质甘甜清澈，是村民们生活用水的源泉。古井附近住着一户人家，家主名叫李心庄，是一个比较清贫但十分勤劳的自耕自给的农民。
明末的一年，李心庄的一个远方姻亲许迎溪因逃避战乱，从江右湖口迁来合肥定居。合肥县位于长江、淮河之间，在巢湖北岸，属于巢芜盆地，土地广沃、溏水停注、旱涝保收，从此许迎溪过上了安定、自在的日子。许、李两家相距不远，既是姻亲又是好友，自然常有往来。李心庄因膝下无子，请求收养好友次子慎所为嗣，迎溪慨然应允，于是许慎所便随李家改为李姓。自此之后，李氏家族定下一个族规：许、李二姓不准通婚，并将两家衍生的子孙视为同族。
从慎所这一代开始，经过几代繁衍，李家人丁渐旺。至清朝乾隆年间，李家的家底较为殷实，已积攒下200多亩土地，慎所的五代孙李椿成为一乡的小地主（因家族人口多，人均占有土地并不算太多）。然而，因李家世代无人做官，缺少政治靠山，有钱没势，在村中也常受那些恶劣官绅的欺压，想入朝做官那就更加困难了。好在李椿善于和众人申辩，又懂些文墨，李家才得以保住家产和那片土地。由此而来，李椿悟出了一个道理：“力田习武”只能养自身，志大则可养千口。要想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只有进身仕途才是最根本的途径。于是，李椿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长子殿华的身上。李殿华，字庆庵，虽谨遵父命，有心功名仕途，累年苦读，但学业似乎没大长进。加之少年多病，在两次乡试落榜后，他觉得自己不是那道儿上的人，于是便放弃考取功名的念头，回到乡村领着子孙一边种地一边教他们读书。他有近五十年都没有再进城一步，每天男耕女织，看着子孙读书倒也其乐融融。但因李氏宗族子孙越来越多，只凭祖上留下来的一些土地和家产，已显得家大业小，不够子孙享用，后来就分家而居。
李殿华平素已养成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品性，在兄弟之间分家一事上，更是做长子之让，因此分得的土地财产并不多，负担很重。他花钱大方阔绰，又因治病花掉不少银两，在外边欠下不少债务，常有人上门来讨债，甚至每到年终的时候，要债的人多得如过江之鲫。李殿华是个很讲体面之人，对债务不躲不避，一时难以偿还，就跟别人说尽好话，求债主们多宽限几日，幸亏债主们大都通情达理，好言好语也就应付过去了。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过几天要债的人重来登门，李殿华脸上挂不住，无奈只能东奔西走，去一些家境还不错的亲戚好友那里讨借，想着他们不会定归还的期限，待日后慢慢偿还。但渐渐地亲友们也开始感到烦了，有的干脆就不再往来，见了李殿华都怕躲藏不及，担心他再向他们借钱。当时幸好有一位叫周菊初的姑舅亲为人厚道，心地善良，愿意帮助李殿华一家，并劝告他要勤俭，再困难也要供儿孙上学读书。
知书达礼的李殿华自然深明其理，因为他自己有年轻时科举失败的教训，他不得不把希望再寄托到下一代身上，重视对几个儿子的培养，严格督促他们读书，希望他们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也许老天爷不会辜负李家数代人的努力，给他一个满意的结果吧。
李殿华一共生有4子，依次为文煜、文瑜、文球、文安。长子博学能文，因家境贫穷上不起学堂，只能趴在窗户外边听课，但他勤苦不辍，6年之后他开始收徒弟，教他们学知识，为后来的李氏宗族的崛起起到长子的带头作用。他喜好吟诗作赋，后来写有《晴岚文集》20余卷。次子和三子也都是极有才华的人，最小的儿子李文安，本名文歼，字式和，号玉泉，别号愚荃，生于嘉庆七年，在四兄弟中属资性中下者，虽然他启蒙之后便跟着几位兄长一起读书，但却始终跟不上他们的学习进度，13岁才勉强可以读四书及毛诗，还不能背诵。殿华忧心如焚，再加上自己身体不是很好，便让文安回来学习料理家务，同时跟着长兄文煜读书。文煜教授自己的小兄弟，自然严格认真，每年从正月初三开学，直至年终除夕始辍。文安也自知资性不高，只有勤奋学习才能有所长进，因而摆脱家务，激励自己，专心攻读。除了跟着其兄外，还先后跟随几位老师学习，其中包括童培山、汪子庄以及名噪一时的庐阳书院山长杨静闲先生。
道光二年，20岁的李文安开馆授徒（做私塾先生）。几年前，他已经成家，并得了一个儿子，依世俗看来，也算是成家立业了。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人们还沉醉在新春佳节喜洋洋的气氛之中。按照习俗过了阴历年初一，初五便是新春里最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是“财神爷”的生日，在人们的意识里家中的财运似乎都是由“财神爷”决定的，所以不敢疏忽，忙着置办丰盛的酒席，欢庆“财神爷”的生日，迎接“财神爷”驾临。李文安家里更是欢声笑语，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之中，因为又有一个小小的生命呱呱坠地了。这位随着“财神爷”一同降临人间的婴儿便是李文安的第二个儿子李鸿章。
鸿章的出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李文安始终觉得这个儿子既然与“财神爷”同一天降临，一定是老天预示着什么，因此对鸿章尤其看重，寄予厚望。
在往后的日子里，李文安并没有就此而放松对自己求取功名的要求，工作之余他仍不忘刻苦读书。
尽管文安已为人父，但李殿华依旧时常督促他不懈努力，希望儿孙们有朝一日能学而优则仕，考取功名。每每幺儿文安参加考试，殿华必要亲自将其送入考场。
道光五年，文安初次参加江南乡试。殿华盼子成龙心切，又亲自将爱子送到南京，考试之后并陪着儿子一起参观名胜古迹。文安此次南京之游，虽然开阔了眼界，但因考试落榜而羞愧万分，心情不佳。“年来落魄多贪酒，老去猖狂半在诗”便是文安的自嘲。此后，文安曾多次赴南京应试，结果都名落孙山，这对于一个热衷于功名的士子来说，在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文安自此常常借酒消愁，痛苦万分，深感有愧于诲人不倦的恩师，更有愧于用心良苦的老父。
然而，苦闷归苦闷，身为人师，又怎能因一时失意就心灰意冷、不思进取呢？何况自己肩负着祖辈几代的殷切期望。因此，他从未放弃对科举的追求，一边授徒一边苦读，教学相长，学识不断长进。
功夫不负有心人。道光十四年，“双鬓已皤，一巾方旧”的李文安，经过锲而不舍的奋斗进取终于考中举人，4年后又成了戊戌科进士（与晚清重臣曾国藩同年，这层微妙的关系为后来几个大人物的风云际会埋下了伏笔），接着又朝考入选，分发刑部任职。后来，他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自古以来权钱相依，李氏家族一向以“力田习武”为业，由于文安一人入朝，而使李家声名鹊起，渐成为庐郡望族。
由于李文安为人老实厚道，穷富不欺，所以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对他评价很高，说他认真负责，刚正不阿，恰恰因此他却得不到上司赏识和提拔。不过，他众多儿女个个出色，一时间风光无限。
李文安中进士前，和他的父亲一样，一直在家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田园生活，既是塾师又是耕农。李文安和妻子李氏一共育有8个子女：6个儿子，2个女儿。
长子瀚章本名章锐，号筱荃，生于道光二年。他本性敦笃，幼弥精勤，只因父亲在京任职，他作为长子挑起家庭重担，侍奉祖父，照顾弟妹，走亲访友与联络族人这类的事情，他都做得十分认真而得体，家庭与邻里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可惜他虽有才华，怎奈科场不顺，乡试屡屡受挫。直到道光二十九年才在其父的鼓励下获取拔贡，朝考一等，以知县分发湖南。
因李文安与曾国藩戊戌科同年（进士），人高马大、气宇轩昂的李瀚章便经父亲介绍追随曾国藩办理湘军的后勤，鞍前马后，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后来官至湖广总督、两广总督。
