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

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

与胡华同志诀别已经十个年头。回忆当年和他相处的岁月,随从他学习,共同工作,一起读书、议论、写文章,一起谈天、逛街、游览,往日的情景,历历在目,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

我和胡华同志于1948年在正定华北大学相识。那时我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进入解放区,在华北大学一部学习。该校是一座革命的熔炉,锻炼、培养青年知识分子,以迎接即将来临的全国胜利。学校分成四部两院,一部是政治训练班,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短期培训;二部是教育学院,有较正规的本科,分设系科;三部是文艺学院;四部是研究部。两院是工学院和农学院。胡华同志是华北大学一部最年轻的教师,给我们讲授中共党史(当时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我虽然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学生,热爱历史专业,读过一些通史和专门史,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党如何诞生、如何成长、如何奋斗、如何历经挫折走向胜利,我所知甚少。第一次从胡华同志那里听到这些知识,了解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发展,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既新鲜、惊奇,又兴奋、感佩,对共产党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那时,青年知识分子成群结队投奔革命阵营,华大的学生激增,几天之内就新编一个班,我被编在第十七班。上课是在一片广场上,成千人坐着小马扎听课。华北大学的教师们都富有革命经验,学识广博,口才雄辩。胡华同志是很突出的一位,他的课程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分析史事精辟而深刻,讲课带着充沛的革命感情。当他讲到死难的烈士、牺牲的军人时,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情节,真实地反映了爱国爱党的浩然正气和甘冒斧钺的刚烈精神。他讲课至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满座为之动容,成千青年的心灵被课程内容深深地打动。新中国成立前后,胡华同志经常讲课、做报告,听过他讲课的人不下几十万人,其影响之广、作用之大是难以估量的。胡华同志是革命队伍中杰出的教师、宣传家,我听了他的课,深深为这位年轻的革命教师所折服,那时他只有二十七岁。

十分有幸,我在华大一部结业后,被留在一部的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工作,组长就是胡华同志,从此和他共处三年多时间。组员有冯拾、李季、彦奇和我,进城后又有彭明、潘喆、何东、王淇、戴鹿鸣等同志。

1948年底,我们向胡华同志报到,他坐在昏暗的小房中,这是他的书房、卧室、会客室,披着一件破旧的羊皮大衣。当时,大家穿着灰棉制服,他的那件皮大衣可算一件奢侈品了。小房里杂乱地堆放着许多书籍、刊物、报纸。他正伏案写作,抬头打量了我们一眼,放下笔,招呼我们在炕沿坐下,向我们微笑,和我们交谈。谈论内容我已记不起来,而他亲切的微笑、柔和的声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胡华同志是待人宽厚、爱护后进的好导师。他督促我们学习,要我们多读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书。他那里有一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当时是难得的珍本书,我借来第一次通读了毛主席的著作。进城以后,胡华同志忙碌起来了,在校外讲课、做报告,出版书籍,为报刊写文章,主持行政工作(他是华北大学第八区队的区队长)。我们做他的助手,也跟着忙碌起来。他讲课经常在大礼堂内,听众成百上千。党史中很多人名、事件、词汇,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人不熟悉,需要有人写在黑板上,我和彦奇同志担任这项板书工作。因此,胡华同志每次讲课做报告,总有我们两个人跟随着,人们戏称为“哼哈二将”。

胡华同志写文章,我们帮他找资料,记得当年他撰写中苏关系的文章,我们抄录了许多资料,和他一起商讨整理和分类的方法。有时也给他起草几段文字,他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中最初未写东北抗日联军一段,即将付印时发现此一重大遗漏,要立即补上。他要我连夜起草,口授了提纲、要点,又给我找来一些重要材料,草稿写成后,和我一起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他写作的态度极其认真,一丝不苟。

胡华同志对我们的思想、学习、生活都很关心,用他的微薄稿费给我们购买生活用品,如毛巾、肥皂之类,有时请我们打牙祭,在小摊上吃馄饨。他平等待人,从来不摆师长和领导的架子,总是那样和蔼、亲切,询问大家的要求,听取大家的意见。他对人宽容,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即使你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或者顶撞他几句,他也不会疾言厉色,总是淡淡一笑,慢慢地解释。他在第八区队工作,为了进行研究,把彭明、彦奇和我带到区队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读书、找资料、研究、写作。那时,我们之间朝夕相见,有时讨论,有时吟诗,有时散步,四个人亲密无间,相处极为融洽。

