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宗济：百年风雨近却“无”
吴宗济。
无踪迹。
“老顽童”吴宗济得知自己的名字在电脑上用拼音输入法打出来是“无踪迹”时，不禁连呼“这好玩，这好玩”。
是机缘的巧合，还是冥然的呼应？
实验语音学是他的学术专业，多少有些冷僻。他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大半辈子在音路上攀爬，甘之如饴。
生于1909年4月，殁于2010年7月，岁月在他瘦弱的身躯上镌刻了一个世纪的印痕。
2009年7月，他的人生迟暮。初次与他相见，发现所谓的印痕“功力”有限。
这位老爷子，思路清晰，回忆过往点滴，娓娓道来，不打磕巴，一聊就是四个多小时，不怕麻烦、不喊累。谈及“同等学力”，还要解释这个“力”是“力量”的“力”，不是“经历”的“历”，末了不忘搭上一句“对不住，耽误您时间了”。
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发出了警告，但他不遵医嘱，我行我素，几乎每餐都要吃肉，酒也要喝上一杯，并且总结出“啤酒不算酒”的理论。
好上网，看新闻，查资料，动不动还玩一把网上购物。出门时，一般乘坐出租，有时来了“脾气”，改乘公交车，让人好生没脾气……
“我现在是自己哄自己玩。”他边总结自己的人生态度，边拿着个笔记本向来访者索要联系方式，“留个号码，以后联系方便一些。”
所谓的“烦恼”都是旁人给的，他深谙“以柔克刚”。
人活百岁，不免让某些好事者“垂涎欲滴”，纷纷凑过来问什么“养身之道”。他答曰：老兄，可否把“身”字换成“心”字啊？也就是“养心之道”——任凭逆境顺境心态要好，良心要平。
还有人急切地想获取“养生之道”。他笑语：兄台，能否把“养”字换成“适”字啊？也就是“适生之道”——无论何事都要量力而行，把握好一个度。
“……处世平常心，得失莫计较。养心能适生，百岁浑忘老。”这是他99岁时写就的“顺口溜”，传递着他历经岁月磨砺升腾而起的人生感悟。
“无”，是吴宗济内心的律动。不过，淡然、清净之外，蕴含着激情，潜伏着力量。
生之涯：忧尽甘来作阿翁
“在许多事上我都不认真，是游戏，无欲无求，所以我闯过了一关又一关。”
吴宗济心境的“无”，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有”。
回望他的人生路，堪称一部传奇。
父亲吴永幼年身世飘零，14岁失怙，家贫如洗，四处漂泊，但精通音律、擅长古文、酷好金石，深得曾国藩公子曾纪泽的赏识，供其深造，后来索性让自己的千金以身相许。1896年，吴永被委任京郊怀来县县令，主政一隅。
风云际会，不经意间，他参与了历史，留下一部口述的《庚子西狩丛谈》。其中的篇章概述了他何以受到慈禧太后的宠幸：
庚子之役，国家以乱民肇衅，外国连衡而入京师。两宫微服出狩，行二日，至榆林堡。怀来县知县吴永具衣冠恭迓于道旁。于是帝后始得进粥、备供帐。当是时，吴公之名闻天下。既而太后嘉其行谊，命开缺以知府随扈督办行在粮台。日夕召见，骎骎且大用，众以封圻台辅目公矣。而公伉直自将，不肯骫骳随俗，以故枢要多不悦公，遂以道员外放。然太后终契其贤，遇两司缺出，未尝不忆及公；每入都召对，未尝不移晷也。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偕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吴永迎驾服侍有功，恩准随扈西行，颇受器重，惹得众官僚眼红。慈禧护才心切，令他远离朝廷，“遂以道员外放”。
在此期间，吴夫人不幸辞世。这消息被黄浦江畔巨贾盛宣怀听出了玄机。对于当时朝廷的人事格局，他熟稔在心，不禁思忖：把吴永拿下了，又多了一个直达九重的通道。于是，他不惜邀请年方二八的堂妹“出山”，将其从沪上送到广东吴永的府上。当而立之年的吴永看到貌美如花的姑娘时，不禁心动，旋即成婚。
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就是吴宗济。
吴宗济刚降临人间，就遇到了坎：患上了严重哮喘。有医生说，这孩子，命长不了。
一位德国医生出了个主意：多带孩子到海边吹吹风，呼吸带盐分的空气，清理肺部。此时，吴永已被调任山东。所以，有一段时间，每天的清晨，烟台后海上演着这样的一幕：一个丫鬟装扮的女子，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在海边漫步，身边簇拥着同伴，还有全副武装的兵士。这样坚持了一阵，总算有了些好转，尽管时有反复，性命却是稳住了。
