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学通论

《中国文献学概要·结集》

郑鹤声

☉1901—1989☉

原名松表，号鹤皋，后改字萼荪，浙江诸暨人，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并入东南大学，即今南京大学）文史地部，师从柳诒徵。后任教于云南高等师范学校和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1929年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编审、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教授等。后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广泛，涉及中西交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献学、中华民国史、中国民族史、华侨史、亚洲史等，均有精深造诣。著有《中国近世史》《中国史部目录学》等。

郑鹤春

☉1892—1957☉

原名松林，后改鹤春，字萼邨，郑鹤声长兄，教育家、实业家。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文史地部，先后任教于浙江嘉兴、杭州、台州等地。1925年任教于昆明高等师范学校，对语言学、地理史学、郑和研究颇有贡献。1928年与其弟郑鹤声合撰《中国文献学概要》。抗战后任职于中国茶叶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虹口中学任教师。著有《中国地学史》《中国史著之研究》等。

“文献”的概念古已有之，而“文献学”的提出与创立则迟至近代。1928年，全美学术界团体理事会在纽约举行促进中国研究的第一次会议，使用了“Chinese Studies”一词，以区别于代表欧洲传统的Sinology。与此同时的大洋彼岸，同样关注到中国文献研究的世界化趋势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也正在撰写当中。两年后，郑鹤声、郑鹤春合撰的这部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真正把“文献学”的概念推入到人们的视野之内。

究竟何为“文献”？二郑在《例言》中解释道：

孔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马贵与《文献通考》命名，即取其义，而释之曰：“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序》）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刻印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

从包含“典籍”与“贤者”两重载体到偏重于书面记录的“文献”，二郑言“采其谊”，实则发展了马端临的定义，把对平面化的可供考辨与取舍的文本关注发展成为对书籍形成与整理利用全过程的立体形态的研究。所谓“结集”，本书分“著录与分类”与“典籍损失”，实为历代官方目录整理与典籍散佚概况，相当于目录学内容；“翻译”分“佛典翻译”与“科学翻译”两方面；“编纂”以古代类书与丛书编纂成就。以上三者谓之“文”，大约相当于书籍初始的董理步骤。“审订”，本书以“孔子删定”“刘氏校理”与“乾隆审校”为三次代表性事件，涉及校勘学内容；“讲习”实为历代经学研究综述；“刻印”涉及书籍载体与刊刻发展史，涉及版本学。此三者谓“献”，大约是需要每一时代的学者不断投入心力的较为高级的整理工作。二郑的“文献学”概念，张君炎曾在《中国文学文献学》中总结道：“他们所说的‘文献学’是指在考订和论述古籍图书在分类、目录、校勘、编纂、翻译、版本和印刷方面的源流和概况。涉及了古籍的分类目录、典校整理、经籍传授、编纂、版本和刻印源流等问题。实际上包括了古籍整理和研究中有关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校勘学以及中国书史等许多方面的内容，近似章学诚、范希曾、张舜徽等所说的‘校雠学’。”[1]一般而言，目录、版本与校勘学被视为传统校雠学的重要分支学科，这在《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中已被全部囊括入文献学体系之中，后来王欣夫在《文献学讲义》中立“目录”“版本”和“校雠”三章，也对此作出了呼应。

这个理论框架的设立，基本确立起文献学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某些部分存在争议，如将西学的“翻译”纳入中国文献学是否恰当，“编纂”是否就是古籍整理等等问题仍需要讨论，又或有疑其理论体系“缺少内在逻辑性”者[2]，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著作的首创之功绵泽不尽。二郑认为，“典籍结集，为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故首及之”，这部分内容以《汉志》《隋志》《宋志》与《四库总目》著录为例，介绍自“六典”至“四部”分类著录，兼及“书厄”，后来吴枫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一章论“文献积聚”与“文献散失”，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叙述；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在第五编集中介绍目录学内容，却也在第一编第三、第四章“记录古代文献的书籍”“古代文献的散亡”，保留了二郑的设置。当然，后来学者的相关论述，都要完整、全面许多。二郑又言“结集而不施以审订，则无以取精而用宏，择要而弃微”，故“审订”亦重要，首推“孔子删订”之功。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历代都有探讨，而从文献学以及文化史的视角看待孔子整理六经的历史影响，《中国文献学概要》是比较早的，这种看法，乃是郑鹤声师从历史学家柳诒徵而来，柳氏尝言：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3]

