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兼备的创业之君——清太宗皇太极

文武兼备的创业之君——清太宗皇太极

帝王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皇太极

⊙属相:龙(1592年)

⊙年号:天聪,崇德

⊙在位:1626~1643年

⊙享年:52岁(1592~1643年)

⊙庙号:太宗

⊙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

⊙陵寝:昭陵(沈阳北陵)

⊙配偶:16人,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子女:11子,14女

⊙继位人:福临(顺治)

帝王小传

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1643年)是努尔哈赤第八子,明万历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592年11月28日)生。自少年起常随父兄狩猎和征战。后金天命元年(1616年)正月,封和硕贝勒,与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合称“四大贝勒”,又被称为四贝勒。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病逝。九月,皇太极即位,以明年为天聪元年,定国号为大清,改元为崇德。皇太极20岁带兵打仗,35岁登极,即位不到10年,统一整个东北,并南下朝鲜,西征蒙古,堪称“上承太祖开国之绪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的创业之君。

崇德八年(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八月初九,太宗皇太极逝于寝宫清宁宫,后葬于昭陵(今沈阳北陵),享年52岁,在位17年。他猝死于清军入关前夕,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宿愿。

青史语录

“允文允武,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

——《清史稿·太宗本纪》

“观诸本朝,能军者无出太祖之右者,其次则太宗耳。”

——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烽火中成长的王子

皇太极(1592~1643年),全名爱新觉罗·皇太极,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

万历十六年(1588年)九月,努尔哈赤基本削平建州各部,统一大业初具规模,这时他娶了一位美貌的妻子,这就是皇太极之母叶赫纳喇氏。叶赫纳喇氏是女真叶赫部首领杨吉努(仰加奴)之女。杨吉努为了与努尔哈赤结盟,把小女儿许配给他,称这是天生的“佳偶”。14岁的叶赫纳喇氏前来那天,努尔哈赤本人率领诸贝勒、大臣前往迎接,然后在费阿拉城里努尔哈赤的住处举行盛大宴会。当时努尔哈赤有众多妻子和儿女,地位最高的是富察氏衮代。但叶赫纳喇氏聪明伶俐,待人宽厚,从不干预政事,把全部精力用在侍奉努尔哈赤身上,因此最得努尔哈赤的欢心。

万历二十年(1592年),叶赫纳喇氏生了皇太极。在努尔哈赤的诸子中,皇太极排行第八。他的兄弟有褚英、代善、阿拜、汤古岱、莽古尔泰、塔拜、阿巴泰等人,年长的比他大10余岁,年幼的也比他只小三四岁。皇太极本人生来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凡接触到的事,“一听不忘,一见即识”。努尔哈赤十分疼爱这个儿子,军国事务之余,便常常与叶赫纳喇氏母子共享天伦之乐。

在父兄努尔哈赤、褚英、代善等奋战沙场,长年累月驰驱在外的情况下,年方7岁的皇太极接受父亲的命令,主持一切家政,干得很出色。举凡日常家务,钱财收支,送往迎来,大事小情,不管头绪如何繁多,事情如何细碎,皇太极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处置得当。

万历三十一年秋,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年仅29岁的叶赫纳喇氏突然得重病而死。努尔哈赤日夜痛哭不止,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从此,年方12岁的皇太极在父亲的教导关怀下,迅速成长起来。满族及先世女真人素以尚武著称,皇太极向他父亲学习本民族的传统风俗,从小就参加打猎,练得勇力过人,步射骑射,矢不虚发。皇太极当了皇帝以后,曾回忆这段生活时说:“从前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第二天要出去打猎,个个欢腾雀跃,事先就调鹰蹴球,如不让去,哭着向太祖请求批准……那时仆从很少,人人各自牧马披鞍,劈柴做饭,即使这样艰苦,也乐于跟着为主效力,国家之有今日兴隆正是这种努力奋斗的结果。”

皇太极受父亲思想和作风的熏陶,像努尔哈赤那样吃苦耐劳,不怕流血牺牲,意志顽强,体格健壮。沈阳实胜寺曾藏有他用过的一张弓,矢长四尺余,不仅一般人不敢问津,就是一个壮士也很难拉开,而皇太极当年运用自如。

皇太极在参加作战和协助努尔哈赤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逐渐显露了头角。据文献所载,皇太极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参加了大规模的行军作战。那年乌拉首领布占泰背信弃义,干了一系列掠夺屯寨等罪恶勾当,引得努尔哈赤大怒,发兵往讨,皇太极随军出征。九月二十二日大军起程,二十九日抵乌拉部,与乌拉兵相峙三天。努尔哈赤所部四出焚毁粮草,乌拉兵白天出城对垒,夜里入城固守。皇太极与其兄莽古尔泰急不可耐,想立即过河进攻。努尔哈赤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还以“砍伐大树”为例,告诫他们对于势均力敌的敌人,用兵不能急躁,而应采取逐步削弱敌人的方式。于是他们毁掉了乌拉的一些城寨,第二年乌拉被灭。“伐大树”之说,对皇太极后来与明朝作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努尔哈赤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以后,经过30多年的征战,势力大增,同时也考虑起继承人的问题。长子褚英一直是努尔哈赤心目中继位的第一人选,但褚英后来背着努尔哈赤做了很多错事,他逼迫弟弟们对天发誓,誓词要求,长兄如何说,兄弟们即如何办,有什么话,也不要告诉父亲!褚英还提出,父亲死后,要把父亲分给弟弟们的财产重新分配,凡是和自己关系不好的弟弟、大臣,他作了汗以后统统杀掉。皇太极等人毅然向努尔哈赤揭发了褚英,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将褚英幽禁,褚英两年后死去。从此,皇太极进一步得到了努尔哈赤的信赖。万历四十三年,军政合一的八旗建制确立后,皇太极被任命为管正白旗的贝勒。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58岁时,群臣为他举行了庄严隆重的上尊号仪式。此前,皇太极等诸贝勒、大臣们开会议论并一致赞成说:我国没有汗时,忧苦极多,蒙天保佑,为使人民安生乐业,给降下一位汗,我们应给抚育贫苦人民、恩养贤能、应天而生的汗奉上尊号。生日当天,他们为努尔哈赤上尊号“覆育列国英明汗”,建国称金,也叫大金或后金,年号天命。现辽宁新宾县老城村为当时的都城赫图阿拉,迄今还有“尊号台”的遗址,俗称“金銮殿”。从此在东北大地诞生了一个和明朝对立的国家政权。

后金建立伊始,皇太极就在努尔哈赤身边参与重大决策,他被称为和硕贝勒,是八旗的旗主之一,同其他的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努尔哈赤共有子侄数十人,天命之初为首的和硕贝勒共有四人,依年齿次序为: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统称为四大贝勒。天命六年(1621年)二月,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这说明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是同等的。

在后金所从事的主要战争活动中,皇太极献智献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下定决心要对明朝发动进攻,但是具体怎样行动,却议而未决。在欢庆努尔哈赤60大寿的宴席中,皇太极献上一计。他说,抚顺是我们出入之处,必先取得它。听说四月八日至二十五日,守城游击李永芳要大开马市。这时边备一定松弛,机会难得。我们可以先派50人扮作马商,分成五伙,驱赶马匹,入城为市。接着我即率5000兵夜行至城下,向里发炮,内外夹击,抚顺可得,他处不战自下。努尔哈赤欣然接受他的建议。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誓师征明,结果大获胜利,成功攻占抚顺。在接下来的萨尔浒之战中,皇太极凭借着智勇一连数胜:进攻吉林崖,明主将杜松惨死;攻打斡珲鄂谟,明游击龚念遂殁于阵中;他与代善追击明监军康应乾于富察,明军溃败,朝鲜军元帅姜弘立投降。可以说,皇太极为赢得此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发动了辽沈大战,皇太极是这次大战的策划者之一和冲锋陷阵的前线指挥官。三月初十,后金倾国出兵,十二日兵临沈阳城下,明总兵贺世贤出城抵御被战败,十三日后金占领沈阳。明援辽总兵童仲揆、陈策及周敦吉等继与后金兵大战浑河。皇太极奋勇参战。后金的将领雅松遥望明兵,胆怯而退,皇太极却毫无畏惧冲上去,打败明军,并追杀至白塔铺(今沈阳市南郊),然后与明奉集堡守将李秉诚、朱万良、姜粥接战。皇太极以百余骑击败明朝三总兵。第二天,努尔哈赤斥责雅松说:“我的儿子皇太极,父兄依赖如眸子,因你之败,不得不杀入敌营,万一遭到不幸,你的罪何止千刀万剐!”怒斥之后,将其削职。

后金兵攻下沈阳城后5天,努尔哈赤又统大军攻向辽阳。皇太极率后金右翼四旗兵冲锋在前,在左翼四旗兵配合下,于辽阳城外打败明军,直追至鞍山界方返回。二十一日,经过城外城内的反复激战,后金攻取了辽阳,明朝守城的经略袁应泰自焚,巡按御史张铨被活捉。李永芳去劝降,被他大骂一顿。皇太极对这位大明忠臣十分敬仰,引证古代历史,劝张铨说:“过去宋朝徽、钦二宗,为以前的大金天会皇帝所擒,尚且屈膝叩见,受封公侯,我想使你活下去,特地说说此事以提醒你,为何还执迷不悟,不肯屈服?”张铨不肯低头,最终被努尔哈赤派人勒死。从这件事情上,反映出皇太极不单是后金英勇善战的一员骁将,而且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政治家了。

辽沈大战的胜利,影响很大,辽河以东70余城也因之相继而下,连同以前所得,后金已经把东北的绝大部分地区纳入了它的统治范围。后金与明朝对峙,分地而治。天命六年,后金迁都辽阳,5年后又迁都沈阳。后来皇太极就以辽沈为中心,统一了全东北及蒙古的一部分地区。皇太极做后金汗和大清皇帝的都城,也是他亲自参加浴血奋战夺取的。

皇太极继位

皇太极的登基仪式

天命十一年九月一日,盛京。天命汗努尔哈赤已经驾崩19天。

此日,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及众贝勒、文武大臣聚会于朝,在皇太极的率领下焚香告天。三叩九拜大礼行毕,皇太极正式登基称汗,改第二年为天聪元年,被称为天聪汗。

次日,皇太极又率诸贝勒大臣对天地祝誓,祈求皇天后土“垂祐”,国祚炽昌。皇太极发誓说:

皇天后土,即佑我皇考,肇立丕基,恢复大业;今皇考龙驭上宾,我诸兄衣诸弟侄,以家国人民为重,推我为君。唯当敬绍皇考之业,钦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弟侄,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为之,或因弟侄等微有过愆,遽削夺皇考所与户口,天地鉴谴!若敬兄长,爱弟侄,行正道,天地眷佑!

接着,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率领众贝勒、贝勒之子面对天地诸神,对新汗皇太极盟誓告曰:

我等兄弟子侄,询谋异同,奉上嗣登大位,宗社借凭,臣民倚赖。如有心怀嫉妒,将不利于上者,当身被显戮。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若不教养其子弟,或加诬害,必自遭凶孽。若我三人好侍子弟,而子弟不听父兄之训,有违道者,天地谴责!如能守盟誓,尽忠良,天地眷佑!我阿巴泰、德格勒、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褚英长子)、岳托(代善长子)、硕托(代善第三子)、豪格(皇太极长子)等,若背父兄之训,而费矢忠荩,天地谴责!若一尽为国,不怀偏邪,天地眷佑焉!

