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16日 雨 喝俄国酒，说俄国事
早晨起来，与赵宁去火车站接陈丹燕、游小燕，她们从德国经波兰来莫斯科。
白俄罗斯车站建于二十世纪初，湖绿色的房子，白色圆柱，前面有一座上个世纪的老式天桥，桥头装有黑色镂花铁栅栏和有灯罩的欧式街灯。站在桥上，可以俯视车站交叉的铁轨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我的感觉就像回到了十九世纪。
天开始下小雨，车站上有许多挎着蛇皮袋的少数民族。他们漫不经心地剥黑面包，吃生洋葱。一个吉卜赛女人怀里抱着一个衔奶头的孩子，挨个讨钱。她眼睛深凹，脸色枯黑，扎着脏兮兮的头巾，穿一条满是污迹的长裙，人们对她那只伸过来的手好像已没有感觉，十多分钟，只有一个穿皮夹克的女孩给了她二百卢布。赵宁说，莫斯科经常这样，阴雨连绵，人的表情也总是阴沉沉的。她说俄语中对忧郁的说法有许多种，特别丰富，她随口就用俄语说了三四个。
12：05，华沙至莫斯科的火车准时抵达，我们在9号窗接到了她们。两人带了一大包鸡蛋、香肠、酒，因为在波兰听说这里打仗，没菜吃。陈丹燕见车站的潮湿、肮脏，人们脸上的压抑，感觉很不好。她说德国人知道她要去俄罗斯，拿出报纸上枪战打死人的大幅照片给她看，说你们中国人疯了吗？现在去俄国！我告诉她这里很平静，地铁站里到处可见到玫瑰。我知道她喜欢玫瑰，我说枪战中的玫瑰比平时的玫瑰更有诗意。
回到赵宁宿舍，电视里正在播新闻：所有的外国人必须去当地警察局登记，晚上抓了一万五千人，反对派有三百支枪散失各处，搜查仍在进行……陈丹燕、游小燕急着去给家里打长途报平安，赵宁陪她们去换钱，陶蓬待在他屋里看我带来的杂志，我一个人坐着看电视。MTV节目里突然出现了步伐整齐的士兵们和坦克的叠影，这让我十分惊奇，我想起爱伦堡1916年在俄国看到第一辆坦克时的描述：“在它身上有一种雄伟而又令人极端丑恶的东西。它与从前一种可能存在过的巨型甲虫很相像，为了伪装，它被涂得花花绿绿，它的两侧就如未来派画家的图画，它像一条毛毛虫那样慢慢地爬着；无论战壕、灌木丛还是铁丝网，都拦它不住，它微微蠕动着触须，那是炮和机枪，在它的身上有一种古老的东西和最美国化的东西的结合，一种诺亚的方舟和二十一世纪的汽车的结合。里面有人，是十二个侏儒，他们天真地认为他们是坦克的主人……”从那时以来，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了，一些外交家在讨论裁军的时候常使用“传统武器”这个名词，以区别于核武器。毫无疑问，坦克已变成传统武器，但莫斯科空阔的大道上，今天又留下了坦克履带碾过的最新痕迹，“毛毛虫”还在蠕动，全世界每天都有这样的“毛毛虫”在吞噬花朵、树叶……
我正这样想着，陶蓬揉着眼进来，说让我和他一起喝一点俄国酒。他从橱里拿出酒瓶，那是一种90度酒精掺了柠檬果汁的烈性酒，我说我不会喝。陶蓬说他过去也滴酒不沾，现在能喝伏特加了。有一回去看话剧，戏完后，他与一俄国男子对饮，被送进醒酒所，关了一天一夜，通知学校后才被保释出来。那俄国男人是与妻子不和，吵了架出来看戏，怀里揣着一瓶伏特加，还有精致的小酒杯。两人谈戏谈得投机了，就站在路边喝了起来，直到躺在地上。陶蓬说，在俄国，马路上没有酒鬼是奇怪的，街上随处可见酒瓶：马、列的塑像旁，商店的窗台上，厕所的马桶边。他们喝酒不要菜，有时闻闻面包味道就行了。你以为那些上班的男人公文包里装有什么东西？十有八九有伏特加。
陶蓬呷着酒说，唉，六年了，其实要说学习，也谈不上什么，语言掌握了点，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的生活，这里的故事太多啊，你想听吗？我点点头。
“我们这栋楼，住着各种各样的人，我隔壁有一外省的学生，去年已毕业，白天与常人一样，看不出什么，一回到屋里就变得忧郁、痛苦。他喜欢布加乔娃（俄国最好的流行歌手）的歌，当时布加乔娃出了四张唱片，可他穷，只买了两张，整夜地放，音量开到最大。半夜里，我被吵醒，忍不住去敲他的门。没开，我就推进去，只见他喝醉了酒半跪在地上，满眼泪水。我很难受，就走进去把音量关小走出来，一句话也没对他说。”“什么事让他这么痛苦？”我问。陶蓬沉思片刻说：“说不清，可能是过去的经历、目前的处境，或者就是性格、童年的伤害，俄国人就是这样，说不清。”