这段话也被转引在本书中。自兹而后，学者讨论典籍的编纂，也常常要从孔子说起，孙钦善先生在《中国古文献学史》中直命孔子为“我国古文献学的开拓者”，分别探讨孔子与六经深浅不同的关系，自然也是绍踵其武。

郑鹤春、鹤声父亲虽务农，但粗通文墨。在父兄的熏陶下，郑鹤声自小即阅读了《史记》《资治通鉴》、四书五经等经典，有国学根底，1920年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又得竺可桢、柳诒徵、顾惕生等名师指点，加之治史勤奋，史学成就颇丰。郑氏有《中国史部目录学》，亦是为治史者指示治学门径之书。《中国文献学概要》，作者自称“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不足以语高深，聊为国民进一解耳”[4]，然而这一“进学解”却不单单是为指点古典文献学入门而作。在《导言》部分，作者称“典籍者，思想之结晶，学术所由寄也。所以考制度，稽意识，文化之积业，必尽其力之所能而优为之”[5]，认识到典籍于思想、学术及教育、文化等关涉甚大。郑鹤声曾提出“教育的计划必须要和整个的救国计划相呼应”“使整个教育生产化，似是现今教育救国的惟一的途径”[6]，其学术和教育活动是以非常强烈的爱国情怀作为背景的。《中国文献学概要》的写作，正值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与传统文化冲突日益加剧的时期，当时颇有一些人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推倒，全面学习西方，郑氏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在此书中，作者感慨“自晚清以来，国势削弱，兵力之不竞，致疑文化之堕落，学士大夫，群以科学救国相提倡，几有废除线装书之论，以吾国固有文献为腐败物质之渊薮，非廓清之不为功”[7]，提出不应妄自菲薄，要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思考“中国文献的渊源与价值”，以在“世界化”的中国研究中重登学术高峰，这也是其“考文献而爱旧邦”的原动力。

郑氏这种“世界化”的眼光毋宁说是对中国文化话语权丧失的焦虑，这种迫切寻找本民族文化定位和价值认定的心理，在全书中随处可见。《结集》一章中，起首言我国藏书“琳琅满目，犹存宏富之库，实亚东文献之奥区，为世界文明之古国”[8]，而于论述古书“五兴五衰”之后，又引梁启超论西方以教会及王室作为半公开的保存文献之中枢，对比中国古代石渠秘藏每经丧乱而灰烬荡佚的局面，感慨“我国自首都以至各省都会，仍竟无一完善之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此其为国家之奇耻大辱且无论，而学者欲治文献，复何所凭藉”[9]，虽是借梁氏之言，也确与作者前所倡导相符合。在20世纪早期，两位学者已经提醒我们传统文化对外来新材料是活泼而接纳的，废绝传统的片面观念是因噎废食，联想后来中国在探寻文化自信上所走的弯路，如何不令人唏嘘！

本书于各章内容，常剪裁、引述其他学者的专门研究著作，如《讲习》章论“隋唐佛学”引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编纂》章引袁同礼《永乐大典考》，《刻印》章论“版本类别”多参叶德辉《书林清话》，但郑氏兄弟史学素养极高，将众家之说融为一炉，并不觉支离饾饤。在论述各章内容时，作者能够较准确地把各个分支学科长时期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期，在突出各个时期特点的同时，勾勒出完整的学术史脉络，读来一贯而流畅。此外，在每论述完一段后，常常辅以图表，以简驭繁，清晰地展示出不同时期不同文献发展的概貌，甚便初学。