老三鹤章，本名章锬，号季荃，“生而英毅，自幼读书，颖迈不群”，博通经史，有意在科举仕途上与两位兄长一比高低。然而，他志大才疏，屡应乡试不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抱着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放弃学业，研究“经世致用之学”——经商。后来在二哥李鸿章刚回家乡办团练时，他拉起一支队伍，任亲兵营的统帅，随后又加入淮军，立过不少战功，获得黄马褂并任三品头衔的甘肃甘凉道台之职。但他并未到任，而是托人把他留在两江总督衙门做小官。不久，他又重操旧业，以生意发家。
老四蕴章，本名章钧，号和荃，道光九年生。他小时候因双目患疾，瞎了一只眼睛，被迫放弃通过科举门径登上仕途的打算。但他性格温和、孝顺，“以残废之身”留在家中，照料一切，免除了做官在外的兄弟们的内顾之忧，也深得双亲的欢心。
老五凤章，本名章荃，号稚荃。他资质中人，个性倔强，曾随其父入京读书，屡试不中。后来帮助其父办过团练，总理过霆军营务，还在江南制造总局做过事。离职后，他从事房地产和典当业，放高利贷，兼做粮草和船运生意，成为6个兄弟中的首富。
老六昭庆，本名章钊，号幼荃，少年时特别聪明，文史皆通，有才气，擅作文。他因仕途不顺，便花钱买了个员外郎，后因投靠曾国藩，讲求兵法，驰逐军旅，深得曾国藩赏识，得以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但昭庆毕竟书生气太重，在军中一直没有建功立勋。离开军队后，他心情抑郁，39岁便去世了。
长女（姓名无可考）生于道光八年，是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生平静穆专一，居恒默默，不苟言笑”。她嫁给合肥的富家弟子张绍棠，在她的鼓动下，张绍棠跟着李鸿章办团练，进入淮军，做了不少事情，最后官至提督。同时，她能承欢父母，调和兄弟，“患难提携”，堪为女范。
次女玉娥，喜读《纲鉴》，通群书，善吟咏，著有《养性斋全集》。其丈夫名叫费日启，加入过淮军，后任知县。
在兄弟姐妹中，最显赫的当然是老二李鸿章了。他曾为曾国藩幕僚，后任淮军统帅，因平定江苏、剿灭捻军平步青云，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加授武英殿大学士。此后，历任北洋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主导了中国的洋务运动，也签订了好几个卖国条约……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一手创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往全国各地，成为清廷常备军的主力，而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官僚组成了淮系政治集团。他一生纵横捭阖，位极人臣，被他的政敌梁启超尊为中国近代史的“当时中国第一人”。
然而，李鸿章所处的是中国千年不遇的变动时期，剧本已经写好，只待人物上场，历史剧本要求他的出现无论进退都难免悲剧的下场。
据说，李鸿章在任直隶总督时，曾有一个在当时极负盛名的风水先生来此地勘察。当他步行到离祠堂郢村5里路左右的“少荃湖”一带，向祠堂郢村那边一看，当时就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见不远处一脉长长的山丘，看过去一条完整的龙脉清晰可见，而祠堂郢村，正好在龙头上，一个山坡的左边，像一个张开的龙爪。后来，风水先生逢人便说，李鸿章定会成为国家的重臣，甚至成为皇帝，如若不然，就会背负千古骂名，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也有人说，李家发迹完全是因为他家旁边的那口“熊砖井”，村民们坚信这是一口“很有水平的井”。相传这井有法力，曾经有一位官员为求庇佑，从井栏上敲下石头，回去刻了官印，所以熊砖井有一处豁口特别大。李氏家族的几代人就是喝了这井水才一路发迹荣升，家道中兴。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设的历史往往给人留下丰富的想象和思考空间，省却了人们不便明说的飞语赘言。
【李鸿章睿语】
人生遭遇本有一定，但当尽其在我，以待事会之来。
二、刚强少年天资聪慧
李氏家族在当时非常显赫，他们聚族而居，宅院建于19世纪末，规模宏大，有“李府半条街”之称。李氏家庙位于磨店乡祠堂郢村东，占地约1公顷，系李家祭祀祖先和炫耀门庭的场所，整个建筑群呈现典型徽派建筑特色，雕栏画栋，气势恢宏，正门首上悬挂一块清朝道光皇帝手书的“李氏家庙”匾额。
李氏家庙旁有棵“望春树”，传说是李鸿章从日本带回亲手栽培；院内蜡梅两株，寒冬腊月，梅香四溢，风景雅致。往西望去，可以看见李母（李鸿章母亲）高高的坟茔；面南而望，则是垂柳依依、碧波微漾的“柳荫塘”“棣华书屋”和“沧浪亭”紧靠塘边，构成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别有一番景致。如今的李氏家庙仅遗存一些断壁残碑，但顺着柳荫塘，可以寻觅到李鸿章童年的足迹。
“门临方塘，水光照屋。菊花三径，杨柳数株。”这里便是李鸿章少年时嬉戏、游泳，与兄弟们一起读书、休息的地方。
李鸿章小时候天资聪颖、头脑灵活、才思敏捷。道光八年，6岁的李鸿章开始在父亲开设的家馆中学习。酷夏之时，他常一个人到棣华书屋读诗书。这书屋是一所方塘花树环绕的水阁，的确是读书的一个好地方。当然，那方水塘也几乎成了他每天光顾的地方。
一年正值炎热的三伏天，李鸿章和几个小朋友在池塘边玩耍。正好，私塾先生周菊也来到池塘边，他浑身大汗淋漓，见池塘中的水清澈见底，就脱下衣服去洗澡。周先生把衣服挂在树枝上，口里喃喃地说：“千年古树为衣架。”小鸿章见先生正在捧水洗身子，触景生情，随口答道：“万里长江作浴池。”周老先生看这孩子出口不凡，心里很喜欢，便想教他读书。后来一打听，这孩子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李殿华之孙，便主动上门去，准备收下这个学生。恰好李文安望子成龙心切，也有心聘请这位当地名儒教授瀚章和鸿章念书。周老先生就在李文安面前夸奖他，说鸿章聪颖过人，很有文采，将来必成大器，于是李文安把李瀚章和李鸿章一起叫到自己的书房考试。李文安看到书房的账本，随口说出上联“年用数百金，支付不易”，李鸿章随口对出“花开千万朵，色彩无穷”。李瀚章想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没有对出。李文安又出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李瀚章对“雨洒羊皮一片腥”。李文安大摇其头，连说意境不美，李鸿章却对出“日照龙鳞万点金”。李文安听后，大喜过望，觉得这句子不但工整，而且自有一番气魄，再联想到他是与“财神爷”一起降生的，周老先生的话也许可信，于是决定给他改名，让他随同哥哥瀚章一起接受启蒙教育。
鸿章原本叫章铜，李文安给他改新名字叫“鸿章”，取意在望他“鸿图大展，文章经国”。
鸿章后来果然聪明好学，十分长进，八九岁就念完四书。周老先生十分喜欢他，外出时往往把他带着。他不仅灵透、聪颖、开朗、诙谐，也喜权力、爱面子、重义气、狡猾、精明。他从小就立下大志，在《南亭笔记》里，李伯元记载李鸿章“未达时尝与人言志”，宏愿是“吾愿得玻璃大厅七间，明窗四启，治事其中”。从前玻璃是昂贵的进口奢侈品，大厅面阔7间，也是王侯将相的宅邸规格，一个乡间布衣竟有如此抱负，李伯元评论说：“其胸襟实有过人处。”
两三年间，鸿章不仅学识大有长进，个头也长得飞快，10岁不到，便已成为翩翩一少年，偶尔也显得很顽皮。一天，李文安约同村的王先生一同来考儿子，一进门就见小鸿章正与几个孩子把桌子垒叠起来，上面放着靠背椅，鸿章端坐中央，以将相口吻发号施令，忽见先生和父亲来到，鸿章战栗着不敢下来。王先生说：“不要怕，我出一上联与你，若对成了则不罚你。”便即景出上联曰：“三下下到地。”李鸿章应声答道：“一飞飞上天。”王先生笑着将他扶下来。李文安一听，喜形于色，这孩子每次对对子不仅对仗工整，文采华丽，更胜在气魄上，远远超过了瀚章，男子汉的大气和霸气时刻蕴藏在这个小小少年的胸中。