童年的吴宗济，享受着百般呵护，“我小时候是前清遗少，是公子少爷，没受过多少苦”。
但好景不长，11岁时，他经历了丧母之痛。随着时局的激变和年岁的增长，吴宗济的生活轨迹不断地趋向“丰富”——
由于生性顽皮，父亲盛怒之下把他送入了北平成达中学。这里由北洋安福系名将徐树铮主管，建筑如兵营，每天出操四五个小时，“完全德式军事管理”，“管教得极严，几乎到了野蛮的程度”。
1928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市政公路系，学了数学、测量、平板仪的使用，还念了大学物理。但刚读一年，这个系“停摆”了。由于爱好摄影，觉得化学跟胶片有关，就主动转系专修化学。又是一个年头，肺病严重发作，神经衰弱，不得不休学回家。
当时清华大学校友录上关于吴宗济的信息
这期间，他奔赴上海。一边养病，一边替代父亲出任联华影业公司的股东，并客串起摄影师的差事，也结识了聂耳、金焰、阮玲玉等名流，夫人和阮玲玉的合影就摆在书房的显著位置。
吴宗济夫人和影星阮玲玉（左）合影
1932年，他重新回到了清华大学。对化学没有了兴趣，又转到了中国文学系。第二年，他选修了语言学家罗常培的“中国音韵沿革”课程，简单地认为音韵就是诗韵，学上一点，对自己写诗有所裨益。哪知这成了他毕生学术追求的一个节点。
1935年暑期，留校从事校刊编辑出版业务的吴宗济从报上获悉，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的李方桂要招收一名助理研究员，在南京、北平、上海、武汉设立四个考场。吴宗济跃跃欲试。
北平的考点设在北海静心斋。由于系统学习音韵学的时间不过一年，吴宗济抱着碰碰看的心情应考。巧的是，除了测试基本语音知识外，主考官还用钢琴弹出几组四部和弦，让考生写出分谱，这让不少语言专业的饱学之士傻眼了。
而吴宗济在上学时爱玩，参加过管弦乐队，懂点和声，这道题就顺当地拿下了。后来才得知，当时李方桂要去广西调查壮语和壮歌，拟招收的助理不仅要熟悉记音，还要懂得记歌谱。
是年仲秋，吴宗济抵达南京报到，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让他立即前往南宁，与李方桂会合。那时尚在内战，国民党中央与粤、桂各自为政，只能绕着道走。吴宗济只身一人，从南京赶赴上海，乘轮船走水路到香港，再搭乘“夜航”入广州，转乘火车至三水，自三水再乘坐“电船”至广西梧州，最后雇汽车抵达南宁。
一路走了半个多月，翻越了诸多禁区，沿途路费就换用了“中央票”“港纸”“东毫”“桂币”四种钱币。而且，他随身带的录音器材，是当年美国专业灌制唱片的全套设备，包括主机、转盘、两组重型蓄电瓶和一箱铝片等部件，重达上百斤。
在南宁只休整了两天，他就和李方桂前往广西武鸣县，进行壮语调查。翌年春季，他随同赵元任到湖北调查方言。这两年时间里，吴宗济沉浸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乐此不疲。
但七七事变击碎了这一切。日本侵华威胁到南京的安全，史语所决定向大西南撤退，吴宗济一心向学术，罔顾艰辛。
“吴先生舍弃南京的家当，包括分家时所分得的大量善本书等，毅然携家西迁；由湖南进入贵州不久，他们搭乘的车队遇到土匪，不但抢走了吴先生和夫人身上所有的钱财，还当着他们的面把祖上留下的有多家名人题跋的郑板桥的画撕毁，把包括西泠八家大多数作者在内的名人调制的鸡血、田黄印章通通倒进山涧……途经贵州时，吴先生的叔祖吴鼎昌正在那里主政，有意留吴先生在那里做官，但为了追随赵元任先生，吴先生不顾眼前的富贵安逸，决定继续西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崔枢华在访谈吴宗济时偶得这些细节。
1938年，赵元任前往美国讲学，史语所为避免战事也四处搬迁。过了两年，由于家累，吴宗济辞职到了重庆，改行转徙各地，“在学问上当了十五年的‘逃兵’”。
不从事学术研究了，吴宗济的生活依然缀满了传奇：
抗战期间，在四川，他担任过“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的科员，管理仓库，享受上校的薪金待遇；在桂林，又出任“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广西省分会主任干事。抗战刚胜利，国民党政府为了扼制“劫收大员”哄抢敌产，派刘攻芸奔赴上海，任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吴宗济随行，担任科长，办理敌产的申请发还事宜。
