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创作语境

第一章　“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创作语境

“文学即人学”，这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对文学的经典见解。人是文学的终极认识目标和服务对象，文学的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也都作用于人。作为文学创作的客体，人在自然与社会中的活动和情感具有独立存在和被加工、被表达的重要价值。而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作家是挖掘创作原型、架构作品人物体系、展现人物性格特征的主导者，也是为读者提供阅读的文本、确保文学系统正常运转的操作者。众所周知，人与社会密不可分。一方面，人是社会的存在，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人文环境当中；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借由高度的能动性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了观察“三十岁一代”作家，把握这批创作者的成长历程和创作规律，我们有必要首先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感受的文化氛围和所面临的文学状况入手，描绘社会、文化、文学转型的历史语境，概观其活动场域的普遍特性及其对创作者思想信仰、价值观、文化理念、写作意识等的影响。

第一节　“三十岁一代”作家的社会语境

文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始终受到环境的影响。任何作家都不可能脱离生存和思想的环境。无论其个人经历和社会态度如何，他都必须在特定的历史景观、社会图景、文化氛围当中生活、创作，他的文学表达也必然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周遭环境紧密相关。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这种相关性又是“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创作实践具有社会价值的前提和保障。

一、俄苏社会的历史衍变

从公元9世纪基辅罗斯建立至今，俄罗斯经历了一千余年时而波澜不惊，时而风谲云诡的岁月，社会历史进程格外丰富而厚重。20世纪，俄罗斯走过了一条跌宕起伏的发展之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事实莫过于与苏维埃政权的兴衰存亡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体制的变迁。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立。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定》，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停止存在。同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最高苏维埃于次日通过决议，苏联的历史就此终结。

十月革命后，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发起了武装干涉和颠覆活动，新政权经过三年的国内战争才得以巩固。这场战争让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国内政局动荡依旧，人民生活艰难。1921年，列宁倡导、实施新经济政策，这对加速经济建设、摆脱政治危机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列宁去世后，接替其执政的斯大林分别于1925年和1929年开始力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全面建立是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后果。一方面，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通过指令性计划把工业和农业的建设、生产和发展纳入国家计划，构建了计划经济体系；另一方面，通过行政命令进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也进一步强化国家行政系统的经济职能。”不过，快速展开工业化、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也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骤然趋紧。这样的局面促使斯大林做出了阶级斗争正在尖锐化的判断，并最终导致其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从1928年开始的十余年间，大清洗进一步强化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权，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场运动不仅是对反对派的政治镇压，更是对各级党员干部的无情打击和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严重践踏，而这一切都给苏联的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不宣而战。苏联人民奋起抵抗法西斯侵略者，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1945年5月2日，纳粹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伟大的卫国战争取得最终胜利。这是一场捍卫民族尊严、保卫国家主权的严酷战争，其胜利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损失为代价。当然，这场战争也增强了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二战结束后，苏联开始恢复在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领域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受到国际环境和国内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在斯大林的提议下，苏联从1946年起掀起了一场批判运动，一大批科学界和文化界人士受到迫害。1953年，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他在此次大会上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标志着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和思想大解放的开端。在国民经济领域，赫鲁晓夫积极推行农业和工业改革，“在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一系列生产部门取得的生产成就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对后苏联时代的我们国家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它们证明，除了谷物生产，社会主义经济在各个领域都有了快速向前的发展”。然而，在国家管理方面，赫鲁晓夫虽然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架，经济杠杆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经济的稳步增长难以得到保障。1964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66年他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的执政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政前期，勃列日涅夫积极促进工农业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央集权逐步加强，计划体制的保守性越发凸显，勃列日涅夫主张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保持现有的平衡和稳定，竭力避免改变与革新，苏联社会由此进入了“停滞”时期。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社会逐渐陷入危机。安德罗波夫执政时的短暂努力和契尔年科当权时的竭力支撑都没能让国家的经济局面和民众的精神状态得到改观。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随即提出了全面改革的“加速”战略。在他看来，所谓的“加速”应该体现在各个方面，既包括生产资料的发展，又包括社会领域、党的机构的活动，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加速。戈氏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表示，他下决心从经济改革入手，希望“打破障碍机制，建立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机制”。这一时期，国营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租赁承包制得以推行，私营部门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对外贸易更加自由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改革措施贯彻得并不彻底，它们虽然动摇了旧体制，但未能使经济有序地过渡到新体制，状况反而愈加恶化。在经济改革受挫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公开性”政策，主张揭露妨碍加速的缺点，消除改革的阻力。实施“公开性”政策旨在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讨论政治和经济问题，重新审视历史，达到“历史无空白”。随着“公开性”政策的广泛贯彻，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程度不断加深，针对历史问题的揭秘越发大胆。对斯大林以及其他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批判演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变成了对现有体制的讨伐。在“民主、自由”的口号下，民族分立主义浪潮高涨，1990年，波罗的海三国先后独立，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在严峻的局势面前，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强力手段控制国家。1991年8月19日，保守势力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了正在休假的戈尔巴乔夫，并宣布接管其权力。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为代表的改革激进派拒绝承认该委员会，并号召人民奋起保卫民主。“八一九”政变失败，但苏联解体已无法挽回。

从布尔什维克掌权到苏联解体的70余年间，社会气候风云变幻，经济状况有起有落，人民生活甘苦交织。解体后，俄罗斯进入叶利钦执政的转型期。以私有化、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激进式经济改革（即所谓的“休克疗法”）和以修改宪法、选举杜马、改组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深层政治改革并未能让国家局势得到大改观。俄罗斯没有走上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也没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1996年叶利钦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后，俄罗斯政治事件频发，政府总理不断更换，经济危机险象环生，车臣战火时燃时灭，党派斗争异常激烈。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性发展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1999年底，叶利钦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并依照《俄罗斯联邦宪法》把权力移交给了时任总理的普京。叶利钦在对全体俄罗斯公民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致歉，“我想请求你们的原谅，因为有许多我们共同的愿望都没有实现。那些我们曾认为很容易的事情完成起来实际上却十分艰难。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因为我没有实现某些人的愿望，他们相信我们可以轻易地从灰色、停滞、极权的过去，一跃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我自己也曾相信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仿佛轻松一跃就可以越过所有困难。事实上没能一跃而过。在这一点上我太幼稚。有些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的。在这一艰难时期许多人都受到了震荡”。

有学者指出，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政局动荡和经济衰退与其说是转轨阵痛，不如说是“帝国后遗症”。“越是强力控制的大帝国，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换言之，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成因的角度来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陷入一个相对无序的过渡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整体转型期持续时间的长短和震荡幅度的大小与国家政策、外部环境、民众心理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

21世纪伊始，俄罗斯开启了普京时代。普京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率领国家管理者一边完善垂直权力体系，复兴国家武装力量，一边打击寡头，发展经济，同时推行全方位的多极外交策略。几年过去，当普京再次高票当选总统时，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已有明显好转。不过，彼时国内恐怖活动猖獗，国家强力部门与极端分子数度交锋，强力维稳，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日渐趋紧。

受到俄联邦宪法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2008年第二个总统任期届满后，普京转而在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后出任政府总理。然而，即便是在所谓“梅普配”的四年时间里，俄罗斯各领域的工作总体上依然延续了普京担任总统时的方针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领域，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油气生产和出口大国来说，能源产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颇大，是政府预算收入和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无疑是该国经济命脉的关键。从199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结束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这个时期，国际市场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成了俄罗斯经济复兴的主要动力。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形势扑朔迷离，情况异常复杂。石油价格随需求的下降而下降，俄罗斯资源依赖型的增长模式遭遇严峻考验。

2012年，普京开启了第三个总统任期，在继续维持国家稳定与团结的基础上不断加强联邦体制、财政金融、民族事务、国防科技、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建设。然而，2013年以来，俄乌冲突导致地缘政治局势趋紧，美国和欧盟对俄实施的大规模制裁让后者的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反映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外汇储备等指标上。2014年底，卢布急速贬值，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下降。然而，在俄罗斯政坛上，普京并未遇到强有力的竞争者。2018年3月，普京第四次在总统选举中胜出，于5月再次出任总统一职。在接下来的六年间，俄罗斯内政外交的诸多方面都亟待改观，譬如，加强政治与经济活力，增加百姓收入，降低贫困率，改善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的问题，再如，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又如，维护周边环境安全，保护自身利益的问题等等。

近二十年间，俄罗斯历经了由诸多内外动因引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被车臣局势、俄格冲突、俄乌冲突等问题搅扰，遭遇了极端分子制造的多起大规模恐怖事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持续紧张。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普京执政以来巩固了以总统为核心的垂直权力体系，遏制了国家分裂，维护并提升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同时，当局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打击寡头和贪腐行为，为国力的增强和民族的复兴做了全方位铺垫。有俄罗斯政论作者概括了普京的政治哲学公式，指出其执政理念即俄罗斯的“主权民主”。这一概念既指民主的俄罗斯化，也指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还指俄罗斯在国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其实质在于传达作为主权国家的俄罗斯根据本国国情自主确定民主发展道路的决心，为复兴俄罗斯大国地位及其战略的实施进行宣传。而美国学者艾伦·林奇使用“普京主义”这一术语定义普京的执政理念。在他看来，普京主义的实质是“既非共产主义也非资本主义，既非极权主义也非自由民主，普京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后苏联混合型政治体系……”

二、“三十岁一代”作家的时代关切

以上我们以高度浓缩的方式回顾了千百年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历程，旨在立足于社会背景，将“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创作动因还原到历史过程中加以审视。虽然这批作家的人生之旅始于勃列日涅夫时代，但他们的长辈都经历过更早以前的肃反与解冻、战争与和平。在血脉情缘的延续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变迁的点点滴滴通过家族的传袭得以自然入微地体现，并且对后代的个性、心理和世界观的形成发挥着潜在的规约作用。同时，体现历史宏大形势和细微症候的文艺影像、音像和文字材料广泛传播，社会覆盖面不断扩展，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对社会演进规律的认知。从基辅罗斯到俄罗斯帝国，从苏联到俄罗斯联邦，千年以来的思想文化积淀，内政外交的经验和教训，民俗风情的继承与创新为包括“三十岁一代”作家在内的当代俄罗斯人认识自我内心与周遭环境的关系设置了厚重的背景。虽然每个个体在历史的沧海中都是毫不起眼的一粟，但是其生活视野的界定与精神气质的养成却从来无法脱离复杂的社会语境。

在人生的初始阶段，“三十岁一代”作家赶上了社会“停滞”时期，尽管他们基本上没有忍受过饥饿的折磨，但也不太可能拥有甚为丰富的物质体验。苏联后期的现实情况成了他们描绘自我精神履历的原初底色。等到他们日渐成熟，步入社会之时，又碰到国家的全面转型。经济的市场化已成定局，这让他们不得不首先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确保能够安身立命、成家立业，同时还要创造自我发展的空间。世纪之交，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三十岁一代”作家与其他俄罗斯百姓一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自身的价值观受到冲击，内心的体验持续更新，对一切皆需加以调适。与此同时，时间的长河却始终在不可逆转地向前涌动，此起彼伏、波澜壮阔，为“三十岁一代”作家提供了繁复缤纷的社会图景和丰富多彩的观察视角。毋庸置疑，文学作品营造的艺术世界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具有同构呼应的关系，作家的创作必然体现自身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感知、透视与评价。通过他们塑造的每一个人物、搭设的每一个场景、展现的每一个情节均可管窥现世面貌。

在特定时期登上文坛的“三十岁一代”作家拥有共同或者相似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他们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诉诸笔端，以文学表达的方式实现跟社会的联结。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还积极从事与政治、社会事务、文化等领域相关的活动，撰写政论文本，发表时政言论，直抒胸臆。当然，这首先是作家们依照个人的志向和抱负所做的选择，但更是运用公众显见的方式兑现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所肩负的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以作家的名义针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局势和社会思想状况发声历来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如今，知识分子建构启蒙话语、引领时代风潮的年代已经过去，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大众文化变幻万千的压力下，知识分子民间化的趋势日渐明显，作家并非一味坚守精英立场，而是主动采取务实的态度融入现实，以自己的思想、主张、行动、文字介入当下生活，实践自身的精神使命。而这一切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事实上，“三十岁一代”作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不断拓展自身的存在空间和影响范围，这是对前辈同行惯有做法的承袭。因撰写反映集中营生活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在苏联文坛成名的索尔仁尼琴便是典型一例。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于创作题材的原因，他的作品被禁止在苏联出版，他本人也被开除出苏联作协。1970年，索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形势他并未领取该奖。1974年，由于创作描写极权主义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他被驱逐出国，流亡欧美。1989年，苏联作协撤销了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决定，其作品开始在苏联陆续出版。1994年，受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邀请，索氏结束流亡生活回到俄罗斯。此后，他不断公开发声，既抨击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也表达对普京某些执政理念的认同。直至2008年去世，索尔仁尼琴始终是俄罗斯个性最鲜明、最具时代意义的公众人物之一。又如艾特玛托夫，苏联解体后，曾任全苏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的他投身于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外交事业，到欧洲国家出任使节，从作家变身成了外交官。再如瓦尔拉莫夫，他曾任教于莫斯科大学，现任高尔基文学院院长。他主办杂志，组织文学论坛，是一位深度介入当下社会生活的文学活动家。诸如托尔斯塔娅、叶罗费耶夫等知名作家纷纷在电视台担任时政类或文化类节目的主持人，而波利亚科夫、普罗哈诺夫等人则常常就热点问题接受各路媒体的采访。

