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的治学精神
黄宝生（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属于自己时代的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学术大师之一。那么，我们怎样为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定位？我于1999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撰写的《季羡林》一文中，称季先生为“东方学大师”，并在结语中说：“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东方学，顾名思义，是研究东方文化的学科。东方指亚洲和非洲。东方学的分支学科包括汉学（Sinology）、印度学（Indology）和埃及学（Egyptology）等等。季先生的学术生涯的起点是印度学，主要是运用历史比较语言方法研究佛典语言，涉及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和印度中古俗语等。此后，他的研究范围不断延伸扩展，包括中印文化交流史、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等等。他对印度古代文化的研究，始终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紧密结合，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同时，季先生于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组建东方语文系，为中国现代东方学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季先生作为东方学大师，当之无愧。
季先生一生勤奋著述，可谓“著作等身”。但学术大师之所以是学术大师，主要还不在于“著作等身”，而在于学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季先生在学术上的创造性成就与他的治学精神密切相关。治学精神可以说是学术之魂。我们并非都要像季先生那样掌握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即使掌握这些语言，也并非都要从事与季先生相同的研究课题。然而，无论我们从事哪个学术门类的研究，季先生的治学精神肯定对我们具有普遍的意义。
季先生的治学精神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坚持学术贵在创造的信条。季先生在德国留学时，导师瓦尔德斯米特指导他写作博士论文，要求他删去一切陈言。从此，他在学术研究中要求自己凡写论文必有学术新意，或提出新见解，或提供新材料，以填补学术空白和攻克学术难点为己任，以重复前人劳动为学术研究大忌。
佛典语言是季先生的学术专长，而通过佛典语言比较研究探索佛教的起源、发展和传播，则在国内外佛教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季先生通过研究，确认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而中世印度东部方言的一个重要语法特点是“多用不定过去时”，再结合其他一些语法特点，便成为判断一些佛典产生的时间和地区的重要依据。譬如，《论梵文妙法莲花经》一文依据不同梵文原本中残留的俗语语法特点，判断这部佛经最早用印度东部方言写成，后来传到印度西北部，期间经过梵文化过程，由印度西北部传入中亚，由中亚传到中国。《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一文依据这部佛经使用的混合梵语具有印度西北方言的语法特点，即语尾am变成o或u，说明它虽然是一部早出的大乘般若经，但还不是原始般若经。由此，季先生提出一个重要的新见解，即大乘佛教分成原始大乘和古典大乘两个阶段，而原始大乘起源于印度东部，而非神话传说化的印度南方。又如，《浮屠与佛》和《再谈浮屠与佛》通过Buddha（佛陀）一词的汉语音译，追溯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两条途径：先从大夏（大月支）传入，后从中亚新疆小国传入。《论梵文ñó的音译》则阐明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ñ、ó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是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先生在佛典语言研究方面，另一项重要的创造性成果是《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早在留学德国期间，季先生跟随西克教授学会吐火罗文后，就利用《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多种汉译异文与吐火罗文本进行比较研究，以解决一些吐火罗词汇的语义问题，令西克教授“大喜过望”，对季先生“奖誉有加”。而从1982年开始，季先生从事中国新疆博物馆所藏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的译释，也是采取平行异本比较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利用回鹘文本，前后历时五、六年，完成了全部译释工作。这项研究成果也已译成英文出版，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使国际吐火罗文研究这门学科提升了一个台阶。
二、重视考证。季先生认为提出新见解不是靠主观臆想，而要以材料为依据。观点出自材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因此，在搜集材料方面，要有“竭泽而渔”的气魄，而在辨析材料方面，又要有“如剥春笋”的精神。
季先生于1944年发表的《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变为o和u的现象》，依据大量的语言材料，诸如阿育王铭文、新疆尼雅俗语文书、和阗俗语残卷、混合梵语佛典乃至阿波布朗舍语、于阗塞语、窣利语和吐火罗文B（龟兹文）资料，揭示了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的一个重要语法特点。
重视考证的另一个典范例子是糖史研究。早在1978年，季先生撰写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前言中，就已经提出中印两国在制糖上互相交流的过程。1981年，季先生考释一张有关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这张残卷记载了中国工匠制造砂糖和煞割令（即sarkara，梵语中的“糖”字）的方法，需要考释的问题涉及甘蔗的种类、糖的种类、砂糖和煞割令的区别等等。这激起季先生全面深入研究糖史的兴趣。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最终于1996年完成了一部近80万字的皇皇巨著《糖史》，前后历时十多年。从《糖史》中，我们看到书中的大量引证取自中国古代正史、农书、医书、科技书、地理书、游记、方志、类书、笔记、杂著、诗文集以及外国人的游记和著作，举凡与糖史有关的材料，几乎网罗殆尽。
三、追求“彻底性”。许多学术问题不是靠一两篇论文就能彻底解决的，而是需要不断发掘新材料，加以验证、修订、充实和完善。季先生以“彻底解决”为理想目标，对有些学术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势必会终生抓住不放。
早在1947年，季先生的《浮屠与佛》纠正长期以来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的错误看法，指出佛的译音源自吐火罗语。然而，汉语和吐火罗语的“佛”字固然都是单音节，但“佛”字在汉语古音是浊音，吐火罗语却是清音。这个问题一直留在季先生的心中。直至1989年，也就是事过四十多年后，季先生又利用新发现的材料，写了《再谈浮屠和佛》，修正了佛的译音源自吐火罗语的看法，而确认源自中亚新疆小国的语言，如回鹘文“佛”字的发音就是浊音。这样，中国古代将Buddha（佛陀）译为“佛”的缘由也就得到了满意的解释。
关于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和东部方言的语法特点也是季先生一生抓住不放的学术问题。除了四十年代在德国发表的几篇论文外，回国后继续发表的论文有1958年的《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4年的《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和《中世印度雅利安语言二题》、1988年的《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1990年的《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的现象》等。
中印文化交流史也是贯穿季先生学术生涯的研究课题。糖史研究是如此，对中国纸和造纸法以及蚕丝传入印度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季先生于1954年写了《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5年写了《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初步研究》，1957年又写了《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而在“文革”之后，季先生继续关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进展状况，又写了《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问题的补遗》（1979）和《对〈丝〉、〈纸〉两篇文章的补正》（1981）等。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一部蜚声海内外的史地名著，在国外早已有多种语言译本。由于校注难度极大，此书在国内一直未有校注本。1977年，季先生受中华书局委托，组织了一个各有专长的学者班子，通力协作，费时五年，贡献给学术界一部厚实的《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这部校注既充分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纠正前人成果中的错漏，并努力解决前人忽略的问题或遗留的难点。季先生还结合校注，写了一篇长达十万字的论文，阐述《大唐西域记》的学术意义。完成《大唐西域记校注》后，他又“趁热打铁”，主持完成了《大唐西域记今译》，为下一步完成《大唐西域记英译》创造条件。尽管《大唐西域记校注》填补了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空白，但季先生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随着国内对印度古代和西域古代文化研究的进展，他觉得有必要对《大唐西域记校注》再作一次修订。他在晚年念念不忘这件事，想要组建班子，再次校注。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未能促成，最终成为季先生一个未了的心愿。
坚持学术创新、重视考证和追求“彻底性”是季先生治学方法的精髓，是留给学术界的宝贵精神遗产。毫无疑问，认真总结和继承季先生的治学精神，对于21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