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谈中国古典小说的魅力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对传统主要是采取激烈的批判态度，对中国的古典小说也基本如此，除了对个别作品如《红楼梦》等给予较高评价外，多数作品都在被批评和指斥的范围之内。人们似乎觉得中国的传统小说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技巧，思想和观念也多是封建的，陈旧落后得令人难以容忍。最明显的是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批评，那些过于类型化的故事，那些令人讨厌的才子和令人烦腻的佳人，还有缺乏悲剧精神的大团圆式的结尾，都是批评家集中火力狠狠打击和轰炸的对象。应该说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站在西方的小说立场来看更是这样。但应该注意的是，中西方文化语境及其思维方式和心灵世界等方面的差异性，又告诉我们不能忽略中国的文化传统及中国人的经验，只用西方小说观来看待中国古典小说，那必然会有不少遗漏和损失，出现诸多误读与失语现象。有时这种错误就好像用“尺子”去丈量“重量”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以现代的思想意识，站在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的经验上来理解中国的古典小说，就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了。在这一方面，林语堂的做法比较有代表性。
从西方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的立场来看，中国小说太游离于社会和政治变革之外了，所以当梁启超等人提出“小说”具有改良社会、政治以及新民功能之后，甚至“小说”的作用可以达到使国家“兴亡”的高度，这一下可了不得了，整个的20世纪中国小说整体地一下子成为改革社会政治、启蒙人们思想和富国强民的重要工具。如果从小说与社会政治一向过于松弛的关系来看，相应地强化其功利性不是不可以的，问题是将小说看得那么重要又走向新的误区，至少是改变了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功能性质。林语堂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文学并没有那么大的本领，国家兴亡主要还是政治家、经济学家的事情，与“无用的”文学无关。如果文学真有什么功用，那就是“无用之用”，是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世道人心，或者说关心着这个“人生”。而小说更是这样，它在文学中又是最消闲的。在《京华烟云》的序言里，林语堂直接谈到这一点，他说：“‘小说’者，小故事也。无事可做时，不妨坐下听听。”接着，作者进一步解释道：“本书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既非维护其完美，亦非揭发其罪恶。因此与新近甚多‘黑幕’小说迥乎不同。既非对旧式生活进赞词，亦非为新式生活做辩解。只是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争吵，如何宽恕，如何受难，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些生活习惯，如何形成某些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而已。”这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功能观有一致之处，因为中国古代的小说多是仕途不顺或退隐山林后写来自娱的产物，它往往不被承认是文学正宗，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也正因此，中国古代的许多小说是找不到作者的，即使是作者本人也不想将大名公布于世。像《红楼梦》这样一部非常伟大的小说，它的作者曹雪芹到1917年才被胡适考证出来。还有《野叟曝言》的作者告诫子孙不要将其名公布于世，直到很晚人们才知道这部了不起的小说作者是夏敬渠。同样，《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还是施耐庵，直到今天仍不能确定。对于这一点，林语堂并不认为这是中国小说的缺点，而正是其长处，正是反映文学最为重要的功能不是别的，而是消闲，是在人生中消解那些漫漫的白昼和黑夜，尤其是长篇小说更是这样。林语堂说：“有什么比一个结核病人躺在床上看《水浒传》，欣赏李逵的力气与业绩更容易令人兴奋和畅快的呢？应该记住，中国小说总是躺在床上读的。”“长篇小说生来就是给人消磨时光的，这一点是公认的。当作者有足够的时间可供消磨，读者又不急着去赶火车的时候，没有理由急急忙忙地写完或读完。中国的小说是要耐着性子慢慢读的。路边既有闲花草，谁管路人闲摘花？”（《小说》）这就是林语堂对中国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功能与价值的理解，这一观念直接影响了林语堂的小说观，也影响了他创作小说的支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能就不会简单地用西方的所谓强烈的矛盾冲突来要求中国那种松散而漫长的小说，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的一生既短暂又漫长，有限之人生更应该用来体会无限之世界，从而获得某些心灵的感悟，而不是如西方人那样在没完没了的竞争和奔忙中，矛盾、冲突和紧张地生活，最后失去丰富的心灵和自己的快乐。从这个意义上看，林语堂认为中国的小说在情节上比较接近劳伦斯小说的松散，在篇幅上又与俄国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样冗长，因为小说的主要任务是讲故事给人听，而不是别的什么。