“解放前一个共产党员潜伏在我身边，那时候我在中央银行当科长，他当专员，潜伏了九年我都不知道，直到解放的时候他才亮明身份劝我别走。后来我在北京还见过他，发现他在民建管党务，职务很高……他潜伏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们办公室的窗户外面就是外滩，天天都能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红色堡垒在那儿抓人；而我们就在房间里面偷偷念他弄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我手底下有50个科员，解放后49个人都选择留了下来，这都是他的功劳。”吴宗济曾经这般回忆过往的岁月。
抗美援朝之际，他还“玩”过两回偷渡。由于涉足过电影行业，吴宗济跟不少电影商相熟。当时买不到胶片，他就化装成上海电影厂的商人偷渡到香港，找老朋友帮忙，经过一番伪装，再回来。尽管此时跟语音学研究无甚关联，但借助这个契机，他买回了不少语言分析的机器。
1956年，罗常培发出召唤，希望他继续回到中科院语言所，重操旧业。那时，吴宗济在上海负责一家商业电台，担任经理的角色，每个月有上千元的收入。而语言所许诺的工资不过百元左右。悬殊不小，夫人不同意。但学术研究的兴趣再度被点燃，吴宗济身不由己，开始重新呼吸学术的空气。
沉浸学术世界正酣之际，“文革”降临，由于出身不好，经历又太复杂，他被推向了运动的风口浪尖。
改革开放让他迎来了学术的又一春，并着力于培养新生力量。
1979年，北京大学重建刘半农创立的“语音乐律实验室”，聘请吴宗济讲授实验语音学的课程，为期一年。此时，物资缺乏，百废待兴，“面的”一类的简陋出租车尚未出现，北京大学也无力派车接送。吴宗济已经迈入古稀之年，他在讲课的前一天，从建国门外的永安里，骑两三个小时的自行车，赶到与北大毗邻的清华大学女儿家住下，保证第二天准时出现在课堂上。
他著书立说，荫庇后生。“现在国内从事语音学教学和研究的中青年语音学家，可以说都受到过吴先生直接或间接的教益。”北京大学教授林焘说过，“吴先生是中国语音学现代化几十年来唯一一位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也是最权威的见证人。”
从行将夭折的婴孩到百岁老翁，从公子少爷到“臭老九”，从公司职员到学术大家……吴宗济领略了世事的甜与苦，品尝了人间的冷与暖，而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过眼云烟，“我把生活看得很淡。这一辈子，我干我喜欢干的事，在许多事上我都不认真，是游戏，无欲无求，所以我闯过了一关又一关”。
唐代宗对郭子仪说：“不痴不聋，不作阿翁。”意思是，如果不故作痴呆，不装聋作哑，就当不了阿婆阿公。吴宗济咏叹道：“生年满百未痴聋，忧尽甘来作阿翁。”他以这样的诗句，作百岁抒怀。
师之教：风乎舞雩咏而归
他对赵元任“无类无方”的教育方式充满敬意
如果不是一众恩师的耳提面命，吴宗济恐怕难以企及如今的学术高度与人生宽度。
他在清华大学就读时，“名师如林”，所获如点滴雨露，滋润在心。
系主任朱自清以白话散文饮誉华夏，但开设的课程竟是“古诗习作”，讲课内容不涉及唐宋近体。吴宗济说，朱先生的温文尔雅让他难忘。
吴宓讲授“西洋文学史”，作业是每个星期读一本西洋名著，再用英文写篇述评。吴宗济自愧英文水准欠佳，就斗胆用中文撰写，并且用的是当时流行的文言小说体。哪知吴宓颇为赞赏，不但不批评，还给了高分。
吴宗济收藏的《吴宓诗集》封面和他在扉页手书的说明文字
二十三年春，余从雨僧师受西洋文学史，师行严形肃、才气内敛，桃李盈门，多加敬惮。某夕，忽柬余叙于古月堂西餐室，忐忑以赴，则师以自定诗集将杀青，各帙引首插画亟待增益，命余为之也。余既幸列门墙末技，复获与师诗为应门童子，深以为荣。翌年书成，荷师题赐一册，惜于战事中失之，于今八年矣。和寡而帙巨，后方流传甚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今岁夏五，欣睹此帙于书肆，吉光片羽，身价自高，而交臂得之，固不欲再有萧郎之恨。亟以五斗米值易归。他日得载亲绛帐，当丐新诗以寿此一段因缘也。
离京第九年乙酉立夏 吴宗济志于渝都
后来，吴宓要刊印诗集，出版方期待附上作者的生活起居图片。他得知吴宗济爱好摄影，就力邀其给自己掌镜，并请到书斋“藤影荷声之馆”犒劳一顿可口饭菜。诗集出版时，他在序言中特地向吴宗济致谢：“……又承吴宗济君照像，以益插画……”
这让吴宗济受宠若惊，有诗为证：“‘藤影荷声’古月堂，先生一馔永难忘。写真末技充诗典，附骥犹沾锦集香。”
