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学传统

第一节“做人观念”与“人的自觉”

一、“五四”和“五四人”

沈从文从事文学的缘起，如果仅从表层来探究，完全可以由《从文自传》《沈从文自传》《〈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等文章绘出一张完整而清晰的心理图谱。小兵沈从文“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1)，直到一个转机的出现——几经辗转，从思想先进的年轻教员和印刷工人手中得到《改造》《向导》《新青年》《创造周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新潮》等进步刊物。于是，来自“五四”的现代理性、做人观念在沈从文心中卷起不小的波澜。

首先是对知识（智慧）与权力关系的重新认识。沈从文在部队的清乡运动中看到过大量无辜农民特别是苗人被杀的场景，一切已经看得习惯，但一切重新看来并不合理，因为现代理性告诉他当官的没有道理或者权力这么做。与权力相比，沈从文更倾心于“人生智慧光辉”。下面两段朴素的话语呈现出了沈从文的心迹：

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2)

我于是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需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3)

其次，对个体命运的自主性把握。沈从文决定去北京重新安排自己的命运之前，发生了一些“偶然”。一场大病险些夺去他的性命，老同学陆弢突然溺毙，还有之前的“女难”，使他开始质疑自己，并萌发了支配自己命运的决心：

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的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4)

正如鲁迅当年逃离“S城”，“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5)一样，沈从文也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博弈之中走出湘西，开始了他的别样人生。其中，既有环境对人的选择，也有人对环境的选择，恰如李长之对鲁迅一生所有选择的评价。

1923年，初来北京的沈从文，落脚在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1924年在表弟黄村生的建议下，迁居到沙滩附近的公寓，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有幸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自由开放的学习氛围、兼容并包的治学精神和不拘一格的学习形式都使沈从文受益匪浅；与董秋斯、张采真、夏云、左恭、陈炜谟、冯至、杨晦、胡也频、丁玲、陈翔鹤等青年学人的交往和相互砥砺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他的人格；林宰平、郁达夫、徐志摩、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巨擘或亲历者的扶掖和提携，不仅从物质层面解决了沈从文的燃眉之急，更从精神层面加深了他对“五四”精神和“五四人”的认同，并使他逐渐获得了“五四”知识分子的自身角色确认。沈从文在后来的一些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些，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文章中，沈从文也多次以“五四”知识分子自我指称，毋庸赘述。

上述内容只是从表层描绘出沈从文与“五四”的关系，任何一个在“五四”余绪哺育下的青年都可能有类似的求学经历，拥有接触同质思想文化资源的可能性，因此这幅表层的心理图谱不能凸显沈从文这个独特的个体与“五四”新文学的深层次关系。沈从文是以怎样的方式介入“五四”新文学的？他在哪些方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又在哪些方面有所超越抑或后退？这一连串的核心问题都是上文所不能解答的。此外，上述内容都来自沈从文个人的回忆。而回忆都是有所取舍的，是遮蔽与重构后的现实。近年来，其可信度受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另外，关于从事文学的缘由，沈从文在其他的回忆性文章中有与上述内容大相径庭的表述：

有谁在旧军阀时代，未成年时由衰落过的旧家庭，转入到一个陌生杂牌部队，作过五年以上的小护兵司书的没有？若你们中有那么一个人，会说得出生活起始，将包含多少酸辛。这也是人生？就是人生。我就充分经验过这种人生。这里包含了一片无从提及的痛苦现实。你们女人中有作过小丫头童养媳的没有？作过□□小商店的小学徒，必须侍候许多人烟茶，并将一切小过失推置于她身上承担的职务没有？若有那么一个人，也会说出相似不同痛苦生活经验。否定因之在我生命中生长……(6)