故事往往就是人生和人性，所以小说实际上就是写人生和人性的。由于故事不同和变幻莫测，所以展现出来的人生和人性也就丰富多彩和跌宕变幻。所以，离开了人生及人性，小说也就失去了更大的价值和意义，也就难以真正地感动人心。林语堂谈中国古典小说非常注重从“人生和人性”角度切入，以发现它的真正魅力之所在。他说：“好的短篇小说，应使读者终篇时，有一种感叹，觉得增加我们认识人生的诙谐错综，或对某一种人得深入的了解，或引起我们对某一人物的惋叹怜慕与同情。”（《英译〈重编传奇小说〉弁言》）又如，他这样评价《红楼梦》：“《红楼梦》无愧是世界名著。它的人物刻画，它深切而丰富的人性，它炉火纯青的风格，使它当之无愧。”即使是林语堂一向批评其性描写丑恶之《金瓶梅》，也是如此。林语堂说：“比如《金瓶梅》虽有五分之四篇幅的淫秽描写，但它却是最好的社会现状小说，它既无情又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幅芸芸众生的画像，描绘了乡绅土豪的嘴脸，特别描绘了明代中国妇女的状况。”（《小说》）对短篇小说，林语堂也作如是观：“短篇小说之主旨在于描写人性，一针见血，或加深读者对人生之了解，或唤起人类之恻隐心、爱与同情心，而予读者以愉快之感。”（《〈中国传奇小说〉英文本导言》）就如同男女爱情是人类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人性一样，小说也就紧紧抓住了这些方面，以便打动人心。这是中国小说最有价值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最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对《西游记》所做的人生和人性的解释。他说：“我现在愈加能够体会《西游记》这部中国伟大的猴子故事的智慧和见识。”“人类历史的演进和那些半人类的动物到西天去参圣的行程，真是多么相似啊——孙悟空好似代表人类的智能，猪八戒代表较卑下的天性，沙和尚代表常识，玄奘法师则代表智慧和圣道。”“人类进展的事迹，就是像一群都有缺点的动物的谒圣行程一样。”“在这个由人类到神佛的参拜旅程中，人性脆弱的本能、愤怒、复仇、暴躁、肉欲、不宽恕，尤其是自大和不谦逊的本能，不断地暴露出来。人类的技巧增高时，破坏力也同时加高。”（《我们的动物性遗产》）以往，研究者都将孙悟空看作是一个大胆反抗的个性主义者来赞美，这是一种极富社会学、思想观念的解释，但林语堂主要是从人与天地关系，从人性的局限性角度来解释的，是一个新视点，很有突破性。试想，在早时的孙悟空身上，确实蕴含了更多的破坏性和无法无天的自大性，他可以依恃自己的能力为所欲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放进他的眼里，在林语堂看来，孙悟空代表人类的无知和虚妄，也代表人类的浮躁好动和不宁静，因为人类再伟大也不能超越天地宇宙之外。而观音菩萨和如来佛则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天地道心，因为他们让孙悟空看到了人类的局限和学会谦卑的教训。孙悟空以上天入地之能竟然不能出如来佛的手心，于是孙悟空那颗对什么都无所畏惧的心灵才有了顾忌。林语堂在《猴子的故事》中是这样以孙悟空来比喻人类的：“我们像这只猴子一样在做叛逆的行为，我们没有和平，也没有谦卑，一直到观世音菩萨从天上抛下花枝，把我们克服了才止。我们直需等到科学把宇宙间的一切界限探索出来后，才会得到真正谦卑的教训。”的确是如此，现代社会人本主义者还不就是那只无所畏惧的猴子？他们不信仰任何东西，只信服他们自己，于是缺乏宗教信仰，无法无天，连对天地宇宙都失了敬畏，那还如何能够保持宁静、和平和快乐的心灵？要知道，任何人都是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更不要说这个广大无际的宇宙了。林语堂还对缺乏人性深度描写的《今古奇观》提出批评，而对蒲松龄的人物描写非常佩服。如对《今古奇观》，林语堂说：“用现代眼光批评，冯梦龙的人格描写实在平平。”“清代传奇作者，我独佩服蒲松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的人物生动，且给人以人生出奥之感。以现代眼光言之，常人行为，每出常轨，不尽合理，每人有每人的弱点，读了叫你又同情，又感叹。马介甫怕老婆怕得奇怪，却是入情入理。后来老婆沦为乞丐住破庙，马介甫还去看她，这是《聊斋》的佳处。”“《聊斋》所以为一切志怪书所不及，就在它描写人情的细致。”（《英译〈重编传奇小说〉弁言》）
林语堂还特别赞赏中国古典小说的奇思妙想和神秘色彩，这与林语堂的性情是十分相近的。这里除了世界和人生本身的神秘莫测外，很大程度是与小说给人以趣味、快乐和超逸性有关。他说：“读此等故事，如置身神妙魔术世界，千奇百变，而事事如真，风味颇类《天方夜谭》，但觉乐趣横生。”（《林氏英文本导言》）也是因此，林语堂特别欣赏中国的传奇小说，像唐代传奇、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这样，像《西游记》是这样，像《镜花缘》、《野叟曝言》和《红楼梦》等都是这样。由此，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林语堂何以喜欢“梦”、“鬼”、“童话”、“神”、“怪”及“探险”等内容的小说了。如林语堂说他喜爱的李复言的小说，故事往往灵异自然，略有神话的意味，也常常处于半真半假状态，读了既轻松又灵活，还充满趣味。《野叟曝言》中的神勇无比也是这样，它给林语堂不少惊奇！还有孙悟空的金箍棒可以随意变大变小，真是令人叫绝。其实，想象力与创造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与自由精神与浪漫情怀不可分割，这是林语堂特别赞赏中国古典小说的地方之一。而中国现代新文学就是要在写实主义的基础上打倒这些“怪力乱神”，于是忽略了文学的想象力和神秘性，变得过于现象化、平面感和写实性，也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是缺乏飞翔、灵动和逍遥精神的文学。
另外，关于对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的赞扬，关于对佛家文化的批评，尤其是对和尚的讨厌，对中国母亲的伟大之推崇，林语堂在评论《野叟曝言》中提及最多，这是应该充分注意的。还有讽刺手法的运用，人物刻画的细腻和深入，白话语言的明快对白和口语化都是林语堂所佩服的，这在赞《老残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和《南柯太守传》等作品中表现最为明显。如《书痴》是《聊斋志异》中一短篇小说，林语堂称誉它及其作者说：“蒲为一博学鸿儒，才气过人。……蒲氏对官吏之鄙薄多于其小说中见之，幽默泼辣，讽刺深刻。”（《中国传奇小说英文本前记》）这种对中国古典小说表现技巧的高度评论，在林语堂小说评论中经常可以见到。事实上，林语堂自己的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更多的倒不是吸收西方的，而是从中国古典小说中汲取营养，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需要说明的是，林语堂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更多集中在《红楼梦》上，因为我曾专文写到林语堂与《红楼梦》的关系，此文只是从略而谈，读者可参看本书《心中之梦〈红楼梦〉》一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