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与诗性的完美结合
由于古今中外在“历史”、“小说”观念上理解的不同及它们各自的发展演变，《世说新语》的文体问题显得相当复杂。当然，文体的复杂性也使其在内容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允许多个领域的思想资源共同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传统文化文本文、史、哲难以严格确分的特色。《世说新语》的独特文体来自对子、史两大文化传统的合理继承与锐意创新，呈现出雏形时期的小说努力挣脱史传束缚的清晰脉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古代小说发展的特定阶段，表现出历史与诗性的完美结合，那时的小说家既在创作内涵上与史学家的实录精神相通，同时又努力表现出较为独立的文学性。
一、《世说新语》独特文体的形成
任何一种文体或写作模式，都有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的发展过程。刘勰认为：“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应，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文心雕龙·通变》)在他看来，一种文体的发展演变，既要继承过往的文化传统，又要对当代思潮作出回应，即一方面“体必资于故实”，另一方面“数必酌于新声”。所以，《世说新语》独特的文体的形成，必然也要经历这样两方面的过程。
先秦时期，孔子就开创了以《春秋》为代表的史书记述传统。班固指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刘勰也说：“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文心雕龙·史传》)虽然随着《史记》的出现，历史散文逐渐走向成熟，注重“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也开始式微，但这种“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的叙述风格，却在早期的小说文体中得以保留。从形制上看，《世说新语》是典型的“丛残小语”、“尺寸短书”，长不过二三百言，短则十余字，追求的是一种“言约旨远”的风格，所谓“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
。所以有学者指出：“《春秋》的过分省略，对早期小说的发育迟缓应负一定责任，魏晋南北朝以前的单篇故事至多数百字，到志怪小说亦不逾千，篇幅既然如此狭小，叙事只能‘粗陈梗概’。”
如果说《世说新语》还只是潜在地受到早期史传的影响，那么先秦儒家经典特别是《论语》的“语录体”记述手段，则可明显地看作它在形式上的最早蓝本。虽然《论语》在内容上注重论述思想，而《世说新语》则偏向追求“玄韵”，但它们在话语方式上仍有很大相似性，并且二者都侧重于“记言”。傅修延认为：“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魏晋‘世说体’，正是继承并发展了语录体中以精粹之言为‘眼’的叙事模式。虽然《论语》中言浓而事淡，《世说新语》中语境的描摹更为分明，但以言为全文中心却是一以贯之的……它在‘以言见人’方面备受后人称赞。”《论语》对《世说新语》的影响，在形制的选择及含蓄隽永的表达方面非常明显，而且在后者的三十六个门类中，最先的四个即是所谓“孔门四科”。
另外，单从《世说新语》的书名看，它就包括“说”和“语”两种文体。其中“说”偏重于议论，刘勰指出：“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文心雕龙·论说》)在班固认定的15种“小说”中，以“说”命名的占了三分之一，杨义甚至把《说苑》、《语林》、《郭子》和《世说》等“说部”称作“近子书小说”，属于“两栖类文体”，是“子书数量的迅速膨胀，使其文类界限愈益模糊”的结果。而“语”虽然本是史书的一种文体，如现存有《国语》、《琐语》和《事语》等，但其史书性质是较为薄弱的，如韦昭称《国语》“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国语解叙》)，即它有“求多闻善败以鉴戒”之意，显然更加接近子书的特点。所以从总体上说，《世说新语》在文体上兼受子、史两大传统的影响，并且与子书的关系更为密切。
《世说新语》的文体在继承子、史两大文化“故实”的同时，也在酝酿着“新声”。正是文本内外的两个时代，即《世说新语》的成书时代和它在内容上所反映的时代的相互作用，促使着它独特文体的最终形成。首先，《世说新语》成书的刘宋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诚如刘勰所言：“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文心雕龙·时序》)而宋文帝时文学馆的建立，更使“文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当时文坛出现了所谓“文笔之争”，《世说新语》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文学》第73则记：
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治长于翰墨，俱为列卿。每至公坐，广谈，仲治不能对。退著笔难广，广又不能答。
这里的“笔”指散文，以“无韵”为标准，如刘勰所言：“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可见，“文”与“笔”的区分，在晋宋时期已相当明确，这不啻为文学内部的一次划时代革命。同时，山水诗、画、文的兴起，也为南朝追求形式美的风尚振起先声。时代的学术风气影响着刘义庆及其幕府中的“文学之士”如袁淑、鲍照、陆展、何长瑜等，所以他们很可能将一种新的文体意识落实在《世说新语》的编撰上。