普里列平是“三十岁一代”作家之中相当活跃的一员。早在1996年他便加入了由利莫诺夫领导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后来又加入了俄罗斯国内规模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另一个俄罗斯”。从2010年起，普里列平投身到反对普京的一系列活动当中，他签署联名信，参与游行，要求总统辞职。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普里列平表示，因为看到俄罗斯正在发生的种种改变，所以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对待当局的态度。同年，他亲赴乌克兰，与该国东部的亲俄叛军并肩作战，后来还担任了所在部队的副指挥。2015年，在亲政府的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开展的民意调查中，普里列平位列俄罗斯最有前途的政治家排行榜的第五位。2016年10月，普里列平成为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文化部的社会委员会的委员。频繁在社会政治领域现身的同时，普里列平笔耕不辍，展现出了相当旺盛的创作力。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病理学》《萨尼卡》《黑猴子》《隐修院》等长篇小说以及十余部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随笔集和传记作品，从第一部描写车臣战争的长篇小说《病理学》开始，他的每部作品一经问世便会受到各界的瞩目，引发讨论热潮。可以说，当代俄罗斯社会为普里列平参加政治活动、回应各种热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各种可实现或者不可实现的构想、各种成功的或者不成功的运作又势必投射到作家的创作中，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灵感。政治与文学这两个场域的活动相互激发，大大丰富了普里列平的人生维度。

显然，普里列平并非“三十岁一代”作家深度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特殊个案。多面手贝科夫不仅仅是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主持人、教师，更是当代俄罗斯著名的政论作者和反对派人士。他积极参加公开的政治辩论和集会，抗议杜马选举不公，指责普京执政不力。而以书写车臣战争题材的作品闻名的萨都拉耶夫也是俄罗斯政坛上的活跃分子。他2010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16年作为圣彼得堡推选的俄共代表参与角逐国家杜马选举，并且经常在电视访谈节目中就各类议题发表看法。“车臣人”“作家”等标签使得这位政坛新面孔的辨识度颇高。

在当代社会发展的整体氛围中，一方面，如前所述，“三十岁一代”作家具有参与社会管理的较高热情，另一方面，政府层面相对重视文学艺术领域，对于影响力和创作成就突出的作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诸如先钦、普里列平等人均因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获得过俄罗斯文化部颁发的重要奖项。此外，近二十年来，普京、梅德韦杰夫等国家领导人曾多次与文学界和出版界代表举行座谈，讨论话题涉及时政、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2007年，普京还专门与青年作家代表会面，搭设了直接对话的通道。“三十岁一代”作家中的伊万诺夫、萨纳耶夫、普里列平、科切尔金等人均应邀参加过此类座谈。普里列平提出的关于俄乌关系、俄罗斯政治党派的问题，萨纳耶夫提出的关于禁毒的问题等都曾引发热议。而同为“三十岁一代”作家的贝科夫却在2009年和2011年两次受邀后均缺席了与时任总理普京的会面。

第二节　“三十岁一代”作家的文化语境

文化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俄罗斯文化得以孕育、诞生和演进，形成了生生不息、多彩多姿的样貌，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征：矛盾统一的二重性、宗教性、开放包容性、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离散性的对立统一。其中，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俄罗斯文化独特的包容特征。“近代以来，文化间的冲突、竞争、妥协、融合是俄罗斯文化发展进程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内容。”首先，这种包容性体现在多个种族的文化同化与文化适应当中，证明了俄罗斯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其次，它也催生了发展道路选择的矛盾：欧洲的还是亚洲的？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在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纷争由来已久，并以不同的形式延续至今。20世纪20年代，在俄罗斯流亡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一个社会思想流派——欧亚主义，它标志着俄罗斯人对自我认知的探索进入了新阶段。欧亚主义者在其思想宣言《系统阐释的尝试》中提出，俄罗斯是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特殊大陆，俄罗斯文化是独特的欧亚文化。他们表示：“我们意识到存在一种特殊的欧亚-俄罗斯文化及其特殊的和谐主体，并宣告它们的存在。”当然，对文化归属和文化认同的追索并不妨碍文化自身的发展，只会更加凸显其意义，“文化艺术在俄罗斯精神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集民族的思想、心灵、哲理于一体”。

一、20世纪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轨迹

20世纪的俄罗斯文化肇始于“白银时代”。这一时期，各种思想主张百花齐放，各个文艺门类蓬勃发展，社会文化生活精彩纷呈。从20年代末开始，斯大林体制逐渐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苏联文化重点关注这场人类的极致生存遭遇，对于卫国战争的艺术呈现在肯定俄罗斯民族的自我存在和道德精神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赫鲁晓夫时代，去斯大林政策活化了僵固的思想，消弭了创作的教条，国家的文化艺术得以全面解冻，涌现出了一大批直接描写清洗和镇压、大胆讨伐斯大林主义、深入思考战争意义、重新审视十月革命意义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文艺作品。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国家从意识形态上加强了对文化的控制，思想领域开始流行“空话”“单一化”“形式化”。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政策和革新引发了强烈的文化反应，引发了社会精神领域的显著变化。

总体而言，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文化的主要特征在于，“文化处于党和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这种控制是通过审查机构和文化机关体系（国家设立的学校、博物馆、剧院、美术馆、音乐厅等等）来实现的。国家是裁决各类文化问题的大法官，只有国家才有权对艺术工作者进行奖励和惩罚”。而在历史学家黑勒看来，官方所倡导的主流文化跟劳动、教育、语言等一样，是影响民众意识、塑造所谓全新苏维埃人的有效手段。

尽管苏联的官方文化一直以高压态势统辖社会，但以多元、开放为取向的文化变革始终在悄然蕴蓄力量。即便在政治气候最为严酷的年代，非官方的潜流文化以及独立于本土之外的侨民文化也在并行发展。用沙波瓦洛夫的话来说，与主流的个人服从社会的思想并存且将继续存在下去的还有另外一种思想——拒绝服从的思想。以文学为例：20世纪30—40年代，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一批作家和诗人并没有屈服于大清洗的压力，坚持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展开文学创作。1955年，帕斯捷尔纳克在“解冻”背景下创作出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这部作品反映了帕氏对苏联实践乌托邦理想的过程所持的抒情式批判态度。由于该主题与官方的舆论导向相左，作家及其作品均受到了苏联当局的猛烈抨击。尽管如此，帕斯捷尔纳克依然不可阻挡地成了20世纪俄罗斯文化的里程碑式人物。“不怀好意的人谈起他时充满了难以消除的仇恨，可他们又一次让他的名字不绝于耳，也重新给他带来了荣耀。帕斯捷尔纳克的基督性、旺盛而不羁的创作才能以及健全的心灵激怒了当代文化的卑微之徒，就像先前他让苏联高层恼怒一样。”“停滞”时期，“最活跃的领域当属不为官方所承认甚至受到国家排挤的非官方文学。非官方文学是伴随着国家对官方文学的限制而产生的，一些对苏联政策甚至对苏联社会体制不满的作家虽遭受官方批判，却始终没有辍笔”。而从十月革命至苏联解体的70余年间，反对、敌视或者不愿融入苏维埃政权的文学创作者出于种种原因掀起过三次移民浪潮：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20世纪70—80年代。侨居国外的作家始终坚持对思想自由和艺术独立的追求，成就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侨民文学也当之无愧地被公认为俄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别尔加耶夫把俄罗斯历史划分为五个基本发展阶段：基辅的俄罗斯、鞑靼时期的俄罗斯、莫斯科的俄罗斯、彼得帝国的俄罗斯和最后的新的苏维埃俄罗斯。然而，苏联解体则把俄罗斯的历史带入了哲学家不曾预见的全新阶段——颠覆性的转型时期，面临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和文化重建。基于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政治理想信念倾覆之后，政治思想、社会意识、道德体系、价值观念等急速多元化，导致各种文化样态都面临复杂、矛盾的境况。一方面，文化领域去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的趋势明显加强，自由、包容的气象越发得以彰显；另一方面，文化发展方向紊乱，缺乏归属感，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的茫然和对突变的恐慌。与此同时，在摆脱自我孤立、打开视野之后，俄罗斯文化的演进与全球文化的发展实现了同步。进入21世纪，担任俄罗斯总统一职的普京提出了新的强国之路方针，力图结束激进改革造成的社会动荡局面，全面展开建设性的重构。他强调，俄罗斯应从本国传统出发与世界接轨，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重视尊重民族价值观、弘扬爱国情怀。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的俄罗斯文化艺术在与全球化语境融合和传统文化回归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前行”。毫无疑问，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都对俄罗斯的文学创作者施加着最直接也最有力的影响。如果说作家生存与创作的外部环境是国内与国外、城市与乡村，那么内部环境则是自身在精神文化层面的独特境遇。

二、当代俄罗斯的社会文化思潮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俄苏社会的政治氛围日渐宽松，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加快大大提升了各个领域的国际化程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外国新知的接受积极性和吸纳包容度明显增加。苏联时期被禁止或者被遮蔽的国外人文社科理论和文化资源纷纷涌入，为当代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多元探索提供了观念上的参照。无论是直接的启发还是间接的影响，各种外来因素进一步打破了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单一思维方式，使俄罗斯在重新建构社会文化场域、整合思想理念的过程中拥有更为丰厚的理论积淀和更为开阔的探索空间。诚然，当代俄罗斯社会文化多元化内涵的根基还是本土资源，还是对包括苏联时期在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扬弃和对当下社会变革精神的全面体现。国内外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形成了集政治、哲学、道德、文艺、法律等为一体的多样化思想观念，涉及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价值原则、社会心理、审美资源等方方面面。其中，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思潮此起彼伏，以大众认同为旨向的文化新潮强势来袭，合力扮演了凝聚社会力量的思想灵魂的角色。

自由主义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流行一时。它是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推行的“公开性”和“新思维”政策的后续发展，构成了俄罗斯独立后的立国基础。后苏联时代甫一开启，俄罗斯就把自由主义当作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加以宣传，并基于此搭设了国家制度的框架——在政治上实行普选制、议会制和政党政治，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政经领域的明显导向带动自由主义成为受到普遍认同的社会思潮，对图书出版、大众传媒、文学生产等文化领域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仅就文学而言，对自由表达的追求深刻改变了苏联时期业已形成的作家的创作活动与国家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不同创作流派、不同年龄段的作家纷纷践行同一种主张——文学创作应当排除非文学因素的干扰，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桎梏，忠实于创作者的个性意识，表达个体的感受和思考。与越发明显的自由主义创作倾向相对应的是作家价值观的多元化，对苏联的回望与反思、对现实的描摹与批判、对个性的展现与张扬、对外来文学理念的接纳与发挥无一不是当代俄罗斯作家典型的审美立场。与此同时，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改变。创作者大多失去了精英身份，不再试图引导读者，而是与之平起平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得依照后者的阅读品味调整创作的重心。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新旧交替的过渡期，作家们获得了突如其来的创作自由，但在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尚未形成自身的完整视点，尚需适应新环境。对他们而言，创作的危机与生机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当下的文学正在经历尚未习惯自由现象考验的关键时期。”

在俄罗斯转型的初始阶段，自由主义旨向的社会改革屡屡受挫，国内局势愈加复杂，金融危机、政府危机、外交危机频发，最终引起了社会危机，也导致各界对狂飙猛进的自由主义思潮的抨击和否定，无与争锋的自由主义时代很快便一去不复返。事实上，尽管从文化传统上来看，自由主义的某些价值具有普世性，但从历史起源来说，它毕竟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产物。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自由主义要想在独具传统的俄罗斯思想文化的土壤上扎根、发展，进而形成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思潮其实相当困难，俄罗斯历史上的集体传统、平等主义、专制权威等都与自由主义的本质相对立。

20—21世纪之交，俄罗斯保守主义顺应社会要求，从传统中寻找价值基础，不断丰富思想内涵，得以迅速复兴，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是俄罗斯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体制在思想、心理、文化等方面的集中反映，同时又与执政党的治国理念和策略相融合，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新保守主义抗拒激烈变革，主张以稳定和秩序为前提探寻能让衰落的国家重新崛起的社会发展模式，其内涵主要包括：政治上推行主权民主思想和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国家主义，经济上实施混合所有制经济和保护主义，社会文化上主张反西方主义，恢复俄罗斯传统文化。事实上，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不断推进国家体制变革的同时，文化也需完成与之相适应的革新。虽然“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俄罗斯文化重建过程中不同文化冲突、调适、整合、重塑的反应”，但以东正教精神为基础的道德价值和社会规范构成了最强大的文化基因。

文化类型主要是由特定的民族意识体系决定的，俄罗斯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以东正教为精神根基，东正教在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历史层面来看，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东正教以各种方式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植根于人民大众的思想意识，经年传袭。俄罗斯历史上所有重大社会变革都会引发强烈的宗教反应，因为变革往往伴随着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民众信仰的缺失，人们总是希冀从宗教中寻求出路。从现实层面来看，苏联解体后，无神论不再是主流的思想意识，东正教成为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被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原则，其影响覆盖政治体制、思想范畴、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等，是左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无论是历史层面还是现实层面，东正教都是打造民族文化环境不可或缺的力量，建筑、绘画、音乐等物质文化门类始终重视对宗教情感的表达，而哲学、文学、史学等精神文化门类则传递出浓厚的宗教意识。