凡曾经用我的同情和友谊作渡船，把写作生活和思想发展由彼到此的，不少朋友和学生都万万不会想到，这只忘我和无私的抽象渡船，原是从一种如何“现实教育”下造成的！我如不逃避现实，听狭隘的自私和报复心生长，二十三年后北方文运的发展和培养，会成什么样子？不易想象。(7)

我是受“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来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的。事实上，我的目标并不明确，理想倒是首先必须挣扎离开那个可怕环境。(8)

对《边城》的创作初衷有这样的表述：

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金钱和爱情，全都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因此每天大清早，就在院落中一个红木八条腿小小方桌上，放下一叠白纸，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9)

根据以上内容，结合早年在芷江发生“女难”与《水云》里反复提到的几个“偶然”，再加上《看虹录》等隐晦、模糊的爱欲抒写，一些立足于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来解析沈从文的研究倾向在近几年蔚然成风。我认为这些研究角度虽然不失新颖，却没有将沈从文的思想理念、创作实践、情感倾向融会贯通，在整体的背景下做出相应客观而准确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具体语境，有反历史主义的凌空絮叨之嫌。沈从文确实曾受过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这一点凌宇先生曾在2002年撰文(10)提及。但“生命”—“人性”的书写，民族品德的重造，白话文的重建，国家的重建是沈从文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最能体现沈从文的情感力度、思想深度、审美感染力、文本辨识度的地方也在这个部分。

另外，沈从文的思想内部包含启蒙主义的因子，但不能毅然决然地断言——沈从文是一个启蒙思想家。启蒙思想家需要拥有严密的思维体系和诉诸逻辑、推理、判断的表达方式。这一点也适应于对鲁迅的判断。李泽厚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修正和完善了对鲁迅的评价，即从“鲁迅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无与伦比的文学家兼思想家”到“一位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文学家”(11)。其实无论鲁迅和沈从文，他们的启蒙思想不是诉诸逻辑思辨，而是在于文学化表达。鲁迅式的“本质直观”的文本策略与沈从文的“幻美”的艺术表达，是他们不同于20世纪其他启蒙思想家的显著标志。就上述引文来讲，对现实的“否定”、另外的“幻想”，都是文学化的表达。文学、诗意与现实本来就有天生的敌意，文学是人类的灵魂栖息之所，它为我们的存在提供了现实之外的一种可能性。所以，上述的这种文学化的表达与启蒙思想是并行不悖的。如果从更深层次来探讨，可以将鲁迅的两段文字放在一起来分析：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2)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记，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13)

“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为了难以忘却的旧“梦”，这与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讲的“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14)，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颇有出入。“启蒙主义”的概念是清晰和明确的，是主体可用主观能动性把握的客观实在，而“异路”“异地”“别样的人们”“梦”却不是由主体产生的，而是从一个他力图探索的无法控制的世界中诞生的。竹内好将之与“幻灯片事件”“找茬事件”的逻辑关联放在一起，认定“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无’的某种东西”(15)。但竹内好并不否认启蒙者鲁迅的存在，他认为启蒙者是既知的，他只是将方向放在鲁迅“回心”的那个唯一的时机，“去为在这时机当中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原理，去为使启蒙者鲁迅在现在的意义上得以成立的某种本源的东西，做一个造型”(16)。同样道理，由沈从文的“否定因子”“幻想”出发，也有可能找出启蒙者沈从文之所以为沈从文的某种本源性的东西。但我在这里不想做过多的理论阐释，因为这会剥夺沈从文思想的深邃性、多义性、丰富性。在本书的中间部分，我将逐一分析，力图还原一个鲜明的、独特的、具有启蒙思想的文学家沈从文。

二、“工具的重造”

真正从深层次体现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学赓续关系的，是他对“五四”与“五四人”的理解和他对工具重造、文运重建的理解。