以摄影为桥，吴宗济跟刘半农成了忘年交。当时，刘半农是“光社”有名的艺术摄影家，1929年夏，由于志趣相投，他们得以谋面，“他在我的印象中，身材不高，剪着平头，上唇留了点胡须，穿一件纺绸长衫，手拿一柄折扇（当时许多大学教授，尤其是留洋的，多已西装革履），完全是一派恂恂儒者的风度，令人感到可敬可亲”。
吴宗济投身语音学研究，得益于冯友兰的一声鼓励。他在准备参加史语所助理研究员招聘时有过踌躇，因为清华大学良好的氛围让他依依不舍。他就向时任哲学系主任兼出版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请教，“冯先生对我说，学校固然很需要你，但男儿应当志在四方，走出校门去闯闯天下也好。他这几句话让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研究语音的道路”。
在这条路上，起初的两三年时间，吴宗济就进入了罗常培、王力、李方桂、赵元任这四位语音学大师的门墙，“实属三生有幸”。诸位先生给予的师道影响，他总结说，得罗之“博”、王之“大”、李之“精”、赵之“深”。
由于选修了罗常培的课程，吴宗济才真正开始接触语音学。在一堂课上，罗常培讲到我国传统音韵学全凭口、耳审订语音，多“蔽于成见，囿于方音”，以致不能“解决积疑”。所以，作语音研究，除用音标记音，还必须用“实验以补听官之缺”“据物理生理讲明”。
“此语当时如同惊世的霹雳，因为他把所有音韵学界的老师宿儒都批判了，成为号召科学研究语音的晨钟”。这一席话指明了吴宗济学术研究的方向。于是，他的书房以“补听缺斋”为名，并请书法家欧阳中石为之书额——“师箴、友墨，陋室增馨”。
罗先生的课只上了半年，剩下的课程由从巴黎回国的王力执鞭，他成了吴宗济学业上的又一位启蒙恩师。令吴宗济印象深刻的是，出生于广西的王力为了研究苏州方言，委托朋友在姑苏城物色合适的女子，再亲自前往苏州相亲，结果如愿以偿，觅得夫人夏蔚霞，“‘吴侬软语’，竟成‘千里红丝’，确是学林韵事”。
1983年7月3日，王力参加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理事会议
张祖道摄
恩师的影响潜移默化。王力的书房名为“龙虫并雕斋”，吴宗济说自己的学问只能算雕虫，尽管也想雕龙，但“雕龙不成反类蛇，不过是条长蛇”。他把自己研究传统语法学与音韵学比作雕龙，把研究现代语音学特别是实验语音学比作雕虫，“不过，此行只要钻进去之后，方知这条‘虫’是够长的，也不是那么容易雕的。我要把这条‘虫’雕得像真的”。
在李方桂先生身边工作的一段经历，让吴宗济受益匪浅。“李师于上古音韵及中外语音的古今考证极其谨严，言必有据，从不妄下断语。他在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方面之成就尤为中外知名”。
吴宗济坦言，对他影响之最为深远的是赵元任。
1938年夏，赵元任师生在昆明拓东路历史语言研究所合影留念，自左至右分别为吴宗济、杨时逢、董同龢、赵元任、丁声树
他和丁声树、杨时逢、董同龢一道，被誉为赵元任的“四助手”。1936年春，他们随同赵元任到湖北调查方言。由于要录音，但墙外有噪声，室内有回声，奈何？吴宗济到旅店租了几十条棉被，挂满四壁，隔音效果不错。而且，当时春雨连绵，白天停电，不利于工作。吴宗济买来几个汽车灯泡，接在灌片机的蓄电池上作电源，并用个纸罩吊起来，照明问题就解决了。这些都被赵元任写进了调查报告的“总说明”中，并且报告的封面上，“四助手”的名字一并署上。
“先生对青年人的一点点成绩，竟然如此巨细不遗地予以介绍，我很吃惊。”吴宗济说，赵元任的这些行为跟当时的某些学术权威有所不同。
吴宗济眼里的赵元任，对学生从不灌输知识，而是采取灵活的启发方式，随时随地发问。目的是为了扩充学生的思考能力，更是为了测试学生的知识水平。
一次郊游令吴宗济回味无穷。
1938年的一个春日，赵元任携家眷和爱徒前往昆明的西山郊游，“车到西门外大观楼，下滇池搭木船，扬帆摇橹，直驶西岸，一路歌声笑语，我立在船头，想起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船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完全是此时的境界”。
1938年春，赵元任携家人和学生游览滇池。左起：赵元任二女儿赵新那、董同龢女友王守京、吴宗济夫人、董同龢、赵元任夫人杨步伟、赵元任四女儿赵小中、赵元任三女儿赵莱痕思媚、吴宗济
赵元任摄