新保守主义面临为俄罗斯选择独特发展道路的问题，这种对独特性的要求使其不可避免地生发出与民族主义相符的某些特性。一般而言，民族主义多指价值观方面的爱国主义、强国思想以及民族关系方面的有机统一体思想。实际上，苏联解体之后，在重新确认俄罗斯国家身份的过程中，民族认同、制度重建、精神重构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均得以凸显。同时，来自西方的社会文化观念纷纷袭来，使得本已陷入混乱思想的俄罗斯人更加无所适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抗外来思潮、摒弃西方价值观、回归文化母体的期望日益增强，具有漫长演化史的民族主义理念成为20—21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转型的重要思想源泉。俄罗斯民族主义植根于传统的民族精神，以强化民族文化认同、维护民族文化特性、弘扬民族精神为旨向。当然，在提升民族存在感的同时也得面对民族主义传统与全球化的对接。换言之，俄罗斯传统的民族主义要完成当代转换，就需要运用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成果和俄苏民族主义遗产解读当下俄罗斯的现实问题。

民族主义以爱国、强国为导向，以繁荣民族文化为己任，这有利于消解社会转型期俄罗斯民众失落不安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团结民众、整合社会的作用。正因如此，民族主义在俄罗斯迅速兴起，并且演化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国家民族主义成为民族主义思潮的主流，而且逐渐上升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国家利益驱动下的大国主义与民族利己主义势力增强，极端民族主义开始泛滥。

以当代俄罗斯政治文化领域的现象级人物爱德华·利莫诺夫为例。身为作家的利莫诺夫20世纪60年代以诗歌出道，在苏联文坛小有名气。20世纪70年代，他因反对苏联当局被驱逐出境，先后流亡美国和法国。他的第一部小说《这就是我——艾迪奇卡》语言粗鄙，描写大胆，问世后引发各方争议。后来他在法国发表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我们曾有过一个伟大时代》《少年萨文科》《恶棍青年》延续了所谓的肮脏现实主义风格，正是这种出位的创作个性为其在西方国家赢得了不小的名气。1989年，利莫诺夫以法国公民身份重返苏联，他基于此次旅行的见闻创作的小说《乱世中的一个外国人》展现了行将崩析的超级大国的混沌与零落。1991年，利莫诺夫的俄罗斯国籍被恢复，他回国定居。从那时起，他积极投身政坛，以期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1993年5月1日，他组织成立民族布尔什维克党，主张政治上的自由、经济上的平等、外交上的强势，而实现上述主张的主要手段在于彻底推翻现行体制，建立传统主义的等级社会。民族布尔什维克党不仅经常组织上街游行，散发传单，而且采用暴力手段对抗政府，2007年8月，该党被取缔。2010年7月，利莫诺夫率领前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成立了新的反对派政党“另一个俄罗斯”，该党继承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的衣钵，积极开展政治活动，以极端方式表达政治诉求和民族主义情绪，但它始终未能通过俄罗斯司法部的注册登记。由利莫诺夫领导的融合了犬儒主义与极端主义的极右反对派组织之所以能在当代俄罗斯政坛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得到包括年轻人在内的部分俄罗斯人的呼应，主要就是因为处于巨大变动中的俄罗斯社会尚缺乏有序性，人们的无奈、愤怒甚至绝望没法得到排解，这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酝酿和流传的空间。

如果说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主要是由理论动因引发的对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社会文化潮流的探索，那么日益繁荣的大众文化则从实际层面印证了传统精英主义的退场。从外在来看，在当代俄罗斯社会中兴旺发展的大众文化是对全球化趋势的明显呼应，体现了全球化时代趋同的文化趣味——市场化和技术化决定文化审美的本源与能力。有别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在当下的全球化想象中，审美与生活不仅得以“和解”，甚至完全交融。平庸、琐碎的日常无须被改造，直接就能进入审美，但求引出话题，制造轰动。从内在来看，大众文化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俄罗斯现代化模式的转变紧密相关。苏联时期依赖行政力量组织现代化，彼时，正统化、严肃化主导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后苏联时期依赖自由竞争引领现代化，此时，浅俗化、娱乐化已然成为文化发展的趋势。“苏联时期那种思想高度统一的群众文化解体，孕育出可以自由认同大众文化的现代景观。”

大众文化的繁荣与消费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消费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商业化大潮不断催生大众的物质欲求，它随着商品丰富度的大幅提升而激增，金钱、货币、资本的作用持续凸显。同时，消费主义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市场化的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经济效益成了判断文化作品质量的重要标准。创作者无法一味地强调自我主张，而要时刻面对市场：文化消费的风向标引导生产者不断制造普通消费者需要的通俗文化产品，文化消费构成对文化生产的明显牵制。此外，消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现象，消费取向作用于价值判断，“消费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文化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消费主义在20—21世纪之交的特殊发展对社会生活——包括文化生活——构成了一定的统治。

审美标准的大众化走向是受到社会心理变化与商业运作双重影响的结果，它使传媒、影视、戏剧、文学、音乐等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就文学这种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而言，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文学的级差被突破。从创作角度来看，严肃文学由追求精英文化的深刻思想性转向不同文体、不同风格的杂糅。从呈现方式来看，严肃文学通过影视化、舞台化等途径扩大受众范围，挖掘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性。诸如叶甫图申科、波利亚科夫、巴克拉诺夫等人都自如地游走于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以丰富的表现力和超强的感染力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同时，通俗文学在俄罗斯日渐繁荣。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图书市场上涌入了不少西方的通俗小说，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俄罗斯本土通俗小说开始大规模占领市场。创作者们在借鉴西方通俗文学写作模式的同时大力吸纳当代俄罗斯的社会现实，把读者熟悉的生活细节、遭遇的日常问题统统融入创作，竭力确保最鲜活、最妥帖的阅读体验。无论从作品的数量、发行量还是从市场的占有率和读者的反响来看，托卡列娃、拉库金娜、兹纳缅斯卡娅、奥斯特罗夫斯卡娅等人的言情小说，斯特鲁加茨基兄弟、马雷舍娃等人的科幻小说，谢苗诺夫、阿列克谢耶夫、沃兹涅先斯卡娅、丘达科娃等人的幻想小说，阿库宁、托波利、卡瓦廖夫、苏沃洛夫、科列茨基、玛丽尼娜、东佐娃、波利亚科娃、达什科娃、乌斯季诺娃、谢洛娃等人的侦探小说以及数不胜数的历史小说、惊险小说、恐怖小说等均可谓风头强劲，夺人眼目。

三、时代变迁中的俄罗斯出版业和传媒业

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图书出版与大众传媒均与文学的生产与接受具有紧密的关联。二者的主要功能便是传递具有社会意义的信息，反映普遍的社会情绪，构建既切合现实又引领风尚的时代精神。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出版平台和大众传媒承载社会文化的传播过程。而“不同的文化政策决定了传媒的文化表征形式。也就是说，文化一元必然导致传媒一元，而文化多元则决定了传媒的多元”。

长期以来，俄罗斯图书出版与大众传媒领域的典型事件和现象总能清晰地折射出当局与民众的博弈、政治与民主的纠葛、历史与现实的交集。以针对书刊、戏剧影视作品、通信等的检查制度为例。这项由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8世纪末建立的制度前后总共存在了近两百年。沙皇时期，尽管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国家对图书、传媒、艺术作品和通邮内容的控制时松时紧，但对舆论的指导始终是沙皇俄国的一项重要文化政策。在苏联，斯大林掌权和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对大众传播材料的审查最为严格。一些人以自印出版物来抵制官方检查机关的禁令，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通过地下方式印刷、复制被禁的小说、文章等材料，并在小范围内传播。而身处国外的某些知识分子则在西方的支持下制作、散发所谓的“别处的出版物”。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以后，社会上对许多现象的批评态度渐成气候，以地下文化传播者为主体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并在60—70年代达到顶峰。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推动“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大众传播材料的检查制度最终瓦解。在媒体领域，1990年，苏联通过了史上第一部新闻法，即《苏联出版与其他大众传媒法》，“它不但取消了新闻审查，确立了言论自由、给予多种主体以创办大众传媒的权利，还第一次把对大众传媒的管理从几十年的行政方式中解放出来，纳入了法律的轨道”，大众传媒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1991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法律《大众传媒法》基本保持了与苏联第一部新闻法的一致性，并就某些问题进行了增补。上述两部法律获得通过，标志着文化与政权在俄罗斯当代社会中的关系发生了质变。文化不再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者和社会管理的工具，国家也不再为文化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与此同时，虽然民众的信息自由受到法律保护，但它也不可避免地被置于各种思潮和各类信息的控制之下，甚至因此受到更多干扰。而作为面向大众的信息发布方，图书的出版者和大众传媒也不可能拥有绝对的自由。“新闻的政治自由首先意味着不受审查。这一点媒体做到了：新闻审查已被禁止。然而，按照‘有自由，没头脑’的原则行事是不明智的，也是危险的。只有与责任密切相连，自由才能得以实现。自由和责任密不可分”。

苏联解体后，大众传媒的社会地位、结构类型、传播内容、调控机制和运作态势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俄罗斯的政治化大众传播体系业已形成，政府竭力强化在公共信息空间中的主导地位。而作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大众传媒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与国内外经济、金融、管理、法律等诸多领域相互牵连，相互作用。俄罗斯大众传媒的独特模式“既体现了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对它的影响，又没有完全摆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困扰，并且始终受到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俄罗斯媒体的模式是双重的，一方面，俄罗斯大众传媒的模式是政治化媒体与商业化媒体的结合，另一方面，俄罗斯大众传媒又始终处于国家的控制与对商业利益的追逐之间”。

在俄苏文化发展进程中，有一份报纸和一类期刊对于文学的传播、推广和评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便是《文学报》和所谓的大型文艺期刊。刊载在此类报刊上的文学和政论文本以及批评和论辩文章不仅是对俄苏文学状况的直观反映，也是对社会思潮的真切折射。

《文学报》由普希金及其同仁于1830年创立。在近两百年的时光里，该报几经蜕变，数度浮沉，可以说，它的变迁与俄苏社会的政权更迭和文化嬗变关联甚密。沙皇专制时期，《文学报》将视线投向广大民众面临的严酷现实，它与其他进步报刊一起充当时代急先锋，促成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观念的转换和文化思想的更迭。苏联时期，《文学报》是作协的机关报，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片高压态势，该报失去了文学自由论坛的地位，也不再保有文化先锋的姿态，其对文学和文化现象以及思想理论的评述均带有比较明显的官方色彩。从1985年起，苏联社会格局剧变，意识形态管控减弱，文化环境逐渐宽松。《文学报》顺应时代风气，积极改革办报思路，明确内容定位，一度重又引领文学观念创新和思想突破的风潮。1990年，该报的发行量突破600万份，成了当时世界上被广泛援引和采用的俄罗斯定期出版物之一。这一时期的《文学报》拓展了关注作家的范围，增加了刊发作品的数量，各个流派的创作成果在其版面上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与同时期的其他报刊相比，《文学报》表现出了极大的自主意识和探索勇气。

苏联解体后，全国性的作家协会不复存在。思想观点、政治立场和文学理念相近的作家自行成立了多个组织，《文学报》成为民主派作家组织的媒体阵地，他们在这里频繁发声，解读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应当说，这份报纸在当代俄罗斯文化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市场化经济体制日趋成熟的年代，严肃文学已不再是大众文化生活的中心，也不再是各个社会阶层互通思想、共塑精神空间的必要平台。1998年，由于感受到明显被边缘化的压力，《文学报》编辑部再次调整办报理念。“首先是供广大知识分子群体阅读的社会-政治周刊，其次才是文学和艺术刊物。换言之，《文学报》事实上是在同一外观和版面之下四份涉及不同主题(即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和艺术)的报纸的组合。”2001年，《文学报》迎来了新一任主编——著名作家尤·波利亚科夫。在他担任主编后，《文学报》加大了对社会关切的跟踪和对个人体验的呈现，明显向重大社会话题、文化生活和文学创作回归。与此同时，它对苏联社会和苏联文学则表现出了一种相对冷静和克制的审视态度。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文学报》也开通了网站，旨在拓展传播途径，扩大在受众中的影响。

俄罗斯的大型文艺期刊传统上是指刊载文学作品、文学评论以及政论文本的定期出版物。它兼涉文艺学、美学、社会政治和科学教育等范畴，汇集和表达公众意识，满足个体的审美、伦理以及精神需求。文艺期刊以“编年史的方式真实、准确而又及时地记录了各个时代艺术生产的荣辱得失和成败兴衰，因此对于文艺生产的研究者来说，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宝藏”。

自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借鉴西方经验创办文艺期刊以来，这种传媒样态在俄罗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逐渐在公众阅读领域占据了不可小觑的地位。它长期担当交换意见的舞台和开展论争的场所，对俄罗斯读者审美品位和政治视域的形成举足轻重。苏联时期，文艺期刊的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功能甚为强大。当局将其视为重要的思想阵地严加守卫，在内容上严格控制，在财政上大力支持，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了党和政府的“喉舌”。国家级的《新世界》《旗》《星》《十月》《各族人民友谊》《莫斯科》《我们的同时代人》，以及地区级的《远东》《伏尔加》《乌拉尔》《顿河》等，由于内容繁多，分量厚重，被冠以“大型文艺期刊”之名，它们“在构筑苏联人的精神家园、引领社会话题上起到过不小的作用，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政治气候”。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苏联解体前的舆论喧嚣中，俄罗斯的报刊业空前活跃，大型文艺期刊更是承担起了社会教师的任务。它们将介绍回归文学视为己任，使地下文学和侨民文学等长期被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排挤的作品有机会在俄罗斯发表，并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人文学者、作家和评论家等纷纷以大型文艺期刊为载体，积极参与政治改革的讨论，试图担当“国家该往何处去”的意见领袖。当时，诸如《旗》和《各族人民友谊》等的单期发行量均超过了100万册。

