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杂谈
张伯苓氏之沉痛演说
五月三十一日东京侨胞的重要团体开茶话会欢送祖国远东选手，总代表张伯苓氏有很沉痛的演说，其尤沉痛的有这几句话：“此次远东大会，中国失败之原因，代表选手方面除自承技术不良外，殊觉无话可说。吾人今后惟自承不是，埋首奋斗，努力练习而已。至于裁判不公，政治不良，其言固非无当，然余以为中国人多说话，少做事，此后应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中国之病在根本基础不够，体魄不强，与各国较，实觉汗颜。日本体育从小学根本练起，中国则惟恃个人天才，安得不败？世界无偶然之事，非做不可，做且未必定成功，中国人不做而惟望偶然，又安得不败？故今后应第一从小学校起，根本改造体育。第二训练应不仅为个人的训练，切实作团体的整个的计划；依科学方法，精密分析。如足球重在那里？篮球重在那里？中国篮球之失败，实以投球不准为最大原因。中国人一切只听其自然，不知努力，若侥幸而胜，将来更坏。此次败战，可为一严重教训，应各彻底觉悟，从根本起改造体育，从根本起注重训练。不特体育如此，一切皆应以科学方法，切实努力。日本人虽褊狭，其努力精神确可佩服。中国如能由此少说空话，自己努力，则此次败战，方为不虚。”
记者以为这一段话实在值得全国人人读一百遍；不但关于体育方面，无论那一方面，无论从事那一种事业的人，都值得他们读一百遍。
近有友人对记者谈起有人觉得本刊上所评述的中外时事或要闻，外国好的事实太多而中国好的事实太少！揣度他们的意思，最好多说几句外国坏，多说几句中国好。我说我们做中国人的人谁不愿中国好，但请问在事实方面有多少好事可说？政治方面给与我们看的事实是什么？教育方面给与我们看的事实是什么？公私财政方面给与我们看的事实是什么？国内治安方面给与我们看的事实是什么？我们固然反对自馁，但是我们也反对不顾事实，只管闭着眼睛骗自己。喜欢骗着自己来安慰自己，这即是不长进的病根所在。我们主张要睁开眼睛看清事实——事实是实在的，不是可以由你闭着眼睛或捏造而得以消灭的——必须看清事实，不要存心骗自己而聊以自慰，然后才有“自承不是，埋首奋斗”的可能。
我们不要再喊着什么四千年的文明，请看现在以人为牛马，各处盗匪横行杀人不眨眼，乃至西北人食人的事实；不要再喊着纸和印刷是我们最早发明的，请看现在书报所用的纸，印刷所用的机器是那一国来的事实；不要再喊着火药也是我们最早发明的，请看现在我国所用的军械是从那一国来的，乃至不恤民艰，拚命把金子往外买军火的事实；不要再喊着罗盘针也是我们最早发明的，请看现在我们到外国去乃至在国内来来往往所乘的是那一国轮船的事实。我们自己这样的不争气，不要脸，听见有人举别国的事实来比较比较，还觉得不愿听，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这真是心死的特征！别国当然也有别国的缺点，他们的缺点我们也常有批评，我们当然用不着学他们的缺点，但我们中国和别国比较比较看，是否应该“彻底觉悟”，“埋首奋斗”，“切实努力”？
（原载1930年6月22日《生活》周刊第5卷第28期，署名编者。）
天灾人祸
据说石友三的总参议兼教导师师长程希贤于本月六日由鲁北到济南，与各要人晤见时，满口道歉，有“对不起，对不起，又胡来了一阵”之语。这几年来，我国对外可谓绝对没有实力保护本国的国民和侨民，不然万宝山的农民何至白白地被别国军警随意用机关枪扫射？朝鲜的华侨又何至白白地整百整千的被人随意杀害？但对外伧头到极点，在内的武人们却兴高采烈的“胡来了一阵”又一阵，反正“胡来”之后，成则可以大搜大刮，败则可以通电下野，此意不仅指石氏一人而言，凡不顾国势衰微与民生困苦都已到了极点，而以“又胡来了一阵”为快意的，都是国民的公敌，中国的罪人。
天灾是从天而降的，似与人祸不甚相关，但天灾是可以藉人力以减杀它的暴虐，或预防它的猖狂的，因人祸之相连，无暇建设，天灾乃得愈肆其狂暴。例如日本之大地震，固为天灾，但自八年前大地震之后，现在已有钢铁造的防震房屋，且在地震学上有预知地震的特殊发明，建设的人力未尝不可积极防御天灾。水灾之防御，应较地震为尤易，苟平日能积极造林，藉以调节雨量，实施水利工程，藉以疏导河流，不仅可以预防天灾，且可有利农务，此种根本之图，无非因“胡来了一阵”又一阵之继续不断的人祸而致毫无着手的希望。
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氏最近的电呈，南北各省洪水为灾，综计灾区十有六省，灾民在五千万以上。遍读各处乞赈通电，最惨之语，有“老弱待毙以呻吟，妇孺声嘶而泣血”；最切之语，有“省一席宴客之资，即救灾区一家之命；移一日烟酒所费，亦可延饥民一日之生”。我们睹此惨状，一面固愤慨于人祸之作俑，以为此后应注意于根本之救济；一面祸既临头，愿唤起幸而未入灾境的国人之同情心，披发撄冠，剑及履及，各节其衣食日用之资（尤其是奢侈费），共负拯饥援溺之责，尤当念大难当前，危机四伏，救人即所以救己，安国即所以保身。
（原载1931年8月15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34期，署名韬奋。）
自认为正当之处置
所谓中村事件，据日方宣传，谓有日本参谋部部员陆军上尉中村丽太郎于六月上旬由哈尔滨赴兴安区旅行，于六月二十七日左右到达洮索铁路终点葛根庙附近之苏鄂公旗被害，且断定为我国驻军所害。经我国东北负责机关详查后，认为毫无证据。日本军人乃气焰冲天，主张实行武力解决。据东京电讯所传，“日本陆军当局决乘此机会，与在乡军人提携，用学校训练，青年训练，讲演会，电影种种方法，而谋国民国防思想之普及。”满、蒙为何国的国土？这种地方受人侵略，“谋国民国防思想之普及”者应属中国才是，而日人却口口声声“国防”，好像是中国人侵略到他们的日本国里去了！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话虽滑稽，势却严重，不但日本军人如此狂妄，据路透社所传，日本阁议已议决“苟中国方面对从事调查不能迅速表示诚意时，军事及外交应采一致行动”；所谓“一致行动”，即日陆相在阁议时所倡言之“行自认为正当之处置”，亦即日陆军部及参谋部所倡言之“使用武力为最后手段”。揣测日人之意，须不必调查而即一一承认实无证据而为有证据，或虽有调查，不管事实如何，亦一一承认实无证据而为有证据，才合于所谓“迅速表示诚意”，所以他们“自认为正当之处置”是无往而不“正当”的！说到这里，我们想到五三惨案中蔡烈士被日军惨杀之有凭有据，朝鲜惨案中无辜华侨被日人所指使之韩民惨杀至百余人之多亦有凭有据，较之中村事件之捕风捉影者何如，但延宕至今，日本表示过什么“诚意”？
中村事件，就局部言，应不难解决。调查结果如为莫须有，我们当然不能硬打自己的嘴巴；如调查属实，我们当然根据事实，负起依法办理的责任。但此事背景之所以复杂，却在醉翁之意不在酒，在藉题侵略东北，即《大阪每日新闻》所明白记载日陆军及参谋部“主张乘机巩固帝国既得权益”。故中国若无“正当之处置”实力，或急速准备此实力，以阻止日本之“自认为正当之处置”，则非到东北完全奉送给日本，一桩“事件”未了，一桩“事件”又来，日人“自认为正当之处置”也将要“正当”到底的。所以我们应从根本上着想。
（原载1931年9月19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39期，署名韬奋。）
应彻底明瞭国难的真相
关于日本积极侵略中国的阴谋，记者曾于本刊六卷第二十一期《料理后事》一文中垂涕哀告，但危机无论如何急迫，事实无论如何显明，而国内之私争，政治之黑暗，仍然各顾其私，对于国家民族之灭亡惨祸，熟视无睹，痛心疾首，莫此为甚。
日本之侵略东北，其野心决不仅在东北，所谓大陆政策，实以全中国为其征服对象，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男女老幼，均为其心目中未来的亡国奴隶，此其意旨，在日本并不讳言，实久已明目张胆形诸文字与宣传。田中义一就老实承认：“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指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略……”征服满蒙既为征服支那之先驱，支那倘无准备自保之方策与决心，则支那当然随满蒙之亡而俱亡。英国有海军将官华德氏著《海军与各国》一书，亦说明日本以海军控制中国的政策，以辽东半岛控制华北，以驻军长江上下游控制华中，以台湾琉球控制华南，其策略实以吞噬中国全部以完成其大陆政策为目标。
日人所宣布者如彼，西人所观察者如此，而事实上所表现者又为铁一般的证明，则今日日本在东北无端占我土地，焚我官署兵营，解我军械，逮捕我官吏，惨杀我无辜，凡此种种亡国奴所受之至惨极痛的悲剧，若我们无彻底觉悟与坚决奋斗的抗御，则为我们人人及身所必须遭遇，妻女任人奸淫掳掠，自身任人奴役蹂躏，子子孙孙陷入非人的地狱深渊，皆非意想而为可能的事实！据哈尔滨电讯所述，十九日长春傅营长阵亡，全家老幼十七口均遇害，五岁的一个儿子也被破腹惨死。此为何种惨象！此种兽性兽行，今日施之于东北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中国全部。故全国同胞对此国难，人人应视为与己身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在民众方面在实际上所能致力者何在？请于次节略贡管见。
（原载1931年9月26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40期，署名韬奋。）
除自救外无办法
国际联盟为帝国主义的列强所把持，无弱小民族伸冤之余地，早为彰明较著的事实，而我国上下一若全以国联消息为欣喜悲哀之枢机者，不求自救而但以倚赖他人为唯一希望，此种劣根性即民族之致命伤！
我们看到国联第一次通知中日两国的通告，有“使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的话。以日兵侵入中国的国土，屠杀中国的人民，掠夺中国的财产，而谓须“两国立即撤兵”，须“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这是什么话！但是我国人听了，怀着满腔的热望！到廿七日国联有屈服于日的消息，议长勒乐宣言对日谍所称“日政府极欲保障中日间之和平（？）解决”，“为之欣幸”，英国总代表薛西尔声称“赞同芳泽大使之言，解决满洲争执之责任在中日两国”，于是我国人又觉嗒然若丧。廿八日电讯传来，谓国联理事会将展一星期，俟日军全退后闭会，国人又为之一慰。仰人鼻息，随人喜怒，而毫无自救办法，试看日人占辽吉后，即以兵力强行赶筑吉会铁路，以充实其吞灭我国的步骤，即蹂躏我国的暴军暂行撤退，而实权攫去净尽，于实际的解决有何把握？
老实说，国际间向来就只有利害的关系而绝无公理之可言，英国在大战前联法抵德，在大战后又联德抵法，波谲云诡，一以自身利害为前提，即其一例。故外交形势虽非不可利用，但自己毫无自救的努力而以倚赖外援为侥幸，决无希望可言。利用外交形势而拯其祖国于危难者，德之史特莱斯曼为最近之显例，但非所语于但知因循苟且毫无眼光的外交当局。
（原载1931年10月3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41期，署名韬奋。）
努力的焦点
由历史的教训，我们可以断言国哀之可哀不在外而在内，不在仇敌之强暴而在我们自己之不觉悟，不努力。我说这样的话，决不是说暴敌之有何可以使我们宽恕之处，是说我们徒然愤恨暴敌，诅咒暴敌，于御敌雪耻决无丝毫之裨补，欲收御侮救国的实效，非我们自己有彻底的觉悟，下努力的决心不可。
我们国人从来未有彻底的觉悟，乃事实所昭示。即就日本之图我而言，自甲午之战起，距今已三十余年；民四二十一条之要求，距今亦十六年；济南惨案距今亦三年余了。每次受一重大刺激，虽未尝没有一度之兴奋，但除一度之短期兴奋外，仍复沈沈入睡，武人政客之你争我夺如故，一般国民之麻木如故，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教育上科学上均未因外患之急迫而有何积极的进步。我们现在应深切明白一向以亡国或亡国奴为口头禅，视为嘴上瞎吹的滥调儿，如今死路越走越近，如不猛醒回头，辽吉一带同胞所受的亡国惨祸，所过的亡国奴生活，即全民族人人所必经历的惨境，故所谓国哀，必全国上下深切觉其可哀，深切觉其于自身有切肤之痛之可哀，然后始有努力之可能。闻民四日以暴力强迫我国签定“二十一条”的时候，北大学生听说袁世凯将允许，特求援于英使朱尔典，朱尔典谓“目前只有承诺，无他法，君等欲报日，准备十年，可一战也”，对亡国条件谓为“只有承诺”，固为中国人所不愿承认，但至今已忽忽十六年，较朱尔典所预期的“准备十年”已逾六年，仍是急来抱佛脚，有何觉悟？有何努力？
不过仅有散漫的意识，一时的感情，决不能持久，决不能有实效，所以既有彻底的觉悟，复有努力的决心，尤须有通盘筹算的计划和坚毅奋迈的执行。如政府不能应民众的这种希望，那末这种误国的当局应为民众所不容，民众当群起而谋所以自救，否则国哀永无变为国庆的可能。
（原载1931年10月10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42期，署名韬奋。）
为民族争光的马将军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保全国土而以死御敌的忠贞将士与官吏，代不绝书，言其较近的事实，则明末史督师可法于清兵进攻扬州，孤军血战十日不屈，清多尔衮（1）五次致书劝降，都不启封，城破时自杀未遂，被清兵执去，优礼备至，敬呼先生，而史公怒说：“头可断，身不可屈！”终被杀而义无反顾。史公此语虽出于距今二百八十六年前，而其慷慨义声，犹似历历在耳，碧血千秋，万世感泣。即降而至于甲午中日之战，我国虽败，但我国兵舰致远奋战声震遐迩，其督带邓世昌忠勇奋战，至死不屈，虽舰沉没，而全船勇战以殉国难，无一逃者。即海军提督丁汝昌亦于败后自戕以殉。谁谓中华原为怕死而不知义勇的民族？但最近暴日来侵，我国却出了“日本人爱什么就给他什么”的“不抵抗主义”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又出了临危“装一仆役模样”“持菜篮作出城买菜模样”“混出逃到北平”的“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以及其他无数精于逃遁的高级军官们！国人所感受的耻辱，可谓无以复加，在此鲜廉寡耻的黑暗境界之中，突然涌现一位为民族争光屡以死抗暴日兽军的黑龙江代理主席马占山将军，我们不得不以满腔热诚对马将军以及他的忠勇愤发为国效死的将士顶礼膜拜，致其无上的敬意。
此次暴日诱胁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图乱黑省，助他向齐齐哈尔（黑省会）进攻，想要造成熙洽第二，不料为黑省义军所败，黑军因防日军复增援协助叛军过江前进，毁拆嫩江铁桥，固为军事上正当之处置，而日军之狼心狗肺，不愿敛抑，藉洮昂路有借日款之关系，以兵力强修铁桥，在他人国土内协助叛军，存心掠夺，是否可藉口路款而自掩其丑，为天下所共见。白里安直斥芳泽，谓“洮昂铁路之嫩江桥距条约所许日本驻兵之满铁附属地，已在五百公里外”（其实依条约，日在满铁附属地已无权驻兵，本刊下期有一文研究此事），日本此种暴举所引起的印象可以概见，但暴日军人的兽性爆发，任何是非，无从说起，竟于十一月四日晨五时以飞机掩护甲车军队向我猛攻，马将军亲赴前线督战，我军士气旺盛，迎头痛击，十时日军不支败退，午时日军增加援兵反攻，我军奋死抗战，前仆后继，一以当十，五时日军大败而逃，退到泰来。六日日军复增援大举进攻，以手溜弹为冲锋利器，士兵上刺刀向我猛扑，我军多缺乏刺刀，以枪柄抗敌，以死肉搏，仍将敌击退，其奋勇可知，闻此役吴兆麟旅在大兴前线之忠勇，不在当年韩光第下。截至记者执笔时，日军仍在调集援军图再攻，我方挖壕固守。最后成败是另一事，马将军通电有“我有守土之责，当效命疆场，誓与寇敌拚命，决不生还”等语，这种保卫国土，宁死不屈的精神，实为中华民族前途生路之所系，使世界知道我国军人非尽无耻，为民族争回不少光荣。这样忠勇的卫国军人，固非枉死于内战的傀儡军人可比，亦非他国以侵略别人国土的暴虐军人可比，全国国民对于这种以卫护民族保全国土而不畏自我牺牲的模范军人，实应与以一致的感谢表示与鼓励。记者此文之作，自信能代表全国同胞对于马将军及其忠勇部下无限敬意的心理。
（原载1931年11月14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47期，署名韬奋。）
金钱和奴性
听说办理慈善事业素有经验的王一亭先生尝慨然语人，说寻常境况的人对于赈款大都能慷慨输捐，愈是拥有数十万至数百万家产的人，愈是一毛不拔，一钱如命，金钱和吝性所发生之密切关系，于此可以概见。其实金钱不但和吝性接着不断的吻，并且也和奴性结不解缘。自东北国难发生以来，上海丧尽良心的富家翁纷纷把存在中国银行的存款移入外国银行，记者在本刊第四十八期曾经论及，当时总数不过四五千万圆，最近听说总数已达八千万圆，金融恐慌愈益加甚。外国银行不愿收，存者情愿不要利息，数量较多者，反而要出保管费，不惜以多量金钱让外商利用，不管中国银行陷入惊涛骇澜之中，间接更予各种中国商业以致命伤，即无异用刽子手之手段戕害本国之经济，为敌人张目，此其丧心病狂，直狗彘之不如。我们知道银行的营业，假如收进存款千万圆，不得不放出七八百万圆，留着二三百万圆作准备金，如国人不加信任，忙于提款，放出的定期款子势难立即收回，这样周转不灵，并非银行的信用不好，实是国民拆台的行为所致。银行界恐慌，各种工商业亦随之周转不灵，此种影响之严重可不言而喻。不但巨商而已，即常人之略有存款者，如亦作庸人之自扰，积少成多，亦足以影响金融。国存共存，国亡共苦，我们当同心协力拯救国难，共起鄙弃自私自利的奴性行为。
我们勿作梦想，以为只要有钱，即国亡后尚可作亡国富奴（当然不便称翁），则请试看前曾存款于大连银行之军阀土豪，以及台湾亡后，其巨富林姓所受之牵掣与压迫苦况，便知“亡国富奴”之难堪而不可为。
（原载1931年12月5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50期，署名韬奋。）
萧伯纳妙人妙语
正在周游世界的英国文豪萧伯纳，近在孟买发出惊人言论，谓英国鉴于印度民族运动之不可抵抗，势将放弃印度云云。孟买的英人省长听了为之大着其慌，即仓皇警告萧氏，叫他不必与闻印度政治。我以为萧伯纳固妙人妙语，即孟买省长亦有他的卓见！印度果能得到自由平等的一日，决不是由于英国的放弃，因为帝国主义者决无自动放弃殖民地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孟买省长不以萧伯纳所谓“放弃”为然，虽有充分的理由——这理由是否这位孟买省长有意识的知道，那是另一问题——但因“印度民族运动之不可抵抗”，印度这块殖民地终非英国所能久据，那却是当前的明显的趋势。甘地对于印度的拯救，虽在政治及经济上都没有什么彻底的计划可言，但他数十年来领导印度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对于印度民族不能不说是伟大的贡献。只要印度民族的反抗精神一日不息，帝国主义者即一日不得安枕而卧；只要印度民族的反抗行动云起泉涌，百折不回，印度民族的光明前途即操在他们自己的掌握，即终非任何暴力所能摧残。
我们因论到印度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就连想到和我们自己有切身关系的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方面固然是漆黑一团，但除了自居特殊阶级无恶不作的一班混蛋外，中国民族的大众却充满了与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帝国主义者——拚命斗争的意志，东北义勇军及前敌应战的下级士兵不畏艰苦视死如归的精神，便是一部分强有力的表现（据最近北平派赴前敌的慰劳员所报告，前线士兵都愿舍身和日帝国主义者死拚，他们不怕冰冻霜雪，不怕飞机大炮，只怕再下后退命令）。我们当前的重要问题，是如何使这种民族革命的精神组织化，实力化，如何获得有力的中心领导，由此联合全民族的大众力量，作大规模的持久性的反帝斗争，不达到民族解放，不达到民族自由平等的目的不止。
（原载1933年2月11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6期，署名韬奋。）
滑稽剧中的惨痛教训
做现代的中国人至少有一种特殊的权利，那就是睁着眼饱看以国事为儿戏的一幕过了又一幕的滑稽剧！寻常的滑稽剧令人笑，令人看了觉得发松，这类滑稽剧却另有妙用，令人看了欲哭无泪，令人惨痛！最近又有奉送热河的一幕滑稽剧刚在很热闹的演着。何以说是“滑稽”呢？
打算不抵抗而逃，这原也是一件虽不光明正大而总算是这么一回事，但心里早就准备三十六着的第一着，而嘴里却说得棚棚硬，别的要人们的通电演说谈话等等里的激昂慷慨其甜如蜜的好文章姑不尽提，也没有工夫尽提，就是这次逃得最快，逃得最有声有色的老汤，他除偕同张学良、张作相等二十七将领通电全国，说什么“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国图存之计，学良等待罪行间，久具决心……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所以值得加密圈，因为讲得实在不错也！）并堂而皇之的特发告所属将士书，有“吾侪守土有责，敌如来犯，决与一拚，进则有赏，退则有罚，望我将士为民族争光荣，为热军增声誉”等语；后来又亲对美联社记者伊金士说：“非至中国人死尽，必不容日人得热河。”他临逃时还接见某外记者，正谈话间，老汤忽托词更衣，一去不返！
逃就逃，说的话算狗屁，也滑稽不到那里去，他却逃得十分有声有色，竟把原要用来运输供给翁照垣将军所率炮队的粮食与炮弹用的汽车二百四十辆，及后援会的汽车十余辆扣留，席卷所住行宫里的宝物财产，带着艳妾，由卫队二千余人，蜂拥出城，浩浩荡荡的大队逃去！途中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遍地，有要攀援上车的，都被车上兵士用皮鞭猛打下来！
军用的运输汽车既被扣留着大运其宝物财产，于是只得雇人力车参加征战，听说翁将军在前方迭电催请速运弹药，平方当局不得已，乃以代价雇大批人力车运往古北口，许多人力车前进虽不无浩浩荡荡之概，但和“速运”却是背道而驰的了！敌人以飞机大炮来，我们以人力车往，不是愈益显出了我国的军事当局对于军实有了充分的准备吗？
以号称十五万国军守热河，日兵一百二十八名长驱直入承德，甚至不够分配接收各官署机关，这也不得不算是一个新纪录！
这种种滑稽现象，说来痛心，原无滑稽之可言。身居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氏五日到津，谓“热战使人莫名其妙”，他都“莫名其妙”，无怪我们老百姓更“莫名其妙”了。此幕滑稽剧开演后，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氏发表谈话，谓最大原因为器械窳劣，训练不良，准备毫无。我们也有同感，所不知者，“准备毫无”，应由谁负责罢了！
我们在这滑稽剧中所得的惨痛教训，即愈益深刻的感到只有能代表民众的武力才真能抗敌，把国事交给军阀和他们的附属品干，无论你存何希望，终是给你一个幻灭的结果。“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中国在“死地”上者决轮不到军阀和他们的附属品，像老汤的“宝物财产”，从前已喧传有一大批运到天津租界（当时有的报上说他此举正是表示抗敌决心），此次还有二百余辆汽车的“宝物财产”可运，至少又有半打艳妾（参看《生活》八卷十期杜重远先生的《前线通讯》）供其左拥右抱，这在他不但是决无自置“死地”之理，简直是尚待享尽人间幸福的人物——至少在他是算为幸福——只配挨“皮鞭猛打”的老百姓，和这类军阀乃至他们的附属品，有何关系？他们的最大目的就只为他们的地盘，私利（老汤从前一面对国内宣言尽职守土，一面对日方表示抑制义军，本也为的是自己地盘，等到地盘无法再保，便逃之夭夭），什么国难不国难，关他们鸟事！
无论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势力，都不过在加紧的自掘坟墓，被他们“置之死地”的大众，为客观的条件所逼迫，必要起来和他们算帐的。大众努力的程度，和他们解放的迟早是成正比例的，中途的挫折和困难，不但不应引起颓废或悲观，反应增强努力的勇气，增加猛进的速率。
（原载1933年3月11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10期，署名韬奋。）
逃军和孤军
最可令人急死气死的是当此国难一天紧迫一天，中国所有的军就只有两种，不是逃军便是屡见不一见的孤军！
抱“不抵抗主义”的军都属于“逃军”，这自从所谓“九一八”的一幕惨剧开演以来（所谓惨剧当然是就民众的立场说，在“逃军”方面只是滑稽剧而已），“逃军”的成绩，可谓发挥光大到了尖锐化的程度，大家都看得眼花撩乱。除了这种逃军之外，我们当然希望有能对敌抵抗或斗争的军队，可是不知中国为何就这样的不幸：对内的军就从未听见“孤”过，一对起外来，不抵抗的有“逃军”，肯抵抗的又往往做了“孤军”！
马占山、苏炳文等都算是轰轰烈烈地抵抗了一个时候，但都因为做了“孤军”，弹尽援绝，痛哭流涕地退却。十九路军及一小部分的第五军在淞沪抗日血战，为中华民族争得不少荣誉和光辉，这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争斗上不能磨灭的一页光荣史，但是也因为做了孤军，苦战整月，终陷于无兵调守浏河，腹背受攻，椎胸饮泣而总退却。最近又屡在报上看到很大的标题，那就是“绝塞孤军作殊死战”的孙殿英部。在此次热河的抗日斗争里面，比较的有声有色的，截止记者执笔时，还只见有孙部，但他在赤峰作战，据他自己通电所说，并未奉到总部命令，系因受了朱子桥将军之托，率兵两团，赶到赤峰应援。可见这确是“孤”得可以！他还在通电中说：“冰雪之中，冻馁之躯，与敌钢铁相拚，血肉横飞，绝不稍馁，惟热境地面辽阔，一军之力，不能兼顾全局，至为痛心也”；又有电致京，谓该军前线兵士枵腹苦战，经三昼夜，单衣应战雪地中，全军仍奋勇抗敌，毫无馁气，受伤兵士，无药医治，情更凄惨，这都是“孤军”的写真！最近听说孙部因粮尽援绝，暂退多伦了。
我们老百姓屡次恭听当局宣言对抗日军事早已有了整个计划，惟事关军机，不便宣布。但在“整个计划”中，何“逃军”与“孤军”之多？这却是一个不可解的谜！
（原载1933年3月18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11期，署名韬奋。）
苦命是注定了的吗？
上月中旬行政院长汪精卫氏到沪，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中日问题之负责谈话”，有“国难如此严重，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和不战，两俱可虞”等语，并说他自己“涌身跳入火坑”，且要“竭诚招邀同志们一齐跳入火坑”。他这种立在歧途上无所不“虞”的理论发表后，颇受言论界的诘责，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他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极详细之解释”，说得好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诉着的样子，断定“中国是苦命的中国，中国人是苦命的中国人，苦命是注定了的，我们安排吃苦，不要随便叫苦”。
十年来的中国，差不多天天闹着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往往难免苦命的事实要暂时忍受着，以待光明之到来，这是历史上告诉我们的事实。不过他国闹革命，在若干年后，总有若干减少苦命的事实表示出来，给一般民众看看，独我国的革命照直到现在为止的事实看来不但和苦命结了不解缘，而且愈革命愈苦命起来，革命好像是为着增加苦命而来的！我们常茫然不知道这种现象的责任应由谁来负？应由未得参与政治的大多数苦命的劳苦民众来负吗？他们既未参与政治，政治上如何定策，如何执行，他们都好像蒙在鼓里，何从负起？应由主持政治的当道负吗？他们却常常嚷着“国民应与政府共同负责”！现在我们才恍然明白了，原来中国的“苦命是注定了的”，那就谁都没有责任可言了！国事弄得糟到如此，原来并不是由于任何主持政治者“弄得”不好，全是由于中国的“苦命是注定了的”！
在真是为大众的福利努力而吃苦，苦中实有至乐，受者决不怨命，也决不叫苦。美国的艾迪博士在所著的《苏俄的真相》一书里说起“他们从生到死所受整个的训练，不是要为个人的财物而竞争，却要打算社会全体的幸福：社会的公产已经代替了个人的私蓄。我们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在我们和那些在美国享过繁华生活与得过很高工资的人谈话时，没有一个人说欢喜再回到美国去过生活。”可见苦不见得一定没有人愿吃，所要问的是为什么吃苦？吃了苦又怎样？这些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就是要老百姓“安排吃苦，不要随便叫苦”，都可不成问题。否则像东三省和热河的民众，苦是吃够了，命也苦得够了，结果是尽其脂膏奉养不抵抗的将军安然出洋考察。苦命的民众得不到丝毫的保障，穷奢极欲误国害民的人物却得到了十全的保障。热河的民众，苦也是吃够了，命也苦得够了，但最近监察院还在急叫着，弹劾汤玉麟，说“玉麟祸热七载，人民所受痛苦，万言难尽……近并闻有起用之说”，请问老百姓要再怎样“安排吃苦”呢？“吃苦”的代价又是什么呢？无辜的老百姓就活该“吃苦”，而且要吃得“不要随便叫苦”，吸尽脂膏的军阀官僚们就“注定了”享福的吗？现在华北的民众是否不致和东三省及热河的民众“注定了”一样的苦命，乃至全国的民众是否不致和华北的民众“注定了”一样的苦命，这就很难说了。所以做今日的中国民众，并不怕吃苦，所怕的是没有吃苦的路这当然是指生路，不是死路。