《中国文献学概要》出版50年后，才有下一部文献学专著问世，一方面我们痛心于战乱对学术的摧残，另一方面也叹服两位郑先生早于时代的真知灼见。无论如何，这部著作，还是被视为“我国文献学系统论述和研究的开始”[10]，“标志着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诞生”[11]。

《中国文献学概要·结集》是本书的第二章，也是作者所谓“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的一章。以上所述的本书的特点，在此文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通过阅读本文，读者可以切身体会到一个学者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热爱、自豪以及忧心忡忡，在此基础上对比阅读后续的文献学专著，也能充分地领会到作者对中国文献学筚路蓝缕的创始之功。

（寇晓丹　撰稿）

推荐版本：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2.[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3.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文献学·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

张舜徽

☉1911—1992☉

湖南沅江人，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生于书香世家，早年由其父张淮玉授业，后负笈出游，至北京从姑父余嘉锡学，转益多师。1941年起先后任教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民国大学、兰州大学。1950年起任教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和华中师范大学。“文革”期间，撰写《郑学丛著》等10部学术专著。1979年参与创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并任会长。1981年成为中国第一位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同时创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张氏小学根柢深厚，一生博涉四部，治学追求融会贯通、由博返约。著述20余部，代表作有《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清人文集别录》《说文解字约注》等。

经典导读

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出版后，由于其对“文献学”设立的体系结构尚属初创，逻辑性和理论性都有不足，加之当时学习西方的思潮对传统文献与学术的排斥，这部著作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文献学都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王欣夫将其在复旦中文系教授“文献学”课程的讲稿汇集为《文献学讲义》问世，凭借深厚的藏书、校书经验，征引丰富的材料，从“目录”“版本”“校雠”三方面讲述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1979年4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广西桂林成立，张舜徽担任会长，后成为中国首位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为了奠定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基础，《中国文献学》一书应运而生。此后，以“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为名的几部文献学著作陆续问世，如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罗孟祯《古典文献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张家璠、黄宝权《中国历史文献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等等，呈现出雨后春笋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后，又出现了全面梳理文献学史的专著，文献学理论进一步完善，以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为代表。自此，文献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基本都建立起来了。而这一切与《中国文献学》的奠基作用密不可分。

《中国文献学》分十二编，六十章。第一编“绪论”交代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古代文献的载体、留存与散亡的大致情况；第二编介绍古代文献“著作”“编述”“抄纂”三种不同体例；第三至第五编分别介绍版本、校勘和目录方面的知识；第六至第十编总结前人具体整理文献的工作、成果和贡献；第十一、十二编对今后整理文献的工作提出了要求。

所谓“中国文献学”，实际上是以广义的历史文献作为对象。这里的“文献”，张舜徽指出，“不应抛弃它（原来）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12]，应以是否载有文字作为衡量标准，比如除古籍外，具有刻辞的龟甲、金石，或带有文字的竹简、缯帛等亦可视为古代的书籍加以重视，同时应当排除其他古迹、古物、模型、绘画等属于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界定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还应当对文献的记录与散亡有充分的了解。既然著录有文字的甲骨、简帛等都是文献学研究的对象，那么记录古代文献的各种材料自然有必要设立专章分别介绍，张舜徽的这种做法也被后来文献学著作所继承。其次，他在前人“五厄”“十厄”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出六点古代书籍散亡的原因，有所发明。后来，程千帆、徐有富著《校雠广义·典藏编》又补充了图书典藏、保管与流通的内容，实属创举，可谓补足了这一方面的理论不足。

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中正式将“目录”“版本”“校勘”作为文献学的主要内容，张氏此书也将传统文献学的这三部分内容作为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确定下来。他指出，中国古代虽无“文献学”之名，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13]，历代的学者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在文献学的范畴之内。张舜徽提出，今天的工作者应当继承他们经验和方法，继续对存世文献进行整理、编纂和注释，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14]，供进一步研究使用。