盟誓完毕,皇太极为了表示对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的尊敬,又率众贝勒向他们敬重地拜了三拜,以示“不以臣礼待之”。

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制度的瓦解

然而,皇太极与其众兄弟的盟誓也仅仅停留在了口头上。后金政权内部仍有些人对汗位觊觎之心不死,图谋不轨。这些人大多地位较高、手握兵权,甚至是八旗中掌有一旗的旗主,若听之任之,不仅会动摇皇太极的地位,也会危胁到后金政权的稳定。因此,皇太极决定加强自己的权力,削弱八旗贝勒的势力。

努尔哈赤生前规定实行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的制度。他曾经训谕八个和硕贝勒说: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依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主。如是同心谋国,可无失矣。八固山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倘易位之时,如不心悦诚服,而有难色者,似此不善之人,难任彼意也!”

从此可以看出,努尔哈赤对于后金政权统治的构想是以八旗旗主合议为政体。按规定,四大贝勒按月轮值,共同掌理国家机务。朝贺时,遵循礼仪,汗王皇太极须与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都坐北面南,共同接受朝拜。当时后金政治,实际上是四大贝勒共同掌权,皇太极的权力并不大。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将大权握入自己的手中,皇太极逐步对努尔哈赤定下的规章制度进行改革,改变“狃于积习”的情况,同时又接受大明封建王朝的影响,仿照明制使后金政权日益巩固和完善,并进一步封建化,以适应将来夺取中原后统治全国的需要。

皇太极加强君权的隐蔽手段

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皇太极以“三大贝勒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不便”为由,改为三大贝勒以下诸贝勒代理值月理政。这样,代善等三大贝勒不再值月,不能与皇太极一样来执掌治理国家的大事,他们的权力被皇太极“委婉”地削弱了。

为了进一步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势,皇太极又增设了“八大臣”“十六大臣”,他们有的与诸贝勒坐在一起“共议国事”,有的直接参与“佐理国政”,有的专门负责“出兵驻防”。

这些手段和措施,使君权得到了加强,但没有改变八旗并立的局面。此际,汉官胡贡明上奏说:

“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土地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上,上亦不容于贝勒,事事掣肘,上虽有一汗之名,实与正黄旗一贝勒无异也若不改此局面,纵借强兵,入山海关,中原,臣谓不数年间,必将错乱不一,而不能料理也。”

皇太极接到胡贡明的奏疏,看过之后深以为然。君主与旗主分权的矛盾,确实是后金进一步发展中亟须解决的问题。时过不久,又有人说:八旗并立,彼此怨与日俱增。君王不要兄弟是倚,他们行将害上。汉官也纷纷上书,主张皇太极君权独揽。

对如何加强君权,解决好与八旗旗主的矛盾,皇太极时时权谋在心。不久,他根据汉官的建议,仿照明制,设立六部。

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仿照明朝的管理制度设立六部,以贝勒管部事。

后金六部,分吏、户、礼、兵、刑、工,一如明制,每部皆用一贝勒主管。六部各设贝勒一人,“管某部事”。在这些贝勒之下,还设有承政、参政、启心郎、办事、笔贴式等官。承政各设满、蒙、汉一人。承政之下,皆设参政(尚书侍郎)八人,只有工部设满人八名,蒙、汉各两名。办事、笔贴式,看事务繁简,各酌量补授。

皇太极直接面谕六部大臣,要他们奉公守法,按照自己的意旨办事,“以副朕意”。汉官说:“今六部已立,规模次第可观,伏乞上毅然独断。”皇太极立即采纳,于六部中添启心郎之职。启心郎的设置,有助于君权的加强。其职责是:见管部事的贝勒有不善行为,劝阻莫行,启迪他们勤于国事,忠于大汗。

六部的设置加强了君权,巩固了后金统治,为日后进取中原、夺取明朝政权做了准备。它使后金“某一宗我国行得,某一宗我国行不得,参汉酌金,渐就中国之制,日后得了蛮子(指汉明王朝)地方,不至于手忙脚乱”。同时,它的设置,又使后金政权在封建化过程中前进了一大步。

六部设立以后,皇太极的权威仍没有完全凌驾于诸贝勒之上,一些权势很大的贝勒仍旧视君权于不顾,甚至有所挑衅。为了进一步加强君权,巩固后金统治,皇太极又开始了旨在削除异己、摧毁三大贝勒的改革。

削除异已

被禁锢的功臣

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十二月十七日,皇太极亲率八旗和蒙古联军十余万兵出关内,直扑北京城。结果在永定门外遭到了大同总兵满桂的重创,只得大肆掠夺一番后班师返回关外,于天聪四年三月初二,抵达盛京。

但放弃关外、偏安辽东又岂是皇太极的心愿?一次的挫折算不了什么,壮大自己的实力,伺机而动才是王道。于是,他派二贝勒阿敏、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等人率领5000八旗军驻守在关内的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座军事重镇。

此时的明廷辽东经略一职再度起用孙承宗。在孙、袁二人的部属下,明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变为集中优势兵力收复辽东失地。他们首先要收复的,当属永平四镇。

率先迎来明军攻势的是滦州。然而作为此地的最高军事长官,阿敏却对滦州的被动无动于衷,拒不发援。滦州为明军所收复。

这时候的阿敏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他将降金的汉将、并且是由皇太极钦定的永平巡抚白养粹处死,在永平城中大开杀戒,屠戮无数,紧接着趁着夜色弃城出关,逃亡关外。

身在盛京的皇太极对阿敏在永平城里的作为毫不知情。得知永平四镇被明军所攻打的战报之后,忙派贝勒杜度星夜率兵驰援永平,同时让杜度带去一张敕令,告诫阿敏要对城中官民加以善抚,不得胡作非为。为了保住永平四镇,他甚至已经做好了亲征的准备。

然而阿敏弃城出逃的行径彻底将皇太极的战略计划打乱,屠城的暴行也对皇太极的权威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永平保卫战之前,皇太极刚颁布一项厚待俘虏的上谕,结果阿敏就将之糟践得体无完肤,不但投降的汉人心寒如冰霜,就连皇太极费尽心思在关内布下的“棋子”也被轻易葬送。这怎能不让皇太极怒火中烧?

阿敏辗转逃回盛京,盛怒之下的皇太极拒绝放他入城。六月初七,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议定阿敏之罪。议毕,命岳托当众宣布,历数其十六大罪状,遂命夺其人口、财物给其弟济尔哈朗,只留庄园八所,将阿敏“送高墙禁锢,永不叙用”。

皇太极为何要除掉功臣阿敏

永平四城的失守,其实只不过是皇太极欲除掉阿敏这个隐患的导火线。

当年努尔哈赤尸骨未寒之时,阿敏便向皇太极提出了一个拥立他为嗣位之人的条件:“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分裂之心昭然若揭。后来皇太极回忆说:“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居于外藩,朕统率何人,何以为主乎。”尽管他在支持皇太极继承汗位的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但实质上是不赞同,并放言“谁畏谁,谁奈谁何”。先汗病死,对于后金是何等危急时刻,而阿敏的三位福晋却“盛装列坐”。

出征朝鲜时,岳托等劝阿敏班师,阿敏却说羡慕明朝皇帝及朝鲜王宫,一定要到王京去看看,还有“屯种以居”的话语。皇太极发现阿敏“颇怀异志”,却隐忍不发。这一招正是帝王常用的手段,要令对方欲加张狂,以便处之有道。

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统兵扰明,阿敏留守沈阳。次年春,岳托、豪格率军先还。阿敏出迎,居中而坐,令留守诸臣坐于两侧,“俨如国君”。

次年,阿敏受命驻守永平后,对皇太极委任的城中汉族降官、招徕的乡民其为反感,任意杀害。又擅自在明军将至之时弃城逃回沈阳。

皇太极先拿堂兄开刀,采取故意放纵的策略,不动声色地除掉三大贝勒之一,又使其余诸人无法反对,高明之至。削夺二贝勒之举自然引起了另外两大贝勒的警惕,尤其三贝勒莽古尔泰,对皇太极的做法大为不满。

莽古尔泰的悲剧

莽古尔泰性格鲁莽、暴躁,因为心有怨言,自然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出来。这正是皇太极所希望的。

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统军进行了大凌河之役。一天,皇太极到岳托营巡视。莽古尔泰与岳托一同上奏说:“昨日之战,我旗中将领受伤者较多,我旗下的士兵,有的跟着阿山出哨去了,有在达尔汉额附的营中当差者,能不能让我把他们收回来?”

皇太极故意用怒气的语调说:“我听说你所率领的部队,凡是被差遣到外面去的,都是违反军令的。”

莽古尔泰不服气,道:“我的部队哪里曾违反了军令?”

皇太极回答说:“果然,是别人的诬告;我回去后亲自追究诬告者的责任。”

莽古尔泰一时按捺不住,愤怒地说:“大汗你应当公正处事,为什么非要与我为难?我出于考虑到大汗的颜面,无论什么命令都完全服从,你们不肯放过我,难道还想要置我于死地不成?”并伸手将佩刀拔出刀鞘五寸许,用眼斜睨着皇太极。

当时莽古尔泰的弟弟德格勒也在场。德格勒劝阻他,不听;挥拳殴打他,他仍怒骂不止。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莽古尔泰以“饮酒过度狂态失言”为辞,向皇太极叩头请罪。众贝勒大臣议论说,莽古尔泰拔刀露刃,“欲犯上,大不敬”。皇太极遂降其秩(降和硕贝勒,秩同诸贝勒),罚银万两及马匹甲胄。

同年十二月,礼部参政李伯龙奏定朝仪说,诸贝勒皆言莽古尔泰不当与皇太极并坐。皇太极说:“从前跟诸位平起平坐,今天却不是这样,要是让外人知道,会怀疑我怠慢了各位兄长。”

代善主动说:“我们既然已经拥立大汗为君,再与大汗平起平坐,恐怕会遭到国人的议论,说我们已经奉大汗为君,还与大汗平起平坐,于礼不合。如果仍像以前那样,必定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所以自今以后,大汗在南面中间坐,我与莽古尔泰在侧面陪坐,其余蒙古诸贝勒等人,就坐在我和莽古尔泰的下面。”

这种座位的变易,不只是表示朝仪的形式,也是后金内部渐趋统一的明证。

次年,三贝勒莽古尔泰在忧郁中死去,又一大贝勒的势力被皇太极轻易削除了。

完全掌握大权

削除阿敏、莽古尔泰十分容易,二人一个有不臣之心,一个性如烈火,容易做出授皇太极以口实的事,而削除大贝勒代善就比较困难了。代善素无异心,且性格平和,并曾力主拥立皇太极,想将他削除,必须找到理由。而代善此时已是权力仅次于皇太极的人物,若不削除他,皇太极之前的努力等同于徒劳。

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大贝勒代善盛情款待了三贝勒莽古尔泰的妹妹哈达公主莽古济格格。皇太极对莽古济格格成见本来就很深,见代善宴请她大为震怒,声称“正红旗的诸贝勒轻视我”。不久,皇太极历数代善不遵旨令、悖乱多端等罪,但这些罪名不足以作为削除代善的借口,因此皇太极声言“别举一强有力者为君”,从此杜门不出。众贝勒大臣闻讯人人惶恐,到朝门外跪请皇太极出朝听政,还哀告说:“大小纲纪,俱听睿裁。”从此,大贝勒代善几乎被削夺了大贝勒的名号,其子贝勒岳托、萨哈廉也因此受到牵连,俱同时获罪任罚。

十一月,莽古济家仆冷僧机,忽然到刑部自首,告发正蓝旗主莽古尔泰、德格勒生前曾与莽古济、索诺木(原蒙古敖汉部长,归附后金后,娶莽古济公主为妻)屯布禄、爱巴礼等跪焚誓词,结党为乱,图谋不轨,于是构成惊动一时的大案。在抄没莽古尔泰的家时,果然查获“所造木牌印十六枚,视其文,皆曰:‘金国皇帝之印’”。皇太极于是严厉镇压参与其事者。莽古济及其夫索诺木以“谋危社稷”“逆迹彰著”的罪名被处死。屯布禄、爱巴礼及其亲支兄弟子侄俱磔于市。莽古尔泰有两个儿子被杀,其余六子同德格勒之子皆废为庶人。正蓝旗附入皇太极旗,被吞并。皇太极长子豪格由两黄旗分出,专门主管重新编制的正蓝旗。