1938年，在滇池春游时，吴宗济和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拿起庙里四大金刚的琵琶和宝剑玩耍。2013年11月30日，音乐学家赵如兰于美国波士顿逝世，享年91岁
赵元任摄
到了西山太华寺，门内有四大天王像，吴宗济和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爬上神台，蹬着两座金刚的膝头，攀缘而上，赵如兰借了增长天王的宝剑，吴宗济取下持国天王的琵琶，两个人就在山门外场地上尽情地耍了起来。赵元任见了，不仅没有生气，还给他们拍了照片，并叮嘱把两件法宝好好地归还原处。
“我们在归舟的橹声中，披着熔金似的斜晖，默念着孔子叹许曾晳的几句话：‘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不觉心神俱醉。”在《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的序言里，吴宗济这般深情地回忆。
“先生之学，沉浸汪洋。先生之业，革故拓荒。先生之教，无类无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尽管在赵元任身边受业不足三年，但吴宗济对他怀着浓浓的敬意。
1981年6月，赵元任从美国回乡探亲。返美之前，胡乔木设宴为他饯行。席间，胡乔木不断地发问，内容涉及汉语声调分类、诗歌结构等。由于见面的时间短，胡乔木意犹未尽，不解馋，第二天派人送来一封信，继续向赵元任提出了心中积郁已久的问题，比如说，平仄是一种人为的分类，还是有某些客观的依据；为什么汉语里平声字多；中国诗歌为何由《诗经》《楚辞》的偶数字句型为主，从两汉时期开始就以奇数字句型为主……他希望赵元任能释疑解惑。
可惜的是，几个月的光景，赵元任就因病辞世了。
在给赵元任编订全集时，吴宗济读到了这封信。他视为召唤，使命在肩，细细思量，代替师长提笔进行了答复，展开了探讨。
癖之怪：
服座相忘酒一盅
坐拥书城，“猫头鹰”在身边围着，小酒每天喝着，生活无牵无挂，畅意快然
师者引领吴宗济走上了学术之途，而“朋友”给了吴宗济生活乐趣与精神托付。
与他最亲密的“朋友”是猫头鹰，古称“”。
“你问我有什么成果？我的成果就是满橱子的猫头鹰。”此时的吴宗济，一脸的得意。
收藏猫头鹰工艺品始于1957年。他到国外进修，看到个漂亮的水晶制猫头鹰，爱不释手，就买了下来，这成了他的首个猫头鹰藏品。
他纳闷的是，猫头鹰当属益鸟，晚上出来工作，每年能捉两三百只老鼠，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却被视为不吉利的象征，“夜猫子进宅，好事不来”。他决定为猫头鹰正名，“邀请”夜猫子进宅来。
他曾经的家里宛如一个小型猫头鹰工艺品博物馆，墙上挂着猫头鹰风筝、猫头鹰挂钟、猫头鹰温度计、猫头鹰镜子；柜子里有猫头鹰造型的圆珠笔、钢笔、橡皮、图章、发卡、手电筒、牙签盒、手表；桌子上有猫头鹰形的草编筐、电扇、台灯、糖盒、装饰盒、瓷罐、存钱罐……好友、学生知道他有这个癖好，看到猫头鹰制品就买下，家里的数量已达到三百余个。
吴宗济对这些“宝贝”如数家珍：这个是马来西亚的，这是木雕的，这是赵元任先生千金赵新那教授送的……
他不禁感慨：“很奇怪，没有哪种鸟的形象变化如此丰富。”
他还很坚定：“别人骂它越厉害，我越喜欢。”
与这些工艺品相处的时间长了，吴宗济在猫头鹰身上，看到了自己。猫头鹰是捕鼠高手，但遭到不公平的对待。而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吴宗济曾被冷遇，还戴上过“崇洋媚外”的帽子，又因为不太熟稔人际关系，生活一度陷入困顿。
于是，猫头鹰成了他的精神寄托，“我常以猫头鹰自勉”。
他的生活，环绕着“猫头鹰”。他命笔为自己的“至爱”赋诗咏唱，并留有《癖行七十四韵》：“……敝帚只自珍，宝之胜金玉……相看两不厌，此乐宁思蜀……人弃我偏取，群趋我莫逐……尔虽为益鸟，无荣反得辱；我业每就难，功成不言禄。尔性耽守夜，宵征而昼宿；我亦习夜静，每作终宵读……”仔细观摩吴宗济的面容，发现他的双眼炯炯有神，跟猫头鹰一般。或许，因为他和猫头鹰“相看两不厌”，结果他们之间不仅性情上“神似”，而且面相上也“形似”了。
在吴宗济的家里，猫头鹰是重要的一员
郭红松摄
坐拥书城，“猫头鹰”在身边围着，小酒每天喝着，晚年吴宗济的生活无牵无挂，畅意快然——
“……萤窗涉猎书千卷，座相忘酒一盅。窗外每添新气象，喜看环保更葱茏。”
境之清：但留绿意在人间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喜欢“放下”二字