正因张氏认识到我国古代文献整理的优良传统，此书的第七至第十编实际上都是在总结前人的成就。他选取从汉代到近代有代表性的文献学者，逐一介绍他们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与特点，又因清代考据学贡献突出，学者云集，立专编分学科介绍其成果，这实际上是在总结文献学史的发展，后来孙钦善先生《中国古文献学史》按时代先后文献或学科类别概述每一时代文献整理的特点与情况，再以代表性的学者为统系总结其成就，是将这部分内容进一步发展、完善了。

张舜徽虽然重视前代学者在目录、版本、校勘及考证等方面的学问，但他认为这仅仅是现今整理文献工作的开端，最终目的应是“编述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15]。他在《八十自叙》中谈到：“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16]张氏的学术研究从小学入手，根柢在于经学，而又延续并发展了清代考据学家的治学方法，其实是非常传统的路子。但他的视野从不局限于一个时代或某一家学者，总是强调融会贯通。张氏注重“通学”，远绍司马迁、郑樵编纂通史的思想，近取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六经皆史”等观点，对梁启超“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的论述又有所发展。虽然这种编修一部搜罗各方面材料的《中华人民通史》的观点，实属张氏一家之言，但还是应当认识到张氏为扩大文献学研究范围，拆除文献学与史学之间的壁垒所做的努力。事实上，在今天的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中，无论是材料的选取还是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文献学与史学都是共通的，这种理念的确立与《中国文献学》也不无关系。

历史文献学既是从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张氏本人又多次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研究目的以及在其基础上“修通史”的学术思路，其后就逐渐形成了立足于历史学，而与设立于中国语言文学下的“古典文献学”侧重点有所不同的学科。后来的著作，有的延续了广义文献学的思路，而对史学文献有所偏重，如张家璠、黄宝权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学苑出版社，2001年），等等；也有纯粹将其视为专科文献学，以史学文本如起居注、实录、年鉴等为研究资料的著作，如谢玉杰、王继光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民族出版社，1999年）。

总之，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出版后，文献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备的框架基本上完整了，包括对文献本体的认识与分析，文献整理方法（版本、校勘、目录）以及文献学史几个方面，为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提供了规范性的设置。在文献学发展史上，这部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中国文献学的最终确立。虽然本书的部分内容受到了一定的争议，如第七编，包括六章——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与辑丛书，有学者指出这些“虽同文献学紧密相关，却已经不是文献学的研究范畴”[17]，这种批评是中肯的，如若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如此扩大下去，学科边界难免过于模糊，但不得不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这部书作为教材被广泛采用，成为当时一批年轻古籍整理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后的文献学著作与教材不断出版，多少也都受到了此书的影响。张氏该书在同时期的诸多著作中，影响力确实是最大的。

《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为该书的第二编，是从古代文献内容的来源方面进行考察，分为“著作”“编述”与“抄纂”三类。“著作”对作者的要求最高，需要将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之后，抽绎出最基本最精要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才能形成；“编述”是将过去的书籍用新的体例加以改造与组织，如《吕氏春秋》和《史记》；“抄纂”是将繁杂的材料通过排比、分类，用新的体式呈现，比如孔子弟子辑录其语而成《论语》，再如《太平御览》等类书，乃至《文献通考》。张氏指出，“编述”的作品数量最多，作用也最大，“能在某种资料特别庞杂丰富的时期，来一次总结账式的整理，提出新的体例以驾驭旧资料”[18]。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其编纂“中华通史”的想法出自何处了——“删繁就简，译古为今，直接给予接受文化遗产的人们以莫大的帮助”[19]。阅读此编内容，可以了解张氏对于古书形成过程的基本看法，对认识不同类型古书的价值与研究方法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寇晓丹　撰稿）

推荐版本：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郑州中州书画社

1982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张舜徽《广校雠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2.张舜徽《与诸同志再论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三集），1983年2月，第1-5页

