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喧哗的爱

一

“你是哪里人？”

每次我开口说话，就有陌生人好奇地问道。这个问题让我难以启齿。

我调慢自己讲话的速度说：“我是来自日本的。”

他们恍然大悟，然后补充说：“汉语讲得很好啊！只是觉得你口音不太像本地人而已。”类似这样的对话不知重复了多少回，虽然我早已习惯，但心中总是有一丝无奈感。

事实上，我是在中国“留学”的中国人。

这天下午，我坐校车到达医院，跟着同学来到耳鼻喉科室。诊室里，男女老幼的患者进进出出，我穿上白大褂，站在医生旁边，看他们与患者们交流，基本以视触诊为主。

我开始心神恍惚—这场景让我想起21年前，在妈妈怀里极配合医生检查的我。

医生的头上戴着圆形的反面镜，他靠近我的脸，发现光线不好，把侧面的黄色灯光靠近我，光线刺眼，我缩身眯起眼睛。灯光聚焦到我耳朵上，医生将他头上的反面镜调整到最佳角度，从我的耳轮到耳洞，一一检查。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医院都很少有听力检查的设备，如脑干诱发电位等，更何况县城的小医院，医生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测试我的听力。

检查了一段时间后，医生挠着头喃喃自语，我看见爸爸妈妈一脸绝望。

同学们进入门诊室，我回过神，意识到小组见习的交换时间到了。

我接着来到听力室，发现听力室对面，门口写着“人工耳蜗调机室”，我又开始恍惚，这种环境实在是熟悉。

狭窄的听力室里，挤满了大学生和护士，还有一位小患者。我们一群医学生隔着玻璃窗观察护士如何操作。

被测的小孩戴上耳机，手里握着小按钮，腼腆而紧张地接受听力测试。

测试的步骤很简单，听到声音按下按钮即可。护士坐在电脑前操作，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条折线。小患者折线的位置，比我小时候看过的自己的折线还要高。

我好奇地问护士，听力多少分贝算是正常？护士说，正常听力一般都是在25分贝及以下，这位孩子在20分贝前后，是比较正常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耳聋分级标准：正常听力是在25分贝及以下；轻度耳聋是26～40分贝；中度耳聋是41～55分贝；中重度耳聋是56～70分贝；重度耳聋是71～90分贝，也就是说听力测试时分贝数越大，折线的位置越低，听力越差。

我突然意识到，生活这么多年，做了那么多次听力测试，还不知道自己的听力是多少分贝。

晚上问爸妈，我才知道，自己当时左右耳的听力都是102分贝。

耳聋是什么样的感觉呢？40分贝左右的传导性耳聋相当于把无名指伸进外耳道，堵死，外界的声音明显听不清了，如果仔细听，还有那么一点儿“轰隆隆”的噪声—这是人体内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时发出的声音。

60分贝的聋人，相当于站在电话座机旁，却听不到铃声响。

100多分贝，则是你闭上眼睛后，会感到除了自己，仿佛世界上毫无生命存在，任何声音都是多余的。

二

我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奶奶是一名小学校长，父亲作为家里的大儿子，奶奶对他要求很严格。父亲从小成绩优异，跳了很多级，十九岁时，父亲已从重点大学电子系毕业，此后去一所大学当了教授。

我母亲是家中的二女儿。当年，外公和外婆认为读书是多余的事情，更希望孩子们多分担家务，去田里做农活儿。母亲一放学就要帮家里做农活儿，直做到晚上，才有自己的时间去学习。

母亲坚持认为读书才是真正的出路。她偷偷看书被外婆发现，总挨打，但母亲性格执拗，最终考上了大学。

母亲所上的正是父亲任教的大学。母亲向我简单地介绍了当年的情况：年轻的父亲教书之余，还担任班主任，我母亲则在另外一个班。母亲回忆道，当时大家的印象中，父亲的性格非常古怪—戴着笨拙的黑框眼镜，总一个人抱着书吃饭，不爱和人交流，但精通各种知识。只是大家怎么都没想到，少言寡语的父亲竟然会给我母亲写了一封情书，还委托我母亲的班主任递给她。他们走到了一起。

母亲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父亲则离开大学去了国家电网，同时还和朋友合伙开了个电脑公司。工作几年后，经济上安顿下来，他们打算生孩子。