沈从文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领导‘思想解放’与‘社会改造’运动”(17)。文学革命有两个目标：“一是健全纯洁新的语言文字；二是把它用来动摇旧社会观念基础(18)。”换句话说就是“把明白易懂的语体文来代替旧有的文体，广泛应用到各方面去”(19)，影响青年人的生活观念，并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这就是沈从文反复讲的“‘工具’的运用”。其实，“白话文运动并不是‘五四’才开始的，从裘廷梁提倡‘崇白话废文言’起，到‘五四’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二十年的历史。因此，白话取代文言，绝不只是一个文学语言的变革，它更是几代知识分子为了传播新思想而发动的整个书面语言的变革，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社会启蒙意义。许多旧学根底相当扎实、写白话文却并不怎样顺手的知识分子，所以也热烈地投身白话文运动，就是因为看到了白话文本身的这种启蒙意味”(20)。然而在二三十年代，由于民族危机阴影下的现实焦虑感与中国文人历来的实用主义观念，启蒙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功利主义倾向。“启蒙”与“救亡”，“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纠缠不清、相伴相生的。相比较，沈从文的文学观念较为单纯，自始至终都以文学为本位，即便是不可避免地卷入文学的论争、流派的归属、党派的站队，他的思考基点都是文学怎样改变人的心灵，文学如何改变做人的观念，文学如何能够促使民族有“向上”的理想与决心。所以，在沈从文的内心世界里，“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文学与政治是判然有别的，他早年就用敏锐的直觉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我是从乡下来的，就紧紧地抓着胡适提的文学革命这几个字。我很相信胡适之先生提的：新的文体能代替旧的桐城派、鸳鸯蝴蝶派的文体。但是这个工作的进行是需要许多人的，不是办几本刊物，办个《新青年》，或凭几个作家能完成，而是应当有许多人用各种不同的努力来试探，慢慢取得成功的。所以我的许多朋友觉得只有“社会革命”能够解决问题，我是觉悟得比较晚的，而且智能比较低，但是仍能感觉到“文学革命”这四个字给我印象的深刻，成为今后文学的主流。(21)

我初不反对人利用这文学目标去达到某一目的，只请他记着不要把艺术的真因为功利观念就忘掉到后脑。政治的目的，是救济社会制度的腐化与崩溃，文学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活动，以及代表一个民族心灵真理的找寻。(22)

陈思和认为：“五四新文学包含了两种传统：第一种是新文学以文体的变革来适应启蒙的需要（比如用白话通俗地传播新思想），以文学为手段，承担起新文学运动中的思想启蒙任务；第二种是以新文学的文体革命过程同时也是审美观念的变革过程，用白话文建立起一种新的审美精神，它摆脱了传统文学中‘文以载道’的陈腐观念，使文学的自觉与人的自觉联系起来，在现代意义上重新界定何为文学。这两种意义的启蒙，可以分别称为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23)。”通俗来讲，“启蒙的文学”是以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想任务为终极目标，以文学为手段；而“文学的启蒙”是不排除文学的启蒙功用，但同时注重文学的审美特质以及文学影响人的独特方式。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与鲁迅等人都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功能，两种启蒙意识应该并存。其实上溯到新文化运动之前，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对“文学的启蒙”有过这样形象的表述：

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机，即人生之诚理是已。此为诚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学子。(24)

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25)

他认为文学与科学的区别之处是文学能够“启人生之机”，而“机”是玄妙而难以言说的；“文学启蒙”的方式是诉诸心灵的感应，不是单纯由外到内的宣讲和强加。应该说，这种体现文学审美精神的启蒙是更深入、更彻底的。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文学的启蒙”已与“启蒙的文学”逐渐脱节分裂，最终退守到周作人、林徽因、梁思成、朱光潜等“京派文人”所构建的抒发个人性灵、体现单纯学院风格的一隅。而“启蒙的文学”完成了从“人的文学”到“人生派文学”再到“为人生的文学”的逐渐转化，人的哲学与美学内涵也随之逐渐减少，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就连这种以解决实际生活问题为宗旨的“启蒙的文学”也被迫宣告结束。陈思和先生的这一论断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学界对沈从文的发现和开掘，一条昭示着沈从文与“文学的启蒙”关系的路径隐然可见。沈从文将“生命”“神性”引入“人性”的范畴，大大拓宽了“为人生的文学”的外延与内涵，克服了现代化语境中因语义操作层面的功利性而引起的粗糙化、概念化、模式化的文学表现形态；更重要的是，沈从文在“城—乡”互参中所指向的“生命存在形式”，在“爱”与“美”的抽象之域所寄寓的人的诗性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逸出了启蒙文学中普遍人性的范畴，有着存在主义的人学意味。