供职单位、清华大学校友会有过计划，在吴宗济“百年之后”设立个纪念室，把这些猫头鹰工艺品陈列其中。“我现在都已经‘百年之后’了，他们哪里知道我能活这么长，哈哈！”2009年7月，他欢乐地看护着自己的这些“宝贝”。
那时，生与死，他已经置身度外了，“大不了再活个三五年，没什么了不起”。
他已经有第五代子孙了，但不同堂。他独自住着，“光棍儿”，请了个保姆照顾起居。
家人要他少折腾，多享清福。他不干：“那我就干等阎王爷来家里请吗？我还是折腾吧，让他看我不像个病人，就走了。”
他说自己的心态很好，要不人早就没了。
他的丈人佛学造诣很深，曾经送给他两个字：放下。他写了下来，贴在墙上，警醒自己。
“放下，就是要放下得失心，抱持平常心。”他这样诠释长辈的良苦用心。
他说自己很喜欢禅宗的诗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他也有过困惑。20岁左右，他开始失眠；40岁时，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吃安眠药、数数儿，都好不了。五六十岁时，“文革”来了，他被扣上了多顶“帽子”，日子顿时昏天暗地。
“没人疼我，我就自己疼自己。”他突然想通了，要把所有的苦痛视为历练，不再抱怨，“我哈腰插秧，一亩田，一插就插到底，不像有的人，带个小板凳，累了坐一会儿；感冒了，没有药，我就出去跑步，一直跑到出汗为止；那时也没有热水洗澡，我就用凉水冲。直到现在，如果没有热水，我照样可以洗凉水澡。”
结果，睡眠好了，也跟神经衰弱说了“再见”。
如何抱有平常心？他的“妙方”是幽默地看世界。
翻阅老照片，他说自己当年可是一个帅小伙子，会音乐、懂摄影、能跳舞，活脱脱一个文艺青年。上大学时，他已结婚，但没好意思告诉同学。毕业典礼，他偕夫人前往，有男生问：这是谁啊？他灵机一动：我表妹。男生赶紧让他帮忙介绍介绍。
“完了，引狼入室了，逼迫我家后院起火。”听者大笑，他却认真。
1926年，吴宗济与岳父母合影，右起：吴宗济、岳父梅光曦（民国初年曾任山东省高等法院院长）、岳母和吴夫人
梅静明
2008年，单位举行了一场联欢会为他祝寿。一位加拿大籍女博士邀请他共舞华尔兹，他欣然接受。他说自己跳舞有一手，没怎么露过，“但一位女士来邀请男的，哪有不跳的道理？”听者笑声不止，他还是那么认真。
有人撰文忆旧，说的是他90多岁时在三尺讲台上谈及怎样学习语音学：“怎么学呢？大家不要笑啊——要像谈恋爱一样——大家不要笑，不要笑啊——要像恋爱一样闯关，一关一关闯下来，就是胜利！”课堂里乐成一片，他认真地做“嘘声”状……
人老了是言语上的幽默，小时候则是行为上的淘气。
孩童时，他从书上读到了田单的火牛阵，牛角上绑兵刃，尾巴上缚苇灌油，以火点燃，一冲，就赢了，有意思。他想试，可惜没火牛，但有猫。于是，他来了个吴氏“火猫阵”：在猫尾巴上系上一串鞭炮，一点着，猫就拼命地乱窜，钻到保姆的床底下，把保姆吓得直哭喊娘。他颇为得意，父亲则不认，一顿棒喝。
但“恶习”难改。一次，他心血来潮：小狗会不会游泳呢？结果，小狗被整得够呛，一缸水也给糟蹋了……
“我喜欢玩，而且不是一般的玩，有自己独门的玩法。”直至晚年他还对自己能玩“沾沾自喜”。
他有时也“玩”一把高雅，以古体诗词叙述趣闻趣事。“荷池冰冻已能溜，池上纷纷尽挎妞。红衣花帽双双过，池畔何人枉费眸。”《荷花池》，位居《清华旧事竹枝词》系列。
“踏径穿桥访静斋，到门先把姓名排。楼窗半掩分明现，则甚迟迟不下来？”这是《访静斋》，说的是当年在清华，男生到静斋拜访女生，需要先在楼下门口登记，常常要排队等候。被访者则从楼上探头下望，决定是否“接见”。
2002年，吴宗济回母校清华大学参加校庆
只不过在“哄自己玩”的同时，他没有停下工作的脚步，“经历多了，也就逐渐学会‘遇败不馁’，学会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把自己有兴趣的、又是社会需要的专业作为我下半辈子的目标，生活中也就有了活力和‘奔头’”。
他颇为关心时事，上网看新闻、收发邮件，应付自如。他使用键盘打字，美誉为“练二指禅”，并欣然赋诗表达内心的得意：“荧屏敲字省蝇头。”
他身患直肠癌，“说起来吓人，但这病跟我没关系，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他告诉医生，裤腰带以上的部分归我管，一切正常，你不用担心。
他去看病时，记住了医生的名字。回家上网搜索一下，“大家对这个人评价不错”。
在学术上，他总是大胆地走在前列。“要做哲学家须念不是哲学的书”，赵元任的治学箴言他镌刻在心。他把语音和书法一同研究，发现草书跟汉语声调的规律，“在语法关系上几乎完全一致”。