那时,胡华同志精力旺盛,忘我地工作,往往彻夜不寐。他撰写并编辑了许多著作、文章、材料,还组织和指导别人写作。当时,他要我挑选一个研究题目,试着写作。抗日战争,在我们一代人心灵中留下深沉的伤痛,抗日胜利也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欣悦,可是国统区人民对抗战中共产党、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作用并无了解,我想用通俗的演义体裁,写一本抗日战争的简史。这个课题受到胡华、彭明、彦奇的支持,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胡华同志读了我试写的章节,感到满意,鼓励我坚持写下去,并给我保证时间、提供资料、介绍出版。1951年,《中国抗战史演义》以王金穆的笔名在新潮书店出版,这是我在胡华同志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处女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掀起了学习党史、革命史的热潮,胡华同志在其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他经常在各处讲授中共党史、中苏关系史、时事形势,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是当年最畅销、最有影响的党史教科书。为了配合全国的学习,胡乔木同志指示胡华主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彦奇和我协助编辑,收集了党的许多文件和各种珍贵资料,大多是胡华同志收藏和借来的,篇目经乔木同志审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畅销几十万册。所得版税极为丰厚,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由胡华提议,用我们三人的名义购买一架飞机,捐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

1951年,一场狂风暴雨骤然降临,胡华同志遭到批判,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进行批判。胡华同志自进城以后,废寝忘食地工作,宣传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使广大人民、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艰难而伟大的历程,更加热爱党,投身中国革命,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最重要的罪名是:胡华为新潮书店组织了许多书稿,而新潮书店是一家私营书店,这就沾上了与资产阶级勾结的罪状。其实,新潮书店的同人大多是跟随共产党多年的文化出版界的进步人士,他们当年所做的也是有益的工作,即使有缺点,也可以引导、纠正,没有必要扣上大帽子,一棍子打死。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左”的倾向,只能给工作带来损失。

胡华同志遭到党内批判,再三检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同他在一起的人也受到株连。当时,没有任何人指出我们所写的内容有什么错误,但我们还是要检查资产阶级思想。从此,在胡华领导下一个颇有生气的青年学术群体停止了写作,偃旗息鼓,闭门思过。

此后,我被调往中国历史教研室,和胡华同志不在一起,见面少了,但有时还聊天、谈心。胡华同志经过批判之后,锋芒骤敛,谨言慎行,很少写文章,但仍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他关心党史领域中如何推进研究工作,并向我多次谈起。他说:《红旗飘飘》是很好的党史资料和教材,这些都是活着的革命者的回忆录,还有许多牺牲了的烈士已长眠地下,不能撰写他们轰轰烈烈的革命经历,希望能组织一批同志来为共产党的烈士写传记,将英烈们的事迹传之久远,这是推动党史研究的一大举措。我不知道他后来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缘起,但他早就萌生了这一念头,多次和我谈论过。

60年代,思想学术界的批判之风大盛。杨献珍、孙定国、孙冶方、尚钺、巴人(王任叔)、周谷城、罗尔纲,一个接一个地被批判,胡华同志再一次难逃劫数。他赴外省市巡回讲学亦被点名批判,他不承认讲学内容有什么原则错误,这样一来,只能遭到更猛烈的批判。他虽感到苦恼,但扪心无愧,尚能坦然处之,我见到他只能说几句劝慰的话,他的身体却明显地衰弱了。

我又一次和他长期相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里。这场失去理性的疯狂行动使许多人蒙受灾难,胡华和我都在被打倒之列。工宣队进校之后,把被打倒的干部、教师集中在一起,我和胡华等二十多人挤住在两间小屋中,每天劳动、写检讨、听训话、背语录,过着牢狱般的生活,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黑帮”之间即使是从前十分熟悉的同志,表面上也只能如同陌路,不敢公开交谈,但一有机会,就要低声谈几句,通一点消息,说两句宽心话。自己已被批得“体无完肤”,但仍忘不了用剩余的一点微热去温暖别人被冻得快要凉透的心,真所谓“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胡华同志不愧是经过锻炼的老干部,虽处逆境中,仍保持坚强、乐观的心情。他相信局势会起变化,鼓励“难友”们勇敢地坚持下去。有一次工宣队和红卫兵布置学习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要写学习心得。在没有人的时候,他低声对我说了八个字:“造谣诬蔑,一派胡言。”他也是敢和工宣队、红卫兵讲理、顶撞的人。有一次,他和工宣队争执起来,为的是要给一位年老体弱的老干部减免体力劳动,他据理力争,言谈从容,不畏惧工宣队的权势,终于说服了工宣队,达到了要求。

