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如父
王邦维（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上午突然接到电话，羡林先生一个小时前在医院逝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惊呆了：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先生98岁的生日。大家都以为，不只是98岁，以先生的身体状况，活到一百岁，估计也没有什么问题，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就走了呢？最近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去医院看望先生，总还在想，7月底或8月初去，一并祝贺先生的生日，也来得及。我总以为还有时间，现在晚了。这是我的错误，一个现在看来不可原谅的错误。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30年前，我那时从四川到北京大学念研究生，先生是我的导师。此前我没有见过先生，实在地讲，当时我的见识很有限，虽然报考时选了先生作导师，对先生的了解并不多。到北大后，跟随先生学习，才知道先生是一位大学者，学问之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从1979到1982年，3年之间，我在先生的指导下，念了硕士研究生。然后留在研究所工作，跟先生在一个研究室。再后来，从1983到1987年，又继续在先生的指导下，念了博士研究生，这中间一直跟先生在一个研究室，一个研究所，一个系。从学习、工作和生活上讲，30年来，先生对我这样一位驽钝的学生的教导、关怀、扶助和奖掖，真是无法计量。现在先生走了，我又到哪里去找这样博识，这样慈悲的老师呢？师恩如父，我无以回报。想到这里，真是悲从中来！
我的思绪有些乱。30年来先生给我的教诲，我跟先生的谈话，还有过去读过的先生的书，先生的文章，还有从80年代到90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常常都在先生家里，帮先生处理一些事情后，先生让我跟他一块吃饭，那时先生家的老祖还在，那时还有师母，三位长者，都是一样的和善，一样的慈祥。这些往事，一时都想了起来，但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一般的话，大家都讲过的话，似乎也不用我再多讲。我只是想说，先生的很多地方，其实没有被人完全理解。例如先生的学问，到底有多少人明白究竟呢？还有，在最近些年的一片辉煌之下，先生的心绪呢？
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可以讲的太多，很重要，但我觉得也许还不是最重要。我体会最深的，是先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或者还年轻的学生。我想起先生曾经跟我讲他留学的经历，讲他当年怎样从德国回到中国，他在北大的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国的过去，中国的今天，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变化，他个人的经历怎么跟国家的命运相联系。他希望的总是，中国怎样能够强大，中国的学术和教育，怎样能够真正进入世界的前列。这些，大概是像先生这样九十多年前一个贫苦人家出身的孩子，由于天分和个人的努力，以及一些机缘而最终成为一位大学的教授，一位学术上的大师，必然会想到的。我的印象，这些年一直住在医院的先生，真正经常挂念的，其实还是这些。先生在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所关心的事情，也都还是这些。几个月前，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向我打听的主要还是外面世界学术新的动态，新的发展。本来计划在这个月末去看他，正好告诉他一些新的消息，尤其是他多年来一直关心的西藏梵文贝叶经的研究，我们的几位研究生最近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绩，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先生要是知道这些，一定会很高兴，因为我了解先生，这与他自己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密切相关。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真让我追悔莫及。
先生走了，先生不会再回来。我中心悲伤。只是突然又想起先生经常提到的陶渊明的一段诗句：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一段诗，先生说，他一直很喜欢。先生自己，也常常吟咏。如果是这样，先生也许走得是安心的。
（写于2009年7月11日下午）
初见恩师
记忆中仍然清晰地留着17年前第一次见到先生时的印象。那是在秋天，到北大报到后不久，研究所的老师通知我们，季先生要召见我们四位研究生，段晴、任远、老葛和我。在六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生坐在桌子的一端，我们四人分开坐在桌子的两边。先生穿一身蓝色的中山装，当时还并不太显老。先生问了我们些一般的问题，大致是了解我们每人的情况，然后说：“你们先上梵文课，争取把梵文学好。有时间，各方面的书，也可以找来看看。”先生的声音很平和。
我的三位师兄妹当时想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可我当时的感觉是：怎么这么简单？该读什么书，先生为什么不给我们说具体一点呢？我记得，当谈话结束，先生已经走出办公室，我又赶紧跟上去，问先生：先生讲到读书，该读什么书？可是先生仍然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真有一点儿失望。
不过，我后来就渐渐明白了先生的话，简单却也并不简单。
受业与解惑
先生为人，平易而可亲。先生讲话，话语简单而朴实。17年来，听先生讲课，向先生请教问题，与先生一起作讨论，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先生有时作具体的回答，更多的时候则是启发我们自己去思考。读研究生，要做论文。选什么作论文题目，先生从来就是让我们自己去考虑。一般的情形是，我们自己提出一个选题，先生并不先说行还是不行，只是问我们为什么要选这样的题目，如果真要做，打算怎么做。结果往往是我们的想法被否定。于是我们只得再动脑筋，再提出想法，当然也可能再被否定。在反复的被否定中间，我们终于变得比较地明白起来。最后，题目出来了，论文也出来了。——虽然我们最后写成的学位论文未必真正达到了先生的要求。