那个孩子就是我。

在县城的一家医院里，母亲正承受着她有生以来最难以承受的疼痛，因为我就要出生了。

也许是我太顽皮，预产期我还在她的肚子里大闹天宫。听母亲说，每隔几分钟她就会感受到一次激烈的阵痛。来看望我母亲的朋友们把儿童节的礼物送过来，以盼望我的到来。可儿童节过后，我依然顽固地待在她的肚子里不肯出来，母亲已经筋疲力尽了。

几天后的凌晨时分，我终于来到了人间。

在产房门外等待多时的爸爸，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生下来后，和其他孩子不一样，我总是笑，不爱哭。大家都喜欢逗我玩，开玩笑说你家女儿真好养。

有一次，表姐表哥带我去公园玩儿，想拍张照。我总是天真烂漫地一脸笑意，母亲突然想到个点子，拍张“哭”的照片吧。

拍照时，前方有一台相机，周围的大人们看着我。趁我不注意，妈妈狠狠地拍我屁股。也许是因为受到惊吓，我表情渐渐僵硬，最后终于大哭起来，大人们都哈哈大笑。几年后，亲戚们还笑着说，那张记录那一瞬间的照片非常难得。

妈妈说，那时候她过的正是理想中的生活，她非常幸福。

三

我一岁那年，妈妈的幸福生活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

刚出生的我很少哭，是个安安静静的婴儿。有一次，我突然发起高烧，烧到40多摄氏度，哭闹很严重，爸妈都吓坏了，赶紧把我抱到附近的门诊部，打了庆大霉素。

几天后，高烧总算是退了。接下来的日子，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我依然还是爱笑的乖女孩，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997年，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家里招待亲戚一起欢腾。当时我被舅舅们抱得高高的，我哈哈大笑。

随后大家跑到屋外放鞭炮。我走路不太稳，慢慢走到鞭炮源头旁边，大人们正要点火，才发现我离他们太近了。有人赶紧跑过来尝试捂住我的小耳朵，怕我被响亮的鞭炮声惊吓到；但响声已起，还是没来得及捂住我的耳朵。

大家都认为我会大哭，但我没有，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眼睛好奇地盯着未灭的火花。

我对鞭炮声毫无反应，这让爸妈开始觉得不对劲，决定带我到医院。在医院里，为了确认我的听力是否有问题，医生在我的背后拼命地摇铃铛，在我耳边使劲地拍巴掌，可我依旧是自顾自地盯着前方，毫不理会。

世界好像睡着了一样寂静。不管是谁喊我，声音再大，都没有作用，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人们的嘴巴在空气中动来动去。幼年的我还不知道，原来人们是通过声音交流的。

医生说我听力很差，病情非常严重。妈妈听了后，觉得整个世界要塌了。

长大后，父母说起小时候带我求医问药的艰辛事。他们到处借钱、寻医问药，亲戚们帮我打听能治好耳朵的医生。爸妈带我去了福州、北京、上海、大连、哈尔滨，拜访了一遍人们口中说的最好的医生。然而，所有为我看诊的医生都说我的耳朵无药可救。有的医生无奈地看着我爸妈说，还是找其他更好的医生吧，我们这边解决不了，便把诊断单丢给他们；有的医生会随便开个药，叫我们赶紧拿药离开。

有一次，妈妈带我去大连看病。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天，妈妈披着大衣，把厚毯子一层一层地围在我身上。她紧紧抱着我，走在大雪飘落的路上。大雪挡住了视线，她不小心地在雪地上摔了一跤，被厚毯子裹着的我在雪路上滑了好几米。

妈妈着急地站起来，跑过来看看我有没有受伤。看着我依然睡得很香，抱头大哭：“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父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北京的一家大医院。

经过精密检查，医生写了个权威的诊断书—神经传导性耳聋，双耳重度耳聋。爸妈依旧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半天才鼓起勇气问：“孩子的耳朵还有治好的希望吗？”

那位医生耐心而诚恳地说：“目前来说，国内最好的医生也解决不了耳聋。近年来国外好像有成功的案例，但那个是第一次成功的，总体来说成功率还是非常非常低。她以后只能上聋哑学校了，让她学手语吧。我们真的救不了你们。”

医生的话好像一把无情的剑刺中爸妈的心，他们来不及思考就痛彻心扉。

然而，妈妈怀抱中的我，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嘻嘻笑了起来。

四

妈妈不愿就此放弃。她在得知被称为“中国的海伦·凯勒”的聋哑人周婷婷，不但上了大学，还顺利毕业后，觉得自己的孩子也是有希望的。

爸爸则用电脑疯狂地查资料，得知人工耳蜗能使重度耳聋患者重获声音，但需要做过精密的手术后才可以佩戴。在1997年，只有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能做使重度耳聋患者获得听觉的手术。

