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林纾生平介绍
林纾（1852—1924），福建闽县南台（今福州市）人，原名群玉、秉辉，字徽，又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等，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畏庐老人等。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兼教育家、古文家、小说家、诗人、文学家、文学理论家、画家等。他的文学研究视野广阔，广涉于诗论、词论、画论、文论、小说理论和中西比较文论等，常以诗论文、以画论文、以文论画，游刃于多种艺术样式之中。
林纾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位“心存百代、放眼世界的文化大家”[1]。他一生未入仕途，从事翻译、著文、作画、执教。作为文学家，他写下了《闽中新乐府》《畏庐文集》《畏庐诗存》等佳作，被认为是新文学的不祧之祖。所著小说有《金陵秋》《金华碧血录》等，传奇有《蜀鹃啼》《天妃庙》《合浦珠》等。他不仅写下了众多诗词、乐府、笔记、小说、论文，还翻译了大量外国小说及多篇时政论文。此外，他还创作了千幅绘画作品，画论上独树一帜，以《春觉斋论画》一文为代表作。
林纾祖籍金陵（今南京市），十世祖林对塾时迁居福建。他生于闽县玉尺山麓一个由农民起家的盐商家庭。自幼家境贫寒，甚幸家教良好。外祖母以荔枝促其立志，走治学之路，读圣贤之书，以满腹经纶立身行事。少时起苦读经史诗文，文笔挥洒自如。21岁起，他为了维持生计，边读书边执教，还从画师学画。光绪八年（1882）举人，屡试进士不第，遂以教学、著译、绘画为生。先后执教于杭州东城讲舍、京师大学堂、励志书院、孔教大学等。甲午战败后，他主张变法维新。46岁时不幸丧偶；应自巴黎归国的友人王子仁之请，合译哀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此书于1899年在福州问世，不久即风靡全国，读者反响热烈。50岁家迁北京，拜桐城派末代传人吴汝纶为师。55岁任京师大学堂预科与师范馆经学教师。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发表文章维护古文古书，反对新文化运动。
林纾工诗词古文，兼作小说戏曲，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洋文学之人。他虽不识西文，却依他人口述，用文言文翻译欧美小说。林纾传译外国文学，始于1899年翻译法国剧作家亚历山大·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该书先由私人刻印，后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后，商务印书馆董事高梦旦[2]出面，特约林纾译书，形成“林译小说丛书”这一特殊的名称。这套丛书风靡一时，吸引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作家们。
林纾从45岁开始翻译，在二十多年里，以典雅流畅的笔触翻译了12个国家（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日本、德国、西班牙、比利时、挪威、瑞士、希腊和丹麦）101名作家的184部作品（尚有14种未曾付印）[3]，译著共有270多册，字数达1200万字，包括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笛福、欧文、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易卜生、塞万提斯和托尔斯泰等大家的作品[4]，以《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伊索寓言》等影响最大。
林纾译风雅洁，采用“中译中述”的翻译合作模式，根据读者接受状况，灵活地做出各种文化调适。林纾善于保留原作风格，既体现了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中国传统译论思想，又深合现代翻译思想，按照开启民智的翻译目的、特定目标读者群和中国古典诗学传统，适度做出文本调整，不拘泥于字词一一对应，其以归化为主导的翻译策略深受当时读者喜爱。
“林译小说丛书”是近代为一位翻译家出版的数量最多的小说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影响最大的小说丛书之一。“林译小说”标志着中国翻译文学的幼年时代。林纾向中国知识界传播外国文学，开推介外国文学风气的先河。他的译作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繁荣发展，提高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推动了中国新文化的建构和新文学的发展，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二、林纾的翻译生涯
林纾的翻译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为发生阶段（1898—1904），第二个时期为鼎盛阶段（1905—1909），第三个时期为低谷阶段（1910—1915），第四个时期为退潮阶段（1916—1924）。[5]
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总结了林译的三大功绩：第一，林译针对国人关于世界的狭隘常识，消解了中西社会的所谓深沟；第二，让国人了解不独中国有文学，“欧美亦有所谓文学”；第三，打破了中国以小说为“小道”的传统旧观念，开启了“翻译世界的文学作品的风气”。[6]同时，该文指出了林译小说犯有选材不精、混淆体裁、自行增删的坏毛病。杨丽华认为，林译之选材出于“译者启蒙的政治目的，这也正切合当时社会时局的要求”[7]。出于启蒙的目的，译者译介了多种小说类型（以社会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为主），既有世界名著，也有西方当红通俗作品，得以“向国人传播以民族思想、民主思想、女权思想、实业思想为主的西方先进思想”，“部分地改变了国人落后的思想观念，为当时的思想启蒙作出了重要贡献”[8]。
据朱羲胄的《春觉斋著述记》所载，林纾的翻译合伙人一共有19位。[9]他们“大抵是林纾的友好或学生，有几位还是从外国归来的留学生。但他们都不是专攻西洋文学的，所以对于欧美文学流派及其演变，都不甚了了”[10]。不过没有这些合作译者，林纾的翻译就无从谈起。
王寿昌、魏瀚为林纾翻译的接引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初夏，林纾丧偶，到魏瀚家散心解闷。同是林纾好友的王寿昌便和魏瀚一道，谈起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并提议与林合译。合作是经由精通法语的王寿昌口述，林纾笔录。王寿昌不仅精通法语，中文造诣亦高，他的口述尽现原著内容，为林纾传神而流畅的译笔提供了良好的素材，由此诞生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魏瀚错失这次翻译外国文学的机会，后与林纾合译《保种英雄传》。