天聪末年,皇太极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两黄、两蓝、两白六族,势力还渗入到镶红旗,结束了“八和硕贝勒共理朝政”的局面,开始“制令统于所尊”。后金的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了他的手中。

民族政策的调整

四伏的危机

皇太极雄才大略,不满足做个守成之君,决心要开创崭新的局面。这位从小就在开国创业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冷静沉着,并有远大的抱负,他想君临全中国,使其父子群臣艰难创立的国家由后世子孙永久统治下去。他很讲究实际,不仅懂得治国之道,也懂得人君之道。他说:“若治国之道,如筑室然,基础坚固,庀材精良者,必不致速毁,世世子孙可以久居。其或苟且成工者,则不久圮坏,梓材作诰,古人所以谆谆垂诫也。”一切都不能简单从事,建造房屋就是如此,“惟筑地坚固,叠石为基,经营构造,方堪久远。”

皇太极即位之初,面临许多重大的问题:阶级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相当尖锐;汉族奴隶大量逃亡,满族人不断遭到汉人的袭击;更为严重的是,武装暴动震憾着后金在辽东的统治。到了努尔哈赤晚年,这种反抗斗争日见激烈。这一严重的局势,是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地区后实行错误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他在进驻辽沈后,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政策,对辽东地区的人民主要是汉人肆意屠杀与奴役。

经济状况同样很糟糕。经过战争蹂躏的辽沈地区,经济惨遭破坏,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由于后金实行屠杀与奴役的政策,人口大量逃亡,壮丁锐减,田园荒废,加上天灾接踵而来,经济情况更加恶化。清太宗即位才半年,即第二年春就遇到了大荒年,“国中大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盗窃盛行,牛马成了盗窃的主要对象,凶杀、抢劫到处发生。皇太极叹息说:“民将饿死,是以为盗耳。”可以说,经济已到了破产的地步。

军事上的连遭挫折更是雪上加霜,使整个局势充满危机。天命十一年,后金军在宁远城下遭明兵重创,这是努尔哈赤兴兵以来第一次大失利。从根本上说,这是他的失策。明将利用汉人和蒙古人对后金的仇恨心理,晓以民族大义,故能众志成城,击败后金兵的强大攻势。

面对如此危局,皇太极毅然决定实行改革。他不囿于祖宗之法和传统习惯,对父亲的遗策作了全面调整,有继承,有发展,也有改变,展现了一位杰出政治家的雄才大略。

政策的调整

首先,皇太极知道,汉官汉民备受虐待是祸乱之源,因此对努尔哈赤歧视汉人、压迫汉人、杀害汉人的措施适时做出调整,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他宣布,凡国内汉官汉民即使从前想逃跑的及“奸细”往来的,事属已往,不再追究,结果“逃者皆止,奸细绝迹”。他强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若满洲庇护满洲,蒙古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人,是犹成苦酸辛之不得其和。”他采取具体步骤,从多方面来改善汉人的政治、经济状况,调和满、汉之间的矛盾。他将汉人的壮丁分屯别居,把汉族的降人编为民户,放宽对逃跑人员的惩治,于是“民皆大悦,逃者皆止”。此外,皇太极优待汉官,笼络汉族士人,说“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下令对汉儒实行两次考试,选拔428名秀才,发挥他们作用,起用一部分人到文馆中工作。皇太极这样调整政策的结果,“民心大悦,仁声远播”。这些调整政策,顺应民心,得到了汉族人民的认同。

皇太极十分重视学习汉族文化。他认为明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含有丰富的战略、战术思想,对于指挥打仗很有借鉴作用。他命令翻译这部书为满文,使之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清朝将领。大学士达海(1595~1632年)是满洲正蓝旗人,满文、汉文兼通,有“满洲圣人”之称。他受命翻译了《孟子》、《通鉴》、《六韬》。皇太极令他翻译《三国演义》,达海接受了任务,但没译完就死了。大学士范文程等受命继续翻译,直到顺治七年(1650年)才译完,并颁发全军。译者接受了鞍马、银币的奖赏。

与对待汉族不一样的是,皇太极主要着力于笼络蒙古贵族,与他们进行联姻,以达到合作结盟的政治目的。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称“宽温仁圣皇帝”,定国号为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七月,定五宫制,立清宁宫为中宫皇后,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正位中宫,东宫为关雎宫宸妃,次东宫为麟趾宫贵妃,西宫为衍庆宫淑妃,次西宫为永福宫庄妃。这“一后四妃”,都是蒙古族人,都姓博尔济吉特氏,分别属于蒙古察哈尔部和科尔沁部。皇太极还把次女下嫁给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命令叔父舒尔哈赤的儿子济尔哈朗娶林丹汗的遗孀苏泰太后为福晋,命令长子豪格和二兄代善、七兄阿巴泰分别和蒙古察哈尔部联姻,构成错综复杂的姻盟,以达到联合蒙古的目的。

皇太极重视农业生产,停止妨碍农业生产的建筑工程,禁止屠杀牲畜,禁止满人擅取汉人财物,禁止放鹰糟蹋庄稼,实行“三丁抽一”政策:一家三丁,一人出去打仗,两人留下从事生产,以保证劳力。这些措施,发展了农业生产,使后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皇太极还重视风俗习惯的改革。例如满洲有乱伦婚俗:嫁娶不择族类,父死,子可娶后母;兄死,弟娶嫂子等。皇太极下禁令,永远禁止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妇、侄妇。

失利宁锦

皇太极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明朝天下,他知道明朝虽屡败于后金,国力大为削弱,但毕竟在中原地区绵延了数百年,根基牢固,并不是轻易就可以战胜的。努尔哈赤在宁远之败不久死去,皇太极一上台,就致函宁远巡抚袁崇焕,传达了讲和的意思。袁崇焕针锋相对,回信提出了讲和的条件,要后金从占领的辽东地区退出。在讲和的问题上,双方都没有多大诚意,皇太极不过是想争取时间对朝鲜用兵,而袁崇焕也在争取时间加强防御。

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等统率3万军队东征朝鲜,在朝鲜土地上点燃了战火。阿敏罗列朝鲜不遣使吊努尔哈赤之死等7大罪状,率兵猛攻,占领平壤。朝鲜国王李倧弃京城,带着妻子逃到了江华岛,派其弟原昌君与后金讲和。三月,阿敏和朝鲜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盟誓,定下“兄弟之盟”。后金大掠三日而返。后金对朝鲜的胜利,从纳贡和开市中获得了一定的物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这次胜利破坏了朝鲜与明朝的同盟关系,解除了后顾之忧。

袁崇焕像

在与朝鲜签定“兄弟之盟”后,皇太极将军事触角伸向了明朝的辽西地区,以实现他一统天下的宏图。

明朝在萨尔浒战役中遭到惨败,迫使它从战略进攻转为防御,直至退却,但退到辽西地区,就不想再退了。整个辽沈地区被熊廷弼称为“神京左臂”,京师、山海关、辽沈,形势完整,臂指相连。辽沈失掉后,辽西首当其冲;辽西不保,山海关即失;山海关一失,京城就暴露于敌前,其危亡必在旦夕之间。因此,明廷采纳孙承宗、袁崇焕等人的意见,在辽西地区派重兵镇守,双方在这一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拉锯战,激烈争夺每一个屯堡、军事要塞和城镇。

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首次率大军征明,开始了与明朝争夺辽西的拉锯战。当时,皇太极派遣征朝鲜的大军刚刚回到沈阳,他便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明军正在加紧修筑锦州、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在其周围屯田耕种。这些城的修筑工程是明军积极防御策略的一部分,由宁远巡抚袁崇焕独创部署。袁崇焕总结交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筑起了一道宁锦防线。他认为“恢复之计”在于“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依靠当地人民守卫自己的土地,依靠这里的肥沃土地来维持人民连军队在内的生计;军事上,防御为主,出战、进攻为其次。这一方针完全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是阻挡后金的攻势,渐图恢复的有效措施。

皇太极意识到,这些地处辽西前锋的军事要地一旦修缮完整,会给他的进军造成巨大的障碍。他果断命令将士们连续作战,力图抢在这些城池完工之前,一举攻克,以使袁氏的防御体系付诸东流。

六日,皇太极留下贝勒杜度、阿巴泰守沈阳,自率大军朝锦州进发。十一日兵临锦州城下,对锦州形成包围之势,企图迫使明守军不战而降。明平辽总兵赵率教和副将左辅、朱梅等坚守不屈,皇太极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皇太极下令攻城,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后金伤亡惨重,而锦州城却安然无恙。继续又攻十几天,还是没有攻下来。几次劝降信用箭射到城里,也没有回音;诱使出城会战,明兵凭坚城据守不出。

皇太极无计可施,只得留部分兵力围攻锦州,自率主力转攻宁远(今辽宁兴城县城)。坐镇宁远的正是名将袁崇焕,他已向朝廷请来各路援兵,出动水师在海上遥相控制,再派部将尤世录、祖大寿率精兵4000增援锦州,他们刚要出发,后金兵突然来到,就在城外二里安营,列枪炮,严阵以待。皇太极督代善、阿敏等领兵进击。袁崇焕坐镇指挥,放射大炮,后金兵一排排倒下,明兵也死伤大半,满桂身中数箭。这一战役延续到第二天,明兵发挥枪炮的威力,使后金继续遭受重大损失,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都受了伤。

宁远不下,皇太极又返回锦州,再次攻城,已是六月四日。时值暑天,将士中暑很多,士气、战斗力都在下降。皇太极知不可久留,决定班师。第二天,大军开始从锦州撤退,整整持续了一夜,至次日黎明,经小凌河城,把明兵已修好的城墙和工事全部毁掉,然后挥军引去。

此战明军防守成功,时称“宁锦大捷”。“宁锦大捷”的取得,除了顽强的抵抗,主要还是袁崇焕的战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袁崇焕正确估量了敌我形势:明兵不利于野战,和擅长骑射的后金兵是无法较量的。只有高筑城墙,深挖城壕,坚守城池,用大炮轰击,以制敌取胜。此种战略,正好限制了后金兵发挥优势。

宁锦之战的失利,使皇太极意识到明军的防守仍有巨大力量,在短时期内,他是无法攻克辽西的,但不能攻取辽西,便进不了山海关,更别提夺取北京了。在辽西受阻之后,皇太极决定改变进攻路线,首先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蒙古。

明末清初,蒙古分成三大部落:漠北蒙古即外蒙古、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位于明朝和后金的中间,曾经和明朝签订一同抵御后金的盟约。漠南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每年接受明朝廷给的大量“岁赏”,同后金对抗。皇太极在对付蒙古问题上要有所进展,必须制服这个劲敌。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林丹汗,俘获11000余人,追到兴安岭。这次出征,后金既打击了大敌察哈尔,也进一步巩固了对已归服的蒙古诸部的统治。更重要的是,皇太极在辽西受阻之后,又通过征服蒙古,找到了进攻明朝的新路线。

反间计除袁崇焕

袁崇焕驰卫北京

袁崇焕击败皇太极,获得宁锦大捷后,上奏崇祯帝,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奏章。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进攻北京城,这一切都在袁崇焕料中。

