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17日 多云转阴雨 红场·列宁·传教士
今天，陶蓬陪我们去红场。
雨中的红场人不多，一边是像城堡一样的红墙，给人一种十分坚固的感觉；一边是褐灰色的大楼，它们冷峻地藐视着人与岁月。克里姆林宫圆顶上飘着三色旗，印象中那上面总是与红旗相映成趣。最漂亮的是广场上那个彩色的东正教堂，可我过去在所有的电影、画片关于红场的介绍中从未见到过这幢建筑，它让人想起热带雨林中的植物。而在红场的入口处，一座新的教堂正在加紧施工，吊车发出隆隆声。有一件事我感到奇怪，我小时候对红场的神圣感竟然一点没有，我脑子里出现的是那个驾直升机降临红场的德国小伙子。我从鲁茨夫又想到了王朔，我不知为何在这个时候想到王朔，也许他们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年轻人，历史的那份庄严感被年轻人无所畏惧的游戏精神稀释了。
我们去看列宁墓，但关闭了。一位在红场上摆摄影摊的男子告诉我们，现在每周只开放两次，而且是下午一时至三时。我们转向旁边的列宁博物馆，门口有一群老人正在与警察争执，他们手里举着对现政府不满的标语，有的捧着鲜花，大概是想放到列宁墓前，但警察不让他们进去。
博物馆里人很少，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有几个戴着面具的小伙子在里面玩捉迷藏。在二楼剧场里，一个义演性质的音乐会正在举行，演奏的全是俄罗斯的民族音乐与战争年代的歌曲。场子里坐满了人，他们穿戴整洁，庄严肃穆，沉浸在一种无奈的怀旧中，我不知道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但我能感到他们对内心的守护。陈丹燕说很喜欢这里的气氛，那些乐曲充满过去的旧时代的浪漫和真诚，让人产生片刻的升华，但理智告诉我，它们离今天的世界正越来越远。
关于列宁，今天的莫斯科有许多议论，虽然我们从未见过真实的列宁，所有关于列宁的印象都是媒介传递的，但我宁可不信那些传言——谁又能证实这些呢？有一点不容怀疑，列宁是个天才，他一生著了那么多书，并获得了千百万穷人的拥护，并且影响了世界的进程。爱伦堡十七岁时在巴黎见过列宁，那是在奥里昂大街的一个咖啡馆，布尔什维克有一个会议，出席的有三十多人，爱伦堡写道：“我只瞧着列宁，他穿了一身有着一条浆过的硬领的暗色西服，看起来非常端正。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讲了些什么，但我当时是一个相当鲁莽的毛孩子，我要求发言，而且还对什么表示不同意。他温和地回答了我，不是责备而是解释。会议结束后，列宁知道我刚从莫斯科来，让我去找他。”
爱伦堡还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生活中很纯朴，作风民主，对同志体贴入微，他甚至对一个脸皮很厚的毛孩子也不会加以丝毫嘲笑……这种纯朴之情只能为大人物所独具；想到列宁时，我经常自问：也许，对一个真正的伟人来说，个人迷信不仅跟他格格不入，甚至会是不愉快的事吧？”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列宁博物馆内看的一段列宁逝世时的录像：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穷人在冰天雪地里为列宁送葬，他们抬着装有列宁遗体的灵柩，登上破旧的火车。广场周围燃起堆堆篝火，昨日的赤卫军走近火车前的时候，孩子似的泣不成声。这时，汽笛发出凄厉的长鸣，火车启动了。这是七十年前的镜头，不知今天的俄罗斯人如何看待那时的悲痛。
爱伦堡说，列宁是个伟大而复杂的人。在国内战争的暴风骤雨的年代里，列宁听完了伊萨伊·杜勃洛文演奏的贝多芬的奏鸣曲，对高尔基说：“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接着他眯起眼睛，不大快乐地补充道：“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的东西来。但是现在，谁的脑袋也不能抚摸一下——自己的手会被咬掉的，一定要打脑袋，毫不留情地打，虽然我们在理想上是反对用暴力对待人。唔唔——任务是多么可怕而艰巨啊！”
