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化
赵普光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从晚清就开始衰落了。东渐的西学大潮带来“科学”的观念与清儒的实证考据理路的不谋而合，使得上个世纪初的新旧文化人能够迅速地抛弃印象式的批评传统，而转向了“文学之科学的研究”。甚至，大多数学者都以为从王国维采用西方化的论文方式来批评《红楼梦》开始，传统的文学批评似乎就已经终结，取而代之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科学化的批评方式。然而，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真的彻底消失了吗？事实上，随着科学化的批评观的风行，传统印象式批评以另外的形式出现，那么书话就是这种形式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书话具有批评功能，所以也是一种文学批评文体。“批评文体”是“体现在批评文本中的批评家的话语方式”，那么，书话代表的这种批评话语方式，以其与传统批评的血脉联系显示出与学院派职业化的现代批评风格迥异的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书话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新文学批评的传统化和民族化趋向。
一、常与变之间：书话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文体的演进，大致表现为从诗话（词话、曲话）到评点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也大致体现从对话体到笔记体例的演化。晚清以降，近现代出版技术飞速发展，由于这些书籍形式的大量出现与传播，依附于作品的诗话、评点等方式似乎已经满足不了这种要求了。这要求有一种独立于论著作品之外的批评方式出现。这种批评不仅要能独立于作品书籍以外，并且还得适合中国传统思维、阅读的习惯。但是科学化、理论化的学术论文和论著，在独立于作品之外的同时，并不能完全满足这种要求。于是，书话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式就应运而生了。同时，现代报刊的兴起，也给书话提供了温床。
纵观历史，文学批评总是随着文学创作发展而变迁。诗盛于唐，随着诗歌的发展，诗话出现。后来宋欧阳修“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的《六一诗话》，大致形成了诗话较为稳定的风格特点：“称心而言，娓娓而谈，文笔舒卷自如，读之饶有兴味。”南宋许
《彦周诗话》曰：“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今人周勋初也说：诗话“是理论家文艺探索的随笔。可作批评，可作考证，可叙故事，可谈理论”。清章学诚曾指出了诗话在形式和内容上通于“史部之传记”、“ 经部之小学”、“子部之杂家”的特点。笔者曾总结书话的文体体式特征有三：一是闲话式评论，印象式的批评与感悟。二是朴拙平实的叙事，旧闻故实的娓娓道来。三是知识性说明，介绍版本、装帧兼及必要的考证。书话的文体特征，与章学诚所举三端及许等的归纳有着某种程度的暗合。尽管所取路径有异，但是总结得来的诗话和书话的批评特征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有一定的共通性。
诗话、词话不仅限于对诗词内容及艺术的评价，同时更涉及对诗人词人的本事考索、逸事叙述。清牛运震曾道出了诗话的体例形式与稗官野史、方言丛谭等实为一类。郑方坤也说：“诗话者何谓？所话者诗也。离乎诗而泛及焉，则类书耳，野史耳，杂事群碎
耳”，“史氏有记言、记事之分，诗话固小说家言，要亦同义例”。由此可知诗话并不仅仅关涉诗歌艺术形式，也有纪事、记言的功能。而书话所话也更多涉作者的逸事，多叙书事，所以“书话也与诗话一样，也要涉及作者，也可叙述他们读书写书的故事，而且还可以更加泛化，连爱书、买书、藏书的美谈也可纳于其中，这似是诗话所不能比的”。
从形式上看，诗话与书话也有相通之处。作为传统批评的诗话、词话、曲话，无一例外的具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词——“话”。“话”是有宋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中最为突出的一种形式。关于（诗）“话”的渊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对此有所论及。可见“话”作为一种批评方式，意味着品评的随意、任性、即兴等特点。而书话也具有这种形式上的特点。
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体兼说部”，表明“话”是在传统的“诗论”、“诗品”、“诗格”的基础上，借鉴“笔记”的方法而形成的批评形式。所以，诗话、词话外，批评性的笔记也是书话的重要渊源之一。传统笔记往往以“××随笔”、“××笔谈”、“××琐话”、“××丛谈”等为名，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分甘余话》、《池北偶谈》、《词苑丛谈》等。而现代的书话（或书话集）的名称常与前者相似，如黄裳《四库琐话》、《四库余话》，张中行《负暄琐话》、《负暄余话》，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孙犁《耕堂读书记》，等等，这似乎就是在暗示文体上的延续性。