这个时期，俄罗斯民众企盼政治改革。然而，数年过去，预期的结果并未出现，混乱的时局令大众心力交瘁，这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他们的热情。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人们在阅读趣味上开始更多地追求娱乐休闲和感官刺激，“大众图书、杂志和影视正在改写俄国三个世纪来的阅读史和写作史，一直受俄罗斯人喜爱的正统文学、严肃小说正遭遇挑战”，它们无法继续维持俄罗斯知识分子和普通读者历来看重的公共思想精神空间。而言情、侦探、恐怖和魔幻类的通俗读本则充斥图书市场。虽然社会热点与文化走向依旧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求索与言说的对象，但其表达立场的渠道得以扩展，表达方式有所更新。以纸质媒体为例，《论据与事实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独立报》《生意人报》等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大众文化批评空间，在这些报纸上，一些著名批评家的评论标题醒目，言辞犀利，行文活泼，把原本专业的文艺批评通俗化，打破了学者批评与大众批评的界限。

与此同时，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风起云涌。先锋派与后先锋派、现代派与后现代派、超现实主义、印象主义、新感伤主义、元现实主义、观念主义等交汇成了复调式的文学旋律，作家的创作空间和发表天地变得边界模糊。在缺乏相对统一的社会价值观的时代，文学不再只是社会舆论的传声筒，其评价体系更加多元。大型文艺期刊已无力扮演“社会讲台、市民大会召集钟声、生活问题发声器”的角色。在新的局势下，作为文艺传播众多媒介的一种，期刊在功能上的劣势愈加明显，比如，塑造形象的间接性、传播的单调性、受众的局限性、传输速度的迟滞性。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文艺期刊的读者数量明显减少。2001年在圣彼得堡高校进行的关于大学生人文价值取向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仍然在阅读大型文艺期刊的不足5％。2004年对大众阅读和图书馆使用情况的调查表明，只有不到2％的被调查者阅读大型文艺期刊。读者的流失导致发行量锐减，以创刊近百年的老牌文学杂志《旗》为例，2006年的发行量仅为4500册。

随着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在俄罗斯确立，失去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大型文艺期刊还未真切体验到“自由”的滋味，就被卷进了残酷的物质利益争夺战。面对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长期以来都不以赢利为目标的编辑部举步维艰，其中的一些甚至陷入了停刊的窘境。2000年，曾经是地区级大型文艺期刊翘楚的《伏尔加》停刊，主要原因是无力承担涨幅过快的房租等费用，圣彼得堡的《涅瓦》杂志也因无法解决编辑部办公用房的租金问题险些消失。2002年，莫斯科市政府做出了提高市政所有非居住性房屋租金的决定，《旗》《十月》《各族人民友谊》《文学问题》《外国文学》《我们的同时代人》等都濒临倒闭。危机袭来，各刊纷纷调整自身定位，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遇。为了适应当下受众的阅读品味，它们不仅主动“瘦身”，缩减容量，而且不惜摒弃文艺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并重的传统理念，控制杂志内容的深度，营造开放而又有亲和力的编读空间。例如，《新世界》集中开拓文学和社会思想领域，《莫斯科》致力于打造“俄罗斯的文化杂志”，《大陆》则把热门的宗教内容纳入了自己的选题范围。

自苏联解体至今，只有少数文艺期刊能够在舆论影响力剧减的情况下持续发声，并且不断发展，《新文学评论》就是这类期刊的典型代表。《新文学评论》创办于俄罗斯社会变革的高峰时期，旨在寻求新的审美定位，扩展思想的疆界，构建多元的表达和阐释空间。它基于文学批评与研究，跟踪当代语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发展态势，梳理鲜活的人文思想。它秉持信息性与思辨性并重的原则，一方面，评介各个人文科学的新书新刊，关注文化生活的发展动态；另一方面，讨论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既回溯历史，又聚焦热点。文学思潮与人文观念互汇互融，文本与图像互视互动。明确的办刊理念、国际化的编辑视野使《新文学评论》迅速赢得了业界、学界和普通读者的一致首肯。批评家库兹明认为，《新文学评论》是俄罗斯最优秀的文学理论期刊，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唯一的一本，因为其他的刊物要么是学术论文的汇编，要么是文学边缘性材料的无意义堆积……《新文学评论》是唯一能令当代文学经受学术反省的地方。批评家巴维利斯基也表示，“《新文学评论》当之无愧地成了俄罗斯最优秀的文艺杂志”。

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和文化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风光无限的文艺月刊、双月刊和季刊在当代传媒体制中逐渐被边缘化。不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都有多本文艺期刊仍在坚持出版，继续担负人文启蒙和思想碰撞的崇高使命，而各州、自治共和国和边疆区都保留有至少一本文学杂志。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是，采用国际流行的周时态方式对时事要闻进行整合与剖析的新闻杂志越发活跃，已然成了俄罗斯纸介质传媒的生长点。新闻周刊是侧重对一周国内国际时事要闻进行综合分析和解读的市场化运作期刊。创办于1995年的《专家》是俄罗斯社会转型期本土新闻周刊的先行者，此后，《总结》（1996）、《专业》（1996）、《权力》（1997）和《周刊》（2001）等相继问世，以快速的反应力、严密的逻辑性和多样化的观点呈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

文艺期刊与新闻周刊的发展轨迹折射出当代俄罗斯社会普遍存在的看重实利与实效的实用主义心态，在由市场主导的物质至上的年代，通过形而上的哲思方式作用于人心的文学艺术恐怕难以摆脱退居次席的命运。进入全媒体时代，各种海量信息同时通过文字、影音、网络等传播手段加以传输。电子文本与纸质文本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加剧，诉诸直接感官刺激的图像和音像与诉诸文字的语言形象之间的关系愈加复杂。不过，尽管文艺杂志相对式微，但它们一如既往地提携文学新人，充当包括“三十岁一代”在内的许多作者展示自身创作才华的起点。比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先钦陆续在《旗》《十月》《新世界》《我们的同时代人》等杂志上发表了数篇小说，逐渐引起了各方的注意。1996年，先钦被莫斯科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录取，正式踏上了文学之路。二十余年间，他不仅出版了一系列引发热议的作品，还撰写了为数不少的文学评论。目前担任《文学俄罗斯》报副主编的他俨然成长为了“三十岁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再如，帕夫洛夫1994年在《新世界》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官家童话》，受到批评界和作家同行的关注。这部作品后来参加了俄语布克文学奖的角逐，并且入围候选短名单。虽然最终未能获奖，但也充分证明了年轻作家的实力。事实上，20—21世纪之交，文艺期刊是诺维科夫、丹尼洛夫、伊利切夫斯基、科切尔金、古茨科、普里列平、卡拉肖夫等一批“三十岁一代”作家创作起步阶段的首要发表阵地。这批创作者当时纷纷在诸如《北方》《各族人民友谊》《新世界》《旗》《十月》《阿芙乐尔》《伏尔加》《文学俄罗斯》等刊物上发表作品，为各自今后的文学道路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三十岁一代”作家主要是通过在受众覆盖面相对并不宽泛的大型文艺期刊上发表作品登上文坛的，那么他们逐渐扩大影响，不断深入人心，则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互联网的力量。比如，伊利切夫斯基起初不仅活跃在《新世界》《十月》《乌拉尔》等杂志上，而且积极通过“网上文坛”（http：//www.netslova.ru）等网站推广自己的作品。又如，诺维科夫开始文学创作之初就是以网络作家的身份走红的，他凭处女作《琥珀里的苍蝇》进入2000年度Арт Лито网络文学奖终评，尔后逐渐在文学界立足。再如，2005年，萨都拉耶夫把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一只燕子不成春》发表在了互联网上。此后，他与多家出版机构取得过联系，希望出版这部作品。出版商科尔米利采夫看中了他的稿件，邀其继续创作，并于次年以“我是车臣人！”为题，结集出版了萨都拉耶夫的数部短篇和中篇小说。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不仅是当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标志，而且扩展了人类感知外部世界和探究自我的视域，改变着人类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也因此构成了网络、社会、个体三者之间的新型依存关系。“网络传播吸收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信息传播特征，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散布型的网状传播结构”，在文艺传播中越发彰显出了无可比拟的多样化优势。可以说，网络使文学得到更加持续而便捷的生产与传播，它也因此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存在。从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学基于新技术平台，获得了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全新载体。网络提供的超文本形式使得线性的、有序的微观文本变成了发散的、综合的宏观文本，创作、阅读、理解、评论的同步性显著增强。一系列文学观念方面的新气象充分印证了批评家丘普里宁的话——“文学其实是一种民主现象。”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来看，网络可以实现生产者与接受者双向的互动式文艺传播，文学领域发展的主要空间不可避免地从纸媒转向了网络，而读者阅读严肃文学的方式变化加速了文学作品网络化的进程。此外，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里不仅存在海量的文学作品，而且还有许多作家的个人网站、文学爱好者的论坛等。读者的阅读视野得以扩展，阅读体验得以丰富，对参与、体验的诉求也越来越高。从批评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加快了文学话语权向民间回归的进程，学者评论与大众评论的界限被进一步打破，专业文学批评通俗化的趋向比较明显。2010年，俄语布克奖首次颁发给了网络小说——科里亚金娜创作的《鲜花十字架》，这一事件标志着传统的俄罗斯文学批评界对网络文学这种艺术文本新载体和新传播手段的充分认可。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网络扩大了文学的社会影响，带动了文学的产业发展，在拓展文学领地、重构文学格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互联网改变集体阅读习惯的时代，相较于文艺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对纯文学立场的坚守，图书出版似乎已经卸下了相关的重任。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俄罗斯的图书出版业相对而言市场化程度更高，图书商品只要能够赢得市场、受到读者青睐，出版商的利润只要能得到保证，出版目的就已达成。然而，受到网络传播的冲击和电子书市场飞速发展的挤压，俄罗斯图书出版业的整体活跃度并不高，据统计，2008至2015年，俄罗斯前20大出版社的出版量萎缩了2％，而总印量则缩减了26.1％。就文学类图书而言，一些知名作者推出的以侦探、爱情、奇幻、历史探秘等为主题的“快餐式”读物尚能维持较大的发行规模，但所谓的严肃文学类图书的销售和传播总体上就要逊色很多。有鉴于此，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曾经一味潜心创作的作家们纷纷与时俱进地参与到了作品的传播过程当中。如果说以往作家走到台前抛头露面，参加读书会、新书讨论会等活动的目的主要是跟读者见面，听取各方对作品的反馈，那么在市场为王的情况下，作家们积极出席发布会、签售会、交流会、图书展销会，接受各路媒体的访谈等，则不仅是为了与读者交流，更是要配合出版商，通过制造新闻话题引起更多的关注，促进图书的销售与传播。作家们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在俄罗斯本土，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奔赴各种国际书展，走进各国的文化教育机构，与当地的出版商、译者、读者和媒体沟通。比如，在“三十岁一代”作家当中，先钦于2015年出席了第22届北京国际书展，丹尼洛夫则于2017年到中国参加了第二届中俄十月文学论坛。

综观当代俄罗斯的文化状况，资源不可谓不丰富，形态不可谓不多样，变化不可谓不迅速，置身于这样的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文学创作者应该说是幸运的。从社会文化思潮来看，自由的与保守的态度相互交融，民族的与世界的视域相互汇集，精英的与大众的品位相互影响，呈现出一种杂乱而丰富的多元趋向。从专业组织来看，自由派与爱国派作家都有自己的协会和团体，它们自主发展，互相规约。从出版与传播路径来看，各式各样的报章杂志、门类齐全的出版机构、营销活跃的文化公司、线上线下的互动呼应能够提供多平台、多渠道的传播保障。“三十岁一代”生逢如此活跃的文化环境，可以说是得到了时代的垂青。他们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年纪轻轻便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初露锋芒，逐渐受到包括网民在内的广大读者的关注。到了而立之年，他们纷纷出版作品，日渐成为文坛主力。当然，纷繁多变的文化场域可以让“三十岁一代”作家借力发展，同时也会对其创作造成一系列隐含的问题。他们只有保持与社会现实的深度接触、与民众的常态化交集以及与自我的和谐关系，坚持思想求索与美学探索，才能确保旺盛的创作力。

第三节　“三十岁一代”作家的文学语境

文学作品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生动反映，并对其发展和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千年俄罗斯，社会生活波澜起伏、姿态万千，文学在其中孕育、诞生、成长、壮大，呈现出异常丰富的面貌，不断为人类精神财富宝库增添荣光。

