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黄昆院士
——一位可敬、可爱、可畏、可惜的科学家
吴伯僖
两年前的今天，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黄昆院士与世长辞，科学界扼腕，公众茫然，媒体展开一场“公众享受科学家研究的成果，却不知科学家是谁”的辩论．
2005年对我是一生中最悲痛的一年：1月6日痛失爱妻，3月痛失挚友，7月6日痛失良师，9月痛失胞弟．顿失亲人、良师、益友带来的悲痛，使我未能前往北京参加吊唁，再看黄昆教授一眼，迄今感到是终身遗憾！
我无意重复黄昆教授的同事、朋友、学生和记者写的有关他在固体物理学方面的已有的大量贡献，这是得到国际公认的，毋庸赘述；我也无意参加一场黄昆教授逝世后有关“黄昆是谁”引起的讨论．我只想从我与他“擦边球式”的些许接触中，回忆这位得到科学界普遍敬重的科学家．希望能从另一些侧面提供给大家一个黄昆教授更完整的面貌，以兹纪念．
1956～1958年，我有幸参加在北京大学创办的全国“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的教学工作，认识了黄昆教授，听了他讲的“半导体物理”、“固体物理”课，每星期政治学习在同一个小组．我是搞实验的，研究的是电致发光，与他的接触并不多；但后来在一些场合下，有幸近距离地接触他，了解到他一些鲜为人知的逸事．虽然只是一些小事，但可能有助于了解一个科学家的方方面面．
“破冰之举”
1983年6月12～18日在新加坡召开亚太地区第一届物理学年会，杨振宁等国际著名科学家参加，与会者三百余人，我国大陆以周培源教授为团长，有黄昆、周光召等18位科学院研究人员及高校教师参加，我有幸也是代表之一．周培源、黄昆在全体大会上都做了报告．台湾则以刚上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教授为团长．吴大猷被称为“中国物理学之父”，是他把量子力学介绍到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他的学生有黄昆、杨振宁、朱光亚、李政道、薛琴舫、郑华炽、张守廉、江安才、黄授书、马仕俊等十几位，被吴教授誉称为“群英会”．他是一位备受物理学界尊崇的大师．开幕式半场休息时，黄昆在会议大厅外，手拿一包像是书籍或其他什么礼物等候着，看到吴大猷教授从大厅出来就往前与他握手、寒暄，并把那包礼物恭敬地递给吴大猷教授．我那时正好站在大厅外，但距离他俩有两米多远，没听到他们讲些什么，我猜想是重温抗战时在西南联大师生间未能忘怀之情谊．
这件事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在那年代却是很不平常的，可以说是很勇敢的“外交”行为．黄昆可能是在1949年后第一个向台湾学术团体领导人伸出友谊之手的大陆科学家．为了把这一举止的不平常之处说得明白些，一些本来不好讲的，我想现在已经“解密”可以讲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的学术活动还比较少，而且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起初是，凡有台湾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大陆的团体就不参加；如果邀请我们参加的国际会议，我们就要求不让台湾方面的学术团体参加．后来，也许就是新加坡这次国际会议开始（这一点我不敢肯定），海峡两岸的学术团体才可以一起参加会议，但接触有所限制．我们在北京还没出发前，有关领导特别召开会议（但周培源、黄昆、周光召等没参加），讲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应注意的事项．物理学年会进行到剩下最后一天，突然接到我国驻新加坡有关机构通知（那时中国和新加坡尚未建交），要我们代表团提早离开新加坡；据说是有人认为我们代表团没遵守规定，对我们有微词而做出决定的．因此，本来新加坡电台邀请周培源与吴大猷同台亮相的讲话也就取消．我不知道，上述有关机构的看法与决定是根据什么，是否包括黄昆与吴大猷的接触？整个代表团离开时，都怀着挨批评的心情上飞机．到了香港，新华社驻港代表在机场接见我们，听周培源汇报后，对我们在新加坡的活动表示理解与肯定．回到北京几日后，又召开全团大会，周培源传达外交部有关领导意见，也肯定了代表团的活动．至此，大家才放下压在心坎上的石头……今日的情况是，两岸学术团体来往频繁，接触何止握手！能有今天，黄昆教授24年前与吴大猷教授的握手应属“破冰之举”．
在小吃摊上