为了佐证自己的判断，他以怀素、张旭、黄庭坚、毛泽东等人的草书作品为例，逐个解析，得出结论：
草书的运笔和口语的发音都是动机起于内心，而发挥形诸笔、舌。草书中短语的连笔和口语中短语的连调，都合乎语法或“话法”；笔法的夸张离格和语音的强调离谱也都出自激情。而且连笔与连调的规则又都属于逆向的同化作用。在书法是：笔未到而走势先成，书画家称之为“意在笔先”；在话法是：声未出而口形先备，我们也可称之为“意在声先”。书法、话法的同源，在一切艺术中也大都有同源之处。
继而，他走得更远，把语音学研究和诗、文、赋、音乐、绘画联系起来，找出它们之间的“交叉点”。
他甚至把目光投向了“竹林七贤”里的阮籍。
史料记载，嵇康善古琴，阮籍能长啸，世称“嵇琴阮啸”。古文献中关于啸者的叙述多杂有神秘、夸张的成分，而在现在的辞书里，“啸”被释义为“吹口哨”，显得有些单薄。
到底“阮啸”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吴宗济来了兴致，试图一探究竟。他综合多方信息，认为阮籍的啸，“应该是当时高人羽士，在同道或同行之间，趣味相投，相当抽象的‘对话’（不一定有约定的音位）；同时又是奇人逸士在名胜山林之中，栖神导气，抒发胸臆的啸傲之音；而不能就说是如像有些民族中的‘口哨代用语’”。
这样的研究有点剑走偏锋的味道，引来了一些争议。但吴宗济认为，不管是语音学还是文学、艺术，都是人的思想，“人的思想一出去，就是个锁链，就是一串，相互之间都存在联系，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潜伏着罢了”。
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晚年时光，他还积极探索“人—机对话”领域的理论基础，努力从传统音韵学中总结出某些规则，为合成系统的高级阶段提供指导，既叫机器“说”出像真人一样的口语，又不能让人感觉是“机器音”，还要让机器“听”得懂，不管说话的是谁。
他对自己的研究始终保持着清醒：“语音的研究，愈深入，愈觉其难，过去所认为‘得意之作’，在今日必然或减重，或竟碰壁。”
所以，他警告自己不可做蜗牛，否则“不多时将会被新潮淹没”。
他不乏批判的锋芒。
在一篇论文里，他提及旧时作词谱曲，要么是先有词而后配曲，是为“度曲”；要么先有曲而后填词，是为“倚声”。文士艺人对于词调和曲调的配合颇为讲究，力求两者之间“合辙”而避免“倒字儿”，但“现代的歌唱就几乎根本不理会这一套了”。他很无奈，认为这影响到歌声的和谐悦耳，影响到听者对歌词的理解。
自古以来，诗歌和音乐是“融合”的，旧时儿童读书，凡韵文就容易背诵。他劝诫现代作家，即使写下的文字不是为了吟诵或歌唱，但为了美化语音，或便于记忆和传播，在声调韵律、句型字数上多下些功夫，还是切要的。
“道向虚中得，文从实处工。凌空一鹗上，赴海百川东。气骨真当勉，规模不尽同。人生易衰老，君等勿匆匆！”他对陆放翁的这首《示友》情有独钟，喜其豪气磅礴、生机盎然，屡次引用，或自励，或寄语同道。
“风物放眼量，百年亦云忽。”“赤橙黄紫又青蓝，但留绿意看人间。”这是他自己拟就的诗句，让人慨叹世事的沧桑，更让人收获心灵的暖意。
吴宗济说，上中学时，由于自己的名字，同学经常说，这个人找不到了，没了。当时他想，要是自己真的会隐身术就好玩了。
如今，他真的“没了”，但有些东西将永远在，不增不减、不舍不弃。比如，他历经人生磨砺抱持的无为心态、他内心深处的豁达与阳光、他对学术和真理的矻矻追求，给人以启迪与震撼。或许这就是他留给世人的“绿意”吧，盈满盎然，温暖人心。
附录 “百岁青年”
一
2009年的某一天，北京劲松潘家园1号楼。
他问：王先生，来杯咖啡吧？
我答：对不起，我喝咖啡晚上睡不好。
他呵呵一笑，端起杯子，边轻轻地吹着咖啡，边自言自语：以前我咖啡当茶喝。
我眼巴巴地看着，用流行的网络语言形容当时的心境，恰是“羡慕嫉妒恨”。
同年的另一天，北京劲松潘家园1号楼侧边的新疆风味小餐馆。
他问：王先生，来瓶啤酒吧？
我答：对不起，我喝酒过敏。
他哈哈一乐：在家保姆不让喝，终于有机会了，那我就喝了。
随即端起小口杯一饮而尽。我满脸烫红，跟醉酒了一般。
他时年一百，我不到三十。
这样的故事，我经常讲给朋友听，带着愧疚的口气，感叹“年龄不是问题”堪称真理。
如今，这个叫吴宗济的可爱老人远走了，给我留下的是悔恨——当时怎么就没有下决心宁愿一个晚上睡不好来陪他品味咖啡的芳香，怎么就没有下决心宁愿全身过敏也同他一醉方休。
“哎！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这是画家黄永玉的感慨。现在读来，尽是感怀。
