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约瑟夫·富歇，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也是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人物之一；同时代人对他缺乏好感，后世对他更欠公允。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党人中，卡诺[1]、巴拉斯[2]、塔列朗[3]在他们的回忆录里，以及法国所有的历史学家，不论是保王派、共和党或是波拿巴派，只要一写他的名字，心头的怒火立即宣泄在笔尖、纸上。天生的叛徒，卑鄙的阴谋家，油滑的爬行动物，卖主求荣的能手，无耻下流的探子，道德沦丧的小人——没有一个表示鄙视的骂人字眼没有用到他的身上，无论是拉马丁[4]，还是米什莱[5]，路易·勃朗[6]，都没有试图对他的人格，或者不如说对他执拗得令人惊叹的一贯的毫无人格进行过认真的考察。他的形象第一次生动逼真地出现在路易·马德兰[7]的那部卷帙浩繁的传记里（本书和其他有关著述中的具体材料大部分取自这部传记），除此而外历史把此人悄无声息地推到后排，那些无足轻重的跑龙套的角色所站的地方。而此人在世界转折时期曾领导过各个党派，作为绝无仅有的一个，活得比各派都更为长久，并且在心理决斗中，打败了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这样的人。他的形象时不时地还会在表现拿破仑的戏剧里或以拿破仑为题材的歌剧里幽灵似的出现，但大多落入形式主义的俗套，把他表现为一个狡猾的警务大臣，一个提前出现的福尔摩斯，平庸的表述总是把躲在幕后的人物混淆成次要角色。
惟独一个人以他自己的卓越伟大，看出了这个绝无仅有的人物的伟岸。此人乃是巴尔扎克。这位天才居高临下，同时又洞察一切，不仅看到时代的舞台层面，还一直看到布景后面。他毫无保留地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富歇是他那个世纪最为有趣的人物。巴尔扎克习惯于把各式各样的激情，无论是所谓的英雄气概的激情和所谓的卑下低级的激情，在他感情的化学里全都视为等价的元素。伏脱冷这样彻头彻尾的罪犯和路易·朗贝尔[8]这样道德高尚的天才，他同样欣赏，从不区分道德的和非道德的，而只是衡量一个人意志的价值及其激情的强度。他恰好把这个革命年代和帝政时期最为人不齿、最遭人唾骂的人从他那故意造成的埋没状态中挖掘出来。他称这个“singulier génie”[9]为“拿破仑曾经拥有的惟一的大臣”，然后又称他是“la plus forte tête que je connaisse”[10]，在另一处又说他是“那些城府极深的人，在行动的瞬间叫人捉摸不透，事后方能被人理解”。——这听上去和那些道德说教表示的轻蔑迥然不同。在他的小说《一桩神秘案件》中他写了特殊的一页，献给这位“阴沉、深邃、不同寻常、不甚著名的人物”。他写道：“富歇，使拿破仑感到惊恐的天才，并不是突然一下子表现出来的。富歇这个默默无闻的国民公会议员，当时最卓尔不群，也最受人误解，他是在重重危机之中锻炼成日后的那个人物的。在督政府治下，他达到能正确判断过去从而预见未来的高度，然后在雾月十八日的政变中，突然显示出他的机智灵巧，犹如一个平庸的演员，因受到突如其来的灵感启示而变得极为出色。这个脸色苍白的人，在修道院的管教下成长起来，既掌握了他原来所属的山岳派的秘密，也掌握了他最后投靠的保王党的秘密，慢慢地、默默地仔细琢磨着政治舞台上的人、事和各种伎俩。他看透了波拿巴心里的秘密，给了他有益的忠告和宝贵的情报……无论是他的新同事还是他的老同事，都料想不到他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天才竟然表现为：所有的预见都准确无误，而且目光犀利得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巴尔扎克的话。他的这段献词第一次引起了我对富歇的注意。巴尔扎克说他“甚至比拿破仑还拥有更多控制别人的威力”。几年来我对巴尔扎克曾经称赞过的这个人不时看上一眼。但是富歇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历史上，都非常善于只是充当幕后人物：不喜欢让人窥察他的脸和他手里的牌，他始终躲在各个事件之中、各党各派之中，躲在他那职位的隐姓埋名的外壳后面，无影无形地活动着，犹如钟表里的机簧。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在繁琐事件的纷乱之中，在他途经最陡急的拐弯处，才能一瞥他那快速掠过的身影。