一、回眸千年：俄罗斯文学的曲折多姿

“俄罗斯文学近千年的发展史，经历了这样几个历史阶段：中世纪或称古代（11—17世纪）的发轫期，18世纪的积累期，19世纪的繁荣期，20世纪的多元期。”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突然光耀世界文坛，那么在此前的几百年间，其自身能量的持续积蓄为后来迅速走向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12世纪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以及18世纪冯维辛的剧作《纨绔子弟》、卡拉姆津的小说《苦命的丽莎》、拉吉舍夫的小说《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等都是早期俄罗斯文学的上乘之作。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百余年构成了俄罗斯文学所谓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体裁的创作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从19世纪的多形态叙事到19—20世纪之交的文化与审美叙事，创作成果斐然。文学在文化发展中占据中心地位，对政治、道德、哲学、美学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涌现出一批大师级的文学家：普希金、果戈理、丘特切夫、费特、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布宁、勃洛克、别雷、叶赛宁、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等，为世界文学贡献了大量的经典作品。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诸多文学流派各领风骚，精彩纷呈，整体上可以勾勒出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的演变轨迹。如果说19世纪的黄金时代是俄罗斯文学融入世界文学并跻身先进行列的时期，是俄罗斯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迄今为止的高峰之一，那么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则是流派林立，互相影响、彼此作用的时期，它以反叛性和创造性为突出品质，以诗歌的杰出成就为最大亮点，以“事实性和抒情性相结合，博大宏伟与精致细腻相结合”为典型的修辞特征。

苏联时期，文学的发展道路曲折而不平衡。“苏联文学的大致历程是：经过十月革命后释放革命热情的新旧交替，而在20世纪30年代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标准和创作原则的一统天下；接着又经过反法西斯战争血与火的考验，而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中陷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平庸；后又随着解冻文学冲破思想禁锢而逐渐走向繁荣，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民主化、公开性的新思维并在文学改革和文学政治化的声浪中，与回归本土的侨民文学和走上地面的地下文学重新融合成统一的俄罗斯文学而走向多元。”整体而言，苏联文学保持了艺术建构与社会政治建构的同一性，这个时期的文学叙事主要遵循社会政治的叙事模式。不过，如果加以深入探究，则可以将74年苏维埃时期的文学叙事划分为三个阶段：1917—1934年的“多元、多样”的文学叙事、1935—1953年的一元化“意识形态叙事”和1954—1991年的多样化伦理叙事。总之，尽管受到国家政治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干预，经历世界范围内的战火搅扰，但苏联时期的文学成就依然突出。包括多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内的一批作家享誉世界，优秀作品不胜枚举，从整体上树立了鲜明而厚重的俄苏文学形象。

苏联解体标志着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开端，各个领域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它们则直接或者间接地体现在了当代文学之中。在政治纷争接连不断、经济体制迅速转向市场、文化空间散乱而包容、社会思想激荡不安的态势下，文学的地位陡然转变，它不再是人们文化生活的首要选项，也不再是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心，无力继续充当重塑民族性的平台并为其提供思想资源。解体后的十余年间，文学与国家完全脱离，处于重构秩序的摸索阶段，众声喧哗，嘈杂混乱。“文学失去现实感，失去人民性”——这是最让人担忧的问题。针对文学创作、传播和接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些批评家悲观地认为文学正在面临危机。2001年，拉蒂宁娜以《文学的黄昏》为题发表文章，暗示时下文学的境遇仿若黑夜来临之前的黄昏。她基于对俄语布克文学奖的分析，认为该奖项十年间的获奖小说没有一部可以有理由名留文学史；而就整体而言，当代俄罗斯文学则陷入了天才匮乏的窘境。然而，按照更客观、更理性的分析，这个阶段的文学叙事正在经历话语转型与嬗变，在确认独立主体性的同时力求使得自身的审美品格更加清晰。

这一时期，作家群体由知识分子精英阶层转变成了相对自由的个体。随着书刊检查制度的彻底取消，文学创作的环境宽松了不少，作家思想上的束缚豁然而解，他们的观念更开放，能动性更强，贡献了累累硕果。诸如阿斯塔菲耶夫的《该诅咒的和被枪杀的》、马卡宁的《高加索俘虏》、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洛舍维奇的小箱子》、巴克拉诺夫的《自己人》、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叶甫图申科的《不要在死期前死去》、邦达列夫的《诱惑》、瓦尔拉莫夫的《生》等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得到各界公认，有批评家甚至认为20世纪90年代是俄罗斯文学创作“出色的十年”。涅姆泽尔指出：“我们常常忽视两个朴素的真理：第一，坏的文学总是比好的文学多；第二，从来就没有顺畅的文学环境。认识到这两个令人失望却无法改变的规律，（……）我们就能问心无愧地确认，90年代，文学没有死亡，也不会死亡。”余一中在概述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文学的状况时表示：“90年代上半期，俄罗斯的作家们在乐此不疲地写作，出版社在起劲地出书，读者在更加投入地阅读，失却了神圣光环的俄罗斯文学在继续发展和获得新的成绩的过程中，不断地有杰作出现，只是这一切已不再和‘轰动’有关，人们都以平常的心情冷静地对待这一文学发展的态势。”而90年代下半期“是90年代上半期俄罗斯文学创作的继续，因此它延续了上一时期的发展趋势，其小说的繁荣、题材的丰富、创作方法的多元这几个特点显得更为突出”。

事实上，经历了社会巨变的俄罗斯文学在一定时期之内势必处于一个问题与成就都很突出的特殊阶段，用涅法金娜的话来说，自然发展遭遇爆炸式变化，“演进规则”和“突变规则”同时起作用。“90年代俄罗斯的文学创作失去了热点,少却了轰动,没有了强大精神意识的支持和确定的价值体系,从而对这一文学现状的认知出现了较大的辨识难度。”造成辨识和判断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学领域显现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去中心化后的失落、获得自由后的乱象、融入市场后的趋利均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另一方面，坚守严肃文学阵地的创作者不断推出反思过去、反映当前、反观人性的时代佳作。也正是在世纪之交，“三十岁一代”作家陆续经由各种途径显露创作才华，在文坛崭露头角。

进入21世纪，俄罗斯文学在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中继续发展，虽然没有营造过多的幻想，也没制造更大的希望，却在扬弃与融合中呈现了异彩纷呈的创作图景。从创作主体的代际来看，作家群体内部的新老交替从来不可避免，然而，颇为丰硕的文学成果和传统与创新兼具的文学精神始终在积淀与传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创作者。索尔仁尼琴、阿克肖诺夫、博罗金、阿赫玛杜琳娜、拉斯普京、马卡宁等20世纪后半期俄苏文学的领军人物相继辞世；“四十岁一代”作家中的普罗哈诺夫等少数人仍然坚守在创作一线；托尔斯塔娅、乌利茨卡娅、瓦尔拉莫夫、斯拉夫尼科娃等中生代作家创作势头依旧旺盛；“三十岁一代”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在文学批评方面都已成为文坛主力军；阿夫琴科、卡申、沙尔古诺夫、斯涅吉廖夫、列别捷夫、萨姆索诺夫、杰涅日金娜、科兹洛娃、博加特廖娃等“80后”甚至个别“90后”也已响亮发声。

二、管窥当下：俄罗斯文学的新景观

在追求个性化的文学时代，俄罗斯文坛形成了流派分野芜杂、作品题材众多、叙述式样丰富的整体环境，创作者们顺应浪潮又坚守自我，成就了先锋主义和后先锋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交相辉映，共筑了文学发展的新图景。诚然，有的“主义”勃发，有的“主义”复苏，有的“主义”衰微，各种“主义”时而还会杂糅在同一位作家笔下，营造出特殊的“合成”效果。在如此种种的创作手法之中，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最能体现俄罗斯文学的当代性。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它旨在弥补艺术表达的传统方式存在的局限。受到这种理论构筑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出于社会发展和文学内在更新的需求，后现代主义文学在苏联应运而生。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叶罗费耶夫的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比托夫的小说《普希金之家》、多甫拉托夫的小说《手提箱》、普里戈夫的诗歌等均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然而，这样一种文学样式在长期没有统一的称名，评论界往往冠以“地下文学”“另类文学”“别样文学”“异样文学”“新潮文学”等不同名称，但它们的所指其实就是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学。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上半期，在现实主义文学面临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之际，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叙事话语得以正式登陆文坛，并且很快汇聚为一股热潮，成了能为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定位的重要概念之一。皮耶楚赫、波波夫、库尔恰特金、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托尔斯塔娅、佩列文、索罗金等均是20世纪后期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力干将。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不同，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以一种反常的、极端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它反思和解构的对象主要是苏联意识形态话语，仿拟的原型往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名作的体裁、主题、人物、事件、语言等等，因此“本质上是一种纯粹俄罗斯的现象”。在民众急需精神导向的特殊时期，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把握公众动向，呼应社会舆论，客观上对作家创作理念的更新起到了指引作用。“俄国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影响和俄国20世纪初所谓白银时代文学传统（俄国后现代主义作家都强调他们继承了这一传统）的‘显征’（雅各布森语）的共同产物”，它替迷茫的大众发声，表达存在的荒诞。其本土化特征包括：高度的意识形态政治性、对俄罗斯文学自身传统的承继、独有“观念主义”小说与“隐喻主义”小说的样式、艺术形式实验的独特性。

后现代主义文学以新的观念和手法对文学传统进行创新甚至颠覆，反映了俄罗斯作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诉求和美学探索。姑且不论一大批老、中、青年作家对后现代主义言说方式的不倦追求，也不谈佩列文的《奥蒙·拉》《昆虫的生活》《夏伯阳与虚空》《“百事”一代》和索罗金的《蓝色油脂》等在最近二三十年间引起广泛反响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作品，只要观察哈里托诺夫、马卡宁、列夫金、科罗廖夫、索斯诺拉、乌利茨卡娅、波利亚科夫、瓦尔拉莫夫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已经不难在其作品中发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强大影响。以俄罗斯《文学报》前主编、著名作家波利亚科夫为例，他20世纪80年代初以诗歌亮相文坛，此后主要从事小说创作。波利亚科夫早期发表的《命令颁布前的一百天》《区级的非常事件》《纠错》等中篇小说着眼于尖锐的社会问题，力图揭露官方思想体系的顽疾。苏联解体前后，波利亚科夫诠释现实生活的角度和方式发生了改变，他从直接触摸社会的伤痛转而更多地关注时代变迁对个人内心世界造成的影响。虽然迄今为止创作的《红手机》《无望的逃离》《迷途丈夫的回归》《蘑菇王》《石膏号手，或者影片结尾》《变革时期的爱情》等大部分作品均可归于现实主义，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家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元素的吸收和借鉴却相当明显。

1993年，波利亚科夫发表了《民主小城》，这部糅合仿拟、讽喻和拼贴等手法的中篇小说集政治、爱情和侦探主题为一体，极具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气韵。“由于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非常强大，也由于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中需要提出和回答的问题特别多而迫切，所以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的联系格外紧密”。这篇小说体现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就有这样的特点，读者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篇中的人物跟构建国家崭新历史的知名政治家和金融大亨对上号，而且还能从字里行间觅见自己生活的痕迹。现实主义的传统与后现代主义的试验在1995年首发于《接班人》杂志的长篇小说《牛奶煮羊羔》里得以成功的结合。小说讲述的是一位三流作家和书商联手，在数月之内把一个对文学一窍不通的半文盲包装成了著名作家，并助其拿下国际文学大奖的荒唐事。书名出自《圣经》，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是耶和华吩咐摩西遵守的十条戒律之一，意在要求人们不得做违背人性的残忍之事。作家基于文艺圈热衷于“造星”和包装炒作的事实，通过大胆的想象使人物和事件夸张变形，以荒诞而戏谑的笔触巧妙地讽刺了社会的现况。该书的单行本发行之后广受欢迎，屡次再版。这样的故事不仅不会让读者感到离奇，而且还能令其联想到种种丑恶不公的社会现象和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夹杂着些许无奈的幽默感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带来一种无言宣泄的畅快。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因为缺乏发展的持续动力，后现代主义的热潮渐渐消退，但它并未消失殆尽，其思维方式、创作理念和着笔方式对当代俄罗斯作家依然有所作用。在奇若夫的《一个未来人的黑暗过去》、贝科夫的《正字法》、希什金的《爱神草》等不少作品中仍然能够明显感觉出后现代主义大胆而富有冲击力的风格元素。2010年，俄罗斯大型文化网站“开放空间”(www.openspace.ru)举办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评选，有近五万网民参加投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佩列文得票数名列榜首，可见，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代俄罗斯文学话语转型历程的重要一环，其生命力之强大、影响力之广泛，仍然不可小觑。不过，文学批评界和研究界也存在另外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即对当下俄罗斯文学领域的新现象、新路数、新形式都用后现代主义加以概括，这种泛后现代主义的倾向实则是不可取的。