我从爱伦堡的回忆录中摘下这么一段引文，是因为想说明，它与列宁留在我们印象中的形象是相似的，更重要的是，它和我们曾经有过的时代和命运同样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昨晚，还来了一位大胡子的德国传教士，是陶蓬的朋友介绍的。他来自德国的斯图加特，一家电脑公司的部门经理，大约四十岁的样子，脸微红，秃头，密密丛丛的络腮胡子，如果不说话几乎看不见嘴。他两眼炯炯有神，像埋在乱草中的宝石，里面穿一件有点皱的衬衫，外面是质地并不好的西装、牛仔裤、旅游鞋，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陶蓬不懂德语，请来在德国留学的游小燕做翻译。他的名字很长，我们就称他彼尔。
彼尔说，他这次是参加一个美国的短期新教组织活动，来俄国两周，看望两个监狱的囚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成年人的。他与犯人交流，组织音乐会，说自己的信教感受。与此同时，彼尔还去乡村，与贫穷的人交谈。俄国的乡村，今天仍有许多穷人，他说前不久他也去过北京、广州，觉得中国现在不错，到处都很有生气，但他认为妇女劳动的强度大了些，赚钱太辛苦。他还去了北京一教授家，说那屋子小得不可思议，他看上去有点激动，反复说，教授应该高薪、生活优裕，他们才能安心搞科学，做学问。我只能说，中国人多，也许再好也难达到德国教授目前的水平。他却说，北京饭店太贵，一个晚上七百美元，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说，那不是像我这样的人住的，可他马上又说：“今天的德国人生活太优裕、太安定了，平时晒晒太阳、种种花，不思进取，懒散得很。不像中国，虽然不富，但有追求。保持这种势头，可直线上升。但要信教，没有宗教不行。”这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任何时候都不忘说教。
对传教士我过去一直抱着怀疑，他们好像就是虚伪的代名词，用漂亮的言辞掩盖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或者就是压抑了正常的人性。我想这可能是上学时候读《牛虻》《巴黎圣母院》《红字》等作品的影响，当然，还有受革命教育的影响。上帝也没有能拯救世界，两次大战后，西方人自己也认为：上帝死了。
我问彼尔，人心若是可以拯救的，那为什么还要让那些罪犯坐牢？彼尔说，坐牢是他们应付出的代价，但要他们懂得自己，这就需要读《圣经》，以我们自己读了以后的感受与他交流，一旦他发现了自己，就会走出迷途。
他说他从年轻时起就从事传教活动，已有几十年，这次像过去一样，利用休假出来传教旅行。他这样向我解释宗教：一个人如果不懂收音机原理，会以为这里面一定躲着个人说话；明白了道理，就会去选择频率，听自己喜欢的节目、音乐。所以首先要懂得道理，学习《圣经》，然后才可能去选择。他又说，你知道吗，上帝的手始终是伸着的，但如果你的手一直放在背后，上帝无法接纳你，只要你全身心相信、奉献，伸出你的手去，上帝一定会接纳你，这个过程是十分美好幸福的。一旦你被接纳就明白了。
彼尔身边还带着一个刚满二十岁的俄国小伙子，金发蓝眼，十分英俊、腼腆，他既是彼尔的翻译，也是信徒。我很想知道，这个漂亮的男孩内心是怎么想的，他真的已树立起信仰了吗？可他的过于腼腆、羞怯让我犹豫了。
天渐渐变黑，陶蓬留他们吃饭，彼尔说晚上还有好几家要去。他站起来，送我们一些《为什么要读圣经》的小册子，以及他家乡的明信片，然后乐呵呵地走了。这时，外面正是风雪交加，莫斯科的大街上除了穿迷彩服的戒严部队，已很少有行人，人们都龟缩在暖气充足的家里。在这样的冬夜，只要有家，有暖气，人是很容易放弃追求的。
坦率地说，我很喜欢彼尔——他精神饱满、快乐自然，大胡子上总是溢满笑容，他抱着坚定的信仰作身体力行的奉献，又没有救世主式的居高临下。他与那个男孩匆匆融进黑夜中的背影，让我想起《简·爱》中的那个年轻的传教士：文弱、消瘦，却整天奔波在穷乡僻壤。过去我一直以为那是作家理想中的神职人员，现在我知道，这样的人是有的，而且一直有，否则，怎么能延续到彼尔。也许，教义救不了世界，但实践教义的人是有魅力的，尤其在这个全世界都不得不向金钱妥协的时代。当然，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真正有信仰的人大概总是微弱的。我记得几年前看过一部资料片，叫《第三段情》，里面有一个青年牧师，他在结婚时得知未婚妻曾与别人发生过关系，就开枪自杀了，而那个未婚妻却以为牧师脑子有问题，观众也是这样认为的。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为这样纯洁的人准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