更奇怪的是，富歇的这些在飞逝之际被人捕捉住的身影，乍一看居然和以往的身影各不相同，需要使劲观看才能想象，这同一个人，有着同样的皮肤和同样的头发，在一七九○年是神学院的教师，一七九二年便成了掠夺教堂的人；在一七九三年是个共产主义者，五年之后却成了几倍的百万富翁；再过十年，俨然成了奥特朗特公爵。但是这个新时代十足地道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性格变化越是放肆大胆，那么他的性格或者不如说他的无性格在我看来就越发有趣，他那完全隐没在各种背景和神秘色彩中的政治生涯，我就觉得越发迷人，他的形象就越发独特，越发带有妖魔气息。所以，纯粹出于对心灵科学的兴趣，我非常突然地写起约瑟夫·富歇的故事来，作为对权术家生物学的一份贡献。权术家是我们生存的世界里尚未完全研究透彻的极端危险的精神族类，关于权术家的生物学拖到现在尚未写成，然而十分必要。
为一个完全违反道德的人物——即使是像约瑟夫·富歇这样一个绝无仅有、异常重要的人物——撰写的这种传记，我知道，是完全违背时代的愿望的。我们这个时代想要的并且喜欢的是英雄传记，由于今天缺乏这种政治上具有独创性的领袖人物的形象，便在往事陈迹之中去为自己寻找更加崇高的榜样。我完全认识到这种英雄传记有使人心灵激越、斗志昂扬、精神振奋的威力。从普鲁塔克起，这种传记对于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人和历代的新青年都是必要的。但是恰好在政治上，这种传记掩盖着篡改历史的危险，就仿佛真正的领袖人物也的确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当时如此，历来如此。毫无疑问，一个英雄人物仅仅通过他的存在还能几十年几百年地控制着精神生活，但也只是精神生活而已。在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在政治的权力范围内，起决定性作用的很少是出类拔萃、思想纯正的人物，而是价值微小得多，但是身手更加灵巧的种类：那些幕后的人物。为了警告人们注意各种政治上的迷信，这点必须强调。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八年我们亲眼所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定，并不是由理性和责任心所做出的，而是由性格极端多疑、智力严重欠缺的那些躲在幕后的人物所做出的。我们近来每天都在重新经历的问题严重、往往是犯罪的政治游戏，并不是那些具有道德远见和坚定信念的人得以成功。相反，他们一再被那些称为权术家的职业赌徒，这些手脚利索、空话连篇、神经冰冷的艺术家们所欺骗，而世界各国人民还一直忠诚笃信地把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前途都托付给这场游戏。倘若政治的确像拿破仑在一百年前所说的那样，变成了“la fatalité moderne”[11]，新时代的厄运，那么我们为了自卫，要设法辨认躲在这些势力后面的人们，以便认清他们何以得势的危险的秘密。但愿这本《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能对这种政治人物的类型学做出一份贡献。
一九二九年秋于萨尔茨堡
[1] 拉扎尔·尼古拉·卡诺（1753—1823），法国大革命元老，国民公会议员。
[2] 保罗·巴拉斯（1755—1829），法国大革命时期督政府三督政之一。
[3] 查理·塔列朗（1754—1838），法国大革命时著名外交家。
[4] 阿方斯·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政治家。
[5] 儒勒·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
[6]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政治家，社会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
[7] 路易·马德兰（1871—1956），法国历史学家，富歇传记的作者。
[8] 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路易·朗贝尔》中的人物。
[9] 法文：绝无仅有的天才。
[10] 法文：我所知道的头脑最厉害的角色。
[11] 法文：现代的厄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