明朝初年为防备蒙古人,对北方边防全力注意,修筑长城,设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九大边防军区,即所谓“九边”。东起鸭绿江,西至酒泉,绵延数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将都城迁过去。在中国整个地形上,北京偏于东北,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最不利的是,北京离长城只有100多里,敌军一破长城,快马半天,就兵临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因为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如果有变,就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明朝的情况却不一样。明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就是为了便于进攻,后来明朝中后期,兵力衰弱,北京地势上的弱点马上暴露无遗。

袁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得讯,立即兵分两路,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4000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寿、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沿途所经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都留兵布防,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听得袁崇焕来援,自然是喜从天降,急令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遭遇,每一仗都胜了,清军半夜里退兵。但北路援军却遭到了重大挫败。赵率教急驰西援,在遵化城外大战,被清军阿济格所部的左路军包围歼灭,赵率教中箭阵亡。遵化陷落,巡抚王元雅自杀。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攻向北京。袁崇焕两日两夜急行军300余里,比清军早到两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袁崇焕一到,崇祯立即召见,大加慰劳,袁崇焕以士马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颇有疑忌,不许部队入城。袁崇焕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准,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清兵东攻,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大惊失色,想不到袁崇焕如此神速。

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袁崇焕亲自上阵督战。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恶斗8小时,胜负不决。打到傍晚,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10余里。袁军直追杀到运河边上。这场血战,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袁崇焕也中箭受伤,中箭的甲胄,像刺猬似的。袁崇焕连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京师转危为安。

袁崇焕知道这是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不断催促袁崇焕出战。袁崇焕说,估计关宁步兵全军于十二月初三、初四可到。一等大军到达,就可决战。袁崇焕的意思是,大军在城外坚守,派游军截断清兵粮道,焚烧清兵粮草,再派兵占领长城各处要隘,使清兵没有退路,然后与清兵持久对抗。这是一条非常正确的战略。

但是崇祯是个十分急躁的青年,那时还没满19岁,一见袁崇焕按兵不动,不耐烦起来,催他出战。袁崇焕一再说,要等步兵全军到达才可进攻,现在只有9000骑兵,和敌兵10余万决战,难求必胜。崇祯却怀疑起来了:“你不肯出战,到底是什么居心?想篡位吗?想胁迫我答应议和吗?你从前不断和皇太极书信往来,到底有什么密谋?你为什么一早就料到金兵要从西路来攻北京?”崇祯的性格本来就十分多疑,现在兵临城下,更是又惊又怕。

皇太极借刀杀人

清兵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退到南海子,溃败后,心中不忿,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北京城里居民的心理和皇帝一样,听信谣言,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于是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几名兵士。

就在这时候,清兵捉到两名明官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皇太极心生一计,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甚、达海等人监守。俘虏了两名小小太监,为什么还要派五名将领来监守呢?皇太极一生都很爱看《三国演义》,周瑜利用蒋干盗书使曹操中反间计的手法,皇太极非常清楚,他要设计陷害袁崇焕。这一计策,《清史稿·鲍承先传》记载:“翌日,上诫诸军勿进攻,召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使近阵获明内监系所并坐,故相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自敌中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越日,纵之归,以告明帝,遂杀崇焕。”

高、鲍、宁三人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到了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互相说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人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名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

这两名太监睡在旁边,将两人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十一月三十日,皇太极命看守者假意疏忽,让杨春逃回北京。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地禀报崇祯。先前有民谣:“投了袁崇焕,鞑子跑一半。”(文秉《烈皇小识》)民众竟然认为要赶跑满兵,必须先逮捕(“投”)袁崇焕。这些舆论,自然传到了崇祯耳里,现在,太监们的话更加深了他的疑虑。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以议军饷为名,命袁崇焕到紫禁城。当时,北京城戒严,九门紧闭。袁崇焕和祖大寿坐在筐里,被人吊到城上。袁崇焕到了紫禁城平台,崇祯帝并未议饷,而是下令将他逮捕,下锦衣卫狱。祖大寿眼见之下,手足无措,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见袁崇焕没有获释,与何可纲惊怒交集,立即带部队回锦州去了。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当然也就掉头而回。

崇祯见祖大寿带领精兵走了,不理北京防务,忙派内阁全体大学士与九卿到狱中,要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回来。袁崇焕心中不服,不肯写,但最后想到“以国家为重”五字,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要祖大寿回兵防守北京。这时候祖大寿已冲出山海关北去,崇祯派人飞骑追去送信。追到军前,袁部将士怒不可遏,祖大寿军中喝令放箭,送信的人大叫:“我奉袁督师之命,送信来给祖总兵,不是朝廷追兵。”使者递过信去。祖大寿读后,下马捧信大哭,一军都大哭。祖大寿对母亲很孝顺,他母亲又很勇敢,儿子行军打仗,80多岁的老太太常常跟着部队。这时她劝儿子说:“本来以为督师已经死了,咱们才反出关来,谢天谢地,原来督师并没有死。你打几个胜仗,再去求皇上赦免督军,皇上就会答允。现今这样反了出去,只会加重督师的罪名。”祖大寿觉得母亲的话很对,当即回师入关,和清兵接战,收复永平、遵化一带,切断了清兵的两条重要退路。

这时祖大寿、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又还兵来救。皇太极对袁部毕竟忌惮,感到后路受到严重的威胁,于是并不进攻北京,反而写了两封议和的信,放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然后取道冷口而还辽东。

第二年八月十六日,一代名将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凌迟处死。《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受刑时,人们咬牙切齿,买从袁身上割下的肉就酒喝,喝一口,骂一声。这个记载,未必可靠。但说明当时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认为袁崇焕“通敌”。认定袁崇焕是大汉奸的明末遗民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记载了袁崇焕的悲惨下场:“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手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后来清兵入关以后,定鼎中原,开始修明史,到了袁崇焕的传记时,就翻出了满文档案,把这个计谋大白于天下,乾隆皇帝给袁崇焕平了反。这个反间计没有用一兵一卒,也没有放一箭一炮,就让崇祯皇帝“自毁长城”。

皇太极的反间计能够成功,也与崇祯帝的少不更事有关。当清兵围城时,19岁的崇祯张皇失措,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事情不善,将其下狱。围城时一切混乱,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也被下狱。崇祯又“发觉”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80棍再下狱。三个郎中两个年老,一个体弱,都在殿上被当场活活打死了。

就这样,皇太极巧施离间计,骗得无能的崇祯帝杀了袁崇焕。《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招降祖大寿

袁崇焕下狱,辽东兵溃,皇太极所率后金兵继续得以在京师附近攻掠。他们见北京不可下,便西趋良乡,克固安,然后返回,过北京近郊时得到消息,原来攻下的十余城皆叛。天聪四年正月,皇太极亲自指挥后金兵攻下永平,迁安不战而降,滦州也降。二月皇太极率军北返,所得永平、迁安、滦州、遵化皆令贝勒大臣率满洲、蒙古八旗驻守。行前,皇太极当面训谕诸王贝勒:“宜严饬军士,毋侵害归顺之民,违者治罪。”

皇太极率大军东归不久,明朝兵部尚书、大学士孙承宗督理军务,调集各路兵马大举反攻。五月九日,他指挥数万兵马围攻滦州。阿敏等惊慌失措,没做任何抵抗,就下令撤退,弃城逃跑。逃前,下令屠城:已归降的汉官巡抚白养粹以下十余人连同全城百姓全部死于八旗兵的屠刀之下,并将城中财物抢掠一空,仓皇逃去。孙承宗只用十几天工夫,就收复了后金兵占领的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拔除插在京师脊背上的四颗钉子。孙承宗收复关内四城以后,于崇祯四年(1631年,天聪五年)正月东出巡关,准备重新整备关外的防务。

皇太极得知阿敏逃归,十分震惊。他先治诸将之罪,然后追究阿敏弃城逃跑、肆杀降民的责任。六月七日,他召集诸贝勒大臣,历数阿敏大罪,将其幽禁。这位二大贝勒至崇德五年(1640年)死于幽所。

孙承宗趁机向崇祯帝建议加强防御,恢复被后金兵毁坏的大、小凌河两城,以接连松山、杏山、锦州等城。崇祯批准了这一建议,下令先修复大凌河城。大凌河城位于锦州东30多里处,属锦州守备管辖,建于宣德年间,周长3里,嘉靖时又有所增修。在明清战争中,它是锦州的前哨阵地,几经战争破坏。这次经孙承宗提议,决定再次修复。这年七月,兵部尚书梁廷栋主其事,总兵祖大寿、何可纲及十余员副将率兵正式动工重建。

阿敏率败军刚回到沈阳,皇太极就得知明兵在大凌河筑城的消息。他毫不迟疑地昼夜催调各军包括蒙古兵,由他率领前往攻城,不给明修筑和加固防线的任何机会。他说,“坐视汉人开拓疆土,修建城郭,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七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军离沈阳西行,第二天,渡过辽河,召集众将领,宣布军纪:凡俘虏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裸取其衣服,当加以抚恤。八月一日,大军驻旧辽阳河,在这里分兵两路,一路由贝勒德格类、岳托、阿济格等率兵2万,经由义州,屯驻于锦州与大凌河之间;一路由皇太极率领经由白土场,趋广宁大道,约定六日两军会于大凌河城。

皇太极此次围攻大凌河城,已与宁锦之战大有不同。他吸取了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北京之战三次失败的经验,建造红衣炮,各旗还成立了炮兵营。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盛京沈阳造成。这次围大凌河城,皇太极首次携带大炮,命令额驸佟养性率领汉兵,把大炮安放在通往锦州的大道上,堵截明朝援兵。皇太极认识到,后金军虽有火炮,但就目前而言,攻坚不是自己的长处,这次改为围而不攻,企图迫使城内粮尽援绝而降。

皇太极此次用兵志在必胜,他指挥后金兵将大凌河围得水泄不通,明3万军民被困城中。后来明人惊叹说:“逆奴围凌,连挖四壕,湾曲难行,器具全备,计最狡矣!故虽善战如祖大寿,无怪其不能透其围。”祖大寿等起初还不时地出动数十人、几百人的小股部队,企图作试探性的突围,都被后金兵给打了回去。有一次,皇太极把后金兵伪装成明援兵,引诱祖大寿出城。祖大寿不知是计,率兵出城,中了埋伏,被杀得大败。因此从九月下旬以后,祖大寿紧闭城门,等待援军,再也不敢出战了。

明廷得知大凌河城被围,急忙从附近调集援兵。八月十六日,后金围大凌河城十天以后,松山城出动明兵2000前来支援。二十六日,辽东巡抚丘禾嘉与总兵吴襄、宋伟合兵6000赴援,与后金兵在长山(大凌河城东南)、小凌河间大战,被逐回锦州。此后,明兵多次采取救援行动,但均被外围后金兵击退。最后一次,明朝派监兵张春同总兵吴襄等率4万援军开来,结果张春被活捉,吴襄逃跑,全军被歼。明军经过这几次战斗,损失惨重,已经无力增兵救援了。

援兵盼不到,大凌河军民面临着粮尽的危险。围困已两个月,城里储备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光,兵士宰杀战马充饥,马无草料,大批倒毙。成百上千的老百姓都饿死了,勉强活着的人抢食死者身上的肉,用人骨当柴烧。

在严密围城的同时,皇太极不断发动政治攻势。皇太极责令俘获的明将20余人给祖大寿写信劝降,他本人还写了三封,一起送到城里,但祖大寿仍不投降,表示“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皇太极知道祖大寿已面临绝境,之所以不降,是顾虑身家性命,担心后金随意杀人。皇太极写信解释,说从前杀辽东人实有其事,我十分痛悔,今后决不妄杀一人。祖大寿对皇太极的话将信将疑,拖到十月中旬,终因“力竭计穷”,才下决心投降。经过双方信使往来,将投降之事谈妥,只有副将何可纲反对投降。祖大寿将其逮捕,让两名士兵把他架出城外,当着后金诸将的面斩首,何可纲脸色不变,含笑而死。祖大寿来降时,皇太极十分高兴,他派诸贝勒出迎一里,他则出幄外迎接,不让祖大寿跪见,而以抱见礼优待,还让他先入幄,祖大寿不敢,谦让后,皇太极和他并肩入幄,极示尊敬之意。