先生常给我们提到一位德国教授的话：“学外国语就像学游泳。只是站在游泳池边讲理论，一辈子也学不会游泳。我的方法，是只要有学生到我这里来，我立刻让他下水去。只要他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
这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学外语如此，学习做研究工作其实也是一样。
学习做研究工作，该怎么样？先生讲过一个故事。
一位德国很有名的医学教授，他以严格著称。一次考试，他进了教室，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向学生发问：“这是什么？”学生看在眼里，觉得桌子上的东西是猪肝，但转念又想：“教授的考试，怎么可能会这样简单呢？”学生不知所措，虽然觉得真像是猪肝，但始终不敢说是猪肝。到了最后，也没能回答教授的问题。这时教授只好宣布：“这是猪肝。”学生此时似乎才明白了一点什么。教授问学生：“你大概已经认出这是猪肝，可是为什么不敢回答呢？看见是什么，就答是什么，这就是科学。事情不就是这样简单吗？”先生说，这位教授要求学生的，其实是要树立和坚持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我后来渐渐更明白多了一些，看见什么，就说什么，实在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但这条原则无论如何不能放弃。
关于做研究工作，先生还讲过一个故事，也是德国教授考学生的事。
一次考试，也是这位教授，问学生一个问题：“你看我这衣服，是什么颜色？”学生有些犹豫。教授穿的是一件很旧，发黑的衣服。学生端详了一阵，回答道：“教授先生，您的衣服，曾经是褐色，但现在已经变成了黑色。”教授听了，大加赞赏，说这位学生回答得准确而全面。原来这位教授平时不注重穿着，他的衣服，已经穿了些年头，旧而且脏，颜色已经变了，显得发黑。
这也许只是故事。但从这个故事中，我得到的体会是，做研究工作，推理要细心，下结论要尽量准确，考虑问题则要全面。先生说，这点道理，说起来卑之无甚高论，但很实在。
十几年来，我前前后后也写过和发表了一些文章，甚至出版过几种所谓的“专著”。如果说其中多少有点可取之处的话，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做这些事时不大敢懈怠，尽量不粗心。先生讲的故事和教导，我是受益者了。
1981年，我作硕士论文，其中一项任务，是对一些古代的刻本作校勘。古刻本中有一种是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赵城金藏》。这是稀世的文物。研究所的耿老师为我跟北图联系，那边答复，研究生不行，但如果像先生这样的学者要看，那是可以的。可是，先生当时是研究所的所长，又是北大的副校长，还有其他许多兼职，工作极其繁忙，我怎么能劳动先生为我的事一起进城去北图呢？但先生知道了这事，立即说：“那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去吧。”
于是安排了一天，先生为此专门与我一起去了北图。以下的一切都很顺利。卷子从书库调出来，我立刻开始工作。先生先是站在旁边，看着我作记录。过了一阵，先生拿出早准备好的一摞《罗摩衍那》的清样，读自己的清样。就这样，整整半天的时间，先生一直陪着我，直到我校完录完卷子。
离开北图出来，在汽车里，我谢谢先生。先生只是说：“今天很好，这件事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在具体的事情上，先生给我的是最具体的帮助。
师道与尊师
1989年9月，我要去英国。去之前，我跟先生辞行。那也是一个秋天的下午，下着雨，先生家的房间显得很暗，我的心情不好，先生的心情也很抑郁。我说我要走了，先生有什么要嘱咐的吗？先生说：“别的都没什么，多保重。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是好事。国内的事情不知会怎么样，如果好一些了，就回来。中国人，还是为中国做事好一些。”
在国外几年的日子里，我没有忘记先生的话。
1991年，我在德国的哥廷根。一天，我认识的一位从南京来的访问学者告诉我，他的儿子从国内寄给他一分剪报，是先生写的《重返哥廷根》。我赶紧要了来。出国以后，已经好久没有读到过先生新写的文章，而且先生正好写的是哥廷根。这分剪报，在哥廷根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传阅。我们都被先生深情的文字感动了。
但我对先生在文章里讲到的人和事更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先生的文章里，最动人的，是写他重返哥廷根时，与他分别了35年的恩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太太相见的那一段。我每天去的研究所，当年就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在主持。研究所现在的房子，原本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私人的住宅，他们夫妻在生前捐献给了研究所。遗憾的是，我到哥廷根时，已经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他们已先后去世了。不过，在研究所底楼的走廊里，依照德国大学或研究所的规矩，挂着曾经在研究所工作过，又在学术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几位教授的肖像。他们无一不是当时德国、欧洲乃至世界印度学领域内的第一流的学者。其中年代最近的一位，就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当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先生的诱掖教导之恩，先生耄耋之年依然念念不忘。先生尊师，爱师，不是又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吗？
此后，每当我在研究所，凝视这些学术前辈，包括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肖像时，我不禁更加肃然起敬。
传道，受业，解惑。先生敬爱他的老师，我也敬爱先生。
（写于1996年5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