魏易为林纾翻译的黄金搭档，合作时间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到宣统元年（1909）。魏易早年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英文水平甚高。曾任上海《译林》杂志执笔者，又任教育部翻译。京师大学堂成立后，担任大学堂英文教习。他和林纾合作之时，仅20岁出头，二人合译近50部作品。其中，名著《黑奴吁天录》一推出，社会影响甚大。1909年后，魏易弃教习及翻译工作，转入仕途。
曾宗巩为林纾“成名之后”的合译者，合作时间为光绪三十年（1904）至宣统二年（1910）。曾宗巩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后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严复为京师译书局总办，曾宗巩和魏易、林纾同任翻译之职，曾魏二人的职名为“口述”。曾宗巩与林纾合译了13部小说，其中英国作家哈葛德的作品有7部。译著以冒险和军事题材为主。研究林纾的汉学家罗伯特·威廉·康普顿认为，在林纾的口译者中，曾宗巩更为注重词句层面的对应。
陈家麟为林纾的后期主要合作者，合作时间为宣统元年（1909）至民国十一年（1922）。陈家麟与林纾合译的书最多，共计68部。他们合译的小说（包括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作品）大多从英文译本转译而来，托尔斯泰的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林译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多由他口授。
王庆骥、王庆通为王家（王寿昌）后代，王家与林纾再度携手合译，合作时间为民国二年（1913）至民国八年（1919）。王庆骥，即为活跃在民国期间外交界的王景岐，是林纾第一个合译者王寿昌的侄子。他兼通数国语言，而于法国文学为特精。他是林纾主要的法文合作者之一，虽合译的文学作品仅两部，却被公认为林译小说的上乘之作。这两部作品是法国作家贝纳丹·德·圣比埃（1737—1814）的《离恨天》（今译《保尔和薇吉妮》）和法国作家孟德斯鸠（1689—1755）的书信体小说《鱼雁抉微》（今译《波斯人信札》）。王庆通也是王寿昌的侄子，他是法文口述者，与林纾的合译小说11种，大多为名篇，在读者中反响甚大。翻译题材多样，译法中规中矩。
毛文钟为林纾最后一位长期合作者，合作时间为民国九年（1920）至民国十二年（1923）。毛文钟与林纾的合译作品共计15种，大多为英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法国预勾（今译雨果）的《双雄义死录》（1921）、挪威伊卜森（今译易卜生）的《梅孽》（1921）、英国路易的《埃及异闻录》（1921）。
除了以上8位口述者，林译的合译者还有严培南、严璩、李世中、力树萱、乐贤、陈器、胡朝梁、叶于沅、林凯、林驺、蔡璐等人。他们或合作次数较少，或自身名气不大。作为翻译团队的成员，他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也是林译的幕后英雄。
三、林纾的翻译思想
林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继承了屈原、司马迁、杜甫、韩愈、范仲淹等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文学修养，创造性地运用中国文言文翻译西方文学，将他对国运的思考建立在深沉的爱国主义之上，被康有为誉为“译才并世数严林”“译介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胡适语）。
林纾在理念上是主张“忠实”的，虽然他常脱离“忠实”原则，原因是“林纾身上那深入骨髓、内化石化的中国文化观念经常在不知不觉地操纵他”[11]。林纾认为其翻译的小说是可信的，他在《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叙序》中写道：“前此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伊索寓言》，颇风行海内，又固因逐字逐句口译而出，请余述之，凡八万余言。”[12]严复也认为林译是可靠的，在《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叙序》中，林纾写道：“既脱稿，侯官严君潜见而叹曰：是中败状，均吾所尝亲历而遍试之者，真传信之书也。”[13]严复没有进行对照阅读，他说的“传信”当以译文效果观之。
在林纾早期的翻译中，每篇译作都有序、跋、达旨、短评、译余剩语等文字，反映了林纾的“文学观、世界观，这是他自摅胸臆的文字，可以从中看出他思想的脉络”[14]。林纾在《译林》杂志发表的序言，被阿英称为“翻译界之重要文献”[15]。在这篇序言中，林纾阐述了译书、教化、小说三者之间的关系，强烈地折射出他的翻译动机：
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励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自以为可胜。此所谓不习水而斗游者尔！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灭而星火尤爝，吾不能不燃之。[16]
在民族存亡之际，林纾的翻译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面对19世纪末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内外交困的中国社会现实要求文学翻译为民族生存服务。林纾临危受命，承担了文学服务于政治的使命和重任。他在序或跋中表述了翻译的社会功能和政治色彩。中国近代把经世致用作为对士大夫的要求，开此风气者首推龚自珍。感受到西洋文学魅力的林纾认为小说有助于改变中国社会状况，他所从事的译书事业乃成为“译者参与社会、改造文化、经世济民的实业活动”[17]。刘宏照在其专著中，从林译西洋文学的目的和功能来分析林纾的翻译思想，归纳了“翻译救国”“开启民智”“励学明耻”“昌兴西学”“了解夷情”“学盗之学”[18]等六大目的。
