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童年教育
在我的童年时代，没有学校，只有家塾。男孩子在家塾里准备功课应付科举或者学点实用的知识以便经商。女孩子不能和男孩子一道上学，要读书就得另请先生。穷苦人家的子弟请不起先生，因此也就注定了文盲的命运。
一位先生通常教数十位学生，都是分别教授的。家塾里没有黑板，也不分班级。先生从清晨到薄暮都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学生们自然也就不敢乱蹦乱跳。那时候时钟是很难见到的。家塾里当然没有钟。冬天白昼比较短。天黑后我们就点起菜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念书，时间是靠日晷来计算的。碰到阴天或下雨，那就只好乱猜了。猜错一两个小时是常事，好在书是个别教授的，猜错个把钟头也无所谓。
我在六岁时进家塾，一般小孩子差不多都在这个年岁“启蒙”的。事实上我那时才五岁零一个月的样子，因为照我家乡的算法，一个人生下来就算一岁了。家塾里的书桌太高，我的椅子下面必须垫上一个木架子之后才够得上书桌，因此我坐到椅子上时，两只脚总是悬空的。
我最先念的书叫《三字经》，每句三个字，而且是押韵的，因此小孩子记起来比较容易。事隔六十多年，我现在还能背出一大半，开头几句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性善论是儒家人生哲学和教育原理的出发点，这种看法曾对18世纪的大光明时代的法国学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虽然我现在已经懂得什么叫性本善，在当时却真莫名其妙。
我恨透了家塾里的生活。有一天，我乘先生不注意我的时候，偷偷地爬下椅子，像一只挣脱锁链的小狗，一溜烟逃回家中，躲到母亲的怀里。
母亲自然很感意外，但是她只是很慈祥地问我：“你怎么跑回家来了，孩子？”
我答道：“家塾不好，先生不好，书本不好。”
“你不怕先生吗？他也许会到家里来找你呢！”母亲笑着说。
“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烧了它！”我急着说。
母亲并没有把我送回家塾。那位先生也没有找上门来。
第二天早上，奶妈喊醒了我，对我说了许多好话，总算把我劝回家塾。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吃软不吃硬。好好劝我，要我干什么都行，高压手段可没有用。经过奶妈一阵委婉的劝谏，我终于自动地重新去上学了。
我带着一张自备的竹椅子，家里一位佣人跟着我到了家塾，把竹椅子放到木架上，使我刚好够得到书桌。先生没有出声，装作不知道我曾经逃过学。但是我注意到好几位同学对着我装鬼脸。我讨厌他们，但是装作没有看见。我爬上椅子坐在那里，两只脚却悬空挂着，没有休息的地方。我的课也上了。书却仍旧是那本《三字经》。我高声朗诵着不知所云的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念得烂熟。等到太阳不偏不倚地照到我们的头上时，我们知道那是正午了。先生让我们回家吃午饭，吃过饭我马上回到家塾继续念那课同样的书，一直到日落山才散学。
一日又一日地过去，课程却一成不变。一本书念完了之后，接着又是一本不知所云的书。接受训练的只是记忆力和耐心。
念书时先生要我们做到“三到”，那就是心到、眼到、口到。所谓心到就是注意力集中，不但读书如此，做任何事情都得如此。眼到对学习中国文字特别重要，因为中国字的笔划错综复杂，稍一不慎就可能读别字。所谓口到就是把一段书高声朗诵几百遍，使得句子脱口而出，这样可以减轻记忆力的负担。先生警告我们，念书不能取巧强记，因为勉强记住的字句很容易忘记。如果我们背书时有些疙瘩，先生就会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再念，甚至念上一两百遍。碰上先生心情不好，脑袋上就会吃栗子。天黑放学时，常常有些学生头皮上带着几个大疙瘩回家。
不管学生愿意不愿意，他们必须守规矩，而且要绝对服从。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礼拜天。每逢阴历初一、十五，我们就有半天假。碰到节庆，倒也全天放假，例如端午节和中秋节。新年的假期比较长，从十二月二十一直到正月二十。
在家塾里念了几年之后，我渐渐长大了，也记得不少的字。这时先生才开始把课文的意思解释给我们听，因此念起书来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吃力了。从四书五经里，我开始慢慢了解做人的道理。按照儒家的理念，做人要先从修身着手，其次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其中深义到后来我才完全体会。
