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共和国文化事业的奠基人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又名郭鼎堂，号尚武。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乐山。作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曾赴日本留学，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五四时期以诗歌歌颂人民革命，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加入共产党。起义失败后，在国民党的迫害下旅居日本，从事诗歌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抗战胜利后，积极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发动内战的阴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是中共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
1949年10月2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郭沫若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同时还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等职务。此时的郭沫若，满脸笑容，精神矍铄，即使日理万机，也精力充沛，似乎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共和国成立初期，郭沫若为恢复和发展共和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郭沫若亲自主持或参加了全国大学、中学教育工作会议，文化工作会议，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制定或审查工作计划，并负责向政协、人大和国家最高领导汇报。他积极参加了救济失业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及失学学生的工作。
郭沫若非常关心文字改革。早在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就已经写好有关文字改革的书面意见，呈递毛泽东，主张一要走拼音文字的道路，二要成立专7的文字改革机构。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成立时，他当选为常务理事。1952年2月，他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会上讲话指出：中国文字改革是一个长远的问题，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坚决主张汉字必须走向拼音化；他还以生理学作为依据，提出“中国文字宜横写右行”，因为眼睛视线横看比直看要宽得多，文字横排能减少视力的损耗。经过他的倡议，《光明日报》率先改为横排。截至1955年11月，中央级的17种报纸中已有13种改为横排。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经中共中央同意改为横排。于是全国响应，形成后来全国报刊图书和公文均实行横排的局面。
作为共和国主管文教工作的领导人和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十分注重对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共和国成立初期，尤其重视文艺工作者队伍的建设，注重对旧文艺的改造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他对自己要求严格，经常告诫自己和同志们要“不断学习”，努力争取“在毛泽东旗帜下长远做一名文化尖兵”。号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努力结合实际，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成了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他们的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共和国的文化事业。
只问攀登莫问高
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有诸多职务在身，日理万机，但是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学术研究的贡献。
郭沫若在学术研究上从不满足，一直在不断的攀登科学的高峰。正如他在给北京大学学生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在目前乃至我们的一生，最要紧的是‘努力攀登’，不怕高峰有多高有多远！高峰也是逐步升高的。只问攀登莫问高！”
在对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上，1950年2月，他在《蜥蜴的残梦》中，引证了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郭宝钧有关殷代人殉材料，说明殷代“这样大规模的用人遗迹，自然是奴隶制的铁证”。并批评了董作宾仅仅依据甲骨文“臣民”两字是否奴隶，就否定殷代是奴隶社会。因为他判定殷周是奴隶社会的证据还很多，并不只在甲骨文这两字的字形孤证上。他提出了“殷、周都是奴隶社会，而奴隶社会的告终应该在春秋与战国之交”的明确观点。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确立了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战国封建说”成一家之言。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同郭沫若交谈
1959年3月，郭沫若应中国历史编写组之邀，发表题为《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的谈话。这两个问题，即中国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分期标准，又推动了因“反右”斗争一度沉寂下来的学术争鸣。
在甲骨文研究方面，郭沫若在共和国成立后仍继续致力于搜集、整理与著录的研究工作。1956年他开始主编《甲骨文合集》，组织了专门的班子，直到逝世一直关心这一工作。《甲骨文合集》共收甲骨41956片，13大册，1982年出齐，历时26年，被学术界誉为“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巨著。具体工作虽由总编辑胡厚宣负责，但它的完成却有赖于郭沫若的“巨大威望和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全力支持”。他曾指示：《甲骨文合集》要“尽可能把材料搜集齐全”，并指出，卜骨刻辞早晚混淆的现象及甲骨与伴出陶器即使同时埋入，也不一定为同时遗物，这一见解对甲骨学研究者颇有启发。
在整理古典文献方面，郭沫若也付出了很多心血。共和国成立后初，他便主持对《管子》一书的校勘工作，以便打开“战国秦汉之学术宝藏”。《管子集校》共170万字，自1953年11月至1955年11月，历时2年，比共和国成立前后闻一多、孙毓棠参校的《管子校释》稿本的字数多出两倍多，其中有大量的新材料和新收获。《管子》一书是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其中多有关于哲学史、经济史的资料，很有价值。但“文字复舛误歧出，如不加整理，则此大批材料听其作为化石而埋没，殊为可惜”。为做好这一工作，郭沫若多方搜罗版本，调阅各种尚未出版的稿本，召集国内有关专家组成专门班子，在他指导下进行工作，最后由他总其成。书稿完成后，他写了《管子集校·叙录》，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管子集校》可以说是历代《管子》校注的集大成者。
郭沫若不单是文学家、学者，他还是一个革命家，是20世纪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巨人，他一生著作约两千万字。无论是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还是历史、考古、古文字研究等诸多方面，他都勇于探索，勇于开辟，勇于创造，而且均有卓越的建树。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