据说，李家曾养过一缸漂亮的金鱼，全家人都很喜欢。某日，李文安与家人闲聊时谈到，今年金鱼产子多，家中孩子和馆中学生进学考取秀才的也应该多，并掰着指头数，某人可以进学，大儿子瀚章也可以进学。孰料第二天一缸金鱼全部死光，查下来，竟是老二鸿章干的。文安问他：“为什么要弄死一缸鱼？”鸿章答：“这么多人可以进学，唯独我不能进，此鱼不可留。”文安摇头叹道：“你才11岁，怎么进学呢？”正是这事，反映出了少年鸿章的孤傲性格和毒辣手段，用合肥话说，他从小就是个“狠人”，带有很浓的痞气。也许古往今来，成就事业的人物大抵都有这种霸气吧。
但此时，李文安并没有责备他，相反，从此更加喜欢李鸿章了，有心重点培养他，好让他将来能一展抱负。
那时的鸿章，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应付科举考试上，但他的义理、经济之学也进步很快，制艺技巧也不错。至于只局限于应制时文对对联和试帖诗等，则谈不上有什么造诣，只是凭灵性罢了。
李鸿章的父亲和他后来的三位老师都崇尚宋学，但从李鸿章早年遗留下来的著作中，人们看不出李鸿章对宋学或者汉学、“经世之学”有什么兴致。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早期主要作品是诗和赋，内容多反映友情和亲情，词句优美华丽，有一种“雄健的风格”，是“一种不受任何迂腐思想干扰、技巧臻于完美的得心应手的大手笔”。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受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术思想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后，作为封建政治、经济反映的文化，主要是汉学、宋学、桐城派古文和与之相对立的今文经学。
所谓宋学，又称理学、道学、新儒学，是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前导，由韩愈、李翱开启的将儒学思想由外向转而向内，援佛道以证儒理，通过两宋理学家多方共同努力而创建的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由于这个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所以被称为理学。由于这批思想家自认为他们是承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并将“明道”作为其学术的终极目的，因此被称为道学。由于从学术思想上讲，这个思想体系虽以儒家礼法、伦理为核心，却因其融合佛道思想精粹而区别于原始儒学，给人焕然一新之感，所以被称为新儒学。
到清代时，考据学大兴，清儒们推尊汉儒，对宋代理学家空疏解经的弊病肆意攻击，遂称之为“宋学”，以示与“汉学”相区别。他的一个老师属桐城派，这是清代的一个散文流派。创始人是方苞，继承发展者很多，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因此得名“桐城派”。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从“义法”说出发，主张古文应当崇尚“雅洁”，反对俚俗和繁芜，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长者为贵”，还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桐城派的文章一般不用骈句，不罗列材料，语言通畅清顺，很有特色。
李鸿章的另一位老师徐明经，虽然生平事迹不详，但崇尚宋学却无疑义。这点我们从李鸿章给李鹤章的致函中可以看出，鸿章致函鹤章说：“兄少时从徐明经游，常告读经之法。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弟亦不妨照此行之，经学之道，不患不精焉。”
“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这是宋学家的主张，李鸿章得之于徐明经，又传之于李鹤章，这表明他对此说深信不疑，并且是身体力行的。
什么样的老师教出什么样的学生，由此人们后来看到的李鸿章《参翁同书片》，600字奏折迫使朝廷杀掉皇帝老师翁同书便不足为奇了。曾国藩曾经赞赏李鸿章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其父后来致函仿仙说：第近来学者之弊，舍本逐末，有才无行，举动尽皆浮妄，文章不求根柢，纵能文获微名，终非令器所成，亦几何矣，足下少有至性，早濡节母之教，沈深经术，发为文章有序有物，砺节砥行，不苟取与，不与外事，早为乡里推重，经师人师，津梁后学，表正里闾，使同里诸子知所宗仰，不至流为外间坏习，幸甚，幸甚。
这封信中所说的，既是其父的学术见解，又是对仿仙学术观点的首肯。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文安批评的“舍本逐末，有才无行”的学者，不是别人，正是汉学家。其次，文安赞赏仿仙的，并非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恰恰是他崇尚宋学和桐城派古文：“沈深经术，发为文章有序有物”。
道光十四年，当父亲到费氏墨庄就馆时，12岁的鸿章也陪同前往攻读。
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其父连续3年赴京会试，无暇授徒，鸿章便拜堂伯父仿仙为师，另外还从合肥名士徐子苓学习。
鸿章从小不仅天资过人，志向高远，而且心思也极为缜密，攻读经史，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与此同时，少年的乡野生活也给李鸿章的成长积累了非常好的草根经验，积蓄了李鸿章出人头地的愿望，也使李鸿章在本质上成了一个讲实际而不迂腐的书生。
以他超人的天资，加上良师督导，他在义理、经济之学和制艺技巧方面进步最快，道光二十年考中秀才，岁试时曾被滋园学使拔取第一。道光二十二年，年届二十的鸿章，长得身躯颀长，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他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百感交集，诗兴泉涌，于是撰有《二十自述》七言律诗之佳作：
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从这首自述诗中，我们已经可以一窥他冀望少年得志、扶摇直上的自我期许。
从此李鸿章展开了他的鸿翅，飞向了他所仰慕的高空。
【李鸿章睿语】
启超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我为国家背负了骂名，但我还是不能做一些事情。你的思想我是可以理解的，可我老了，任他们骂吧，我不愿澄清！
三、踏上仕途，拼命做官
“学而优则仕”，古人以读书作为加官晋爵、飞黄腾达的阶梯，李鸿章正是以他非凡的才华和孜孜苦读的精神，使他在《二十自述》中表达的野心和梦想很快变为了现实。
经过数年的寒窗苦读，道光二十三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李文安从北京来函，叫李鸿章去京都，准备来年的顺天府乡试。收到父亲的来信后，李鸿章兴奋异常，他意识到自己以学进仕，报效国家，实现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
李鸿章首次离开故乡祠堂郢村，欣喜欲狂。母亲帮助打点行装，亲朋挚友馈赠饯行，离思深情，悠然不尽。告别庐阳八景之一的淮浦春融，沿途泛舟策马，观赏波光草色，令人心旷神怡。李鸿章兴奋不已，才思如涌，一共写下了10首《入都》诗，这一组诗一直为后人所传诵。