我们知道，至少从汉末开始到魏晋为盛，士大夫的清谈之风和放浪形骸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是从魏晋开始出现了辑录文人言行的著述——轶事笔记。如晋袁宏《名士传》、裴启《语林》、郭颁《魏晋世语》等。这类著作中，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集大成者。由此开启了一种特殊的著述流脉——“世说”传统。《世说新语》之后，还出现了沈约《俗说》，明人编《续谈助》、《说郛》，清王晫《今世说》等，缕缕不绝。
五四以来，这“世说”类的著述似绝未绝，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书话（及现代文人笔记）所继承和发展。如郑逸梅《艺林散叶》、孙犁“芸斋系列”、黄裳的“珠还”系列、张中行“负暄系列”常叙述文人言谈行状，赵景深《文坛忆旧》、赵家璧《编辑忆旧》对现代文坛名家有感性的记述，徐铸成《报海旧闻》对现代文坛报界人物的品藻，邓云乡《水流云在琐记》常谈旧日人事掌故。这类批评，多谈文坛艺林人物言行故实趣闻，记人趣味横生、亲切可感，由人及文。
“知人论世”是传统批评的重要原则。所以传统笔记体批评都对记录描述文人的逸闻趣事颇有兴趣。“记言”之外，叙事也成了传统批评的重要内容了。这些记述，既可助谈兴，又对于文人有更为形象与感性认识，其性格、面貌、行状可触可感。对“人”有了感性真切的把握理解之后，对其“文”的理解认识自然能更进一层。如黄裳《关于傅斯年》，通篇用了漫画的笔法和戏谑的口吻来谈论傅斯年，尽管非平正严肃之论，但也能于偏激中看出不少真切的印象。这种谈论的方式，也正是“闲话”、“偶谈”的余绪。延续笔记等杂述体例的书话，遗传了这种“闲话”、“偶谈”的流风遗韵。
二、心灵的批评与生命的学问：书话作为文学批评方式的特点
作为文学批评的书话，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体验性与经验性。形式主义的批评对于书话来讲往往失效，书话很少涉及文本的话语表达形式或内在结构组织，而是将重点置于书籍文本中提供的经验上，或关于书籍文本的印刷流转等事实。所以书话批评的独特性在于，提供大量的人生经验和体验（包括文本本身、书籍本身的及批评家书话家在批评时融入的），其情感性、主观性充溢其中。正如有学者提出：“当我们把主观的文学批评用另一种术语来表述的时候，就是情结批评。情结批评是一种把自我的情结意念强加给作品的批评方式。在情结批评中，批评者不是从自我的世界走出来，走进文本的世界中去；相反，它以批评者的自我情结理念为中心，批评者是带着自我的先验观念走入文学文本的。这样，批评者在解说文学文本时注重的不是对文本的解说，而是注重自我情结的释放。”
带着这种强烈的主观情结进行批评时，书话家（批评家）自然选择契合自己这种情结的内容，这就带来了书话批评的典型写法：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就一个方面任意谈去。有话则娓娓道来，不计篇幅；无话则戛然而止，惜墨如金。所以如果想从书话中看到对某部作品的全面的评价，只能失望了。
比如叶灵凤的《关于〈纪德自传〉》，几乎没有对《纪德自传》直接评价的文字，而是不惜笔墨的谈论有关“禁书”的话题和掌故。这其实就是叶氏的自身体验和“情结”使然。作家叶灵凤一生极爱藏书，后期致力于书话写作，晚年对藏书文化的兴趣远甚于文学。所以他留心搜集古今中外有关笔祸史方面的资料，写了很多关于藏书文化方面的书话。叶氏《读书随笔》多谈论藏书文化知识（如《书籍式样的进化》《读书与版本》）、掌故（如《蠹鱼和书的敌人》《借书与不借书》）、趣谈（如《书痴》《脉望》）、笔祸史、禁书史话题（如《焚毁、销毁和遗失的原稿》、《梵蒂冈的〈禁书索引〉》）等。他还翻译了不少西方“爱书家”（叶灵凤的说法）、藏书家有关书文化的作品。可见他的书话写作往往游离于所谈文本的内容或艺术之外，而就自己的情结、兴趣进行随性批评。
这也正是书话迥异于其他规范化科学化的批评文体的独特之处。如黄裳《珠还记幸》往往并不集中笔墨去谈所话之书本身，而是述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即使谈论书籍本身，也不求面面俱到，不求演绎清晰逻辑严密，而是即兴就文本的某一方面发挥开去。如《〈卷葹〉》，并不多谈小说《卷葹》，而是娓娓道来冯沅君陆侃如夫妇的经历。另如《吴雨僧与〈文学副刊〉》更是难得的现代文坛掌故趣谈，文章对吴宓性格的议论入骨三分，点出了吴宓多情、迂执却又真诚，语虽尖刻亦不乏深刻。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注重含蓄蕴藉，追求意在言外的境界，重视内心体验和感悟。传统思维方式对“道”与“器”、“言”与“意”关系的认知具有特殊性。“器”是形而下的，而“道”是神秘的无限的，在“言”“意”关系中，最高层次的艺术表达是“意在言外”。由此艺术批评也自然追求体验、顿悟。例如郑方坤就赞司空图的批评之玄妙，体悟之高超，表达之形象。司空图的品评方式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批评，而郑氏之推崇，也代表了最大多数的传统中国人的审美认同。