在新加坡开会期间，有一天傍晚，我与另一位代表在旅馆附近散步．走到一条小弄堂时，忽然看到黄昆教授坐在一棵大树下摆设的简陋饮食摊上，正在吃一碗小吃．看到我们，他像是天真、可爱的小孩，腼腆地笑说，旅馆里的餐饮吃腻了，要品尝新加坡小吃的特别风味，还问我们要尝尝否．我们的科学家并不是只懂科学而不懂生活；不像电影《雨人》中的主人公那样只对数字有惊人的记忆、分析能力，却不会处理自己的生活小事！
比出国两趟来回更辛苦、时间更长的旅途
1980年在厦门召开全国发光学术会议，那时还没飞机，从北京到厦门乘火车，要先在上海转车到江西鹰潭，然后再转车到厦门，之后还要坐轮渡到鼓浪屿，然后步行到达住宿地——鼓浪屿宾馆．全程包括等、转车时间要六十多小时，来回要一百多小时，比两趟北京飞纽约来回所花的时间还多，更不用说那时火车上的设备（卧具、餐厅、厕所等等）是如何如何地不堪设想了！但黄昆，他不辞旅途劳累，欣然答应我们的邀请，到大会上做报告．那时，我们负责的学术会议跟现在的会议比起来的确寒碜得很（限于经费有限，物理学会仅补助不到2000元人民币）．黄昆院士被安排在鼓浪屿宾馆中最“豪华”的中楼（就是蒋介石曾来厦门住过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后不久，厦门没有比它更好的宾馆了，来厦门视察的官员，要人大副委员长级以上的才能住此）．宾馆负责人听说黄昆等人是著名科学家，同意特别优待安排．除此外，会议没有对黄昆有任何特别的招待，没有馈赠款物，甚至没供应香烟、水果．
到小巷买香烟
会议期间，有一天下午安排代表们上街游览参观购物．我问黄昆要否陪他上街，他说不必，他想一个人出去，我也就没勉强．到那天晚上吃饭时，我问他：“下午你到了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他笑着说，他走到鼓浪屿的小弄堂，看到小摊上有好烟就买了一些．今日想来，确是我们的疏忽，竟然没想到供应他香烟！
与厨师握手
在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厦门大学．当汽车缓缓驶经厦大校舍时，黄昆说，厦大校景很美，房子比北大新盖的“火柴盒式”楼群漂亮多了．会议结束后的晚宴是在外文系学生食堂里进行的，那时可没什么现在餐馆里的美味佳肴，餐桌上的菜肴主要是厦门海域能买到的新鲜海味．可能因“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各地餐馆还不像厦门能买到从海里捕捞到的新鲜鱼、虾、螃蟹等海味，因此那次餐宴大受与会代表赞赏．晚宴结束要离开时，黄昆自己跑进厨房，与厨师握手并表示感谢．一位赫赫有名的科学家，却没有一点儿架子．他是那么通人情，与一些媒体报道的科学家是孤僻、高高在上的形象并不一样．大会结束那一天，我送他上火车软卧车厢，我对他说：“这次会议，你不辞旅途辛苦，千里迢迢前来指导，我们很是感激，但我们招待简陋不周，很是抱歉！”黄昆说：“你们这样做很朴实，很好．”黄昆还说，他对厦门、对厦大印象很好！作为会议的主席，直到今天，我每想到黄昆参加会议的大小举止，就既感兴奋，又觉惭愧！
“知子莫若父”
1957年一天，有一位老师到黄昆家谈工作．谈话间，黄昆的儿子（当时只是五岁左右）跑到客厅，天真地对黄昆说他自己做了一个玩具．黄昆称赞他说：“真聪明，像你爸爸！”在政治学习时，那位老师提起这事，黄昆没有辩解，只是难为情地微笑着．一个大科学家不聪明，能有那些成就吗？对儿子的真情流露，正是“知子莫若父”，恰是正常人的表现．
既严谨、可畏，又谦虚、感人
黄昆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不论是对自己的，还是对他的学生、同行的研究工作都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因此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不少年轻人找他谈自己的研究工作，都要准备得很充分，生怕给黄昆三两句就问倒．
1957年间，一位刚从美国到半导体所工作的半导体器件专家介绍一新器件时，用了大部分时间进行数学推导、论证，听讲的大部分人都没听懂其要领．那位专家讲完后，黄昆就自告奋勇地跑到讲台上，用了不到五分钟时间，把那个器件的物理过程深入浅出地讲明白．从这个角度看，黄昆是一位“可畏”的科学家，在他熟悉的学科里，看到、听到别人工作有什么错误或缺点，就率直地指出．另一方面，由于对自己、对本行的严谨，他对他不熟悉的学科就不像有些人随便发表所谓“权威”意见．他谦虚地说，科学发展很快，自己只知道很小部分．因此许多会议邀请他与会指导，他都拒绝了．