不过汪院长的可怜，我们却也心照不宣的，他说“以小败为大胜，以大败为小胜，以失守为战略的放弃，以退却为变更阵地，这种战事新闻，不但为敌人所笑，而且助长了国民的虚惰的爱国心”，要知道“这种战事新闻”决不是称无冕帝王而实际可以随意枪毙的新闻记者所愿意捏造的，在实际上还不是有枪阶级自己玩的把戏！在严重检查和包办新闻的局面之下，不但“苦命是注定了的”新闻记者无可如何，就是“涌身跳入火坑”的行政院长，亦只有在嘴上说说“老话”，实际上还不是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无可如何吗？
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诚然承认汪院长所谓“中国是苦命的中国，中国人是苦命的中国人”，不过说“苦命是注定了的”，又无条件的要“我们安排吃苦，不要随便叫苦”，我们似乎不得不转转念头想一想了。
（原载1933年5月6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18期，署名韬奋。）
学生救亡运动
北平各大学和中学的数千学生，鉴于亡国惨祸的危迫，于本月九日举行请愿和示威游行，在军警严厉威胁之下，全天在寒风凛冽饥渴交困中冒险进行，虽经水龙冲击，皮鞭乱打，大刀乱挥，不能阻挡他们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本月十六日北平学生五千余人又作更英勇壮烈的示威运动，军警用武力压迫，手枪乱放，大刀直冲，学生仍然从容镇静，受伤被捕的数十人。这至少使全世界知道中国大众并不是甘心做奴隶；至少使全世界知道投降屈辱，毫不知耻，并不是出于中国大众的意思。这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序幕，这是中国大众为民族争生存不怕任何牺牲的先声！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大旗的下面，满腔热诚，万分悲愤，遥对北方，向参加救亡运动的男女同胞们致最恳挚的革命敬礼！
我们觉得这个运动的最大的意义是：久在高度压迫下的郁积苦闷悲痛愤怒的全国大众对于民族解放的斗争情绪，好像久被抑制的火山，在这里迸裂喷放怒号一下。换句话说，这决不是仅仅北平一个地方，仅仅北平数千的热血青年对于国事的态度，这个运动实在是足以代表全国大众对于救亡的坚决的意志，实在是全国大众对于救亡的坚决的意志之一种强有力的表现。关于这个重要的意义，只要看全国各地学生的汹涌的响应，全国各界的热烈的同情，便是铁一般的事实的佐证。参加救亡运动的男女青年同胞们！你们的呼号声，是全国大众心坎里所要大声疾呼的呼号声！你们的愤怒的表现，是全国大众所要表现的愤怒！你们紧挽着臂膊冲过大刀枪刺的英勇行为，是全国大众所要洒热血抛头颅为民族解放牺牲一切的象征。记者为着民族解放的前途，要对你们这先锋队顶礼膜拜，致最诚挚的无上敬礼！
有人估量学生救亡运动的价值，认为学生们喊口号，提要求，文电纷飞，示威激昂，对于民族解放似乎没有多大实际的效力。其实这种见解是犯着很大的错误。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后成功是要靠全国大众的全盘努力，仅把任何一部分的工作抽出来，作孤独的隔离的估量，那便犯了机械看法的错误。在斗争里面，军事的抗斗可算是最直接最实际的了，但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军事抗斗要有成效，也必要和大众连合成为一条战线，也不是和大众脱离着关系而能孤独成功的。凡是违反大众的民族意识的政府或军队，绝对是终于要走上自杀之路，原因也在这里。充满着一脑袋帝国主义野心的“黑衫宰相”好像要立刻吞下去的阿比西尼亚，所以能打到现在还不屈服的原因，也在这里。民众运动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学生救亡运动却在民众运动中占着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民众运动消沈的时候，学生救亡运动是大范围的民众运动的酵母，是大范围的民众运动的先驱，它的重要是在全国大众的全盘努力里面有着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推动功用。倘若其他方面袖手旁观，把学生救亡运动这个方面抽出来作孤独的隔离的估量，这个态度如果是出于无意识的，那是在知识上犯着太幼稚的毛病；如果是出于有意识的，那就心术不堪问，万死有余辜的了！明白了这一点，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对于学生救亡运动不应该作无理性的轻视的消极批评，只有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
有些人在这样危迫的时候，对于学生救亡运动，似乎还不能领会或不愿领会上面所提出的两个重要意义，却“苦心孤诣”劝学生“安心向学”。做学生的当然希望能够“安心向学”，我们当然也希望学生能够“安心向学”。但是今天失一地，明天去一省，今天这里“自治”，明天那里“进犯”；“友邦”的军队横行示威，“友邦”的军用飞机轧轧头上；汉奸得到实际的保障，爱国青年却受着无理的摧残！这样实际的客观环境怎样能使青年“安心”？所以这不是赞成或反对“安心向学”的问题，却是要请那些板起面孔拿这句空话塞责的名流学者大人先生们回答这个事实上的问题。
上面所谈到的三点是就一般的方面研究学生救亡运动。我们对于参加这个运动的青年同胞们也有三点要贡献：
第一点是：对象要看得清楚。我们的对象是全民族解放的积极斗争，并不是仅限于枝枝节节的一个局部或一件事情的问题。在北平发动的学生救亡运动提出的最注重的一点是“反对所谓自治运动”，这只是就当地实际情形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同时却要注意变相的奉送华北，尤不可忘却整个民族解放的大目标。现在已经有人说“华北问题已告一段落”，甚至有人说这次运动的“目标可以说是已经达到”。别的不说，华北问题是否告一段落？我们就尽量欺骗自己，而我们的“友邦”却很老实地把真相很坦白地公开宣布了出来。最近日军部特派来华的重要军官喜多就公开宣言扩充华北驻军，公开宣言他们对于华北“实质较名为重”；自冀察政务会发表后，日军部表示“现当注视该项新机关今后对日满之动向，而于日满与中国之具体提携政策，严重监视其实行，一方面期待日华亲善三原则决定之全部折冲”，甚至说冀察政务会“尚拟设顾问部，顾问则向日本方面聘请”（这都是煌煌然登在中外各报的公开消息）。事实的表现是塘沽被占领，殷逆汝耕扩大地盘，公然截留关盐税，公然布告禁止使用中央银行钞票；“友邦”在津公然建造大规模的军用飞机场，经中国当局交涉后，反加紧工作。华北问题已告一段落了吗？别人一步一步地非灭亡我们整个的民族不止，有些人却拚命缩着头蒙在鼓里，歌颂升平！我们认为学生救亡运动要看清目标是整个民族的解放，绝对不受任何欺骗。
第二点是：只有有目标有策略的集团组织才有伟大的持久的力量。学生救亡运动的力量也在集团的一致的努力奋斗，所以须有全国有系统的巩固的学生组织。个人固然没有力量，一个学校的力量也很薄弱，所以不但一个地方的各校须有联络，全国各地各校也须有联络，而且同时对于社会其他力量也要发生联系。
第三点是：要有排除万难不怕艰苦的精神。现在环境的艰难，远非五四时代所能比，种种障碍之易于令人却步灰心的不可胜数，我们当准备遇着这种种的障碍，无所用其惊奇，无所用其畏缩，步步为营，设法应付，而不可被这种种障碍所克服。
学生救亡运动万岁！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
（原载1935年12月21日《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未署名。）
光荣而惨痛的纪念
“一·二八”的英勇抗战，为民族解放而奋起奔赴的英勇抗战，转瞬间已到四周年的纪念了：这一个英勇的抗战，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是全国大众所永远不能忘的一个光荣的纪念日！
这个光荣的纪念日至少表示：
（一）中国确有抗敌的能力，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中国确有抗敌的能力。在战事爆发的前夕，敌方公开宣言只须四小时，可以消灭中国的抗敌军队；就是在中国方面的重要官吏某某也在个人谈话里预料中国的抗敌军队只须四天就要被敌军完全消灭；甚至负军事责任的某某也在个人谈话里预料中国抗敌军队至多不过十天，必然地要被敌军完全消灭。但是这一次的抗敌血战继续三十四天，以一隅的孤军抗战，敌方用全国力量积极派援三易统帅的海陆空军，抗战至三十四天而还未“完全消灭”！这在全国即将沦入奴籍的今日，汉奸和准汉奸们想出种种亡国理论投降理论以麻醉大众的今日，尤有深刻的意义。
（二）民众力量的伟大。当时奋勇作战的十九路军，在人数军备和给养上都没有怎样充分的准备，但是因为和民众的力量打成一片，便和寻常军队的力量大不同了。当时民众毁家纾难热烈相助的情形，历历犹在目前。捐款的踊跃，可谓空前盛况。大众生活社同人亲见一般大众临门缴款，有十几岁的拾垃圾的孩童，有五六十岁的卖菜老太婆；角子和铜元齐集，钞票和洋钿纷飞；捐款拥挤，争先恐后。各界运输军用食物，尽瘁前线后方，用尽种种方法定制钢铁军帽，补充军器军需，各校女生整夜赶制兵士棉马甲。在闸北战区破家荡产，甚至骨肉丧亡或离散，自身仅以身免的人们，相见痛哭。但于呜咽中还说为国牺牲，虽死无憾！以这样共患难同生死的民众，和确能为国抗战的军队结成联合战线，它的力量的伟大是当然的。这一点在轻视民众在民族斗争方面的力量的今日（当然，在另一方面，也有人怕民众力量的抬头，不过这却是另有动机的），也是很值得郑重提出的。
（三）全世界对中华民族的新认识，也可以说中国的国际地位受到很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海外的侨胞和我们曾经到各国视察研究的人感觉得最真切。据南洋的侨胞所谈，荷属爪哇在“九一八”后，有十几个中国青年因积极推动抵货运动被拘，不经审判，任意被送到牢狱里去，屡次交涉无效，后来一到“一·二八”打了几天胜仗以后，荷当局自动提出审问，除有两人因有证据被判出境外，其余都被释放。又据巴黎的中国朋友谈起，当“九一八”丑剧传播到海外的时候，中国人简直不好意思在街上走，只得躲在家里烧饭吃，到了“一·二八”抗战的义声远播后，他们才又堂而皇之地出来。又据美国纽约的中国朋友谈起，当“一·二八”的抗战消息传到后，哥伦比亚大学里的各国学生都纷纷和中国学生握手致敬。不但各国的中国朋友和侨胞都有无数的这类故事，眉飞色舞异常兴奋地告诉我们，就是外国朋友谈到中国必然地可以复兴，都必然地要提到这一件事。英国作家柯尔（G.D.H.Cole）在他的新著《政治制度》一书里，把中国说得怪难为情，但是也把十九路军的抗战作为中国大众能够抗敌自救的一个佐证。
但是我们一方面觉得“一·二八”是光荣的纪念，一方面也深深地感到这是很惨痛的纪念。因为当时是孤军抗战，而未扩大到全民族为解放而奋起的联合战线，以致未曾得到所预期的结果。现在中国的形势比“一·二八”的时候是“每况愈下”了，一大块一大块的土地都是任人牵着鼻子去表演奴隶式的“自治”的割据。对方导演人公开宣言要把这奴隶式的“自治”扩充到全中国，汉奸不但个个逍遥法外，而且飞黄腾达，弹冠相庆。最近且有石友三要做北平保安司令，殷汝耕要做天津市长的传说，真使人感到不知人间何世！我们在现状之下追想到“一·二八”为民族解放斗争而悲壮牺牲的斗士民众，应该要感到无限的惨痛，应该要更兴奋地更热烈地担负起后死者的责任！
（原载1936年1月25日《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未署名。）
大学校长准备日军拘捕！
在上海各大学校长呼吁和平的电报发出未久以后，北平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竟接到驻平日本军队方面备极侮辱威吓的警告，勒令各校长管束学生抗日运动，否则日军当拘捕各负责校长，以儆效尤。这种骇人听闻的蛮横举动，无疑地更引起我国民众的愤慨，更使一般中国人愈深刻地感到做今日的中国人，横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纵任我们的民族敌人侮辱宰割，恬不知耻；一条是共同起来对外抗战，抢救沦亡中的国家，必先把沦亡中的国家抢救回来，然后才说得到个人的名誉与安全。
我们所要沈痛地唤起国人注意的，这种蛮横举动在我们虽觉得是骇人听闻，而在我们的民族敌人方面却是很自然的而又必然的寻常事！为什么呢？中国一向伏地哀求到了今日，已由被强迫承认三原则的阶段进而到了被强迫履行三原则的阶段了！三原则的第一条不是要中国压迫抗日的爱国运动吗？北平学生是全中国青年斗士的领导者，虽在内外敌人夹攻的危险环境里面，还不被压服，还不汩没他们的爱国心，竟又排除万难，甘冒万险，英勇地起来继续救国运动的努力，这在我们全国民众看来是可歌可泣的，在我们的民族敌人看来却是非常可恨的，和他们所要强迫我们履行的三原则更是水火之不相容，已准备实行以武力干涉我国的学生运动了。身任大学校长，领袖教育界的诸位教育家，你们甘心替我们的民族敌人做刽子手，忠实地替他们履行三原则（尤其是第一条）吗？还是毅然决然加入全国的抗日救国的联合阵线共同奋斗？到了今日，到了做奴或做人必须分路的今日，诸位教育家在这两条路之间，是必须很明确地很英勇地，选择一条最合于你们良心裁判的大路走的了！
我们深知诸位教育家爱国之心，并不后人，所踌躇者，也许觉得抗战还须准备，还须等待。但是我们的民族敌人除积极在华北增军外，最近又在积极强化华北的空军了；除扩大天津东局子的机场外，又决定在丰台附近建筑大机场，增派军用飞机大队常驻华北。我们继续地屈服投降，在实际上只是帮助敌人在我国国土内强化了陆军，又强化了空军，而大学校长却须准备日军拘捕了！
我们读了上海各大学校长呼吁和平的通电，又看到了北平各大学校长的惨况，感触万端，悲痛无已，愿以极诚恳的态度，提出这个严重的问题，希望能得到诸位教育家的严重的考虑。
（原载1936年6月16日香港《生活日报》第10号，未署名。）
苦闷与认识
在现在的中国里，除汉奸卖国贼外，大概都不免在苦闷的气氛中。尤其是热情横溢的青年，他们特富于敏锐的感觉，纯洁的心情，每日展开报纸所看到的记载，尽是民族的敌人横行无忌，激进侵略的事实，悲愤的情绪，实有难于抑制之苦。想不干吧，做了中国人，逃不出中国的现实；你有眼睛，所看见的无法逃避中国的实况，你有耳朵，所听见的无法逃避中国的实况。要干吧，又苦于满地荆棘，不知道从何着手。这样处于不干不是干又不得的苦境，当然要感到难于摆脱的苦闷。这种苦闷已普遍于一般人，尤以青年们为尤甚。
极端苦闷的结果，大概不外两途：一是由苦闷而更努力于寻觅出路，终于得到了出路；一是索性颓废，自暴自弃。当然，这里所谓寻觅出路，指的不是个人的出路，一则在现状下，整个民族没有出路，个人实在无法觅得出路，二则看到整个民族到了这样惨痛的境地，个人的出路也不是值得十分注意的问题。所以大家所注意的，都集中于怎样使整个民族可以得到出路。
谈到这里，便要牵连到认识的问题。认识不正确，不清楚，还是要钻到苦闷的牛角尖里去。为什么？因为一个民族的出路，在时间上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全达到的；在人力上也不是由一二人或少数人所能单独完成的。所以就是你看清了整个民族的出路，在目前，至多是你在工作上有了一个灯塔，知道向什么方向干去。在你干的历程中，还不知要经过多少的艰苦困难，要受到多少的磨折麻烦！你倘若经不起这样的艰苦困难，经不起这样的磨折麻烦，你根本就未曾认识这是在干的历程中必有的阶段，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闷。这是先要弄清楚的第一点，其次，民族解放的工作是要靠大众来参加共同奋斗，不是可以像“英雄主义”的幻想，可以由一二人或少数人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我们的工作要注意于说服多数人，推动多数人来参加我们的阵线；这是需要很忍耐的，很坚毅的，很不怕烦的实际工作。倘若你未认识这是在干的历程中必有的阶段，也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闷。这是要弄清楚的第二点。最后，有些人希望在一种现成的理想的环境中干自己所要做的救国工作，以为非舍去原有的职业是无可为的；倘得不到，又在苦闷上加上苦闷！其实这也是由于认识的错误。救国的工作是由各种各样工作配合而成的，各人应就各人的力量和境地，从现实做出发点去干的。倘若希望有个现成的理想的环境，那是只有到乌托邦去，那只有始终在苦闷的气氛中翻筋斗，交臂失去了许多可以干的机会，这是多么可惜的啊。
（原载1936年6月16日香港《生活日报》第10号，署名韬奋。）
军旗与走私
据天津海关调查，津关五月份日货进口一万三千一百吨，较四月份入口减少六千六百吨。这减少并不是真的减少，是报关的正货大大地减少，也就是私货较前愈益猖獗的表现。据调查报告，凡属税率最多的人造丝，砂糖，卷烟纸，棉纱，印刷材料，丝织品，毛织物，玩具，酒，汽水，煤油，汽油等，在正货中几等于无，全由走私入口，纳正规税的被人笑作痴呆，五月份的入口私货总数额竟达五万吨以上，超过正当入口率几至四倍。这形势的每况愈下，严重异常，可以概见。依四月份走私的情形说，我国关税一年的损失要近一万万元，等于我国整个关税收入的半数。现看五月份的情形，只有变本加厉，愈来愈凶，这样下去，中国的经济非完全破产不可。这事对于中国民族生命的残酷的打击，是谁都可以看得到的。我们怎样能挽救这个危机呢？中国不是有着堂皇的海关吗？为什么就一筹莫展呢？这只要看走私是怎样“走”的，便可明白。
据天津来讯所说，日本驻军直认庇护走私为正常使命；由冀东方面运出的私货，除由北宁路车运输外，并由大汽车运送，车上插有日本驻军军用品字样的旗帜，近来多用这个方法运输，海关不敢顾问，连统计都无法统计。在天津某租界为着经营走私而新增的洋行约三四十家，据说都是由某军司令部核准成立的。走私浪人自天津向沧济以南运输私货，每夜公然搭津浦车起运，已成惯例。尤可诧异的是他们竟由某军司令部指挥，编为五班，每班四十人，暗藏短铳尖刀等物，对关员路员示威，恫吓殴打，无所不为，甚至车站上的关员路员不但不能缉私，即走私浪人装车强占旅客位置时，也不便注视，以免取祸。我们试闭目静思，这究竟成了什么样的世界！中国已成了什么样的国家！
走私在任何国家都是违法的事情，违法的事情原是可以用法律来制裁的，但是走私和我们“友邦”的军旗发生了关系，这便不是一件简单的走私问题了，这便和我们的整个国家抗敌救亡的计划有着分不开的联系了。换句话说，这样大规模的走私，实在是要把我们整个国家的血液吸尽，骨髓榨完，这是侵略整个中国的毒计的一部分；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决不能就走私而解决走私，因为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根本办法是要我们发动整个民族的自卫战争，然后才能用我们的军旗，使走私和我们民族敌人的军旗脱离关系！
（原载1936年6月18日香港《生活日报》第12号，未署名。）
解决中日问题的途径
胡适之先生所主编的《独立评论》第二三号（五月三十一日出版）上登着一篇沈惟泰先生做的《解决中日问题的途径》。当国难危迫到这样地步的时候，这个题目当然会引起我们特殊的注意，要看看这里面所建议的“途径”究竟怎样，充满着满腔的热诚和希望，平心静气地仔仔细细地拜读了一遍，但是所得的感触却是无限的诧异和失望！
本文作者断言“调整中日关系”在事实上已不可能，这一点是很对的。他很中肯地说：“我以为要用外交的方式与日本政府谋解除中日间的仇恨和改善两国的邦交简直是‘缘木求鱼’……日本谈‘调整中日关系’至今已有半年了，结果是不但冀东的‘自治’没有取消，现在却索性把这‘自治’区当为走私的根据地，以扰乱我们国家的财政，以破坏我们人民的工商业……一年的损失要近一万万元，这就等于我们整个关税收入的半数。总之，谈一次中日‘亲善’，谈一次‘调整’中日关系，中国就多一宗损失，恐怕将来达到日本所理想的中日亲善那地步，中国早已成为日本保护国或附属国了。”本文作者更进而作很坚决的表示：“让我们现在对于这条路绝望，然后才有希望打出一条新的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
我们所急于知道的便是这“一条新的途径”究竟是什么？本文作者一方面承认中日问题不是靠“外交的方式”所能解决，一方面却也表示反对对日抗战。你听他说：“胡适先生说，‘中日问题的根本解决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政治的外交的，一条是军事的战争的。’前一条我想大概是指用外交的方式来‘调整中日关系’，后一条是‘同文同种相屠杀的惨剧’。我以为这两条路都不是根本解决中日问题的途径，现在与日本谈‘调整中日关系’，我上文一再申述是‘缘木求鱼’，毫无效果的；至于‘同文同种相屠杀的惨剧’，依我们现在的实力而论，也是必败之道。”
既反对投降，又反对抗战，那末“途径”究竟在那里呢？本文作者说：“我以为根本解决中日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我所说的修明内政，巩固国防，和注意日本以外的外交。”关于“修明内政，巩固国防”，他提出三点：
第一点是“国防的增强”，他说“我们国家的实力和日本相差太远了，要在短期内赶上日本，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敌人对我们的实力有所顾忌的地步。”国防的增强，不能说不对，但是在敌人继续不断的侵略中，“准备”四五年了，中国的国土几送去了一半，再“准备”下去，“国”且不存，“防”将安附？本文作者自己也很慨然地指出敌人已破坏了我们整个关税收入的半数，这样下去，试问用什么来“增强国防”？如要阻止这种破坏，如要阻止继续不断地侵略我们的土地，外交既无效，用什么来阻止呢？我们能否“倚赖日本人发个大慈大悲”（亦作者文中语），哀求道：“请你暂停破坏，暂停侵略，我正在准备中啊！”其实淞沪之战，嫩江之战，喜峰口之战，还只是孤军作战，已使敌人疲于奔命，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整个民族的救亡抗战，有什么理由断为“必败之道”呢？
本文作者所提出的第二点是“民心的团结”。他说“我想政府更应当注意的是好好的利用人民爱国的热衷，对于爱国的言论和爱国运动只应当鼓励，而不应当摧残。对于汉奸及危害国家的罪人应当严重惩处，千万不能姑息。”这几句话我们当然是十分赞同的，不过在“民心的团结”标题下，似乎文不对题，因为由作者这几句话看去，显然不是民心团结不团结的问题，却是政府摧残不摧残民心的团结。
本文作者所提出的第三点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再三注意于“绝对服从中央政府的意志”，“对于他们的施行军权政权应当给与极少的牵掣。”真正起来抗敌救国，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指挥，这是当然的。我们所要问的是“绝对服从”些什么？本文作者在他的这篇大作的开端就说：“‘调整中日关系’这名词，自从去年冬天发动于东京以来，好像至今还是被两国政府认为解决中日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不知道本文作者所谓“绝对服从”是否“绝对服从”这个“唯一途径”？但是“调整中日关系”却是他所认为“缘木求鱼”的！
本文作者这样地提倡着以上所说的三点之后，很乐观地判定：“中国假使做到这三步，那日本即使要侵略它，也得三思而后行”！日本的凶猛的侵略从未停顿过，这里却轻轻加上一个“即使”字样；我国四五年来虽都在闹着“准备”，侵略者却从来未曾“三思而后行”！
本文作者除提出上面的三点来说明他的“修明内政，巩固国防”的主张外，还发表关于“注意日本以外的外交”的主张。他主张第一步是“无疑地联俄”，认为“俄国与中国利害相同，在日本独霸东亚的计划中，俄国和中国同是它的障碍；它现在的步骤是先慑服中国，巩固它在亚洲大陆上的势力，然后再以全力对付俄国”。这观察诚然是很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只有发动自卫的抗敌战争，才有联俄的可能，投降政策只是帮助日本更“巩固它在亚洲大陆上的势力”，我们自己要这样跑上死路，别人是决不肯陪着我们同往死路上跑的！
本文作者在外交方面所主张的第二步是“应当促进世界和平的保障”。这在原则上当然也是对的。不过本文作者认为“要维持和平，一定要有为维持和平而牺牲的决心”。“不要因为某一国家的侵略行为暂时与我没有切肤的关系，我就可置之不理。要知纵容某一国的侵略行为，就是鼓励其他国家的效尤”。又说“大家具有制裁侵略者的决心”。这些话都对！不过中国不能不感到惭愧的，不必说什么“与我没有切肤的关系”的“侵略行为”，就是确与我们有着切肤关系的“侵略行为”，我们还在“纵容”着，现在我们所急迫需要的正是“具有制裁侵略者的决心”！
（原载1936年6月21日香港《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1卷第3号，署名孤峰。）
从现实做出发点
“理想为事实之母”，这句话好像是很合于真理的，尤其是因为很耳熟的一个成语，我们往往不加思索地把它认为确切不变的真理。其实我们如仔细思量一番，便知道这句话有着语病，因为很容易使人误会，以为理想是可以超越现实而凭空虚构的，不想到自古以来任何大思想家的理想，都有他的现实的社会背景，都是事实之母，而不是凭空产生的。由事实产生的理想，再由这理想而影响到后来的事实，这诚然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由这样的观点看去，说“理想为事实之母”，这句话原也讲得通，但是还不可忘却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便是要在现实上运用这个理想，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必须顾到当前的客观的事实，不是能够抛开你当前的现实而可以立刻或很顺利地实现你的理想。
哲学家的重要任务是要改变世界，而不是仅仅用种种方法解释世界。人类是能够改造历史的。所以我们要推动历史巨轮的前进，不可屈服于现实，必须负起改造现实的使命，但是要改造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不能抛开现实而不顾，这是很显然的。例如你要改造一所屋子，你必须根据这所屋子的种种实际的情形设计，无论如何是不能抛开这所屋子而不顾的。
我们倘若能常常牢记着我们是要从现实做出发点，便不致犯近视病的苦闷，悲观，为艰苦所克服的等等流弊。
我们闭拢眼睛静思我们理想中的中国，尽管是怎样的自由平等，愉快安乐，但是你要实现这个理想，必须从现实的中国做出发点；现实的中国不能这样完全的，是有着许多可悲可痛的事实，是有着许多可耻可愤的事实，我们既明知现实的中国有着这种种的当前事实，又明知要改造中国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便须准备和这种种事实相见，便须准备和种种事实斗争，这是意中事，是必然要遇着的；从事实做出发点的斗争，决不是没有阻碍的，有阻碍便必然地有困难，解决困难也必然要经过艰苦的历程，这是意中事，也必然要遇着的。其实中国如果是已像我们理想中的那样完全了，那就用不着我们来改造；改造时如没有阻碍，没有困难，那也用不着我们来斗争。倘若你一方面要改造中国，要排除阻碍，解决困难；一方面却因中国的糟而苦闷，悲观，怕见阻碍，怕遇困难：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矛盾所给与你的痛苦，是因为未曾注意要从现实做出发点！如果我们注意我们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我们既不能像孙行者的摇身一变，脱离这个现实的世界，翻个筋斗到天空里去，那末我们只有向前干的一个态度，只有排除万难向前奋斗的一个态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现实就根本是有缺憾的，必然是不完全的，必然是有着许多不满意的，甚至必然是有着许多事实令人痛心疾首的，我们既不能逃避现实，就不能逃避这种种，就只有设法来对付这种种；一个人或少数人来对付不够，就只有设法造成集体的力量来对付。
现在有不少青年有志奋斗，但同时却有许多逃不出苦闷的圈子。苦闷是要消磨志气的（虽则在某一场合也可以推动奋斗），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必然地要从现实做出发点。
（原载1936年7月5日香港《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1卷第5号，署名韬奋。）
安全
近来在国际新闻里常可看到一个时髦名词，叫做“集体安全”。这个名词很有意思，一方面可以表示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持安全，安全格外巩固；一方面也可以表示只有集体的安全，不是单独或单方面的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其实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谁不求安全？谁不要安全？这犹之乎世界上的个人谁不要自由？谁不求自由？但是个人的自由须以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为限度，否则大家都以妨害他人的自由为自由，便成了一个大家都不自由的苦痛的世界。国家的安全也应有相类的限度，如必以破坏别国的安全为安全，结果必然要造成一个大家不安全的世界。