这种注重体验感悟的文学批评，是典型的中国传统“以禅论诗”的批评模式，点到为止，余下更多留白让人去参悟。对此，叶维廉说：“‘点到为止’的批评常见于《诗话》，《诗话》中的批评是片断式的，在组织上的就是非亚里士多德型的，其中既无‘始、叙、证、辩、结’，更无累积详举的方法，它只求‘画龙点睛’的批评。”作为批评文体的书话与这种中国传统的批评思维相适应。例如黄裳曾对比耿济之和王统照的分别翻译的《猎人日记》中的几句进行对比，黄裳的评论，并未详细对比二人所译到底有什么差异，及差异的程度、方式等，简单的两句话点到为止，但是这对于“知根者”绝对不会发生任何理解上的困难。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体现出批评家对作者和作品的情感交融，心灵互动，趋于感悟型个体化的表述，这种诗性话语就使得文学批评本身就成为一种艺术的创造。如《〈记丁玲〉及续集》散文般的、诗性般的语言去品评文本，审美体悟的深切，追求批评者与作者乃至读者的体验的交融，这是中国传统“以诗论诗”、“以禅论诗”的方式的继承，颇有《沧浪诗话》中所谓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处。
于是我们发现，留白与空间是书话颇为着意的批评效果。周作人创制出所谓“文抄公体”书话，常在对旧文旧闻的抄录中插入自己的感想，而这些感想往往含蓄屈曲，给人想象回味的空间，正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周氏《谈金圣叹》、《醉余随笔》等，读来往往别有会心。
作为批评方式的书话具有超功利性特点。书话家之所以话某部作品、某本书籍，往往都是因为一些机缘（如很多书话家都喜欢讲“书缘”），这暗含着情感上的亲近、兴趣上的趋同，这也更易促使书话家——批评者——抱以理解同情的态度去品评议论。书话家都是爱书之人，对书籍往往成瘾成癖，如朱湘书话《书》道尽天下“书爱家”共同癖性：“拿起一本书来，先不必研究它的内容，只是它的外形，就已经很够我们的鉴赏了。那眼睛看来最舒服的黄色毛边纸，单是纸色已经在我们的心目中引起一种幻觉，令我们以为这书是一个逃免了时间之摧残的遗民。它所以能幸免而来与我们相见的这段历史的本身，就已经是一本书，值得我们的思索、感叹，更不须提及它的内含的真或美了。”其所话之书，难免会有种种故实，书话家“负手冷摊对残书”的苦苦寻找之后，在某一机缘蓦然发现苦寻不得的某册书籍就在面前，自然对此书有话要说，其情感性难免会很强，很难做到静观与客观了。但这也是传统批评的特点之一，所谓“心灵的相遇”，其撞击出来的就是主观性很强的批评——书话。如书话家唐弢就夫子自道：
说句老实话，我并没有把《书话》当作“大事业”，只是在工作余暇，抽一支烟，喝一盅茶，随手写点什么，作为调剂精神、消除疲劳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也希望读者只是把它看作一本“闲书”。
非职业性的书话批评，所具有的超功利性、趣味性、个体化，是书话作为批评方式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如鲁迅《书苑折枝》组文，发表时曾有小序云：
余颇懒，常卧阅杂书，或意有所会，虑其遗忘，亦慵于钞写，但偶夹一纸条以识之。流光电逝，情随事迁，检书偶逢昔日所留纸，辄自诧置此何意，且悼心境变化之速，有如是也。长夏索居，欲得消遣，则录其尚能省记者，略加案语，以贻同好云。十六年八月八日，楮冠病叟漫记。
正如李卓吾在《书绣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发凡》所言：“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而且重在“开览者之心”。
对书话文体这一言说方式的选择，往往彰显作者特定的写作心态——孤寂。在这样的境遇中批评更多的是指向自我，投射内心，寻找趣味的寄托、心灵的释放、生活的慰藉。鲁迅写作书话是“长夏索居，欲得消遣”时的选择，唐弢也是将书话“作为调剂精神、消除疲劳的一种方式”。相似的，我们发现，孙犁之所以选择书话这种批评方式，竟亦有如此心境：
七十年代初,余身虽“解放”，意识仍被禁锢。不能为文章，亦无意为之也。曾于很长时间，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然后，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感触，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此盖文字积习，初无深意存焉。
由此可见无论是鲁迅、唐弢，还是孙犁，他们的写作，都是将书话批评作为“医治心灵的方剂”。
三、遥远的回响：书话之于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意义