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都是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这些诗词驱策着我向学问之途迈进，正如初春空气中的芳香吸引着一匹慵懒的马儿步向碧绿的草原。否则，我恐怕早已丢下书本跑到上海去做生意去了。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老式私塾里死背古书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书倒也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指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的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需要。自然，像我家乡的那个私塾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那只有给小孩子添些无谓的苦难。我怕许多有前途的孩子，在未发现学问的重要以前就给吓跑了。
在我的家塾里，课程里根本没有运动或体育项目。小孩子们不许拔步飞跑，他们必须保持“体统”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吃过午饭以后，我们得马上练字。我们简直被磨得毫无朝气。
话虽如此，小孩子还是能够自行设法来满足他们嬉戏的本能。如果先生不在，家塾可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有时候我们把书桌搬在一起，拼成一个戏台在上面演戏。椅子板凳就成了舞台上的道具。有时候我们就玩捉迷藏。有一次，我被蒙上眼睛当瞎子，刚巧先生回来了，其余的孩子都偷偷地溜了，我轻而易举地就抓到一个人——我的先生。当我发现闯了祸时，我简直吓昏了。到现在想起这件事尚有余悸。
春天来时，放了学我们就去放风筝，风筝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风筝的形式不一，有的像蜈蚣，有的像蝴蝶。夜晚时，我们把一串灯笼随着风筝送上天空，灯笼的数目通常是五个、七个或九个。比较小的孩子就玩小风筝，式样通常是蜻蜓、燕子，或老鹰。“燕子”风筝设计得最妙，通常是成对的，一根细竹片的两端各扎一只“燕子”，然后把竹片摆平在风筝绳子上。送上天空以后，一对对的“燕子”随风摆动，活像比翼双飞的真燕子。有一次，我还看到好几只真的燕子在一只“燕子”风筝附近盘旋，大概是在找伴儿。
满天星斗的夏夜，村子里的小孩子们就捉萤火虫玩儿。有些小孩子则宁愿听大人们讲故事。讲故事的大人，手中总是摇着一柄大蒲扇，一方面为了驱暑，一方面也是为了驱逐纠缠不清的蚊子。口中衔旱烟杆，旁边放着小茶壶，慢条斯理地叙述历史人物的故事、改朝换代的情形，以及村中的掌故。
大人告诉我们，大约250年前，清兵入关推翻了明朝，盗贼蜂起，天下大乱，但是我们村中却安谧如恒。后来圣旨到了村里，命令所有的男人按照满洲鞑子的发式，剃去头顶前面的头发，而在后脑勺上留起辫子。男子听了如同晴天霹雳，女人们则急得哭了。剃头匠奉派到村子里强制执行，他们是奉旨行事。如果有人抗旨不肯剃头，就有杀头的危险。留头究竟比留发重要，二者既然不可兼得，大家也就只好乖乖地伸出脖子，任由剃头匠剃发编辫了。当然，后来大家看惯了，也就觉得无所谓，但是初次剃发留辫子的时候，那样子看起来一定是很滑稽的。
从这位讲故事的长者口中，我们总算学到了一点历史，那是在家塾中学不到的。此外，我们还得到一点关于人类学的传说。故事是这样的：
几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也像猴子一样长着尾巴。那时的人可说介于人与猿猴之间。人猿年岁长大以后，他的尾巴就渐渐变为黄色。人猿的尾巴共有十节，十节中如有九节变黄，他就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于是他就爬到窑洞里深居简出，结果就死在窑洞里面。再经过几千年以后，人的尾巴掉了，所以现在的人都没有尾巴，但是尾巴的痕迹仍旧存在。不信，你可以顺着背脊骨往下摸，尾巴根儿还是可以摸得到的。
下面是一则关于技击的故事：
一位学徒在一家米店前卖米。在没有生意的时候，这位学徒就抓着米粒玩儿，他一把一把地把米抓起来，然后又一把一把地把米掷回米筐里。有一天，一位和尚来化米，那位学徒不但没有拿米给和尚，反而抓了几颗米掷到和尚的脸上。想不到那几颗米竟然颗颗深陷到和尚的皮肉里面去了。和尚似乎不生气，反而向那位学徒深深一鞠躬，双手合什，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