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22日 阴 莫斯科地铁见闻
今天，我们在红场的地铁站里又遇到那个年轻人的演奏小组，他们是八个自由组合的大中学生，穿红毛衣的女孩拉小提琴，两个穿牛仔服的男孩弹吉他，另一个金发披肩的女孩摇沙鼓。最奇特的是一位吹木笛的姑娘，她身穿一件米色的棉风衣，人面壁靠墙角，等轮到她吹奏时，才转过身来。她脸色苍白，像患了结核病，一头棕色的头发，与那支木笛颜色相似。鼻子细尖，两眼茫然无神。她的所有神韵都集中在两只握笛的手上，那十根细长的纤指像精灵一样按着笛眼舞蹈。木笛的声音悠长、悲伤，像是一个孤独者在倾听自己灵魂的叹息。每次当木笛吹响时，其他乐手都停下来，他们深情地望着她。而等其他乐器重新奏响时，她又无望地背过身去，好像对着墙抽泣。她看上去有点像犹太人。有个长络腮胡子的男人背着大提琴过来，向他们微微一点头，就在一旁帮他们伴奏。后来，我们采访了他。他说他从学校毕业后在一个幼儿园教音乐。不久，他在地铁站认识了这个吹木笛的姑娘，那时只有她一个人演奏。以后，又结识了弹吉他的小伙子，队伍渐渐壮大。现在，他们每周来两次，通常是下午两点到四点，他们从莫斯科各个角落汇集到这里。每一次演奏完，数一数提琴盒里的零钱，平均一个人只能得五六百卢布（合人民币四五元钱）。我们在采访时，有一位穿黑制服的青年小提琴手走来，他向演奏的年轻人打个招呼，给了两百卢布转身就走了。吉他手告诉我们，他是莫斯科一位著名音乐家，明天晚上十一点在一家咖啡馆有个独奏音乐会，假如有兴趣可以去听。
莫斯科的地铁里有许多这样的乐队，你走着走着，音乐骤起。年轻人的稍稍带点疯狂，抒发着青春的欢乐与忧伤。也有老人的，大都是退伍军人，或过去的职业音乐人，他们通常演奏的是一些老歌，听起来有点怀旧和落寞。我在去阿尔巴特街的地铁站里，还看到一位五十出头的男高音歌手在用美声唱法唱歌，他有一头银色的头发，穿一件旧夹克，两手斜插在裤袋里，他脚前放一只破口袋，里面有一些零钱。每当他引吭高歌时，眼里总噙着泪花，我不知他是为自己的歌动了感情，还是对自己境遇的感慨，我很难过，给了他二百卢布。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的舞台上看一位男高音演唱，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观众不屑一顾地从表演者身旁走过，这也是我第一次以这么便宜的票价看一个外国演员演出，可能还获得了某种音乐以外的满足。我想，如果把他请到我们这儿来“包装”一下，“策划”一下，说不定还真能有轰动效应呢。
在莫斯科地铁里，还可以看到许多随手涂的标语，比如“美元，我爱你”，“给我面包，给我自由，给我权利”，“叶利钦，好样的”，“叶利钦，你该走了”，这是今天俄罗斯政治经济的真实写照。人们似乎更容易在地下袒露自己的心声，在地下展现自己的真实面目。历史留下了荣耀，也甩下了重重的包袱，但生活仍在地铁里天天进行。1993年岁末，我在莫斯科几十个地铁站里看到的是这样的图景：老太太一排排拿着三四根黄瓜、一小摊西红柿、几只面包在卖，她们期待的目光里透出生活的焦虑；小摊上摆满了裸体报刊和西方的色情画片；乞丐们用不同的方式乞讨着；吉卜赛人会“嗖”地在你面前伸出一只肮脏的手，使你无法拒绝；一位年轻的母亲跟前放着一只可口可乐罐，怀里抱着不满周岁的婴孩，孩子拼命吸吮着母亲干瘪的奶头，母亲眼帘低垂，走过的人都扔下几百卢布，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一个人蹲在墙角，拉不成曲的小手风琴；一个拄着拐杖的残疾人走过去，与对面坐在轮椅上的另一个残疾人紧紧地握手，他们没说一句话，这使我想起屠格涅夫的一篇散文《乞丐》：他在大街上遇到一位乞丐，掏钱时才发现钱包忘了带，于是，他只得伸出手握了握乞丐枯瘦的手，说：“对不起，非常对不起！”乞丐握住他的手摇了摇说：“兄弟，够了，有这点就够了。”
莫斯科人在地铁里来去匆匆，很少说话，他们看书，读报，瞌睡。上下班时人们在拥挤的自动电梯口排成长长的队伍，但你仍可看到有人拿着色泽鲜艳的玫瑰、雏菊，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则拥着接吻，说悄悄话。自有地铁以来，俄罗斯人经历了许多心灵的磨难，但这样的镜头大概从未间断过，如果你在深夜乘上了末班地铁，你会发现，每一节车厢里走出的最后一名乘客必定是踉踉跄跄的酒鬼，半个世纪以来，酒鬼与最后一班地铁结下了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