于是，父母重新定制了人生计划—辞掉工作，一起去日本留学，让我做手术，戴上人工耳蜗，把我培养成正常的孩子。

两岁的我先被寄放在外婆家，我还不会说话，只能用幼小的手比画一下想要的东西，比如柜子上的饼干。如果对方拿的是旁边的玩具，我会暴躁起来，哭闹、摔东西。

三岁时，妈妈从日本回来看我，给我配上了人生第一个助听器。

突然，我听到了声音。但对当时的我来说，一切都是噪声。就像出生后的婴儿，注定被关在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的笼子里，生活了1000多天后，突然出现一道光线，对于长期待在黑暗中的人会产生极大的刺激。

人的瞳孔有自动调节能力，或许还可以马上适应，但耳朵不像瞳孔有自动调节能力。如果助听器没有塞好，它会自动发出刺耳高音：“哔、哔、哔—”仿佛它会刺破鼓膜。

“好吵啊！好吵啊！”

我无声地咆哮，抓自己的耳朵，粗鲁地摘掉妈妈辛苦挣钱买来的助听器。我不肯戴，宁愿一直待在无音环境中。

为了让我适应，妈妈带我离开了家乡，安排我住进中国福州聋哑寄宿学校。

有了助听器后，我便开始学习说话。第一次跟老师学发音，说数字1、2、3。有一天，老师问我，你几岁了。我便拿出3根手指做出OK的手势，慢慢地说出“san”。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会用语言交流。知道我能说出话以后，父母都乐坏了。过了不久，我又学会说出“爸爸、妈妈”。父母听到我说话后看到希望，他们更不愿放弃了。

寄宿生涯中，我不记得自己能说多少单词。我会的词语不多，发音不清晰，也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

五

1999年，四岁的我第一次坐飞机来到日本，爸爸在机场接我，还把我高高抱起来。在我来之前，父亲住在日本福井县，没有任何熟人，他边学专业课边学日语。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物价比中国贵很多，他只得用奖学金租个矮小的旧房间。

为了省钱，他一年两件衬衣交换着穿，皮鞋都穿出皱纹，每天只花100日元来应付饮食，都是吃些毫无营养的素面。

福井是一座小城市，靠近日本海，冬天的气温非常低。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晚上，父亲仅靠一层毯子和小电炉取暖，睡觉的时候由于太冷，父亲像哆啦A梦一样钻进储柜里睡觉。

长大后，我看到家里的毯子有一块烧焦的痕迹，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留着。母亲轻声细语地告诉我一切。父亲独自一人在日本过的那些苦日子，都浓缩在那块焦痕中。

不久，母亲成功申请到父亲所在的大学读硕士。但他们并未住在一起，而是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合租。她省吃俭用，白天啃日语书，晚上就在便当工厂打工。工作到深夜，还可以得到一些快过期的便当，这样她就不用为吃的愁眉苦脸。

为了让我在日本生活得好一些，父母攒下奖学金、打工的钱和省下的钱，从小房间搬了出去，租了一间有厨房有客厅的公寓。我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三口的生活。

在公寓旁边，有一所聋哑学校附属的幼儿园，大多数同学是轻度聋儿。恰好，我来日本的年纪，四岁，是日本小孩刚刚开始正式学单词的时期。

我第一个会说的日语是“まって”，意思是“等等我”。我已不记得当时是如何学习到的，或许，我只是不想被人们落下不管。

有时候，幼儿园外的聋人中学生会过来陪我们一起玩，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手语—那也是她们唯一的交流方式。其中，有两位姐姐对我非常好，经常带我去超市里的小乐园玩游戏、吃饭、买零食，还贴心地写了字条说明如何做日本客家菜—日式汉堡肉饼和天妇罗给我母亲看。

日本的幼儿园会安排野餐活动，这时需要母亲做便当。大多数时候，母亲在日本还是选择做中国菜。但为了让我融进去，母亲开始认真向二位姐姐学习做便当。

日本女性做家务往往比较细心，比如做汉堡肉饼就需要复杂的前期准备，但妈妈常常忽视那些对她来说不重要的部分，几乎没有做过像样的汉堡肉饼。妈妈自嘲，说她不像其他日本妈妈做那么可爱的便当，常常对幼年的我道歉。

