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想了一下，这篇回忆文字需要从我整理旧书说起。
我念过八年私塾，读过的、收藏的旧书不少，“三、百、千”“四书五经”，连同那些铜版、木版刻印的古代诗文选本、专集，以及部分史学名著，加起来总有一二百本吧。那淡淡的书香中，不仅埋藏了我的辛劳、凄苦的童年，浸透着近三千个日日夜夜的心血，而且许多书册上都留存着塾师的“手泽”：封面上有他用正楷题写的书名和我的名字，书页上还有他用朱笔点出的断句。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刻意地珍藏着。它们跟着我从僻远的荒村走进了县城，又从县城到了我曾工作过二十多年的城市，近十几年又随着我来到了省城。其间，它们也像人事一样，经历过甘甜，也遇到过苦难，甚至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说来，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虽然那些书里没有什么珍本、善本，并不具备特殊的收藏价值，但是，“书卷多情似故人”，毕竟存在一种难剪难理的深厚感情。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刚刚涌起，“破四旧”就开始了。那时，我刚刚从一家报社调到市委机关工作，行李和物品零乱地堆放在楼上一间暂时没有住人的空屋子里。这些锁在木箱里的旧书，也随之原封不动地运到楼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开过了。我整天提心吊胆地关注着这些旧书的命运，唯恐那些难以理喻、思想单纯的中学生会把它们作为“四旧”的典型付之一炬，可是，又苦于找不到一个理想的掩藏处所。为此，我常常中夜惊悚，忧心如捣。
一天，我在窗外闲步，突然发现这座楼房原是尖顶的，就是说，上面装有木质的桁架。那么，天花板上必然有着很大的空隙了。回屋看了看，墙后果然有个可以直达棚顶的缘梯。于是，便在一天深夜，悄悄地把书箱搬到棚顶上去，秘藏起来，然后，再把缘梯撤除。化用朱熹老夫子《九曲棹歌》中的两句诗，从此，也就“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卷千篇锁翠烟”了。
后来，“破四旧”的飓风虽然止息，其他名目繁多的“批判”“斗争”却还是一场接着一场，而且愈演愈烈。随着我连续几年下放工厂、农村劳动改造，就很少进入这座楼房来住宿了，更是难以提起展读旧书的兴致。直到机关给我分配了住房，家从农村迁回城市，一切都安顿得差不多了，我才重新架起梯子，钻到顶棚上，沾着浑身满脸的灰尘，把旧书箱搬运下来。屈指一算，已经八个年头过去了。
这天，我敲开了木箱的锈锁，把那些线装书一本一本地放到太阳底下晾晒着。顿时，仿佛我又回到了童年，像三十年前那样，依旧坐在塾斋的炕上。其中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用一条布带子打着十字花捆起来的，解开布带，见到每页的书角全都用蜡液熨过，使得那些因为翻检频繁边角有些打卷儿的书页变得十分平整了。我想起来了，这都出自小妤姐当年的手泽。
记得那是1948年的秋天，小妤姐看我早就读了《诗经》《书经》等一大批新书，“四书”已经放在一边不用了，便把这一摞旧书收在一起，带回她的房间里。多少天以后，重新放置在我的书桌里的“四书”，已经熨得平平展展，简直像新的一样。我现在记不起来，这布条是她捆的还是我捆的，反正从那以后，这一套书我再也没有翻检过。因为过了旧历年，我就进入了高升镇上的补习班，半年后又考上了县城的中学。此后，面对的是全新的世界，便再也没有机缘接触这些旧书了。
现在，翻看着这一册册的线装书，有如旧梦重温，说不出味道是酸是甜，情绪是悲是喜，也许是几分欣慰又夹杂着丝丝的怅惘吧。翻着翻着，我突然发现《论语》上卷里夹着一张写在带格的彩纸上的字条。铅笔字，不怎么熟练，有些歪歪扭扭，却写得十分认真。三十几个字，都是竖着写的(标点是我加的，改了两个错别字)：
我要走了，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嘱咐一句话：你太淘气，闹了几次危险了。
尽管过去没有见过小妤姐的字，但我知道肯定是她写的，不会是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