这理由似乎是很简单的，但是在实际上却常常发生和这个理由背道而驰的事实，尤其是在远东的国际舞台上。试举最近的几件奇闻为例。据北平电讯，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于本月七日晨赴丰台检阅日军，认为中国军队的驻防地影响日军的安全，并在日军营内作短时间的会商，即拟就中国军队驻防地点，回北平后向宋哲元提出履行。丰台明明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在中国领土内的丰台增加军队，对于中国的安全有着怎样的威胁，虽是一个小孩子都会明白的，但是在中国领土内驻扎的中国军队的驻防地却须由日本军事当局代为拟就，提出履行，这不是天下的奇闻吗？中国的军队是干什么的？无疑地是应该有着卫护中国安全的天职，并不负有卫护日本军队安全的天职。如中国军队要牺牲中国的安全来卫护日本军队的安全，这样的中国军队，我们要它来干吗？日本要牺牲中国的安全来保持日军的安全，这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还有一件奇闻是据天津电讯，驻丰台的日军开入张家村后，竟勒缴该村农民自卫的枪械，以致民气愤激，纷起抵抗。张家村是中国的领土，该村农民是中国的国民，中国国民在中国国土内的所有自卫的枪械，日本军队根据何种权利来勒缴它？这又不是天下的奇闻吗？我们为着中国的安全，能容许这样的奇闻接二连三地发生吗？
仍在酝酿中的华北危机，将有更凶残的表现。宋哲元氏宣言以确保主权为原则，这宣言是全国民众所欢迎的；但是仅仅空洞的原则是无用的，必须在具体的事实上能够符合这个宣言，才能获得国人的信任。我们不但对宋氏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对于任何当局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原载1936年7月9日香港《生活日报》第33号，未署名。）
所望于庐山会议者
自从粤陈出走，中央统一西南告成以后，中日两国的军政要人，都在忙着商议应付今后的局势。日本方面于七月二十二日举行外陆海三相会议，发表声明书，要求中国尊重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不然就要在华北采取更强硬的政策。此外日本驻华南各省领事海陆军武官及台湾拓殖会社社长等，又准备于八月中在台北召开南进政策联席会议，讨论今后侵略华南的方针。和日本军政要人这些举动遥遥相对的，则有我国军政要人的庐山会议。这次庐山会议，预定本月二十八日开幕，议程包含有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及国防会议等各项。虽然会议目的何在，事关机密，无从妄加推测，但据报纸传闻，此次庐山会议，“对于团结御侮，将有新开展”。换句话说，庐山会议乃针对日本的三相会议和台北会议而召开，目的在于决定今后我国抗敌救亡的大计。这个推测，要是不错，则这次会议，诚然是我们所馨香祷祝的啊！
但是过去数年以来，政府口头所谓团结御侮，我们已领教得够了。政府以团结御侮为名义，召集军政要人的会议，也已有数十次了。可是结果怎样呢？天天嚷着团结而涣散如故；天天嚷着御侮，而不抵抗如故。人家开一次会议，要北进就北进，要南进就南进，而我们开十次百次会议，却始终不见有抗战的事实表现。在过去，政府或者因内部不统一，不能以全力对外，还有理由可说。现在西南已经统一了，政府再没有别的牵制。因此我们希望在庐山会议中，政府至少应该决定两种态度：第一，政府应该诚意表示接纳民众的要求，上下一致，救亡图存。对于民众抗敌言论和行动，不但不应加以束缚压迫，而且应该竭力提倡奖励。人民的意见，政府应该虚心接纳，即使为政府所万不能接纳的，也应让人民有自由发表之权。第二，政府对于抗敌救亡，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作何准备，应该明白宣布原则，不应始终含糊其辞。因为只有屈服卖国需要秘密，而抵抗侵略，则为天地间最光明正大之举，用不到鬼鬼祟祟，瞒上瞒下。不然即使政府真有抗敌决心，人民睡在鼓里也决不能予政府以信任。试问政府蒙蔽人民，人民不信任政府，这能算是团结御侮吗？
因此，我们希望西南统一告成以后的庐山会议，不应像过去各种会议那样，专事讨论如何分配地盘，如何安插亲信，而应毅然决然，采纳全国民众的要求，决定抗敌救亡的大计，并且明白向全国宣示，方足以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收团结御侮的实效。目前人民所迫切需要的，不是假抗日，而是真抗日，不是空谈救亡，而是实行救亡。两广当局正因假抗日，空谈救亡，以至被民众唾弃，身败名裂。我们的军政要人纵使十分健忘，总不会把眼前的教训忽略了罢。
（原载1936年7月26日香港《生活日报》第50号，未署名。）
统一与联合
联合是过程，统一是目的。要统一必先联合，惟联合才有统一。目前流行的民族救亡阵线这个名词，有的人称之为“统一阵线”，有的人又称之为“联合阵线”。可见“统一”与“联合”是一而二，二而一。
可是有些人却故意曲解，把统一与联合这两个名词，分拆开来，甚至作互相对立的解释。有的误认统一是独霸天下的意思，既然是独霸天下，自然和联合的意义相反。有的误解“联合”就是妥协屈服，既然是妥协屈服，自然并不是为了统一的目标而联合。大概国内的实力派势孤力弱的，要求联合而不要统一。一旦有了权势之后，就要统一而不要联合。其实这些见解全是错误的。天下断没有内部不联合，而有真正的统一。而且如果不是为了统一对外，所谓联合，也只是空虚的，不能持久的。
从袁世凯到现在，中国天天求统一，而并没有一天真正全国统一过。这原因在那里？原来过去的统治者只想消灭异己，独霸天下，而并没有想从“联合”以求“统一”。可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在国难严重的今日，要用一党，一派，一种主义，一种思想，来统一全国的各党，各派，各种主义，各种思想，纵使华盛顿、拿破仑再世，也不会得到成功。所以结果愈是求统一，而内部却愈见分裂。
现在有些人喜欢引证普法战争的史实，以为俾士麦是先统一德意志各联邦，而后对外才得到了胜利。却不知道俾士麦是首先联合德意志各邦，共同对法作战，于战胜之后，才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假如不然，俾士麦首先用了普鲁士武力，南征北讨，消灭德意志其余各小邦，这样不但不能于最后战胜法国，而且德意志的内部统一，恐怕也未必能够完成。这是一个小学生都能懂得的道理。为什么还有些人竟不能明白呢？
所以统一与联合是不可分离的。要真正的统一，只有以联合入手。但是联合却又必须有一个对外的统一目标。在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的今日，统一的目标，就是抗敌救国。离开了这目标，就无法统一起来。不是认定了这目标，也断然无从联合起来。
（原载1936年7月27日香港《生活日报》第51号，未署名。）
联合阵线和党派立场
关于救亡联合阵线问题一般最容易引起疑问的，就是联合阵线中间，是否容许党派立场的存在？加入了联合阵线以后是否要抛弃各党各派的原有立场？于是有的对于联合阵线逡巡踌躇，不敢轻易加入，有的把联合战线立场和党派立场对立起来，不能找到这矛盾的统一。
是的，联合阵线的目的，是联合目前中国各党各派各阶层，以共同救亡御侮，所以联合阵线中间可以包含各种不同的阶层，和代表各阶层的各党各派。但是各党各派加入联合阵线之后，并不是把原来的党派立场消灭了，而且也不是把各党派的相互对立关系消灭了。相反地，一个党既然采取了联合阵线的政策，那么联合阵线的立场就成为党的立场，联合阵线的实现，就是党的政策的实现。所以加入了联合阵线，不仅不会消灭党派立场，而且使一党一派的原有政策，在联合阵线中间，更容易求得实现和发展。在联合阵线中间，一个党派对于其他对立的党派，也依然可以作理论的斗争。而且正惟因为同在联合阵线之内，这理论的斗争，更容易展开。所不同的，就不过是斗争的方式而已：在平常，党派的斗争，可以不择手段，可以采取一切无情的方式，以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现在联合阵线中间，为了增强抗敌救亡的力量起见，不妨暂时容许敌党的存在，同时却用理论斗争的方式，以争取敌党所影响下的群众，这种斗争的方式，表面上看去，要和平得多，可是事实上更容易使一个理论真正坚强的党派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这种的斗争方式，决不是屈服，决不是妥协。
党派的产生是以阶层为基础的，而联合阵线则以全民族为基础。党派斗争是为了阶层的利益，而联合阵线则是为了全民的利益。这两种组织在表面上似乎不能相容。实际上却不然。在目前的中国，整个民族陷于沦亡，全民的利益和阶层的利益，已经不能分离。只有民族革命得到胜利的时候，阶层利益才有保障；也只有社会解放实现的时候，民族解放才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全民的救亡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原是一而二，二而一。在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的今日，却只有从民族解放斗争中间开展社会解放的斗争，而不是在社会解放斗争的口号下，进行民族解放斗争。联合阵线的主要作用，就在这里。所以把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分作两件事，固然是错误；如果认为目前只是作民族解放的斗争，而把社会解放的斗争，暂时搁置，更是大错而特错。
因此，一个党派既然采取了联合阵线的政策，便是认定在目前要从全民的对外抗战中，去争取所代表的阶层的利益。因此一切目标，都要集中在全民对外抗战的实现，这样才是参加联合阵线的党派的立场。我们主张枪口一致对外，并不是说在我们内部，没有民贼，没有汉奸。事实上汉奸与民贼，是和外敌勾结起来，倚靠外敌以存在的。所以釜底抽薪的方法，是以全民的力量，来消灭外敌，外敌消灭以后，汉奸与民贼，自无容身之地。到了那时，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便同时达到了目的。
当然，这不是说在救亡联合阵线中，我们对于汉奸民贼，可以不必有什么戒备。相反地，我们应该尽可能向群众指出汉奸理论与汉奸行动，肃清联合阵线内部的一切奸细作用，假如我们在联合阵线内部不能作正确的理论斗争，联合阵线政策只能算是失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时时刻刻，应该从抗敌救亡的实际行动中，去启发领导群众，这样才能使联合阵线的立场与党派立场真正统一起来。
（原载1936年8月9日香港《生活日报周刊》第1卷第10号，署名韬奋。）
青衣行酒
小的时候看《纲鉴》看到晋朝的怀帝被汉主刘聪所虏，其颜称臣，称刘聪为陛下，“汉主聪谓帝曰：‘卿昔为豫章王，朕与王武子造卿（“造”是访问的意思），卿赠朕拓弓银砚，卿颇记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何相残如此！’帝曰：‘大汉将应天受命，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这不能不算是极尽委屈求全的能事了！但是刘聪还不够，“汉主聪宴群臣于光极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隽等不胜悲愤，因号哭。”我们古时青衣是奴隶的标志，“青衣行酒”便是做着倒酒的奴隶，庾珉和王隽都是怀帝的旧臣，所以看到这样的惨状，禁不住号哭起来。结果这两位号哭的朋友固然被杀，就是甘为奴隶而不辞的怀帝，仍然被杀。我小的时候虽蒙里懵懂，当时看了这一段，小小心弦也被震动，感到莫名其妙的凄惨！
最近看到报上的消息，在华北日军进攻北平大演习的时候，遭难的老百姓流离失所，不堪设想，怀仁堂上却特设盛筵欢宴日军司令，“举杯为祝，众皆鼓掌”，并“殿以中西歌曲”。这惨痛的现象，和上面所说的情形，不知道有什么两样！
有朋友由华北来，谁都盛赞廿九军的爱国精神和宋哲元氏的处境困难，但认为非有全国整个的救国行动，华北在实际上是必然要全部沦亡的，尽管在名称上也许还存着多少的烟幕。
历史如果还有教训的话，晋朝的怀帝该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吧！
（原载1936年11月8日上海《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3号，署名韬奋。）
国际反侵略的力量
德国以全国动员的“秋操”，威胁捷克，这种侵略来势的凶猛，使全世界为之屏息侧目，惴惴然于世界大战之爆发，好像已迫在眉睫。但是最近法国表示对捷克决实行一切条约上的义务，当法航空部长维尔孟访德时，即对德政府剀切说明；苏联外委长李维诺夫对驻苏大使舒兰堡也直截了当地表示：德国如果与捷开战，法将履行法捷互助条约，以助捷克，那时苏联亦当追随法国之后。英亦表示强硬态度，内阁会议明确决定：一俟德国进攻捷克，法国履行法捷互助协定时，英国即将以全力援助法国。美国对这次欧洲事件虽未直接参加，但由美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的反侵略的演说，已表现了精神上的声援，美国的未来态度也露出了端倪。在欧洲风云紧急的关头，爱好和平的国家，也就是国际反侵略的力量显然有着长足的进步。这样一来，德国的气焰也不得不为之稍戕，欧局形势虽仍紧张，奠定欧局的可能性已大为增加，即希特勒竟贸然冒险，制裁他们的力量也必然是够对付的。
铁的事实已表现张伯伦的妥协主义的“现实外交”只是“养虎遗患”，并不能像一些幻想家所认为可以安定欧局，甚至认为由此可以对远东和平以及我们抗战有利而竭诚加以赞助。铁的事实又一次的表现只有和平阵线愈益巩固，才是真能阻止侵略国的疯狂。
同时还有一点应该注意的，那就是捷克的当局和人民对于国家的自由独立，下了最大保卫的决心，虽受着德国屡次的威胁而始终不肯屈伏。“天助自助者”，必须自己立得住，然后友人才有协助的可能，否则就是有友人也是爱莫能助的。其次是捷克外交有确定的原则，机动的运用，在侵略国的疯狂行动尚未表现以前，早就成立法捷互助协定，由此间接收到法苏互助协定与英法军事同盟的助力。这种用自己的远见和努力争取国际上反侵略力量的援助，增强反抗侵略的力量，也是“自力更生”的一部分，和自己不争气不振作而只空想外援者迥不相同。人口只有二千七百万的捷克，曾对孙科院长称誉英勇抗战的中国，说“中国不但是将成世界的强国，实在现在也是一个强国了”。我们于感谢共患难中的友邦的善意鼓励外，还深深地感觉到我们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中国，应从我们的这个友邦多多学习她的经验。
“百闻不如一见”，最近由欧视察回国的立法院院长孙科先生所发表的关于欧洲列强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也很显然地可以看到欧洲和平国家对于我国反抗日寇的深切同情与日寇帮凶的恶劣态度。孙先生以他亲身经历所得，“深深感到苏联的政府和人民对于我国，都是很表同情，对暴日的侵略，随时都加以痛斥”，并指出“苏联的报纸，凡对于我国的抗战情形和有利的消息，无不尽量登载，对于日本通讯社所发的造谣新闻，则一概不登”。在德意的舆论却恰恰相反，尽是袒护日寇的论调，墨索里尼直属的法西斯党的机关报甚至公开宣言“日本是代表世界文明人类惩罚文化落后的民族！”英法舆论可说是“百分之百都很表同情”，虽则他们的政府比较持重些。世界上有和平的集团与侵略的集团，这是客观的事实，我们须有坚定明确的认识，然后才能有一贯的坚定明确的努力。
（原载1938年9月6日汉口《全民抗战》三日刊第19号，署名韬奋。）
九一八的惨痛教训
九一八的惨痛教训，第一件是当时有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东三省的问题，认为日本所要掠夺的只是东三省，我们虽大声疾呼，说明九一八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沦亡中国企图的开始，没有多少人理会，甚至有些著名的学者，竟倡言索性承认东三省的割让以保全关内！现在事实摆在眼前，九一八不是东三省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的问题，这个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了。这是过去的事实，重提似乎没有什么意思；可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意在灭亡整个的中国，这个意义，对于比较落后的一般民众，还有广大宣传的必要。有许多到内地去工作的朋友，就他们亲身所经历，发现有许多农民竟以为这次又是什么军阀干的内战把戏，对军事方面的辅助，引不起他们的热烈的情绪。换句话说，一向缺少对于农民的组织和政治意识的训练，于是军民打成一片，在实际上只是一句空话。这方面的认识不清，是需要迅速补救的。
第二件是九一八的国耻由于不抵抗所造成。不必付一点代价就可以把一大块一大块的国土掠夺而去，这种搨便宜的事情，实足以奖励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的暴行，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的得寸进尺，肆无忌惮，都志在不劳而获，是共见的事实。现在由于这样的惨痛教训，敌人来侵略我们的国土，谁也知道非抵抗不可了。抗战在事实上已一天天在扩大，抵抗当然已不成问题。但是还有一个相似的危机，我们不得不严密提防的，那就是有些人在以前倾向于妥协主义者，一遇军事上在过程中偶有失利，即可死灰复燃振振有词，破坏抗战的坚持，而跑上投降的路。这种苟且偷安的潜伏的心理，和以前的不抵抗是一鼻孔出气的，其遗毒也许比以前的不抵抗还要来得厉害，我们要格外预防这种祸患的发生。预防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建立有组织的广大的民众制裁力，同时要使持久战的真义深入于一般国民的心理，使失败主义者无所施其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九一八的惨痛教训是值得我们的回忆的。
（原载1937年9月18日上海《救亡日报》第20号，署名韬奋。）
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
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的宣言（中央社肤施廿二日电讯）和蒋委员长对于这个宣言所发表的重要谈话（中央社南京廿三日电讯），是全国团结御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是国难愈益严重以来的数年间，全国忧心外患的人们不避艰险以企求的重要主张之一；所以这次中共的“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宣言和蒋委员长的“集中力量救亡御侮”的谈话，无疑地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热烈欢迎的。
中共这次宣言所表示的宗旨是要“挽救祖国的危亡”，是要巩固“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是要“决心共赴国难”，是要造成“民族内部的团结”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个宗旨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一致拥护的。
要达到这个宗旨，“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忍不拔的努力奋斗”，该宣言因此特向全国同胞提出三个奋斗的鹄的：第一是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抗战；第二是实现民权政治；第三是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这三个鹄的也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一致赞助的。
蒋委员长发表谈话，申述“集中整个民族之力量，自卫自助，以抗暴敌，挽救危亡”，这种集中整个民族力量的主张，确是全国人民急迫要求的反映。
这样一来，我国已恢复了民十八年前全民族一致团结以谋民族复兴的精神。这样的全国团结，是保障抗战胜利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大的打击！
（原载1937年9月26日上海《抵抗》三日刊第12号，署名韬奋。）
命运在自己的手里
最近有一位美国的名记者由华北到上海，我们问他对于这次战事前途的推测，他说日本也许达到黄河之后，对中国提出和议，同时英国所怕的是日本侵害她在华中华南的利益，而并不在乎日本在华北侵害了中国的利益，甚至因为要使中国与苏联隔离，毋宁暗中赞成日本在华北做屏障，所以也许那时要出来替日本撑腰。那时如中国上当接受了下来，便一失足成千古恨，替日本造成沦亡整个中国的基础。反过来说，中国只要能全国始终团结一致，坚持抗战，日本即暂时在华北争城夺地，还是不能征服中国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命运还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
这位美国朋友眼光明锐，观察深刻，在中国担任英美两国的特约记者在五年以上，他的意见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由他的看法，我们至少可以引伸出两个要点：（一）华北军事在最近以前，着着失败，形势固然严重，但是只要我们始终抱定抗战到底的决心，丝毫不发生动摇，同时极力补救着着失败的缺点，总结帐的最后胜利，仍然是有确切把握的。至于日本方面，因经济的困难，无论新闻封锁如何严厉，而大众和商人的反对战争心理，已一天天流露了出来，甚至有大学讲师因反对战争而入狱的，我们多坚持抗战一天，日本的这种危机也更尖锐一天。（二）在国际方面，虽一致对我们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他们也许还在怀疑我们有迁就妥协的可能，认为我们有许多地方还表示不肯得罪日本（如至今使领仍在日本之类），他们更犯不着得罪日本的，所以多少还存着观望的态度，尤其是以老狐狸著名的英国为甚。所以我们能坚持抗战一天，国际形势也要更好一天，同时我们不应闭拢眼睛跟着老狐狸走，要毅然采取有利于我们抗战的自主的外交。
命运在自己的手里！敌人无论如何残暴凶横，我们的生死存亡，还是靠我们自己决定！
（原载1937年10月23日上海《抵抗》三日刊第20号，署名韬奋。）
鼓励士气与民气
这几天震动武汉风闻全国的大事，莫过于本月十八日武汉空军大捷，击落敌机十一架，建立奇功，为我国空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捷报传来，万民欢欣，同时对于英勇抗战以身殉国的空军大队长李桂丹和队长吕基淳一致悼痛，二三日来，武汉各民众团体及文化团体陆续赴飞机场献花献旗以表示崇敬者，整千整万，热烈情绪，得未曾有，我们看到这样的空前盛况，应有进一步的深刻的观感，而不应仅有表面上的瞬息即逝的看法。
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关于士气的鼓励。美国名记者斯诺先生是最同情于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他在不久以前和记者畅论中国的抗战形势，讲到中国将士作战的英勇，于万分敬佩之余，深以中国对于士气的鼓励这样忽视为大可诧异。他说外国的作战，对于士气的鼓励无不运用种种方法，几于无微不至，中国的将士却常在冷淡的环境中为国拚命，好像生死由他生死，和其他国人似乎不相干似的。他的这些话是在严厉的但却是善意的批评之中，含着勉励我们努力改善的意思。由前线归来的某高级将领，也对记者谈及民众方面对于将士应有热烈的鼓励他们的种种行动，使他们感觉到为国牺牲是无上的光荣，使他们于受到同胞们的种种优渥的待遇与慰劳之后，深深地感觉到，非英勇作战，非严守纪律，于良心上实在说不过去。这次武汉民众对于空军的热烈慰劳与悼唁，出于至诚，由于自动，使我们的空军战士对于同胞爱戴的热烈情绪，受到深刻的感动，都表示更愿竭尽最大的努力，为民族自卫而抗战。我们不但在这短时间内有这种鼓励的表现，还要经常地对于为国抗战的将士们有具体的鼓励士气的办法，例如优待军人家属，卫护伤兵的充分布置，帮助军事上需要的种种便利，尊崇投军的青年等等，都须由有组织有训练的民众，用集体的力量，作有计划的有系统的进行。军民打成一片，是民众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经常的积极的工作，并不仅是一时情感上的表现。
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是民气的鼓励。有些人用很浮浅的意义去解释民气，误认为民气只是贴标语，叫口号，游行示威罢了。其实这只是民气的一部分的表现。民气的唤起实在还含有教育积极的作用，藉某种特殊的机会——例如最近的空军大捷——引起民众对于抗战的信心与热诚，作为进一步更严密地组织民众及训练民众的基础，使民气不仅仅是一时的情绪上的兴奋，而且有着更巩固的更凝结的进展，由此进一步对于各部门的救亡工作有更积极更努力的实践。有些人以为民气的消长是跟着军事上的胜败而转移，因此他们的简单的结论是只有单纯的军事已足，民众可以完全不要，民气更非所注意。军事的胜利之有助于民气的发扬，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姑无论军事胜利的本身就同时脱离不了民众的种种方面的辅助与支持，而且经过严密组织与训练的民众，沉着镇定，根据有计划的步骤而行动，必然地能够做到虽胜不骄虽败不馁的地步，并不致因为过程中的偶有失败而便消沉下去。所以讲到民气的鼓励，也是要注意到经常的积极的工作，而不仅是一时感情上的表现。
（原载1938年2月23日汉口《抗战》三日刊第48号，署名韬奋。）
外国女记者心目中的中国兵士
最同情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女士近著一文，题为《中国的士兵》（<i>TheSoldiers of China</i>），对于中国士兵的英勇，推崇备至。她说中国士兵几于全部分是出身于农民和工人，其中大多数是文盲，大多数原来的生活状况是很苦的，但是自从抗战以来，这样苦出身的士兵却激起了全世界观察家的敬佩和赞誉。久于欧美军事的外国专家，虽觉得中国的高级军官里面还有不能尽满人意的，而却一致承认中国一般士兵及下级军官的勇敢，忍苦，坚毅，和自发性，是在全世界上任何国的军队所不能胜过的。在前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法国参加参谋部的一位高级军官，对于中国这样的士兵，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我若得指挥这样的士兵，是最光荣最可自豪的事情！”
史沫特莱女士曾在中国前线服务过伤兵工作，她在这文章里说了几句很令人感慨的话：她说在后方的政客里面，还有一些人对于动员民众武装民众的问题怀着鬼胎，而在前方却是大家为着同一目标而战斗，好像弟兄似的。
在山东西部战争中，有好些北方军队在以前并无多大好名誉，但此次参战忽然变成劲旅。她举孙连仲和于学忠的军队为例。她说孙连仲的军队守至最后不退，损失军队四分之三。于的军队也有同样的英勇表现。她最近曾经参观过几个伤兵医院，里面有好些数月前在山东战场上受伤的士兵，都魁梧强壮，沉着坚毅，完全明了这次神圣战争的意义。
她又曾在布置于敌人后方的八路军阵地视察，认为那里的士兵受到很充分而普遍的政治教育。她曾经得到机会和由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兵谈话，其中有几个虽自己知道将要死去，却没有一句埋怨的话；尤其使她感动的是其中有一个即将断气的伤兵反而安慰她，说就是他死去也不在乎，因为中国是要胜利的。
依史沫特莱女士视察中国前方所得的印象认为在全世界上，中国士兵可说是最能忍苦的了。她说幸而中国士兵有这样的忍苦能力，因为中国的军队医药服务的工作还很不够。
我们有这样英勇的卫国将士，是我们的光荣；但是我们没有很周到地卫护我们的英勇将士，却是我们的歉疚。这是我们介绍史沫特莱女士的这篇文章所深深感到的。
（原载1938年11月25日重庆《全民抗战》五日刊第38号，署名落霞。）
发扬光大一二·九的救国精神
一二·九是中国青年救国运动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也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在今日全国正集中全力于抗战建国的最重要的关头，一二·九的纪念是愈有它的重要的意义，这意义之所以重要，不仅在追想已往的光荣历史，尤在于怎样发扬光大一二·九的救国精神，更广大而深刻地发展青年们以后的救国工作。