综观林纾的翻译生涯，虽不能脱离经济因素，其主要目的无疑是以启蒙为导向的：开启民智、锐意革新、民族自强。林纾翻译西洋文学，需在目的语环境中实现译文的各种交际目的。孔立的《林纾和林译小说》认为，林译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标准意译原作内容，虽未严格按照原作词句，但尽力表达原作之思想情感和风格，超越了以往的翻译；林纾译笔简洁古雅，译文保留古文成分，符合清末民初知识界的口味，深受读者赞赏。[19]1908年，《小说林》的编辑主任兼译述编辑徐念慈在《小说林》第10期撰文，提到当时的读者绝大部分是旧式文人，当时最受读者欢迎的是文言小说。他评论林纾说：“林琴南先生，今世小说之泰斗也，问何以崇拜者众？则以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色。”[20]吴俊在《林琴南书话·略叙》中论及，林译小说“用的是文言，译笔与‘严译名著’可称双峰并峙。但严译遵守的是改良后的桐城家法，林译则颇有一种直追唐宋大家的用心”[21]。杨丽华认为，林译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翻译文体，“林译模仿了先秦的语体，译本在单音词的使用、词类转用、语气词、判断句、被动句等方面都具有先秦语法的句法特征”，“在风格上，林译的文字清真古雅，洗练质朴，秉承了桐城派古文的‘雅洁’之风”，此外，林纾“突破了古文的一些禁忌，融入了白话口语词、东人新名词、欧化音译词、外来句法等现代通俗因子”[22]。针对当时中国白话体小说被士大夫阶层视为茶余饭后消遣的谈助品的窘况，寒光指出，林纾改变了国人轻视小说和小说家的传统，提高了小说的价值和小说家的身价；林纾的翻译目的在于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他说：“林氏以古文名家而倾动公卿的资格，运用他的史、汉妙笔来做翻译文章，所以才大受欢迎，所以才引起上中阶级社会读外洋小说的兴趣，并且因此抬高小说的价值和小说家的身价。”[23]因此，林纾利用文言文翻译西洋文学，既迎合了目标读者的期待和阅读口味，又充分发挥了自身擅长文字的优势，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又实现了林译服务政治、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初衷。
清末民初，中国读者开始接触西方文学，他们对西方小说的阅读期待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林纾必须使用特定的翻译策略或翻译程序，达到翻译西洋小说的教化目的。清末的翻译策略以归化翻译或者意译为主。陈平原认为，“‘直译’在晚清没有市场，小说翻译界基本上是‘意译’一边倒”[24]。林译顺应了流行于清末译界的归化翻译策略，同时摆脱了一些流行的翻译策略的制约，充分体现了一位翻译大家的过人之处。林译语言的归化主要体现在词汇和句式上，使用的词汇和句子结构皆为译入语读者所熟知，请对比以下段落：
原文：Immediately behind Emma there was a life-sized marble replica of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statues known to ancient art.There above the pale and spiritual maiden，with out-stretched arms and alluring lips stood the image of Aphrodite，triumphing in her perfect nakedness.[25]
林译：在爱玛之旁，石象矗立，象为女神，司情爱者也。为国工所镌，神采栩栩如生，两臂旁张，唇吻欲动，赤身露立。[26]
除了语言上的归化，林纾针对初涉西洋文学的清末读者，采用归化的文化翻译策略，以跨越中西方文化上的鸿沟。他所做的文化调适，契合他翻译西洋文学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这种文化调适表现在书名翻译归化、称谓语归化、宗教归化上，如以“托钵”“道人”“道统”“浮屠”“正果”等词语来处理基督教文化词汇。此外，西方的风俗文化（丧服文化、书房文化、婚姻文化、书信文化）亦被中国化，中国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亦多有体现，例如：
原文：“You will find her，”pursued my aunt，“as good，as beautiful，as earnest，as disinterested，as she has always been.If I knew higher praise，Trot，I would bestow it on her.”[27]
译文：“……而安尼司之德言容工，一一如故，吾欲出赞语，百觅不得确词。”[28]
“德言容工[功]”指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以今人之眼光，不免提问，难道英国人也讲中国妇女的“四德”？对于清末民初初读西洋文学的读者，归化译法符合读者的期待，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林纾的翻译扎根于他拳拳爱护的沃土之上，其翻译作品具有“概知轻重”的微观性，“大而规整”的宏观性。他立足于自身的文化身份，服务于爱国警世的翻译宗旨，将以文化调适为导向的归化翻译作为主要翻译策略，顺应古文体的清末翻译诗学潮流，符合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中国传统翻译标准，创造性地利用古文翻译西洋小说，提高了小说地位，无愧于翻译外国小说的奠基人之美誉。林译作品深受清末读者的青睐，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对文学研究者和翻译研究者仍具有重读、重思、重评的价值，不啻为一笔珍贵的文学遗产。
四、林纾翻译的忠实性原则
口译笔述的翻译模式始于东汉佛经翻译。支谦、玄奘等佛经翻译家均采用口译笔述来组织佛经翻译。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传入中国，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书籍。与上述两种翻译相似，林纾的翻译亦属于文本对译，表现为口译笔述。不同的是，加入林纾“翻译团队”的成员均为中国人，属于“中述中译”，而参与佛经翻译、科技翻译的成员拥有不同国籍，外国人负责口译，中国人进行笔述，属于“外译中述”。
对于林译的忠实性，评论始终是褒贬不一的。在译本质量评价方面，林纾晚年的入室弟子朱羲胄和林纾友人林彦京均认为，林纾的译文“忠实原文、富于文采，合乎‘信’‘雅’的翻译标准”[29]。在翻译的效果上，英国著名的汉学家韦利（Waley）对比林译和狄更斯的原作，认为译作比原作更为精练，胜过原作。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先生持相同看法，他说“林译的狄更斯小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原著还好，能够存其精神，去其冗杂”[30]。钱锺书则认为，林纾译的“哈葛德小说颇可列入这类事例里”[31]。