在北大期间，有一次学术报告会，是一位老师介绍电致发光．黄昆会上没发言，会后他问我的看法．我跟他说，直到那时，国际上对粉末硫化锌电致发光的机理还是众说纷纭，我同样也没谱．他听了，只问我有哪些综合性文章，并没有发表什么议论．这说明他因严于律己，就不随便以“权威”身份发表意见．这正是一位科学家的科学态度——既严谨，又谦虚．这大概也是他生前不愿多在闪光灯前露面、不愿多接触媒体的缘故吧．
参加打麻雀、“除四害”运动
1957年“反右”期间，展开爱国卫生“除四害”运动．那时把麻雀看成“四害”之一，其理由是麻雀喜欢啄食谷子，全国估计有几亿到几十亿只麻雀，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一年就给吃掉近几十上百亿斤．北大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任命我为小组长．一天上午要参加全市统一行动打麻雀，集合队伍时，黄昆与谢希德两教授也简装易服前来．他们的到来害得我一时不知所措：安排或不安排他们“任务”？由于他们坚持要与大家一起参加，我只好拿一凳子让谢希德教授坐在树下（因她脚行动不便），手里拿一面锣，用打锣来赶麻雀；而黄昆教授自己则手里拿着锣，看到麻雀飞过来就用力敲打，他甚至来回奔跑于树林间追赶麻雀．这样，两位科学家与年轻人一起打麻雀，整整一白天．这件事，直到几年后，才有人仔细去观察，麻雀虽啄食谷子，但它也啄食害虫，因此它应属益鸟而非“四害”之一．事已过半世纪，但我到现在还能清楚地记住那天黄昆是如何没有一点儿架子、卖力地为“除四害”而奔跑的英姿．
太长的“休止符”
黄昆是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但他也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有深邃洞察力、有思想的人．他在国外留学七年，所做的研究与成果一直被引用到现在．与他同时在那里学习、工作的人，有人后来得了“诺贝尔奖”；而黄昆1951年回国后，直到1977年被任命为半导体所所长，才重新投入研究工作，中间停顿了将近三十年．这个“休止符”真是太长了，它就像一曲交响乐在演奏高潮时竟然长时间停顿下来！我个人不认为黄昆教授在这三十余年间，不曾因停顿的研究而思想里有所疑惑．我们应当在怀念他的同时，怀着可惜的心情来回忆这事——可惜黄昆这样的科学家未能在回国后三十多年内继续他的研究，由此总结经验教训，这才是纪念他的完整意义．希望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反思，也是更多人的共识．
黄昆是一位科学家．科学家不是影星、歌星、球星，他们不为一般民众认识是正常的，“公众享受科学家研究的成果，却不知科学家是谁”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正如今日电气化，地球上几乎人人坐享其成，但很少人知道法拉第（M. Faraday）等有关科学家、发明家的名字．人们只要通过眼睛、耳朵就能视听影星、歌星、球星的动作与声音，容易在脑里形成记忆；但科学家研究的对象与成果，人们单用眼睛与耳朵还不够，还要有受过这门科学基础教育所训练出来的头脑，才能理解，才能形成记忆．因此，认识科学家的人只是人群中的少数就不足为奇．科学家只求其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突破、有所贡献，有科学界同仁的认可就很满意，他们不求也无需在公众面前“造声势”，以求公众着迷．黄昆教授几乎得到除“诺贝尔奖”以外所有的荣誉，光环满头，但他对这些荣誉表现得都很低调，即使得到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也还是这样，其原因就在此．
一位可敬、可爱、可畏、可惜的科学家
黄昆一生，因其出类拔萃的科学工作而受到国内外科学界的敬重，因其淳朴的言谈举止而令人觉得可亲、可爱，因其对工作严谨认真而使人觉得“可畏”，而他的研究工作在他回国后尚处富有创新年华之时长期停顿下来，又令人觉得十分可惜．
（2007年7月6日）
作者简介
吴伯僖，厦门大学物理系教授．1948毕业于厦门大学数理系．1956～1958年参加“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工作．长期从事半导体固体发光的研究工作．曾任厦门大学物理系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全国发光学会副理事长，福建省物理学会理事长，厦门市物理学会理事长等职．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