其次，《世说新语》在内容上主要采写魏晋士人的言行轶事，所以它的文体风貌必然受到东汉以来人物品藻与清谈风气的直接影响。“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所以，“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虽然《世说新语》本身并非清谈之书，但书中大量记述了名士清谈的内容，所以陈寅恪称其为“清谈之总集”。这一时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无论对清谈的实践者还是记述者来说，清谈沦为装饰，便更加注重它的小巧灵动。
张海明指出：“从清谈的影响看，《世说新语》篇幅短小，一方面由材料本身所决定，即清谈家语言尚简，如刘应登序《世说新语》所说：‘盖于时诸公专以一言半句为终身之目，未若后来人士俯焉下笔，始定名价。’另一方面，则是清谈风气对刘义庆本人文风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对材料的选择、处理。……那些简短精绝，易于口传者，才是刘义庆着笔最多的。”所以，鲁迅以“志人小说”定位《世说新语》，是相当准确的，它不是为人立传，所以并不看重人物的家世、背景等，而是着重关注他们的言行，或是记述某个特定的生活片段。因此《世说新语》中的人和事，大多是具体的感性材料，富有生活的真实性和鲜活性。如《雅量》第1、35则所记：
豫章太守顾邵，是雍之子。邵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这两个故事均以“围棋”作为场景，从人物的生活举止之细微处着笔，写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情状和心态，刻画了人在大悲大喜之事骤然降临时能控制情感而不形于色的涵养与气度。从叙事的角度说，这种对细节的专注也即文学性之所在。当然，同样以“人间言动”为内容，《世说新语》的文体却具有新特点，表现在这一文本的目的上，正如鲁迅所说：“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之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
由于刘义庆等“以玄韵为宗”，《世说新语》在叙述上便超越了传统史家笔法，建立起一种新的文体风格，即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百态横生，具有明显的“赏心”也即审美的性质。清人刘熙载指出：“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艺概·文概》)所以，虽然历代史家对《世说新语》的真实性多所贬斥，但这并未影响它的广泛流传，“后世文人大多不辨真伪，只是乐于阅读、传讲，这说明其中的‘伪迹’、‘妄言’，还有另外一种价值和意义，它们和书中的真人真事杂糅在一起，承载着相近的文化信息”。从根本上说，《世说新语》是远“史”而近“文”的，所以虚构的有无多少及用何种笔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性之描绘使其具备诗的韵味。
二、古代小说发展的特定阶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世说新语》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它终究不是历史著述。当然，它也并非一般所谓的“小说”，因为古今的“小说”观念迥异。而今人把《世说新语》看作“小说”的，往往是以现代小说作为衡量标准。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源自西方，它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以人物塑造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和典型环境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显然，《世说新语》还没有那么“高级”。而若是把《世说新语》当作古代意义上的“小说”，似乎从各方面看均无不可，但我们必须明确，古代“小说”是个发展着的概念，它在自己的不同阶段上都有不同特点，如《世说新语》与明清小说无疑差别甚大。
与成熟期的古代小说相比，《世说新语》尚不能自觉地展开艺术虚构，它还没有完全摆脱“史”的影响，所记述的大多是真人真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还不是“有意为小说”，即不能通过叙述事件和刻画人物，向读者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创造出可供欣赏的艺术形象，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但它毕竟是古代小说发展的一个阶段，其在选取所记之人物事迹时，把范围主要限定在汉末、魏晋时期名士的特定言行上，作者从“赏心”的角度出发进行编排和剪辑，这便更多具有艺术审美的意味。所以，《世说新语》一方面还没有完全摆脱历史的“征实”特点，另一方面却已充分显示出总体的“征趣”倾向。而且，这种崇“实”的观念丝毫没有损害它的艺术成就和文化内涵。《世说新语》中的多数记述都表现出“征趣”的特点，如《惑溺》第6则记：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实际上，本则所记王戎夫妇的闺房私语，是否真有其事是不得而知的。据赵翼的《陔余丛考》考证，当时一般是平辈或上称下、夫称妻为“卿”，所以王戎认为妻子以“卿”称呼自己“于礼为不敬”。而这里的两个“卿”字叠用，并且重复了三次，显然是出自文人的笔墨。此则的妙处在于通过人物的对话，鲜活地刻画出王戎妻子的娇媚神态和他们夫妇间的亲昵之情，使读者感到兴味盎然，造成娱目游心的审美效果，类似的例子在《世说新语》中不胜枚举。