林纾的翻译存在缺点。译者“一味求快，译文难免出现闪失”，“正因为译得快，所以字迹异常潦草，且常出现误字”[32]。林纾自述翻译快似耳受笔追，“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33]。林纾得益于口述者的合作，使译速至少提高3至4倍，但口译文本的特性客观上造成了“篇成脱手，无复点串”[34]。郑振铎认为，林纾把剧本当成小说，以及文学常识方面的一些错误，是口译者造成的，与林纾无关。林纾小说翻译中出现的任意删节原文的现象，也是口译者的过失。[35]
1964年，钱锺书发表《林纾的翻译》一文。该文是1949年以来最为重要的一篇有关林纾翻译的专论。钱先生认为，林译起了“媒”和“诱”的作用，使清末读者初尝外国作品。同时，他对林译的“讹”做了深入分析，认为林译本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36]。他以狄更斯的《滑稽外史》第十八章为例，指出“似带讴歌”的顺口溜是林纾“对原文的加工改造，绝不会由于助手的误解或曲解”[37]。请读此例：
那格……始笑面终哭，哭声似带讴歌。曰：“嗟乎！吾来十五年，楼中威谓我如名花之鲜妍”——歌时，顿其左足，曰：“嗟夫天！”又顿其右足，曰：“嗟夫天！十五年中未被人轻贱。竟有骚狐奔我首，辱我令我肝肠颤！”（林纾、魏易同译）
那格女士先狂笑而后嘤然以泣，为状至辛楚动人。疾呼曰：“十五年来，吾为此楼上下增光匪少。邀天之祜”——言及此，力顿其左足，复力顿其右足，顿且言曰：“吾未尝一日遭辱。胡意今日为此婢所卖！其用心诡鄙极矣！其行事实玷吾侪，知礼义者无勿耻之。吾憎之贱之，然而吾心伤矣！吾心滋伤矣！”（钱锺书改译）[38]
文学翻译具有文化行为的特性，总是“受到译入语文化中意识形态、文学观念、文学体制、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时期，文化语境不同，文学翻译选择也就有不同的价值取向”[39]。中国译界历来把“忠实”或“信”奉为翻译之最高圭臬。依此标准，清末趋于归化的翻译策略只能归于失败一类。若不考虑翻译的历史条件，一味机械地评价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得出的结论未免流于武断。翻译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在一种理想的追求中，给翻译实践硬性规定一些标准或原则，而应正视翻译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或现象，作出正确、客观的描述，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再在更大的范畴内去加以考察，得出结论”[40]。与之相呼应的，翻译批评需要结合批评的历史观和文化观，“从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关注不同的文化、政治因素，并充分重视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和定位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41]。而在评价林纾译文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巨大的疑点：评论者所说的不忠实的起因在哪里？评论者或依据史料，或依靠阅读感受，使得林纾翻译研究“多是经验点评、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评价或传统语言学视角下的译本对错判断，大多缺乏对历史、文化等因素的考虑”[42]。
这一大疑点来自林纾对合译者的态度，散见于序、跋等文字中。出于对口述者的依赖，他将译本的问题归咎于己，他在《孝女耐儿传·序》（1907）中表示，“予不审西文，其勉强厕身于译界者，恃二三君子为余口述其词，余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其间疵谬百出”[43]。在《西利亚郡主别传·识语》（1908）中，林纾的口吻发生了变化：“惟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44]在《荒唐言·跋》（1914）中，林纾又转回到自责：“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所口述者而译，此海内所知。至于谬误之处，咸纾粗心浮意，信笔行之，咎均在己，与朋友无涉也。”[45]林纾不懂外文，他的所谓译实际上是采用“听写”的方式来写作，但“他的态度是相当认真的，稍有怀疑，就要叫口译者从头再讲，有时候甚至要讲上好几遍，他才认为满意”[46]。
2008年3月，日本大阪经济大学的樽本照雄教授出版了《林纾冤罪事件簿》一书，以史家的探究和缜密的推理，逐一考察林纾和林译小说所受的不公正对待。他认为，林译研究者忽视了对底本的甄别，导致郑振铎先生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做出的经验性误判没有得到纠正。[47]他调研了林译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底本、易卜生戏剧的英文小说版、林译斯宾塞《荒唐言》的底本、林译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的各种外文底本。樽本照雄教授认为，林译过去所受到的最大误会，就是把戏剧翻译成小说这件事。通过对比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原作与林译本，他发现，林译莎士比亚《亨利第四纪》《雷差德纪》等历史剧的原本，依据的是奎勒·库奇（Quiller Couch）改编的历史故事，而林译挪威剧作家和诗人易卜生《群鬼》的原本，依据的是德尔（Dracot M.Dell）改编的小说。
郑振铎先生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认为，林纾“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失不见”，“林先生大约是不大明白小说与戏曲的分别的——中国的旧文人本都不大明白小说与戏曲”[48]。该评论长期无人质疑，当代外国文学研究者一直认可此说，认为林纾将剧本《群鬼》“改编成了小说《梅孽》”[49]。也有学者在戏剧研究中提出，“这（《梅孽》）是通过优美的古文将《群鬼》进行的改写（adaptation）”，“《群鬼》是在毛文钟的协助下，林进行的改写。林不追求原作的结构，而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改编了故事”[50]。
樽本照雄找到德尔版，发现存在着将易卜生的原作改成小说的英文书籍。经过正文对照，确认内容相同。林译本应该写成“瑙威伊卜森原著，德尔改写，林纾、毛文钟同译”，这样才是准确的。
五、林译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内的林译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笔者试以六个阶段简述林译的国内研究状况。
1899—1919年期间，时人的林译述评关注译笔和译作的思想意义。对林纾翻译的看法均以杂评、叙言、题咏等形式发表。康有为、徐念慈、涛园居士、邱炜萲等人力赞林纾的文笔。该时期的述评几乎都是对林译的充分肯定，偶闻批评之声，如松岑撰文表达对林译爱情小说的逆反之心。