三年前的今日，那时正在所谓“何梅协定”以后，我们的民族敌人正在利用汉奸们公开活动，闹着敌人宰割华北，使华北脱离中国的所谓“自治运动”，北平的青年学生更激动了爱国的热诚，再也不能容忍了，以集体的力量，冲开了层层的枷锁，掀起了一二·九运动的怒潮，在十二月九日和十六日举行了抗日反汉奸的大示威，于是这怒潮的宏声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当日在这个运动中，除对日寇所唆使的华北“自治运动”的阴谋给以致命的打击外，还大胆地提出“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要求。现在全国团结，一致对外，在政府和领袖的坚持抗战的国策下，共同奋斗，一二·九运动的殷切期望，在事实上已经实现而在继续进行中了。但是一二·九运动的最初阶段的任务虽告一段落，而一二·九运动所集注的终极的目标却仍有待于继续的努力奋斗。一二·九运动所集注的终极的目标不只是抗战，而是抗战的最后胜利，换句话说，就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所以在抗战的最后胜利未到来以前，在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未到来以前，一二·九运动的终极的目标仍未达到，即全国青年仍须继续一二·九运动的光荣历史，发扬光大一二·九的救国精神，继续迈进。
我们如不健忘一二·九运动的经过，即不致忘却当时青年同胞们在极艰苦的环境中打出重围的不怕困难的斗争精神。当时我们敌人的势力已笼罩着全北平城，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夜，即有许多男女同学被捕，在发动时各校被暴力重重包围，进行时与大刀水龙搏斗，拿破仑所谓英雄的字典中没有“难”字，颇足形容当时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精神。在今日抗战正踏上了最艰苦的阶段，这种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精神仍然是异常需要的。一二·九运动是反对妥协的，现在从最高统帅以“半途妥协即是灭亡”的真理号召全国以来，没有人敢公开主张对敌妥协的了，但是有些人却变换方式来散播妥协的心理，他们极力夸张困难，到处叫没有办法，抗战有困难是我们所不讳言的，但是克服困难并不是没有办法，只看有了办法是否真能切实做去，如果夸张困难而又到处叫没有办法，那末必然的结论不是只有“半途妥协”做奴隶的一条路吗？所以一二·九反对妥协的精神，今日在事实上还是需要的，要坚持反对妥协，同时便须发扬光大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精神。
但是今日的环境和三年前一二·九的环境当然不同，所以青年同胞们的工作注重点也随着不无转移。当年的注重点是在实现全国团结，现在的注重点是在巩固全国团结，当年的注重点是在以狮吼的姿态唤醒全国的迷梦，现在的注重点是在以大量青年的生力军渗透于抗战建国各部门所需要的训练与工作，以大量青年的纯洁新鲜的血液注入于各种重要工作的干部里面去，使全国的军事，政治，社会，教育等等的机构都收到“返老还童”的效果。诚然，抗战以来，青年同胞在前后方，都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还太不够，我们有更广大而深刻的努力的必要。
（原载1938年12月5日重庆《全民抗战》五日刊第40号，署名韬奋。）
汪精卫的自掘坟墓
最近震动一时的事件，莫过于汪精卫的叛国背党，而最使全国翕服的一件事，也莫过于中央毅然决议汪精卫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他的一切职务。
我们于汪氏个人无恩怨可言，就国家与民族的立场说，我们认为汪氏叛国阴谋的完全暴露不但于抗战前途没有坏的影响，而且有好的影响；乃至就国民党说，汪氏背党阴谋的完全暴露不但于国民党无损，而且于国民党有益。汪氏的叛国背党，只是自掘坟墓，自绝于国人，自己断送其政治生命，自陷于国家民族千秋万世的罪人而已！
汪氏对于我国的神圣抗战，自始就没有坚决的信念，当记者于“八一三”战事将爆发前的旬日间，由苏州偕同几位朋友到南京，曾访汪氏一谈，问到战事前途的推测，他泪下如雨，仰首呜咽好些时候，才颤声说道：“抗战！抗战！中国抗战不到三个月，全国人都要饿死了！”据我们当时所得到的内幕的消息，最高统帅已由庐山赶回首都发号施令，以最坚决和最镇定的态度发动神圣的抗战了，而汪氏对于抗战却充满着失败主义的情绪！现在我国在最高领袖与国民政府领导之下，愈打愈强，不但全国人不曾在三个月以内都饿死，而且全国团结愈坚，抗战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而敌人则日暮途穷，泥足愈陷愈深，与汪氏所幻想者完全不同。可是汪氏对抗战的光明前途既没有信念，以他在党政的地位，时发似是而非的“和平”言论，传播“求降”的毒菌，对于抗战显然是很不利的，现在完全暴露，使一般人都彻底明瞭他的葫芦里所卖的究竟是什么药，不再受他的欺骗，这是可为抗战庆幸的。
有些人忧虑到以汪氏原来在党政方面所处的崇高的地位，他这样疯狂悖谬，为敌张目，在国际上也许要使我国受到很大的不利。这一点也是可以无须过虑的，因为汪氏平日对外国记者所屡发的似是而非的“和平”言论，已喧传国外，他的为人已为国际友人所深知，国际所信任的是反映全国人民抗战意志与坚决领导全国抗战的最高领袖，决不致信托叛国背党，全国唾弃的叛徒。最高领袖十二月二十六日驳斥近卫声明的严正演词，剀切说明“这是敌人整个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这说明不但得到全国爱国同胞的热烈拥护，而且也在国际上发生异常深刻的印象，汪氏尽管施展他的叛国阴谋，在国际上是绝对不会发生效力的。
就国民党说，它是领导全国抗战的政党，如今毅然排除危害党国通敌求降的不肖分子，正所以整饬纪纲，加强力量，增加全国对于国民党的信仰。
以上是说明汪氏阴谋的完全暴露，于国于党都是有利而无害的，但是人们对于汪氏这次的悖谬行为却不可不得到相当的教训：脱离了大众意志的任何个人，他的本身都是没有力量的。领袖之所以成为领袖，是因为他能反映大众的迫切要求，为大众幸福而努力奋斗，一旦离开了这个立场，无论他原来的地位如何崇高，都是要被国人所唾弃的。曾在政治上“失节”的人之可怜，固不仅汪氏。我们希望这样的可怜虫勿多出现，以增加国家的损失；我们更希望没有人把反映大众要求的个人的力量看作单纯个人的力量，以为引诱他脱离了大众的立场而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利用，那是大错而特错的。
（原载1939年1月5日重庆《全民抗战》五日刊第46号，署名韬奋。）
今年的黄花岗烈士纪念
三月廿九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的纪念日。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年年有这一日的纪念，但是在各时期的形势不同，这悲壮而光荣的纪念，所给与我们的深刻的认识也随之不无差异。今年的黄花岗烈士纪念，因为我国反抗侵略的神圣战争已踏入了第二期，国际风云，日趋紧张，全世界的反侵略的民主势力正与侵略的反民主势力作尖锐的斗争。在这样的国内及国际的新的形势之下，纪念中华民族解放史上这最悲壮最光荣的一页，不应仅是追念已往，尤应于追念既往之中，抽取适合于时代要求的宝贵教训，以作我们全国同胞抗战建国的指针，由此加强全国同胞在救国建国的工作或行动上的努力。
首先使我们感奋的是诸烈士为民族争自由为国家争人格的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我们全国同胞，尤其是在前线浴血抗战的爱国将士，为着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受尽艰苦而无怨，就是发挥诸烈士英勇壮烈的精神，继续诸烈士未竟的志愿而努力奋斗。回想诸烈士当时那种死不反顾慷慨就义的悲壮气概，真可以动天地，泣鬼神，为中华民族永远可以自立于世界的保证！这种精神是我们伟大民族的至可宝贵的遗产，是我国在今日人人应该记取与实践的遗训。我们看到最近捷克亡国的惨象，更应纪念诸先烈遗下的伟大精神——反抗侵略的精神。捷克惨遭德国法西斯不血刃而灭亡之后，捷境内人民自杀与被捕的日益增加，每日被捕的有几千人，都是由德秘密警察下令捷警执行的。著名的科学家和律师，乃至九十九岁高龄的布拉格大学哲学教授亦被拘捕。三月十八夜在布拉格一处自杀者就有二十二人之多。与其国亡而遭此惨遇，不如预以一切牺牲为国家民族争取自由解放。这是诸先烈给与我们的至可宝贵的遗训，是我们所要始终坚守不渝的。
其次我们还须认识当时诸先烈不惜牺牲一切为中国争取者为何物，由此加强我们当前所要努力的目标。中华民国虽成立于辛亥八月之武昌起义，而发端在实际上是辛亥三月之黄花岗诸烈士的殉国行为。当时诸先烈的目的不仅在消极方面推翻君主专制，尤在积极方面建立民主政治的国家。所以中山先生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讲到“辛亥之役”，有这样的几句话：“此役所得之结果：一为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轹凌制之象；二为铲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以开始。自经此役，中国民族独立之性质与能力屹然于世界，不可动摇；自经此役，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共认。”但中国的民族解放与民主政治的完全实现，仍有待于继续的努力。中山先生在同一文中，提及“讨袁之役”，说过这样几句愤慨的话：“……一由专制之毒，深入人心，习于旧污者，视民主政治为仇雠，伺瑕抵瑾，思中伤之以为快！”依目前形势，我国政府与领袖已一再昭示民主政治的必要，把内部的民主政治与对外的民族解放运动打成一片，团结全国的力量于民主政治之下，也可以说用民主政治更团结全国力量于政府与领袖领导之下，为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而共同努力，这是符合于中山先生所给与我们的遗教，也是黄花岗诸烈士当时所以不惜牺牲生命，为全国同胞所要争取的对象。当时壮烈殉国的林觉民烈士，临死给他爱妻的遗书，说他死后，国事尚有同志继续努力，所以他死而无憾。我们全国同胞悲痛地追念着烈士的遗言，今后对于国事所应特别努力的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一件是民主政治的完全实现。这两件大事不是分离的，彼此之间实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民主政治实现的程度与抗战胜利的进程实成正比例。这个理由，是在于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与全民动员成为异名同质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要尽量使更多的国民发挥他们的自动性与创造性，以最高的热诚参与抗战建国的各部门的工作。所谓民主政治不仅仅是指有议会，有选举，而且指各部门工作的组织，尤其是民众团体、青年组织、都须民主化，使民众运动得到广大的开展。林觉民烈士临难时念念不忘于继起努力的同志，民主政治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使最大多数的国民都有组织地起来，成为整千整万林觉民烈士的化身！
我们应该本着诸烈士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向着诸烈士所遗下的未竟的事业，配合当前国内国际的形势，加紧努力，才是真正纪念黄花岗的诸烈士！
（原载1939年3月25日重庆《全民抗战》五日刊第61号，署名韬奋。）
弥漫日本的“危险思想”
据日本报纸所载，依日本文部大臣荒木的命令，约有五千名大学教授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教师，须参加考试，以便“表示各人意识上的观点”。同时，该部有所谓特种委员会，将详细审查各教授及各教师所编著的书籍，以判定其中是否含有“危险思想”！据荒木之流的人看来，有所谓“危险思想”的大学教授及教师竟有五千名之多，如再进一步想，由这五千名的教授及教师所传播及的无数青年更不知恒河沙数，“危险思想”可说是弥漫日本了！这在日本的军阀统治者是不得不感到发抖的，所以对于思想言论不得不尽其压迫的能事。
侵略的国家所最怕的思想是反侵略的思想，是反侵略战的思想。侵略的国家所要争取的利益是极少数人的利益，（在日本便是极少数军阀财阀的利益）是牺牲多数人以保全少数人利益的勾当，因此大多数人便心不甘服，愤恨不平，于是统治者对于人民的思想言论便横施压迫，在人民方面认为正当的思想，在统治者却认为“危险思想”。我们看到日本统治者愈栗栗于“危险思想”，愈可以看出日本人民正当思想的开展。这从保障世界和平的观点看来，是极好的消息，是可以令人惊喜的消息！
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战进行愈久，他们国内人民的生活亦愈陷入更苦痛的境域，于是为大众鸣不平的思想必然是要涌现的，大众的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起了冲突，于是为大众利益的思想都是“危险思想”！我们看到日本统治者愈栗栗于“危险思想”，愈可以看出敌国国内困难的加深，这从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观点上看来，也是极好的消息，也是可以令人惊喜的消息！
在另一方面，荒木之流所不能了解的是思想为事实的反映，事实存在，思想虽遭受压迫，也不会消灭的。日本有着侵略的事实，反侵略的思想是不可能消灭的；日本有着因为侵略战而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事实，为大众利益呼吁的思想也是不可能消灭的。这种思想在日本统治者看来觉得“危险”，在日本的人民看来是最安全的思想，最正当的思想，最正确的思想！在人民方面是最安全的、最正当的、最正确的思想，而在统治者却要硬把它认为“危险思想”，横加压迫，结果不但不能消灭它，必然的趋势是愈压迫愈广播愈发展，这是我们稍稍回想各国的思想史而是可以恍然大悟的，否则中国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俄国沙皇的摧残思想，都可以大告成功，何以一则传仅二世，一则尼古拉二世要被杀头呢？所以我们敢断言荒木的压迫思想言论，不但绝无功效可言，而且反要加强日本人民的反侵略反战与反压迫的思想。
中国为整个民族的利益而抗战，是反映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是为着全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与日本的情形恰恰相反。在中国只有汪逆精卫之流的汉奸思想是为全国所不容的，而且因为他们的思想为全国所不容，所以也够不上有什么“危险”。此外就都是巩固团结一致对外的思想，如有人违背了这个原则，便无形中被全国人所唾弃。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目标之下，巩固团结一致对外的思想是可以通行无阻的。像日本那样为着少数的利益而指为多数人谋利益的思想是“危险思想”，在中国是不能存在的。日寇愈打愈弱，中国愈打愈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原载1939年7月8日重庆《全民抗战》周刊第77号，署名韬奋。）
汪逆傀儡戏急于登台
极想开锣出丑的汪逆狐群狗党的傀儡戏，因为他们的主子日本强盗的踌躇，因为老牌汉奸与新牌汉奸的倾轧，延期又延期，据最近中央社香港转来东京外讯，米内因汪逆伪组织鼓吹已久，不能不拉出交卷，汪逆又已俯首听命，故与阿部谈话后，即与畑俊六密谈一小时，于十五日下午七时入宫，已决定任命阿部信行为日本派赴汪逆伪组织之专使，阿部定二十日赴沪。又据另讯，汪逆等已于本月十七日在日寇卵翼之下到了南京，当日即往所谓“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官邸”去向西尾献媚，表示听了令人肉麻的“不胜感谢”。看来汪逆傀儡组织也许在下月里就要出现了。
汪逆自从背党叛国以来，在最初还其然通电著文，放着“和平救国”的烟幕弹，有一些忠厚的同胞想到他在追随中山先生的时候有过一段革命的历史，以为人之不良，何至于此，多少还被他的烟幕所迷惑，但是后来他愈演愈丑，在上海“歹土”里无恶不作，杀人绑票，威吓利诱，以及公开向敌人摇尾乞怜的种种丑状，已令任何人不免作三日呕，最后卖国密约被揭开，他的卖国铁证，更无可掩饰，以这样狗彘不食全国共弃的奸逆，被日寇拖上傀儡台，只有令人掩鼻而过，这种傀儡戏对于日寇所梦想的“结束中国事件”没有什么效用，是非常明显的，想到这一点，汪逆傀儡戏的登台，简直不值得我们的论述，但是我们对于站在汪逆后面替他撑腰的日寇的阴谋，却不可不存着很高的警觉性。
日本军阀屡次公开宣言汪逆伪组织即使成立，亦不能“结束中国事件”，为什么一面再三延搁它的开锣，一面仍把它作为大吹大擂的材料呢？这在他们的第一个阴谋是要藉此引诱我们对敌妥协投降。他们要努力暗示，汪逆也是他们所看不起的，他们还要继续执行他们的诱降计划。但是由于我国的最高领袖坚决领导抗战，全国爱国同胞坚决拥护政府的抗战国策，敌人的这一个阴谋是完全被粉碎了。由于敌人在中国的惨无人道的暴行，由于敌人勾结我们的民族败类订立亡国密约之被揭露，由于我国三十几个月英勇抗战的收获，多数中国人对于妥协投降必致亡国的真理，已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是日暮途穷的日寇，对诱降的幻想仍然不肯放松，他们仍然要无孔不入地传播毒菌，我们对于敌伪的种种含毒宣传，必须随时随地予以严厉的打击。
日寇拉汪逆等上傀儡台，还有一个大阴谋，即梦想使中国的对外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的正义战，变成自相残杀的内战。他们梦想把中国变成第二西班牙，把汪逆变成东方佛朗哥。这样，他们不但可使中国人残杀中国人，在国际上还可以大放烟幕，强调他们“反共”的藉口，使同情中国反侵略战的各国都由此移转视线，收回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但是根据最高领袖所公开宣示的国策四原则之一，中国是永远不参加所谓“防共协定”，我们必须坚持团结抗战，必须严厉打击敌伪一切挑拨离间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我们认定汪逆一群奸伪是日寇的走狗，而日寇是我们的民族敌人；我们加紧打击日寇，即附带打击汪逆一群；打击汪逆一群即无异打击日寇。我们给与日寇阴谋的答复是加紧团结，加紧打击敌伪，争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1940年3月23日重庆《全民抗战》周刊第115期，署名韬奋。）
伦敦与重庆
德国连日轰炸伦敦，争夺英伦海峡的控制权，作为在英伦登陆进攻英国本部的前奏，四千余架飞机飞伦敦施行狂炸，全市起火数十处，热闹市区数英里之远尽成灰烬，人民死伤达四五千人，有防空室被炸倒塌，避难者全部被活埋，有容纳千人的防空室的通气管中弹，死者之中有怀抱幼孩的妇人及卧于摇车中的婴孩多人，古色古香的世界名都伦敦竟被造成烟雾弥漫，火耀十里，死伤枕藉的“人间地狱”！我们在英勇抗战抵御日本强盗侵略的中国人民，看到我们的战时首都重庆遭受日寇轰炸的惨酷，尤其是去年五三，五四，及今年八月十九和廿的惨祸，全市精华付之一炬，人民的流离死伤，尤深惨痛，由于我们所受的苦难，对于英国人民在战祸中所受的苦难，不禁有着深刻的同情，同时对于伦敦与重庆，也不禁发生一种联想。
由联想而发生比较。中国人是半殖民地的人民，是一向受人欺凌的弱国人民，抗战以后，奋勇杀敌，争取民族解放，在国际上的地位虽已非昔比，但我们的民族革命尚待完成，却是事实，所以我们的苦难似乎是终于无可避免的。至于英国人却是所谓强国的人民，但是也终于未能避免今日的苦难。我们的苦难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日本侵略半殖民地的国家，英国人民的苦难却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彼此之间的争霸战。反侵略战和帝国主义的争霸战，彼此之间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反侵略国家的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大众同是受着帝国主义的遗患，却是一样的，这表示了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大众，在这一点上是有着共同的利害，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奋斗。
伦敦和重庆遭受各自的敌机轰炸相同，但中国是全由日本强盗发动侵略，战祸的惨酷结果，其责任应全由日本负之！中国不能负责，至于英国之受德国进攻，是由英国张伯伦政府始终希望希特勒“东向”，在六七年间从种种方面帮助希特勒增强力量，为虎添翼，所谓养痈遗患，使英国人民今日食其恶果，英国张伯伦政府对于英国人民实在客观上做了间接的刽子手，这个铁的事实是任何人所无法否认的。在另一方面，由于英国保守党政府于“九一八”以后，一味纵容日本强盗在远东的横行，未能与中国合作制裁，也是增加了日本对中国人民施行蹂躏的原因之一。它不但害了伦敦，在某种意义上也害了重庆——中国！
伦敦和重庆虽遭受各自的敌机摧残，但由于战争本质上的差异，中国人民的饱尝苦难，很简单明瞭地了解为什么——为着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而英国人民于饱尝苦难之余，对于作战的目的仍多含糊，这只要看英国与德国开战之后，全国各方面对于“战争目的”（War aims）还纷纷争执，闹个不清，便可以窥见一斑：这是伦敦与重庆间的又一个差异。在中国倘有人讨论“战争目的”，那便要被人看作发疯！
伦敦与重庆之间却还有一个共同点：德国对英力求速战速决，英国却努力造成持久战；日本对中国也力求速战速决，中国也在努力继续持久战。无论两方的战争在本质上有根本的差异，但在持久战这一点上却有着共同点。怎样能持久战以困死敌人呢？无疑地是在迅速加强力量。英国除自身努力增强之外，并以敏捷手腕和坚决态度，迅速获得美国的合作，而逐渐改变了英德力量的比重，苏美在远东的地位不逊于美国之在欧洲，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加强努力的。
（原载1940年9月21日重庆《全民抗战》周刊第138期，署名韬奋。）
造谣与辟谣
我们看到塔斯社自从欧战爆发以来，几于继续不断地忙着辟谣，使我们深深感觉到我们所处的简直是一个造谣世界！该社对英国辟过谣，对美国辟过谣，对法国辟过谣，对罗马尼亚辟过谣，对希腊辟过谣，对意大利辟过谣，对德国辟过谣，但是对各国虽辟过谣，总还不及对日本帝国主义辟了那么多的谣，尤其是在较近期间为甚。倘若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世界是个造谣的世界，日本无疑地是个造谣国！
日本强盗在不久以前造谣说建川和斯大林约好了晤谈日期，这里面固然含有不少的阴谋，表示日苏这么亲昵，足使英美惊心，中国焦虑，而同时在气量狭小的日本鬼子更感觉到这是多么一件体面绝顶的事！但是塔斯社却奉命辟谣，声明这与事实完全不符！
但是造谣国并不丝毫感到羞耻，最近又利用外国通讯社传播谣言，说“外交界息，日本已与苏联议妥，划定远东势力范围，并谓苏联同意停止援华一节亦包括在内。”日本强盗正在洋洋得意，自以为增加了一位“强盗同志”，替它的强盗行为张张声势，但是塔斯社却于本月十五日又奉命辟谣，声明这与事实完全不符！
但是无论如何，造谣国是不怕打嘴巴，接着又利用外国通讯社传播谣言，说“日本驻苏大使建川曾建议‘如苏联加入三国协定，则以部分或整个英属印度让与苏联’，又建议‘苏联以东部西伯利亚让与日本’”，在日本强盗总是情意殷殷地要拉苏联做一位“强盗同志”，并欲使全世界的人都把苏联看作和日本无异的“强盗同志”，但是塔斯社又于本月十五日奉命辟谣，于声明这与事实完全不符之外，并加上了“荒谬绝伦的谰言”的考语！
这种声明，在深明苏联立国的本质和其外交政策的人听了，只觉得毫无足异，虽则这种声明不免使强盗失望，同时也使有志反苏有志破坏中国抗战者失望。
日本强盗因中国坚持抗战，在军事进攻方面难有发展，于是以谣言攻势配合其和平攻势，公然在报上登载“十月廿四日德意法三国驻渝大使曾向中国政府建议与日本媾和”，于是我国王外长也不得不出面辟谣了，指出抗战以来德意大使根本未到过重庆，并严正声明“我国具有最大决心，抗战到底，无论日人如何散布谣言，均难掩蔽此举世共见之事实”，于是造谣国又出了一次丑！
日本强盗明知谣言终要揭穿，为什么一造再造，乐此不疲呢？这是因为即在短时期内也还足以欺骗二种人，协助一种人。所欺骗的二种人是头脑不清的人和不肯面对事实的人；所协助的一种人是原来怀着鬼胎，有志中伤中国与最可靠的友邦的亲善关系及破坏中国抗战的人。无论是前二种人或后一种人，在日本强盗的阴谋尚未被揭露的时期内，无论怎样短，（有时并不短）只要多少能松懈我们的抗战意志或工作，或只要多少能造成我们内部的纠纷，减少我们的抗战力量，在敌人方面都认为是杰作，都认为是有收获的。而且继续不断地造谣，无孔不入地造谣，“集小胜为大胜”，我们仍然不应忽视敌人的毒谋。我们不仅要提高警觉性，不为敌人的谣言所欺骗，我们不但要辟谣，而且要以铁的事实粉碎敌人的谣言。敌人谣传我们“媾和”，我们必须以巩固团结和加强抗战的铁的事实来答复它。
（原载1940年11月23日重庆《全民抗战》周刊第147期，署名韬奋。）
言行一致的政治
孔丘先生曾经发过愤慨，说他最初听人说什么，就相信这个人的行为也是这样，后来感觉说的话和做的事未必能符合，于是他听人说什么，不能就相信，必须按着他所说的话，来在实际上观察这个人所做的事究竟怎样。
孔老先生的这种经验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世间实在不少满口仁义道德，实际男盗女娼的人！这类人公开说的话，有时听来也好像头头是道，像煞有介事，但是你如仔细观察他在实际上的行动，却和他所说的话恰恰相反！这叫做言行不一致。
在言行不一致的人，自以为可以达到欺骗的目的，但是在听的人，……在最初也许要像孔老夫子最初那样上当，但后来看到事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也就必然好像孔老夫子后来的进步，要把说的话和做的事比较比较，如果发现言行不一致，便不再上当，说的人的信用便从此破产了。说尽好话，做尽坏事，在这种人自己也许洋洋得意，我们旁观者清的人，却不禁为之慨叹不置！
观察个人如此，观察一国的政治也是如此。例如我们的民族敌人日本国。它在表面上未尝不自称是实行了宪政的进步国家；自跻于英美民主政治之林，好不自豪！天皇来一道敕语，近卫发一篇谈话，好不冠冕堂皇！但是在重重压迫下的人民，虽“耳语”运动亦受严禁，大批拘捕“思想犯”，妄想以独裁的“新体制”来消灭各政党，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压迫摧残，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国家，尽管有暴力强制人民，但是因为言行不一致，却永远引不起人民的真正信任。它自己言行不一致，却最怕别人说公道话，所以日本的议会便有只准点头鼓掌，不许演说质问的别致作风！
（原载1941年2月22日重庆《全民抗战》第157期，署名韬奋。）
打回鸭绿江边去
从一九三一年的北大营的炮声响后，到现在，已经有整整的十年了。这十个年头中的历史鲜血淋淋地活在每个人的心头，用不着我们在这里细细追溯。“九一八”的十周年纪念之特别使我们触目惊心，也不只是因为它向我们提醒了这十年的历史——整个民族在这十年中所蒙受的耻辱与苦难，三千万东北同胞至今还在过着的被蹂躏与践踏的生活，我们何曾有一时一刻忘掉？——而是因为它像一声警钟在告示我们，这一切羞辱与苦难必须加以彻底清算了。
眼前正是我们去向敌人索还从九一八以来的全部血债的时机了。纵观世界局势，十年来从未有一个时候，我们的民族解放工作是处于像今日这样有利的情况之下。民主国家的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大团结已在战火烽烟中展开了全世界的光明的远景，眼看西方的侵略者将难于度过下一个冬天，而在东方，英美苏的援华制日的步伐也日益整齐而加紧了。这种情况是在九一八事变时所难于想象到的，既然在艰苦抗战了四年以后终于打出了这一个局面，我们还不赶快去向敌人算一算总账么？回看国内的情况，这十年内的进步也不是轻易计算得出来的。抗战团结的局面在从人民大众中所发出来的无穷有生力量的支持之下始终坚持着，那些对九一八事变和跟着而来一连串的屈辱历史要负最大责任的罪人们——以汪逆为首的亲日亲德意分子已经纷纷露出原形，滚出民族的阵营。□□□□□□□（2）：让我们更整饬我们的队伍，动员反攻，收回一切失地，直到鸭绿江边；洗刷一切耻辱，争回民族的光荣！