李鸿章这10首诗虽然有一些矫情的成分，但在这样的诗中，明显能看出一个人郁积于胸的抱负，尤其是“八千里外觅封侯”一句足显其大志。这10首诗在总体上有着相当才华，也是一代读书人的心声。此时20岁的李鸿章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封侯拜相的目标、结交名士的愿望更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行装寒碜、气宇轩昂的弱冠书生，怀着报效天下的强烈愿望，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去寻梦，其心境、其经历，都颇能引起那些皓首穷经梦想显达的士子的共鸣。在诗中，他不但表达了科举夺魁的决心，也反映了自己留名史册、平乱封侯的宏图大志。
这也难怪李鸿章的这10首《入都》诗后来被人们广为传诵，曾国藩曾对李鸿章有一句半真半假的评价是“只顾拼命做官”，这也算是从本质上一语中的，李鸿章的确是一个野心勃勃、异常执着于功名的人。
李鸿章自己后来也在家书中回忆说：“余弱冠时，曾填七律20首以咏志，内有几句很是难忘，现抄于后与弟共勉：人生惟有青春好，世事须防白首催。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这首诗是他20岁时所作，激励自己趁年轻力壮，奋发自强，既要学习请缨从戎的将军终子，也要学习名满天下的文臣贾谊。终子即西汉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终军，他18岁的时候就被选为博士弟子，受汉武帝的赏识，后来毅然请缨，在制止诸侯割据、抵御外族侵扰等方面都有很大成就。贾谊，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文学家，18岁的时候就名闻郡中，被汉文帝召为博士。年仅20岁的李鸿章就把这两个历史名人当作自己的楷模，不能不说他的志气轩昂。
自清朝以来，书生尤其汉人中，是很少有封侯的，而在晚清不长的时间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却均以一介书生而封侯，并且不止那个食禄无为的万户侯，当时他们的身份还是朝廷重臣，各自的子孙也多能继续有所作为。除开怀有不臣之心的枭雄，中国古代男人最大的理想就是封侯拜相、福妻荫子，他们做到了，当然很不容易。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李鸿章的这10首《入都》诗中，还隐藏着强烈的宿命意味。这一组诗有着浓郁的预见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有一语成谶的意味。有很多今后的宿命，李鸿章似乎都觉察到了，也写到了。其中一些诗句，出人意料地与李鸿章的人生轨迹相吻合，最有名的就是那首：“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这样的诗，哪像是一个20岁青年所写的呢？分明像临终之人的绝笔。正因如此，这组诗更有幽秘色彩，散发着凛凛的极地之光。
李鸿章在棣华书屋完成了人生第一阶段的学习，从此，他一步一步走向遥远的北京。在满天霜华的季节，李鸿章到达地处华北平原的蓟门，再转往京城。到京之初，虽惊叹于京城车水马龙、商铺林立的繁华气派，但对他更有吸引力的，是京城的诸多名士和像他一样来京应举各地的莘莘学子。“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他的信心是坚定的；“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他的目标是明确的。
未久，在京担任刑部郎中的父亲便命李鸿章晋谒曾国藩，于是，曾国藩以父辈自居，名正言顺地成了李鸿章的老师，对他毕生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他在父亲的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等皖籍京官。
当然，李鸿章也没有忘记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经常给母亲写信，习称为禀母函。在家书里，李鸿章详细地向母亲介绍自己在京城的所见所闻，思想情感。以后多年，李鸿章坚持写禀母函。这些信函蕴含真情真意，真实生动，可谓是李鸿章的一部心路成长史。
李鸿章的野心与抱负并未等待太久，道光二十四年中顺天恩科乡试第八十四名举人，同年，奉母命回老家与周氏完婚。
道光二十五年，李鸿章第二次入京参加乙未恩科会试，恰逢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的同考官。虽然李鸿章这次会试落第未果，但其诗文却博得曾国藩的青睐。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说：“令弟少荃，自乙丙（指道光二十五、二十六年）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丁未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郭嵩焘字），帅逸斋（帅远燡字），陈作梅（陈鼐字）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
道光二十七年，李鸿章再次参加会试，被点为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进修）。道光三十年，庶吉士散馆（毕业），因为成绩优秀，李鸿章改授翰林院编修。
未来的一切，验证了曾国藩独到的识人眼光，他“私目为丁未四君子”中，郭嵩焘后来成了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而李鸿章历任北洋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一生纵横捭阖，位极人臣。
有论者感慨说：“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吾未知论者所谓权臣，其界说若何。虽然，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俟者。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古代中国权臣，专擅威福，挟持人主，天下侧目，危及社稷，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也矣。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近代各国权臣，风行雷厉，改革庶政，操纵如意，不避怨嫌，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虽然李鸿章之所处，固有与彼等绝异者，试与读者燃犀列炬，上下古今，而一论之。”
为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有些官员敢于做事，但疏于自保，结果成就有限；更多的官员则是精于自保，而不敢或不愿做事。在新旧交替、社会深刻变化的时代，更需要官员敢于创新“做大事”，但这种矛盾交织、新旧冲突剧烈的时代，“做事者”往往更易受到种种强烈的抨击和指责，更难自保。而李鸿章则是既敢于任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擅长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他才能在云谲波诡的时代成为朝廷不得不深倚的重臣。从新官上任大力整顿地方起到后来大办洋务、权倾一时，李鸿章经常受到各种指责、抨击，有时甚至“弹章蜂起”，但他大都能想方设法、有惊无险地度过一次次政治危机。
不管后人如何评说，总之，李鸿章从此走向了他人生的仕途之路，有风平浪静，也有大浪滔天，潮起潮落，引世人注目。
【李鸿章睿语】
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
四、告别翰院，投笔从戎