文学批评唯科学化、唯理论化的倾向渊源有自。其主要还是由于现代科学主义的兴起，特别是新批评的勃兴。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关于批评科学化的提法一度被奉为圭臬：“批评家不是艺术家，批评不是艺术（近代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批评的目的是理智上的认知，它并不像音乐或诗歌那样创造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批评是理性的认识，或以这样的认识为其目的。”这种极有代表性观点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中占据主导地位。如金克木也曾表达类似的观点：“文艺本身不是科学。你要研究这个文学作品，研究这个艺术品，拿它当作一个客观对象来加以分析，那么这就是科学，可以叫作文艺的科学、文学的科学、艺术的科学。”甚至有学者断言：“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就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将不‘科学’的文学批评、没有以人为本的文学批评，转换为科学的、人本的现代文学批评。”
这种文学批评的唯科学化情形其实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夏志清早就指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都要步尘自然科学前进，对人类的心灵活动、社会活动作无休止的调查统计，不断推出理论性的假定，这是二十世纪的怪现象，可能是文化的退步，而不是进步。……文学批评不可能是真正科学化的。”“……历代真正有见解的文学批评，虽是诗话体，也还有人去读的。那些自命科学而显已过时的、文学批评倒没有人读了。”
在文学批评的科学化理论化的大背景下，笔者以为书话批评就更显得其价值所在。书话批评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启发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在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学院批评和学理性批评外，还存在一种具有印象式感悟式批评传统。书话文体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学院批评的不足，实现着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延续，乃至保留着重建传统文学批评的可能。
以当代书话家为例，孙犁、唐弢、黄裳、姜德明等是最为突出的几位。他们的书话写作理路尽管彼此有着颇大的差异，但从不同的路向延续着传统的文学批评血脉。其中，唐弢运用传统批评方式来评论新文学文本，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对借鉴传统批评资源来实现书话批评的创制，其实唐弢是有着自觉的意识的，他说：“中国古代有以评论为主的诗话、词话、曲话，也有以文献为主，专谈藏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书话》综合了上面这些特点。”又说：“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中国古书加写的题跋本来不长，大都是含有专业知识的随笔或杂记。”如他的书话《〈白屋遗诗〉》，对新文学家的旧诗特色，与古人相比，极为精到地指出各自的特点与差别，这近乎是典型的传统批评了：
新文人中颇多精于旧诗者，达夫凄苦如仲则，鲁迅洗练如定庵，沫若豪放，剑三凝古，此外如圣陶、老舍、寿昌、蛰存、钟书诸公，偶一挥毫，并皆大家。
这种对比的、泛联系性的批评方式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诗话评点最常见的。这则书话，是精彩的文学批评，而且运用于对新文学家们的旧诗的批评和比较上，又可谓形神兼备的传统诗话。
孙犁也是自觉地进行着对传统文体的继承和改造的，与唐弢等人相比，其文体自觉意识更为强烈，其文体试验也更为广泛全面。统观孙犁的书话，大致有这样几种体式：一是笔记式的，一条条将自己零星的感受随手记录下来，各条各段之间并无逻辑联系。这类明显延续传统笔记体例。如《风烛庵文学杂记》。二是文钞式的，这种方式与周作人的“文抄公”体几乎相类，对诗话词话的批评方式借鉴较多。如《耕堂读书记》。三是传统史著之体例，结尾加“耕堂曰”式的一类，这亦似是加案语的一种变化，正文叙买书之经过，结尾以“耕堂曰”领起作者的议论。如《买〈世说新语〉记》、《买〈流沙坠简〉记》等。孙犁的“芸斋小说”系列，每篇结尾加上一段“芸斋主人曰”生发议论。传统的史著在篇末的论赞，颇多有价值的文学批评，这种形式后来为明代的一些历史小说评点保留，如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论曰”、《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题“玄真子论曰”等。到了清代一些笔记小说如蒲松龄《聊斋志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等都不外这种体例。四是书衣文录，这是传统藏书题跋写作体例的遗传，不过题跋不在书眉、书边，而在书衣上。