“だいじょうぶ（没关系），妈妈，您做的任何菜都好吃。”

当时我还不能这么表达，因为我还不会说。

六

不久，父亲博士毕业，他导师介绍他去一家医用电子株式会社工作，总部在600多公里之外的神户兵库县。

有一天，爸爸租了辆车，说要带我们去旅行。当时的我不知道去哪儿，但就是很兴奋。坐上车的后座，我看着路边的风景，就不知不觉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外面已经天暗了。

我们到了神户。父亲开了两天一夜车，把车停在公安局门口的停车场。父亲带着我下车，路过公安局的门口，走进一座5层的小公寓。

我们爬到顶层，用钥匙打开门，咔嚓一声，父亲跟我说：“这就是我们的新家，我们以后住这里。”

我的瞳孔一瞬间放大了，惊讶地抬头看着爸爸，他会心一笑。要知道，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是寡言少语的。那天晚上，我们在阳台看明石海峡大桥在远处闪闪发光，是彩色的。

来到神户后，我迅速适应了新生活。每天坐妈妈自行车的后座—小孩的专属座位，去3公里之外的普通幼儿园。刚从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有了新工作，和父亲就职于同一家公司。为了能早点儿回来煮饭教子，她拒绝了上司的邀请—升级正社员。

为了让我更好地学习中文，妈妈注册了收费的中文电视台，每天坚持把节目录到盒式录音磁带里。妈妈下班一回家，就会陪我把录下来的节目一起看完，翻开从中国买回来的拼音书，一个一个地教我发音。她从百元店买了白板回来挂在客厅墙壁上，客厅中间有一把椅子，妈妈让我坐在椅子上，客厅秒变小教室。

妈妈站在白板前念道：“che。”

“se。”

“不对，仔细听我的，che。”

“se。”

妈妈靠近我的脸，拿起我的手靠近她嘴边，无声地说：“che。”我的手可以感受到从她嘴中吐出了气体，她是想教我要达到这个效果。

不管我有没有讲对，妈妈一直没有放弃，一定要教到我完全掌握怎么正确地发音为止。

比如说“r”需要卷舌头，妈妈会做个动作给我看。妈妈让我通过看和接触的方式，使我慢慢理解如何发声。

我不认真，妈妈会打我手；我想放弃，妈妈也会打我屁股。只有我说对了，妈妈才会开心地夸我。

妈妈教育我特别严厉，犹如虎妈；但如果没有她，可能现在我说话还是不三不四的。

高一的时候，妈妈曾经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其实她打我一顿，心里就会心疼一次。骂我、打我都是希望我能讲好话，希望以后我不会被欺负、过痛苦的一生。

“不要依靠政府来养你，而是要学会自己养活自己。”

“即使以后在日本生活，也绝对不能忘记母语，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七

一天，妈妈接到了电话，开始讲起中文，那是来自中国的长途电话。突然，妈妈在我眼前崩溃下来。我跑过去，发现妈妈已是泪流满面。

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等她挂完电话后，我带着哭腔问：“妈妈，妈妈，到底怎么啦？”

“小孩不要懂大人的事情。”

我一无所知，只是不忍心我妈妈哭得那么伤心。我急坏了，扑在她怀里，跟着妈妈大哭起来。

“是谁打的电话害我妈妈那么伤心？到底发生了什么？爸爸呢？爸爸在哪里？爸爸快点儿回来！”

我跑去客厅的窗口打开窗户，往外面嘶喊：“爸爸！爸爸你在哪里！爸爸你回来！”

窗外下面是车水马龙的国道，我也不知道我的声音会不会有人听见。妈妈赶紧抱着我，往屋里走。

2000年，父母在日本生下了妹妹。以当时他们的经济情况和精力，养不了两个孩子。妹妹生下不久，母亲带着她回到中国，由外婆来带。他们打算等到父亲工作稳定后，再把妹妹接回来。

刚过完周岁的妹妹，很喜欢到处乱摸，一摸到东西就往嘴里放。一次，妹妹抓住桌上的花生米往嘴里塞，不小心呛了一下，卡在喉咙里。尽管叫了救护车，也没能抢救过来。

母亲当初为此泣不成声。

我只知道，那天我嘶喊哭泣的行为一直留在心里无法忘却。的确，那时从我小小的心中萌生出英雄主义，是发自内心的喊声—想知道情况，想保护妈妈，但我什么都听不懂、听不见—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

