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郑天挺老师

纪念郑天挺老师[*]

郑天挺教授是我的老师。我听他讲课、和他过从较多是在1946年至1948年。那时,我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学生,郑老师则是史学系的主任,兼学校的秘书长。北大的校长胡适是社会名流,从事政治活动,暇时研究《水经注》,管不了学校的许多具体事务。北大不设副校长,而设秘书长、教务长、训导长,由“三长”分工代行校长的职权,其中秘书长尤其重要,对外代表学校,事务繁多,差不多相当于副校长,实际管理着这座名闻遐迩的最高学府。所以,郑天挺先生是十分忙碌的,每天来校上班,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在上课铃打响之前,一辆三轮车从沙滩北大的西门进来,郑老师端坐在车上,带着公事包,天冷时盖着一条呢毯,直奔孑民堂(秘书长的办公室在孑民堂西侧厢房,与校长办公室相对)。他整天忙着和各方面打交道,或埋头处理学校的公务。当暮色苍茫,同学们准备吃晚饭时,他才乘车离去,回到西城毛家湾住宅。北大的同学经常见到辛苦忙碌的郑先生风雨无间,早来晚归。这一情景至今深印在我的脑子里。

那时,郑天挺老师将近50岁,身体健康,精力过人。工作那样繁忙,待人接物却总是和蔼可亲、从容不迫,工作有条不紊、深入细致、效率很高。北京大学是包括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医、农)的大学校,机构繁多,人员复杂。全国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学校碰到许多困难,物价飞涨,经费拮据,学生运动正在蓬勃开展。郑先生要照管全校几千人的学习、吃饭、人身安全,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可他还兼史学系主任,给学生开课,处理系里的工作。现在说这些,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偌大的北京大学史学系并没有一个专职干部,系里的具体事务是郑天挺老师亲自处理的,只有一位助教协助他工作。郑老师对具体事务极其认真。记得我刚入学校,开学选课时,郑老师主动找我们几个同学谈话,指导我们在选课时应注意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接触。他对青年学生诚恳、亲切,以平等态度待人,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业和生活。

郑天挺老师坚持不脱离教学,给我们开设“明清史”,认真讲课,从不缺课或迟到。他讲课是没有讲稿的,只带一叠卡片,讲起来却成竹在胸,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他知识渊博,观察力敏锐,讲话既清晰扼要,又条理井然,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他的课是最叫座的课程之一,同学们都喜欢听这门课,选修的人很多,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他又乐于和青年学生接触、谈话,我和郑老师就是这样逐渐熟悉起来的。他曾经借给我一部《明元清系通纪》作课外读物。我那时花了很多时间,读了半部《明史》,也是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进行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阅读大部头的历史著作。阅读中碰到一些问题,有一些心得,我多次去向郑老师请教,每次他总是放下公务,兴致勃勃地和我谈史说古,议论风生。从几次谈话中,我开始领会到了做学问的方法和道理。

我和郑天挺教授的接触就是从求学问业开始的,建立了颇为融洽的师生之谊,我们的谈话内容都是有关历史的。但后来,学生民主运动勃兴,我越来越多地从事进步活动,和郑天挺老师发生几次政治性的交往。几次交往中,郑先生都是以北大校方负责人的身份和我谈话,因为他和我已经相当熟悉,所以谈话很随便,不拘束,从中可以了解他当时的思想和对学生运动的态度。

