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é de Flore —— 花神
如果说Le Procope是巴黎文艺咖啡馆的鼻祖，如果说罗东德开了蒙巴纳斯咖啡馆的先河，那么，花神咖啡馆则是圣日耳曼德培大街（Saint-Germain-des-Prés）上咖啡馆的元老。它开张于1885年，一说1887年。因为那里有一座颇有名气的小雕塑，芳名花神，老板遂以此命名了他的店铺。
德·古尔蒙
于斯曼
开始的时候，生意日复一日，平静无奇。自从法国小说家、文艺评论家、现代派的先锋于斯曼（J．K．Huysmans，1848—1907）和诗人、象征主义的旗手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1858—1915）光顾，这一朵路边的小花果然变成了花神。他二位原是卡隆咖啡馆（Caron）的主顾，卡隆关张后，他们选择了花神。渐渐地，花神发展为许多文艺界人士的聚会之地。于是，灰姑娘出挑成骚人墨客的公主。
于斯曼是著名的小说家，1903至1907年曾任龚古尔学院第一届主席。
古尔蒙何许人？才高八斗、才气横溢之士也。他一生跨好几个领域：记者、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杂文家和文艺评论家。现在，中国知道他的人不多了，但当年，特别是“五四”之后，他在中国还是颇有名气的。那时，他的诗名最被国人看重，连周作人都翻译过他的诗，译的是《死叶》。不过，拿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他的杂文和评论更有味道。他曾写道：“世上有个人，我们对他永远做不到完全的真诚，他就是我们自己。”据他的观察，“利他主义者就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利己主义者。”他特别看重语言的作用，说：“当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敢再捍卫自己的语言时，当奴隶的条件也就成熟了。”他曾因说过错话而被开除公职，所以他对于言论自由有如下的感触：“可能，除了沉默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更可靠的办法来表达我们的想法了。”
《亚马逊信札》
古尔蒙每天晚上6点钟来到花神。天天的程序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服务员给他送上当天的报纸，他便有板有眼地读起来。他从来不喝苦艾酒，因为不喜欢那种怪味。他通常点一款苦味饮料，一边喝，一边就写起文章来。杂文集《结束语》（Épilogues）的大部分篇章和《亚马逊信札》（Lettres à l’Amazone）的部分文字都是在这家咖啡馆的小桌上写成的。
在花神咖啡馆的顾客中，最为当下的中国人熟知的当然是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和他的终生情人、女权主义者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了。
萨特这样记述他在花神的日子：“我们每天上午9点来，一直工作到12点。然后出去吃饭，下午2点再回来，和一些朋友聊天，直到晚上8点。晚饭之后，就在这里接待约好的客人。这可能让你觉得奇怪吧，但是，我们在花神的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
萨特和波伏娃
再听听波伏娃的描述吧：“特别是在冬天，我总是尽量一开门就到，以便占据最好的位子，即靠近炉子烟筒的地方，因为这个位子最暖和。我很喜欢厅内还空空荡荡的时刻。”
他俩以花神为家，可是人家老板 Paul Boubal 并不那么待见他们。Boubal开始根本不知道萨特是何方神圣。Boubal 的回忆生动而有趣：“1942年的时候，一位先生来了。店一开门，人就到了，一口气待到中午。下午再来，直到关门。他经常和一个女的一块儿来。在楼下，他们俩常常分桌而坐，但总是在同一个角落里。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他是谁。下午，他们则登上二楼的大厅。我们总是看到他们带来一大摞文件，然后，就在纸上写写画画，一张接一张，没完没了…… 萨特是我最坏的顾客了！他只点一份饮料，就能磨蹭好几个小时，在纸上涂涂写写……”
萨特是存在主义哲学（extentialisme）的创始人。简单地说，它自称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本人年轻时候，学到了萨特说过的一句名言：l’homme est condamné à être libre。这句话深刻而俏皮。为什么说它俏皮呢？因为萨特使用了condamné 这个字。它的意思是“被判了刑”。被判了什么刑呢？被判了有自由权利的刑。所以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应该是：人是注定要自由的。好啊，谁不想自由呢？真是说到人们的心坎里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开社会主义阵营，存在主义在西方盛行一时。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以谈论存在主义为时髦。
萨特