3.张舜徽《关于整理古籍的问题》，《华中师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A1期，第1-5页

《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孙钦善

☉1934—☉

偶用笔名闻贤，山东烟台（祖籍山东乳山）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60年本科毕业，继续攻读同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1963年研究生毕业，留本系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曾任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从事中国古文献学兼及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高适集校注》《龚自珍诗文选》《论语注译》《论语本解》《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国古文献学》《中国古文献学文选》《全宋诗》（合作主编）《儒藏》（合作总编纂）等。

经典导读

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学术，经史子集四部的整理与研究，经为纲，史为目，可以说基本上是围绕经学研究而展开的。“五四”以来，经学衰微，西学浸盛，故又有倡导国故，以“国学”救世者。自汉以来的经学研究，义理与考据，如同一车之双轮，相须相用，方能不偏不倚。汉、唐重考据，宋、明重义理，至清代又为考据学之天下。但20世纪学术史上，西风炽盛，大兴诸种义理之学，而文献考据，时弃时用，至“文革”起，终至扫地无余。

虽然“文献”一词，出于孔门，源渊有自。然以“文献学”为名最早成书者，却迟至20世纪30年代，方有郑鹤声、郑鹤春所纂《中国文献学概要》（1930）。该书首次用“文献学”来综括中国古籍的分类、目录、校勘、编纂、版本等为一门学科。尽管此“文献学”之范围，并不溢出于传统考据学之外，但是书仍被视为“我国文献学系统论述和研究的开始”[20]，“标志着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诞生”[21]。

此后50余年间，战乱频仍，学术衰微，势所必然，故再无一部文献学之作面世，直至80年代以来，文献学的研究才迎来一个相对兴盛的时期。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者，则有张舜徽《中国文献学》（1982）、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1982）、王欣夫《文献学讲义》（1986）、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1994）、程千帆等《校雠广义》（目录、版本、校勘、典藏四编，1988—1998）、杜泽逊《文献学概要》（2001）等，各具特色，贡献良多。其他以“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等为名的著述，加起来恐怕不下百种，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孙钦善先生综论这种现象说：

今人对古文献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有关古文献学的著作书名和内容看得出来。从书名看，有的称“文献学”，但内容仅包括古文献学，文献有古有今，单称“文献学”，界说不清；有的称“古籍整理学”，而古籍整理学仅是古文献学的一部分，涵盖不了古文献的研究和利用，因此称“古籍整理学”，如果专讲古籍整理的内容未尝不可，如果用以称古文献学，有以偏概全之嫌；有的称“历史文献学”，内涵有歧义，有的“历史”与“古”字相当，“历史文献学”即指古文献学，有的则指所讲对象仅限于历史方面的文献，属于专科文献学，同一名称既然产生歧义，则名不正，名不正则言不顺，容易产生混乱；有的称“文学文献学”，专讲文献仅限于文学方面，而且涵盖古今，亦属于专科文献学。从各书的内容看，一般都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标点、注释等内容，个别著作还把文献检索或抄纂（编纂）包括在内，其共同特点是皆未脱离古籍整理的框架。

正如孙先生所论，诸家著述虽多，但谈到“文献学”之概念，范围小者仅指目录、版本与校勘，外延广者则涵盖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传注、史源、编纂、典藏等诸多方面；而对文献学史，则较少涉及。全面梳理与论述数千年文献学史与文献学家之专著，有之则自孙钦善先生《中国古文献学史》始。

孙先生在长期教学科研实践中，不断探索与思考，形成了自己对古文献学独特而又实事求是的新解。正如他自己所言：“对古文献学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是在长期的专业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逐步完成的。仅就近20年来说，也曾有过变化与进展。”例如在先生大著《中国古文献学史·绪言》中，就“古文献学”的界定说：“什么是古文献学？简言之，就是有关古代文献典籍整理和研究的学问。”同时又论述：“古文献学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与古代语言文字学、古籍目录版本校勘学以及古代历史学（包括通史、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等）都有关联。同时古文献学又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古文献学本身又有许多分支，诸如注释（包括字词的注音释义及天文、地理、名物、典制等的考证辨析）、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编纂等，可见它是一个成熟的学科。”[22]此后，先生对古文献学的认识又不断深入，界定也更为明晰，而《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一文，可谓是他数十年来古文献学观念与意义的总结性文章。先生论曰：

