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恨不曾为孔门弟子
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来说，孔子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他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还影响了中国的思想、道德、文化和教育等各个方面。仅就后一点来说，孔子就够令人羡慕的了，据说他有门人三千，最有成就者就有七十二人。而且，孔子常与学生燕居闲谈、周游列国。由于孔子门人对孔子学说的发扬光大，也由于孔子学说对治国的实用功效，还由于统治者对孔子学说的重视，孔学渐渐成了“国学”，当然，孔子也就成了“孔圣人”。
可是，到了“五四”，孔子学说却遭到了彻底批判，一时间打倒“孔家店”，破坏“偶像”的呼声被喊得震天响。其中用力最大、态度最决绝者是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和鲁迅。他们将孔子学说看成是封建统治的基石，必欲彻底进行铲除。至于对孔子本人，他们虽然没有将他与孔子学说与儒家思想等量齐观，但也没有多少好感。比如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就将孔子进行了“戏化”。他一边称孔子为“夫子”，一边又说：“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顛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对于各方面的尊孔、圣孔，鲁迅亦不以为然，因为他已“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到了后来，尽管军阀政府也不时把孔子当“圣人”抬出来吹捧，但总体来说，孔子的形象越来越不成样子。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子和林彪被放在一起进行批判，有人干脆将孔子戏称为“孔老二”。从中可见孔子这个“圣人”此时的地位一落千丈而成为“阶下囚”。
林语堂对孔子的态度很是特别，大致说来他往往将儒家思想、孔子学说和孔子分开解释。比如，他认为，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本义，而是后来腐儒们篡改的。又如，他在肯定孔子学说的伦理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时，直言其不足：“孔子学说依其严格的意义，是太投机，太近人情，又太正确。”“孔子学说中还有其他缺点，它过于崇尚现实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讽刺孔子哲学，固非难事，他的崇礼仪、厚葬久丧并鼓励其弟子钻营官职，以期救世，均足供为讽刺文章的材料。”《中国的神仙哲学·序论（一）》而对孔子本人，林语堂则多加赞美，将他看成一个非常可爱迷人的人物。更有趣的是，林语堂一面引孔子为“论语同志”，一面写出《思孔子》这样的妙文趣文。到了实在思念和佩服得了不得，林语堂竟说出这样的话：“呜呼！吾焉得不思孔子乎？呜呼！吾焉得不思孔子乎？”在这感叹复又重叠的句式中，寄寓了林语堂对孔子无限的深情和焦渴似的向往！
在林语堂眼里，孔子最重要的不是被后人罩在身上的那个大大的“圣人”光圈，而是脱了圣衣的普通人，这也是林语堂总是那么痛恨和厌恶道学家的主要原因，因为过于神化孔子，其实并不能抬高孔子，而是贬低了孔子。基于这一认识，林语堂早在1928年就写了剧本《子见南子》，将孔子从圣人宝座上拉下来，让孔子成为一个可爱的“人”，这个剧本受到鲁迅等人的赞扬。因为学校公演这个剧本还引起了一场大官司，从中显示出孔子后人对孔子圣人身份的重视与不遗余力的维护。在这之后，林语堂又写了一系列谈孔子的文章，还专门写了一本《孔子的智慧》向美国读者介绍孔子学说和可爱的孔子。
在林语堂看来，孔子的可爱之处甚多，其中幽默和近情是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对腐儒道学家来说，孔子的好些话和事情都不好解释，为了不违背圣人宗旨，他们不得不牵强附会，硬做解释。有时往往还闹出大笑话。对此林语堂常常是一边忍不住哈哈大笑，一边不得已就骂这些道学家几句而解解气。在林语堂看来，一个幽默而近情的人不但不会损害其声誉，反而会增加他的光辉，因为幽默需要智慧，近情才能可亲可爱。
提到幽默，林语堂认为孔子自然是幽默的，他的《论语》一书中有很多幽默的话。因为幽默是这样的：自自然然，在静室里对至交好友闲谈，一点不肯装腔作势。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孔子与门人出游时走散了，经人指点，门人在东门外找到了孔子。门人告诉孔子说，别人说他像一条丧家之狗。对此，孔子不但不恼火，反而自己承认说：别的我不知道，至于像一条丧家狗还真有点像。表示孔子幽默的地方还有，如孔子说，他总应该找点事情来做，否则岂不成了挂在墙上不吃饭的葫芦了？又如孔子自语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自己喊着来出卖自己。林语堂认为这是孔子的幽默，也是孔子高人一等的地方。林语堂还赞赏孔子的多情而好哭，活脱脱一副真性情的率真本色。有一次，孔子与门人路过一丧亲之家，他跟着哭声就进去了，结果自己也号啕大哭起来。