所以，无论我们多么看重《世说新语》具备的史料价值，都必须承认其作为叙事文学作品的内在质素及审美功能。而实际上，正是后一方面而非前一方面成就了此书传之百代而不衰的文化魅力。钱锺书认为：“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这种观点对于《世说新语》的认知和鉴赏而言同样适用。可以说，在古代小说的发展史上，《世说新语》既尊重客观事实，又突出艺术追求，是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诗性的完美结合。
唐代史家刘知幾指出：“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史通》卷八《书事》)这里的“为有识所讥”和“为无知所说”，大概就是文学与史学的分水岭。而清人钱曾认为：“临川变史家为说家，撮略一代人物于清言之中，使千载而下如闻声咳，如睹须眉。”(《读书敏求记》)可见，他已充分关注到《世说新语》中文学描写的生动传神和活灵活现，也肯定了编撰者的艺术想象和创造。当然，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历史与文学的界限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
《世说新语》之所以得到古代史家的青睐，除了因为它秉承“实录”的精神，较为真实地记述了士人的言行轶事外，主要还由于一些史家本就认为小说乃是“能与正史参行”(《史通》卷十《杂述》)、“或通于史”(《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的“史余”之作。宋代秦果序孔平仲《续世说》曰：“史书之传信矣，然浩博而难观；诸子百家小说，诚可悦目，往往或失之诬。要而不烦，信而可考，其《世说》之题欤！”这种“小说纪实”的观点直至清代仍未发生根本改变，比如在纪昀那里，“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
美国学者浦安迪指出：“历史和虚构文学一样，也是在人生经验上套上一定的外形，……是在事实的原料上套上了特别的美学外形，中国的《史记》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一方面，它把人生的经验流截成一个个小段，另一方面又把一段段单元性的人生经验组合连贯起来，营造出经验流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史事’成了截断的标准。”这就把史传与虚构文学联系在一起。钱锺书也认为：“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并且，他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史有诗心、文心”。
尽管如此，但若完全从“史”的角度对《世说新语》进行褒贬，就难免有失偏颇了。毕竟古代小说与文学叙事更为接近，而与历史叙事在性质上属不同类型。“历史叙事要求在实证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建立史实‘真实性’的分辨尺度，而文学仅在形象性和直观感性前提下谈论‘本质’的‘真实性’标准。两者之间关于‘真实’概念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因而在使用范式方面不可通约。”所以，我们不能把文学作品的真实与历史进程的事实等量齐观，亦如钱锺书所说：“文学作品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章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真实。”
另外，在当代文化视野和理论背景上考辨《世说新语》的文体，还应充分考虑到中西方对于历史、文学的不同态度。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历来有重史传而轻小说的传统，认为小说乃是“街谈巷语”、“里巷不经之说”，这种观念导致文言小说长期附庸于历史，成为所谓“稗官野史”。究其原因，“先秦编年史以其近于‘源’的成果获得在文明中的辈份优势，正史因其由国家组织编订而获得在文化系统中的正统优势”。然而，也正是渗透于史传叙事中的虚构成分推动了后世小说和虚构文学的发展。进而言之，以“不虚美、不隐恶”为原则的正史标准，带有较为明显的道德评判印迹，体现出的是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和精神，与现代叙事学所讲的“真实”不可同日而语。
反观西方在此方面的情形，则与中国恰好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可见，由于诗通过个别、偶然来揭示普遍、必然，从整体和本质上来把握事物及其发展趋向，所以它的真实性要比现实历史更高。随着近代理性主义的上升，“历史”曾多次恢复作为“科学”的尊严，但终究好景不长。在现代学术史上，学者们开始突出史学家想象的重要地位，历史哲学领域甚至要求对历史叙述展开详细的诗学研究，如美国学者S·巴恩指出：“人们所写的任何关于过去的东西必定是讽喻的，而且只有恢复真实的东西的那种社会文化需求，才能补偿历史的叙述与过去事件之间的‘不当配置’。”
从现代西方史学和美学的角度看，即便《世说新语》是一部历史著述，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它当作“小说”来读，因为“阅读与写作历史的基本方法与写一部小说相类似”，所以“恢复与其文学基础的密切的联系”对历史有益无害。美国学者詹姆逊也认为“历史总是叙事”，是“主体对过去的理解和阐释”，“阐释行为本身也是叙事”，所以“叙述性历史与现实主义小说密不可分，而且在那些最伟大的19世纪文本中也是可以互换的”。当然，《世说新语》本就代表古代小说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那个阶段的小说家既在创作内涵上与史家的实录精神相通，又努力表现出较为独立、自由的诗性或文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