“文学的启蒙”是将“文学的自觉”与“人的自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单纯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并不能从根本上完成“文学的启蒙”，所以沈从文在强调文学审美性的同时，也强调文学观念对“做人观念”的影响，强调人在接受新事物、新概念时所必需的主观能动性。

理解了沈从文的这种“文学的启蒙”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他对“五四”的落潮与文运衰落的分析和判断。他将文运的衰落归结为“工具”的“滥用”与“误用”——“五四”以来的“工具重造”“工具重用”已得到社会认可，但在社会改造和个人生活方面发挥的作用甚少。例如，“五四”所提倡的一系列口号，如“自由恋爱”“平民教育”等，并没有引起官僚、军阀、民众等观念的改变。更具体地讲，新文学与大学脱离，与教育脱离，依附商业和政治。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北方的作家遭受经济压迫，慢慢向南方移动，与上海剩余资本结合”(26)，然后，“这个带商品性得商人推销的新文学事业，被在朝在野的政党看中了，它又与政治结合为一”(27)。局势表面繁荣，实则糟糕。“农民文学”“劳动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普罗文学”的口号满天飞，但“‘问题’多，‘作品’少”(28)。更为严重的是，“文运遭遇商业政治两种势力分割后，作家的‘天真’和‘勇敢’完全消失了，代替它的是一种功利计较和世故运用”(29)。也即“信仰真理爱护真理的五四精神，一变而为发财升官的功利思想；与商人合作或合股，用一个‘听候调遣’的态度来活动，则可以发财。为某种政策帮忙凑趣，用一个阿谀奉迎态度来活动，则可以做官。发财做官的功利思想既变成作家创作活力，表面上尽管十分热闹，事实上已无文运可言”(30)。沈从文认为文运与商业、政治的结盟是与文运离开学校、离开教育分不开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到1927年以后逐渐把精力放在音韵训诂方面，离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越来越远。所以，一方面是学术研究脱离现代精神，走向保守和退化；另一方面是文运与商业、政治结盟后，唯实唯利的人生观潜滋暗长，并且以更加堂而皇之的方式，躲在“思想”“信仰”的盾牌之下。因此要重建文运，“我们必须努力的第一件事：是从新建设一个观念，一种态度，使作者从商场与官场拘束中走出，依然由学校培养，学校奠基，学校着手”(31)，还要作者“都能从市侩的商品与政客的政策推挽中脱出，各抱宏愿和坚信，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来表示这个民族对明日光明的向往，以及在向上途径中必然遭遇的挫折，承认目前牺牲俨若命定。相信未来存亡必然将由意志决定，再来个二十年努力，决不是无意义无结果的徒劳”(32)，在《长庚》里，沈从文将之称为“经典的重造”。