难道我们还没有反攻的力量吗？我们有的，但是这些力量还没有很好地配合与发挥出来却也是事实。既然我们曾经因为相当地开展了政治上的民主，初步地建立了全国的团结，于是得能在这四年抗战中发挥了强大力量；那么，在今天，只要认真实行民主政治，切实巩固民族团结，一定能产生无限量的有生力量，以实行反攻。再配合以目前有利的国际局势，打回鸭绿江边去就不是一个幻想。反之，倘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自九一八以来的耻辱之中。
只有孱头与奴才才日夜幻想敌人自动悔过屈服，企求他人为自己复仇，我们要有像古代的复仇者一样的气概，纵然有旁人拔刀相助，也要使敌人的血流在自己的刀下。事实上，英美苏的共同压力纵然能断绝日本南进北进的路，但对西进，它是绝不会放松的。透过汪伪政权，他正力谋加强与巩固其对沦陷区的掠夺与控制，同时继续实行着对我敌后游击区域的大规模扫荡。对于这些，我们绝不能采旁观的态度。必须认真准备和赶速实行反攻，来击破他的一切阴谋活动，否则敌人在布置妥当的时候，再度实行对我大后方的进攻是完全可能的。国际的援助当然是大大有助于我们的实行反攻，但我们不是说，只要外援增多，我们就能反攻；而是要堂堂地向一切友邦说：因为我们要实行反攻了，你们就更不必对日本作不必要的让步，更应该多给我们实际帮助。
在自力更生民主团结的基础上赶速发挥全力以实行反攻，这已经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一切跟培养与团结反攻力量相反的政策与设施必须立即停止了！在九一八的纪念钟声之中，鸭绿江水在召唤着我们！
（原载1941年9月13日香港《大众生活》新18号，未署名。）
对国事的呼吁
我正处在长期惨苦的病痛中，环境的压迫和重病的磨折，都可用我坚强的意志与之抗争，还能泰然处之，但每一念及祖国的前途，则忧心如捣，难安缄默。
抗战到了第七个年头，国际形势是民主阵线一天天的胜利，法西斯一天天的崩溃，对中国抗战很为有利。敌伪在沦陷区虽然实行欺骗怀柔政策，但人心必然向着祖国，向着抗战的胜利，足见我们的前途充满了光明。然而当这民族的苦难快到尽头，光明的胜利临到面前的时候，国民党内反动派却变本加厉，策动对日妥协，调回大军，围攻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阴谋，内战危机系于一发。我们知道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全国各抗日党派的团结，是发动抗战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也是抗战胜利以后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条件之一，而且团结与抗战二者是不可分离的，能团结才能抗战，破坏团结必然就走上妥协的道路。七年多来国民党内反动派始终企图中途停止抗战，施尽一切阴谋诡计，破坏团结。靠着全国人民的力量，克服时时发生的阴谋危机，才使团结抗战坚持到今天。于今我国能废除不平等条约，位于四大强国之列，乃是由于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的结果。国民党内反动派这次对敌妥协进攻共产党的策动，实是危害国家荼毒人民的滔天罪行，我们必须以全国人民的力量，全国舆论的力量，全国各抗日党派的力量，以及海外数千万华侨的力量，共同揭露国民党内反动派这种阴谋，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
其次，民主政治是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最宝贵的遗产，也是全国人民所最热烈希望实现的目标。民主政治同时是坚持抗战精诚团结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发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青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但是国民党内反动派却仍用一切方法来反对中山先生最宝贵遗产的民主政治，他们有的公开宣扬法西斯主义，认为民主与抗战不相容，或者反复因循，用延宕政策，一再自食其言，拖延民主政治的实现。最近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又宣布需在抗战结束一年之后，方召开国民会议，实行宪政，便是延宕欺骗政策的一再重演。再不然，就实行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我所亲自经历过的国民参政会，演变至于今日，已成为国民党CC派所操纵的御用工具。国民党内反动派的所以反对民主政治，其目的无非为实行法西斯的一党专政而已。为了争取抗战胜利，祖国解放，民主自由，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拖延的政策，坚决反对这种伪装的民主政治，而主张以全国人民为本位的民主政治，并且要求立即实行。要办到此点，国民党必须诚意取消一党专政，诚意接受各抗日党派共同抗日，共同建国原则。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最后，我们知道文化教育是近代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抗建时期，应该更加发扬和提倡文化教育的活动。然而国民党内反动派，害怕人民知识的启发，进步思想的普及，不惜用种种的方法来摧残文化教育。近数年来，不依标准审查书刊，任意停止书刊出版，把持新闻出版事业，违法封闭书店报馆，包办学校教育，停聘有正义感的教授教员，学校管理特务化，与摧残文化教育，戕害青年的罪行，罄竹难书，而于今尤烈。我认为人民应有思想研究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必须立即取消不合理的图书审查制度，必须立即取消将青年当囚犯的特务教育，必须立即取消残害进步文化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罪行。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但三四年来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能自由，最近更不幸卧病经年，呻吟床褥，不能不暂时停止我二十余年来几于日不停挥，用笔管为民族解放、及人民自由进步文化事业呼喊倡导的工作。我个人的安危早置度外，但我心怀祖国，倦念同胞，苦思焦虑，中夜彷徨，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故强支病体，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提出几个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对海内外同胞作最诚挚恳切的呼吁，希望共同奋起，各尽所能，挽此危机，保卫祖国。
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写于上海病榻。
（1944年10月11日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诋毁政（府），触犯审查标准第二项第三条”为罪名，无理批复韬奋遗作《对国人的呼吁》在《群众》期刊第9卷第19期上“应予免登”，全文扣留。
1944年10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时恢复原稿全文，改题《对国事的呼吁》。）
人生随笔
转到光明方面去
世界上有许多人一天到晚心绪恶劣，愁眉哭脸，在苦闷与失败里面过日子；都是因为他们对于生活存着错误的心理。他们好像从来不把脸朝着太阳光，却把背朝着太阳光；这样一来，望着前途，当然只看见黑影子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确能够在光明中过生活——只要我们肯睁开眼睛，放宽胸襟，看得见人生的美丽，愉快，与安慰。
自己要上进，只有靠自己努力去做。如肯立定志愿，转到光明方面去，你要无时无地不欣然的向着所定的目标前进，无论什么外诱，不能动你丝毫；这样做去，包能达到成功的结果。你要明白，你现在所处的境遇怎样平常，所处的位置怎样低微，所做的事业怎样有限，都一点儿无关紧要；最紧要的，与你前途有极大关系的，是你现在所朝着的方面——你心目中所常想的，所念念不忘的方面。你试想：倘若你一直立住望着山下的黑暗深谷，能否有达到山顶的时候？如你自愿安于困苦失败的黑暗深谷，念念不忘在这种黑暗的方面，那末虽有健康，美丽，安慰，成功的高峰在望，你心目中并没有它的影像，尽管埋着头望黑暗处钻，也不能引你上进。
我们如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便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假使我们脑子里充满了穷苦愤恨疑虑的观念，好像戴着有颜色的眼镜看东西，外面东西的颜色也跟着它变，这样看出去，没有一件东西不是黑暗悲惨，可恨可恶的，我们的生活不受我们思想的影响；你倘若一直向黑暗方面念念不忘，终有一天要跌到那个深渊里面去！你走路当然不得不向你所朝着的方向走，如要达到愉快与成功，心理却常常向着与它相反的方面，便永远休想达到；如心理常常向着恐怖，疑虑，靠不住，而要实现与它相反方面的好结果，也无异于向着西藏前进，要想达到美国的诗家谷，当然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我们的心理，我们要知道人类是应该要愉快的享受健康，幸福，安慰的生活。倘若我们还没有得到所应得的部分，这因为我们功夫还没有做得到步，还要努力的做去。若只不过一天到晚在恐怖，错误的思想，灰心，怨尤，与烦躁心境的广漠里面，横冲直撞，徒然耗神废时！因果律是人人逃不掉的。所谓因果律，就是说收成迟早总要与耕耘相应。我们固然不能希望不用力而有所成就，但是如果我们用了适当的心理对生活，做事做得不错，做得高兴，能诚实，仁爱，勤于助人不自私自利，迟早必能得着由这种耕耘所出来的收成，决然无疑。
总之，我们如朝着光明的方面前进，心目中无时没有所欲达到的目标，用坚毅的意志，百折不回的精神，活泼快活的心境，无时无地不向着这个光明的方面前进，决不念念与此相反的黑暗方面，我们的一生，便可有惊异的进步。
（原载1927年2月20日《生活》周刊第2卷第16期，署名恩润。）
有效率的乐观主义
有一个名词，个个人的脑子里都应该有的，个个人的心里都应常常想到，常常念着的，这就是“乐观主义”。一个人的目的愈远，计划愈大，他的工作所经过的途径也愈远；在前进的时候，有许多愁虑，困难，穷苦，失望，都是当然要碰到的。乐观主义的人，就是不怕这些恶魔，反而振起精神，抱着希望，向前干去！倘被恶魔所屈服，便亡了；倘能战胜恶魔，便是胜利！
凡是要做得好的事情，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行的，都不是容易的。你自己要立于什么地位？要达到什么地步？情愿付什么代价？你所希望的地位或地步总在那里，不过必须先付足了代价的人，才能“如愿以偿”。沿着大成功的一条路上，有许多小失败排列着，最后的成功是在能用坚毅的精神，伶俐的眼光，从这许多小失败里面寻出教训，尽量的利用他，向前猛进。而这种“寻出”和“尽量的利用”，惟有抱乐观主义的人才能够办到。
牛顿发明地心吸力学说的时候，全世界人反对他；哈费（Harvey）发明血液循环学说的时候，全世界人反对他；达尔文宣布进化律的时候，全世界人反对他；白尔（Bell）第一次造电话的时候，全世界人讥诮他；莱特（Wrights）初用苦工于制造飞机的时候，全世界人讥诮他。讲到我们中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最初在南洋演讲革命救国的时候，有一次听的人只有三个。这许多人都要抱着乐观主义，极强烈的乐观主义，使他们能战胜全世界的糊涂，盲从，冷酷，恐怖，怨恨，反抗。而且工作愈伟大，所受的反抗也愈利害，简直成为一种律令，对付这种利害的反抗，最重要的工具是乐观主义。
有许多人以为乐观主义的人不过是“嬉皮笑脸”，“随随便便”，“一切放任”，“撒撒烂污”，“得过且过”，“唯唯诺诺”。诸君切勿误信这种谬说。真正的乐观主义的人是用积极的精神向前奋斗的人，是战胜愁虑穷苦的人。这类的苦境，常人遇着，要“心胆俱碎”，“一蹶而不能复振”的；只有真正乐观主义的人才能努力奋斗，才敢努力奋斗！所以讲到乐观主义还不够，要有“有效率的乐观主义”才行。
（原载1927年4月24日《生活》周刊第2卷第25期，署名心水。）
闲暇的伟力
“闲暇”两个字，用再平常一点的话讲起来，就是“空的时候”。
金屑 在美国费列得费亚的造币厂地板上，常有造币材料余下小如细粉的金屑，看过去似乎是很细微不足道，但是当局想法把它聚集拢来，每年居然省下好几千圆的金洋！能用闲暇伟力的成功人，也好像这样。
短的闲暇 我们常听见人说：“现在离用膳时候只有五分钟或十分钟了，简直没有时候可以做什么事了。”但是我们试想世界上有多少没有良好机会的苦儿，竟利用许多短的闲暇，成功大业，便知道我们所虚掷的闲暇时间，倘若不虚掷，能利用，已足使我们必有所成。此处闲暇时间外的本来的工作时间尚不包括在内，可见闲暇的伟力，真非常人所及料！
格兰斯敦 格兰斯敦是英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他的法律的政治的名著，世界上研究法律政治的人无不佩服的。但是他一生无论什么时候，身边总带一本小书，一有闲暇的时候，就翻来看，所以他日积月累，学识渊博。大家只晓得他的学识湛深，而不晓得他却是从利用闲暇伟力得来。
法拉台 法拉台（MichaelFaraday）是电学界极著名的发明家。他贫苦的时候是受人雇用着订书的，一天忙到晚；但是他一有一点闲暇，就一心一意做他的科学试验。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所需要的就是时间，我恨不能买到许多‘写意人’的‘空的钟头，甚至空的日子’。”但是有“空的钟头”“空的日子”的“写意人”，反多一无贡献，和“草木同腐”，远不及“一天忙到晚”的法拉台，就在他能利用闲暇的伟力。
虽忙 一个人虽忙，每日只要能抽出一小时，如果用得其法，虽属常人也能精熟一种专门科学。每日一小时，积到十年，本属毫无知识的人，也要成为富有学识的人。
心之所好 尤其是年青的人，在本有工作之外，遇有闲暇时候，总须有一种“心之所好”的有益的事做。这种事和他原有的工作有无关系，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真正“心之所好”，有“乐此不疲”的态度。
现今 “现今”的时间，是我们立志可以作任何事的“原料”；用不着过于追想“已往”，梦想“将来”，最重要的是尽量的利用“现今”。
（原载1927年10月9日《生活》周刊第2卷第49期，署名惭虚。）
做领袖的真本领在那里？
领袖不是摆架子的代名词，也不是“封建势力”的遗物，是有系统有稍大规模的事业上少不了的一个分子。所以无论机关的大小，总要有一个领袖。
“衣之提挈，必在领袖。”所以用来“喻人之能提挈其下者”。这个“下”字，并不含有阶级的观念，是指做一种事业里一小部分事务的人，合了许多小部分的事务，聚起来便构成那种事业的全部的事务，做领袖的人就在于能够“总其成”。换句话说，做领袖的人就在能有顾到全部的眼光，观察全部的能力，监督全部的工夫，改进全部的计划，解决全部困难的手腕：犹之乎提了一件衣服的领袖，全件衣服都整个的在望，都妥妥帖帖的，整整齐齐的；样子好不好，有没有要改良的地方；料子好不好，有没有更改的地方；发见破绽，应如何改造或补造才好看……
有某君是一位做银行总裁的介弟，自费去美国学得工程师学位，但是实际的经验，却不见得怎样高明。回国后居然被一个规模颇大的自来水公司请去担任工程师，手下管得着的技士职工等等，倒很不少，在他的专业方面，总算是立于领袖的地位了。但是有许多工人的经验，反比这位工程师好得多，等到他“像煞有介事”的出几个命令，已被他们看穿了，于是都看他不起！你出你的命令，我做我的事情，不与你理会。结果那位堂而皇之的工程师，只做得一个孤零零的独脚戏的工程师，实在觉得无趣，并且觉得难堪，只得辞职，不干而去。
还有一位是国内某工业大学的毕业生，因为实际的工程事业做了不少，尤其因为他是从小的位置做起，对于机器方面，可谓“熟极而流”，经验非常丰富。他的才干为某巨公所赏识，请他担任某纱厂的工程师，所管的职工以千计。职工里面有几位撒烂污朋友，被他初接任时就开除了几个。职工里面有多人本以为他是徒挂学校出身的空招牌，那里真懂得机器的实际巧妙。所以有几个特别奸滑的工人，欲求泄怨，于退工的时候私把机器里面某个最重要的螺钉拆去，一面暗里通知众工人叫他们第二天早晨群聚工厂门口，约好不即进厂，看那位工程师机器开得成开不成。那里知道那位工程师对于机器，一看便看出毛病，一修便把他修好。所以第二天大众聚在门口，已见烟囱里的烟如常的涌出，机器的动声如常的震耳，只得面面相觑，相率入厂，还以为大上那几个奸滑朋友的老当！从此知道那位工程师的实在本领，翕然服从，没有什么话说！
以上两位都是我的朋友，上面所叙的事实，就是他们本人看见我，也都自承的。我还有一位朋友，曾担任北京某著名报馆的总经理，在他未接任以前，报馆里的编辑部和营业部的经理总是积不相能，后来那位营业部经理升为总经理，更弄得干不下去！这位朋友一接手，事事妥帖。何以故呢？因为他做过总编辑，为编辑部同事所心折，又做过营业部经理，对于营业的诀窍，头头是道，没有人敢欺他，所以他现在坐在那把领袖的交椅上，大稳而特稳，大胜任而特胜任！
可见做领袖的真正本领，不在空架子，全在有真实的令人心悦诚服的智能魄力眼光与手腕。这种种方面的养成，全靠在从小做起的时候，处处用心，时时留意，不是一蹴可几的。没有这样素养的人，就是立刻有人拿一把领袖的交椅给他坐上去，恐怕一交跌了下来，爬都爬不起！
（原载1927年11月6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1期，署名心水。）
热诚
什么是“热诚”？用上海话来说，就是“起劲”。与“起劲”处于相反地位的就是所谓“懒洋洋”，再说得坏些，也可以说是“阴阳怪气”。我们遇着懒洋洋的或是阴阳怪气的朋友，要不要讨厌？既要讨厌，自己就该向热诚或起劲的一条路走。
著名政治家克雷氏（Henry Clay）曾经有几句话说出他的热诚精神。他说：“别人演讲重要问题的时候，心里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讲到我自己呢，遇着这种时候，我心目中所有的只不过当前的那个重要题目，此外对于身外的环境，自身，时间，周围的东西，都好像一无所知，一无所觉。”这样起劲的演说，当然要使人感动。
有一位著名的银行家说：“一个银行如果真要大成功，要寻聘一位常把这个银行带到铺上的行长。”这是说这种行长对于该行事业的起劲，专注思想于这种事业的精神，不是真把一个那么大的银行搬到那么小的一架床铺上去。
名小说家迭更司（Dickens）说他常被他所经营的小说里面的理想人物和文字的计划所缠绕，非把他们用文字描写出来，简直不让他睡觉，不让他休息！这样起劲的做小说，当然要写得活龙活现，使人读了对着他笑，对着他哭，对着他太息和对着他欢跃！
艺术家的不朽作品，所以能成，也全恃他有勇往直前的爱美的热诚，非把他表现于大理石上或是帆布上，也是不能让他安闲的。
大思想家恩默省（Emerson）曾经说道：“世界史上所记载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都是热诚之凯旋。”
热诚能发生新精力；热诚能启迪新智慧；热诚能增加新兴趣；热诚能战胜恶环境；热诚能给我们以最后的胜利！
（原载1927年11月20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3期，署名惭虚。）
坚毅之酬报
一个人做事，在动手以前，当然要详慎考虑；但是计划或方针已定之后，就要认定目标进行，不可再有迟疑不决的态度。这就是坚毅的精神。
大思想家乌尔德（WilliamWirt）曾经说过：“对于两件事，要想先做那一件，而始终不能决定，这种人一件事都不会做。还有人虽然决定了一件事的计划，但是一听了朋友的一句话，就要气馁；其先决定这个意思，觉得不对，既而决定那个意思，又觉得不对，其先决定这样办法，觉得不对，既而决定那样办法，又觉得不对；好像船上虽然有了罗盘针，而这个罗盘针却跟着风浪而时常变动的；这种人决不能做大事，决不能有所成就，这种人不能有进步，至多维持现状，大概还不免退步！”
有一个报界访员问发明家爱迭生：“你的发现是不是往往意外碰到的？”他毅然答道：“我从来没有意外碰到有价值的事情。我完全决定某种结果是值得下工夫去得到的，我就勇迈前进，试了又试，不肯罢休，直到试到我所预想的结果发生之后，我才肯歇！……我天性如此，自己也莫名其妙。无论什么事，一经我着手去做，我的心思脑力，总完全和他无顷刻的分离，非把他做好，简直不能安逸。”
坚毅的仇敌是“反抗的环境”，但是我们要知道“反抗的环境”正是创造我们能力的机会。反抗的环境能使我们养成更强烈的抵御的力量；每战胜过困难一次，便造成我们用来抵御其次难关的更大的能力。
文豪嘉莱尔（Carlyle）千辛万苦的著成一部《法国革命史》。当他第一卷要付印的时候，他穷得不得了，急急忙忙的押与一个邻居，不幸那本稿子跌在地下，给一个女仆拿去加入柴里去烧火，把他的数年心血，几分钟里烧得干干净净！这当然使他失望得不可言状，但是他却不是因此灰心的人。又费了许多心血去搜集材料，重新做起，终成了他的名著。
就是一天用一小时工夫求学问，用了十二年工夫，时间与在大学四年的专门求学的时间一样，在实际经验中参证所学，所得的效益更要高出万万！
（原载1927年11月27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4期，署名惭虚。）
老而不老
伍廷芳博士以善诙谐闻于世，他在美国做公使的时候，美国交际场中遇有聚会，差不多非有伍老博士便不能尽欢，尤其因为他的年纪虽老，而兴趣浓厚，笑颜常开，笑话常有。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伍老博士有一次在南洋中学演说，一走上演台，就先用一句英语说：“Iam seventy years young！”弄得全堂哄笑！这位老头子真会掉枪花！我们知道英语说多少岁数，总是说“怎样老”，十岁的说“十岁老”，二十岁的说“二十岁老”。伍老博士到了七十岁，偏说“我是七十岁幼”！这是表示他老而不老！年老而精神不老！
伍老博士所用的“幼”字代“老”字，在英语尤能相映成趣，非译文所能尽达。
一个人年岁大而老，是无可如何的事情：但是虽年老而精神要不老，否则便是“老朽”。
现在还有一班年青的人，未老而已老，或则“老气横秋”，或则“暮气沉沉”，那就更不应该！
老年人的好处在有经验，在持重，在镇定；少年人的好处在有勇气，在肯做，在向前。倘能把这两方面的好处合起来，老也好，少也好，都是大有作为的人物。
（原载1928年3月11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17期，署名韬奋。）
孤独
近读美国前总统威尔逊氏的演说集，有一句话使人不胜感慨而兴奋。他说：“林肯是一个孤独的人！”（“Lincoln was a lonely man.”）
林肯何以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的思想，他的抱负，他为国为民的苦心孤诣，他为民为国的辛勤奋斗，生前有那一个人真懂得他！当时同党的人有人叛他的，当时不满意他的人，甚至说他是一个猴子，有人加以衣冠，利用作傀儡；一旦被刺，国人追念前勋，全国挥泪，则这位孤独的英杰，已经瞑目了！我读他的传记，不禁掩卷唏嘘，感不绝于予心！
一个人须内心有所自主，如一人誉之而喜，一人毁之而忧，决做不成什么好事！
有某君说做人要做到不怕骂，才能有所成就。这句话虽有深意，当然也很有流弊。我以为先须自己深切的考虑，自己的主张是否正大？自己的工作是否正当？如自信问心无他，便当公而忘私，奋勇做到底，置成败利钝于不顾，做一个孤独的人而于心无所怨怼。倘若卑鄙污浊，效法“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无耻态度，那便“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林肯是一个孤独的人！”我们奋斗的时候，要常常玩味这句感慨而兴奋的话！
（原载1928年4月1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20期，署名韬奋。）
胡适之先生劝人发痴！
最近各省教育代表及教育专家，在南京开全国教育大会，极一时之盛。各代表及专家会后到沪，商务印书馆在东亚酒楼设宴款待，胡适之先生演说，竟大劝人发痴！他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业，若能做得发痴，总有多少成效。像王云五先生近来对于四角检字法的提倡，便有点发痴：东演说，讲四角检字法，西演说，也讲四角检字法，东拉西扯都不外四角检字法，好像天地间只有这一事，简直成了一个痴子！
胡先生说到这里，又提到在座的杨卫玉先生。他说杨先生开口职业教育，闭口职业教育，也好像天地间只有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也成了一个痴子！
最后胡先生现身说法，他说他自己数年前对于白话文的提倡，也是痴得很，所以不无成效；最近所提倡的“汽车文明”，是随随便便说的，并没有做到痴的程度，所以还不见什么成效。
胡先生劝人发痴，这种痴子大可以做得！
世界上科学发明家兼作痴子的很多很多！试举一二事为例。相传发明引力原理的牛顿（Sir Isaac Newton）（3）有一天早晨正在凝思，旁置一炉，炉上一小锅开水，女仆置蛋其旁，备他煮吃，他想到一半，竟把手中的表当作鸡蛋放入锅里大煮而特煮，把一只好好的表煮坏了！痴得可以！
现在还健在的电学发明家爱迭生（Thomas A.Edison）（4），听说他结婚的那一天，和他的新夫人同乘一辆车子经过他的实验室，他忽然想起实验室里一件正在实验的东西，把车子停在门口，请他的夫人略等一下，他自己跑进实验室里去验一下，不料他这位“痴子”新郎进了实验室之后，一心一意想着所实验的东西，东挖西摸，竟又实验起来，把新娘忘在门外！后来那位新娘等了大半天，实在等得不耐，跑进实验室去问一下，“痴子”新郎看见了新娘，才恍然若醒！陪着一同回去。这真痴得可以！
我国俗语有句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本文里所谓“痴”，就是“精诚所至”，不但“好之”，而且“乐之”，能有这种“发痴”的精神，虽排万难，若行所无事！“痴子”盍兴乎来！
（原载1928年6月24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32期，署名心水。）
肉麻的模仿
模仿本来不是坏事情，而且有意义的应需要的小模仿反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例如模仿外国货以塞漏巵，模仿强有力的海陆军以固国防，模仿良好品性以正心修身，何尝不好？但是无意识的模仿，便有不免令人肉麻的地方！
自从《胡适文存》出版以后，好了！这里出一部“张三文存”，那里又出一部“李四文存”！好像不印文集则已，既印文集，除了“某某文存”这几个字外，就想不出别的稍为两样一点的名称！我看了实在觉得肉麻！这种没有创作精神的“文豪”，只怕要弄到“文”而不“存”！
还有许多做文章的人，见别人用了什么“看了……以后”作题目，于是也争相学样，随处都可以看见“听了……以后”，“读了……以后”的依样画葫芦的题目，看了实在使人作呕！我遇见这一类题目，便老实不再看下去，因为“以后”的内容也就可想而知！
交易所初开的时候，随处都是交易所，好像除了交易所，没有别的生意好做！后来跳舞场开了，也这里一家，那里一家，好像可以开个不完！不细察实际需要而盲目模仿的事业没有不失败的，交易所和跳舞场便是好例。现在又群趋于开设理发店，将来若非一个人颈上生出两个头来，恐怕不够！
即讲到本刊的排印格式，自信颇有“独出心裁”的地方，但是近来模仿我们的刊物，已看见不少，听见有一种刊物的“主人翁”竟跑到印《生活》的那家印刷所，说所印的格式要和《生活》“一色一样”！我们承社会的欢迎，正在深自庆幸，并不存什么“吃醋”的意思，不过最好大家想点新花样，若一味的“一色一样”，觉得很无谓。
我们以为无论做人做事，宜动些脑子，加些思考，不苟同，不盲从，有自动的精神，有创作的心愿，总能有所树立，个人和社会才有进步的可能。
（原载1928年8月12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39期，署名韬奋。）
仗义执吠的狗
老友张竹平先生住在上海辣斐德路，他告诉我说昨天上午（八月十五日）他家的门口出了一桩奇事。有一部汽车如飞的驶过，刚到他的门口，把一个走路的人轧伤，立刻“呜呼哀哉伏维尚飨”，鲜血淋漓，僵卧于地，那个开车的人看见闯了祸，车也不停，正想“溜之乎也”，张先生寓所隔壁某西人家里却养有两只警犬，看见一个人被那部汽车轧倒于地，红血喷涌，不管那部汽车开足马力，居然大抱不平，狂吠飞腾，奔向车前拦阻前进。那个开车的还想逃，那两只警犬竟“义愤填膺”，同向车上开车的人奔扑阻挠，这个时候，那个开车的人手足竟不得自由，街上看的人也越集越多。结果他竟不免“捉将官里去”！
那两只狗，见义勇为的时候，他们心里到底有无意识，未曾用过“心理测验”来测验一下，在下不是狗类，当然不敢武断，不过看他们所遇的情况及所作的对付行为，不能说是没有意识的举动。我尤其觉得当今“唯唯诺诺”的社会，只有势利不问是非的社会，能有“仗义执言”的人，已若“凤毛麟角”，看到这种“仗义执吠”的狗，更不禁“感慨系之”。