花神咖啡馆于是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摇篮。没有人出来肯定，也没有人出来否定。既然没有人否定，这样说也就不算离谱了。
于是，慕名或者真想向萨特讨教的人，纷至沓来，其中有许多美国人，也有穿着花格衬衫的青年，还有到圣日耳曼来逛街的人。花神成了存在主义者的朝圣地。太喧嚣了，于是，存在主义的祖师爷招架不住了，逃走了。花神本来是他的避风港，现在，这里风高浪急，干脆三十六计……
Boubal 老板不能算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当年他暗暗抱怨萨特消费少而占据位子的时间长，现在知道了吧？人家萨特给你招徕了多少顾客啊！
花神为顾客准备的留言卡片
作者采访花神咖啡馆时两位经理的签字
客观上，第一位把花神和文艺挂起钩来的是诗人阿波利内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虽然他主观上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本文开头说过，花神原本是个平静无奇的店铺，可这正是阿波利内尔看中它的地方。当时，阿氏和他的伙伴们创立了一本杂志，取名“巴黎晚会”，他们觉得在花神更少受干扰，所以就把此处当成了杂志的编辑部，阿氏在此也设立了他的办公室。
阿波利内尔才华横溢，除了诗歌，他还写小说和戏剧。其剧本《蒂雷西亚的乳房》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他文品好，人品也好，为人处事，义字当头。他曾是毕加索的好友。毕加索曾买过一个叫作皮耶雷的小偷从罗浮宫盗取的文物，阿波利内尔也在场。后来，这个小偷带着另一件从罗浮宫偷来的雕塑，来到一家报社，明说“这是我从罗浮宫偷来的”。他想以此嘲笑罗浮宫保安的低能。消息登出，阿波利内尔大惊，跑到毕加索那里通报。二人商议对策后，决定将非法买来的文物弃入塞纳河，以此方式消除证据。因人多，未成。阿氏便将赃物送给一家报馆，请他们不要透露他的名字，然后把赃物归还罗浮宫了事。谁知报馆食言，报道了此事，阿波利内尔被捕。在审讯室，阿波利内尔本期望毕加索实话实说，可是，毕加索却一口咬定不认识他。二人皆大哭不止，以致审讯无法继续。十天以后，警方找到了更明确的线索，从而推翻了对阿波利内尔的怀疑，将他释放了。从此他和毕加索绝了交。阿波利内尔于1918年得了流感，不治身亡，年仅38岁。1929年，即在他逝世11年之后，毕加索为他立了一方墓碑，显然是表示忏悔和怀念。几十年后，《巴黎新闻》记者采访毕加索，提到当年罗浮宫一案，毕加索直言道，对自己那一次的表现感到羞耻。
阿波利内尔
毕加索也是花神的常客，不是来工作，而是出来走走或者会友的。他都是晚上来，白天在自己的画室工作。他一到，服务员就殷勤地给他脱大衣，老板 Boubal 赶来给他点烟，毕加索也不忘向收款台上的老板娘打个招呼。坐下，点一小瓶埃维昂矿泉水（Evian，现在被莫名其妙地译作“依云”），常常不喝，表示个意思而已。他和他的西班牙朋友聊天，海阔天空，甚至对厅内不正面看他的客人评头品足一番，然后尽兴而归。
阿波利内尔的三部诗集
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是个怪才，可能和他的精神病有关。他是诗人和演员，研究戏剧理论，是法国反戏剧理论的创始人。1937年以后，他患了精神分裂症，直至病故。当他从 Rodez 精神病院出来的时候，他喜欢到花神来。有时候，他会跳到桌子上，当众朗诵一首黄色诗，令众人尴尬。他写了一首诗，题目是“夜”，开头是这样写的：
飞机从阴沟里经过，
雨飞上了月亮；
大街上有一扇开着的窗，
它向我们展露出一个女人，
全身脱光光。
花神咖啡馆菜单
到了20世纪60年代，光顾花神的艺术群体出现了变化：电影界的人“入侵”了。先说导演吧。美国导演洛塞（Joseph Losey）1909年生于美国的威斯康星，1984年逝于伦敦。他是一个左派知识分子，因此，20世纪50年代他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上了好莱坞的黑名单，不得不出走欧洲，以老大陆为家了。洛塞与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合作了三部影片：《仆人》（The Servant，1963）、《车祸》（Accident，1967）和《幽情密使》（The Go-Between，1971）。影片在欧美的艺术影院都获得了好评。《仆人》获得了三项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车祸》获得了1967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幽情密使》获得了1971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每一部的电影基本都探究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性、性别、阶级等社会问题。那个时候，中国的电影爱好者听到他的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的。当时有一种说法，洛塞是西方四大导演之一，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书写此文提及此事时，我后悔没有记住这一说法的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