在皇太极招待祖大寿的筵席上,祖大寿说妻子尚在锦州,请求皇太极允许他回锦州做内应,皇太极当即同意。祖大寿带26人,渡小凌河,徒步到达锦州,从此一去不复返,其子侄俱质留于后金,也顾不上了。皇太极采取怀柔政策,并未为难他的家人、部将。10年之后,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再次围困祖大寿据守的锦州,祖大寿才真正投降。从皇太极对待祖大寿的态度上,足可见其卓越的政治才能。

祖大寿走后,后金兵开进大凌河城。原先全城兵民共3万多人,此时仅存11682人,马只剩下32匹。三日,皇太极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大凌河城归顺将官。九日,皇太极下令班师,八旗将士满载战利品撤回沈阳。撤军前,将大凌河城完全摧毁,剩下一片废墟。

此次大凌河围城战前后达三月余,毁坏了大凌河工事,消灭了明在关外的精锐,使其军事力量遭到严重损失。同时,皇太极还招降了张存仁等数十名明将,这些人大部分成为他的得力战将。在深谋远虑的皇太极看来,这种收获远远超过了一座城池。

入口之战

大凌河围城战役结束后,太宗率军亲征蒙古察哈尔,暂时放松对明朝的大规模征伐。过了两年,到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又发动了远袭明朝宣府、大同的战役。因为这次战役主要是在沿长城内侧一带进行,所以称之为“入口之战”。

这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征求他们对征明的想法。他说:现在我打算征明,应当由哪条路进兵?贝勒大臣认为应从山海关进入。皇太极不以为然,他说:“今兴大兵宜直抵宣(府)、大(同)。察哈尔先为我败,举国骚然,贝勒大臣将来归我,必遇诸途。我一则征明大同,一则收纳察哈尔来归官民。”其实,皇太极决定走大同,除了要在中途收纳察哈尔余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山海关明兵防守很严,不易通过。相形之下,宣府、大同一带的关口成了薄弱环节。

界岭口长城,明长城蓟镇的重要关隘,位于河北省抚宁县。当年在入口之战中,清兵由此进入关内。

宣府、大同这两处重镇都以防御和控制北方游牧民族而为历代兵家所重。明朝为阻止蒙古兵南下,在这里筑城堡,派重兵把守,有“固若金汤”之称。但到了明末,这一地区的守备大坏。一方面,蒙古不断侵袭破坏;一方面,为对付后金新的威胁,明被迫抽调宣、大之兵专力经营宁、锦至山海关一线的防务,致使宣、大一带守卫空虚,岌岌可危。皇太极选择宣、大作为军事行动的突破口,从战略上说,就是避实击虚,攻其不备。通过对这两个重镇的打击,动摇明朝的统治之本。

五月二十二日,皇太极率大军离沈阳西行,渡辽河,到达都尔鼻。蒙古诸部率军来会。为适应远程行军和奔袭的需要,骑兵占了多数。从这里继续向西进军,进入内蒙。不出皇太极所料,一路上遇见许多察哈尔余部,纷纷归降后金。

后金军兵分四路,于七月八日分别破关口而入。皇太极此次用兵,“不攻城池,只在各村堡抢掠。”也就是说,皇太极的目的不在于得城池、土地,而是要掠取明朝的财富,消耗明朝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对于城镇能攻则攻,一时攻不下就放弃,转而去别处。皇太极入口后,亲自领兵奔向宣府,被明兵大炮击退,转向应州,包围后攻取成功。阿济格、代善、德格类也分别领兵一路,四处劫掠。

明朝在宣、大一带的防务十分空虚。当皇太极于六月上旬行经内蒙西进时,明朝就已得到情报,崇祯帝先后连发十余次御旨,指示宣、云等处“尤宜严备、固守”。六月中,又传下御旨:如被后金攻破,守官“立置重典”处死。但是,朝廷大计到了地方上,却得不到落实。地方官和带兵的将官不敢同后金对阵,要么弃城逃跑,要么紧闭城门,看到后金兵来了,只知道发射几颗炮弹而已。为了将来逃避责任,他们还纷纷向朝廷求援,声称:“欲出城剿杀,贼势甚众,寡不相敌,用炮远打。”

在腐败的明朝守将面前,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在明朝的州府台堡之间往来穿梭。八月初,后金20来个骑兵掠获妇女小孩千余人,经过代州城下,被掠获的人望见城上自己的亲人,互相悲啼,城上守军却不发一矢,任后金兵从容过去。崇祯帝听说此事后,气得顿足不已。崇祯帝见宣、大之兵不顶用,急令宁远总兵官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军2万分道驰援大同。同时,京师宣布戒严。由此可见,皇太极的这次入塞,给明朝造成的震动实在不小。

后金各路大军陆续会于应州,命诸贝勒攻克了代州,分道出攻。八月十三日,皇太极也离应州赴大同,攻城五天,打败吴襄,与尤世威兵大战北门,后金兵未攻下,就去攻西安堡,奔阳和。阳和总督张宗衡表面提出议和,却暗暗策动后金内部的汉人、蒙古人反叛皇太极。皇太极约张宗衡出城会战,还写信给他,信中指斥明将虚诳无能:“朕入境几两月,蹂躏禾稼,攻克城池,竟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张宗衡不作答复。八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军离阳和,不久攻下万全左卫,斩守备常汝忠,歼灭明军千余人。随后率大军班师,从尚方堡出塞。因为接收和处理察哈尔余众耽搁不少时日,直到初冬才回到沈阳。

皇太极此次入塞,史书称其“蹂躏宣、大五旬,杀掠无算”。后金军队的活动范围,以宣府、大同为中心,在今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纵深几达山西中部,攻围明50余个大小城镇台堡。在大肆劫掠之后,安然出口东去。皇太极此次用兵,以掠取明朝财物为目的,使广大人民遭到严重损害。但纪律败坏的明朝军队,从各地来大同的援兵包括辽兵,也给当地百姓造成了不小的灾难。皇太极远行数千里,再次自由入塞,向明朝显示了八旗将士能征惯战的威力,同时也暴露明朝在北部防线的巨大漏洞。

建立大清国

皇太极即汗位以来就倾心于学习中国历代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不断地加强集权。他上台伊始,设了八大臣管理国务,称八固山额真,在旗内总管一切事务,国家有事,与诸贝勒“偕坐共议”,狩猎出师,各领本旗兵行,还负有稽查责任。固山额真的设立,削弱了诸贝勒的权力,加强了汗权。

皇太极又处心积虑以获得南面独坐权。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分直”,皇太极即汗位,四去其一,其余三大贝勒仍“分月掌理”,这是一种分权制度。皇太极刚登汗位时,与其余三大贝勒(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与三贝勒莽古尔泰)共同当政,群臣上朝时均南面而坐,这突出不了皇太极的地位。他处心积虑争取南面独坐,借用各种机会把其他三贝勒打下去。

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以阿敏从滦州、遵化等地败归,心怀异志僭拟国君等16条罪状将他幽禁籍没。第二年,皇太极以持刀“向前”(行刺皇太极)为罪名处置了莽古尔泰。在明白了皇太极杀鸡给猴看的手法后,代善便自个儿要求下台。自此,皇太极终于可以“南面独坐”了。但是皇太极对代善还不放心,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又以代善轻视君上、贪财违法的罪名削了代善的贝勒爵号。第二年代善封和硕礼亲王。第三年,皇太极又斥责他越分妄行,轻君蔑法,迫使他闲居。

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再次率军远征林丹汗,长途奔袭至归化城(现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林丹汗星夜逃遁。此后,蒙古察哈尔部逐渐分崩离析,林丹汗逃至青海出痘病死。天聪九年(1635年)正月,蒙古的牧羊人发现一只三天不吃草的羊,用蹄子老刨同一个地方,牧羊人在羊刨的地方挖出一块玉玺,上有汉文篆字“制诰之宝”,据说这是汉朝传下来的传国玉玺,元顺帝北逃时带走,后来就不知踪影。天聪九年,皇太极命令多尔衮等再次率军攻打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儿子额哲率部归降,献上传国玉玺。皇太极大喜,认为这是“一统万年之瑞”的天赐之宝。

接下来,皇太极巩固和完善了八旗制度,扩编蒙古八旗,加强对蒙古的统辖;创设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设立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形成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政府组织的体制和架构。

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即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正式下令把族名定为满洲:“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从此以后,满洲族简称满族,这样无疑凝聚了整个满洲内部的力量。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在盛京笃恭殿举行盛大典礼,大贝勒代善用满文宣读表文,额哲用蒙古文宣读表文,汉人孔有德用汉文宣读表文。这就意味着皇太极不仅是满洲人的皇帝、蒙古人的皇帝,也是汉族人的皇帝。

清太宗皇太极所用的腰刀,为钢质刀身,木质刀柄,全长94厘米。

此举充分显示了皇太极的远见卓识。首先,历史上女真族建立的金朝(1115~1234年),曾经残酷掠夺和压迫过汉族人民,是汉族人仇恨的对象。废去“女真”族号和“金”的国号,正是为了避免刺激汉族人的历史记忆,减少民族抵触情绪。第二,明朝的统治者姓朱,按汉族传统说法,其中的“朱”、“明”两字,均含有“火”之意,按五行相克的说法,“火”克“金”,这在明金对峙的形势下,对金不利。改“金”为“清”,汉字的“清”及“满洲”等字,均以“水”为旁,而“水”是克“火”的。另外,明朝当时的年号是“崇祯”,即崇尚祯祥,表明明朝统治者重天事。而皇太极改年号为“崇德”,表明他重视的是德治。

在封建社会中,种种迷信观念深入人心,皇太极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不仅取悦于民,而且展现了与明朝争夺天下的决心和抱负。

但是,皇太极称帝之后亲自领兵攻打的不是明朝,而是10年前曾与他签定过“兄弟之盟”的朝鲜。自从后金与朝鲜结为兄弟以来,朝鲜仍与明朝藕断丝连,对后金政治、经济、军事的一些要求都寻找借口不肯应允。皇太极每有胜利,都不厌其详地告诉朝鲜,极力想把朝鲜从明朝一边拉过来,但收效甚微。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大典上,朝鲜使臣拒不跪拜,衣服被撕扯破后,愤然离去。皇太极非常恼怒,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皇太极以“朝鲜败盟逆命”为由,决定亲自征讨朝鲜。十二月,皇太极第二次对朝鲜用兵,统率清军渡鸭绿江,前锋直指朝鲜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倧逃到南汉山城,皇太极也率军到南汉山城驻营。第二年正月,李倧请降,奉清国正朔,向清帝朝贡。第二年,朝鲜军队在汉江东面的三田渡,设坛杀白马黑牛,焚香盟誓,朝鲜国王表示尊崇清朝的正朔,向清朝进贡,结成“君臣之盟”。皇太极此次用兵朝鲜,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改变了朝鲜游荡于明朝和清朝之间的立场,二是得到了来自朝鲜的物资供应,三是解除了南攻明朝的后顾之忧。