1919—1924年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改变了林译的正面形象，林纾被视为反对新文学文化的代表。钱玄同、刘半农、蔡元培、鲁迅、周作人等人先后撰文，批评林纾和他的翻译，而胡适认为林纾挖掘了古文在长篇小说上的潜能。
1924—1949年期间，林译研究处于一个沉寂的阶段。而对林译的零星评论甚多，多为正面评价，属于“随感式的，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51]。对林纾做比较全面而客观评价的只有郑振铎和寒光。该时期第一个对林译进行比较全面研究的人是郑振铎。1924年11月11日，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题为《林琴南先生》的长论，对林纾的生平、小说、诗歌做了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林纾“去世后最早的、最有分量的”一篇评述林纾的论文。[52]1935年2月，寒光在中华书局发表了林译研究专著《林琴南》，这是最早的一部研究林译的专著。此外，林纾弟子朱羲胄整理了林纾的译著，著有《贞文先生学行记》（1949）、《春觉斋著述记》（1949），提供了研究林译的重要资料。
1949—1979年期间，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都有人研究林译，但在“文革”期间，大陆的林译研究几乎是空白的。这一时期，对林译研究做出贡献的有阿英、孔立、钱锺书、曾锦漳等人。著名文学家阿英是继郑振铎和寒光之后的第三位对林译研究有较大贡献的学者。
1980—1990年期间，改革之风吹遍文坛。在这一时期，对林译的研究较以往更全面，研究林译的专著相继出版，值得关注的林译研究学者有薛绥之、张俊才、王佐良、薛卓、曾宪辉、孔庆茂等人。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是我国较早的一部翻译文学史著作，该书把林纾誉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奇才，是翻译史上的巨人，他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53]。这个阶段的著述不多，未出现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大多重复了郑振铎、寒光等人的观点，但可喜的是，摆脱了前一时期的歪曲评价。
自1990年至今，在这三十年中，林纾翻译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研究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多家出版社或重版或新出了林纾译作，修订了汇编资料，出版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林译学术专著，不断涌现出了相关研究领域的高层次学位论文。
（1）林译作品的出版。继商务印书馆于1981年推出10种林译作品，其从未发表的译作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出版。1991年，施蛰存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991）问世，该书收录了罕见的林译小说。1994年，李家骥等整理点校的《林纾翻译小说未刊九种》出版，收辑林纾未发表手稿9种，共计40余万字。
（2）资料汇编整理。1999年，吴俊校标的《林琴南书话》一书出版。该书是迄今收录林纾序跋最齐全的专辑，为林纾的文学和翻译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2008年6月，“福建文史丛书”之《林纾研究资料选编》由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出版，该书收录百年（1907—2007）林纾研究论文200余篇，是“目前最大规模的林纾研究资料集”[54]。2014年，张旭、车树昇编著的《林纾年谱长编（1852—1924）》出版，对1926—2012年期间出版的各种年谱或著译目录及考订做了全面的考订，个别无旁证资料可查者，则加按语说明。
（3）林纾传记。1993年，曾宪辉的《林纾》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4章，多处涉及林纾的翻译和比较文学。1998年，孔庆茂的《林纾传》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全书7章，参考了国内外许多有关文献及林纾研究的成果。2016年1月，顾艳的《译界奇人——林纾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女性作家的细腻笔触描绘了林纾传奇的一生和独立的人格与品德。
（4）专著出版。该阶段的研究成果斐然，全面突破了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值得关注的林译研究学者有林薇、张俊才、孔庆茂、吴俊、韩洪举、刘宏照、杨丽华等人。
国外的林译研究者主要有汉学家和海外华人学者：
（1）汉学家。汉学家有威利、内田道夫、曾田涉、康普顿、韩嵩文、樽本照雄等人。
（2）海外华人学者。海外华人的专著并不多见，引人注目的学者有黄诗芸、李欧梵等人。
此外，还有中国学者的外文专著。值得一读的是赵毅衡、高万隆等人的著作。
在林纾研究成果方面，据不完全统计，1935—2010年期间，林纾研究之中文著作出版了31部；1965—2010年期间，林纾研究之外文著作出版了12部；1971—2010年期间，国内外林纾研究之博士论文产出了26篇；1966—2011年期间，国内外相关硕士论文产出了242篇。[55]CNKI（中国知网）数据（截至2019年8月18日）显示，2000年至2018年期间，与林纾相关的博士论文共产出63篇，分布在15个学科点，呈现理论多元化和跨学科性，归属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三个学科的林译研究博士论文占总数的61.9%。与林纾翻译相关的硕士论文共上线157篇，其中归属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硕士论文占绝对优势，合计占总数的65%。1981—2018年发表在各种报刊、收入学术年会的林译研究论文总数为155篇，处于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最早的一篇论文是马祖毅先生发表在《中国翻译》之“中外翻译家”专栏的论文《林纾与文学翻译》（1981）。在林纾研究的综合评价方面，值得关注的论文有苏建新的《中外林纾研究综述》（2009）、《林纾研究述评》（2009）、《林纾研究刍议》（2011）、《走向世界/文化的2010年林纾研究》（2011），以及肖志兵的《百年来林纾研究概况》（2015）。林纾秉承了华夏赤子爱国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立场，这方面的论文有苏建新的《论林纾的民族意识》（2009）、黄宁的《林纾小说翻译中的民族主义》（2018）。