尽管孙犁、唐弢、黄裳等人投入如此大的热情、精力去试验这些传统文体，但是后继者寥寥。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对这种文体都显得有些冷漠。原因何在？一方面，从当下的作家们来讲，他们对传统这些资源缺乏兴趣，尤其是传统非叙事性的文本，在他们是冷漠和生疏的，他们离开传统已经太远了太久了，孙犁等人这些文体试验，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阅读经验。这样，对这些文体创作，他们要么敬而远之，要么嗤之以鼻，因为远不如都市言情小说畅销，也不如先锋文学花哨炫目。另一方面，从批评家方面来讲，除了文笔、见识、心态等原因外，目前的现行学术评价体系成为学院派批评家们涉足书话批评和研究的瓶颈，使他们视书话批评写作为畏途。因为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里，所谓的“学术成果”，就是理论化的皇皇巨著或长篇论文，无论是“学理性”还是篇幅上，书话类的批评文字都不够格，自然在学术评价机制中生存的学院派批评家们不会对书话这种批评研究方式感兴趣了。所以，现在稍有涉猎书话批评写作的学者，多为学院外的研究者，但他们的队伍毕竟较小，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更是寥寥。因为当代以来，在现代性焦虑的背景下，我们的文学批评有着明显的偏颇：“众多的批评者都更热衷于文学批评方法的创新，热衷于提出某种新的批评观念或某种新的批评方法，而不大关心文学批评的现实实效问题。……那些近距离地贴近文学现实和文学文本的批评会被当成一种缺乏理论功底的表现。”
我们知道，刚刚过去的20世纪和正在展开的21世纪，可以说是个文学批评的时代。占据主流的文学批评体现出让人目不暇接的更迭性、易逝性。从世纪初俄罗斯的形式主义到德意志的罗曼文献学，从日内瓦的主体意识批评到巴什拉尔及其弟子们的客体意象批评，从精神分析批评到文学社会学和接受美学，从60年代的语言学热潮到结构主义，从文学符号学到文本批评，让人眼花缭乱，各领风骚。这些批评自然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推动了文学研究的进步。但是，这必然也带来了诸多弊端，如文本文学研究成为验证各种理论方法的附庸，在眼花缭乱的论争推演过程中，文学批评本来的意义就反而被忽略了。对此夏志清曾表达过这样的质疑：“现在文学批评这一门当然术语也愈来愈多，是否真的我们对文学的本质、文学作品的结构将有更确定性的了解，我十分怀疑。艾略特写文评，从不用难字，一生就用过两个比较难解的名词：‘客观投射’（objective correlative）和‘感性分裂’（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而且‘客观投射’仅用过一次。不料研究艾略特的人，特别对这两个术语赶到兴趣，因为看来比较‘科学’。到了晚年，艾氏非常后悔，认为他早年造孽，贻害无穷。”所以，在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方法中，不管你的方法多么新锐、理念多么诱人，真正有效的符合文学发展的批评，关键要看你的批评是否真的切近于文本本原，是否贴近创作实际，是否切近于文本作者本身。
于是重建中国化的批评，呼唤书话这种批评方式，以纠正和改变当前的批评过于僵化、技术化的偏向，变得也尤为迫切了。丁帆教授在他的《夕阳帆影》中也曾表达过对短论杂感的感慨：（本书中）“这些不算‘学术’的边角料铺陈的短文，的确激情多于学理，在学院派的殿堂里，似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方家们只能将就着看个大概齐吧。”这自然是作者的谦虚之辞了，但也暗示了目前学术体制中，这些短论随笔等研究和评论文章是没有其地位的怪现状。其实这些文字，如同书话一样，也是堂堂正正的研究、学术，而且是中国最具传统意味的，渊源最长的一种研究方式。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传统文学批评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彻底“断裂”，前者与后者的关系更多的是延续中的衍变，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下的潜变。而作为文学批评方的书话式则是典型的延续中的变化，变化中的继承的一个代表。由此可见，书话所秉持的这种批评方式，对当下的文学批评其实有着重要的警示和启发意义。正如有学者说的：“如果人们能够利用好书话这种深浅有度、雅俗共赏的体式，结集时将其作为介于学术专论和普通读物之间的一种文本，内容相对集中在某一专题，使用非论文话语表述，以组合或系列的方式，把周知和鲜知揉为一体，令普通读者和学者皆可从中获益，那么它的价值和意义就会更大，生命力也会更强。”在大半个世纪以来这种远离文学本身的学院批评的滚滚浪潮中，书话作为批评方式，尽管微小，但它的存在毕竟提醒着人们，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如果能在现代得以很好的继承和转型，对当前僵化的理论批评不失为一种极好的补充和制衡。忽然想起让-伊夫·塔迪埃在其《20世纪的文学批评》的呼吁用在书话批评上再合适不过，也为本文预留了极好的结尾：“愿批评像艺术一样，在追求真实的历程中接受科学之外的其他途径，愿微小的贝壳留住大海的涛声。”
（作者工作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0CZW063）、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编号：2012M511710）阶段性成果。