翰林院是当时清政府储备人才的基地，掌管朝廷制诰和文史修撰。按照清朝的规定，只有翰林出身的大臣，才能当大学士，死后才有可能得到谥号，所以，能进入翰林院是许多有志于仕途的学子的奋斗目标。当上令人仰望的翰林院编修以后，李鸿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展望未来，前程似锦。咸丰元年，李鸿章任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有机会读到大量的宫廷藏书，丰富了他的学识。他开始潜心于经史研究，并写《通鉴》一书，书中有他不少心得和见识。
他本抱着满腔热情想大干一番，沿着传统的升官之路走下去，并把自己所学赋予实践，怎奈“生于末世运偏消”，一场突发的社会大震荡使他不得不以儒生而充军旅。是年冬，洪秀全带领“拜上帝教”会众及广大乡民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声称要建立有福同享、有田同分的“太平天国”，太平军所掀起的疾风暴雨搅得刚戴上皇冠的咸丰皇帝坐立不安，风声鹤唳。
咸丰元年初，当咸丰皇帝得知湖南驻军溃败，武昌将破，自己的八旗和绿营军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的时候，不得不在慌乱中发出一份急切求救的诏文：江南江北在籍官吏，各尽其能，举办团练武装，对抗“逆匪”。同时，咸丰帝在南方众多的省份中任命了一大批在京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为剿灭太平军出力。工部左侍郎吕贤基被派往老家安徽，他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为由，奏请随营帮办一切。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平时交往密切，知晓李鸿章有才华，可以助一臂之力。于是，年轻的新进之士李鸿章毅然告别翰林院，放下书和笔，加入防剿“逆匪”的行列，随吕贤基回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李鸿章以学儒之道跻身于官场的梦想随之破灭了，他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变。
血气方刚的李鸿章仍带着凌云之志走向“狼烟四起”的前线，但他把先前的抱负调换了。他想，凭借着自己满腹经纶、胸中韬略，也可以力挽狂澜，干出一番大事业。然而当他告别在京的父亲，来到家乡时，所看到的和所感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这让他膨胀起来的心，又迅速沉寂下来。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犹如一驾所向披靡的巨形战车，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他们由广西进入两湖地区，进而沿长江顺流而下，很快进入南京。安徽是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地区之一，外有南京的太平军威逼，内有以捻军为主体的群众的反抗时隐时现，有钱有势的乡绅和大地主唯恐自己的钱财被太平军掠夺，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势力，利用自己在本地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实力，也自行组织乡民结为“团练”。其中以凶悍著称的有：桐城马三俊，庐江吴廷香、吴长庆父子，合肥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周盛传兄弟，还有刘铭传、潘鼎新、解光亮、李鹤章等人。李鸿章曾试图团结自己的“同乡同人”，寄信劝谕他们“先为思患御防之计”。可这些团练头子筑圩练兵，互不统属，各怀心腹。有的借团练之名，作威作福，抢夺民财，甚至草菅人命，焚村掠庄，无异于土匪。各团练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相当激烈，即所谓“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李鸿章感到很难借他们的手达到镇压太平军的目的。
李鸿章的上司吕贤基，字鹤田，安徽旌德人，以翰林院编修改御史，累转工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他是一位“状貌严毅”、力崇程朱理学的封建官僚，深知此次回籍办理团练防剿事宜，艰险异常，性命难保。又得知安徽省城安庆已陷，抚台蒋文庆已然毙命，悲观失望的他“自知不返”“别母痛哭不能起”，经众人劝慰始勉强赴任。随吕贤基一同办理团练的另外几位官僚是：安徽巡抚李嘉端，以兵部侍郎衔办理剿办事宜的周天爵。但钦差大臣吕贤基和这两位统属关系不明，就剿匪方略问题也争论不已。咸丰皇帝原指望靠着几位大臣稳住安徽局势，但随同前来的袁甲山却奏报说，周、吕、李三人皆属庸庸之流，周天爵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八旬老翁，一遇急事，立时呕血，并且专注淮北，忽视淮南；吕贤基虽然有誓死的决心，但是书生谈兵，鲜合事宜，对于周天爵的军事布置常怀不满；李嘉端任事太锐，思虑恐难周详，并且与周天爵气息不通，呼应不灵。特别令人忧虑的是，一省之中，三帅并立，各争雄长，事权不一，官僚作风，互相掣肘，互相扯皮。袁甲山的话确实把当时的情况概括得相当详细，无论是当地团练还是中央官僚办的团练，都使李鸿章感到门户太多，意见太多，空虚太多，而守兵太少。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李鸿章的心在战栗，他空怀一腔热血和报国之志，奈何自己只是一介书生，手中既无权，又无势，既无兵，又无饷，对军事更是一窍不通。他既看不到自己升迁的希望，又找不到解决时艰的入手之处，年轻的心第一次面临无可奈何之境，忧心忡忡。
无着无落的心，漫无边际的困境，都需要李鸿章把高悬的政治热情定位为具体的实际操作，把自己在求升路上的落脚点踩在坚实而具体的土地上，他只得先入周天爵的幕府之中，让焦灼的心渐渐安顿下来。
这时候的太平天国正忙于巩固南京的外围阵地，势力尚未伸入安徽腹地，而安徽境内的捻军却一跃而起，抗粮、抗差，吃大户，杀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行动神迅诡秘，成为皖北的巨大隐患，李鸿章这才找到了具体的目标，自觉地把刀锋指向皖北的捻军。
很快，李鸿章就随同周天爵参加了镇压捻军的战役。陆遐龄是定远地区闻名遐迩的捻党首领，聚众起兵，定远知县督兵前往剿灭，却两败俱伤。当时合肥夏村的夏金书联络陆遐龄，约期大举。李鸿章先劝说已成为团练武装头目的胞弟李鹤章率领团练百余人将夏金书捕杀，堵住了陆遐龄起义军的通道。紧接着，李鸿章兄弟随周天爵在定远荒坡村、寿州东乡等地打败了陆遐龄起义军，并设计捕杀了陆氏父子，于是李鸿章因功被周天爵奏请朝廷赏六品衔。由七升六，虽然时间并不算太长，但对李鸿章来说，它来得非常不容易，那是从刀光剑影中冲杀出来的，这样的提升无法和他这个书生在血光中把头提在手上的那种冒险画上等号。
最初的成功给李鸿章带来了一些名气。咸丰三年五月，李嘉端作为安徽巡抚抵达庐州，听说李鸿章对军事还有一套，就把他从周天爵处调到自己的幕府之中协办团练。战争环境使李鸿章急切地需要自己手中所缺乏的东西，首先是兵权，哪怕是属于自己指挥的一支小部队。由于巡抚大人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才调到府中来的，所以李鸿章便有底气和条件筹集文人从军最初的资本——一支军队。于是他从地方团练中征集了一支小部队，到当年六月，这个前翰林院李编修的手下终于有1000多人的队伍了。对于这支部队，他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这为他脚踏实地开始干一番事业提供了基本条件。