林纾研究重镇主要集中在福建。其一是福建师范大学。根据CNKI数据库数据，2002—2017年期间，福师大在林纾研究方向共培养硕博生17人，完成林译研究（含相关）硕士论文11篇，博士论文6篇。其二是福建工程学院。“苍霞精舍”是福建工程学院的前身。2007年，学院成立林纾文化研究所。2012年，为纪念林纾先生160周年诞辰，《福建工程学院学报》编辑部出版《林纾研究专刊》，该专刊汇集了国内外林纾研究专家学者的17篇论文。在《林纾研究专刊》序言中，福建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吴仁华指出，“林纾专刊书信集”“林纾全集”“苍霞系列文化学术丛书”等大型研究项目已被纳入今后工作计划。2014年10月，福建工程学院成功举办了林纾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部分论文结集出版。[56]
六、林纾翻译的现代性
阅读和研究林译作品有助于我们研究翻译本质、翻译标准、翻译原则、翻译审美、翻译伦理、翻译风格、翻译距离、翻译批评、翻译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以期总结翻译规律，指导翻译实践。林纾译作的百年批评史，充分展示了翻译批评者是如何克服僵硬的二元对立关系的、如何认识文学翻译的文化属性的。林译的研究者们通过重新审视译者的翻译观与文化身份，深度剖析翻译赖以依存的历史、政治、价值观等因素，包容性地构建了“从表面走向深层、从单一走向多元、从静止走向动态的多重视野”[57]，从而促进了林译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林纾译作具有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王宁认为，林纾的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以及文学史的重写作出了重要的贡献”[58]。谢天振从比较文学出发，竟然发现钱锺书先生在评论林纾时，表现出他对待翻译者应该隐身还是现身的问题上的思想矛盾，而钱先生的伟大在于“没有被翻译界的教条牵着鼻子走，而是坦然承认并肯定以林译为代表的译者现身的事实及其价值”，“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甚至可以把译者或翻译应该隐身还是现身、译者和翻译是否有权利现身这个问题作为判断论者是属于传统译论者还是现代译论者的一个依据”[59]。与忠实派的重源语文本相比，翻译研究学派的焦点在于对译者、译文和译文读者的研究。笔者发现，大量的林译研究者从中西方现代理论出发，肯定了林译作品在文学、思想意识、话语意义上推动了中国本土文化建构的现代化进程。黄四宏指出，不同的叛逆手法，本质上都是“成就特定历史文化使命的社会手段”[60]。
霍尔姆斯（Holmes）提出，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研究对象是翻译活动（过程）和翻译作品，翻译研究的功能是不仅要探讨如何翻译，同时还要描述翻译现象和行为，解释甚至预测未来的翻译。谢天振教授从他提出的译介学出发，认为林译作品显示了翻译家的现身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纾选择的翻译策略暗合了现代翻译理论的思想。大量的林译研究所共同指向的一系列林译表征，正好印证林纾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翻译家，还是一个现代翻译家。笔者以为，林纾的翻译融“概知轻重”的微观性、“大而规整”的宏观性于一体，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背景下，透视“译入”和“译出”翻译理论的差异，调研“接受环境的时间差和语言差”，有助于中国文学真正有效地“走出去”。在中国文学反哺世界文学的进程中，林纾的拳拳爱国之心、复兴中国古典文学的持之以恒，尤其是他善巧方便的那一面，一定会引来更多的林译作品读者和研究者。
七、编选说明
林纾翻译小说中的语言策略在清末民初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他借助文言小说、笔记的传统文体和当时的报纸杂志文体进行翻译。为了提高西洋小说的地位，林纾以浅显的文言文翻译小说，所用的文体是他心目中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语言。他的译文既有“梁上君子”“五朵云”“土馒头”“夜度娘”等文言文中不容许的“隽语”“佻巧语”，又有“小宝贝”“爸爸”“天杀之伯林伯”等口语，还有“普通”“程度”“热度”“幸福”“社会”“个人”“团体”“脑筋”“脑气”“反动之力”“梦境甜蜜”“活泼之精神”等当时流行的外来新词。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语言文字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的翻译为例。林译在相同意思的词语或短语的表达上，以“闺秀”指“上流社会女子”（ladies of distinction）、“巾”指“手帕”（kerchief）、“巡捕”指“警长”（the inspector of police）、“草织为冠”指“草帽”（a straw hat）、“缠头不少”指“很多钱”（a great deal of money）等等。在不同意思的词语和短语表达上，林译以“市/肆”指“商店”（shop）、“仙”指“天使”（angel）、“叩关”指“拉门铃”（a ring at door）、“黄榜”指“黄色巨幅广告”（a great yellow placard）、“草书”指“钢笔写的”（written in ink）、“急装”指“旅行服装”（a travelling suit）、“脑热”指“脑膜炎”（brain fever）、“软凳”指“沙发”（sofa）等等。新名词使用最频繁的是“邮政”（post）一词，还有“远镜”（opera-glass）、“香水”（perfumes）、“使馆”（embassy）等词。但他对于“远镜”一词的处理并不统一，有的地方选译，有的地方不译。正如钱锺书所说，在林译的第一部小说里，我们看得出林纾在尝试、在摸索、在摇摆。
林纾即使翻译一部极无名的作品，也要列出作家之名，对于书中的人名地名绝不改动一音。这种忠实的译者，当时极不易见。这些音译词一般是不能入古文的，如“安琪儿”“苦力”等。有些音译词我们今天也不会随意使用，如“马丹”“列底”“司马德”“密斯”“密斯忒”“密昔斯”“密司脱”等。
林纾时代的语言文字到今天已发生了不少变化。较明显的如将现在的“唯”写作“惟”、“座”写作“坐”、“那”写作“哪”。其他显著的有“抗辩”写作“抗辨”、“漂流”写作“飘流”、“览胜”写作“揽胜”、“纽扣”写作“钮扣”、“犹忆”写作“尤忆”、“浏览”写作“流览”、“着衣”写作“著衣”、“佐证”写作“左证”、“沉吟”写作“沈吟”、“悲愤”写作“悲忿”、“纪念”写作“记念”、“账目”写作“帐目”、“要挟”写作“要胁”，还有“译余剩语”写作“译馀剩语”、“毛骨悚然”写作“毛骨研然”等等。