- 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郑振铎全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 蒋原伦、潘凯雄：《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 详参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辛小征、靳大成：《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 尤其是报纸的副刊，成了书话发表的重要园地。参赵普光《现代书刊广告类书话刍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
- 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 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9页。
- 参赵普光：《论书话的概念及文体特征》，《新华文摘》2006年第6期。
- 参牛运震：《〈五代诗话〉序》，《五代诗话》，王士祯原编，郑方坤删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 郑方坤：《〈五代诗话〉例言》，《五代诗话》。
- 周振鹤：《书话应该是什么样子》，《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8月30日。
- 诗话、词话外，还有文话等。这些批评文体，历来多属于随笔体、说部性质，“以其形式自由、笔致轻松而为作者们所喜爱采用。”（王水照：《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五·集部四十八，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2页。
- 书话在形式上具有短札式、小品化、抄书体等特点。详参赵普光《论书话的概念及文体特征》一文。
- 黄裳：《关于傅斯年》，《来燕榭集外文钞》，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页。
- (44) 张奎志：《体验批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4页。
- 参叶灵凤：《关于纪德自传》，《读书随笔（一集）》，三联书店1988年版。
- 参叶灵凤：《读书随笔（三集）》（三联书店1988年版）中的“译文附录”部分。另见《书的礼赞》，三联书店1998年版。
- 参黄裳：《〈卷葹〉》，《珠还记幸》，三联书店2006年版。
- 黄裳：《吴雨僧与〈文学副刊〉》，《来燕榭集外文钞》，第299页。
- 郑方坤说：“唐末人品以司空表圣为第一，其论诗亦超超玄箸，如所云‘味在酸鹹之外’，及‘采采流水，蓬蓬远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等语，色相俱空，已入禅家三昧。”见(清)郑方坤《〈五代诗话〉例言》，《五代诗话》，第1页。
- 叶维廉：《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页。
- 黄裳：《读书日记》，《来燕榭集外文钞》，第59页。
- 黄裳：《〈记丁玲〉及续集》，《来燕榭集外文钞》，第55页。
- 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历代诗话》，(清) 何文焕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6页。
- 参赵普光：《文体与人：论周作人对书话文体的经营》，载《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 参周作人：《苦竹杂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 朱湘：《书》，《中书集》，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54页。
- 参唐弢《〈月夜〉志异》，《晦庵书话》，三联书店1980年版。
- 唐弢：《书话·序》，《晦庵书话》，第5—6页。
- 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里，文章属“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谈诗论艺则是文人生活中的风雅闲趣而已。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作者开篇就带有自嘲性质的表白：“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
- 鲁迅：《鲁迅书话》，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 孙犁：《耕堂书衣文录·序》，《书衣文录》，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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