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之学；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具体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学。从古文献的利用角度来看，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正确理解；搜集、甄辨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有关，对内容的正确理解与语文解读、内容考实、义理辨析有关。古文献学不仅对古籍整理研究有指导作用，而且是全部中国古代学科即所谓国学的基础。

换句话说，孙先生将古文献学分为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形式又有语言文字与文本形态之别，内容又分具体内容与抽象内容之异。最见先生独到而精辟的新见，就是将义理学纳入文献学的范畴之中，这不仅是对文献学史上历史事实的钩沉与肯定，更是极大地丰富了文献学的内涵，将文献学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层面。先生还特别强调：古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其学科门类历史悠久，发展完善，又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其学具有兼综、交叉、交融、延伸的特点。永祥个人浅见还以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做为边缘学科的古文献学，又在传统文史哲等的研究中具有中心学科的基础与带动地位。因为侈言考据，则行之不远；而空衍义理，则是无本之学。

孙钦善先生关于古文献学的界定与理论系统的建立，并不只是空衍义理，而是在他数十年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之上得来的结果。除了整理《论语》《高适集》《龚自珍诗文选》《全宋诗》与《儒藏》等外，先生尚有一纵一横两部大著，即《中国古文献学史》与《中国古文献》学。

《中国古文献学史》自先秦至清末，纵向探讨两千多年来中国古文献学的发生、发展、壮大与流变的历史。就全书结构而论，有四大鲜明特点：第一，以文献学史为经，以文献学家为纬，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及近代七章，贯穿了自先秦至近代的古文献学史；第二，在每章的第一节都是本章的《概述》，又分政治概况、学术风气、学术流派、本时期各类文献整理概况等，对该时期文献学进行综述；第三，实事求是，严谨不苟，别辨精审，论说有理，具有朴学特征；第四，钩沉抉隐，搜辑靡遗，引证之书贯穿古今，包罗四部，所含文献资料极其丰富。[23]有学者评论本书将“微观的个案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体现出了古文献学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文献学史领域不可多得的经典著作[24]。也正因为如此，本书与阴法鲁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成为报考北大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博士生考试复习用书中的两大案头必备典籍。

而《中国古文献学》则是从横向分三部分对古文献学各学科进行归纳与总结。第一部分先论述古文献学的历史、内涵与意义，再分论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诸学；第二部分为古文献学的语文解读，分总说、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进行论述；第三部分为古文献的内容考实与义理辨析等。本书是孙先生对古文献学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现实经验和先生治学经验的概括；不仅涵盖了有关古籍整理各个环节的理论和方法，也涵盖了古代学科和古代文化研究中有关古文献利用以及准确理解与诠释的理论和方法。为避免与同类著述的撰写方式与内容的重复，先生在具体章节中根据古文献学学科的特点，对有关内容突出重点，加强薄弱环节，从而显现出本书的特色。

例如在谈到版本学时，以往无论历史经验还是今人所述，均特别强调版本鉴定的重要性，不惮烦碎，举证申说，而孙先生则尤其强调版本源流系统考察的重要性。这一方面如先生所言，是对校勘的底本确定与校本选择以及学术研究的文本援据，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在今天宋元旧椠日见日稀的现状下，过分强调版本鉴定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性，而古籍版本源流的考察与别析，若源流不明，则版本终不能明，校勘无从下手。先生还以为，在古文献学中，属于文献解释的内容，包括语言文字解读、具体内容考释和思想义理诠释三个密不可分而又由浅入深的层次，《中国古文献学》后三章的编排顺序，正体现了解释方面由浅入深的层次，而义理学或诠释学是指导文献典籍解释最高阶段，即诠释古文献内在思想内容的理论体系，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字表面的解释与校勘等方面，此亦即清代戴震所强调的“大本”。这些论述是其他文献学相关著述中，从未涉及的领域，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与作用，也是先生古文献学思想成熟的标志。

