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清寒而有文化气息的家庭
许崇德幼时，家境清寒。父亲许志和曾经在当时的京汉铁路局做过低级职员。许崇德出生6个月后，父亲就病死了。许崇德的母亲黄佩忍生长在吴江县黎里镇的一个书香门第，爹爹和大哥(许崇德的外祖父与大舅父)都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她大哥还是柳亚子的朋友。黄佩忍受家庭影响，从小酷爱读书，成天关起门来与书为伴。黄佩忍嫁到金泽后，时运不济，几乎没有过欢乐的日子。许志和去世，留下寡妻养育襁褓中的许崇德，还有一个比许崇德大7岁的姐姐许崇道。孤儿寡母，一家三口，租住在下塘街陈修己家的三间平房里。为了支撑家庭开支，黄佩忍每天晚上辛勤地在油灯下做手工活，接受包工头发下的床单、台布等胚料，为资本家的出口产品挑花刺绣，按图加工，以此换取微薄的工资。白天，黄佩忍在镇里办了个女子私塾。当时，在镇里虽然已经有了被称作“洋学堂”的县立金泽小学，但许多家庭还比较守旧。他们对洋学堂男女混杂的现象不太放心，一般愿意把女孩子送到女子私塾里来读书明理，因此黄佩忍办学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支持和同情。而收取的少量学费对办学者维持生活来说，亦不无小补。遗憾的是这些事距今已八十多年，具体细节已难追忆。幸好故乡的媒体《青浦报》于2008年11月18日第4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师恩难忘”的短文，足以参考。该文的作者朱上林同志记录了他曾在女子私塾上过学的老妈妈的口述，称：黄佩忍恩师“人正直，学问好，最最了不起。……先生把个个女孩都当作自己的亲生，读书写字，教得十分认真严格。先生反对体罚学生，最大的处罚是留吃饭。黄先生与被罚学生一起，边吃边讲道理，学生在关爱和羞惭中很快认识和纠正了自己的不足。黄先生提倡妇女的自由解放，提倡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她是一个大爱无垠的良师。”这篇短文简要朴实，却验证了很有意义的历史遗事。
许崇德幼小时睿智的开发，得益于母亲黄佩忍的潜移默化。她经常背着儿子在房间里踱步，边走边朗诵挂在墙上的条幅：“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由于王勃名句所描绘的同金泽周边的风光有些类似，所以容易刻印进许崇德幼小的心扉，编织成梦幻般的憧憬。黄佩忍通常吟唱的另一首诗便是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反复地咏唱这首童谣式的古诗，作为启蒙教育，培养了许崇德人性之爱和懂得感恩的意识。许崇德长大后在生活中遇到那种见利忘义、不知感恩的社会现象时，往往会表露出强烈的鄙视和厌恶之情，后来在1982年宪法草拟过程中，他积极支持将“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写入宪法第49条，这些都同他在小时候受到的家庭熏陶不无关系。
许崇德小时候的兴趣以及他温和的性格的养成，也是同姐姐许崇道对弟弟的抚爱分不开的。许崇道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子，先是在县城念初级中学，后在上海市幼稚师范学习。她每逢放假回家小住，姐弟俩就如影随形，亲密得分离不开。姐姐特别喜爱文学，在上海读书期间结识了多位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无形中接受了他们的进步思想。她自己也偶尔在某些进步刊物上发表一些带有左倾色彩的作品。
每当许崇道休假回家，她爱好文艺之癖就快速地传染给了弟弟。许崇道随身带回家一大摞翻译过来的俄罗斯小说，她整日便躺在夹道的藤椅里津津有味地阅读，一有空闲时就把书中的故事讲给弟弟听，使许崇德十分入神。姐姐还教弟弟唱歌，当时，许崇德从姐姐那里学会了唱《大路歌》、《毕业歌》、《热血》、《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等。这些歌曲在偏僻的乡镇是不大有人会唱的，他字正音圆的童声受到了老师和邻里们的赞赏。
稍后，许崇道还教弟弟拉二胡、吹口琴。当然技艺不高，只是玩玩而已。但许崇德却十分投入，非常刻苦地练习。十多年后，许崇德拉得一手好二胡。他在大学期间，曾参与国乐团在上海广播电台演出国乐合奏的节目。同时，他还擅长弹奏吉他。1950年8月，许崇德在描述自己暑期生活的一首词中，有“风吹千页乱，指拨六弦和”之句，刻画出他凭窗弹琴的形象。在那琴弦上跳跃出来的音符里，许崇德看到了姐姐的容貌：“啊，姐姐，我是多么想念你呀！”
回忆上个世纪30年代，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组织了上海的知识青年分批进入革命根据地。其中就有姐姐许崇道。1938年春，许崇道抵达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培训一段时间后，便南下到新四军五师工作，任制图室指导员兼抗大第十分校教员。期间，她嫁给了一位名叫缪的战友。缪原籍贵州毕节，1927年参加革命，是贵州省中共组织的三个创始人之一。1942年，许崇道夫妇随部队转战在湖北孝感。许崇道在与日本侵略军的一次鏖战中不幸壮烈牺牲。生前许崇道曾产下一个婴儿，兵荒马乱之中寄养在一户农民家里。及至亲娘死去，部队大转移，婴儿生死便再也无从知晓。可怜忠魂一缕，到何处能寻觅她遗留的骨肉？
40年后，弟弟许崇德追思亡灵，曾给虚拟中的昔日的婴儿写了一首题为“示外甥”的律诗：“生于战乱未相逢，消息杳沉四十冬。欲剖舅心明母志，强思姊貌拟甥容。风侵旧袖啼痕淡，雨袭孤坟草色浓。幸若尔身能在世，耕勤勿忘觅遗踪。”此诗表达了许崇德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亲情。
许崇道生前著述的作品不少。但年深月久，大都散佚。1991年，许崇德辗转托人，好不容易在上海图书馆的特藏部找到了许崇道1937年发表在《女子月刊》上的三篇遗作。其中一篇是新诗，共50行(登载在第五卷第三期)；另两篇是短篇小说(分别登载在第五卷第五期和第六期)。许崇德把它们汇集拢来，加上其他的一些文学资料编辑成册，取名《涓水苔痕》。在扉页上清楚地写上“此书献给亲爱的姊姊崇道女士”。
《涓水苔痕》一书的编者署名“钟岱”(崇德的谐音)，由查良镛(金庸)先生题写书名和作序，并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对许崇德来说，这是半个世纪之后奉献给姐姐许崇道的一瓣心香。而对金庸的侠义相助，许崇德非常感激。
当初，许崇道辞母别弟，奔赴延安，母亲的内心十分复杂。她一方面觉得依绕膝下多年的爱女从此离别，远走高飞，感情上实在难分难舍。但另一方面，她又是深明大义的女人，认为国难当头，让自己女儿投身抗日，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母亲黄佩忍虽然性格坚强，行事理智，但是每到半夜，许崇德经常发现母亲在被窝里哭泣。这种境况亦使许崇德悲怆不已。由于关山阻隔，统治区域不同，邮路不通，彼此长期处于隔绝的状态，因此愈加令人相思和不安。等到1949年全国解放，黄佩忍通过中央组织部，才知悉了上述的关于女儿的情况。人民政府颁发给了她烈属证明书。她始终在复杂的心态中度过余生，于1972年手持着烈属证与世长辞。
从前许崇德曾经生长其中的一个清寒但具有文化气息的家庭的变迁，现在已成为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