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迁苏州继续读书
上海生活费用高昂，难以久居。许崇德母子商量决定迁往苏州居住。苏州虽然不如上海那样有英租界、法租界赖以托庇，但那里有几家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可以就读，从而避免日本人管教。何况沪嘉一带日兵占领为时已久，那种烧杀淫掠的兽行已渐收敛，因此，去苏州继续读书还是可行的。
苏州毕竟不像上海那样喧嚣，许崇德母子在护龙街乐桥北的孝义坊3号院内租了两间破旧的小平房，把盛放衣物的木箱充当书桌，四角垫放几块砖以增加高度，许崇德坐在一个锈迹斑斑的泰康牌饼干桶上日夜苦读(后来房东借给些破旧家具才得以改善)。许崇德就读的振声中学虽然不受日本人管教，但每周有两节圣经课。星期天早晨还必须去教堂做礼拜，用英语唱“赞美诗”。这使得许崇德十分烦厌，所以后来便转到乐群中学。它虽然也是教会学校，但不要求学生读经做礼拜。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英国对日宣战。苏州的教会学校当然就不再是“世外桃源”了。
有一天，学校里闯来了几个汪伪政府的人，找学校负责人及几位主要的教职工谈话。之后，他们在院内贴了一张盖有红印章的“告示”，大意是：美英校产已由“政府”接管，乐群等学校停办，同苏州的其他几所教会学校合并，改名为“江苏省立联合中学”。告示宣布，“委派章志岳任联合中学校长”。章志岳看上去约30来岁，颇有仪表。传闻此人很有来头，他是汪伪政权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袁殊的外甥。学校的剧变对年轻的初中生来说，感情上无法接受。许崇德所在的初三班同学带头闹了个小小的风波，把门窗玻璃统统砸碎，校园一片狼藉。出人意料的是那个汉奸校长竟没有反应，也不抓人，又不处分学生，事情便不了了之。
1942年夏，许崇德联中毕业，考入省立苏州中学读高一。省中即“苏州草桥中学”，称得上是一所名校。校园宽敞，汪伪政府的教育厅就在后院办公。
苏州中学的中心位置有一座礼堂，礼堂的前边靠右角放着一架钢琴。钢琴不上锁，除了音乐老师外，平时没有什么人去动它。不过许崇德经常看见一个身材不高的男子光顾这儿。此人坐下来一动手，就响起非同凡响的琴声。他手指灵巧，技艺娴熟，弹奏出来的曲调远比昔日在教堂里唱诗时听惯了的琴声动人多了。后来，有同学告诉许崇德，那个偷空便来玩琴的人就是教育厅长袁殊。“呀，大汉奸！”许崇德从心眼里对此人十分厌恶，从此不再过来听袁殊的琴声了。而且岁月流逝，此情此景逐渐遗忘。
大约过了60年之后，许崇德在2005年10月偶然读到一份转载自《天津政法报》的材料，题目为《中共情报史上的“五重间谍”》，讲的竟是关于袁殊的历史：他1911年生，1929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而他的秘密身份则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袁殊1931年加入共产党后立即转入特科工作。1932年，他打入中统内部并结识了日本驻上海的副领事岩井英一，经党组织批准接受岩井按月付给他的“交际费”，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中共批准，袁殊又以青帮的身份由杜月笙推荐给戴笠，成了军统的情报人员。上海沦陷后，袁殊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秘密行动小组搞锄奸活动。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的秘密情报向遥远的延安送发。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日本外务省得知日军已确定南进的战略部署，于是火速向延安报告，使苏军解除了早先担心腹背受敌的顾虑，毅然调整部署，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开赴西线。袁殊完成的情报工作数不胜数。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向党中央提供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布置和“清乡”行动；建立前往根据地的秘密通道，等等。袁殊曾亲自救出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并曾掩护我方人士如范长江、邹韬奋、潘汉年等进入根据地；还曾及时提供准确情报，使粟裕部队迅速跳出日伪联合作战的包围圈。
堪称孤胆英雄的袁殊在惊险的隐蔽工作过程中没有发生过意外，这当然要归功于他的机智与胆略。但无疑他的神经始终是紧绷的。试想一个出入虎穴、处在四周布满陷阱的环境里，时刻面对着生死考验的人，他能心平如镜、波澜不起吗？许崇德60年前在苏州中学礼堂看到的袁殊弹琴的情景，看来绝不是平常的休闲作乐。且看那万马奔腾似的跳动着的键盘，且听那山崩海啸般的琴声，不正是袁殊内心包藏着的闷郁、警惕和愤懑情绪的发泄吗？许崇德原先不知真情，60年来一直以为袁殊乃大汉奸，因而厌恶他。现在真相大白，实在是看错了他。像袁殊那样忠诚为党工作，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把生命置之度外，这种品德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