蒙古、朝鲜臣服后,东方、西方的牵制势力都已经扫清,皇太极开始专心对付南部的明朝。

天聪八年,皇太极发动入口之战,饱掠而归。他建立大清国政权之后,加紧了对明朝关内的侵袭。崇德元年,皇太极命多罗郡王阿济格等率军入关,凡56战皆捷,克16城,俘获人畜17万。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派多尔衮率军入关,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转战2000余里,攻克济南府城暨3州55县,获人畜46万;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派阿巴泰率军入关,横扫山东,俘获人口36万、牲畜32万余头。清军这几次对关内入侵,都是势如破竹,疾似飙风。皇太极命令他们:“凡遇人口,即行俘之……凡物,见则取之。”清军蹂躏了明朝广大地区,掳掠了大批人畜和财物,使明朝一次又一次地大伤元气。

汉军八旗的组建

努尔哈赤所建的八旗,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满洲人,又称满洲八旗,各旗也有少数蒙古人和汉人。皇太极即位后,一方面积极从事扩张政策,另一方面仍然注意缓和民族和社会矛盾,他命令臣下做好“养人”的事情,尤其是对新掠取或来降的蒙古、汉人做好安置。归附皇太极的蒙古人和汉人官兵日益增多,以至满洲八旗无法容纳,于是皇太极在满洲八旗的基础上,于天聪九年(1635年)建立蒙古八旗(2万5千人),此后又于崇德七年(1642年)建立汉军八旗(3万3千人)。加上原有的满洲八旗,合满、蒙、汉共二十四旗。这就使八旗制度臻于完备,武装力量不断扩大。

汉军八旗的始创,须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先后率众航海来归谈起。“三顺王”降后金是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极大地壮大了皇太极的军事力量,与皇太极编制汉军八旗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孔有德(1602~1652年)、耿仲明(1604~1649年),均为辽东人。努尔哈赤攻克辽东,孔、耿二人奔皮岛(辽宁南大海中)明总兵毛文龙麾下。由于毛文龙屡为后金所败,又骄纵不受节制,为袁崇焕所杀。孔、耿二人走投登州巡抚孙元化,孔有德任参将,耿仲明任游击。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率兵围大凌河城,孙元化派遣孔有德率兵3000渡海增援,在海中遭遇飓风,孔有德几乎丧命。渡海不成,十一月,孙元化又派孔有德率800骑兵从陆上赴援。孔有德心中愤恨,行到邹平县(山东邹平)滞留月余。后来又到吴桥县(河北吴桥),遭遇大雪,没有吃的,军心混乱,士兵们便掠夺百姓财物。这时,正好遇到孙元化派遣去塞外购买马匹的参将李九成,两人密议,宣布叛明。孔有德率军回师,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县(均在山东济南市北)。第二年正月,孔有德等挥师登州城下,耿仲明为内应,内外夹攻,迅速攻克登州。孙元化自杀未遂,孔有德念及旧情,没有杀他,让他乘船离开。孙元化航海到天津,崇祯得报,下令就地处决。

不久,又有驻旅顺的明朝参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录等率部分官兵造反,渡海到登州,加入孔有德部队。孔部兵势大盛,共推孔有德为王。孔有德谦让不受,自称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从此,他们率军在山东一带攻城略地,明朝调集大批兵马前来镇压,孔有德等退守登州。明将祖大弼率兵数万将登州包围,双方相持五月有余,李九成战死。孔、耿军队终因众寡悬殊,无法打破明军的围攻。两人感到力不能支,决计突围投奔后金。

五月,孔、耿率众抵镇江,遣人向皇太极报告起程赴沈阳日期。太宗马上传令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率兵速往镇江迎接,并带去2000匹马,供孔有德部众上岸乘骑。与此同时,宁远、登州、旅顺口明兵乘船从海上尾追而来,朝鲜也出兵助威。正好济尔哈朗等率军也赶到镇江,与明兵夹江立营。明兵与朝鲜兵见后金兵强盛,不敢开战,便悄悄撤走了。孔、耿部众这才靠岸,将携带的大量兵器枪炮全部搬运上岸。

孔、耿这支庞大的队伍历经艰险,顺利来归,这对后金是个巨大的鼓舞,皇太极隆礼相待,关怀备至。六月十三日,皇太极按孔、耿原来的自封号,正式宣布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赐给敕印。其他各官也视功劳分别封赏。不久,孔、耿率军协同八旗满洲攻克了旅顺城。

天聪八年,明朝广鹿岛副将尚可喜率数千名官兵和百姓叛明来归。尚可喜,辽东人,崇祯时为明东江总兵官(驻皮岛)黄龙部下。孔有德登州叛变后,黄龙提升他为广鹿岛副将。孔有德、耿仲明引后金兵攻旅顺,黄龙兵败自杀。明以沈世奎代黄龙为总兵,部校王廷瑞、袁安帮构陷尚可喜,尚可喜还据广鹿岛。尚与孔、耿都曾是毛文龙的部下,彼此交往很密切。不久他即效法孔、耿的行动,投降了皇太极。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相继叛明,明朝用以牵制后金的辽东沿海防线土崩瓦解,而且人心大乱,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影响。

孔、耿、尚归附后,皇太极对三人极为优待,为他们营建府第,同时保持他们军队的编制,让他们继续统帅,旗下汉兵没有遭受满人歧视之感。这一措施得到广大汉兵的拥护,“故其将卒皆用命”。对后金来说,这比将汉兵分散到满洲各旗管辖更有利。另外,皇太极发现三人的军队“谙水战,习地利”,在这些方面均非满族骑兵可比,确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努尔哈赤时代,采取的做法是“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到了皇太极的时候,随着军事规模的不断扩大,皇太极意识到单征满洲兵的局限性,开始打破民族界限,着手将他统治下的辽人及归顺的明兵武装起来,创建汉军编制。

崇德元年,皇太极接受尊号为皇帝,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将汉人组成的部队特许三人独立分管,使他们获得类同八旗旗主一样的权力。因此,孔、耿、尚等人来归,成为皇太极编制汉军旗的最好契机。不久,即天聪七年七月一日,皇太极令分隶满洲各旗所属汉人壮丁,每10名抽1丁披甲入伍,共得1580人,组成一旗汉兵,由汉官马光远统领,旗帜用黑色。这是正式建汉军旗之始。

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太宗又把一旗汉军分作左右翼两旗,以汉官石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马光远为右翼固山额真,都按照满洲八旗的样式编壮丁为牛录。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再分二旗为四旗,合计7000人左右。

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也就是皇太极去世的前一年,他将原四旗改编为八旗,称为八旗汉军,旗色、名称、官员设置一如八旗满洲之制,所不同的,前者的旗主可以由皇帝随时撤换任命,后者则是世袭。同年八月,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奏请“以所部兵随汉军旗下行走,上允其请”。他们虽然没有编入八旗,但应属于八旗汉军的一部分。至此,皇太极完成了对八旗汉军的创建。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

皇太极创建汉军与蒙古八旗,既增强了清朝的武装力量,也对满、蒙、汉的广大人民实行了深一层的控制,同时给予汉族、蒙古族的历史地位以某种肯定,缓解了满、蒙、汉三族之间的矛盾。蒙、汉与八旗满洲并立,这就从法律和制度上把这种联合的关系进一步确定下来,标志着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与汉、蒙封建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基础更广泛了。皇太极创立的汉军八旗,对后来清朝夺取全中国的统治权具有重要意义。

皇太极晚年,他的子侄们在他面前发牢骚说太祖时诛戮汉人,而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而满洲宗室却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但这位远见卓识的大清帝并未因此动摇其满、蒙、汉并立的国策。这一国策也为后代的顺治、康熙等帝王所继承,为清朝260多年的统治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至于为汉军八旗的创建立下大功的“三顺王”,最后的结局却都悲惨。

孔有德入关后随多尔衮进攻李自成起义军,又下江南镇压南明政权,顺治三年封定南王,九年为李定国围于桂林,自杀。

耿仲明入关后,跟随孔有德进攻李自成,下江南镇压南明政权。顺治六年改封靖南王,领兵入广东,以匿逃人罪自杀于吉安。

尚可喜于顺治元年随阿济格西追击李自成,三年又随孔有德南下。顺治六年改封平南王,驻广东。康熙十二年,乞归海城。三藩起事,他仍然忠于朝廷,封平南亲王。十五年因子尚之信叛,忧而死。

松锦之战

皇太极称帝之后,一方面不断派遣大军入关,深入明朝腹地,沉重打击明朝的有生力量;一方面,又在关外宁锦一线与明朝展开激烈的争夺。

锦州是明朝设置在辽西的军事重镇之一,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设在这里。自从明清(后金)交战以来,锦州的战略地位日益显得重要。明朝派遣重兵驻守,加固城池,力图使锦州成为阻止清兵西进的一座坚固堡垒。

皇太极知道“以大军屡入塞,不得明尺寸之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而锦州则首当其冲。皇太极很清楚,只有先打下锦州,然后从山海关进攻北京,才能给明朝致命一击。

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皇太极鉴于漠南蒙古归附,朝鲜称臣,后顾之忧已解除,经多次绕道入关作战,消耗明廷实力后,决计以10万兵力攻取锦州,打通辽西入关通道。皇太极命令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右翼主帅,多罗贝勒多铎为左翼主帅,各统兵开赴义州驻守,筑城屯田,筹措攻城器具,对锦州形成合围之势。规模巨大、震惊全国的松锦决战很快拉开了序幕。这是继萨尔浒激战之后,明清兴亡史上又一次战略性的大决战,它把皇太极的军事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实行围困,是对付明军的较为有效的措施。明朝对辽东的作战方略屡有变化。实践证明,袁崇焕提出的唯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守为正,战为奇,最为有效,它迫使清兵舍长取短,很少成功。袁虽冤死,但他的这一方针却继续下来,明兵就是坚守城池,不肯轻易出城与清兵较量。十几年来,清兵无可奈何。现在,皇太极进兵义州屯种,目的也是为长期围困锦州提供后勤支持。

当时,辽东名将祖大寿镇守锦州城。他本来在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河之战中已投降后金,当时他诡称妻子在锦州,要求迎取妻小,同时作为内应,智取锦州。太宗放他回去,结果他一去不返,还当上了锦州的守将,祖大寿之甥吴三桂为副将。祖、吴在辽东拥有强大实力,是明朝倚重的军事集团。崇德三年,清军发动入口之战,皇太极亲自领兵攻向宁远、锦州,祖大寿打败多铎的军队,皇太极要求祖大寿来见,祖大寿推辞不见。第二年,皇太极又领兵围攻松山,旁及连山、塔山、杏山,崇祯召祖大寿救援,皇太极却要他来投降,也没有成功。祖大寿坚守锦州,清军屡攻不克。

从崇德六年起,济尔哈朗开始令诸军包围锦州。祖大寿向明廷告急。四月,皇太极亲往义州、锦州察看地形和明军态势,决定对锦州采取长期围困之策。这一年,清军攻锦州,东关守将吴巴什降清,清军轻松地取得了锦州的外城。

此前,明朝已调洪承畴(1593~1665年)入卫京师。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明万历进士,历任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是明朝晚期不可多得的一位帅才。此时由于受到清兵的极大威胁,崇祯帝正式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这是准备决战的重要一步。

洪承畴十月出山海关,调集曹变蛟、王廷臣、自广恩、马科、吴三桂、杨国柱、王朴、唐通八总兵,13万步骑,4万马匹,东来解锦州之围。祖大寿驻锦州,以松山、杏山、塔山三城为犄角。清朝也把孔、耿、尚的军队调来助围锦州。

洪承畴采取“步步为营,且战且守,待敌自困,一战解围”的战略,于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率兵进驻松山与锦州间的乳峰山,两军初战,“清人兵马,死伤甚多”,清军失利,几乎就要溃败了。失败的消息传到盛京,皇太极见形势危急,事关重大,于崇德六年八月亲自领兵进战。史书上记载:“上行急,鼻衄不止,承以椀”,鼻子流血不止,用椀(碗)接着,昼夜兼行500余里。有人建议“徐行”,皇太极说:“朕如有翼可飞,当即飞去,何可徐行也!”经过6天急行军到了松山。

