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1954年甲午 先生三十岁
先生撰写了一系列历史通俗小读物，计有：《隋末农民起义》、《红巾军》、《西北回族的反清斗争》、《敦煌千佛洞》（祖国文化丛书）、《指南车和指南针》等历史通俗读物，由上海四联出版社出版，署名“端己”。
黄先生注重敦煌学始于此时，六十年代后先生曾治敦煌文书。现将《敦煌千佛洞》目次移录如下：敦煌——古代西北的大门、鸣沙山和千佛洞、千佛洞的遭劫、两万多件卷子、石窟和塑像、壁画和佛教故事、优秀的艺术遗产、西千佛洞和万佛峡、敦煌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全书二万七千字。先生是书取材多有来自向达先生关于敦煌著述者。按：黄先生在此书中叙述被帝国主义分子劫余后的卷子在被运往北京途中，一路上以及到京后不断被官僚、“学者”李盛铎之流偷盗，便引鲁迅所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先生后来在课堂上常提起这两句话。确实，一部《永乐大典》从明末偷到清末，所剩寥寥无几。黄先生对“敦煌学”这一名称亦有看法，认为此系帝国主义对已湮没文明的称呼如“亚述学”、“埃及学”等，国人不应效法。先生称“敦煌学”时要加“所谓”二字。但他又认为“敦煌学”是专门的学问。有次我说某位先生是搞唐史的，先生立即正名说他是搞敦煌的。先生对陕西师大图书馆所藏敦煌资料非常熟悉。当时我读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译本时，由于该书未附录文，我在图书馆查到有录文的池田原著，但不知被校内哪位教师所借，语及先生，先生说：可能是中文系的刁汝钧教授，系解放前的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与李健吾同学，此人对敦煌有兴趣。我有次又曾向先生借观日本冈野诚赠与先生的东洋文库版《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先生命我到古籍所阅读，强调要洗手并使用铅笔。我提出复制其中的刑部格，先生也都答应了。后来我据此写成《以敦煌文书释杜牧过华清宫诗本事》、《从敦煌文书看唐代的岭南》两则读书札记发表。
三月，先生撰写的《大科学家张衡》，由上海四联书店出版，署名“澄明”。
先生撰写的《唐代的长安》，由上海四联书店出版，署名“完白”。
黄先生注重长安历史地理的因缘始于此。先生八十年代应中华书局之邀整理点校《类编长安志》、《雍录》等长安地理名著于此不无渊源。先生研究玄武门之变也是从东宫入大内路线以玄武门为必经之路考证此次政变的侥幸伏击性质。现将《唐代的长安》目次移录如下：西北第一个大都市、渭水两岸的几个古都、周围三十六公里的大城、热闹的东市和西市、长安城里的西域人、西域文化传入了长安、骊山和曲江、大雁塔和景云钟、壁画和碑刻、唐代以后的长安城。全书一万七千字，叙述系统清晰，远胜日人石田干之助所著《长安之春》。先生是书曾参考向达先生发表在《燕京学报》专号上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故先生在课堂称赞向先生后来结集的同名著作都是些珍珠。
先生撰写的《运河》，由上海四联书店出版，署名或为“承新”。
先生购得殿版原刻《大义觉迷录》，并由顾廷龙转借张元济阅读。
清雍正内府原刻《大义觉迷录》可能由于当时刷印多，流传到后世颇有传本。笔者供职的华南师大，其图书馆所藏清内府原刻《大义觉迷录》共两部，一为衬装八册，黄纸签条具在，由于改装的缘故，现均夹入书中，有购入标价签，未标示书店名称，只标货价24元；一为原装四册，有北京旧书业同业公会印制的标价签，议价40元，议价时间为1957年7月16日。板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两书纸张略有差异，前者纸质黄旧，字迹有漫灭不清之处，显然刷印时间较后；后者略白韧，字迹清晰，显属初印。雍正七年有曾静案，曾静及其学生张熙受吕留良思想影响，欲策动清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例举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行径，并谕以吕留良种族之见。雍正将吕留良开棺戮尸，子孙发往宁古塔为奴，却宽宥曾静、张熙，令其四处宣讲悔过，并颁行《大义觉迷录》批驳以上流言。至乾隆即位，诛杀曾、张，收缴此录，原刻遂成罕见之珍籍。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有“《大义觉迷录》条”叙其事。
