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如果把三千年的中国诗史,比作一条长江大河,那么,三百零五篇的《诗经》就是它的上游、源头。它们或如原始森林里幽咽的溪流,或如巉岩削壁间哗笑的瀑泉,那么鲜灵活跳,晶莹可爱,而且千汇百转,兼收并蓄,为下一段的浩浩洪流积蓄着必要的水量。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如春鸟啼晨,唤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春天。就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这个灿烂的时代,诗歌之河,如黄河闯开龙门,长江冲出三峡,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汇集了当地的大量水脉,顿时出现了烟波万里的新气象,开创了与中华民族相称的新气派。中国诗歌长河的这一段因出现在楚国的原野上,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而名为“楚辞”。

文学史上一些特别灿烂的时代,往往由一两个杰出的作家开辟出来,他们的作品代表着整个文学时代的风貌。他们的名字也就成为那个文学时代的代称。

“楚辞”这个名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屈原开创的、战国后期在楚国流行的一种新诗体;二是指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一部古代诗歌总集。它既是诗体的名称,又是诗集的名称。不管就哪种意义说,屈原都是它的主要代表。

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屈原是属于楚国的,他是楚国的左徒,是楚国的三闾大夫,是楚国的政治犯,最后在楚国死节,“受命不迁”(《橘颂》),一步也不愿离开楚国的土与水。但是作为一个文化巨人,他却是属于全中国的。屈原是在华夏文化的哺育下生长起来的。楚文化是整个华夏文化的来源和组成部分之一,它具有自己的特色,但决不是华夏文化以外的另一文化系统。

以《诗经》为例,它像在中原各国一样地在楚国流行。《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论王太子的教育内容,明确说要“教之《诗》”、“诵《诗》”。楚国君臣在政治生活中经常引用《诗经》,例如:

《左传》文公十年:“子舟(楚文王之后)曰:当官而行,何强之有?《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诗·大雅·烝民》句),‘毋纵诡随,以谨罔极。’(《诗·大雅·民劳》句)……”

《左传》宣公十二年:“孙叔(楚令尹)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诗·小雅·六月》句)先人也。’”

又:“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诗·周颂·时迈》句)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诗·周颂·武》末句)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今《诗·周颂·赉》句)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周颂·桓》句)……”

《左传》昭公三年:“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诗·小雅》)。”

《左传》昭公七年记楚灵王“为章华之宫”,无宇辞曰:“……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句)”

《国语·楚语上》:伍举对楚灵王曰:“故《周诗》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诗·大雅·灵台》)”

宋玉《九辩》也化用《诗·魏风·伐檀》:“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诗经》在楚国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中的地位与作用,和中原各国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程度了。由此也可以想见中原文化对楚国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明显地反映在屈原作品之中。在屈赋里,只有《天问》最后提到楚国的几位历史人物,连篇累牍的都是“天下”的历史名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齐桓、皋陶、伊尹、傅说、比干、吕望、伯夷、叔齐、宁戚、百里奚等。即使举独夫昏君,也放眼“天下”,如启、羿、浇、桀、纣等,都不是楚人。屈原采用的神话素材,除《九歌》的湘君、湘夫人等外,基本上也是属于全中国(当时的“天下”)的。屈原笔下的神话世界中心,不在九疑,而在昆仑。在《天问》这座庞大的神话宝殿里,竟没有一尊楚国的地方神祇,也没有一个仅仅属于楚国特有的神话故事。《离骚》开头称美世系时,并提神界始祖高阳与凡界先人伯庸(详见本书附录《离骚首八句考释》),写法与《诗经》的《生民》、《玄鸟》、《长发》等篇相同。最后“忽临睨夫旧乡”时写道:“仆夫悲余马怀兮。”用的是《诗·周南·卷耳》“我马瘏矣,我仆痡矣”的习语。

如果仅仅从形式上着眼,楚辞与《诗经》确实差别很大,似乎是毫无继承关系的两个源头。但是,五四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在形式上的差距不是更大得多吗?五四时期的新诗人,哪个没有受过古典诗词的哺育?正如没有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化,就不会有像郭沫若这样杰出的新诗人一样;没有包括《诗经》在内的华夏古典文化,也不会有屈原。楚辞与《诗经》在艺术上差别大,除了受楚文化的地方色彩这一客观因素影响之外,一个更重要原因是它的创始人屈原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巨匠,有高度的创造精神与鲜明的艺术个性。《离骚》等作品的某些重要的艺术特点,不仅《诗经》不曾有过,楚国文化史上也不曾有过,而属于屈原的创造。

屈原在艺术上的创造性突破,主要不是表现在每句字数的增加、句中句末用“兮”等,而是在艺术构思上能摆脱创作素材的束缚,有空前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诗的表现能力。屈赋的内容几乎是无所不有的,诗人的笔像魔术师的棍棒似的,能点铁成金,使它们全都发出艺术的光芒。诸如个人的政治斗争,历史上的兴亡大事,这些都是最难入诗的内容,而经过诗人的象征手法的点化,使枯燥的生活原型得到升华,塑造了生动的艺术形象,具有激动人心的感染力量;因而,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感染力的高度统一,也就成了屈赋的主要特色,这恐怕是屈原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贡献。

