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亲历“一二·九”学生运动，难忘革命的飞行集会
刘秉彦：1935年10月13日我们景山集会，呼吁宋哲元抗战，要求宋哲元接见学生。没有想到，宋哲元真的去了，他说得很暧昧，可见他有自己的苦楚。他说：“兄弟接受同学的意见，共同促进南京政府……”但他还是劝同学，不让学生们举行游行。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还是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游行。这次游行被称为“一二·九”运动写进了中国现代史，作为和五四运动一样的学生运动载入史册。我是这次游行的亲历者。
资料链接：“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痛切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抵北平，建立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工作。
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1935年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随后，学联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发表宣言，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讨伐殷汝耕，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这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
12月7日，北平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议定请愿游行的集合时间、行动路线和口号等。会后，各校学生自治会紧张地进行动员和准备工作。
12月9日，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爱国学生涌上街头。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学生。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在一些街道要冲设了岗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上午10时许，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各校临时推举董毓华、宋黎、于刚等12人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6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何应钦避而不见。请愿不成，群情激愤。各校代表当即决定改为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一路上，不时有冲出军警包围的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加入游行行列，队伍逐渐扩大到五六千人。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散发传单，得到群众的鼓掌和支持。当游行队伍前锋到达王府井大街，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时，大批警察手执大刀、木棍、水龙头，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爱国学生不畏强暴，队伍仍在继续前进。这时，警察打开水龙头，冰冷的水柱喷射在学生们身上，接着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殴打。学生们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有百余人受伤。游行队伍被打散。
12月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提出罢课的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同日，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指出在目前形势下，首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在罢课中，各校学生建立和健全了自己的组织。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发表宣言，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会组织专题讨论会、文艺社、宣传队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上海、杭州、武汉、广州、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大中学校及工会等组织，纷纷给北平学生发来函电，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北平学联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具体领导下，及时地研究制订了组织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计划。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当局定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北平学联即决定在这一天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12月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分为4个大队，分别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率领，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参加的学生总计1万余人。他们高举校旗，打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横幅，向天桥进发。上午11时左右，汇集到天桥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举行大会。游行指挥部负责人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并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大会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8个决议案。会后，游行队伍奔向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东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楼举行总示威。队伍走到前门，遭到大批警察和保安队的拦截。经学生代表反复交涉，军警才让游行队伍分批分别由前门和宣武门进入内城。在宣武门，爱国学生遭到上千名军警的血腥镇压，有二三十人被捕，近400人受伤。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活动，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西安、开封、济南、太原、长沙、桂林、重庆等城市的爱国学生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或发表宣言、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响应的通电，苏区各界民众集会声援全国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各业、各厂的男女工友起来召集群众会议，发表宣言和通电，抗议汉奸卖国贼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
12月21日，上海市总工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兴起，集合民族整个的力量，反对任何伪组织之存在，以维护主权而保国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爱国学生。
“一二·九”运动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
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进城，走西直门最合适。可当时政府不让进，便只好绕到西便门进城，可还是进不来，便到和平门进。真正的战场在和平门，水龙头开始浇学生，很厉害呀，那里比在天安门还浇得厉害。
再说一下景山集会，那是在打水龙头仗之后。他宋哲元夹在中间，很困难。秘书长对同学们说：学生再闹，我可就不客气了。我不是动水龙头，而是动大刀了！
之后，学生运动沉默了一段，转入地下，搞飞行集会。
蒋介石派蒋孝先的宪兵三团到了北京，驻在府右街附近，从南口进去，在左边。
花枝胡同是我活动的地点，从府右街往北走，到后海往西，就在北京图书馆往西这一片。同学们化装成工友、商人，负责人搞飞行集会，紧张了那么一段，1936年又是革命低潮。新旧学联互相斗得厉害。新学联支持南京政府，旧学联隐蔽活动。因听说西山有红军，我们到西山旅行，三五成群，坐小毛驴到八大处、香山，名为旅行，实际是搞革命活动。
1936年是革命低潮，特别是下半年，学生基本上不读书了。
我出门总要带上国民党的刊物《国民周报》，以此做掩护。警察只要看到带着红色的书，所谓带色的书，就是指红色的书，与共产党有关的书，就要找麻烦。不让你走，要查问你的书是从哪儿来的。他们越怕真理，越不让人看红色的书，越说明他们没有真理，青年人反而越对他们反感，越要看。国民党宪兵三团有许多特务。这天，我从北大一院出来，手拿着《国民周报》。我带着一张红色地图，是宣传红军长征的，我出门，就发现警察，他追上来了，我以为有人告密了，我就跑，从北大一院跑到东斋，然后又跑到北大红楼，然后跑到操场。又碰上了警察。他们一看是《国民周报》，警察乐了，他们什么也没有问，便走了。从那天以后，我们出去，一定要带上国民党的刊物，或黄色的书报，这才有护身符。有时，警察追上找麻烦，是想要钱，给他点钱也就放你过去了。当年，我们的飞行集会，每天都搞五六次，只是传达点事，接个头。可是每次飞行集会都是难以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