皇太极亲征,大大鼓舞了清军的士气。他部署清军自乌忻河南至海,横截大路,绵亘驻营,再在高桥设伏,围追堵截,处处有备。明兵虽号称13万,能战者只有白、马、吴三总兵所部。洪承畴不愿急战,但崇祯及朝中不少大臣皆轻躁促战,洪氏被迫进兵,初获小胜。

皇太极作出部署,命令埋下伏兵,断去敌人的退路;袭劫明军的积粟,使明军的粮道丧失;清军在高桥设埋伏,袭击明军的逃兵;在大路列阵,截击明军的援兵。皇太极采取大包围的攻势,挖深濠困住了明军,洪承畴正欲决一胜负,而诸将以无饷为由,商议回宁远取粮。洪承畴看出:“战亦死,不战亦死;若战,或可冀幸万一。”但部将各怀异志。还没等下令出击,王朴等总兵得悉皇太极亲征,慑于其声威,纷纷乘夜率领本部兵马撤退,遭到清军的伏击,明13万兵被斩的就有5万。经过激战,皇太极获得大胜。洪承畴只剩下1万余人退守在松山城内。曹变蛟、王廷臣突围入松山城,与洪承畴与巡抚邱民仰在松山坚守。松山城内缺粮草,外失救援,处于孤立绝望的境地。洪承畴几次欲突围而出,都遭遇失败。

清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明朝松山副将夏承德暗地里投降清朝,密约清军为内应,二月十八日清军入松山,生擒洪承畴、辽东巡抚邱民仰等重要将领。皇太极马上下令就地杀掉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押解洪承畴到都城沈阳。三月初八日,锦州城内的祖大寿因孤立无援,率领锦州守军降清。四月,清军又攻克塔山、杏山,并毁二城。至此,持续两年的松锦之战结束。

自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年),在抚顺明朝与后金的第一次交锋开始,至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在近30年间,有三大战役对明清兴亡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们是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和松锦之战。萨尔浒之战,明朝在辽东从有利转为被动;沈辽之战,明朝在辽东的势力几乎终结,后金在辽东确立统治;松锦之战,明朝失去关外的所有一切。清朝人说,萨尔浒之战是“王基开”,而松锦之战是“帝业定”。皇太极为定鼎燕京、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准备。

松锦之战还有一大意义是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的归顺。皇太极俘虏洪承畴回沈阳,想尽办法劝说他投降。洪承畴开始大义凛然,不肯屈服。皇太极派范文程劝降他,发现他爱惜衣服,梁上掉下一点灰尘,撒在他的衣服上,他拍了又拍,由此可见他更爱惜生命。听了这个报告,皇太极便亲自去看洪承畴,将身上的御衣解下披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睁大眼睛感激地看着皇太极,叹息说:“真命世之主也!”便归顺了清朝(《清史稿·洪承畴传》)。后来,洪承畴隶属汉军镶黄旗,顺治二年到南京总督军务,经略湖广、广西、贵州。顺治亲政后,他积极贯彻顺治的怀柔政策,成绩显著。由于他的诱降,永历政权中很多官员投降了清朝,这对于瓦解西南抗清力量起了很大作用。

崇德七年,皇太极发动了生前最后一次入口之战。他对这次军事行动提出的要求异乎寻常,即注意明朝和农民军的动向及应对态势采取适当策略。这表明皇太极认为大清取代明朝统治全国已为期不远。奉命大将军阿巴泰等统帅两翼大军分别从界岭口及黄岩口毁墙而入,长驱南下,所向披靡,饱掠一番,但当手下将领提出直捣山海关时,皇太极仍坚持既定国策,不肯轻易冒险。终皇太极之世,清军不曾通过山海关,但没有先前的扫清道路,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清军入关。

历经三朝的庄妃

天赐良缘,政治联姻

1616年,后金政权的建立,标志这个新兴的政权已具备与明朝公开抗衡的实力,公开举起反明大旗。

后金对蒙古察哈尔部的斗争也连续取得巨大胜利,科尔沁与后金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为布木布泰与皇太极成婚的天赐良机。

皇太极荣升,哲哲作为和硕贝勒福晋,地位也随之提高。当时旗主对属下的隶属关系极强,旗主的福晋也被下属奉为女主子。但哲哲的处境有喜也有忧,与皇太极结婚已经七八年,虽然两人亲密无间,但始终未能生子,这不能不成为哲哲的一块心病。

后金实行的是封建领主承袭制,如果哲哲不能生子,其正福晋的地位将很难长期保持,将来皇太极归天之日,其旗主及大贝勒爵位或许还要包括汗位,必将由侧室所生之子豪格继承。届时,寄人篱下,悲惨命运可想而知。不仅哲哲,她的娘家科尔沁部的亲人为了本部的利益,也会极关心皇太极的继承人问题。

哲哲既然不生,必然考虑皇太极续娶之事,如果续娶人选出自博尔济吉特家族,可让皇太极的后代有博尔济吉特氏的血统,自家姐妹、姑侄共事同一夫君,矛盾总会少些。刚刚十岁的布木布泰,身体健壮,发育良好,体态丰满,一副子孙娘娘的“福相”,年龄小,好调教,容易安于侧室地位,尊重姑母大福晋,而且容貌俊美,皇太极一定喜爱。所以,哲哲和科尔沁部娘家人,积极促成布木布泰与皇太极成婚是情理中事。

1625年,布木布泰嫁给皇太极,时年皇太极三十三岁,布木布泰十三岁。举行婚礼的当天,皇太极到沈阳城北岗出迎,努尔哈赤和众贝勒和后妃也出迎十里,大宴成婚。皇太极得此美女,宠爱不已。九年后,布木布泰二十六岁的姐姐海兰珠也嫁给了皇太极,可谓是姑侄三人同嫁一人。

1636年,皇太极称帝,册封布木布泰为庄妃,居永福宫。两年以后,庄妃生下了皇太极第九个儿子,取名福临。

智勇双全,劝降外患

清初战乱频繁,国库空虚,兵饷不足。布木布泰经常将后宫省下的钱物拿出来赈济兵民。她这种节省宫中开支赈济灾民的做法,一直影响到康熙、雍正两朝。

布木布泰贤惠豁达,政治目光敏锐。她与姑姑同嫁与皇太极,极力地辅助皇太极征明,使其早日完成统一大业。

在旷日持久的松锦大战中,最终皇太极获得了全胜。在大战的最后阶段,皇太极指挥清军战胜了由蓟辽总督洪承畴统率的十三万明援军,将松锦战场中的辽西诸座军事重镇攻克,打通了进军山海关的通道,并活捉了明统军主帅洪承畴。

松锦之战胜利后,皇太极一改父亲努尔哈赤时期的做法,他广泛地起用汉人,重用汉官,并将归服的汉军编制到汉军八旗之中,使之成为满族民族共同体中的成员。因此,对投降的明官,皇太极采用以为我用的策略,加以任用。洪承畴是明廷的重臣,素以军事奇才相称,皇太极对其人早已有所耳闻,此役明军战败,洪承畴被俘后,皇太极极力想让洪承畴归降,并以此来影响明廷的官员,达到动摇明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然而,被俘后的洪承畴在牢中采取了绝食行动,面对着劝降的官员及自己已降清部属的劝说,一言不发,抱定以死殉国的决心,拒不降清。面对以死抗争拒不降清的洪承畴,求才心切的皇太极显得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他深知洪承畴在此后对明战争中的作用,但如何使其归降却苦无良策。

当布木布泰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请求皇太极让自己扮成宫女前去劝说洪承畴归降。她叫来太宗谋士、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详细了解、掌握了洪承畴的家世、经历、爱好、脾气等方方面面,然后自请为帝分忧,乔装打扮成汉族美女的样子,屈身为侍婢,前去伺候洪承畴。

布木布泰来到羁押洪承畴的居所,对他晓以明廷吏治腐败,民不聊生,以清代明的大义,终于促使洪承畴投降了大清,并在此后的伐明中,立下了功勋。

静观其变,智取帝位

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突然染疾病离世,当时布木布泰三十二岁,而她的儿子福临只有六岁。由于皇太极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的继承人,又未留下遗诏,按制应由八王共举“贤者”。宗室贵族,人人觊觎。于是,满洲贵族内部围绕帝位继承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清宫内部关系复杂,矛盾尖锐。皇太极共有十一个儿子,肃亲王豪格是长子,当时已经三十四岁,战功显赫,实力很强。其他皇子,当时年龄还小,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他们既没有战功,也没有地位。另外,皇太极的兄弟多尔衮和多铎也都在盛年,因战绩卓著,被封为睿亲王和豫亲王。努尔哈赤死后,正值多尔衮年幼,母亲被逼殉葬,皇太极趁机夺取皇位,现在他想以兄终弟继的方式继承大统。资历最老的大贝勒代善,因年老体弱,已没有继位之想,但是,他还存有相当的实力,他在一旁观望,分析谁继承帝位对自己最有利。

这样,空置的帝位一时间成为了争夺的焦点,爱新觉罗宗族的内讧一触即发。在此关健时刻,静观其变的布木布泰等待着时机的变化。其中,豪格与多尔衮是最有能力继承帝位的,豪格本人统正蓝旗,在满洲八旗中,他已拥有三旗的力量,此外,索尼、鳌拜等大臣也支持他。多尔衮拥有的力量是两白旗,并且有多铎和阿济格的支持。双方可谓是势均力敌,互不相让,大有火拼之势,各属旗下都进入了临战状态。

这一切,布木布泰都看在眼里,她预感到了一场战争即将爆发,这不仅会影响到清朝的未来,更会使清宁宫的地位岌岌可危,后妃们的命运将会任人摆布。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振兴刚刚建立起的大清国,她必须勇敢地去搏斗,而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儿子。为了阻止宗族内讧,布木布泰游说于豪格与多尔衮之间,并以宗族中的长者代善与济尔哈朗出面斡旋,推举自己所生之子福临继承帝位,以多尔衮和济尔哈朗等人辅政,从而平息了这场由帝位而引发的争端,并使自己的儿子福临顺利地继承了帝位。

为了确保福临帝位的稳定,布木布泰以其超常的政治手段,利用多尔衮摄政,剪除政敌,并定鼎北京,彻底推翻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在多尔衮摄政大权集于一身之时,清帝福临在其母的督教中,潜心地等待着权力回握的机遇。当多尔衮猝死之后,布木布泰马上抓住这一天赐的机遇,辅助福临迅速地将旁落的君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在母亲的辅助下,福临严厉地打击了多尔衮余党,昭雪了在宫廷政治斗争中被多尔衮处死的朝臣,重新起用了被其贬斥在外的遭受迫害的部分官员,使亲政真正地得到了实施。

贤德仁厚,再辅幼帝

福临死后,玄烨继承帝位,辅臣鳌拜专权,搅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在此事关大清社稷安危的紧要时刻,布木布泰不得不再次辅佐孙儿康熙皇帝设计智擒鳌拜,清除了鳌拜的党羽,使康熙在亲政后得以全力地投身到盛世的创建中。

康熙八岁丧父,十岁丧母,幼年由布木布泰抚养成长,有赖布木布泰辅政。布木布泰不过多出面参政,然而康熙处理国家大事,必先征求她的同意而后决。

清代起于康熙朝的东巡之制,玄烨是在祖母的训教中完善的。布木布泰常以“祖宗创业之艰,东北乃龙兴重地”,嘱其不忘故地,勤于巡视,以此来考察民情,整饬吏制。康熙九年,玄烨与祖母东巡谒陵。在恭谒孝陵后,前往盛京恭谒福陵和昭陵。自此以后,玄烨在位其间,数次东巡,察验地方吏制,整顿边务。当三藩叛乱之后,清廷频繁地派兵平息叛乱,国家付出了大量的财力。在国家财力日趋紧张之时,“太后念从征将士劳苦,发宫中金帛加犒。闻各省有偏灾,则发帑赈恤”。当布尔尼叛乱时,康熙皇帝派军出征平息叛乱,大军行前,布木布泰谕玄烨告诫出征将士严禁掠夺,确保征战地区的百姓安居。