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短暂而激荡的发展历程相比，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经历了两个世纪的砥砺，从19世纪普希金、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文豪奠定的强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到19—20世纪之交一批革命作家推动的社会主义新文学萌芽，再到苏联时期对发动人民参与国家建设起到过积极作用，同时也具有一定局限性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流派始终主导着俄苏文学的脉动。苏联解体前的十数年，时局剧变，现实主义作家未能及时把握社会动向并对全新局势展开深入跟踪和全面呈现，此类作品的影响力日渐减弱。质疑现实主义文学功用的声音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思潮汹涌袭来，在文学领域抢占了风头。然而，自20世纪末起，俄罗斯文学界又产生了明显的现实主义诉求，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俄罗斯本土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更重要的是文学发展的社会背景发生明显变化所致。国家解体后，出于建立全新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急迫之需，俄罗斯上上下下立足于社会要求，普遍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实利取向趋于显著，这种无意识忽略甚至有意识牺牲本土思想文化以迎合革新需求的导向逐渐与民族传统价值观产生了冲突。当国家政治逐渐趋稳，市场化进程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务实而非理想化地面对自我，重新回归民族价值观便成了一种自觉。立足于民族，回到俄罗斯，回到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依托其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是解决当代俄罗斯问题的最佳途径和理想选择。以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邦达列夫、瓦西里耶夫、利丘京、阿斯塔费耶夫、弗拉基莫夫、波波夫、叶基莫夫、普罗哈诺夫、瓦尔拉莫夫、斯拉夫尼科娃等人为代表的资深现实主义作家努力恢复民族文学的斯拉夫特质，重振其关注现实、描绘社会、揭露阴暗面、教化人心的传统，并在批判与反省的同时着力寻找存在的真实，寻求解决精神危机的出路，勇于提出救国、强国的途径。

2006年岁末，俄罗斯时代出版社推出了全新三十卷本索尔仁尼琴文集中的三卷。和早期的中、短篇小说（第一卷）同时与读者见面的是第七、八卷，当中收入索尔仁尼琴20世纪70—90年代流亡国外期间创作的十卷本长篇小说《红轮》的第一部——《1914年8月》。此前，已逾耄耋之年的索尔仁尼琴对这部堪称俄国革命编年史的鸿篇巨制做了全面删改。

《红轮》以史诗性的叙事风格展现1917年革命前后的历史画卷。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作品完成后曾在俄罗斯出版过，但当时并未引起太大的轰动，甚至还遭到一些人的诟病。1994年，索尔仁尼琴结束了在异国的侨居生活重返故土。十余年间，他亲历了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的种种起伏变化，此时再度回望20世纪之初那段不平静的岁月，他产生了新的体会和思索。作家不顾年事已高，毅然提笔，再次依托文学作品反思俄罗斯社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环。索尔仁尼琴表示，20世纪初期的俄罗斯历史是他一生都不曾割舍的牵挂。新版《红轮》的问世了却了作家的一桩心愿——在有生之年完成其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的定稿和出版。

索尔仁尼琴对创作理想的不懈追求，在当代俄罗斯文学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中显得弥足珍贵。国家转型时期，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兴起，大众价值取向剧变，俄罗斯文学的固有格局被打破，文学流派趋向多元。现实主义文学在全新的创作语境里寻找新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更加注重把社会问题与关于民族问题的哲理思考联系在一起。在索尔仁尼琴这部换了新颜的旧作中，作者力图在不断变化的人文时空中考察苏联历史，通过对革命的宏观勾勒，探究影响历史运行轨迹的思想、文化和心理根源。批判社会和揭露专制并非作者的最终目的，饱含激情的笔触之间流露出的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捍卫、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类灵魂真与善的追求才是不变的主旨。而以《红轮》作为自己总结性文集的主打之作，则是索尔仁尼琴表达对祖国切肤之爱和对民族复兴殷切期望的另一途径。

然而，成就了索尔仁尼琴的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时代已经过去，俄罗斯民众对镇压和大清洗的愤怒、对平反和恢复名誉的激情也被新的焦虑、不安和憧憬所取代。昔日挑灯读禁书的千万“信徒”渐渐散去，新生代的读者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侦探和情爱，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文坛泰斗独自面对的是一个市场为王的时代。社会话语方式的改变让年近九旬的索尔仁尼琴不得不寻求与公众对话的新途径。如果只能依靠流行的电子传媒才能被更广泛地接受和理解，那又何不一试？于是，作家亲自出任编剧，和导演潘菲洛夫一道打造与其长篇小说《第一圈》同名的电视连续剧。2006年秋天，在俄罗斯电视界权威的“特飞”奖评选中，索尔仁尼琴“理所当然”地荣膺最佳编剧的奖项。曾经撞击出无数思想火花的文字转化成为现代技术支持下的精致影像，被通俗化了的索尔仁尼琴成了娱乐媒体的报道对象……当文本的力量在这个读图的时代被无可挽回地削弱时，索尔仁尼琴收获的与其说是诠释作品的新观念，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一声叹息。

无论个体曾经对大众起到过怎样的影响，在不期而至的言论自由面前，他都得承受被不断评说和重新定位的事实。曾几何时，因为扮演了时代检察官的角色，索尔仁尼琴被俄罗斯人推崇为精神偶像。然而，随着崇拜热的降温，他的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2002年，与索尔仁尼琴一样有过流亡经历的作家沃伊诺维奇出版《神话背景下的肖像》一书，提醒人们警惕对索氏这样的所谓“当代英雄”的个人崇拜。此后，奥斯特罗夫斯基在《索尔仁尼琴——告别神话》中也试图把作家还原到一个更可触及的位置。今天的俄罗斯人认识到，对于地跨亚欧大陆、受东西方文明浸润的俄罗斯而言，能在民族发展的漫漫征程上提供理论支撑的指路人并未出现。“双头鹰”究竟应该朝哪里看？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俄国思想史中传统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论战还在延续。索尔仁尼琴也并非先知先觉的预言家，从全新改版的《红轮》中我们看到，他在用坚定的斯拉夫主义守候俄罗斯的未来，而这只是这场多声部思想论争中的一种声音。

再看俄语文学界的重量级人物艾特马托夫。沉寂十余年后，他于2006年携长篇小说《山倒之时（永远的新娘）》重回读者视野。小说的主人公阿尔森·萨曼岑是位记者，他对歌剧女演员艾达娜·萨马罗娃一往情深。为了赢得芳心，阿尔森决定根据“永远的新娘”的古老传说为心上人度身打造一部歌剧。可艾达娜却抵挡不住名誉的诱惑，投入了娱乐业大亨的怀抱，成为受歌迷追捧的当红明星。阿尔森被大亨指使的喽啰追杀，不得不带着受伤的心远走天山，投奔叔父，为富有的阿拉伯酋长组织猎杀雪豹的活动。在茫茫雪山之巅，他要面对爱情、名利和死亡的考验，还有人与自然的对话与对立……

艾特马托夫这部《山倒之时（永远的新娘）》与其前期作品多有呼应，作家在20世纪中后期发表的《查密莉雅》《别了，古利萨雷！》和《白轮船》等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主义笔法、浪漫的抒情意味以及浓郁的民族特色均能在其中感受得到。小说仍旧采用人和动物两条情节线索交错呼应的叙述方式，只不过这回充当动物主角的不是《白轮船》中的鹿，也不是《断头台》中的狼，而是珍稀动物雪豹。跟《白轮船》和《一日长于百年》类似，《山倒之时（永远的新娘）》也以民间故事作为红线贯穿始终，同时突出人物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新作与旧著的艺术特色存在明显的类似，这无疑会令人感到疑惑——作家的创作是否陷入了自我重复、踯躅不前的境地？如果对艾特马托夫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历程略加回顾，我们就会发现，《山倒之时（永远的新娘）》其实是他在经历了创作的困难时刻后有意向传统风格回归的作品。

苏联解体后，艾特马托夫开启了全新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曾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活跃在外交舞台的政治人物，其思想趋向和创作理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4年，艾特马托夫一改文风，推出了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长篇《卡珊德拉印记》，其中拼接了多种文体和体裁，科学幻想和政治幻想的色彩浓重。出乎作家的意料，《卡珊德拉印记》遭到了一向喜爱其作品的俄语读者的冷遇；俄罗斯文学评论界对其思想上的趋时、一味迎合潮流和过度取悦西方读者提出了尖锐批评。张捷在《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一书中指出，艾特马托夫想借《卡珊德拉印记》说明，“在当今世界上战争的根源似乎已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人们遭受的痛苦和灾难似乎已不是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造成的，而是由于有一批天性有缺陷的‘灾星’降生到了世界上。只要采取措施阻止他们出生，就可确保天下太平和人们生活幸福。作者把这种小儿科的童话故事当作‘最新发现’向人们兜售，由此可见其思想的浅陋”。艾特马托夫摒弃了一贯的风格，可其“创新之作”从形式、内容到思想性却被全盘地否定，作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创作危机。

庆幸的是，在《山倒之时（永远的新娘）》中他重回现实主义轨道，通过讲述发生在当今社会各色人等之间的恩怨情仇，传达出对时代变迁的深刻体悟。艾特马托夫着眼于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全球化趋势，以文学的笔触探究这股热潮引发的诸多问题。在作家看来，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使生活在地球上的亿万居民超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不断融合，但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震荡，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种种负面现象：在物质相对丰盛的年代精神却普遍失范，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皆可售卖的原则大行其道，强势文化的传播导致人们思维和观念的趋同，而在不惜代价破坏自然环境的同时人类也囚禁了自身……艾特玛托夫并未停留在对阴暗面的指摘上面，而是着力表现个体在现实境况中的隐忍、挣扎、对抗和异化。书中主人公阿尔森创作的小说《杀还是被杀》恰恰反映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普遍矛盾——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全球化的大潮之后，应该保持个性还是无奈地舍弃，应该坚守道德准则还是违心地背离，这成了与生存和毁灭相关的两难抉择。面对压力无处不在的时代，怎样遏制道德之恶而不被俘虏，怎样净化心灵同时又尊重异己？怎样传承本土文化的精髓从而发扬文明的多样性？诸如此类，都是《山倒之时（永远的新娘）》追问的题目。

能够如此掷地有声地提出问题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解读，与艾特马托夫从20世纪90年代亲西方的和世界主义的写作立场回到民族本位直接关联。正是这种回归强化的文化自主意识使作家把社会问题与关于全球化的思考紧密联系起来，充满诗性、激情与忧患意识地关怀自然、社会和人性。很明显，《山倒之时（永远的新娘）》的思辨色彩与艾特马托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小说创作的哲理性原则完全吻合。然而，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颇似政论作品的提纲——各章都以议论开篇，先抛出论点，再把叙述当作论据来说明它。成段的抽象思考被模式化地嵌入作品当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鲜活的对话和细腻的描写作为代价，这样一来，文本的形象性和连贯性就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了。所幸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制造出一系列跌宕起伏、极富戏剧性的情节，抓住了读者的眼球。

对于艾特马托夫而言，重拾曾经驾轻就熟的创作技法和套路或许不难，但要把当代的故事讲得精彩可信也非易事。作者对人物的塑造尚有不尽合理之处，类型化的痕迹比较明显。例如，已近40岁的歌剧演员一夜之间居然能在竞争激烈的流行歌坛上异军突起，红透半边天，即使有贵人相助，这也多少有些违背市场的规律；从业经验丰富的记者为人处事却十分率真，透着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人物之间的对话往往文艺腔过重，不够自然。而从语言层面上看，艾特马托夫的用词虽然讲究，但显得老套而拘束。或许，习惯了外交圈子的艾特马托夫需要更加贴近大众，切实回到生活本身，让自己的文字避免流于凌驾万人之上的超凡遐想——只有作品蕴含的生活底气足够厚重，理性的升华才不至于变成空中楼阁。

以上我们以两位知名作家的作品为个案，详明地展现了新时期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对深厚传统的扬弃和对社会新貌的探索。正是这种对文学精神的坚守和创新支撑着现实主义在起伏过后再度蓬勃发展。事实上，秉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们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品格和叙事形态多彩多姿，既不疏于刻画现实矛盾，展现爱国情怀和民族文化，又着力记录原生态，甚至追求纪实与幻化的结合，这从以下将要简要列举的拉斯普京、乌利茨卡娅、斯拉夫尼科娃和瓦尔拉莫夫的创作情况便可见一斑。这四位分别出生于20世纪30—60年代的作家富于创作力和表现力，都称得上是20—21世纪之交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拉斯普京出生于1937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直至2014年去世，他在俄苏文坛上活跃了半个多世纪，堪称当代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他在苏联解体前发表的《为玛丽娅借钱》《最后的期限》《告别马焦拉》《失火记》等作品主要着眼于农村和农民，充满了厚重的乡土意识和道德意识，作家也被视为农村小说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90年代起，他随时代而变，在延续一贯的创作主旨和价值取向的同时更加直接地针对社会危机大声疾呼。在《谢尼亚上路了》《在医院里》《下葬》《女人间的谈话》《突如其来》《傍晚》《农家小屋》《新职业》《在故乡》《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等一系列短篇和中篇小说里，拉斯普京大力批判世风日下、物欲横流、道德败坏的社会现实，极力主张回归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和自然乡土。

与此前相比，拉斯普京近三十年来在创作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创作题材有所拓展。从集中关注农村转为城乡并重，并且通过城乡互动的视域透视个人的生存冲突，进而辐射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第二，态度更加坚决。苏联时期创作的作品并未对社会制度进行全盘否定，只是希望促成局部的改善和个别问题的解决；而在后期的创作中，拉斯普京不遗余力地批判整体的社会危机，与此同时，他又寄希望于普通百姓，不仅对他们始终抱有同情与怜悯，而且赋予他们以抗争意识和英雄主义气概。第三，立场更加鲜明。借由作品透视俄罗斯文明的基本准则在现代与传统、中心与边缘、道德与欲望的博弈中遭受的折损，探寻俄罗斯人的精神回归之路。“这种‘拯救人心’的出路表现在拉斯普京的作品中便是一种宗教回归意识。在作家9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这种宗教回归思想成了拉斯普京作品人物的精神归宿。”