接着他又说：“过去楼下还有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歪脸，长得极丑，是个老处女。人家看到她那副模样都挥手叫她走开。有一个与她共事的女管理员经常骂她，欺侮她。老处女平时一个人住在一间破屋里，每天啃黑面包。忽然有一天，她哥哥死了，留下莫斯科市中心三间屋给她，卖了四万美元。她花一万美元在郊区买了一间房，然后去商店买了昂贵的意大利裘皮大衣、帽子、皮鞋、化妆品，穿戴着来学校宿舍，楼上楼下兜一圈，也不说什么。对过去骂她的女人也不嘲讽，扔给她一包很贵的首饰，笑着走了。”这真是欧·亨利的小说呀，我说。上帝塑造了这么个女人，她这样过完了大半辈子，最后想讨回一点做人的尊严，可这尊严又离不开金钱，这是多么可悲的人生啊。
我们聊着，把赵宁煮的一盘牛肉吃了个精光，这里的牛肉要四千卢布一公斤，人们并不经常吃。我从未有过这么好的胃口，黑面包、咸鱼、生洋葱、酸奶，什么都吃，我感到了许久没有过的饥饿。二十年前，在江西插队时，有过这种饿得慌的感觉，出工出到一半，偷偷跑回来拿冷饭团、大头菜吃。饥饿使人产生最基本的欲望，在俄罗斯的文学中有多少描写饥饿的篇章啊，许多人首先是在饥饿中了解了人类的痛苦，我似乎觉得，今天俄国的土地上仍然飘浮着饥饿的分子。
陶蓬喝完酒，煮了一碗他最喜欢的熟泡面，又谈起了国内的文坛。他说看了《钟山》等杂志，觉得国内作家开放得最明显的是对性的描写，他认为多少有点赶时髦、商品味，不是那种深刻的揭示。他用他微弱的声音说，大多数作家是匠人，缺少真正的艺术家。谈到昆德拉，他说值得向国内知识界介绍其人其作品，但感到现在国内的评价太高。他认为昆德拉不如《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帕得了诺贝尔奖，苏联曾驱逐他出境，他宁可不去领奖也要留在祖国，他知道出去后自己的艺术生命就结束了。陶蓬说昆德拉关于“媚俗”的概念国内译得不一定准确，但也可用。按国内目前的理解，他认为昆德拉也有“媚俗”的一面，不过更高级、更隐蔽而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指昆德拉有点取悦于西方），他又告诉我，他们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不久前伴上了“昆德拉”，我问：“什么叫‘伴’？”他说：“怎么？你这也不知道，北方人都懂，已婚男女双方在外又结识了异性，就叫‘伴家’。”
我说：“陶蓬，你看上去也有点忧郁，是不是与俄国的环境有关？”他怔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俄罗斯民族的忧郁由来已久，从沙俄以来，知识分子就被一次次流放、扼杀，人民听不到同时代最优秀者的声音。苏联几乎没留下什么好的艺术，功勋演员现在不少成了酒鬼，著名导演喝得烂醉躺在街上，作家嘛，有的自杀，有的在国外发疯，何止是忧郁。”
我觉得再这样谈下去会太沉重，于是就站起来收拾碗筷。陶蓬说：“我来吧。”
这天晚上，我读爱伦堡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使我想起白天与陶蓬的聊天。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符·加·柯罗连科，他弓着背，脸上流露着善良和悲哀的神情。看来，这是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最后一位代表了。（乌沙科夫辞典对“知识分子”这个词做了如下的解释：“其社会行为具有优柔寡断、动摇、怀疑等特点的个人。”）然而，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却不是优柔寡断的；他们由于自己的思想而遭到生活上的种种灾难，遭到监禁的苦役。知识分子的怀疑动摇往往不是由于畏惧，而是由于天良的作用。”
入睡前我一直在想，果真如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