假如当时我能听懂电话中的内容，我就会懂得安慰妈妈，而不是随便对外乱喊乱叫，不会更加让妈妈悲恸欲绝。从那以后，我更加努力地一遍一遍地跟着妈妈读单词，直到读正确为止。

一次傍晚从幼儿园出来，看到妈妈推着自行车过来，我爬上后座。从幼儿园到家需要上个小坡，坐在后座看着妈妈背后，我却能感觉她骑得气喘吁吁。

终于骑到桥上，再经过一座桥和小坡路，就会看到明石西公园。妈妈停了下来，望着桥下的小河，我依然坐在座位上。然后，我看到妈妈用手指着什么。

妈妈调整了车的位置，把后座靠近了桥的栏杆，好让坐在“王座”的我能看到妈妈指的地方。那里有一只乌龟在慢吞吞地划水。

不久，一只白鹭飞了过来，我激动地指着远方说：“哇，妈妈，那个！”

这一次，妈妈没有修正我的发音。我看着妈妈，她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仔细一看，妈妈的眼角出现了不少皱纹，沧桑了许多。

八

过完五岁生日，父母带我去西宫市的兵库医科大学，看了几次门诊、做完听力检查后，我的人工耳蜗手术定在2001年10月。

每一次做重大决定，父母都非常慎重：哪个医院可以做人工耳蜗，日本的医疗制度、手术经费、保险问题等。留学时期，他们已经了解得很透彻。

手术前，医生叫父母签手术同意书，并提示，这次手术含有很大的风险：很有可能伤到面部神经导致面瘫。即使在科技发达的日本，人工耳蜗手术的成功率还未达到70%。

面对医生的忠告，母亲忧心忡忡，签字时，她的手无法控制地颤抖。

为了我的医疗费和以后的学费，父母平时过得非常简朴。尤其是我父亲，几乎不为自己花多余的钱，骑行15公里去公司上班，午餐吃自己做的便当，一年四季轮换着穿三套西装，除书籍外，他很少为自己消费。

但为了让我开心，他们会慷慨地买下我喜欢的东西。比如为我买了《プリキュア（光之美少女）》的图绘本和剪纸本。即使反对快餐，但为了满足我的小小心愿，他们还是常带我去吃。一看到我获得玩具时的喜眉笑眼，父母都拿我没办法。

住院期间，同一个房间有6个人，其中只有我是小孩。即使有母亲的陪同，但大多数时间依旧很无聊。我很牵挂9楼—每次坐电梯停在9楼时，从电梯里能看到门口有个小游乐场，里面有很多同龄的小孩子在玩—后来才知道9楼是儿科。

幼年的我天真地以为，那层是医院唯一的游乐场。好几次坐电梯，我想直接去9楼，但大人们牵着我的手说不要乱跑。因此每当护士来确认点滴情况时，我都抓着护士姐姐的手，求她带我去9楼找小朋友玩。

她笑着说：“下次哦，下次带你下去玩。”

恳求了几次后，终于有机会来到9楼，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那天下午，在护士姐姐的引导下，母亲牵着我来到9楼的游乐场。护士跟我妈妈说了一些注意事项：能让我玩到几点，要记得及时回病房做术前检查等。母亲点点头。护士姐姐蹲下来跟我说：“要玩得开心哦。”说完后便离开了。我小心翼翼地进去，看到房间里摆放着各种玩具和儿童书，甚至还有两台任天堂的游戏机。

房间里只有我一个小孩，不久，终于来了个小朋友。一个戴着针织帽的白皮肤小男孩走进来，他母亲还冲我们打招呼。我心花怒放，拿起游戏机看着小男孩，他领会到我的意思。他妈妈教我怎么操作游戏机后，我和小男孩一起玩马里奥。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子游戏，我觉得很刺激。

玩得正欢快的时候，屏幕里的伙伴没有跟上来，往身边一看，小男孩放下游戏机，脸色有点儿苍白，他的母亲跟我们道歉说：“到了要回病房的时间了。”

离开前，小男孩笑着跟我说：“楽しかった、また遊ぼうね（玩得很开心，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哦）。”

我大概在游乐场里待了十几分钟。看到小男孩离开，我跟妈妈说：“我们也回病房吧。”