乌利茨卡娅是当代俄罗斯现实主义流派当中不可忽视的一位女作家。她1943年出生于乌拉尔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获得生物学副博士学位之后曾从事科研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文坛崭露锋芒。乌利茨卡娅的主要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穷亲戚》，中篇小说《索涅奇卡》《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愉快的葬礼》，长篇小说《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您忠实的舒里克》《达尼埃尔·施泰因，译者》等。乌利茨卡娅的创作深受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她继承和发展了由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等经典作家开创的“小人物”题材，多以家庭生活为创作源泉，在平实朴素的叙述中展现普通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生动地传达出弱势人群在残酷现实中的隐忍、挣扎与向往，表现爱与宽容的永恒主题。《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围绕一个家庭的世纪变迁展开叙事，通过诸多含义颇丰的“病案”窥破各异的人生。虽然“药方”终究难觅，但作家对个体情感和家庭生活的深刻观察和入微刻画无疑会带给读者诸多的思考。

出生于1957年的斯拉夫尼科娃毕业于乌拉尔大学新闻系，198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发表了数十篇短篇小说和《像狗一样大的蜻蜓》《镜中人》《不朽者》《2017》《脑残》等长篇小说。获得2006年俄语布克文学奖的长篇小说《2017》情节起伏跌宕，讲述了一段颇为离奇的爱情故事。主人公克雷洛夫送自己的老师、历史学教授安菲洛果夫到极北地区的深山探险。在火车站，他遇到一位同样前来给教授送行的神秘女子塔尼娅，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俩互相不留任何联络方式，每次幽会时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某天其中一位因为某种原因不能赴约，他们就可能再也无法相见。一次，即将见面的二人被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化妆游行队伍冲散了，幸亏一位工程师帮忙，他们才得以重聚。后来，安菲洛果夫教授命丧深山，而与克雷洛夫约会的塔尼娅其实就是教授的妻子。在得到了巨额的遗产之后，塔尼娅对物质的迷恋越发升级，她毅然决然地与克雷洛夫分了手。后者怅然北上，开启了探险寻宝之旅。

《2017》这部作品从故事构思、情节设定到语言表达都充分展现了斯拉夫尼科娃充沛而无羁的想象力，她的创作思绪既天马行空又令人信服，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浑然天成。从内容来看，乌拉尔传说与俄罗斯现实的交融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之一。作者巧妙地把巴若夫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关于乌拉尔山神的神话故事《石姑娘》嵌入科学家深山寻宝的经历之中，使二者在人物关系和情节演进上彼此呼应，通过非现实的传说强化当代现实的离奇、荒谬。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则是小说的另一条主线，其间又穿插着侦破、探秘等题材元素，可以说是对当下生活风尚既写实又超脱的记录。不仅如此，作者把小说场景置于与出版年份间隔十余年的2017年，寓意颇深。首先，这是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这样的设计体现出文学对当下生活的反思和对俄罗斯未来走向的预测。另外，现实和未来两个时空的交织，从不同层次、不同深度反映出人物的存在状态和作者的价值取向，在对今天的生活进行总体分析的同时窥探未来：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这一切将怎样结束？从艺术手法来看，《2017》兼具对传统的尊重和对创新的追求。它糅合了花样繁多的表达手段，有写实的描绘，也有对神话世界的戏仿、游戏、解构。作品的语言风格玄妙精巧，大量的比喻营造出紧迫的现实感和形而上的超然。

瓦尔拉莫夫出生于1963年，从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已出版的主要作品包括中篇小说《生》《乡间的房子》《山》《冷海中的热岛》和长篇小说《傻瓜》《沉没的方舟》《穹顶》《臆想之狼》等，另外，他还著有普里什文、格林、布尔加科夫、阿·托尔斯泰、普拉东诺夫等作家的传记。在《生》这部作品里，作家聚焦一对夫妻迎接新生儿的全过程，通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描绘爱、希望与信仰在人生历程中的失而复得。作品关注普通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探究当代社会包括夫妻在内的人与人之间形成隔阂的原因，呼吁构建自由、和谐的心灵净土。长篇小说《穹顶》讲述一位名叫尼基塔的数学天才的故事。此人笃信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数乃万物本源的说法，认为地球上的任何事情都无法取代数字之谜带来的愉悦与震撼。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尼基塔为了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在故乡小城沉寂数年后毅然重返莫斯科。然而，这个不追求高薪与升迁，甘愿忠诚守卫数学王国的年轻人却没有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工作与生活的不如意逼得他走投无路，重返家乡。可小城里发生的一切却更让他始料未及——整座城市都被一个神秘的穹顶罩住了，与外界完全隔离。生活在穹顶下的家乡人把尼基塔当成异类，无法接纳他。孤独的数学家只得“砰的一声关上门，远离尘嚣，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部作品是被断送了前程的天才的内心独白，他的辗转追寻换来的只是无望的桎梏，他仿佛被困在了无形的穹顶之中，走不出来。作家把现实与哲思巧妙地融合到一起，借助弥漫着神秘、玄妙气息的叙述反思当代人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意识。

如果说斯拉夫尼科娃和瓦尔拉莫夫等人的作品凸显的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追求的多元融合，那么博亚绍夫的《穆里的路》则是一部具有显著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博亚绍夫出生于1961年，他不是职业作家，曾任职于俄罗斯中央海军博物馆，现在是圣彼得堡纳希莫夫海军专科学校的历史教师。他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中篇小说《狂人和他的儿子们》《骗子和僧人的故事》以及长篇小说《舰群》等视角独特、叙事巧妙、风格鲜明。2007年7月，其长篇小说《穆里的路》荣膺俄罗斯第七届国家畅销书奖。

《穆里的路》讲述一只名叫穆里的小猫独自游历欧洲的奇特经历。20世纪90年代初，巴尔干战争的炮火打破了穆里和主人在波斯尼亚农村的平静生活。失去了居所和财产的主人一家无奈只得抛下穆里远去他国求生，猫咪从此无家可归。然而，它心有不甘，渴望找回呵护它的主人和安宁的生活。于是，穆里从硝烟弥漫的家乡出发，踏上了艰辛的寻觅之旅。在途中它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和动物，他们都在自己选择的征途上行进。富裕的阿拉伯酋长乘坐私人飞机不停歇地环游地球；失意的萨格勒布天文学家孤独地观察着各种星体的运行轨迹，内心早已随之遨游太空；远道而来的中国人沿着窄窄的绳索一往直前；虔诚的朝圣者向着天边的西藏神山义无反顾地进发；龙虾们排成队在海底逡巡；鲸鱼迪克执着地朝着故乡北极的方向畅游；而酷爱哲学的小狗则在臆想中走遍了所有可能的道路……另外还有一些人和动物虽然暂未上路，却都在为此积极准备，其中包括古怪的犹太法学家、被困在轮椅上的奥地利登山运动员、留着小胡子的塞尔维亚人、以色列埃拉特港的年轻女划桨手、德国农场里被阉割过的猫。尽管并非每一次相识都很愉快，但穆里还是结交到不少朋友，有的还试图劝它停下脚步，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对于前途未知的穆里而言，新朋友们的建议可谓很具诱惑力。然而，这终究无法阻挡它前进的步伐。它很清楚，整个行程并非随性而为，自己想要达成的是关乎生活根本的严肃目的。穆里花费四年的时间几乎穿越了整个欧洲，最终抵达瑞典的哥德堡，并奇迹般地在国际难民营里找到了从前的主人……

《穆里的路》是一个哲理故事。全书借由一只充满灵性的小猫阐释“路”这个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命题。一开篇作者便强调，文学作品中与路相关的主题不胜枚举——探路、上路、在路上，世间路、官路、心路，贤路、歧路……而根据老子、亚里士多德、基督耶稣等圣贤的指引则能描绘出一幅阡陌交错的精神地图。事实上，路所连接的不仅是另一个地点，更是另一种存在和可能。小说的主体部分讲述主人公穆里的漫漫征程，它在寻找亲近的主人和安逸的家园，同时也在寻找幸福的感觉。在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之中穆里渴望得到的是生活的新坐标，它脚下的长路呼应的是心的方向。踏上未曾料想过的寻亲路，穆里并不清楚前景将会如何。这种以明确的目标挑战未知的做法与书里的一些人和动物截然不同。对他们而言，上路本身就是目的，他们体验的是行进在路上那种天马行空的感受。小说详述了两位分别来自英国和瑞士的学者的激烈争辩——面对铺陈开来的条条道路，行走的过程与最终的结局孰轻孰重？前者坚信指引每一条路的总是具体而实际的目标，上路与否是理性抉择的结果，经过跋涉走到终点是所有路人的企盼；而后者则认为生命的价值恰恰在于一次又一次的出发，无限风光尽在途中，纯粹的经历足以回味，随遇而安也不失为淡定之举。小说结尾，穆里如愿地找到了主人，梦想似乎已经变为现实，然而，如此的执着是否真的能换回往昔的美好时光？等待穆里的是否还有颠沛流离的新旅程？一切尚不可知。穆里完结了一次旅程，同时又站到了新的起点上。或许，它只能越走越远，再也回不到从前；或许，任何路程都注定不归。

《穆里的路》是一个励志故事。主人公怀揣艰难时世中尚存的梦想，不向命运低头，敢于挑战自我。失去家园乐土的穆里一无所有，可是面对未来却勇于抉择——不顾大自然的风霜雪雨，也不顾周遭的喝彩与嘲弄，在纷繁的世相中坚守自己的信念，永不停息，永不言弃。在这个层面上，《穆里的路》与理查德·巴赫所著的《海鸥乔纳森》颇为神似。勇敢的海鸥“飞到两千英尺的高空，无暇顾及失败或死亡”。如果说乔纳森渴望的是以挑战极限的飞行高度来征服世界，那么穆里就是通过丈量行走的长度来彰显自己的价值观——路越走越开阔，幸福只有追求才能不断靠近。穆里和乔纳森以自己的行动证明，碌碌无为是轻视个体力量的必然后果，成功是对秉持信念不断超越的褒奖。

《穆里的路》是一个讽喻故事。形单影只的小猫被赋予了宏大的社会意义，在作家描绘的人、神和动物奇幻交错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人类社会的现实境遇。穆里所喻的是从苏联这个昔日超级大国的影子中走出来的俄罗斯。在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后，它正在竭力重探民族的复兴之路。面对种种挫折与失败，何去何从的困惑不可避免。勇气、行动和坚持才是如此情形之下最为明智的选择。穆里所喻的是整个世界。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人类文明的成果得以不断传承。然而，富足与安宁的表面却难掩贫穷与野蛮的阴影，冲突和战火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和平的理想，生态、环境、气候——大自然的警钟频频敲响。最初的梦想已经远去，曾经的家园不再拥有，这或许是无法逃避的境况。那么，在从不平坦的前进之路上，我们是否应当让自己的步伐变得更加稳健，让彼此的节奏变得更加和谐？

博亚绍夫拥有表现近乎幻想的真实的勇气。他把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流亡国外期间饲养的小猫穆里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原型，通过多重的叙事方式营造出虚幻的环境、灵动的氛围和多姿多彩的意象，将凡夫俗子、大自然和神魔幽冥的世界互相融通，为现实罩上了光怪陆离的魔幻外衣，展现出一种生活在别处的异样感受。博亚绍夫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文学作品不应让人感觉枯燥，他喜欢在作品中“瞎说”，因为作家越会“瞎说”，作品就越有意思。博亚绍夫所谓的“瞎说”其实就是建构奇幻的过程，这种创作手法看似神奇怪诞，真假难辨，实则旨向明确，意境悠长。博亚绍夫以幽默空灵、变幻多端的笔触把冲动和理性、意愿和实际的碰撞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穆里的路》还糅和了“壮士歌”这种俄罗斯民间创作体裁的典型元素，为小说增添了强烈的修辞意味，体现出当代俄国知识分子自觉的民族意识。作家吸收多种文学流派的创作特色，巧妙借助读者似曾相识的叙说方式达到了揭示当下矛盾冲突的写作目的。

现实主义观照下的文学创作在发展中不断产生新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不少作品以坦率记录的方式如实描摹时代新貌，将复杂的人性和多变的现实用不加粉饰的方式呈现出来，营造出写平凡人、讲平常事的真切感，在追求自然效果的同时为读者提供感受和思考的诸多可能。创作者们被新现实所触发，融合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表现手法和叙写方式，形成了一种具有日常哲学意味的独特美学现象，被冠以新现实主义（новый реализм）之谓。

早在苏联解体之初的1992年，斯捷潘尼扬就对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发展新动向有所关注，他借用19—20世纪之交针对吸纳了现代主义手法的现实主义作品所言的“新现实主义”对其加以定位。90年代中期，斯捷潘尼扬、巴辛斯基、卡兹纳切耶夫等人纷纷主张正视新现实主义时代的到来。新千年伊始，一批以细微的现实描绘作为基底并与多种文学现象展开积极互动的创作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俄罗斯小说的书写范式，为读者带来了新鲜的阅读体验，属于“三十岁一代”作家群体的格拉西莫夫、普里列平、叶利扎罗夫、先钦、萨都拉耶夫、伊万诺夫、古茨科等人以及年纪更轻的巴布琴科、沙尔古诺夫等成了这股创作潮流重要的助推力。阿格诺索夫曾预测，“传统形式的社会小说还将长期无人问津,而将哲学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同时运用了后现代诗学因素的新现实主义作品将成为至少最近十年的主导趋势”。从21世纪前20年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轨迹来看，阿格诺索夫的预言相当准确。