布木布泰辅佐三朝帝王,创建了清王朝的基业,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她独有建树。布木布泰一生在辅佐帝王中,辅政而不干预朝政。在顺治、康熙两朝,帝王常有无策之时,布木布泰时常勉励两代君主:“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用人行政,务敬以承天,需公裁决。”告诉子孙,将事情由大臣们广泛地提出建议后,再裁定实施。为了使自己的子孙勤于国事,她亲自书写诫语,悬挂在皇帝的书房之中。

温和慈母,祖孙情深

康熙皇帝自幼在祖母的抚育下长大,祖孙二人的感情非常深。在祖母的熏陶培养下,玄烨在执政的六十多年中,勤于国事,励精图治,最终将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建设成为盛世之邦,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呈现出一片辉煌繁荣的景象。在日理万机的同时,玄烨对祖母布木布泰的关爱无时不在。当玄烨东巡时,不时地亲自书写家信向祖母问安,并将山中“落榛、核桃、松子”等东北特产,派人快马加鞭送给远在京城的祖母,以此来抚慰祖母的思乡之情。为了不影响孙儿玄烨处理军国大事,每次布木布泰染病,都令宫人秘而不宣,担心玄烨知道后影响处理国政。康熙外巡时,每每向祖母问安,布木布泰都叮嘱来人不准提起自己染病之事,当玄烨外巡回京后才发现,祖母“已染疾久矣”,止不住泪染龙袍。

为了祖母能够身体安好,健康长寿,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玄烨亲到天坛祭天,“请减算以益太后”,恳请上苍减少自己的寿命用以延长祖母的寿命。当玄烨泪流满面地读祝词时,陪祭的王公大臣无一人不为之动情,底下哭声一片。

对待自己的后事,布木布泰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生前她叮嘱玄烨:“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子,当与孝陵近地安厝,我心始无憾!”她决定在自己死后,葬在儿子福临的墓地清西陵,而不去盛京的昭陵与丈夫皇太极合葬。

1687年,七十四岁的布木布泰崩于慈宁宫,留遗诏,写自己盛年丧夫,中年丧子之哀情,全靠康熙一片孝心待自己。综观布木布泰一生,康熙有赞语可作为略评:“昔奉我皇祖太宗文皇帝赞宣内政,诞我皇考世祖章皇帝,顾复劬劳,受无疆休,大一统业。暨朕践祚在冲龄,仰荷我圣祖母训诲恩勤,以至成立”,“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敦有今日成立”。

布木布泰死后,玄烨按照祖母的遗愿,将其安葬在清西陵福临的孝陵附近。

独宠海兰珠

娇艳欲滴,神秘佳人

明万历三十七年,海兰珠出生了。

虽然长期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但是海兰珠却出落得亭亭玉立,冰肌雪骨,可谓是天生丽质。在她嫁给皇太极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位美貌倾城的姑娘过去的生活,有人说她曾经嫁过人,但是,翻遍史料都无从查证。有史料记载的仅有短短的几句,只是简短略过而已,《清入关前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提到:“天聪八年(1634年)十月十六日。科尔沁部乌克善洪台吉率诸臣送妹至。汗偕诸福晋迎至,设大宴纳之为福晋。”这就是关于海兰珠的最早记录了。

海兰珠二十六岁的时候嫁给了皇太极,虽然已过妙龄的年纪,仍然是一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容貌,一点也不输给那些二八佳人,和后宫的后妃们比起来,反而显得更加丰满成熟,娇艳动人,更富有魅力,因此也倍受皇太极的宠爱,以贤淑文静著称。

贤德高雅,居关雎宫

自古以来,常有风流天子,多情嫔妃的佳话。享有九五之尊的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其妻妾之众是可想而知的。但在这美女如云,众多妻妾之中,也有那“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爱妃,海兰珠就正是皇太极最钟爱的人。

海兰珠性格文静,为人单纯,多愁善感,皇太极对她一见钟情,怜爱有加。虽然两人之间相差十六岁,但是情投意和,自海兰珠入宫以后,形影相随。皇太极虽拥有众多妃嫔,天生丽质者亦不乏其人,然而他唯独钟爱海兰珠,在她的身上倾注了夫妻间的全部感情。

崇德元年,皇太极循古制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后妃典礼,以古代名妃的封号,封海兰珠为“宸妃”。并借《诗经》中象征爱情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将宸妃居住的寝宫命名为“关雎宫”。不仅饱含了对她姣好容貌的赞美,也表达了对她温柔贤惠高雅品格的称颂。

海兰珠居住的关雎宫,华美至极,屋顶和正脊满铺着五彩的琉璃,其纹饰中为五彩琉璃火焰珠,两侧有作前进状的龙,展翅欲飞的凤凰,含苞待放的荷花和莲藕。这座建筑与中宫清宁宫完全相同,唯台基略低一些,标明关雎宫主的身份和地位在诸妃之首,仅次于中宫皇后而已。它不仅见证了皇太极和海兰珠之间的爱情,也目睹了红颜薄命的人间悲剧。

爱子夭折,红颜伤逝

海兰珠入宫两年多,就为皇太极生下一子,是皇太极的第八子。宠妃生子,有望成为太子,将来继承皇位。何况当时中宫皇后入宫多年,连生三女,一直也没有生育皇子,立嫡似不可能。此时,爱妃海兰珠诞育皇子,“立爱”也合情理。

得知爱妃产子的消息,皇太极喜悦万分,创有清以来之先例,在盛京皇宫举行了重大的庆典活动。当时,皇太极召集文武群臣,颁发了一道因诞育皇子而发的大赦令。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引来了八方朝贺,轰动盛京城内外。崇德二年八月,海兰珠生皇子刚刚满月,一些与皇太极有姻亲关系的皇亲国戚和归附的蒙古部落,就不远千里,带着各式各样的土特产品闻风而至。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个高贵而幼小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不足一年就夭折了。海兰珠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她痛苦万分,终日郁郁寡欢,不久便身染重病,撒手人寰,随爱子而去。时年,仅三十二岁。

在海兰珠死后不到两年,皇太极便追随她而去,命归九泉,他对海兰珠这种真情笃意,在历朝皇帝中都是少见的。皇太极葬入昭陵之后,海兰珠也被迁葬到昭陵妃园寝内。

皇太极之死

与努尔哈赤不同的是,皇太极改变了其父想在东北割地称王的总战略,他看到明王朝腐败至极,便积极扩军,多次进攻,意欲打进关内定鼎称帝。皇太极为联络抚绥广大蒙古各部落,娶了五位蒙古贵族的小姐,晋封为五宫后妃。这五位小姐全是清一色的博尔济吉特氏,庄妃布木布泰、海兰珠都是其中的一个。

清昭陵,位于沈阳市区北郊,是清太宗皇太极与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合葬的陵墓,关雎宫宸妃也安葬其中。

至于皇太极的妻子总数,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有记载的包括五宫后妃和十几位妃子。宸妃入宫时26岁,比妹妹布木布泰文静娴淑、言行识度,在皇太极众多的后妃中,唯有宸妃海兰珠独得专宠。

崇德六年九月,海兰珠病危,当时皇太极正领兵在松锦战场与大明交战,听说宸妃海兰珠病重,“情令智昏”的他竟然下令撤出战场,驱马急返盛京(今沈阳),还没有赶到,海兰珠就已经死了。皇太极悲痛万分,朝夕哭泣,竟至昏迷,经抢救一整日才苏醒过来。这位屡经血战的皇帝因心爱的宸妃离去被彻底击倒,饮食大减,军政无心,一些亲贵在宸妃丧礼期间不遵守礼仪规定守丧,被皇太极罢夺了王爵官位。在诸王大臣的劝谏之下,他曾悔悟道:“天之生朕,原为抚世安民,今乃太过于悲悼,不能自持。天地祖宗知朕太过,以此示警。朕从今当善自排遣也。”话虽如此,他内心的悲苦却未稍减。为了开解他的伤心,群臣建议他外出打猎,谁料回来时经过海兰珠的墓地,皇太极又勾起了悲痛,扑在墓上大哭一场,在场的人无不动容。皇太极追封宸妃为元妃,谥号敏惠恭和。皇太极已经将海兰珠视为自己的元配正妻,只是碍于哲哲,不能给予皇后的名分。

从此这位身体一直健壮的大清帝常常“圣躬违和”,他曾对诸王及他们的妻子儿女说:“山峻则崩,木高则折,年富则衰,此乃天特贻朕以忧也。”这流露出皇太极已为自己年老体衰而不安了。后来皇太极因身体不好,曾发布过大赦令,也减少了处理日常事务的负担,甚至做过祈祷。崇德八年(1643年)初皇太极身体已经不舒服了,但没有严重的迹象,到了八月庚午这一天仍照常处理公务,但到夜间就突然驾崩了,享年52岁。

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大清皇朝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整整60年的奋争,为后来清军入关,定鼎燕京,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

附:皇太极大事年表

⊙天命十一年(1626年丙寅明天启六年)

八月,努尔哈赤病逝。皇太极嗣汗位,以明年为天聪元年。

⊙天聪元年(1627年丁卯明天启七年)

五月,太宗率军征明,败于锦州。

⊙天聪三年(1629年己巳明崇祯二年)

四月,设文馆翻译历代王朝典章制度,并记国家政事。十月,太宗率军绕道内蒙古奔入关内,袭击明朝,巧设反间计,除掉明将袁崇焕。

⊙天聪四年(1630年庚午明崇祯三年)

六月,以阿敏失守所占明关内永平四城,太宗宣其16罪。众议当诛,太宗免死幽之。

⊙天聪五年(1631年辛未明崇祯四年)

三月,书谕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及贝勒诸大臣,求直言过失。七月,设六部。

⊙天聪六年(1632年壬申明崇祯五年)

四月,太宗亲征蒙古。十二月,三贝勒莽古尔泰逝。

⊙天聪七年(1633年癸酉明崇祯六年)

十月,太宗皇太极率诸贝勒督厉众军,练习行阵,是为大阅之始。

⊙天聪九年(1635年乙亥明崇祯八年)

正月,诏太祖庶子称“阿格”、六祖子孙称“觉罗”。五月,察哈尔蒙古林丹汗之妻、子归降,献元朝“传国玉玺”。九月,太宗收纳林丹汗后妃为妃。大贝勒代善得罪受惩。

⊙崇德元年(1636年丙子明崇祯九年)

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称“宽温仁圣皇帝”,定国号为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封多尔衮为睿亲王,多铎为豫亲王,阿济格为英郡王,豪格为肃亲王。七月,定五宫制,立清宁宫为中宫皇后,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正位中宫,东宫为关雎宫宸妃,次东宫为麟趾宫贵妃,西宫为衍庆宫淑妃,次西宫为永福宫庄妃。

⊙崇德三年(1638年戊寅明崇祯十一年)

正月,皇九子福临生,母为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六月,始设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七月,定六部、理藩院、都察院等八衙门官制。

⊙崇德四年(1639年己卯明崇祯十二年)

二月,命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师入关征明,太宗亲统大军继之。五月,以豫亲王多铎征明失利及不亲送睿亲王多尔衮出师,降为贝勒。

⊙崇德八年(1643年癸未明崇祯十六年)

八月,太宗坐逝于寝宫清宁宫,福临于大政殿举行即位大典。九月,葬太宗于盛京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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