对于屈原这样一位划时代的文化巨人,人们当然想尽可能详细地了解他的生平事迹。但因史料欠缺,对他的生平,论证得越详细,猜测之词就可能越多。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是了解屈原生平的最重要依据。本文不对屈原生平作详细的论证介绍,而只把《屈原列传》作了译注,列为附录,供读者参考。

据司马迁说,继屈原之后,楚国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其中最有名的是宋玉。《汉书·艺文志》说宋玉有赋十六篇,今本《楚辞》里只收了一篇《九辩》。《艺文志》说唐勒有赋四篇,早已亡佚。《艺文志》没有说起景差的作品,今本《楚辞》里的《大招》,王逸说“或曰景差”所作。

屈原等人的作品,最初都是单篇流传,最早给楚辞作品作注解的是汉武帝时候的淮南王刘安,他只注解一篇《离骚》,叫《离骚传》。《离骚传》今已亡佚,但它的一些片段还保留在《史记·屈原列传》与班固的《离骚序》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据《后汉书·文苑传》记载,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县)人,东汉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他在《楚辞章句》里自称“校书郎臣”,则其书当在作校书郎时撰成。据王逸说,《楚辞》一书是西汉大学者刘向编定,共十六卷。王逸作注时加上一篇自己写的《九思》,共十七卷。宋人洪兴祖给这个本子作了补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本子的篇目次序如下:一、《离骚》(屈原);二、《九歌》;三、《天问》;四、《九章》;五、《远游》;六、《卜居》;七、《渔父》;八、《九辩》(宋玉);九、《招魂》;十、《大招》(屈原或景差);十一、《惜誓》(贾谊);十二、《招隐士》(淮南小山);十三、《七谏》(东方朔);十四、《哀时命》(庄忌);十五、《九怀》(王褒);十六、《九叹》(刘向);十七、《九思》(王逸)。

楚辞不同于《诗经》,《诗经》就是三百零五篇,楚辞的篇数却没有固定的标准。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一直收到宋代的辞赋作品。以后各种《楚辞》注本篇数也不一致。有的只收到《大招》为止,把汉人作品全部割掉。作为一个时代的某一文体的结集,在时间上应该有个界限。否则将漫无边际,容易引起混乱。一般研究楚辞,都以战国时期的楚国作品为对象。本书以王逸《章句》本为根据,裁去《惜誓》以下的汉人作品。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也可算是完整的楚辞读本了。

各篇除译注外,都有题解。题解根据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详略不尽一致。注解力图择善而从,尽可能广泛吸收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间或也有自己的千虑之一得。如本书对《离骚》首八句的理解与各家注本不同,承杭州大学姜亮夫先生鼓励,并帮助我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才使我决心把自己的看法拿出来;为了说明理由,我写了一篇《离骚首八句考释》作为附录,以就正于海内专家和广大读者(此次重新排印,未收入此篇文章。——编者按)。

译诗的格律,基本上有三种:四顿两截体;三顿体;基调五七言。为了探索这三种格律,我写过两篇稿子:一、《从闻一多的〈死水〉谈到新格律诗问题》,载于《文学评论》一九六一年第四期;二、《五七言的单音煞尾》,载于《文汇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五日。值得一提的是前一篇稿子的发表。那篇稿子对何其芳同志的格律主张提出了商榷的意见,我把稿子寄给何其芳同志,请他指教。我当时还在农村劳动,是个二十多岁的刚“摘帽”的“右派”。想不到何其芳同志竟愿为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承担“政治责任”,把他的与自己意见不同的稿子推荐给《文学评论》;《文学评论》编辑同志又提了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后来,我把一部分《楚辞》译注稿寄给何其芳同志,何其芳同志把它转给胡念贻同志审阅,胡念贻同志给我提了宝贵意见。当时,原安徽大学教授李翘(孟楚)先生,也曾对我作过热诚帮助。我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能坚持完成《楚辞译注》初稿,是与这些前辈学者的鼓励帮助分不开的。

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六四年冬。“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它就与其他手稿一并被抄。当时,我在温州市郊永强中学执教,我的学生范新华同志把它从“造反司令部”“偷”出来,藏在自己家里,后来归还给我。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得以调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我把稿子寄给上海古籍出版社,承蒙他们错爱,提了三次精当、具体的修改意见,使一堆发黄的旧稿纸也浴到新的阳光。本书的责任编辑王维堤同志,付出了大量的劳动。

拙稿修改期间,北京大学林庚先生、杭州大学徐朔方先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袁珂先生,以及杭州大学郭在贻、浙江省文联骆寒超、杭州师院罗仲鼎、淮阴师专萧兵诸同志,曾以不同方式给我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董楚平
1983年8月25日于杭州

编者按:此次重新排印,除董楚平先生原著外,另加入了“王逸叙”,以及古人有关《楚辞》的插图,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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