“圆颅方趾”本不是“梅花足迹”的同类，那两只警犬竟“有救无类”（从《论语》“有教无类”脱胎出来的），奋不顾身的做去。若有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眼见穷凶极恶的强暴，占了我们的土地，杀了我们的吏民，还不能开诚布公，互泯私见，消灭意气之争，搁开个人权利，万众一心的振作精神，从事建设，积极御侮，那就对着这两只狗都不免惭愧！
骂人做狗，当然要“像煞有介事”的板面孔，至于人不如狗，则又如何？
（原载1928年9月2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42期，署名韬奋。）
唯唯诺诺的脚色
平日交到一位唯唯诺诺的朋友，你说这般这般，他连忙称是；你说那样那样，他又连忙称是，一切顺手的时候，你和这样千是万是的朋友在一起，也许觉得舒服得很。但是一旦你有了特别重要的事情，你要有人对你所拟定的办法加以精确的批评，补你思虑所不及，或要藉此取决行止，你便不想去问这样唯唯诺诺的朋友了，你便渴望求得一位“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的得力朋友了，你便要就教于一位肯用脑子能用脑子的朋友了。
各机关里面用人，也有相类的情况，所以各业领袖倘是贤明的，他所朝夕访求的人材，决不是唯唯诺诺的一派，因为唯唯诺诺于他是毫无所补的；你如果不管他的计划到底好坏，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一番，便唯唯诺诺起来，那末他的计划倘若本来是好的，多了你的唯唯诺诺一下，并无丝毫的增益，他的计划倘若本来是不行的，受了你的唯唯诺诺一下，反而促他走入歧途，弄得一团糟！他所殷切访求的是肯用脑子能用脑子的人，因为这种人才能增加他的事功效能，才能替他分负责任。
前几年有某君自美留学回国后，在市政某机关得到一个位置，和社会上所谓领袖人物颇有周旋的机会，但是他一味采用“唱喏”主义，对于他们所计议或所讨论的事情，他总是千是万是，或在他们已讲的话上而再添说几句“为蛇添足”的话。后来那机关里的一位领袖寻出他的短处，对人说“他是没有脑子”的！遇有比较重要的事都不和他商量。
这样看来，做唯唯诺诺的一派的人，最初虽未尝不可令人“适意”，一旦“拆穿西洋镜”，他的信用便从此“荡然无存”！
上面所述某领袖骂唯唯诺诺的人为“没有脑子”的人，脑子原是人人有的，不过对于无论什么事不加思考而无所不“是”的人，虽有脑子而不用。器具则愈用愈利，愈不用则愈钝，人的智慧则亦有然；所以其初不肯用，后来便要做到不能用的地步；于是虽有脑子等于“没有脑子”。
在唯唯诺诺的反面，便是无论对于什么事情，要养成判断的能力；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一番，依自己思考力所得的结果，下一断语；我以为是的还他一个是，我以为非的还他一个非，我以为应该这样办的，或以为应该那样办的，便自己打定一个主意或态度。
有一天作者和几位朋友谈天，其中有人已居于领袖的地位，也有人还是处于“助手”的地位，有一位处于“助手”地位的朋友欿然不自信他有独当一面的能力，我问他何以见得，他说因为恐怕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有一位已居领袖地位的朋友说：“你从来未曾独当过一面，当然用不着独立判断能力，没有用过不能说是一定没有，等到你身临独当一面的时候，非当机立断不可，你便须用着你的独立判断力了。”这一句话固然可以振作一般“自馁者”的精神。但是我却再有进一步的建议，就是一个人目前所处的是“助手”的地位，所处理的事情，其最要的决定权虽在所谓“领袖”，但是他对这件事也未尝不可先用自己的脑子考虑一番，自己假定一种“我以为应该要这样办的”办法，看看后来那位“领袖”所拟的办法是否和他所假定的符合，并留意随后的结果，研究结果差异之症结所在，这样一来，岂不也是有运用判断力的机会？岂不也是可以养成独立的判断能力？这样寓“修养”于“做事”里面，实在是增加自己材能的好方法，而其最重要的条件是要“肯用脑子”。
最后我们还有一点要提出的，就是唯唯诺诺的反面并不是“盲目的反对”。社会上有一种人在机关里，或在会场上，无论对于什么“计划”或“建议”，总是要保持一种“死作对头”的态度，不管对与不对，总是要反对的，这是所谓“捣乱分子”，虽与“唯唯诺诺”处于相反的绝端，也是要归在“没有脑子”的一类。
（原载1928年9月16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44期，署名心水。）
礼貌要整顿一下才好！
咱们的同胞生在数千年的“礼义之邦”，当然是有礼貌的！
你看大多数仍旧喜用拜跪礼的结婚，跪了又跪，拜了又拜，跪啊！拜啊！弄得新郎新娘的两个腰，两双腿，酸痛得不亦乐乎！至于虚耗于这种繁文缛节的宝贵时间更不算什么。这种把戏不是自以为有“礼貌”吗？
你看大多数请客上席的时候，并不由主人指定座位，却由客人来你拉我扯，好容易拉扯了半晌，才舒齐的坐下。这种怪现象不是自以为有“礼貌”吗？
不幸多了几位客人，由主人肃入饭厅的时候，或是一同向主人辞别而将要走出客厅门口的时候，又要大家不肯先走，也要你让我，我让你，让个不休，同时也就是嚷个不休！这不是自以为有“礼貌”吗？
自命有礼教的家庭，后辈和前辈同走的时候，不敢并排走，要俯首垂臂，跟在屁股后面，做出奴隶的丑态！这不是自以为有“礼貌”吗？
但是你到火车站去买票的时候，上电车的时候，往影戏园去买票子的时候，遇着人多的时候，老不客气，便要挤得你水泄不通，东推西轧，好像打仗一样！这种可怜的怪现象，本是社会上人士所“司空见惯”的，似乎不值得提起，但是我们如想到犯这个毛病的并不限于没有知识的人，就是自命属于知识阶级的人，也常常被人看见在这种人山人海中乱碰乱钻，便觉得有大声呼喝的必要。
西人遇着人多的时候，常有“成行”的良好习惯，他们叫做Line up，就是列成一行，先到的列在前面，后到的列在后面，按次轮到，不许紊乱，买火车票或戏票的时候如此，无论什么事情有轮次可能的时候都如此，他们差不多成为“行所无事”的自然习惯，但是在咱们“礼义之邦”的一般国民还属绝无仅有。
说到这里，我很难过的忆起一位亲戚告诉我的一件事来。他在美国求学的时候，那个大学里的中国学生只有他和新由中国到的某君。在开学的那一天，学校里许许多多同学正因某事在那里“成行”的时候，他们两位当然也夹在里面。可是那两位里面新到的某君，因为没有“成行”的习惯，立在那里看见前面立着的人一个一个依次的轮到，他列在颇后，心里有些不耐，于是偷偷捏捏的离开自己所立的地位，静悄悄挤到前几个位置里，希望可以立得前面一些，可以早些轮到。不料被左右的美国同学看见，某君自以为极可随便无关重要的事情，竟引起了众怒，有几个美国学生把他拖到最后的一个位置上立着，连原来的那个“颇后”的位置都得不到！当时我的那位亲戚以同国的关系，心里明知某君的错误，仍表同情于他，深恨美国同学的“横暴”。他在美有年，所交得的美国好朋友也不少，事后他和几位美国好朋友谈起这件事，说美国学生未免太使中国学生难堪。但是那几位朋友都一致的以为这并不是专对中国人才如此，就是他们遇着本国人也如此。他们说一个人任意钻到前面去，似乎不要紧，倘若许多人都效尤不守秩序，那一“行”很整齐的秩序，岂不是要扰得一团糟；结果非但不能省时间，反因拥挤倾轧而多费时间。这当然是很显明的道理，所以我的那位亲戚，心里也只有惭愧而已，“夫复何言”！
我在上海有一次在电车站等电车，看见一位西妇手上携着一个四五岁的外国“小把戏”，车停之后，有另一个女子正想登车，那个“小把戏”想抢上一步先登，陪着他的那位西妇（似乎是他的娘），赶紧说道：“要让妇女先登。”（LadyFirst.）那个“小把戏”便很驯良的等着。我们在这种地方，很可以感觉“有礼貌的良好习惯”最好从小就要注意起。但这种话是对做父母及小学教师说的，至于青年，壮年，乃至老头儿，只要自己留心，何尝不能把恶习惯改去。
话说得远了。我们的意思以为中国的礼貌要“社会化”；例如他们在家中客厅里请客让坐位的时候，那样“不惮烦”，在火车站买票的时候只要肯分出百分之一二的“客气”就好了！
（原载1928年10月7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47期，署名心水。）
“吃”而且“拍”
最卑鄙 社会里面有一种最卑鄙的人，便是“吃”而且“拍”的脚色。
什么叫做“吃”，就是对于“吃得牢”的人，是他管得着或自以为管得着的人，或无力和他计较的人，总是摆他的臭架子，常有颐指气使之概！
心理 我们试分析这种“吃”的心理，不外乎要使对方的人觉得他的“高大”，对他增加“敬意”；推他的本心，也不过要人对他“心悦诚服”。
错了 但是他错了！一个人的“大”，一个人的“可敬”，一个人的“配悦配服”，要完全由别人的心目中做出发点的，不能由“自大”就可以达到目的的。
就职务上说，如果你的职权都比别人大，而你对于你的职权又是“内行”，别人所经手的事情是要和你接洽，是要受你监察，在实际上你就是和颜悦色，有相当的礼貌，决不因此而“小”。否则就是你的眼睛生在额上，甚至生在额骨头后面去，目中看不见人，也不见得就“大”了起来！总之“大”要从别人心目中出发，“自大者”不“大”！
就本领上说，你不动声色的把本领用到你所应做的事务上去，别人自然而然的觉得你的可敬，别人自然而然的觉得你配悦配服。你若把本领放在面孔上，别人便“勿买帐”，就是表面上也许不得不对你敷衍，心里总是“勿高兴”！换句话说，你要别人“敬”，反因此使别人“厌”；你要别人“服”，反因此使别人“看不起”，何苦来！
拍 说也奇怪，工于“吃”的人，也往往工于“拍”，所以这种人可以说是“吃”而且“拍”。什么叫做“拍”呢？这很简单，就是“谄媚”。“拍”的表现可分形态和语言两种。形态方面例如一鞠躬就要九十度，两手垂直步武“二爷腔”，言语方面例如一回答就把“是”字像联贯珠似的挂在嘴上。至于行为方面当然还有“拍”的妙用。
心理 我们试分析这种“拍”的心理，不外乎要“讨好”。其实只有用真本领来服人是有永久的性质，靠“拍”来“讨好”的，虽可乘“谄媚”的普通心理，使受者最初也许被他欺了过去，终究要拆穿西洋镜的。我有一位朋友亲见有某甲在某机关里服务，对于那机关的领袖方面，“拍”的工夫用得十足，在形态和语言方面当然是应有尽有，有一次那领袖有喜事，同事送公份，他却另外送一份很重的礼物。礼物是依交情而有厚薄的，重礼本不一定是怎么样坏的，不过他的重礼并非有什么厚交情，却是出于厚“拍”。后来他对职务上“撒烂污”，“撒”了一次，受他“拍”的人还包庇他，“撒”了好几次之后，受“拍”的人也只得请他另换一个地方去“拍”！请他“卷铺盖”！
礼貌 在社会上应人接物，当然要有礼貌，我们并不是说要装出桀骜不驯的神气，才算美德，不过“拍”的丑态，和“拍”的陋行，却为君子所不取。
少你不得 无论做什么事，能实事求是的切实做去，使用你的机关觉得在事业方面少你不得，就是你要走，也要把你拉住，用不着“拍”！
（原载1928年10月21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49期，署名心水。）
高兴
咱们孔老夫子有个最得意的门生，《论语》里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位颜先生并非因为没菜吃，住在破烂的房子，做了这样的一个“穷措大”而不快乐。他所以还能那样高兴，是因为他对于所学实在津津有味，所以虽穷而不觉得；虽然穷得“人不堪其忧”，而他因为有心里所酷爱的学问在那里研究得实在有趣，所以仍是一团高兴。这段纪事并不是奖励人做穷人，是暗示我们总要寻出自己所高兴学的，所高兴做的事情，高高兴兴的去学，高高兴兴的去做。
电影发明大家爱迭生幼年穷苦的时候，就喜欢作科学的实验；他十几岁在火车上作小工的时候，有一天藏在火车里预备实验用的玻璃瓶偶因震动倒了下来，硝镪水倒了满处，给管车的人狠狠的打了两个耳光，把他一搂，丢到火车的外面去！他虽这样的吃了两个苦耳光，到老耳朵被他弄聋，但是他对于科学的实验还是很高兴的继续的干去，不因此而抛弃，因为这原是他所高兴学的所高兴做的事情。
这样的“高兴”精神，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们倘能各人寻出自己所高兴学的所高兴做的事情，朝着这个方向往前做去，把所学的所做的事，好像和自己合而为一，这真是一生莫大的幸福。所以做父母师长的人要常常留意考察子女学生的特长和特殊的兴趣，就此方面指导他们，培养他们；做青年的人要常常细心默察自己的特长和特殊的兴趣，就此方面去准备修养；就是成年，就是在社会上的人，也要常常注意自己的特长和特殊的兴趣，就此方面继续的准备修养，寻觅相当机会，尽量的发展，各尽天赋，期收最大限度的效率。
和“高兴”精神相反的就是“弗高兴”；表面上虽在那里做，而心里实在“弗高兴”，心里既然弗高兴，当然只觉其苦而不觉其乐。《国策》里说“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流血至踝！”历来传为佳话，许多人称他勤苦求学的可嘉！我以为这样求学并不是因为他高兴求学而求学，并不是因为他觉得求学中有乐处而求学，乃是把求学当作“敲门砖”，当一件苦事做，所以这位老苏只不过造成一只“瞎三话四”的嘴巴，用来骗得一时的富贵，并求不出什么真学问来。我们以为求学就该在求学中寻乐趣，否则无论他的股刺了多深，血流了多少，我们却一点不觉得可贵，反而认为是戆徒的行为！
“高兴”精神之所以可贵，因为它是由心坎中出发的，不是虚荣和金钱以及其他的享用所能勉强造成的。在下朋友里面有某君现在从事一种高尚专门的新式职业，闻名于社会，进款也不少，出入乘着的是自备的汽车，住的是括括叫的洋房，在别人看起来，总觉得他“呒啥”了。但是我有一天和他谈起他的职业，才知道他对于所做的事情并不喜欢，而且觉得讨厌，要想拚命的赚几个钱之后改做别的事情。我觉得他在物质的享用上虽“呒啥”，而精神上的抑郁牢骚，充满“弗高兴”的质素，竟不觉得有什么做人的乐趣！我心里暗想，这位朋友真远不及箪食瓢饮住在陋巷的穷措大颜老夫子的快乐。为什么缘故？因为一个“高兴”，一个“弗高兴”！做到了高兴做的事情，就是箪食瓢饮住陋巷还能高兴；做弗高兴做的事情，就是洋房汽车还只是弗高兴！
高兴的精神固然可贵，但是倘若趋入歧途，也很尴尬！上海有著名律师某君高兴于嫖，虽他的夫人防备之严有如防盗，他还是一团高兴的偷嫖。他虽十分的惧内，但是惧内的效用竟不能损他高兴的分毫，他的夫人一不提防，他就一溜烟的溜出去了！他所乘的是自己的汽车，一到了窑子的门口，总叫他的汽车夫把空车开到远远的一个地方停着，以免属目，他夫人的目。恰巧有一天他和一位“白相朋友”到某大旅馆开一个房间，正在征妓取乐，不料密中一疏，竟任汽车停在那个旅馆的门口。他的夫人忽然心血来潮，到他事务所来“检查”，寻不着他，于是立即乘着一部黄包车，在几条马路上大兜其圈子，实行其“巡查”，寻觅她丈夫的汽车。也算这位大律师触霉头，她凑巧寻到那个旅馆门口时，看见自己汽车的号数赫然在目。当时在汽车里正在进行打瞌睡的汽车夫阿四，于朦胧之际忽见“太太”来了，知道“路道弗对”，便装作不知道主人到那里去了。这位“太太”那肯罢休，睁圆了眼睛，一把抓住阿四，大声吓道：“你不说出来，明朝停你的生意！”阿四想“停生意弗是生意经”，只得老实告诉她。于是这位发冲眦裂的“太太”三步作两步走，奔入那个房间，好像霹雳一声，把那位大律师抓了出来，立刻赏给两个结结实实的响脆耳光！那位陪伴的朋友看见来势汹汹，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一溜烟的躲而且逃！这位大律师虽经过这一场恶剧，他现在对于嫖还是一团高兴，还是东溜西溜的偷出去。爱迭生的不怕吃耳光，吃了耳光还要高兴，终成了一个有贡献于全世界人类的科学发明家；这位大律师的不怕吃耳光，吃了耳光还要高兴，也许终至倾家荡产，弄得一塌糊涂！
还有一点，我们也要注意的，就是具有特别天才的人，如上面所说的颜回和爱迭生之流，他们的高兴精神也许开始就有，至于比较平常的人，往往要先用一番努力的工夫，做到相当的程度，才找得出兴趣来，所以努力也是不可少的，不过在努力的进程中，一面努力，一面逐渐的有进步，同时即于逐渐的进步中增加高兴的精神，也就是于努力之中有快乐，不像苏秦那样刺着股，流着淋漓的血，强做那样弗高兴的事情！
（原载1928年12月2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3期，署名心水。）
静
我们试冷眼观察国内外有学问的人，有担任大事业魄力的人，和富有经验的人，富有修养的人，总有一个共同的德性，便是“静”。我们试细心体会，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问，魄力，经验，修养等等的程度，往往和他们所有的“静”的程度成正比例。
静的精神之表现于外者，当然以态度言词最为显著。我们只要看见气盛而色浮，便见所得之浅；邃养之人，安详沈静，我们只要见他面色不浮，眼光不乱，便知道他胸中静定，非久养不能。
我们试看善于演说，或演说有经验的人，他的态度非常沈静安定，立在演台上的时候，身体并不十分摇动，就是手势略有动作，也是很自然的。惟其态度能如此之安定自然，所以听众也感觉得精神安定，聚其注意于他的演辞。初学演说或演说毫无经验的人，往往以为在演台上要活泼，于是摇手动脚，甚至于跑来跑去，使听众的眼光分散，注意难于集中，真所谓“弄巧成拙”！
做领袖的人，静的精神之表现于态度者尤为重要，遇着重要事故或意外事故时，常人先要惊慌纷乱，举止失措，做领袖的便要绝对的镇定，方可镇定人心，不至火上添油，越弄越糟。
不必说什么机关的领袖，就是做任何会议的一时主席，也须要具有“静”的精神的人上去，才能胜任愉快。
“静”的精神之可贵，不但关系外表，脑子要冷静，然后思想才能够明澈缜密。有了这种冷静的脑子，用来研究学问，才不至受古人所愚，才不至受今人所欺，一以理智为分析判断之准绳；有了这种冷静的脑子，用来应事应人，才能应付得当，不受欺蒙；有了这种冷静的脑子，用来立身处世，才能不为外撼，不为物移，才能不至一人誉之而喜，一人毁之而忧，才做得到得意时不放肆，失意时不烦恼，因为有了这种冷静的脑子，胸中有主，然后不为外移。
昔贤吕心吾先生曾经说过：“君子处事，主之以镇静有主之心。”又说：“干天下大事，非气不济，然气欲藏不欲露，欲抑不欲扬，掀天揭地事业，不动声色，不惊耳目，做得停停妥妥，此为第一妙手。”这几句话很可以说出静的妙用来。
但是我们所主张的“静”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要向前做的，不是袖手好闲的。例如比足球的时候，守球门的人多么手敏眼快，但是心里是要十分冷静的，苟一心慌意乱，敌方的球到眼前还要帮助敌方挥进自己的门里去！我们是要以静为动之母，不是不动。关于这一点，吕心吾先生还有几句很可以使我们受用的话，我现在就引来做本文的结束：“处天下事只消得安详二字，虽兵贵神速，也须从此二字做去。然安详非迟缓之谓也，从容详审，养奋发于凝定之中耳。是故不闲则不忙，不逸则不劳。若先怠缓，则后必急遽，是事之殃也，十行九悔，岂得谓之安详？”
（原载1928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5期，署名心水。）
新女子最易上当的一件事
本刊所受的刺激 本刊自创设“读者信箱”以来，所发表的公开的信，虽因篇幅有限，为数无多，而每天接到读者的来信，如雪片飞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其中有许多男女同志的信，商量秘密的事情，连父母方面都听不到他们的话，竟承他们通信和编者商量，他们的本意，原也不要在本刊上公开发表；这种不许公开的信，在编者方面，当然在道德上须负绝对严守秘密的责任，就是有时征得投函者本人的同意而酌量发表，也往往用他们的假名。编者每日一到夜里，独处斗室之中，就案旁拥着一大堆的来信，手拆目送，百感猬集，投函者以知己待编者，编者也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恍然若置身于另一天地中，与无数至诚的挚友握手言欢，或共诉衷曲似的，辄感负托之重，期望之殷，竭我智能，尽忠代谋。本刊以做到读者的一位好朋友自期，就此事的情形说，本刊在精神上所得到的好朋友却已不少。
最近就许多女同志的来信内容说，我们觉得有一件事是新女子最易上当的，而且这种容易上当的事情，倘无相当觉悟，将随风气之开而愈益蔓延，受其害者将愈众！
朋友无妨 有某女士在某大学肄业（女士来信声明不愿将姓名发表），她生平只有一位心腹女友，她平日就呼她做“妹妹”。这位“妹妹”在同学中却交上了一位男友。在文明的时代，男女交朋友，只要是光明正大，本算不了一回事。不幸这位“妹妹”后来竟答应那位男友的要求，瞒着生平知友某女士，和他在校外发生了生理上的关系，等到“结晶品”膨胀起来，才知道对方已有了妻子，才向某女士哭诉求援。某女士来函本刊商量办法，本刊的信覆去尚未达到，又接到某女士的来信，说那位男友糊里糊涂教人替她打胎，一命呜呼了！后以女家系所谓礼教世家，恐家丑外扬，竟含糊了事。我们读某女士哀念挚友惨死的那封凄惨的信，亦为之泫然，但竟来不及援救！这一类的事情已数见不鲜，不过描述的悲哀程度，以这位女士的来信为尤甚，使人看了真要淌下泪来！
交朋友是可以的，但须交益友。在女子方面，只要看所交的男友有不合理的生理上的要求，就是他百般言爱，但未有彻底了解而且正式结婚之前，遽有此要求，便是很危险的途径，应拿定主意，毅然拒绝。这一点如拿得定，就是发现对方靠不住，顾而之他，也不至于有何凄惨的结果。如对方是好人，由于一时的卤莽，经此拒绝，益可坚其德性，若以此为要挟，则可见对方品性之无可取，何可屈从？马振华女士之死于汪某，也是这一点没有拿得定所致。
未婚夫妇 既已订婚，有些女子便觉名分已定，一切似乎都可以随随便便，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可上当的！我们就所知道的许多事实里面，姑把沈香如女士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撮述如下：“婚姻自主，恋爱自由，是打倒买卖式的旧礼教的婚制：这诚然是新时代所应取的新制度。但总要认明主见做去，方不致堕入水深火热的惨境……我有友某女士，从小由父母作主，凭媒说合与一位孔君订婚，他们两家本是老亲，从小就很熟的，后来彼此年岁渐大，因受潮流的激荡，虽属旧式订婚，却彼此常通音讯，有暇的时候，也就在人静的地方，卿卿我我，绵绵情丝，亲热得什么似的，竟发生了不应有的关系。那时她在初中肄业，孔君已升入高中。后来孔君转学海上某大学，爱上了一位女学生邹女士，竟对原配之婚姻认为父母偏面作主，自己未曾同意，提出解约。吾友的失身于未婚夫早为亲友所闻，以为终身所托有主，亦不以为意，忽闻此晴天霹雳，气忿已极，曾悬梁觅死，经人察觉拯救……”
这种薄幸的男子，当然是“罪莫大焉”。但在现在的社会状况之下，这种男子还能乐其所乐，所苦的只有被他始乱终弃的女子！倘若不“发生了不应有的关系”，就是不幸遇着这种薄幸的男子，结果也不至如此“尴尬”。
或者有人说 或者有人说，你所举的是靠不住的未婚夫，如果是靠得住的，随便一点，有什么要紧？关于这一层，我们要贡献两点：（一）人性之中原含有理性和兽性，理性胜过兽性的时候便是好人，兽性胜过理性的时候便是坏人。所以一个人除了自己的理性做主宰外，还有社会的制裁，甚至法律的制裁，使兽性不得纵肆。一个人就是好人，他的人性中既不免含有兽性，除他自己的理性外，如有社会及法律的制裁，当然更稳妥些，因为有时他的兽性也许要发作，便可因此而敛迹，使他的理性占得优势。一个女子的未婚夫也许真是好人，但在正式结婚之后，法律上保护做妻子的规定更严，便多一层保障。若在未正式结婚以前即随便失身，便含有一种危机，因为解约究竟比离婚容易。换句话说，正式结了婚，便多一重保障，使男的方面的兽性因有所顾忌而不易猖狂。就是你所爱的男子是好人，他总是人，既是人，我们便不该徒唱高调，便应该知道他实含有兽性，既含有兽性，便须有相当的制裁才能永持他的理性，所以就是未婚夫是好人，在未正式结婚以前，女子也不应该随随便便的失身，否则总含有危机的。（二）未婚夫妇先发生生理上关系，而有良心的男子不至始乱终弃的，当然也有。就是这样，我也觉得到了正式结婚的那一天，愉快的程度也大大的减少。我所参加的友人婚礼，也遇着这种情形的，我在观礼的时候，因为知道他们的秘密，也就觉得那个婚礼是多事，是毫无意味的！问问这种人的本身，有的也肯老实说是索然无味的。惟有能洁身自爱的，到了那一天才觉得是异常神圣的异常愉快的一天。
责任 关于责任的一点，可以分几方面说。第一方面是女子的自身。天下事责任和权利是相依的；要享某种权利，先要负得起某种责任。从前的旧式婚约是全由父母作主的，父母负选择的责任；现在由本人自由选择，本人对自己便应负责任。在未正式结婚以前勿贸贸然发生不应有的关系，无论对方是何如人，总是保障自身前途幸福的事情，如对此事不能自负责任，万一发生不幸的事实，乃是自己害自己，“夫复何言”！这是我们对于一般新女子所要贡献的忠告。
父母师长 就是现在的婚姻注重自由选择，但父母师长仍是处于指导及护卫的地位，对此等事应负指导及护卫的责任，不应袖手旁观，更不应于平日静默无言，对此事无所训诲。
例如最近上海所发生的一件始乱终弃的事情，有粤籍十七岁女子唐润珠于本年三月间被合昌铜铁机器厂小主粤人萧培基（年十九岁）所诱，怀孕后，萧允许央媒作伐，白头偕老，女以啮臂情深，已不啻未婚夫妇，乃萧于八月间重行订婚郑氏女，将唐女遗弃不顾，润珠得悉，据情告知父母，双亲引为家门大辱，将女立予驱逐，女不得已，避至戚家暂住，万分懊丧，延律师向法庭起诉。据唐女士在庭上所言，有一部分详情如下：“我家与被告家本属旧谊，是以对方于萧培基自幼相识，惟伊于去年六月间常到我家闲谈，并无别事发生，直至本年三月初旬，被告以教授我英文为由，傍晚潜至楼上我之卧室，百般引诱，遂致失身，从此以后，不时到来，托词教我英文……本年正月间，我尚未失身，与被告因两相恋爱，遂偕往半淞园同摄照相一帧……至五月间我觉腹中怀孕，被告到来，我即告之，伊云我当央媒与汝父母求婚……当时我的母亲以被告时常到来，亦有疑心，遂向伊母言之，伊母答允央媒说合，但并不着媒到来，后至八月间，被我探悉被告于是月念五日聘郑氏女为室，是以只得告知父母，与被告以前经过情形，并声明怀孕已多月，双亲得悉，大为震怒，遂将我驱逐出外，我只得往亲戚母舅处暂住……”
自愿做无耻事情的女子不足道，不过像唐女士这样的事情却很可怜，她完全把未婚夫视对方，以为彼既以未婚妻视我，我何妨以身委他，便上了大当！在这种地方，她的父母便要负缺乏指导的责任。在平日做父母的人便应把不可上当的教训，谆谆训诲女子，使她心有定见，便不易受人“百般引诱”。还有一层，做父母的人，应该使女子知道婚姻的事情当公开进行，心有所爱，即当明告父母，俾父母协同观察考虑，等到“亦有疑心”，已来不及了！平日不加指导和护卫，一旦“大为震怒”，“驱逐出外”，于事何济？这是我们对于做家长师长的人所要贡献的忠告。
（原载1929年1月20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10期，署名编者。）
尽我所有
我们常看见有许多学英文的人，遇了用得着的时候，总怕开口，所以学校里有的请了外国人教英文，遇着师生聚会或宴会的时候，常有一堆学生躲来躲去，很不愿意和他同席，更不愿意和他多谈。这是什么缘故？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说得不好，怕出丑。其实你是外国人，西文是你的母音，我是中国人，本来不是说英语的，我懂得多少就说多少，能说得多好就说多好，如果说得差些，我总算“尽我所有”说了出来，有不行的地方，有机会再学就是了，一些没有什么难为情！若本来自己不行，却扭扭捏捏遮遮掩掩，试分析自己此时的心理，岂不是要表示我原是不错，不过不高兴说就是了！自己没有而要装做有，这便是不知不觉中趋于“伪”的一条路上去！天下作伪是最苦恼的事情，老老实实是最愉快的事情；“尽我所有”便是老老实实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岂但说什么英语心里无所畏，做什么都有无畏的精神，说英语不过是一种较为浅显的例罢了。
在校里做学生的时候，在课堂里倒了霉被教师喊着名字，叫起来考问几句，胆小一些的仁兄，往往也吓得声音发抖，懂得两句的，只吞吞吐吐的答出了一句！这里面当然也有“撒烂污”的朋友，但是也有很冤枉的。既经懂了何以还有这样的冤枉？也是缺乏“尽我所有”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只要在自修的时候，“尽我所有”的能力用功，答的时候“尽我所有”的知识回答，既经“尽我所有”，于心无愧，如再不免“吃汤团”，所谓“呒啥话头”，用文绉绉的话便是所谓“夫复何言”，我害怕要吃，不害怕也要吃，怕他作甚！这样一来，心境上便成了所谓“君子坦荡荡”，不至于做“小人长戚戚”（5）了。
做学生对付功课需要这种“尽我所有”的态度，就是我们要求自身的发展，也何尝不需要这种态度。有人告诉我们说，我要升学没有钱，做不到，学生意心里又不愿，怎样好？他不知道我们要求发展，只有以目前“所有”的境地做出发点，不能一步升天的！没有钱升学诚然是不幸，但是天上既不能立刻掉下钱来，学生意的人也不见得个个都无出息，也是事在人为，我们便须利用“尽我所有”的凭藉而往前做去，否则就是立刻急死也是无用的！而且我们深信果能抱着“尽我所有”的坚毅奋发的态度往前干，不怕困难的拚命的干，总有达到目的的日子！只怕我们不干！只怕我们不能“尽我所有”！
岂但无力升学的苦青年，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有他们说不出的苦痛，说不出的不满意，最需要的也是这种“尽我所有”的态度，尽量利用我们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凭藉，无论或大或小，总是“尽我所有”的往前干，干到不能干无可干再说！有了这种态度，只望着前途，只望着未来，不知道什么是困难，不知道什么是危险，不知道什么是烦闷，不知道什么是失望，但知道“尽我所有”的往前干，干到不能干无可干再说！俗语所谓“做到那里算那里”，一个人本来不能包办一切，本来只能“尽我所有”，此外多愁多虑多烦多恼，都是庸人自扰的事情！