以上便是沈从文对文运衰落与文运重建的思考。他认为新文化萎缩的原因是新的做人观念没有深入人心，加之文学脱离学校，脱离教育，与商业、政治结盟，唯实唯利的做人观念取代了一切。基于这种原因，补救的方法就是从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建设新的做人观念，完成经典的重造和工具的重造。那么沈从文对文运衰落原因的认识有没有客观依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考察一下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末，是知识分子影响力的上升时期，知识分子借助大学、传媒和各种社团的公共网络，与城市资产阶级一起建构了一个足以与中央权力平行抗衡的民间社会。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是知识分子影响力的下降时期(33)。”知识分子影响力的下降与政治权力的变化是分不开的。在第一个阶段，由于清廷的内忧外患和北洋军阀的政权更迭，社会重心不断下移，知识分子才得以有发声的空间，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政权逐步稳固，权力渐渐向各个领域渗透，知识分子的影响力相应降低。而且在阶级冲突、政党冲突的大时代，知识分子难免被商业化和政治化，“逐渐从独立的‘传统知识分子’蜕变为政治附庸的‘有机知识分子’”(34)。知识分子与商业、政治结盟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局势全然摧毁了民间资本和文化权力的社会基础，知识分子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从而导致文运衰落。

沈从文没有亲历过“五四”新文学，他把“五四”精神概括为“天真”和“勇敢”，并把文运衰落的原因归结为新的“做人观念”得不到贯彻，重建文运的关键也是要加入“抽象观念”，重新进行一次“做人运动”。许多论者觉得沈从文对“五四”的理解是模糊不清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概括性的观念、一个缺乏深度的感性印象，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价值。我的理解恰恰相反，越是这样的理解，越是能够体现出沈从文思考问题的独特方式。为什么他对“五四”的理解不是“民主”“科学”“自由”“文明”“时代的巨轮”？他来自偏远的南方一隅，不像那些欧风美雨浸淫日久的知识分子，有“久居兰室，不闻其香”的可能性。可想而知，那些“五四”新观念对初入都市的“乡下人”的影响应该不亚于一场思想风暴。然而，沈从文思考问题的着眼点在于“人”对“名词”的转化、吸收和利用，“人”将异己的、外部的质素聚合为一个全新的“自我”上，这一点难能可贵。因为在近现代的中国，“科学与民主始终未出现，而那两个口号亦未发生积极影响。几十年来，讲科学与民主的人，一直不了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亦不了解其在西方首先出现之文化背景，而只是横断面地截取来以为诟诋中国文化的工具”(35)。与其囫囵吞枣式照搬与图解，不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确立人的主体性来得实在。所以，鲁迅在新文学运动之前，预见性地提出“根柢在人”的主张。如果不是在附会，我认为沈从文对个体内部的“做人观念”的强调与鲁迅提倡“心声”“内曜”“主观之内面精神”，主张“人各有己”“朕归于我”“掊物质而张灵明”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从对启蒙理念的横截面式的移植照搬，到确立“根柢在人”的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也即强调人对中西文化资源的能动性的吸收、转换、利用，人的个体解放，人的主体性的确立。沈从文还有很多启蒙思想都与此相关，例如国民性的批判、民族品德的重造等。如果说鲁迅提出“根柢在人”观念的灵感来自19世纪欧洲诗人摆脱“物质”“众数”的精神和个性的话，沈从文的“做人观念”则来自他读的“一本大书”——个体的实感经验。

“五四”新文学在启蒙文化思潮的推动之下确立起自身的进步性和合法性，启蒙诉求在“五四”新文学甚至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建构中功不可没。然而，过于鲜明的现代性价值取向、过于突出的启蒙意图，也使“五四”新文学出现浅表化、单一化、图解化等倾向，这些弊端在削弱文学自身的审美感染力的同时，也使“启蒙”无法在文学的内部得到深化和发展。在这种局面之下，“文学的启蒙”将“启蒙”与“文学”勾连，将“文的自觉”与“人的自觉”打通，既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又强调人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文学”与“启蒙”之间的裂隙。但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的启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式微，而沈从文却接续了这一传统——从他文学行为的缘起、他的“五四”观、他相应的文学主张出发，就会发现沈从文将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与文学本位主义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他高举“五四”的旗帜，强调“做人观念”；另一方面他主张“工具的重造”，坚守文学本位，继承并发展了“文学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