还好，我多少收藏了关于他的些许故事，闲时一一回望咀嚼，顿时他的形象与风范历历在目，或敏慧，或谐趣，或清朗，或古朴，或温顺，或慈祥，或愠然，或激昂……
每次跟他见面，进门的瞬间，不禁暗暗思忖：按照某电视广告的调调，男人，不止一面，今天你“秀”哪一面？
不管“秀”出的是哪一面，他始终是我眼里的一位德行高远的真人，一位值得推心置腹的长者。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百岁寿辰时，他的高徒、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部长的于右任，写下贺寿长文《百岁青年马相伯》。而吴宗济也是这样的一位典型“百岁青年”。
二
偶然地看到了介绍他的一段文字，惊讶于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顿时勾起了前往拜访的欲望。
几经辗转，找到了他家里的电话。一拨通，接应的正是老人家。说明来意，他欣然应允，问：是开车来还是坐车来？坐车，你住哪里？应该坐×路，下车了往右拐，路南，有个银行，旁边有个20层的楼就是了。一一说清。
都百岁高龄了，思路还这般清晰，这个人，不简单。
2009年7月7日上午，我敲开了他家的门，揭幕了一段奇妙的人生旅程。
三
这样的采访很轻松，带着耳朵来就行。抛出一个问题，他滔滔不绝，旁征博引，细枝末节都讲透了，并且富有联想，自然而然就转向了下一个话题。
有人说，专业记者在采访时应该占据主动位置，掌握话语权，引导采访对象，不可任其天马行空地海聊，否则就失控了，形成“采访事故”。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面对吴宗济，这话不免显得苍白。
浑身是故事的人，思路正在跳跃，往事一句赶着一句地奔袭而至，你强制性打断了，让人家卡壳了，恐怕失望、无措，甚至愤怒都写在脸上，关键是从这时开始，氛围不对了，就可能永远错过了一串又一串的故事，怎么弥补都是白搭，这才是真正的失控。
何况为了接待我和摄影记者的来访，前一晚上他收拾房间、准备材料至深夜。一个老人，一个百岁老人，行事这般认真，你怎么好意思高谈阔论“职业化”？
管他记者不记者、职业不职业，认真听好了、记住了才是上上策。
彼此越聊越欢，他堪称传奇的过往渐渐清晰：他的家世颇有渊源，父亲吴永是慈禧跟前的红人，著有《庚子西狩丛谈》，“中外推崇，视为信史”；他从小体弱多病，甚至有医生诊断“活不长”，结果他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奇迹证明这个大夫是多么平庸；他对语言学痴迷不已，宁愿抛弃家业，历经动荡，矢志不移……
最受感染的还是他的豁达与敞亮。
他妙语连珠，张口就来，历史风云、人生苦难，他都“四两拨千斤”，最终归于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他说过的，我大多都记下了，还通过生前至交的回忆文字，感受着这位“牛人”历经磨砺而洋溢出的那份大气与洒脱——
我父亲的故事，拍成了电视剧《慈禧西行》，张国立演我的父亲。这个电视剧吧，大致还不差，不过也加了点花花草草，说慈禧太后送给他一个宫女。没这么回事，因为这就意味着我多了一个妈。
我的毛病是，从年轻时就东抓抓，西抓抓，浅尝辄止。不过，抓的东西多了，碰巧也抓住了有用的东西。
我从事语音学研究，就像在运动场长长的跑道上，有时漫步，有时竞走，有时竟是跑步，有时还走了些岔道儿。
我喜欢跟学生在一起。他们关心我，左边扶一个，右边也扶一个，我就拉着他们的手，说，我是导体，不是绝缘体。
我退休了，工作没有减少，脑筋比从前还要好。开会他们有时候不叫我去了，社科院必须去的还是去，外边老师的纪念会我还是去。外地的就不去了，他们也不告诉我，其实我都可以去，出去不要拐棍，上车下车都没有问题。
我从来不为锻炼而锻炼，我的劳动就是锻炼。主要是脑力劳动，脑子没停过。医生说对啊，许多老先生办不到。他们的脑子跟我想的不一样，他们患得患失。
“文革”的时候在干校，有天晚上，到一个地方去洗澡，水比想象中还要浑，就回来了。没有路灯，走的是田埂路，看不到自己的脚，但是有星星，满天的星星，我就躺下来看风景，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体验。你说“文革”期间我对什么印象深刻，就是这个。
“文革”时，不能看书研究了，我就开始干木工活。去干校，我带了三套木工工具，一套给公家干活用，一套供别人借用，一套给自己干私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