这种“尽我所有”的态度，岂但从个人事业的立场言是非常需要的，就是我们想到社会的改进方面，也要有这种态度。即就全国不识字的人民一端而言，约占全数百分之八十，而现在的德国和日本，全国不识字的人仅达百分之十，国民的知识程度相差如此之远，想到以全民为基础的民国前途，很容易使人气馁。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气馁”而能为国家增加丝毫的进步，也只有抱定“尽我所有”的态度，一人的力量能做多少即做多少，一团体的力量能做多少即做多少，一种刊物的力量能做多少即做多少，“尽我所有”的往前干！干一分是一分！干两分是两分！前途怎样辽远，我们不管！“尽我所有”的向前猛进！
（原载1929年1月20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10期，署名心水。）
无若有
据说几年前某省有一位省视学某君闹了一件笑话。做省视学的人原须巡视考察本省各处的官立学校，所以这位省视学也就东奔西跑的巡视考察。他的国文很不差，英文则二十六个字母也许还念不大清楚，人各有所长，这层原不足为病；所以会闹出一件笑话者，因为他本来不懂英文而却装出十分懂得英文的样子，于是乎糟！到底怎么一回事，请让我提出来和诸位谈谈。
他有一次到一个小学校里去视察，走进一个英文课教室，那位英文教员正在那里授课。这位不懂英文的视学先生立在旁边背着手，挺着胸，睁着眼，伸着耳，严而肃之的站在那里听着。那位英文教员看见他那样神气十足的样子，以为他的英文知识一定是很高明的，提心吊胆，已经捏了一把汗，用着生平未曾使过的大劲儿拚命的教，把所有的本领都显了出来。这位视学“像煞有介事”的听了好一会儿，才大踏步的踱出教室，那位英文教员当然如释重负，才勉强的松一松呼吸。据说这位英文教员其实还不差，不过给某君的十足架子吓到那样地步，真是冤枉。
这个小学校长请到了这样一位的英文教员，原也是很费一番苦心，而且听见人说他很不差，所以平常很觉得是一件得意的事情。那天这位视学出来之后，他就欣欣然跑上去问道：“你看这位英文教员怎样？”不料某君却从容的回答他道：“读音不准。”这位校长听了好像冷水浇背，十分“呒趣”，等到这位视学跑到别个教室的时候，他就偷把“读音不准”的话告诉那位“蹙眉头”的英文教员，那位英文教员听了心里很不服，而且后来知道了那位视学先生的英文并不如他其先所想的那样高明，伺他视察各教室完毕走到应接室休息的时候，也跑进那里和他“瞎缠”，有意和他大讨论其adjective，verb的用法，某君其先还假痴假呆的唯唯诺诺，后来经不住这位英文教员的有意盘诘，弄得火上心来，板着面孔，说：“你有什么大本领，一直在这里缠扰不清。”英文教员此时已到了破脸的地步，就老实的说：“你刚才说我的英文不行，请你今天当面就考一考。”某君也不肯退让的说道：“考就考！你把一篇东西立刻译成英文。”英文教员问译什么，视学就选定古文《桃花源记》，这位教员虽觉得有些难交卷，但在盛气之下，也只得捏着鼻子勉为其难，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出了全身流遍的汗，居然当场译成了交卷，不过于交卷之后，却提出一个条件，要那位视学先生当面改给他看，当面评定优劣，这一点在某君又是很尴尬的问题。但他当面当然坍不起这个台，亏他总算能够临机应变，大声嚷着道：“天下有这样随便的事情！评定优劣，还要由我去召集视学会议，共同严格的评定才行……我还要叫教育厅长看看！”英文教员当然不肯，彼此噜苏了半天，到底视学的权力大些，那篇“欧化的”《桃花源记》究竟给他拿了出校。某君“凯旋”而出，拿着这篇译文，好像亡命的奔回家中，先请教友人某甲，某甲的英文原也不甚高明，听见是什么《桃花源记》，便挖苦他道：“你自己懂得几个英文字？却把《桃花源记》来考起别人的英文！我却干不了！”他不得已，又去请教一位英文确实很好的友人某乙，某乙将译文仔细的看了一遍，却说全文实译得不错，大加称赞一番，弄得某君的尴尬程度更深一层！他原想设法就译文吹毛求疵，由教育厅办一件公文，把那位胆敢破坏视学尊严的英文教员申斥一番，如今无毛可吹，无疵可求，却反是一篇“译得不错”的东西，真是太为难了这位视学先生的“荩筹硕划”了！幸他总算能够临机应变，跑到教育厅去弄到一件公文，把那位英文教员“传谕嘉奖”一番。那位英文教员得到这样公文的时候，当然觉得出乎意表之外，但他想到“读音不准”的冤屈，仍不甘心，竟将和盘托出，到教育厅去控告这位省视学，后来因“官官相护”的常例，告虽告了一顿，厅里对此也就马马虎虎的了事，但某君的受窘总算“十足”，恐怕比在英文课教室时候的“神气十足”之“十足”，有过之无不及！
我们谈起这件笑话，不禁想起孔老夫子说过的几句话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见《论语·为政》）某君所以跑入很尴尬的圈里去，不外乎是因为他“不知为知之”的毛病。曾子曾经劝人“有若无，实若虚”，就是有本领，也不必摆在面孔上，何况把“无”做成“若有”，变成“无若有”，安得不尴尬？其实世界上有那一个是全知全能的？所以我们对于不知道的事情就老实承认不知道，这正是光明磊落的态度，有什么难为情？若遮遮掩掩，无论一旦露了马脚——而且这种马脚终有露出之一日——更觉难堪，而虚伪的心境，在精神上已感觉非常痛苦。我们当以不学为耻，不必以不知为耻。孔老夫子又曾经说过“多闻阙疑”，可见就是“多闻”的博学者，也未尝没有“疑”。而且天下只有于学问毫无研究的人，既无所知，亦无所疑；否则就是专门的学者，对他所研究的专门学问，有心得，亦必有疑义。心得是他已求得的成绩，作为再进研究的基础；疑义是他向前求的引线，促他再进研究的动机。所以搭足架子，装出无所不知的人，自以为是自尊，其实是妄自菲薄，自摈于进步的大道。
（原载1929年5月5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23期，署名心水。）
强盗一变而为小说家
在美国渥海渥州（Ohio）的监狱里，最近有一个强盗一变而为小说家。这个犯人在狱里的号码是五二四一，姓麦飞，名约翰（JohnMorphy），五年前在该州麦利翁城（Marion）犯了一起盗案，捉到官里去，定罪十五年有期徒刑。
他初入狱的时候，对于小说作法，毫无所知，而且不过受了初等教育。但他入狱的时候，立志在这长期拘禁的时间内，把自己造成一个小说家。于是他着手阅读关于短篇小说的著述，同时因为他自己英文程度太浅，进了一个英文函授学校。他这样发愤的用了四年的苦工，才开始作他第一次的短篇小说，就被一家杂志采用，居然登了出来，并且非常赏识，写信叫他继续的做。据说旧年一年里他继续的作他的短篇小说刊登杂志，共得稿费金洋七千圆（合中国国币在一万四五千圆，每月竟有了一千圆以上的收入）。
这件事情被州长杜纳海（Gov.Donahey）所知道，就把他减刑，于本年三月一日起试放以观后效。那一天这位由强盗出身的小说家欣欣然把一只衣箱装好，由渥海渥州买了一张火车票直往纽约，和几位出版家商售他近著的一本小说，现在已有买主，几个月内即可出版。他靠着他的一枝笔，虽监狱铁门的牢固，亦关不住他！
在下报告这件事，当然不是说强盗有什么提倡的价值，也不是说坐监牢是一件什么可喜的事情；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是人材高下，视其志趣，苟不甘下流，力自奋勉，有决定不移之志，有勇猛精进之心，虽强盗尚有去恶从善，蔚成著作家的希望，常人更不消说了。这是第一点。
一个人不怕目前的学识程度浅，根底薄，只怕不肯求进步，无心求进步。像麦飞只受过初等教育，英文程度又浅，居然因四年的勤奋，成了一位著作家，可见要使浅的程度变成深，薄的根底变成厚，全在人为。这是第二点。
人家敬重或唾弃，其权似乎在人，其实仍是在己。做了强盗便受社会的唾弃，做了著作家便受社会的敬重。一个人只要自己咬紧牙根，力图自强，不必孜孜于求人知，不必以凡人的毁誉而撄其方寸。这是第三点。
（原载1929年5月12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24期，署名秋月。）
吃尽资格的苦
我读了贵刊第四卷第八期“读者信箱”栏里涂小甫君所做的《大学毕业生》一文，觉得非常切要。社会上感受这种痛苦的人当然不少，我是感受这种痛苦很深切的一人，所以我不免要借此发几句牢骚的话。我可以说现在的人，只要有财产，能够进中学，而大学，或师范毕业出来的人，个个是人才。没有财产的人，不能进高深学校，那是永远不会是人才。现在的社会何等势利！商界我不熟悉，至于各行政机关及教育界，非资格不行。倘然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要谋一件事，不论他有才没有才，对于事的会办不会办，人家总是一诺无辞。若是一个小学毕业生，或是连小学未入过的入，无论他办事如何切实，学力如何充分，要向人家谋事，人家连正眼都不来看你，纵然有一些事给你做，也不过是些书记庶务之类。我不是说书记庶务不屑做，可是克尽厥职的做，人家总认你是一个小鬼，不加青眼，而且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一个校长或局长走时，就要连带解职，即使有飞天本领用到那里去呢？涂君所说的：“……若再老实说：我是小学毕业的，慢说被求的不来录用，他不说你再去读二年书，再来做事，已算是客气的了。”这几句话，的确是现在势利社会的通病。先生所说的“……他人岂因此而轻视他吗？断无是理”。先生！你是贤达君子，所以不会如此，岂知社会上都是庸碌之徒，有几个人能这样实事求是呢？其中有多少才能之士，因资格而终身埋没，那是何等可叹啊！
（下略——本书编者）
朱逸民
答：
社会是多方面的，一类的事实也有多方面的，像朱君所慨叹的社会上盲目的只重资格而不重“真才实学”，我们当然承认目前的中国确有一部分不免有这种不平的现象，就是编者个人闻见所及，也就不少。例如我国很著名的书业某机关，里面对于编辑员就很有这种趋势，中学不必说，你在国内大学毕业的，至多每月送你七八十元至一百二三十元，只要你挂了一块留学生的招牌，做的事情尽管一样，起码一百六十元。我有一位好朋友，可说是学贯中西，在那里面做了好几年，因为缺了一块留学招牌，做来做去还是一百二十元，眼看许多“饭桶”留学生（这是只指“饭桶”的一派，当然也有好的），坐享厚薪，做出来的东西，往往狗屁不通！有一次有一位什么德国留学生，做了一本游记，简直别字连篇，文笔疙瘩到了极点，因为来路大，该机关的编辑主持者不便拒绝，交给我这位朋友校订，被他修改了十之六七，修词方面差不多是他完全代做。他费了一番工夫，在书末著作者姓名旁边把自己校订的名义加了进去。后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只有著者的姓名，并没有校订者的姓名，无非是因为校订者的牌子似乎不及那位写别字的朋友牌子“硬”，所以“白校订”，让那位写别字的大好佬“掠人之美”，在主持者也视为极公平的事情！后来这位朋友靠他的“真才实学”，另有好机会，便辞职高就。社会上往往有同样的事情，叫留学生来做，给他一种特别好的待遇；叫国内大学毕业生来做，便给他一种差些的待遇；如叫连大学牌子都没有的人来做，又要给他一种更差些的待遇。他们并不以事为对象，却以空资格为对象，这当然是很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朱君的“牢骚”，我们不能说他完全是“无病呻吟”。
我在上面所说的话，不过助朱君张目吐气。但平心静气想一想，这种现象不过是局部的，并不是概括的。
其实，我们虽反对徒拥虚名的资格，而确有实际的资格却也未尝不可重视。倘若不是有名无实，则中学毕业者的学识能力，因研究的年数比较的多几年，当然应该比小学毕业者好些；大学毕业者的学识能力，因研究的年数比较的又多几年，当然应该比中学毕业者更好些；留学毕业者的学识能力，因国外学校设备之比较的完备，教授程度之比较的高明，当然应该比国内毕业者更要好些。所以我们倘有了名实相符的一个条件，有的事情，确须留学生而非国内大学生所能胜任者（这当然是目前的情形，将来国内教育精进之后，便不至如此），尤其是高等专门的学术；有的事情，确须大学程度而非中学生所能胜任者；有的事情，确须中学生而非小学生所能胜任者。不过这种实际的资格，有的地方不一定要取得学校的牌子，或衔头，也可以由自修，由在社会上从小做起，边做边学，经过若干年后，有相当实际的经验阅历，因而造成专门的学识才能，获得实际的资格。朱君所引在下答涂君的话：“……他人岂因此（指仅小学毕业）而轻视他吗？断无是理。”我的意思并不是仅仅小学毕业便可以引起别人的重视，是说不以小学毕业自封，能奋斗向上努力，得到相当的学识能力，做他所能做的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决没有因为他从前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轻视他，而且还要特别的敬重他。我们前次答复涂君的一番话，因为涂君既无力升学，又以资格为虑，似乎资格非由升学是绝对得不到的。我们就他所处境地，告诉他名实相符的资格也可由服务及同时自修而渐积成功的，只须有实际的能力，别人决不至轻视他。我们的向上努力，向上奋斗，势不得不从自己所处的境地做出发点，既无力升学，便须另走一条可通的路向前干。
（原载1929年6月2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27期，复信署名编者。）
无所不专的专家
天下无万能的人，也很少一无所能的人（除非自己糟蹋掉），倘知各就自己天赋能力的大小及趋向，加以培植，加以修养，加以学力，加以经验，各自用得其当，就所专攻的学识经验以从事专业而贡献于社会，在已则能使固有之天才获最大限度的发展，在社会则能因此而获得最大限度的裨益，此专家之所以可贵。
但在我国往往产生许多无所不专的专家。试略回想从前的政界，有人今日做司法总长，隔几时可以做教育总长，再隔几时又可以做内务总长……各部的什么长，在名称上似乎是各有所专，在别国是要选各得其所的专门人材充任，在我国则凡是做了大官的人就无长不可做，这是无所不专的官僚专家，到现在此种风气还是不免。这种风气所由来，当然有很深远的历史背景。我国从前虽有所谓士农工商，但农工商是够不上受人尊崇的，只有“士”是受人尊崇的，所以一钻入私塾，就可以听见什么“惟有读书高”的声浪，而所谓“士”者即是无所不专的专家，只要读过四书五经，什么都可以干！“相”是文的，“将”是武的，而读书人却可以“出将入相”，到了外面可以做将，一到了里面去就可以一变而为了相！医生原是一种很专门的事业，但在“医”字之上却加一个“儒”字，称为“儒医”，儒者是读书人也，于是读书人不但可以“出将入相”，又可以由旁路一钻而做“医”！
到了现在，环境虽不无一部分的变异，而这种深入人心的“遗风余韵”还暗中滋长着，于是往往虽受有专门的教育，而却不安其分，不肯专其所专，却喜欢掮出无所不专的虚浮的花样来，在社会上瞎混！有某君在文学上有了努力，并得到相当的名誉，却抛弃了他的特长和已往的经验而分心于别的不相干的事情。有某君在教育上有过相当的学识经验，不从这方面有所译述，忽然乱七八糟的发表些经济学上的译著，法学上的译著，政治学上的译著，反给真正有研究的人批评得焦头烂额。诸如此类的不经济的行为，不但于社会上是有害无益，而且把本人所固有的多少天赋，也随之埋没，未免可惜。
最好笑的是本国产生了鹜外虚浮的无所不专的专家，遇有外国的专家到了，往往也把这样的态度来对他。例如美国的克伯屈博士，他固然是美国教育界的名宿，但他的特殊贡献是在“教育法原理”，不是包办教育上的一切，而到了中国之后，我国的许多大教育家却分列日期，第几日要他讨论大学教育，第几日要他讨论中学教育，第几日要他讨论初等教育，第几日要他讨论职业教育，第几日要他……好像几十代祖宗在教育上未解决的一切问题都要请他来解决一下！我够不上做教育大家，当时未曾列席，不过我看报上发表了这样的日期表，念他未曾做到“中国特产的无所不专的专家”，颇替他担忧。后来在报上看见他对于各日讨论的无所不专的教育问题，所答的话里面好几处是说：“这个问题，我不敢妄断，你们是要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形去解决的。”这不是这位专家“吃瘪”，实在是他未曾做到我国所崇拜的“无所不专的专家”资格！
中国“无所不专的专家”所以遍地皆是，阻碍真正事业的进步，他们本人不自量，无自知之明，及好出风头，固然是自己害自己，而社会却也不能辞其咎，因为一个人无论你专了什么，一旦成了什么名人，社会上人便当你是万能。这里请你做校董，那里请你做董事；你的文章尽管狗屁不通，有人争先恐后的请你做序文；你的字尽管写成鬼样子，有人争先恐后的请你题签；甚至包医花柳病的广告上，也要拉你写一个尊姓大名！
无所不能的人实在是一无所能，无所不专的专家实在是一无所专，即有一知半解，决难有深入的研究与心得，更说不到对社会有真正实际的贡献，不过把浮薄的虚声，大家骗来骗去罢了。
天下无万能的人，人贵有自知之明。为己身事业计，为社会进步计，这个观念都有认清楚的必要。
（原载1929年7月7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32期，署名心水。）
消极中的积极
据在下近来体验所得，深觉我们倘能体会“消极中的积极”之意味，一方面能给我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往迈进的勇气，一方面能使我们永远不至自满，永远不至发生骄矜的观念。
孔老夫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他视富贵如浮云，是何等的消极！据他的一位很刚强的弟子子路说，他明明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又是何等的消极！但是他却不赞成当时长沮和桀溺（均与孔子同时的隐者）一流人的行为，他自三十五岁起由鲁国往齐国，周游列国，仍冀于无可为之中而或可获得多少的结果，一直奔到六十八岁才回到鲁国。孟子说他“三月无君则皇皇然”，则又何等的积极！
无论何人不能不承认孙中山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伟人，据他自述：“……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以孙先生的眼光与魄力，在当时还是“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其消极为何如？但是“未敢望”尽管“未敢望”，却能于“一败再败”之余“而犹冒险猛进”，其积极又何如？
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为背景，以“未敢望及吾身而成”为背景，可以说是以消极为背景；以消极为背景的积极进取，不知有所谓失望，不知有所谓失败，因为失望和失败都早在预期之中，本为常例，不是为例外。世之不敢进取者无非怕失望，无非怕失败，以消极为背景的积极进取既不怕什么失望，也不怕什么失败，则明知向前进取尚有上面所谓“例外”者可得，坐而不动则永在上面所谓“常例”者之中，两相比较，还是以进取为得计；况且进取即不幸，至多如未进取时之一无所获，则本为消极的意料中所固有，静以顺受，无所怨怼。所以我说“消极中的积极”能给我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往迈进的勇气；只有不怕失望不怕失败的人才有大无畏和勇往迈进的精神。
我个人对于人生就以消极为背景，我深信有了以消极为背景的人生观，然后对于事业才能彻底的积极干去。我记得陈畏垒先生在他所做的《人生如游历的旅客》一文里有这样的几句：“我们此地不能讨论到世界的原始和宇宙的终极，但是我们每一个小我的人生，所谓‘上寿百年’，年寿上是有限制的，古人说‘视死如归’，虽没有说归于何处，而大地上物质不灭的原则是推不翻的，我们不必问灵魂的有无，我们可以说我们最后的归宿便是形体气质一一仍归于所自生的世界。宗教家言所谓来处来，去处去，我们要改为来处来，还从来处去。承认了这一个前提，那么我们自少而壮而老这一段生存的时间，岂不是和‘旅行’没有两样？”我完全和他表同情，我所以对于人生以消极为背景，也是因为感觉“每一个小我的人生”在“年寿上是有限制的”，“我们最后的归宿”都不免“形体气质一一仍归于所自生的世界”。有了这样的感觉，我们便应该明澈的了解：我们所能做的事只有竭尽我们的能力，利用我们的机会和“生存的时间”，能为社会或人群做到那里算那里，决用不着存什么“把持”或“包办”的念头。再说得明白些，有一天给我做，我就欣欣然聚精会神的干去；明天不给我做，也不心灰，也不意冷。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得穿了，我横竖要“仍归于所自生的世界”，我只能有一日做一日，有得做便做，没得做便找些别的做；我做了三十年四十年，或做了数天数年，在人类千万年的历史上有什么差异？如能给我多做几年或几十年，只要我做得好，在此有得做的时期内，已有人受到我的多少好处；做到没得做的时候，要滚便滚。有了这样的态度，便能常做坦荡荡的君子，不至常做长戚戚的小人；不但失望失败丝毫不足以攫吾心，就是立刻死了（奋斗到死，不是自寻短见的死），也不算什么一回事。
反过来想，就是有些成就，以我们在“年寿上是有限制的”“一个小我的人生”，其所作为在人类千万年历史上的事功里，所占地位之微细或犹不及沧海之一粟，只有尽我有涯之生向着无穷尽的路上前进，做多少算多少，有何足以自傲之处？所以我说“消极中的积极”能使我们永远不至自满，永远不至发生骄矜的观念，因为只有能把眼光放得远的人才能“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曾文正《不求》诗中语。）
（原载1929年9月22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43期，署名心水。）
绝对靠得住的是谁？
绝对靠得住的是谁？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得到一个绝对的答案。据心理学家郭任远先生的研究，他大概在人类里面寻不出绝对靠得住的是谁，所以他以为只有狗最靠得住。他很表同情于美国上议院议员佛斯德（Vest）说的这几句话：“在这个自私自利的世界上，人们唯一的绝对无私的朋友就是他的狗。无论贵贱贫富，无论饥寒饱暖，狗都不肯离开他的主人……”这样不知世态炎凉秘诀的狗，确是在人类中不容易寻得出的，怪不得郭先生欣然自认是“和动物发生恋爱的疯子”了。但是我觉得狗虽不无用处，到底是畜类，不能和我们谈话，不能和我们商量，超出某限度的时候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困难，所以我虽也佩服狗的靠得住，却仍想试在人类里面找找看，究竟有无绝对靠得住的。
有人说绝对靠得住的似乎莫如自己的母亲。母子之爱是天地间最至诚的爱，这句话大部分似乎是很对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绝对的靠得住。传说悟一贯之旨，传孔子之道，述《大学》、作《孝经》，后世称为宗圣的曾参，性至孝，其母又以慈闻，但据《国策》里说，“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人又曰：‘曾参杀人。’母尚织自若。顷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母惧，投杼逾墙而走。”以曾子之贤，而其母竟终不免无稽妄言之摇惑，绝对靠得住吗？至于现在新旧思想常在冲突的时代，做母亲的常因顽固成性，对子女婚姻的无理压迫，更时有所闻，靠不住的更多了。
亲生的子女绝对靠得住吗？谁敢担保！女儿是终要跟着他人走的，至讲到儿子，善于观人眸子的孟老夫子就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老孟当时研究过“实用心理学”与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这几句话似乎很能写透一般人的心理。
有人也许以为常人称为“终身伴侣”的夫妻，总可以绝对的靠得住了。却也未必！男子弃旧恋新的随处都是，女子有许多并不是真心爱悦她的丈夫，不过自己不能自立，就是觉得对方讨厌，或有所不满意，因为要靠着吃饭，也只得小心把这个“饭桶”保护周到，不要让他打破。我常觉得她觉得他本身真可爱悦而护他，可谓之爱护；她心里并不觉得他可爱，不过因为没有法子另选爱人，又不得不靠他吃饭，才不得不护他，只得勉称保护——保护靠着吃饭的饭桶！你这个饭桶不够吃的时候，吃饭的人便不见得和你表同情了！
俗语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是否绝对靠得住？则请听听韩退之为柳子厚作墓志铭所说的几句牢骚语看：“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交朋友原来是穷不得的！怪不得韩老先生慨然“呜呼”起来。
有靠得住的慈母的人，有靠得住的子女的人，有靠得住的爱人的人，有靠得住的朋友的人，听见我在上面说的一番话，也许要大不以为然，但是我要请注意的，我不是说这里面许多人都是绝对靠不住的，我的意思是说有可靠有不可靠，也许其先可靠后来不可靠，不是都能绝对的可靠。
那末除了非我同类的狗之外，绝对可靠的究竟是谁？我以为绝对可靠的只有自己。你无论如何穷困，你自己总是伴着你自己；你无论如何倒霉，你自己总是不离你自己；就是你上断头台，像法国女杰罗兰夫人那样慷慨悲壮的上断头台，她自己的那个嘴巴还要替她说出几句慷慨悲壮的至理名言。
曾文正曾经说过：“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这是他由经验阅历中得来的教训。
这样观察在我们似有受用处：既知绝对靠得住的只有自己，则对于自己的能力须加意训练，丝毫不可存倚赖或侥幸的念头，也不必存怨天尤人的念头，只一往直前的力求自强。曾文正写给他老弟的信，还有几句很动人的话：“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弟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口气，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这不是他劝人做消极的容忍，是说对别人发牢骚无用，要自己振作自强起来才有办法。
（原载1929年10月13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46期，署名心水。）
挨骂
伟大如孙中山先生，一生为我们的民族自由平等尽瘁，但是他就一生挨骂，他自己在“自传”里就说：“当初次之失败也（按指一八九五年广州之役），举国舆论莫不目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甚至到他临逝世的那一年，由广州到上海，上海英人办的《字林西报》还发出孙先生不应住在租界的狂呓（详见黄昌谷先生讲述《中山先生北上与逝世后之详情》）。我想中山先生如果不能挨骂，决不能为中国奋斗至四十年之久，早就气死了。
林肯也总算是美国的伟大人物了，他为废奴及维持美国南北统一而奋斗，也是一生挨骂，甚至有人骂他不是人，是一个猴子由人加以衣冠而利用作傀儡的。我想林肯如果不能挨骂，决不能为美国奋斗至十余年之久，早就气死了。
即如本刊最近所屡次论到的德国逝世未久的史特莱斯曼，当他救国最力之时，即他挨骂最烈之日，他的救国事业实无时不在挨骂的荆棘中过去，挨骂简直是他的家常便饭。我想史特莱斯曼如果不能挨骂，决不能为德国奋斗至六年之久，早就气死了。
所以我们遇着挨骂的机会，无须烦闷，无须着慌，无须胆怯。有的时候，尤其是在我国的社会里，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想有什么小小的贡献，便有了挨骂的机会，最好是你不要努力，最好是你不要想有什么小小的贡献——大贡献更不必说——那才得安闲无事！
话虽如此，但是如骂得不错的，我们却也应该虚怀容纳，因为我们深信天下无绝对完善的人，无绝对完善的事，最重要的是要常常虚心诚意的在那里努力求进步，如果被人骂得对，正是多一个改良的机会，也便是多一个进步的机会。
听到骂得有道理的话，诚宜猛自反省，从善如流；听到无理取闹的话，只得向往先贤坚苦卓绝的经验，藉以自壮胆力与进取的精神，仍是要努力向前干去，仍是要尽心力向前干去。
（原载1929年11月17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51期，署名编者。）
校长供开刀
进过老式私塾读书的人，大概总读过两句文绉绉的话，叫做“文章教尔曹，惟有读书高”。现在的学问有了各科的专门，就是种田炼铁造房子开汽车等等都成了学问，不是仅仅能够胡诌几句“文章”便算有了天大的本领，这固然是不消说的；不过觉得“惟有读书高”而蔑视劳工神圣及努力工作自助的错误心理，仍是很难洗涤得干净。老友刘湛恩先生现任沪江大学校长，对于他自己头上那几根头发向来是很随便的，但是往往采取放任主义，没有工夫使它怎样整齐。前天他来晤谈，我瞧见他头上那漆黑一团的东西却修得很整齐，梳得很平服，问后才知道他是刚破钞了五块大洋请他校里的一位高足开刀的。原来他校里有一位同学王瑞炳君清寒好学，当他未入沪江之前，在某处担任小学教员的时候，当作玩意儿的学会了剪发的技能，近因困于学费，有志努力自助，刘先生听他有这样的本领，便慨然把他自己的一颗头给他实验，结果非常满意，并未曾累他头破血流，刘校长于惊喜之余，奖借有加，欣然从腰包里挖出亮晶晶的东西五块，送他作为开刀大吉的贺仪，听说王君现在生意兴隆，颇可藉此自给。我们觉得刘先生之不惜大好头颅，积极提倡有志青年之努力自助，及王君之毅然操刀一割，一洗寻常读书人轻视劳工的恶习，都值得我们的敬佩。
刘先生的夫人王立明女士对家务全用新法，诸事躬亲，对于社交也很注意，他们伉俪因常请朋友聚餐，忙不过来，特招请本校学生中之愿任堂倌者相助，每小时工资两角半大洋。招了许久，学生中对于堂倌一职究竟有些羞答答的未便走马到任，但最近居然也招到了一位。听说该校对于学生自助求学，提倡不遗余力，以上两事不过是两个例子罢了。
我觉得这种事情，物质上的报酬尚在其次，而鼓励自立的精神，实含有很大的价值。讲到这一点，我觉得陶行知先生做过的一首白话诗很有点意思：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自己的事，自己干。
