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窗人去远

我想了一下,这篇回忆文字需要从我整理旧书说起。

我念过八年私塾,读过的、收藏的旧书不少,“三、百、千”“四书五经”,连同那些铜版、木版刻印的古代诗文选本、专集,以及部分史学名著,加起来总有一二百本吧。那淡淡的书香中,不仅埋藏了我的辛劳、凄苦的童年,浸透着近三千个日日夜夜的心血,而且许多书册上都留存着塾师的“手泽”:封面上有他用正楷题写的书名和我的名字,书页上还有他用朱笔点出的断句。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刻意地珍藏着。它们跟着我从僻远的荒村走进了县城,又从县城到了我曾工作过二十多年的城市,近十几年又随着我来到了省城。其间,它们也像人事一样,经历过甘甜,也遇到过苦难,甚至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说来,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虽然那些书里没有什么珍本、善本,并不具备特殊的收藏价值,但是,“书卷多情似故人”,毕竟存在一种难剪难理的深厚感情。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刚刚涌起,“破四旧”就开始了。那时,我刚刚从一家报社调到市委机关工作,行李和物品零乱地堆放在楼上一间暂时没有住人的空屋子里。这些锁在木箱里的旧书,也随之原封不动地运到楼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开过了。我整天提心吊胆地关注着这些旧书的命运,唯恐那些难以理喻、思想单纯的中学生会把它们作为“四旧”的典型付之一炬,可是,又苦于找不到一个理想的掩藏处所。为此,我常常中夜惊悚,忧心如捣。

一天,我在窗外闲步,突然发现这座楼房原是尖顶的,就是说,上面装有木质的桁架。那么,天花板上必然有着很大的空隙了。回屋看了看,墙后果然有个可以直达棚顶的缘梯。于是,便在一天深夜,悄悄地把书箱搬到棚顶上去,秘藏起来,然后,再把缘梯撤除。化用朱熹老夫子《九曲棹歌》中的两句诗,从此,也就“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卷千篇锁翠烟”了。

后来,“破四旧”的飓风虽然止息,其他名目繁多的“批判”“斗争”却还是一场接着一场,而且愈演愈烈。随着我连续几年下放工厂、农村劳动改造,就很少进入这座楼房来住宿了,更是难以提起展读旧书的兴致。直到机关给我分配了住房,家从农村迁回城市,一切都安顿得差不多了,我才重新架起梯子,钻到顶棚上,沾着浑身满脸的灰尘,把旧书箱搬运下来。屈指一算,已经八个年头过去了。

这天,我敲开了木箱的锈锁,把那些线装书一本一本地放到太阳底下晾晒着。顿时,仿佛我又回到了童年,像三十年前那样,依旧坐在塾斋的炕上。其中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用一条布带子打着十字花捆起来的,解开布带,见到每页的书角全都用蜡液熨过,使得那些因为翻检频繁边角有些打卷儿的书页变得十分平整了。我想起来了,这都出自小妤姐当年的手泽。

记得那是1948年的秋天,小妤姐看我早就读了《诗经》《书经》等一大批新书,“四书”已经放在一边不用了,便把这一摞旧书收在一起,带回她的房间里。多少天以后,重新放置在我的书桌里的“四书”,已经熨得平平展展,简直像新的一样。我现在记不起来,这布条是她捆的还是我捆的,反正从那以后,这一套书我再也没有翻检过。因为过了旧历年,我就进入了高升镇上的补习班,半年后又考上了县城的中学。此后,面对的是全新的世界,便再也没有机缘接触这些旧书了。

现在,翻看着这一册册的线装书,有如旧梦重温,说不出味道是酸是甜,情绪是悲是喜,也许是几分欣慰又夹杂着丝丝的怅惘吧。翻着翻着,我突然发现《论语》上卷里夹着一张写在带格的彩纸上的字条。铅笔字,不怎么熟练,有些歪歪扭扭,却写得十分认真。三十几个字,都是竖着写的(标点是我加的,改了两个错别字):

我要走了,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嘱咐一句话:你太淘气,闹了几次危险了。

尽管过去没有见过小妤姐的字,但我知道肯定是她写的,不会是别人。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