近数十年来，西方“阐释学（hermeneutics）”盛行中国，或以为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阐释学”的相关因子。孙先生在平素的学术实践中，一贯重视诠释学的研究和运用。关于中国是否有传统的诠释学（阐释学），他认为中国不仅有悠久的经典诠释传统，而且诠释方法极为丰富，经过不断积累与总结，早已上升到理论阶段，形成自己固有的诠释学。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诠释学”的名称，但存在“诠释学”的实质，只是名称不叫“诠释学”而已。先生论述道：

从解释层面来看，一般可分为三个层面：1.语文解释，包括字、词和文义的训解串释；2.文献具体内容（如史实、人物、名物、典制、天文、历法、地理、年代等等有关空间和时间的具体事物）的考释；3.文献思想内容的诠释。思想内容的诠释是最深的一个层面，中国传统称为义理学，义理学即相当于现时影响中国最深的以海德格尔、加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哲学诠释学关于文本诠释的理论。我们当今的任务，既不是引进诠释学，也不是创立诠释学，而是继承传统诠释学，以此为基础，并借鉴西方诠释学，进一步发展这一学科。

中国传统义理学道分两歧：一派认为求义理离不开训诂、考证，必须以其为基础，深入探求思想本意；另一派则认为求义理必须摆脱训诂、考证，求之于心，主观附会。孙先生认为就古文献学而论，前者能求得本意，属于原意诠释的义理学，在古文献学上具有积极意义；后者附会歪曲，属于附会诠释的义理学，在古文献学上无积极意义，而在思想史上有积极意义。两种义理学，在古文献学史上皆不乏其例，而尤以后者为主。先生进一步主张：

现在我们应发展原意诠释学，本人一直注意探讨其方法，并总结出几点：第一，通过校勘、辩伪取得可靠文本，此为前提，为求义理之依据。第二，不脱离语言文字，正确处理义理与语言文字的关系，从正确理解文义入手。第三，结合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等具体内容的考证。第四，综考全书，前后互证。第五，联系作者，“知人论世”。第六，横向、纵向比较，把握思想体系；了解不同体系的本质区别，避免牵连比附。第七，博采众长，用正确的人文、社科理论作指导。[25]

孙先生这些观点，均体现在《中国古文献学》一书及相关论文中。《中国古文献学史》出版后，学术界认为是书对古文献学史的研究，时间跨度长，涵盖面广，资料丰富，规模宏大，自成体系，具有拓荒性质。[26]为方便本科生教学，先生后来又将该书删裁修定为《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并于2001年入选“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出版，有评论者称是书“展示了孙先生及其执教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深厚的学术底蕴与功力”“该书的问世，是对中国古文献学承前启后、发扬光大的一个新贡献”[27]。

如果说《中国古文献学史》是纵向勾勒与概括中国数千年来的古文献学历史，那么《中国古文献学》则是横向比较与论述古文献学的各分支学科。两部著述，一纵一横，互为表里，堪称先生古文献学领域研究成果的双璧。而《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与《中国古文献学文选》等，则是对两部著述的补充与完善，诸书交互为用，相得益彰，构成了先生古文献学研究完整的系列著述，也奠定了先生在中国古文献学界重要的学术地位。

孙先生《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一文，是先生对自己古文献学理论与实践最新的概括性文章，以上观点基本都包含在本文中。读者通过对本文的阅读与学习，再进而研求先生的专著与论文，则会对古文献学的历史、内涵与意义，以及古文献学各学科的发展与变化等，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把握。

（漆永祥　撰稿）

推荐版本：

孙钦善《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第7-16页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修订本）》（上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

2.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