此时，太平军也已开始了北伐和西征，巡抚李嘉端和李鸿章已无法回避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了。如果说对付一小股土匪李鸿章还堪称有勇有谋的话，那么，太平军主力的攻势则让二李显得智尽能索了。
先是北伐军一举占领奉阳城，紧接着，胡以晃率领的西征军又向安徽境内长驱直入。北伐军和西征军分别占领了亳州和安庆，李嘉端等立时陷入两路牵制、腹背受敌的危境。只是西征军意在取得粮饷以接济安庆和南京，未对李嘉端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李鸿章才侥幸逃过了灭顶之灾。李嘉端也顺水推舟做了个人情，上奏皇上说：“编修李鸿章自四月带勇驻守东关，正当炎热之时，弹压巡防不辞况瘁……合仰天恩，赏给六品顶戴、蓝翎，以示鼓励。”
就在这时，太平军能征善战的翼王石达开一改对安徽的守势开始攻势，攻城占地，不仅吕贤基所属团练被歼殆尽，吕本人投水自杀，就是继李嘉端之后新到任的安徽巡抚、曾国藩湘军中的一员勇猛儒将江忠源也被困孤城，李鸿章无力冲破太平军主力的封锁线，前往救援，最终导致庐州被占，江忠源知道已没了退路，便自杀了。李鸿章遗恨难消，耿耿于怀。庐州被占，清廷极度恐慌，连忙派福济继任安徽巡抚，来挽救皖北危局。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奉朝命回省在临淮附近组织团练，父与子共同为拯救家乡在不同的地区作战。
福济是道光初年的进士，一个典型的贵族老爷，虽然地位高权力大，但他缺乏应变才能，又不懂用兵之道。恰巧，李鸿章中进士那年，他任副考官，是李鸿章的座师，因为有这层师生关系，他又召李鸿章入幕。李鸿章也乐得找到这么一个政治靠山，极愿拼力收复军事重镇庐州，万死不辞。在清军多次主动出击庐州又连连受挫的关键时刻，李鸿章出谋划策，建议改变强攻的做法，采取先攻取东南含山、巢县，再进西南舒城的战略，意在打援和断粮。李鸿章慷慨请行，督兵向含山进发。李文安也率兵与自己的儿子配合，又有曾国藩的湘军在湖南、湖北、江西遥相响应，李鸿章乘机夺取了含山，再进逼庐州。
正当双方军队酣战之时，由于庐属五县，水陆交冲，李文安盛暑严寒奔驰，积劳成疾，病逝于团练公所，终年55岁，临终前还手书训谕李鸿章兄弟：“贼势猖獗，民不聊生。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家为，汝辈努力以成吾志。”
噩耗传到李鸿章的耳中，他万分悲恸，对起义的太平军充满了仇恨，恨不得立即奔向夺取巢县的战场，亲手杀死石达开，但他还是先擦干眼泪为父亲奔丧。也许又是天意，此次暂离军营，却使他躲过生死之劫。巢县太平军万人猛攻清军营垒，副督统忠泰的部队全军覆没，仅忠泰一人逃出。如果李鸿章在军中，必然躲不过这场激战。也许李文安对儿子爱得太深，冥冥之中也要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儿子。
前线失利的消息传到李鸿章的耳中，福济催归的命令也传到手中。父亲的灵堂香烟尚在，父亲的遗言时时萦耳，所谓忠孝难得两全，这还是他爷爷李殿华对他的教诲，父亲也给他树立了榜样。李鸿章对父亲的灵位作最后一拜，发誓与太平军势不两立，收复庐州，廓清全国。于是，他星夜兼程，直奔军中，参加了收复庐州的战役。
当清军进逼庐州城下时，因石达开部为湖北战事紧迫，不得不回师援鄂，福济、李鸿章等乘机一举收复了庐州。为此福济奏请朝廷授予李鸿章福建延邵道道员的官衔，于是，李鸿章的头上又戴上了一顶花翎和善于用兵的桂冠。
其实，李鸿章头顶上的花翎和桂冠与其说是他自己在狼烟中获得的，还不如说是幸运之神赐予的。没有了幸运之神的保佑，战争带给他的将是懊丧、痛心，甚至是死亡。
收复庐州之后，李鸿章又跟随福济把兵锋指向舒城、三河、庐江、巢县、和州、东关等地，福济再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而是屡屡受挫。官场之中的互相倾轧、嫉妒都使李鸿章感到郁郁不得志，他灰心，却也不甘心，只能借助那支笔吐露心里的苦闷：“四年牛马走风尘，浩劫茫茫剩此身。杯酒借浇胸块磊，枕戈试放胆轮困。”
咸丰六年四月至六月，待太平军摧毁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兵锋席卷皖境之时，年轻气盛的李鸿章还想主动出击，大举反攻，夺取城池。提督郑士魁一向看不起年轻书生，故意对他用激将法，说：“敌人如此强大，你要出战迎敌，能保证获胜吗？你敢立下军令状吗？”书生意气十足的李鸿章竟然真的立下了军令状，雄赳赳出征，结果，惨兮兮败归。他怨谁呢？他怨“毛贼”力量太强，他怨福济总体调兵无方，他怨官场倾轧，袖手旁观，他也怨自己的书生意气，总立万丈豪情，不建尺寸之功，这不是自己从军最初的悲剧吗？心里想的是脚踏实地，行动上却依然是好大喜功，兵家的规律，一点不比自己学习书本知识容易，看来自己还须从用兵韬略、战争胜负的经验中一点一滴地学起、做起。
九月，李鸿章又因为他的敌人太平军发生内讧，江山自毁而赢得了一次升迁机会。福济等乘太平军元气大伤、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时机打通庐州东南和西南的通路，李鸿章因功赏加按察使衔。晋升之喜没维持多久，太平天国启明星似的人物、年轻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协同作战，连克皖北桐城、舒城等，李鸿章所部又遇到一次大溃退，而且，这次溃退使他在作战区内已无立足之地，只得携带老母和家眷踉跄出逃。
咸丰八年八月，陈玉成再度攻克庐州，并把李鸿章的祖坟、宅院焚毁一空。羞辱之情与切齿之愤直冲头颅，气急败坏的他只好自消自解。因为他既无复仇之韬略，又无雪耻之实力。李鸿章怀着一颗落魄的心逃到江苏镇江，只好等待机会报仇。
李鸿章在安徽办了五年的团练，最后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找到最合适自己发挥才干的地方和时机。安徽是四战之地，“逆匪”的主攻战场，想要很快成功是很困难的，而他投靠的几个人，无论是吕贤基、李嘉端还是福济，都缺乏开拓大局面、营造大舞台的能力，这也注定了他这段时间的坎坷经历。而这时候曾国藩非常希望把他从这样的局面中解脱出来，但是由于江忠源过早地战死而没有成功。
李鸿章逃到镇江后，经过了一段痛苦的过渡期，后来他开始反思自己几年的经历，终于认识到，真正能给自己人生提供舞台、帮助自己成功的，只有老师曾国藩。于是他给曾国藩写信，表示仰首投靠之意。当时，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还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办事，是曾国藩的心腹之一。对他的困境，曾国藩从李瀚章那里了解到了，于是他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到自己的幕府中来。李鸿章如同拨云见日，不久，赶到江西南昌，投到老师曾国藩幕中，从此开始新的人生历程。
【李鸿章睿语】
谣诼之来本非意料所备，息谤莫若自涤，流言止于智者，尽其在我，何惧人言。
五、曾府门下初露锋芒
李鸿章怀着悲凉心情自称“书剑飘零旧酒徒”（此句暗用汉代书生郦食其事“郦谒见刘邦为刘所拒，以高阳酒徒”称乃得见，刘邦一统天下多用其划策），终于受到了命运的惠顾，从一个潦倒失意客一跃而成为湘军首脑曾国藩的幕宾。其实，当时曾国藩的状况也不好，正面临三河惨败的情势。虽说湘军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是兵多力壮，一派朝廷之师的威武气象，但湘军旗下真正可用的人才并不多。曾国藩迫切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一个有才华、善通变，能够处理具体事务的干将。适此时，在李瀚章的安排下，曾国藩惊奇地发现，端坐他面前的李鸿章言谈举止卓越超群，他那评判政事的尖锐深刻，那军旅生涯磨砺出的求实务真，那敢于面对失败的勇气，那追求上进施展才华的抱负，都让曾国藩欣赏有加，他决定把李鸿章留在身边。曾国藩称李鸿章为“伟器”，李鸿章敬佩其师如“神圣”。于是，李鸿章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并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师生之情。