林纾翻译一些剧名、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所采纳之法，跟现代通行译法存在较大差异，如《黑奴吁天录》今译名为《汤姆叔叔的小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名为《艾凡赫》、《孝女耐儿传》今译名为《老古玩店》、《块肉余生述》今译名为《大卫·科波菲尔》。
所幸的是，上述词语和专有名词对当今读者的阅读不构成大的困难，保存原译名既可使读者贴近清末民初的文化原貌，认识这个时期的翻译史，又能展示林译超然的文本价值和艺术魅力。在此，我们力求存真，在编排中对商务印书馆的重印本进行了精心核校。
林译中的标点用法和当代也存在很多差异。以《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为例，1905年的上海商务版中，只使用句号（圆圈）一种标点，也用作着重号。该译本以单竖线表示人名，如斯蒂芬、汪霸、凯特立克等；以空心双竖线表示地名或民族，如英国、东河、罗马、犹太等。1981年的商务版依照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对初版译本的标点做了不少调整。以该译本第一句为例，1981年版译文如下：“英国东河流域之内，前此有大树林，踞歇非儿、东加斯德二城之间，楼橹雉堞均为绿荫所被，至今老树凋残，尚有一二根株在焉。”1905年初版仅以句号断句，译文如下：“英国东河流域之内。前此有大树林。踞歇非儿东加斯德二城之间。楼橹雉堞均为绿荫所被。至今老树凋残。尚有一二根株在焉。”在本书中，我们按照现行的标点符号用法，对商务版的标点符号进行了微调，以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
林纾的译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140余种。这些数量繁多、题材广泛的外国文学名著，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人的精神和生活。其中“林译小说丛书”是近代为一位翻译家出版的数量最多的小说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说中影响最大的小说丛书之一。林纾由此声名远播，被奉为一代大家。本书作为“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之一，考虑到林纾和商务印书馆这段百年书缘，本次林纾代表性译文的选编参阅了“林译小说丛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特此致谢。本次林纾代表性译文既收录了《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这两本林纾代表性译作，也节选了《吟边燕语》《块肉余生述》《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的片段，以飨读者。
[1]龚任界.林纾的绘画艺术//林纾书画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高梦旦，字风谦，福建长乐人。曾任浙江大学堂总教习，日本留学监督，商务印书馆董事，曾主持该馆编译所工作。与林纾友情至笃。
[3]林农.我的曾祖父——林纾的生平与评价//龚任界.林纾书画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10.关于林译作品的数量，说法不一。杨丽华在其论著中推证，林译小说总数应为183种。见：杨丽华.林纾翻译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的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
[4]杨丽华指出，林译作品除少数佚名作品外，共涉及11个国家，109位作者。见：杨丽华.林纾翻译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的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该数据与本文引用的林农在《我的曾祖父——林纾的生平与评价》一文所载的统计数据略有出入。
[5]杨丽华.林纾翻译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的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6-7.
[6]郑振铎.林琴南先生//钱锺书，等.林纾的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5-17.
[7]杨丽华.林纾翻译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的视角.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Ⅱ.
[8]杨丽华.林纾翻译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的视角.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183.
[9]朱羲胄.春觉斋著述记.上海：世界书局，1949.
[10]曾锦漳.林译的原本//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340.
[11]刘宏照.林纾小说翻译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03.
[12]林纾.利俾瑟战血余腥记.上海：文明书局，1904:2.
[13]林纾.利俾瑟战血余腥记.上海：文明书局，1904:2.
[14]李家骥.林纾小说翻译未刊九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5.
[15]阿英.阿英说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88.
[16]林纾.译林·序//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6.
[17]杨丽华.林纾翻译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的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7.
[18]刘宏照.林纾小说翻译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9]孔立.林纾和林译小说.北京：中华书局，1982.