9楼，好像也不是一个我曾以为任何小朋友都可以去玩的地方。这时候我意识到，跟疾病斗争的孩子，不是只有我一个。

手术前，我打完麻药，动弹不得，但被推进手术室前还保留着模糊的意识。我在病室躺着，主治医生、护士和爸妈都站在我面前，和我说“要加油”。我手上紧紧握着《光之美少女》图绘本，然后交给爸妈，冲他们点点头。

不久，我被推进手术台专用的电梯，我使劲睁着眼睛，模糊地看到爸妈站在电梯门口，爸爸抱着妈妈的肩膀，妈妈用手帕捂着自己的脸。电梯门要关起来的那一刻，妈妈还是没忍住，哭了出来。脑袋的蒙眬状态使我有个错觉—我可能会死掉。

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我不恐惧，而是茫茫未知。

离开电梯后，依然能感受到车轮在动，车轮的震动传导到我后背。我想象过，手术室门是自动门，但实际是一条一条的帘子门。经过淡蓝色的帘子后，我被推进手术室，一道刺眼的光照进我的眼睛，应该是手术灯。

灯光太闪，我眯起了眼，感受到医生戴着的塑料手套碰到我的耳朵，最后我彻底失去意识，进入了梦乡。

我醒来时，人已经在病室里，头部一阵阵痛，身体还不听使唤。我慢慢抬起手腕，摸着头部，发现有一层一层纱布围着。

经过一周的休养后，母亲带我去人工耳蜗调机室，心之向往的一刻要到来了。

经过听力测试—测最小、最低、最高的声音后，人工耳蜗就配好了。

打开开关的那一刻—仿佛在死寂的湖边，突然一群鱼在湖中跳来跳去，湖面出现了各种半圆形的波纹。

2001年秋天，我人生中出现了新的“生命力”。

看着我表面上没有反应，医生暂停了跟我母亲的谈话，担心地问道：“怎么样？”

空调吹风的声音、医生桌子上时钟的嘀嗒嘀嗒声、走廊的走路声。“聴こえる！どうしよう、なんでも聴こえる！（我能听到！怎么办？我什么都能听到！）”似乎一切都很不真实。没想到“声音”原来这么好听，没想到“音乐”这么动听。

医生看到我的反应，大笑起来。

九

2018年4月，由于紧张，外科手术基本操作这门考试我没有考好。想到平时练了那么久，我心情很低落。

那天晚上开班会，同学们一起看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视频。作为去哪都缺乏身份认同感的“国际人”，我常常感到和班里同学格格不入，悲伤的情绪突然涌入心头。

这时，我心中萌生出了一个想法：打开微信和爸爸说，今晚我们可以视频吗？

虽然母亲和我最亲密，但那天晚上我不敢面对母亲。父亲一直都很理解我，起码他不会说很难听的话。

我离开座位，穿过后门走出教室，站在教学楼昏暗的走廊里，呼叫我父亲。

“喂，宝贝，畹莹。”

我慢慢和爸爸聊起最近发生的事情，包括聊到上午考试可能考砸的事。

说到这里，眼泪已经在我的眼眶中打转，为了不哭出来，我昂头看着月明星稀的夜空。

我甚至说出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不适合当医生，和普通孩子比起来我真的就是个学渣。”

父亲说：“你仔细想想，你小时候为什么那么想当医生呢？”

过了两天，妈妈知道了我的困惑，在微信里给我发来一段话：

“任何人要想做成一件事情都是不容易的。就拿你的父母做例子，为了给你治病，放弃了在中国优越的工作条件，来到日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虽然我们来日本比在中国工作辛苦，但是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你培养成跟正常人差不多。我每次跟你提这些，是想要告诉你，你付出多少就能收获多少。第一次在医院查出你耳聋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听到你会叫一声爸爸、妈妈，哪里敢奢望你能上大学？所以人的潜力很大，只要你努力了。”

2018年5月27日，我第一次见习外科，有幸进入手术室，学习的是麻醉。

看到一位不到两岁的小患者被抱进来，又从护士那里听到他做的是人工耳蜗手术时，我心里特别震惊。没想到仅仅16年后，我能作为医学生看到自己做过的手术。

我心里默默为小男孩加油。

路上我在校车上，默默连上蓝牙耳机，听SEKAI NO OWARI的sasanqua：

夢を追う君へ（想告诉追梦的你）

思い出して，つまずいたなら，いつだって（处境艰难的时候，记得想起来，不管什么时候）

……

僕は知ってるよ（我一直都知道）

誰よりも君が（你比谁都要耀眼的）

一番輝いてる瞬間を（那个瞬间）

作者：曾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