出来后，门人问他何以如此大哭，孔子坦白说，本来只想进去看看，但人家哭自己也忍不住哭起来。还有一次，自己最心爱的学生颜渊死了，孔子哭得委地如泥，有人劝他不要那么伤心，孔子却说：我哭得太伤心吗？如果颜子死了我不这样哭，我还能为谁这样痛哭呢？不仅如此，林语堂还说孔子骂过人，如说那些当官的都是“饭桶”，骂那些好好先生和伪善的乡愿者是“德之贼”。对此，林语堂评论说：“孔子很容易受感动，也很容易流眼泪。可见孔子的感情是多么丰富。”“夫孔子一多情人也。有笑，有怒，有喜，有憎，好乐，好歌，甚至好哭，皆是一位活灵活现之人的表记。”（《思孔子》）林语堂还强调说，孔子的幽默不是那种暴跳如雷式的，也不带辣味、酸味和凉气的，而是醇厚的最上乘的幽默。这种幽默出于善意，笑得别人也可以笑笑自己。所以它蔼然可亲，温色可餐。而且这种幽默随口而出，是从其德性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毫无油腔滑调之感，也无矫揉造作之处。林语堂认为《史记》里用“温温无所试”五字来说孔子最好，而颜习斋解此五字也最妙。颜氏的解释是：“温温无所试甚佳，若穷居而慷慨悲歌，上者为屈贾，下者悲歌久则变节矣。”（《颜氏学记》卷七，页四）而孔子虽怀才不遇，但不慷慨悲歌，这是孔子幽默之最特别处。而那些一味将孔子神圣化的研究者却肢解了孔子。对这些人林语堂批评说：“以板板六十四的人解《论语》，遂使雍容自若，我行吾素，言行杰出之孔子，变为一位非常谨饬的平庸塾师，孔子之人情味，遂不可复见。”（《再论孔子近情》）
与孔子对比，林语堂觉得后世的道学家都非常可笑，也很不可爱。像程氏为皇帝讲课还非要执师生之礼不可，像现在的好多老师对学生那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都让林语堂不以为然。林语堂感叹说，现在的师生之间到哪里去找孔子师徒那种自由平等、无拘无束的问答，甚至在师生之间还可以随便开对方的玩笑呢？读林语堂论孔子的文章，我常感到有时他羡慕孔子那些门徒羡慕得要死，常常大喊大叫，长吁短叹，惋惜之声不绝于耳。林语堂曾这样说：“吾尝细读《论语》，精读《论语》而咀嚼之，觉得圣人无一句话不幽默。呜呼！世人岂知孔门师徒之中燕居闲谈雍容论道之乐乎？吾恨不曾为孔门弟子而与之谈天说地耳。”“噫，孔子何其幽默哉！吾将拜倒其席下矣！”（《思孔子》）此种心情，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除了林语堂恐怕再也难以找到了。
林语堂受孔子影响最大，很难一言以蔽之，在这里我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道德感。林语堂与孔子都强调“仁”，只是林语堂更直接将“仁”解释为“人”，即一个合乎人性的人。在行为方式上，林语堂坚守孔子信条，不仅在理论上倡导，而且在实践中奉行。为了建设新文化，林语堂不是如有的文化先驱者那样，往往简单地否定孝、礼、德、忠、信、义等，而是赋予它们以现代的意义。他批评现代人以自由为名行无赖之实，例如，无故骂人、借钱不还、放荡无忌和淫靡无度都是现代人的毛病，所以他坚决反对现代文人的“思想很保守，行为很放逸”，而主张“思想要放逸，行为要老实”。林语堂一直倡导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最瞧不起卑微琐屑的小男人。也因为这样，他在美国生活了数十年，才能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才能死也不加入美国籍，而是叶落归根，在晚年回到了中国台湾。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语堂可称得起“君子”和“大丈夫”。第二是人生态度。林语堂曾赞美孔子有“充实的欢乐”和“学而不厌”的精神，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热爱人生的表示。在这一点上二人不谋而合。读林语堂的文章就会感到这种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热心肠”，我称之为“诗化”的人生观。与此相关的是幽默、闲适、快乐、中庸、苦中作乐的积极进取精神。当然，这其中并不是一味地“穷乐呵”，而是在体验到人生悲剧性的同时获得一种不断追求，“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格物致知式的悲剧精神。第三是文体风格。孔子曾言：“辞达而已矣。”林语堂非常赞赏这一观点，提倡健、达、雅，追求质胜于文，这也是林语堂的文章常常率意而为、通畅易懂、清新明快、自然而然的重要原因。另外，林语堂文体的语录体、对话体，将读者当朋友的风格都明显受到孔子《论语》的影响。
林语堂曾设想过让孔子与西方现代哲人在一起对谈，依我的理解，这一理想中反映了林语堂欲与孔子对谈的潜意识心理动机。试想，当现代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异化性质，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现了可以医治现代文化痼疾的孔子及其学说，林语堂如何能不激动万分，跃跃欲试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容易理解林语堂何以能越过许多现代作家设置的障碍而独辟蹊径，发现孔子的现代意义，也可以理解林语堂为什么那么痴迷于要做孔子的弟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