黄永年先生在《买书经验杂谈》中列举平生买书得意事，特举出1954年在上海曾以2元购得陶湘旧藏，衬装四册。稍后曾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菊生（元济）先生想看此书，向顾起潜（廷龙）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借，可馆里也无此书，廷龙先生就转借黄先生所藏给菊老看，所以如今书里还夹有起潜先生写给菊老的便条。
黄先生所藏书影已收入《清代版本图录》一书，但与华南师大图书馆所藏原装初刻及衬装后印者相比，刷印时间居中而已。与菊老同辈的傅增湘先生博览群籍，《藏园群书题记》也未提及此书。已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牟润孙先生精于清代版刻目录之学，也曾在《买书漫谈》一文中列举平生买书得意事，其中一桩便是自己五十年代初在台北一间小书铺发现一部《大义觉迷录》的木刻本，花了很少钱即得到手。黄裳先生在《历代笔祸谈丛》一书中谈及《大义觉迷录》，认为比宋版书还要难得。《大义觉迷录》一书原刻在华南地区流传之稀少，从《中山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所载尚是一部六册的清代抄本便可看出。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对五十年代华师图书馆内行主事者的访求充满敬意。这里还需要表出的是，《大义觉迷录》的史料价值极受清史研究者重视。孟森先生《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之一的《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即以《大义觉迷录》为主要证据，征引万言，其中雍正对流言自问自答的一自供状之谕旨，诸官书皆已削，惟《大义觉迷录》独存。乾隆查禁此书，实具家丑不可外扬之意。要研究雍正心态及思想，不可不读《大义觉迷录》。
先生在上海买到珍贵的太平天国史料《盾鼻随闻录》咸丰六年原刊本，并撰写了《记咸丰原刻本〈盾鼻随闻录〉》一文，约五千字。
四月，先生在上海购得保蕴楼钞本《吴梅村诗集》，潘景郑为题长跋。
沈津《由黄永年先生而想起的》记：1955年4月，黄先生在沪购得《吴梅村诗集》，为乾隆间太仓程穆衡笺注之稿本，欢喜之余，又送请潘景郑先生阅并题跋。潘先生跋约六百余字，末后有云：“黄君英年多闻，明辨典籍源流，郑重见示斯稿，属系数语，聊以报命。”所以潘先生是很看重这位时年30岁的年青人的(13)。
《顾颉刚日记》一月十九号星期二（十二月十五）：“黄永年来。”
一月三十号星期六（十二月廿六）：“写伯祥、之屏、自珍、永年信。”
二月四号星期四（正月初二，立春）：“童丕绳夫人、黄永年夫妇来。”
二月廿三号星期二（正月廿一）：“写诗铭、永年、厚宣、胡吉宣信。”
三月三号星期三（正月廿九）：“写陈伯华、傅惜华、严幼芝、黄永年、王丹岑信。”
三月七号星期日（二月初三）：“黄永年来。”
五月廿二号星期六（四月二十）：“黄永年来。永年在交大作政治讲师，太忙，即星期日亦无暇，以致患贫血，手发麻。又患肋膜神经痛，眠、食均不佳。壮年如此，前途如何！”
六月十八号星期五（五月十八）：“写自珍、勤庐、永年、建猷、罗伟之、雁秋信。”
七月四号星期日（六月初五）：“黄永年来。”
是年夏季，顾颉刚入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
先生有《题嘉靖甲午世德堂本《拾遗记》（五四年十一月）》：
旧时书册尽沙尘，转眼河山大地春。最喜典型窥赵宋，白棉纸上墨痕新。
如隐伽蓝记洛阳，澄江盐铁也登场。前明精刊今余几？谁识拾遗世德堂。
嘉靖年时盛艺文，中吴顾氏早知闻。纂图六子才翻遍，又出王嘉记鬼神。
辗转流传到几家，顾黄未遇事堪嗟。可玄书屋知何在？寂寞窗前看暮鸦。
先生又有《题江郑堂河赋手稿》：
师承记了赋黄河，笔下风云气概多。未许璞华夸铺饰，更凭班郦恣收罗。知心自少狗监赏，赤几定来恶客诃。炳烛室荒遗文在，纷纷撼树竟如何？
乾嘉余韵话吴中，十驾一廛嗜好同。胡蝶装疑流水绿，朱砂押照野花红。蟫鱼频扫多君直，梨枣亟开谢艺风。今日秋深灞浐道，瓣香还荐郑堂翁。(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