靠人，靠天，靠祖先，都不算好汉。
（原载1930年1月12日《生活》周刊第5卷第7期，署名韬奋。）
明哲保身的遗毒
富有阅历经验的老前辈，对于出远门的子弟常叮咛训诲，说你在轮船上或火车上，如看见有窃贼或扒手正在那儿偷窃别个乘客的东西，你不但不可声张，并且要赶紧把眼睛往旁急转，装作未曾看见的样子，免他对你怀恨。这样几句很平常的寥寥“训话”，很可以表示传统观念遗下来的“明哲保身”的精神。
有了这种精神浸润充盈于大多数国民的心理，于是大多数国民便只知有身，不知有正谊公道，不知有血气心肝，不知有国，不知有民族。所以当八国联军攻破京津时，顺民旗随处高悬；当联军占据北京时，该处绅士至请联军统帅瓦德西大看其戏，优礼迎迓；当天津尚在八国联军手里，该地绅士居然歌功颂德，鼓乐喧天的恭送匾额给德国将帅。所为者何？亦不外乎明哲保身而已矣！
对外存着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简直只要这条狗命可得忍辱含垢活着，国家尽管受侮，民族尽管受辱，都可以淡然置之，泰然安之，因为这种人所求者只不过明哲保身而已矣！对内存着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贪官污吏尽管横行，武人祸国尽管内乱，做国民的却尽管袖手旁观，各人只要一时苟延残喘，什么话都不敢说，什么意见都不敢提了。发了财的舆论机关，号称民众口舌，只要极简单的做几句模棱两可不着边际不痛不痒的社论或时评，所沾沾自喜者，每年老板可有二十万三十万的赢余下腰包，以不冒风险为主旨，拆穿西洋镜，亦不过明哲保身而已矣！
全国对内对外大家受着明哲保身的遗毒，以只顾自己一条狗命的苟延残喘为唯一宗旨，于是结果如何？在内则纵任少数人之倒行逆施，斫伤国脉，兵匪遍地，民不聊生，死于天灾者动辄以数百万人计，死于兵祸者动辄以数十万人计，这种死路都是大家但求明哲保身之所赐！在外仅就近事言，济南之变，白受日人惨杀的中国国民几何人？这种死路至少也是大多数国民对内对外人人但求明哲保身所直接间接酿成的惨剧！
最近上海由中国人开的大光明戏院开演侮辱中华民族的有声电影《不怕死》，洪深先生激于义愤，当场对观众演说，该院总经理中国人高镜清先生先则嗾使其所雇西人经理加以侮辱殴打，继则传唤其所恃西捕老爷加以拘捕管押，大概高先生也是深明中国人明哲保身的心理，自信很有把握，初不料洪先生却不是一个谙于明哲保身道理的人！我并觉得我国不谙明哲保身的人太少了，所以引起上面所说的一大拖感触，以为做今日内忧外患的中国人，应该人人养成不怕死的精神，为主持正谊公道，为力争国家民族的荣誉生存，就是一死也心甘意愿。其实做今日的中国人已经生不如死，就是这样的死去，反可以救救以后未死将死的许多惨苦同胞。我们要人人铲除明哲保身的遗毒；要把自己个人的生命看得轻，所属民族的荣存看得重；否则生不如死，何贵乎生？
历史上杀身成仁慷慨赴义的志士先烈，他们心性里最缺乏的成分是明哲保身的遗毒，最充分的是不怕死的精神——为主持正谊公道，为力争国家民族的荣誉生存不惜一死的精神。我国人受明哲保身的遗毒太多了，四万万五千万国民里面具有这种不怕死的精神者能渐渐增加若干人，即中国起死回生的希望能渐渐增加若干程度。
（原载1930年3月16日《生活》周刊第5卷第14期，署名心水。）
无乐观悲观之可言
做今日的中国人，够不上乐观，用不着悲观。我们睁开眼睛看看国事，能指出那几件事使得我们做国民的人可以乐观？再睁开眼睛看看社会的现状，能指出那几件事使得我们身居其中一分子的人可以乐观？除国事与社会现状外，除少数阔老及席丰履厚的享福者外，大多数平民各人有各人的苦况，真所谓一言难尽，呼吁无门，那几个人对自己可以乐观？乐观与否，就大多数民众言，是要受事实所限制；四方八面寻不出乐观的事实，便无乐观之可言。有人每日看报愈看愈动气，于是发誓不看报，采用闭着眼睛乐观的政策，但是眼睛尽管闭着，不能乐观的事实仍然四平八稳的存在，绝不因此消灭。倘若人人都采用闭眼政策，好像一群瞎子挤在一条黑弄子里，更永远没有得见天日的希望。有人听见东西各国在事实上比我们进步快，愈比较愈觉得我们事事落伍，事事不行，往往不问事实究竟如何，大大的埋怨供给这样比较材料的人，好像如果绝对不提起别人的实际情形怎样——尤其是进步的情形——我们掩着耳朵不愿听他们向前跑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尽管踱方步，或竟向后转，也可以不至悲观。这种心理可以称为掩耳的乐观政策，殊不想耳朵尽管掩着，别人进步很快的事实仍然存在，我们进步很慢的事实仍然存在，在别人无所损，在我们却因为做了聋子而故步自封。
闭眼政策和掩耳政策既均不能消灭不能乐观的事实，所余下的似乎只有悲观了，但是悲观难道就能消灭不能乐观的事实吗？悲观之不能消灭乃至减少不能乐观的事实，与闭眼政策和掩耳政策无异，所以我们诚然够不上乐观，也用不着悲观。
我们对江苏悲观，也许可跑到浙江去做浙江人；对浙江悲观，也许可跑到安徽去做安徽人；但是如对中国悲观，终究还是要做中国人，不能随我们的意思丢了中国去做美国人，英国人，所以我们既不由自主的生而为中国人，对中国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尽我们的力量往前干，随你乐观也好，悲观也好，觉得前途有望也好，无望也好，你只有向前干的一条路走，没有别条路走。我每想到这一点，就觉得无乐观悲观之可言，只有各尽我们的力量往前干。觉得国内事事落后，你既跳不出这一国的圈子——因为逃到天边地角还是个中国人——只有尽力使她不落后；觉得外国压迫得厉害，你既跳不出这一国的圈子，也只有尽力使她充实抵御的能力。成败利钝都说不到，只有往前尽力干去，干得一分是一分，干得两分是两分，暂时干不好，还得继续不断的干。除了这样尽力往前干的一条路外，并没有别条路走。既然只有向前的一条路走，不悲观要走，悲观也要走，不过悲观使你走不动，反不如不悲观的向前进，走进一步是一步，走进两步是两步，鼓着勇气继续向前！扎硬寨，打死仗！
（原载1930年9月14日《生活》周刊第5卷第40期，署名心水。）
无形的考试
我们在学校求学的时候，大家都经过所谓考试：自《考试院》成立后，迭颁各种考试规程；社会上用人的机关，亦渐多采用公开的招考：凡此种种都可说是具有形式的考试。除此有形的考试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考试。这种无形考试的时期是做到老考到老，死的时候才是停考的时候；这种无形考试的题目是做完一个又来一个，做到死还做不完。我们对于这种无形的考试也须有一种拿得稳的正确态度，然后才能成竹在胸，镇定对付。
无形的考试虽然无形，但是我们倘若要有相当的成绩，须用点脑子替自己定一个适当的范围，在此范围内作尽量的努力。大才小用固然可惜，小才大用也要糟糕。我们一方面要彻底明瞭人不是万能的，一方面要彻底明瞭世上的事业是无穷尽的，我们倘以有限的精神才力而昏骛于不甚相当的多种事务，捉襟见肘，疲于奔命，不如就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及，聚精会神的干一件可以干的事业，加以充分工夫，持以恒心毅力，滴水不辍，可以断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一本考试卷子必有可观。据纽约电传，某广告公司邀请世界著名滑稽电影明星卓别灵演说，每刻钟愿出五千金镑，且不限其演说题材，卓别灵说：“卓别灵是买不动的，我的表现工具是做戏，不是演说。”这种精神，便是他在自己所特创的滑稽电影剧的艺术上成绩特优的重要原因。若只会做戏而偏要演说，便决不会有好卷子。
有形考试的时间短的二三小时，长的也不过几天分开来考，这样几小时或几天的工夫，考者比较的尚易于忍耐得下。无形的考试——尤其是定了范围有了目标以后——少则数十年，多则终身尽瘁于此，这样长久的考试期间，不但需要充分的奋斗能力，并且需要充分的忍耐工夫。在此长时间内，没有充分的奋斗能力，固然不能振作有为，虽能奋斗而没有忍耐的决心，则一遇挫折，即急流勇退，或虽至二次三次以至多次的前进，而终于发生灰心悲观消极颓废等等病症，还是要考得一塌糊涂，甚至有人索性自杀——这就是逃考。考卷要好是要做的，逃考当然做不出好卷子来。孙中山先生最足令人佩服的地方便是他永远“考”不倒，他为中国民族自由平等奋斗了四十年，其中经过十次大失败，无数次的小失败，在在都有使他丢掉考卷或逃考的机会，但他总是硬着头皮应“考”，末了他还觉得自己的考卷未曾做完，交给后来的同志做下去。四十年做一本卷子还没有做完，性急的朋友往往并未曾做，或做而未得力，或虽得力而仅知奋斗不知忍耐，奋斗愈激，因缺乏忍耐力而更易趋入悲观，经不起长时期的考试。无形的考试非经长时期决不会有好成绩的，既经不起长时期的考试，考得不好，怨谁？
最后还有一点：有形的考试不过把已准备好的成绩表现出来，无形的考试不仅表现已准备好的成绩，同时还能随时随地在“考试”中得到经验，增富自己的能力。故在无形的考试中，学习和“考试”可以说是同时并进的。
（原载1931年3月7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11期，署名心水。）
人生意义
（上略——本书编者）我是一个学科学的人，尤其是学科学中最难学的一种物理学，我受科学的陶冶已有十余年，所以在科学上得到的知识也不少，尤其这几年在大学毕业之后，即在母校本系服务，事情虽忙，但是学业的进步尤较学生时代为甚。所以单在学问的方面说，将来或可有一点希望，也未可知。不过我们学科学的人终日是和ABC同实验室里的仪器过着生活，对于人情方面是非常冷淡。因此一直到现在，只觉得科学是有兴趣，而不知人生是什么了！
在我们所研究的物理学上说：宇宙间的一切皆是由于阴阳二电子构成，所以人也是这两种东西构成的，因而人是等于物的，人的生死不过是物质的变化，并不是消灭的，所以人的生死，依这种眼光看去，是一点无意义的。生死既无意义，那末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再进一步说，以宇宙这样的大，我们人体这样的小，时间这样的长久而无穷，人生寿命这样的短促，所谓人生的快乐悲哀，皆成为一瞬间的幻影，诸如此类的推想，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一次我同一位朋友谈话，他看我太消极了，他说人要努力奋斗，我说人就是努力奋斗又怎样呢？他说世上的成功皆是由人之努力奋斗而来。我说就是努力奋斗有了成功，那又怎样呢？人在希望未达到的时候，以为希望达到了，是非常之快乐，但是到了你希望达到时候，你也不觉得是怎样的快乐了。人没有饭吃，以为饭可以救命，及有饭吃，也不以为饭是可贵了。再深说句，古时的所谓圣贤俊杰，现在也不过是氢氧碳磷，现在的大人先生，也不过是一时的食色的逐鹿而已！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我们所研究的科学上讲起来，与其他的学问又有不同的地方，我们所得到的训练，就是以我们最精密的科学，尚不能得到宇宙间正确意义，其他的学问更不必谈了；所以世界上的各事是无是非的，所谓是非，不过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而已，是非是依环境而定，此种环境以为是而换一环境则以为非矣。世界上无正确无是非，那末人生还有什么正确与是非，人生无正确是非，所以人生无意义。
我对于人生哲学的书是没有读过，这完全是我个人科学的人生观，不过我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不能多写，以上不过是略写一点，不知编辑先生有如何的答复与批评，能使我有所满意也。
X
答：
关于人生的意义问题，记者觉得《生活》第三卷第三十八期里登过一篇胡适之先生答某君书，其中有几句话颇有参考的价值，我现在撮述几句如下：“我细读来书，终觉得你不免作茧自缚，你自己去寻出一个本不成问题的问题：‘人生有何意义？’其实这个问题是容易解答的。人生的意义全是各人自己寻出来，造出来的：高尚，卑劣，清贵，污浊，有用，无用，……全靠自己的作为。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与一只猫，一只狗，有什么分别？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何以有生，而在于自己怎样生活。你若情愿把这六尺之躯葬送在白昼作梦之上，那就是你这一生的意义。你若发愤振作起来，决心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去创造自己的生命的意义，那么，你活一日便有一日的意义，作一事便添一事的意义……总之，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他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作点有意义的事……”综结胡先生这几句话，有两点很可以特别的注意一下：第一点是人生本来是没有意义的；第二点是人生的意义是靠各人自己造出来的。这两点我都表同意，不过我却不觉得X君此信是“白昼作梦”，认为有好几处他本着科学家怀疑的态度，很能引起我们研究的趣味。
X君认生死无意义，诚然，但不能因为“生死既无意义”，便断定“那末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愚意“生”与“死”尽管无意义，但在既“生”与未“死”之中间的一段生活的过程，未尝不可由各人努力造出意义来。
X君又因宇宙之大，而人生之短而致疑于人生没有意义。宇宙之大，而人生之短，这诚然是一件事实，这个事实如看得透，对于我们的修养上且有大益，因为能知天地之长而吾所历者短，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知事之多而吾所成者实微乎其微，则对于个人之名利得失便看得不算一回事，对于骄矜自满的毛病也可以不至有。不过因生命之短而即断为人生之无意义，我却不以为然，因为人生价值在各人所自造者何如：苟有益于世，虽短不能抹煞其价值；苟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于世，则“老而不死之为贼”，多活几年只有愈糟！
我觉得做人是不得已的事情，我们并不是在未生之前自己预定好计划，由自己高兴来生在世上的，现在既不由自主的生了出来，只得做人。既然只得做，消极比积极苦痛，懒惰比奋斗苦痛，害人比救人助人苦痛，所以只想择其比较在精神上可以减少苦痛的方面做去，如此而已。这是我个人直觉的不得已在这里做人的赤裸裸的简单态度。X君所提出的“又怎样呢？”“那又怎样呢？”，我只觉得无论“怎样”，既不愿立刻自尽，只得这样做去，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最后X君认世界上各事是无是非的，愚意亦不以为然。愚意以为是非是有的，不过在现实的世事方面未必尽能适合于应是之是与应非之非而已。试举一件小事为例，女子缠足之有碍卫生，这种是非是很显明的，但在从前盛行缠足的时代，不缠足的女子反而嫁不出去，没有人娶，则当时是是其所不应是，非其所不应非，诚如X君所谓“无是非的”。但苟能不为不合理的习俗所拘，而能用理性来研究一下“为什么”，则缠足之为有碍卫生的恶习，固有其是非所在，不因人之从违而变其本质。是非之本质既存在，能否看透真是非之所在，则在乎各人在思想上的程度而异，我们所希望者，则在具有明澈思想者能感化或提醒一般糊涂虫而逐渐增加现实情形之更能合理。试再就女子缠足一端为例，闻蔡孑民先生在三四十年前举国崇拜缠足之时，他征婚即以天足为条件之一，则在当时，他对此事之是非固为独能合理，不能谓为无是非。世界文化的进步，就在乎能由不合理的是非而逐渐走到合理的是非之路上去。我们所应努力者，也在竭力减少铲除不合理的是非，竭力增加培成合理的是非。
（原载1931年3月21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13期，复信署名编者。）
倾轧中伤
孟老夫子曾说：“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其实不但为政，凡事皆然；而且负责愈专努力愈勇者，“每人而悦之”亦愈难。试用冷静的眼光分析社会的心理，其中具有热肠侠义，见善如己出，但知鼓励辅赞之不暇者，虽不乏其人，然亦有自己懒走，最好别人也不要走；自己走得慢，最好别人走得更慢；自己干不好，最好别人干得更不好。否则眼见你的事业有法维持，甚至有法发展，往往妒火中烧，非立刻看见你摧残消灭，心中实在不甘！他们并不想要自己的事业能维持，能发展，全靠自己努力，决不是靠着中伤别人而能达到维持自己发展自己事业的目的。
在这种倾轧中伤的空气之下，倘若自己没有坚定的主意，镇定的精神，往往易为外物所震撼，甚至非气死不可，至少也使你心灰意冷，一事不能办。曾涤生曾说：“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又说“我辈办事，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怒为喜怒耳”。每诵昔贤困心横虑之经历语，未尝不为之神往。
（原载1931年3月28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14期，署名韬奋。）
办事上需要的几个条件
除了尸位素餐的官吏，坐领干薪的蠹虫，及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外，大概都不能和办事绝缘，所谓服务社会的“服务”两字的意义，也就是办事的意思。办事上所需要的条件，如在理论方面唱高调，简直可以著一本很厚的大作，但记者在此文所欲论述者，决不愿徒发空论，乃根据事实上的观察，与实际上的体验，以为我们在办事上有几个切实需要的条件。
假定一个人对于他所办的事，已具有相当的知识技能，他在职务方面能否胜任，至少还要看有无两个最低限度的条件：第一是肯切实的负责，第二是有细密的精神。
求之我国历史上的人物，其负责精神最足令人感动者，殆莫过于诸葛亮。他原来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初不必负什么重要的责任，后来他因为“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于是他不负责则已，既已负责，便毅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甚至不顾成败利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忠肝义胆，照耀千古，故“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其感人之深一至于此，全在他的负责精神。刘备在时他负责，刘备死后他还是负责，生死不渝的负责。我们平常办事，固然用不着张大其辞，一来就说到“死而后已”；但既受信托办理一事，在人面前随口承诺的答应了下来，一转身便马马虎虎：办得好不好不管，时间赶得上赶不上不管，推一步走一走，催一次快一点，你不留神督促查询，他便随意宕挨延误，或草率交卷，好像货出不退换，满不在乎！遇着这种宝贝，你一次或两次上了当，以后简直不敢领教。事业范围愈大，你个人的督察能力愈难，所需要肯负责的同志愈亟，但对自己私事肯切实负责的多得很，对公事肯切实负责的实有如凤毛麟角。故肯切实负责的人，实为办事上最渴望而不易得的同志，因为只有这种人能使你放心，能分担你的责任。
其次最感缺乏的便是细密的精神。细密的对方便是粗忽，或是卤莽。姑舍大事而以小事为喻，有人替你誊写一封信，总要替你誊错几个字，使你非自己过眼总不能放心发出，其实只要于誊后细密的看一遍，便没有这个毛病。又如有人替你发信，也许把甲的信套进乙信封，把乙的信套进甲信封，弄得两边不接头，遇有重要的事件，时间上手续上的延误固不必说，有时信件内容有秘密之必要，他却如此替你公开起来！有时有附件要加入，他把这信发出，附件还附在他的办公桌上！小事如此，大事你便不敢交托他了。
以上两点是我们所可认为办事的最低条件，这都是可以用意志的力量和训练的工夫养成的。在“最低”之上，如要再作进一步的要求，愚意以为还有一个条件，便是自动的精神和创造的能力，能就所负的责任范围及所做的细密工作上，想出更好的计划，定出更好的办法，精益求精，与时俱进，此则具有超卓思想的异材，发展事业的柱石，不仅能不负所托而已。
（原载1931年4月11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6期，署名心水。）
能与为
“能其所为”与“为其所能”而能合并，在个人在社会都是莫大的幸事；初虽未能，肯学习而做到能，则由“为”而“能”，亦尚可有为；最下者虽“能”而不“为”，或不能而妄为。
一人事业上之成就与其能力为正比例；且自文明进化，分工愈精，则能力之专门化亦愈密，能于此者未必亦能于彼，故与事业之成就为正比例的能力，尚须注意其所专者是否适合于其所为。果有相当的能力，而此相当的能力又适合于所做的事业，其效率之增高，业务之发展，实意中事，在社会方面之兴盛繁荣，全恃此种事业获得此种人材；在个人方面之感觉兴味与愉快，亦全恃此种人材有机会尽心竭力于此种事业。此即所谓“能其所为”与“为其所能”合而为一。故有志于某种事业者，与其临渊羡鱼，毋宁退而结网，结网无他，即当对于此某业所需要之能力先加以充分的准备。昔人所谓“水到渠成”，所谓“左右逢源”，都是有了充分准备以后的亲切写真。
能力之养成，常有待于实际应付问题与处理事务时之虚怀默察，领悟诀窍，故“学”与“为”常可兼程并进，互有裨益。在此原则之下，虽最初有所未能，或能而未精，只须肯存心学习，未尝不可由“为”而“能”，古今来有不少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物，虽未有领受正式教育之机会，而犹能利用其天赋，由困知勉行而卓然有所树立者，都是由这条路上走出来的。不过要走得上这条路，一下走不到康庄大道，必须不厌曲径小路之麻烦；换句话说，即勿因事小而不屑为，当知“百尺高楼从地起”，天下决无一蹴即成之事，亦未有一学即能之业，无不从一点一滴的知识经验积聚而成，若小事尚不能为，安见其能为大事？
尤可悯者为虽“能”而不“为”。一种事业所以能有特殊超卓的成绩，全恃从事者能以满腔热诚全副精力赴之。若因循苟且，敷衍暇逸，即有能力，无所表现，虽有能为之能，等于不能，虽有可能，永为不可能。这种毛病，不在相当知识之无有，实在良好品性之缺乏——尤其是服务的精神与忠于所业的态度。还有一个大病根，便是畏难。这种人仅见他人之成功，而不知他人之成功实经过无数次之失败，实尝过无数次之艰苦。常人但见成功之际之愉快，不见苦斗时代之紧张；但闻目前的欢声，岂知已往的慨叹？任何事业的成功史中必有一段伤心史，诚以艰苦困难实为成功必经的阶段，尤以创业者为甚，虽已有“能”，在创业时期中必须靠自己打出一条生路来，艰苦困难即此一条生路中必经之途径，一旦相遇，除迎头搏击外无他法，若畏缩退避，即等于自绝其前进。
不能而妄为，其为害超过于虽能而不为，盖一则消极的无所成而已，一则积极的闯祸。此类人既不屑学习，又不自量力，好虚荣而不顾实际，善大言而不知自惭，阻碍贤路，贻害社会，决无自省之日，徒有忮求之心，怨天尤人，永难觉悟。自知未能者尚可使有能，实际无能而自以为有能或甚至自以为有大能，轻举妄动，虽至失败而尚不知其致败之由，乃真无可救药。
（原载1931年5月9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20期，署名心水。）
呆气
我们寻常大概都知道敬重“勇气”，和敬重“正气”。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从理直气壮中所生出的勇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有人问他什么叫“浩然之气”，他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这是天地间的浩然正气。但是愚意以为非有几分呆气，勇气鼓不起来，正气亦将消散；因为“虽千万人，吾往矣！”非有几分呆气的人决不肯干；“以直养而无害”，亦非有几分呆气的人也不肯干。试想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不是呆气的十足表现吗？
研究任何学问，欲求造诣深邃者，也不可不有几分呆气。据传发明地心吸力学说的奈端，有一天清晨正在潜思深究的有味当儿，他的女仆预把鸡蛋置小锅旁备他自煮作早餐，他一面沈思，一面把手上的一只表放入锅内滚水中大煮特煮，这不是呆气的表现吗？又据传说电学怪杰爱迪生结婚之日，与新夫人同车经过他的实验所，把夫人暂停在门外，自己跑进去取什么东西，不料进去之后，忘其所以，竟在一张桌上大做其实验，把夫人丢在外面许久，最后由新夫人进去找了出来，才一同回家去。这又不是呆气的表现吗？大概研究学问非研究到有了呆气的境域，钻得不深，求得不切，只有皮毛可得，彼科学家思创造一物，发明一理，当其在未创造未发明之前，人莫不讥为梦想，甚乃狂易，认为徒耗光阴，结果辽远，而彼科学家独能不顾讥笑，埋头研究，甚至废寝忘食，甘之如饴，非有几分呆气为后盾，岂能坚持得下去？
委身革命事业以拯救同胞为己任者，也不可不有几分呆气。彼革命志士，思为国家谋幸福，为人民除痛苦，而当其未达到谋幸福除痛苦之前，无一兵一卒之力，无弹丸凭藉之地，在他人见之，未尝非纸上谈兵，痴人说梦，认为必不可以实现，然卒以彼大革命家之规谋计划，冒万险，排万难，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敢为，刀斧不足以惧其心，穷困不足以移其志，置身家性命于度外，而登高一呼，万方响应，翕然从风，固为万流景仰，但在流离颠沛之际，非有几分呆气为后盾，岂能坚持得下去？诚以凡事非有几分呆气来应付，处处只计及一己利害，事事顾虑前途得失，无丝毫之主见，无丝毫之冒险精神，迟疑不前，趑趄不进，永在彷徨歧路之间而已。
此外欲能忠于职务，亦非具有几分呆气不可，在办公室中但望公毕时间之速到，或手持公事而目注墙上所悬时计者，大概都是聪明朋友的把戏，事业交在这种人手上是永远办不好，这是可以保险的。因为他所缺乏的就是忠于职务视公务如己事的呆气。降而至于交友，也以具有几分呆气的朋友为靠得住。韩退之所慨叹的“士穷乃见节义”，朋友穷了，仍不忘其友谊，此事非有较高程度之呆气者不办！
我们寻常的心理，大概无不喜闻他人之誉我聪明，且亦时欲表现其聪明；又无不厌闻他人之称我为呆子，而并不愿自认为呆子。初不料呆气也有那么大的好处！
（原载1931年5月16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21期，署名心水。）
工作的大小
工作有没有大小的分别？就一般的观念说，工作似乎是有大小的分别。我们很容易想到大人物做大事，寻常人做小事。这种观念里面，也许含有个人的虚荣心的成分，虽则没有人肯这样坦白地承认。但是有的人要想做大事，不满意于做小事，不一定出于个人的虚荣心，也许是出于很好的动机，希望由此对于社会有较大的贡献；依他看起来，大事的贡献较大，小事的贡献较小，因为要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所以不愿做小事，只想做大事。这个动机当然是很可嘉的。我们当然希望社会上人人都有较大的贡献，于是对于能够有较大贡献于社会的人们，特别欢迎。
不过什么样的事可算做大？什么样的事只能算小？什么样的贡献可算做大？什么样的贡献只能算小？这却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易有一致的见解。
我们如在军界做事，就一般人看来，也许要觉得做大将是比做小卒的事大。但是我觉得做丢尽了脸的不抵抗的大将，眼巴巴地望着民族敌人今天把我们的民族生命割一刀，明天把我们的民族生命刺一枪，而不能尽一点军人卫国的天职，做这样的不要脸的大将，实在远不如做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时的一个小卒。在这样的场合，一个小卒的工作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反而大，一个大将的贡献不但是小，而且等于零！
也许你要驳我，说对民族敌人不抵抗的不要脸的大将，当然是太不要脸，对国家民族不能有什么的贡献，这诚然是不错，但是如做了真能抗敌卫国的大将，那便有了较大的贡献了。这样看来，大将的工作仍然是比小卒的工作大，大将的贡献仍然是比小卒的贡献大。
我承认这话确有一部分的理由，不过我们要知道一个军队要能作战，倘若全军队都是大将，人人都做指挥官，这战事是无法进行的；反过来说，倘若全军队都是小卒，如同一盘散沙，没有人指挥或领导，那末这战事也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在抗敌卫国的大目标下，大将和小卒在与敌作战的军队里虽各有其机能，但是同有贡献于国家民族是一样的，在本质上，工作的大与小，贡献的大与小，原来就没有什么分别的。硬看作工作有大小，贡献有大小，这只是流俗的看法罢了。
宜于做大将的材料，我们赞成他做大将；宜于做小卒的材料，我们也赞成他做小卒：从本质上看来都没有什么大小高低之分，我们所要问的只是他们为着什么做。
（原载1936年6月18日香港《生活日报》第12号，署名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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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作“多尔袞”，疑误。
（2） 刊载原文即如此。
（3） 原文作“Jsaac”，疑误。
（4） 原文作“Edson”，疑误。
（5） 原文作“小人常戚戚”，此处做了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