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豹隐文集》谈片

30多年来，孙豹隐的评论声音不仅覆盖了陕西，也在全国文坛时生雷雨，特别对戏剧的评论，算得上是国家选手。他作为文化部专家库的职业评论家，不仅秉持国家级的品鉴标准，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声音，更具有广阔的艺术视野和深邃的思想品格，这一切造就了他对陕西以及当代中国戏剧艺术的宏观把握和高眼评说。

孙豹隐笔耕40多年，出版过20多种著作，担任过陕西省评论家协会主席。这次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豹隐文集》（2011年第1版）共五卷，囊括了他的小说、散文、剧本、传记、杂文、时评、随笔、理论研究等，近300万言，洋洋大观，为陕西乃至全国文学艺术的大库房增添了新的不动产。

留在我手头随时翻阅的文集第二卷，集中收录了他的戏剧评论。这里有对陕西以及全国许多院团重点剧目扶持的心血，也有对编导者、青年艺术人才的褒奖和指点，还有对老一辈艺术家终身成就的盘点和关爱，比如对编剧陈彦、霍秉全、谢氏姐妹等，对青年演员李梅、李东桥、李小锋、任小蕾、李娟等，对老艺术家任哲中、李瑞芳、马友仙等，赞其灼灼之华，举其芳菲之秀，浓烈的笔墨、热诚的心意，读之心海沸腾，思之启迪后学。孙豹隐的学术胸怀纳厚且宽广。

不能不谈到孙豹隐的评价体系。新时期产生过不少流行评论家，他们以时序而叫喊，炎夏时如知了充耳，寒露时如秋虫怨吟，时而噪声频发，时而怨天尤人，马尔克斯做过他们的圭臬，大江健三郎曾为之秤砣，他们没有自己稳固的评价体系，也无根基深厚的审美标准，有的只是外国某某的片言只语或口水泡沫，如三伏天女孩子的超短裙，流行且耀眼，却难以持久。然而读孙豹隐的评论特别是戏剧评论，虽眼观六路却自有主张，虽目击前沿却根脉源远；他游刃四方只持一杆秤，或热捧或敲打，或对友邻或对异者，决不搞双重标准。或者说这是他的强大和自信，所以敢于仰天大笑或拍案而起，也敢于把30年前的论文拿出示人。总之，一部书或一篇文，其长久的阅读生命全在于其价值的启示意义。

孙豹隐的艺术评价体系筑基于中华民族的道德判断。如他评价同州梆子戏《继母情》：“任何一位有责任感的艺术家都不能不考虑用什么样的道德标准、道德倾向来进行评判。当代艺术家当然有必要在新道德的建设上努力运作，然而这种新道德的建构离不开传统道德的前提和基础。”评话剧《又一个黎明》时说：“我们所面临的经济转型时期，崇高是社会的需要，呼唤道德的回归、道德的构建和重建是人民所期盼。因此，在文艺作品中能否高扬起公民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旗帜，用艺术的感召力推动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一个十分突出的课题。”在这里，孙豹隐将道德判断作为人文精神的自觉意识，认为这是文艺作品的思想含量中最具铁质的东西。他还积极地续接中国戏曲“高台教化”的社会功能，如在《陕西省第三届艺术节新创剧目巡礼》一文中说：“戏剧艺术任何时候都以表现时代的精神特点、审美观念，包括人们对以往各个时期的重新认知，而能够呈现出的一种艺术化概括见长。作为综合艺术，戏剧作品又能以它浓缩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水平的特点以及艺术家前瞻性的思维、表现特征，而起到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他不讳言自己这种评价体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扬弃并不是全盘西化和对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否定，更不是对作为我们民族的根的彻底抛弃……作为中华文化内容之一的戏曲，它承载中华文明，抒发中华民族的情怀，呈现民族的审美心理，张扬着中华艺术精神与艺术创造业绩，洋溢独特的艺术魅力。”（见《21世纪中国戏曲发展论坛文集》序）在《玫瑰绽放再思考》一文中，他明确地指出：“剧本在1998年就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地回答了新时代的青年人应当树立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这个时代大课题，弹奏出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激越音符，这种创作理念是非常有意义而且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前瞻性的。”他还在多篇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发出要继承“文以载道”的传统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呼唤。

他这种评价体系的另一个基点是时代精神。他在评论眉户现代戏《留下真情》时说：“该剧在保留了原先那种贴近时代、拥抱生活、直逼人物心灵、着力讴歌人间真情的同时，集中笔墨，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在反映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伟大的时代精神方面锐意进行了深切地开掘，从而更加响亮地弹奏出一曲颇富时代风采的主旋律。”在评论孙存蝶表演艺术时说他是“继承传统而勇于贴近时代”，“用绝活树立形象征服观众”。在评论《迟开的玫瑰》时，认为该剧的“成功首先在于其思想内容与时代合拍，同观众相逼。在平凡中升华伟大、于普通中开掘崇高”，还说：“全剧回荡着时代浪花与奉献价值、传统美德的撞击统一，奔突着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双向交流。”在评论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基石》时提出，该剧的成功在于“把传统与现代通过戏与人生的置换结合起来”。他还看重的一点就是作品的人民性：“社会主义的舞台创作就是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成一切审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营造和谐的人文生态环境，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培育真善美的道德情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当成创作的动因。”孙豹隐作为文化部的专家，又担任过省上文化厅的厅长，他对时代进步的担当和戏剧创作的导向责无旁贷，他要继往圣、续绝学，更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社会开太平。地域“文化宰相”的苦衷与光滑处世常人难以体味，天下者天下人的天下，非和谐难以太平，非时代课题难以为民众立命，非道德良知难以成天地永恒，传统与现代、精神与物质，孙豹隐的大锅里同时煎熬着多种药汤，他看似轻松，其实努力。

孙豹隐的高眼还在于他不为平庸之作浪费笔墨。不少研讨会上，他可以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闭口不言。这不仅得之于他年轻时武术修炼的禅静功夫，更得之于他对待村语妪言的从容镇静和豁达心态。他不发言就是发言。寄至味于淡泊，他用均匀呼吸以批判，往往对评判对象以更深的启示。当然孙豹隐不是老僧，他虽长眉飘然却不乏慷慨之情，遇有佳构，他言之滔滔非壶口可比，他语速急快嗓音嘶哑仿佛万千块垒一朝打开，就高峡泄洪风雨倾盆使人应接不暇，他思想的冲击力、艺术的概括力如电闪雷鸣，创作者的灵感之思往往就在他这瞬间的高温中被准确点燃了，之后的艺术烈焰就不可阻挡地燃烧起来。平庸之作死于他，杰作佳构生于他，这就是孙豹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