[20]觉我.余之小说观//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36.
[21]吴俊.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
[22]杨丽华.林纾翻译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的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43.
[23]寒光.林琴南//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207.
[2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7.
[25]Haggard，Henry Rider.Joan Haste.London:Longmas，Green＆Co，1895:85.
[26]哈葛德.迦茵小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5.
[27]Dickens，Charles.David Copperfield.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4:909.
[28]迭更司.块肉余生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71.
[29]杨丽华.林纾翻译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的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70.
[30]转引自：黄瑢.从林译狄更斯小说看林纾的翻译理论.科技信息，2010（30）：39.
[31]钱锺书.林纾的翻译//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800.
[32]张俊才.林纾评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10.
[33]吴俊.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77.
[34]秦瘦鸥.小说纵横谈.上海：上海书店，2004:125.
[35]郑振铎.林琴南先生//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893:149-164.
[36]钱锺书.林纾的翻译//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79.
[37]钱锺书.林纾的翻译//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79-780.
[38]此两例参见：钱锺书.林纾的翻译//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79-780.
[39]查明建，谢天振.中国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19.
[40]许钧.翻译思考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57.
[41]刘云虹.从林纾、鲁迅的翻译看翻译批评的多种视野//刘云虹，许钧.翻译批评研究之路：理论、方法与途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250.
[42]杨丽华.林纾翻译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的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9.
[43]吴俊.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77.
[44]吴俊.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98.
[45]吴俊.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16.
[46]秦瘦鸥.小说纵横谈.上海：上海书店，2004:125.
[47]郑振铎.林琴南先生//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893:149-164.
[48]樽本照雄.林纾冤案事件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89.
[49]樽本照雄.林纾冤案事件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92.
[50]樽本照雄.林纾冤案事件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92.
[51]刘宏照.林纾小说翻译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8.
[52]杨丽华.林纾翻译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的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1.
[53]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75.
[54]苏建新.“林学”研究喜结丰收果——百年林纾研究集大成之作问世.福建文史，2008（3）：51-53.
[55]朱晓慧.林纾历年研究资料汇集//龚任界.林纾书画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11-320.
[56]吴仁华.革新与守固——林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郭丹，朱晓慧.林纾研究论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
[57]刘云虹.从林纾、鲁迅的翻译看翻译批评的多种视野//刘云虹，许钧.翻译批评研究之路：理论、方法与途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250.
[58]王宁.现代性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构.文艺研究，2002（6）：32.
[59]谢天振.三读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东方翻译，2013（6）：55-56.
[60]黄四宏.林纾、鲁迅文学翻译中叛逆手法之殊途同归.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5）：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