曾国藩当时是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受命帮办湖南的团练事宜。当他看出“兵伍不精”是清王朝的大患之一时，决心独树一帜，改弦更张，编练一支新式武装，以挽救大清危局。道光四年二月他编成并督率湘军水陆两军，沿湘江北上抗击太平军。湘军有别于清朝常备军，它是由汉人组成的主要武装。咸丰八年七八月间，曾国藩先后奉命驰赴浙闽，进攻分裂出走、放弃江西根据地、盘旋浙闽的太平军石达开部。十月，他率部到达江西建昌（今南城），未及入闽，石达开部即由闽入赣，转进湖南，锋锐大挫。是时江南军情渐松，而江北却风云突变，面对江南、江北大营进逼天京（今南京），湘军围攻安庆、三河，面对威逼庐州的严峻形势，陈玉成、李秀成两支太平军主力联合作战，首先摧毁湘军江北大营，解除天京威胁，继而在安徽三河全歼湘军李续宾所部精锐6000余人，击毙李续宾和曾国藩胞弟曾国华以及文武官员400百多人。包围安庆的湘军见势不妙，慌忙逃跑，安庆之围不战而解。曾国藩因“江北军情变换”而惊恐万分，在十二月的时候奉命移师援皖。
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之初，曾国藩只是安排他做书记，继而付予批示公文、起草奏稿之全责。这对于李鸿章来说，自然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他批阅公文、起草书信、奏折甚为得体，深受曾国藩的赏识。曾国藩对李鸿章精心训导，尽力雕琢，陶冶其志气，培养其才能。曾国藩日常起居颇有规律而富生趣，每天早起查营，黎明请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落拓不羁，贪睡懒散，对于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
一天，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耍滑装病，大动肝火，接二连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说“必待幕僚到齐乃食”。他见势不妙，披衣“踉跄而往”。曾国藩在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却严肃地教训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完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因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这里既有纪律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说教，李鸿章深感“受益不尽”，从而逐渐养成了“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的习惯，并获得不少“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东西，李鸿章后来深情地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吃完饭以后，就围坐起来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李鸿章入幕还不到一年，曾国藩就决定请他主持编练皖北马队，附于湘军。编练马队之举，系左宗棠的提议。
左宗棠（字季高）是湖南湘阴人，举人出身，时赞湖南巡抚骆秉璋幕，后来成为湘军首领之一。曾国藩就左氏提议同胡林翼协商，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进士出身）时任湖北巡抚，为湘军二号首领。胡氏支持编练马队，曾国藩随即上疏清廷，慨切陈词。曾国藩所以力主编练皖北马队，是鉴于太平军和捻军的骑兵多而强悍，湘军陆军如无马队配合，难以制胜。他通报左宗棠：“阁下去年嘱弟留心马队，弟以调察哈尔之马练淮南之勇入奏。”他原拟调察哈尔马3000匹，令李鸿章招募亳州一带“善马之勇”千人。清廷支持编练马队，但令“斟酌采买”马匹。曾国藩也修改了募勇计划，决定先拨款500，试行操练，如其可用，再行续款3000。李鸿章虽然承认编练马队确系当务之急，但却深感事体重大，缺少经验，胜败难卜，考虑再三，未敢轻许，专程前往南昌，与自己哥哥相商。李瀚章赞成他的意见，致函曾国藩，代为辞谢。曾国藩坚持既定方针，写信劝勉李氏兄弟不必担心后顾，一再鼓励李鸿章赴任。话说到了这份儿上，李鸿章只得应命，派“专人至淮上招募马勇”。然而当时两淮地区太平军和捻军协同作战，声势较壮，清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动荡的局势，人心的向背，迫使招勇之人空手而归，这样，曾国藩建立马队的计划就流产了。
就在这个时候，清廷批准湖广总督官文根据胡林翼之请而提出的建议，命曾国藩入川驻防堵截太平军石达开部挺进四川。胡林翼本来打算借此为曾氏谋取川督一职，并确保湖北饷源，却不承想清廷只令曾国藩支援四川，却不肯授予地方实权。曾国藩自然不愿前往，回奏说，因为兵力太过单薄，无法入川担此重任，况且景镇还没有拿下来，实在无法抽身。李鸿章支持曾国藩，函请督办皖南军务张芾奏留曾国藩守赣。但是清廷根本不理会回奏上提出的条件，三月清廷开始催促，曾国藩只得带领李鸿章等幕僚拟经鄂入川，刚走到湖北武穴，又接到官文关于“已奏请会剿皖贼”的通报。原来胡林翼鉴于曾国藩没有捞到川督一职和石达开军剑锋业已南指，“蜀中无事”，便说通官文奏准曾氏暂缓入川，全力保皖。九月，曾、李先至黄州会晤胡林翼，后抵武昌晋见官文，商讨行止，决定四路进兵安徽的计划，而其中心目标则是夺取安庆。曾国藩负责从宿松、石牌进取安庆一路，十一月李鸿章奉旨授福建延建邵遗缺道。曾国藩看到李鸿章“新放福建道，无缺可补。进退颇难自决”，（本句出自《曾文公手书日记》，咸丰十年三月十九日。）便以“赞襄需人”为由，奏准把他继续留在戎幕，随即带着他自黄州东下援皖，驻军安徽宿松，与屯军太湖、潜山的陈玉成部太平军相峙。
正当李鸿章出任两淮盐运使的美梦破灭之际，太平军对上游的湘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钳形攻势，分兵南北两路，沿江西上，“合取湖北”，会师武汉，以救安庆，这次攻势确实打中了曾国藩的要害。当时曾国藩把湘军主力集结在安庆及其周围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防务非常空虚，然而湖北却是湘军的战略基地，武汉更是全局的根本。太平军“合取湖北”，把战火引向敌人后方，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攻其必救，既可解安庆之围，又能歼灭湘军主力。曾国藩胆战心惊，立即采取紧急应变之策，他针对太平军西征的战略意图，决意不撤皖围之兵以援鄂，反而督军猛攻安庆，企图追使太平军尽快地从上游回顾下游，并进行决战。他把所谓扭转乾坤的赌注，全押在安庆围点打援上面了。南路西征太平军路经皖南时，曾经攻占宁国、徽州等地，并“环绕祁门做大围包抄之势”，致使坐困祁门的曾国藩“日在惊涛骇浪之中”。
屋漏偏遇连夜雨，这时，曾国藩除了招致太平军主力的围攻外，还遇到北上“勤王”和祁门内讧两个棘手的问题。咸丰六年，英法联军又发动侵华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九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悍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进退两难，内外交困，表现得犹豫不决，首鼠两端。曾国藩虽然有足够的胸襟和气度，通达机敏，高瞻远瞩，但是他的性格中更偏重于谨言慎行，多思多虑。他喜欢把事情做得近于完美，所以他行事之前的判断和分析是漫长的。相比之下李鸿章则不同，他重视宏观与大局，常常会准确地抓住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一点，只要把握住了事情的大概脉搏，就敢于果断地做出决定。