较早一次是在1947年,我们学生开始筹办孑民图书室,这是北大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的。当时,青年同学如饥如渴地希望阅读进步的书籍、报刊,北大图书馆虽然号称藏书丰富,却没有进步书刊,连一份《文汇报》都找不出来。为此,同学们在墙报上对北大图书馆多次提出要求和质问,后来,我们索性自己创办一个图书室,向各处募捐书籍,给同学们提供精神食粮。我们本想争取得到学校当局的支持,图书室以蔡元培先生的号(孑民)命名,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想通过正式的交涉和申请从学校获得一些经费,并解决房屋、家具的困难。为此,我和另一位同学被推举去找校长胡适,带着学生院系联合会的信函走进校长办公室,胡适询明了来意,眉头紧皱,很不高兴,他说话的大意是:学校已有设备良好的图书馆,学生没有必要自办图书室;学生的本分是努力读书,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活动上。他不但不同意拨给经费,借给房屋、家具,而且要我们把已经募捐到的图书交给学校图书馆代管代借。我们反复申述自办图书室的理由,他坚决不同意。我们碰了一鼻子灰,交涉未得结果。图书室在筹备期间占用一间小教室,总务科天天催我们搬走。后来由我单独去找郑天挺老师商谈,郑老师已经知道我们和胡适交涉的情况,当然不好公开违反校长的决定,但他耐心、同情地听取学生的要求,详细询问我创办图书室的困难,并且说我们已占用的那间教室可以暂时不退出。他的态度和蔼、恳切,和胡适的严厉训斥恰成鲜明对比,他还答应以后再考虑同学的要求。后来孑民图书室虽然没有得到学校一分钱的资助,可是总务科不再催我们搬家了,并且还送来一些书架和桌椅,这正是我们急需的家具,还在教室内多接了几盏电灯,作阅览照明之用。我们没有询问谁给送来的家具,但心照不宣,知道是郑天挺老师在默默地支持学生们的事业。

郑天挺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实际负责人,不好公开发表支持学生运动的言论,也没有参加过学生中的政治性集会,谈话中也不涉及现实政治,但他对学生运动是同情的,视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弟,尽力保护学生不受反动派迫害,尽可能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暗中帮助学生运动。北大学生中有很多社团,不少社团都占有一间房子(或地下室)作为活动场所。还有,北大的学生宿舍里,居住着不少没有北大学籍的青年,他们大多生活贫苦、思想进步、在北平无亲友依靠,通过种种关系住进北大学生宿舍,有的还旁听北大的课程。有一次,国民党的党部要求北大校方清理房产和“闲杂人等”,也就是收回学生社团使用的房屋,驱逐宿舍内的非北大学生。这是很毒辣的一招,实际上是釜底抽薪,要取缔学生集会和活动的场所,驱赶进步青年,打击革命力量。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很着急,就分头活动,希望阻止这一活动。我到郑天挺老师处探问校方的意图,郑先生很坦率地告诉我:学校受到外界的压力,这一行动是迫不得已的,但决不会和同学们为难,请同学们谅解;此事是学校的内部事务,由校方调查、处理,决不让校外任何机关干预;凡是同学们正当活动的用房,包括学习、社交、歌咏、座谈、办福利的用房,只要登记一下,仍可使用,不必收回。并且告诉我:在某天,学校要派人检查和登记房屋,希望同学们把违禁物品转移,以免引起麻烦,并且在检查、登记房屋时,如来人有粗鲁行为,可以向学校报告,千万别和来人发生冲突。探知这一消息后,我们就放下心来,后来学校果然派人到一些房子去看了一下,不过是应付了事,没有发生什么事端,也没有收回一间房子。这件事,我不知道北大校方受到了什么压力,怎样进行交涉的,但即将来临的一场风波,由大变小,消弭于无形,郑天挺老师和其他教授想必花费了不少心力和口舌的。

1948年,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全国学生运动的声势日益浩大,北大更多的师生员工投身于进步运动,校园内贴满了揭露国民党黑暗腐败的大字报,学生自治会和各种群众组织都掌握在进步学生的手里。国民党做垂死挣扎,准备武装镇压,颁布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磨刀霍霍,对准了青年学生。这年4月间的一个夜晚,国民党的特务夤夜闯进北大校园撕墙报、砸家具,又炮制“反共”游行,雇人在学校周围乱吵乱嚷,冲进教授宿舍,捣乱破坏。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取缔华北学联,指名逮捕进步学生,声称如不交出这些学生,将武装冲进北大,进行搜捕。同学们紧急动员,连日集会抗议国民党的暴行。为自卫计,我们在宿舍和教室内用桌椅堆置障碍,警戒巡逻,并联络全校教职员工和校外力量,进行坚决斗争。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形势十分严峻。我作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一名理事,和学校当局以及许多教授联系交谈,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团结全校师生,也要争取学校当局能和学生们站在一起。刚好校长胡适不在北京,郑天挺教授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我和他多次恳谈接触,他怀着正义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同北平警备司令部周旋,为保护学生的安全,竭尽全力。那几天内,他奔走交涉,忧虑焦急之情,溢于眉宇。郑先生的态度十分明确,决不交出一个学生,并用一切手段阻止军警入校。为了声援学生,郑先生和上百名教授举行全体教授会议,发表宣言,决定罢课几天,以示抗议。郑先生作为北大的负责人不仅参加会议,而且是会议的召集人,向大家介绍了和军警当局谈判交涉的情形。他的信念是: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保卫学术自由的传统,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他亲口对我说:坚决不能让军警入校抓人,如果努力失败,将和其他教授一起,辞职抗议。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明确坚决,铿锵有声。