不久以后,我们被“半解放”了,有了行动自由,恢复了党籍,但仍是列入“另册”的人,下放到江西余江县刘家的“五七”干校。凑巧的是胡华和我都分配在养猪班当猪倌,相处近两年,一起喂猪、清圈、做饲料、值班守夜。“五七”干校中仍然风波迭起,不时敲响批判的锣鼓。有一天,忽然有人贴出要批判胡华的大字报,开列的罪名仍是“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资产阶级”之类,并加了一条新的罪名。胡华同志是浙江奉化人,在江西干校期间曾请假回家探亲,因蒋介石也是奉化人,大字报中竟说胡华回奉化探亲是怀念蒋介石,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真令人啼笑皆非。胡华同志毫无惧色,找到那个写大字报的人,把他驳斥得哑口无言,这场所谓“批判”因得不到人们的同情而进行不下去。胡华同志一向和蔼,从不疾言厉色,而在必须抗争的时候却锋芒凌厉,显示了铮铮风骨,使我认识到了他性格中刚强的一面。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人们普遍忧虑、苦闷。全国局势仍一片混乱,国家不知走向何方,中国人民大学已被解散,教师们被打发下乡,个人的命运难卜。大家有一种被人抛弃、任人宰割的感觉。当时,领导已决定把江西“五七”干校的教师、干部在当地就地分配工作。但这批人工资挺高,年迈体弱,不能胜任重体力劳动,江西方面不肯接收,又推回北京去。这个“包袱”被推来搡去,最后仍由北京市接收安置。

1972年,“五七”干校中传开了好消息,我们将回北京去,重新分配工作,而不至于千里“发配”,流落他乡,人人喜上眉梢。可胡华同志和我们却碰上了一件小小的难事,即如何处置两年来豢养的一条小狗。

这条狗是胡华同志从远处要来的。它通体乌黑,额上有一片白毛,灵活而精神,很讨人喜欢,养猪班把它养下来,取名“小纠纠”。胡华同志精心照料,给它搭了个舒适的窝。两年下来,“小纠纠”出落得伶俐、俊美、健壮。它白天围着我们奔跑欢跃,帮我们轰猪守门,晚间陪我们值班查夜,人们都喜爱它。现在我们要撤离干校,怎样安置这条狗,一段时间里我们很愁闷。带回北京是不可能的,如果留在江西,江西老乡们吃狗肉之风甚盛,它很快会被捕杀吃掉。胡华同志和我们商议多时,无计可施。后来,胡华先要回北京了,那天,他在猪倌房内和小狗逗弄半天,最后闷闷地离去,临走时嘱咐我:“小纠纠”的事,尽量安置一下,你最后瞧着办吧!我是最后一批回北京的,“小纠纠”似乎知道大祸临头,那几天依偎在我身边,寸步不离。一些好吃狗肉的战友们,再三动员我把狗杀掉,我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就要回北京了,总不能把狗带回去,与其留下给老乡吃,不如让战友们饱餐一顿,增加点油水。”禁不住他们天天催问、敦促,我只好撒手不管,任凭他们处置。我请假一天,躲开了杀狗吃肉的场面,但耳畔仿佛响着“小纠纠”的凄厉叫声。我为此事内疚,心神不宁。1973年春返回北京,第一次见着胡华同志,向他讲述了小狗的噩运,我们两人相视半晌,黯然无言,他最后叹了一口气说:“只能是这样的结局。”在那年头,我们自己的命运尚在未定之天,哪能庇护这条可怜的小狗。

到1976年,十年浩劫的噩梦才逐渐淡褪。中国人民大学于1978年复校,我们各自回归工作岗位,忙碌着自己的专业。我和胡华虽然住地很近,但长谈的机会很少,我感到他历经风雨,磨炼得更加沉着厚重,而且在他心底燃烧起要求工作的强烈愿望,要把失去了的时间追回来。讲课、写作、开会,他忙个不停,多年前曾经向我透露的为共产党烈士写作传记的心愿变成了现实。他为此而勤奋写作,夜以继日,忘我拼搏。他身体本来衰弱,得过肝炎,这样争分夺秒地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导致旧疾复发,终于转化成不可救治的肝癌。他去上海做肝脏手术前,我去看望他,他身体很虚弱,内心很痛苦。他不愿做保守治疗,迁延病榻,而宁肯冒着风险,走上手术台,进行彻底切除,以争取治愈,获取继续工作的一线机会。他就是在这种迫切希望继续工作的心情下前往上海的,谁料到,他竟一去而未能复返。

我和胡华同志朝夕相处,先后有六个年头。我所认识的胡华是一位宽容、和蔼、爱护青年的导师,是一位怀抱理想、渴望工作、坚持原则、内柔外刚的革命者,是一位才华焕发、知识渊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党史专家。


注释

[*]原载《胡华纪念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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