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曾国藩找来众将领和谋士反复商议，最后决定先“勤王”。然而，李鸿章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主张按兵请旨，静观其变。他的理由是：目前对清政府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外国军队，而是太平军。和外国人的战争将以和而终，湘军一举一动，“关天下安危”，好钢应当用在刀刃上，目前湘军担负着最重要的“剿匪”任务，此时切不可让鲍超所部离开战场。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
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中选派一人带兵前往。”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十一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这表明李鸿章、曾国藩和整个清朝封建统治者在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坚持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方针，乃是其阶级本性所使然。经此一事，曾国藩更对李鸿章刮目相看了。
李鸿章虽然协助曾国藩渡过了北上“勤王”的难关，但却促进了祁门内讧。曾国藩早就指出：“徽畏外寇，祁忧内讧。”李鸿章对曾国藩驻守祁门一举，向来持有异议。随着太平军围攻力度的加强，祁门形势日益艰险，湘军上下要求曾国藩移师的呼声高涨起来。李鸿章认为“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曾国藩不以为然。李鸿章再三陈说，曾国藩气愤地声称：“如果你们胆怯，尽可各自散去好了。”李鸿章主要着眼于军事，断言祁门为“绝地”，不宜久留。当然，“胆怯”也确是他劝说曾氏“及早移军”的动因之一。曾国藩并非不懂祁门在战略全局上对湘军毫无特别重要意义，他坚持驻守祁门主要是做给朝廷看的戏，因为，咸丰帝曾一再督令湘军直取苏常，结果，闹得双方都很不愉快，所以他要“誓死守”“诸将皆谏弗听”（“诸将皆谏”句出自《容斋四笔》卷十六）。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李又因李元度问题发生争执。这时，曾国藩安排自己多年的好友李元度带兵驻守徽州。李元度（字次青）是跟随曾国藩驰骋沙场多年的一员猛将，曾国藩在靖港、九江和樟树镇败绩后的艰难岁月中，曾经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曾国藩自称与李元度的“情谊之厚始终不渝”。李元度擅长文学而不知兵，只因曾国藩私情荐举，才升任徽宁池太广道。当太平军李侍贤部来攻时，李元度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指令，出城迎敌，刚打就露出了败象，徽州最终被太平军攻了下来。李元度徘徊浙赣边境，经久不归，后来虽然回到祁门，但不久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定要把李元度抓起来严办，以申军纪。
曾国藩命令李鸿章拟稿弹劾李元度，李鸿章却坚决反对曾国藩的做法，他明确表示，这个奏折我不能写。相反，他还带了一幕僚前去替李元度求情。面对曾国藩，李鸿章竟半是质问半是陈情地说：“当年靖港大败之时，你曾跳水自尽，是李元度亲手把你救起来的。如今人家有难，你就要弹劾人家，未免有些不仗义之嫌。另外，你明明知道李元度不会带兵，却还让他领军驻守战略要地徽州，说明你也有用人不明的失误。现在徽州出了问题，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替李元度说话。”
曾国藩说：“少说废话，你不写我自己写。”李鸿章态度坚决地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生气地说：“悉听尊便。”（此句出自徐宗亮《归庐谈往录》卷1，第20页，原句为“听君之便”）十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指李元度字），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出自《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从曾国藩手书日记原稿看，曾国藩在“而”与“又见”之间，圈掉“少荃”两字，他的原意可能要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
其实，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曾国藩坚持己见，终于将李元度弹劾去职。李鸿章鉴于自己意见被拒和祁门奇险万状形势，便愤然辞幕，离开祁门，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李鸿章在中途曾走访胡林翼，说明辞幕原委。胡氏语重心长地劝道：“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易以进身？”（本句出自《异辞录》，卷1，第20页。）李鸿章剖露心迹说：“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知非也。”（本句出自《异辞录》卷1，第20页。）李鸿章此时此地惜故他往，使曾国藩极为恼怒，并得出了“此君难与共患难”的结论。
胡林翼写信劝说曾国藩：“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本句出自《异辞录》卷1，第21页。）曾国藩经过冷静思考，认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便于咸丰十一年三四月间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军。李鸿章也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胡林翼支持李鸿章的主张，特地写信给曾国藩说：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左宗棠移驻九江之策“亦握形势”“然丈未必采纳。能于湖口、东流驻使节，联络南北两岸之兵气，乃合使节之体裁，且功效必大”。他甚至委婉地批评曾国藩因小失大，不顾战略全局。他写道：“使节兼三江非专为宣歙而设也。……握大符当大任以力肩大局为义，二三邑之得失不足较也。”（本句出自《复曾使相》，《胡文忠公遗集》，卷81，抚鄂书牍，第10页。）曾国荃也驰书相劝，说“株守偏陬无益，宜出大江规全局”。曾国藩长叹一声，听从了他们的劝告，移节东流。
李鸿章回到老家之后，因为局势恶劣，他发现自己竟然走投无路了。他曾给丁未同年沈葆桢（字幼丹）去信询问福建情况，有意去闽任道员之缺。沈葆桢回信劝阻：“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另一位丁未同年郭嵩焘也致函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草芭，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仍劝令投曾公。”李鸿章“读之怦然有动于心”（此句出自《玉池老人自述》，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