由于北平各院校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坚决斗争,又由于社会各界的有力声援,国民党政府怵于事态扩大的后果,只得暂时退让,没有武装入校,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其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我们扩大了团结面,争取学校当局和学生站在一边,这和郑天挺老师的态度是很有关系的。在那紧张的几天内,郑老师代表北京大学,向各方呼吁交涉,他把和军警当局谈判的情况、结果及时地告诉我们,和我们商量对策,协同掩护被指名缉捕的学生,为学生的安全费尽了心力。

自然,国民党反动派是不甘心失败的,它只是暂时缩回了魔爪,而在窥伺时机,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1948年暑假期间,便发生了“八一九”大逮捕事件,大批学生被列上黑名单,以“共匪嫌疑”,刊登在全国报刊上,指名通缉,我的名字也被列在黑名单上。当时,我放假回到了南方,对北平和学校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从报纸上看到了被通缉的消息。不久,我的父亲接到了郑天挺教授的一封信,告知我被通缉的消息,叮嘱我善自躲藏,不要住在家里,以免被捕。信中还说今后的生活和前途,等待事态平息,他可以设法介绍职业。以后,我和组织上取得了联系,经过一些迂回曲折而前往解放区。但郑先生的来信是我在被通缉以后从北平得到的第一个信息。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我回来已在1949年5月间,去看望了留在北大的老同学和师长,当然也去拜访了郑天挺老师。那是一个下午,仍然在孑民堂西厢房他的办公室内,这天他公务不多,所以谈话的时间很长,他心情很欢畅,有点兴奋、激动,很健谈,在他面前我似乎不是一名青年学生,而是一个可以倾吐心曲的老朋友。他告诉我,看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时万众欢腾的动人场面,看到了进城的解放军和干部公而忘私、纪律严明的好作风,体会到长期受屈辱的中华民族正以雄伟的姿态站立起来。他反复赞叹:“这样好的干部,这样好的军队。”他详细询问我解放区的情形,渴望了解党的政策、革命的道理。他还说: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动员他离开北平,到南京去。他激动地说:“我留下来是对的,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胡先生(指胡适)他们是错了,他们也应当留下来,也应当留下来。”当然,像郑天挺这样有地位、有名望的教授一定是国民党在南逃时要敦促撤离的重点对象,但是郑先生和其他许多教授一样留下来了,这标志着他和旧势力的决裂,标志着他新的生活的开始。他所以留下来,和他一贯的思想信念有关,和他对进步学生运动的态度有关。一个正直的、爱国的老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我不在北大了,学习、工作又很忙,没有像从前那样向郑先生请教的机会,后来郑先生调往天津南开大学,见面很少,只在偶然的会议上叙谈几句,也不很了解他的工作和思想。但每当我想起解放前夕风雨如晦的岁月,我总会想起郑天挺老师为保护学生而做的努力。我相信: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必定会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不断地前进。“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一个正直的、博学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将会看到自己爱国爱民的理想得到实现,而日益信赖和靠拢共产党,走上光明、宽阔的道路。后来,当听到郑天挺老师以80岁高龄加入共产党的消息,我并不感到奇怪,感到这是郑天挺老师最后的、必然的归宿,我对郑老师的不断进步、勤奋工作、追求真理、老而弥笃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精神深怀崇敬之心。

纪念郑先生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不少,很多是谈他的学术成就和道德品质的,这方面已用不着我赘言。我所亲历和了解的一些情节,表现了郑老师在革命和反革命搏斗时的政治态度和优秀品德,知者并不很多,我有义务写出来让大家更加了解他。


注释

[*]原载《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1。以下没有题注或题注中未标原载的,均为首次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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