除了“新现实主义”这一提法，批评家和研究者们还用林林总总的名称对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下的发展变化进行概括，譬如，后现实主义（постреализм）、超元现实主义（трансметареализм）、本体论现实主义（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存在主义的现实主义（экзистенциальный реализм）、新古典主义小说（нео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形而上的现实主义（метафиз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等等。这样的归纳是对庞杂的文学事实进行分类梳理和理论审视的尝试，无论是用各种形式的现实主义还是用带“新”字的古典主义来统括此类创作，都表明了一个事实：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已具备了延展出一种新的文艺现象和文学流派的潜质。尽管目前围绕新现实主义的讨论还在继续，争议仍然不断，但不可否认的是，这股创作潮流所包含的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新意已经显露无遗。

第一，新现实主义承袭传统现实主义的原则和逻辑，在当代背景下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反映新的日常经验和时代事件，传达普通人的思想、情感和心理。一般而言，行文甚少渲染怜惜、讽刺、批判或者其他的情绪和态度，只将冷静观察与深入洞悉的结果呈现出来，保留最大的艺术真实。当然，新现实主义并不拘泥于纪实，创作者的文学意义观也不仅体现在承认并直面快速的变化这方面。他们希望借由作品呼吁对现实进行改造，进而探寻人类存在的本质。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概念相较，新现实主义内容的明显变化在于，现实的所指范围大幅扩展，它不仅包括客观的外部世界，更涉及个体内心的意识、感受和认知，作家们不会为各种各样的现实境况强加上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是潜入其中，从内部加以开掘。

第二，新现实主义打破描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常规做法，尝试更加多样化地塑造人物，努力以富于个性的方式讲述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创作者们旨在呈现个体的生存实况和精神状态，不带任何美化的意味，也不添加任何理想主义色彩，而是反映人的真实处境、个性、感受、态度，揭示独特而残酷的“事实真相”。随着创作主体性的加强，一些作家不甘于停留在纪实主义的层面，而是亦实亦虚地突破真相。新现实主义的一个主导趋势便是作家遵循叙事的自传性原则，在塑造人物时“现身说法”，还原自身的故事和个人的经验，要么使人物等同或者趋近于作家本人，甚至连主人公姓名都与自己保持一致，要么让自己部分地化身为主人公的角色，将真实经历融入故事，使之成为来源于现实的情节，将作家个人命运和角色命运融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文本的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拉近了小说与传记、回忆录等文学式样的距离。

第三，新现实主义旨在推进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话语革新，充分吸收其他非现实主义流派的经验和手法，在体裁、结构、风格、文字等方面用杂糅消解纯粹，将传统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加以调和，将封闭的艺术模式转变为开放的艺术形态，在解构和建构的互动中完成自我定位，显示出独特的美学追求。除了对后现代主义艺术经验的直接呼应，新现实主义也不排斥包括存在主义、神秘主义、自然主义、先锋主义、现代主义等在内的各种元素。

总之，新现实主义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坛上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它蕴含着别样的美学方略。诚然，新现实主义并不割裂与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之间的联系，它积极保留其普遍范畴内的基本要义，主张从小我出发看大世界，于细微之处见全貌，通过对现实的全方位关注和介入扬善弃恶、针砭时弊，并且“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对现实进行的批判更加彻底，更加大胆”。与此同时，新现实主义的创作者在内容呈现和美学追求方面不断开疆拓土，积极主张思想的自由度和艺术的创新性。在使作品充盈着思想理性之光的同时，他们强调个体经验，突出人物个性；在文本的表达上并不一味地追求玄虚、乖谬，而是讲究多变的叙述节奏和丰富的叙述层次。可以说，新现实主义是俄罗斯进入社会发展新阶段后在文学层面的一次蜕变。而“三十岁一代”作家作为扛起新现实主义文学大旗的重要创作群体，将在本书的后续讨论得到集中关注。

从以上我们对当代俄罗斯文学流派分野的梳理当中不难发现，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面对新的现实，创作者们以各自的方式形成了更多元的写作立场，实现了更多重的审美可能，创造了更多样的叙事话语。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真切的观察与入微的表达，涉及的题材可谓五花八门、包罗万象。政治、城市、乡村、家庭、宗教、战争等典型题材的创作成果立体地折射了各社会阶层的生存状况、情感体验、精神探求，饱含时代意蕴。我们仅以城乡书写、战争书写、知识分子书写为例，既侧重于从时间、空间、事件、人物的不同角度，又综合地管窥相关创作题材的重心变化。

作为文学语境的城市和乡村历来都被视作意蕴繁复的审美空间和内涵丰厚的价值范畴。只要对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稍加观察就能发现，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创造的莫斯科文本、彼得堡文本等为探究城市形象的内涵提供了丰富的范例；而阿克萨科夫、屠格涅夫、皮利尼亚克等人的作品则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学特质。从20世纪中叶起，特里丰诺夫、阿纳托利·金、普罗哈诺夫、马卡宁等创作的城市小说（городская проза）着重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城市的社会属性，通过描摹都市小人物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生活解读所处的历史时代；而别洛夫、阿列克谢耶夫、拉斯普京、舒克申、阿斯塔菲耶夫等描写农村的地缘景观、乡风民俗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心理特征、精神风貌，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且基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管窥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形成了农村小说（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流派。这一流派“是对农村的形成、发展及其出现的种种社会变动的独特反映，体现了作家们对农村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和反思”。20—21世纪之交，社会结构迅速变迁，作家承担着书写城乡发展与互动的使命，形成了关涉城乡的叙事趋向。他们笔下的现代都市与乡土社会构成对立共存的动态平衡关系，二者的主体性意象既对峙又融合，城乡人物的身份更加复杂，辗转在现代化城市与故土原乡之间的人们往往因为陷入自我体认的迷途而缺乏归属感。波利亚科夫、斯拉夫尼科娃、伊利切夫斯基等作家具有丰富的城市生活在地体验，他们以都市生存状态为创作源泉，洞察都市情感症候，表现带有尖锐社会意识的都市主义；叶基莫夫、扎哈罗夫等具有厚实的乡村背景，熟稔农业文明的当代表现，他们扎根乡土，聚焦社会变迁给农村固有的生存方式和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带来的冲击，揭示乡野环境衰败、人性荒芜的现实样貌。拉斯普京、瓦尔拉莫夫、古茨科、先钦等拥有从乡村进入城市的经历，对农业文化与城市文明的碰撞体认深刻，他们把城市与乡村视为某种意义上的“他者”加以发现。

20世纪俄苏文学中的战争书写内容颇丰，形成了影响甚广的战争文学流派。苏联时期涌现出了大量描述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小说，这两次战争对俄罗斯民族自我存在的肯定和道德精神的认同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从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社会转型开始，作家观察和体悟生活的向度陡然增多，战争小说在书写对象、叙述角度、思想内涵、表达方式上也都发生了显著变化。阿富汗战争和包括车臣问题在内的民族武装冲突成为与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同样重要的题材；当下的意识形态与传统观念发生激烈碰撞，国内战争不再仅被视为对十月革命成功的肯定，卫国战争的辉煌胜利也不再完全归功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小说的艺术形式更加繁复，夸张、怪诞、象征、讽喻等成了表现战争的常用手法。阿斯塔菲耶夫、弗拉基莫夫、马卡宁、古茨科、帕夫洛夫、萨都拉耶夫、卡拉肖夫等老中青三代作家纷纷对战争展开个性化的述说与反思。

知识分子主题是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知识分子形象也是俄罗斯文学最为典型的群体肖像之一。随着当代俄罗斯社会形态的分野和异变，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经历了一场精神斗争，产生了一系列新特点。波利亚科夫、托尔斯塔娅、马卡宁、斯拉夫尼科娃、佐林、伊利切夫斯基等人集中聚焦当代知识分子，为他们构建新的形象谱系。以波利亚科夫的创作为例，成名于苏联时期的他擅长对真实可触的素材进行艺术加工，一直关注知识分子在变革前后的心路历程，这一点在他的《荒唐之极》《无望的逃离》等作品中均有体现。而在201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变革时期的爱情》中，作家将记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描写其在新时期的精神裂变。小说塑造的《世界与我们》报三任主编的形象反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他们中有人始终坚守底线，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有人为了争权夺利丧失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最终只能黯然消逝；也有人虽保留了基本的良知，奈何早已屈服于现实，随波逐流，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俄罗斯文学制度的快速变迁，名目繁多的文学奖项应运而生，数量多达160余种（还有一种说法为300余种）。各种奖项的主办方、性质、规模、对象、影响力等不尽相同，有些奖项从创设到停颁只是昙花一现，有些奖项的评选因为种种原因进行得时断时续，还有一些奖项则坚持每年按期颁发。目前正常运作的文学评奖活动非常丰富，其中包括：由隶属于俄罗斯总统的文化艺术委员会提名并由总统签发的俄罗斯联邦文学艺术国家奖，以总统名义颁发的少儿文学作品国家奖，由非官方创立、奖掖长篇小说的俄语布克奖，力推年度热门作品的国家畅销书奖，旨在推动全民阅读、奖金额度空前的“大书”奖，奖励诗歌创作和研究的帕斯捷尔纳克奖，弘扬文学创作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力量的亚斯纳亚·波良纳奖，鼓励中篇小说创作的别尔金奖和鼓励短篇小说创作的卡扎科夫奖，支持文学新人的处女作奖，等等。

文学评奖制度对于促进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经由相关评委的精挑细选，一部又一部优秀作品得以脱颖而出，凭借出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成为文化亮点。经过一年又一年的累积，这些佳作逐渐汇聚成了当代俄罗斯文学图景的一种缩影，在勾勒文学创作的主要脉络的同时有助于揭示文学史演进的潜在规律。另外，专业人士定期对创作成果进行社会评价，将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通过大众媒体广泛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对读者产生导引和影响。而对于创作者而言，获得某个奖项或者获得提名意味着作品的艺术水准得到了相对权威的认可，其媒体曝光率和社会影响力均会得到提升，因此，奖项本身可以说是一种象征资本。同样重要的是，获奖或者获得提名的作品无疑会受到更多的关注，这能促进图书的销售，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总之，在市场化体制下，文学奖成了俄罗斯文学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它有助于在创作者、研究者、读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也能围绕文学作品把宣传、出版、发行、销售等活动结合起来。

俄罗斯现行的各种文学评奖制度并非尽善尽美。在运作机制方面，还需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向继续前进。在评选标准方面，各奖项的评委对于作品内容的选择应该更加包容，更多地兼顾普通读者的喜好。在奖项影响力方面，以高额的奖金、企业的赞助、富有冲击力的广告语等形式吸引各方关注，这本身无可厚非，例如，俄罗斯联邦文学艺术国家奖的奖金达500万卢布，“大书”奖前三名的奖金分别为300万卢布、150万卢布和100万卢布，俄语布克奖的奖金为150万卢布，而国家畅销书奖的口号就是“一夜成名！”（Проснуться знаменитым！）。然而，文学作品的价值归根结底在于其审美价值，文学创作的生命归根结底在于读者的阅读，如果评奖过多地受到物质利益的驱使，一味以制造热点、增加销售为目的进行运作，致使文学创作者纷纷把获得评委的青睐作为标准进行创作，那么这就会让奖项失去对优秀作品的公正裁判权，也会让文学失去应有的精神高度。波利亚科夫就曾对俄语布克奖的评选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该奖的评选标准在思想上过于偏向自由派，在艺术上过于追求实验性，因此与现实当中如火如荼、多姿多彩的文学生活关联甚少，并且会导致“年轻一代的作家从书写具有社会意义的主题转向实验的、封闭的主题”。

林林总总的文学奖所具备的风向标作用不容忽视，其中，从1992年起开始颁发的俄语布克奖、从2000年起开始颁发的国家畅销书奖和从2005年起开始颁发的“大书”奖被公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非诗歌作品设立的奖项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三个。虽然它们的遴选对象、标准和目的各有侧重，但其共性在于评委的构成兼顾专业性和多样性，评选准则兼及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风格，获奖作品往往能够发挥引领文学风尚、提高读者阅读品味的社会效应。“三十岁一代”作家是当代俄罗斯文学景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此不仅可通过文学批评界、出版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加以确认，也能在上述文学奖的入围名单、决选名单和获奖名单当中找到佐证。

“三十岁一代”作家获得俄语布克奖、国家畅销书奖和“大书”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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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值得注意的是，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前十名当中作家占得三席，另两位分别是作家鲍·斯特鲁加茨基和利莫诺夫。这说明文学对社会意识的影响依然存在。鲍·斯特鲁加茨基与其胞兄阿·斯特鲁加茨基是二战以来俄罗斯最著名的科幻作家组合，他们的作品深受几代俄语读者的热爱；而作家兼极右政党领袖利莫诺夫历来以大胆的言行受人关注，他在文学和政论作品中呈现的极端观点为其赢得了不少拥趸。
62. 张捷：《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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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此表所列的是获得俄语布克奖及进入决选名单的作品，获得国家畅销书奖及进入决选名单的作品，获得“大书”奖第一、二、三名及“大书”奖之最受读者欢迎奖第一、二、三名的作品；按作家姓氏的俄语首字母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