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疲惫

永不疲惫

道在日新,艺亦须日新,新者生机也,不新则死。

——徐悲鸿

心怀祖国的安危

徐悲鸿结束了画展,取道海参崴,乘一艘日本客轮,于1934年8月17日回到上海。

他的学生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庆贺他载誉归来。徐悲鸿带回了极为珍贵的列宁和托尔斯泰的面模,也带回了很多西方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们的美术复制品分赠给学生们,其中有大量的俄罗斯巡回画派艺术大师列宾、苏里科夫等人的作品复制品,如《伊凡杀子》、《札波罗热哥萨克人给苏丹王写信》、《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女贵族莫洛卓娃》等。

徐悲鸿热烈地推崇这些作品,他也是第一个将俄罗斯巡回画派介绍给中国的人。

然而,中国时局变幻,形势愈加恶化。徐悲鸿心情难平。

一天,他腋下夹着画卷,走上艺术系的讲坛。面对学生们充满希望的目光,徐悲鸿一字一句地说:“同学们,看了动人心弦的戏剧而为之流泪的事是常有的,看了一幅画令人感动流泪的事却是很少有的。而我却有切身的感受,这就是看到这幅画时,我被画面及其思想打动了,我仿佛也置身于画中,不由得泪珠滚滚。”

徐悲鸿说完,打开了一幅画。同学们争相观看,有的还站起身来。徐悲鸿把画在墙上挂好,然后说:“这是我在巴黎卢浮宫临摹的,德拉克洛瓦的油画《希阿岛的屠杀》,看不清楚的同学可以轮流到前面来看个仔细,尽管我临摹得不好,但我想它也会打动你们的!”

徐悲鸿充满感情,给同学们讲解着:德拉克洛瓦是19世纪初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浪漫主义画派的主将。他痛恨土耳其对希腊的残酷统治,寄同情于被异族迫害的希腊人民。抵抗土耳其压迫的希腊独立战争爆发于1820年,德拉克洛瓦早在战争开始之翌年即想以这个事件为题材作画。

然而他的构思直至1822年4月,在听到希阿岛的残杀事件之际才形成。在这次事件中,被屠杀的岛民总数达两万余人,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剩下的人都被当作奴隶让土耳其军队掳走。

德拉克洛瓦刻画出了暴力之前一筹莫展、愕然等死的希腊人悲剧。这幅画反映了作者尊重民族独立自主的可贵思想,整个画幅达15平方米,它一诞生,便立刻在法国画坛内外引起极大震惊。

介绍到这里,徐悲鸿意味深长地说:“看了这幅画,不能不使我们想到祖国的现实……”

当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三省屠刀横舞,烧杀抢掠,而蒋介石派出大批反动军警搜捕、枪杀爱国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

徐悲鸿之所以特别欣赏、推崇这幅油画,还因为作者大刀阔斧,气势磅礴,打破了传统的拘泥手法。

徐悲鸿指着画面右前方一位奄奄一息的妇女说:“这一形象的刻画,创造性地发挥了油画语言和思想感情完美融洽的艺术技巧,在油画艺术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新局面。同学们看,那妇女的眼睛虚合着,脸面显得朦胧,但一点儿也不感到松散;肤色惨淡,但精微而多变。那个正匍匐在她的胸前,状若吮乳的婴儿,使人看了不禁凄然落泪。作品表达了撼人胸怀的人道主义,发出悲天悯人的强烈呼声,而这种油画技巧,则出于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

徐悲鸿精辟独到的分析,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共鸣,激励着他们为祖国的艺术事业而发奋,为祖国的前程而思索,而行动。

徐悲鸿离开苏联前,曾建议苏联美术家到中国举行展览。他的建议促成了1935年在南京和上海举行的苏联版画展览。他为展览会撰写的序言说:

艺术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反映和民族思想的表征……世界各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和互相友好的感情应当从文化交流开始。

徐悲鸿从国外归来,才知道高奇峰先生不幸因病逝世。他的女弟子张坤仪女士含泪跪在徐悲鸿面前,陈述这一不幸消息时,徐悲鸿缅怀往事,也不禁潸然泪下。

徐悲鸿在1935年出版的高奇峰遗画集第一辑中题写了“发扬真艺,领导画坛”八个大字赞颂高奇峰先生的功绩,并写道:

奇峰先生以画负盛名于中外,吾与纳交20年,而一别10余载。去年7月,吾以其《孤帆》售于法博物院,何期归来,遂已隔世。张女士坤仪以其画集见示,言念旧游,凄然泪下,庶几其泣鬼神而惊风雨者,不随其魂魄而长往也。

1936年初,一个不幸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强烈地震动了刚刚回国不久的徐悲鸿——他的好友田汉突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被押解到南京。

徐悲鸿急忙赶到田汉家里。田汉的老母见到徐悲鸿,扑倒在徐悲鸿的面前,痛哭失声。这位年轻时就死去了丈夫,孤苦伶仃地抚养3个孤儿的母亲,在生活中经受过种种困苦和磨难,她都毫无怨言,十分坚强地走过来了。但是,现在她眼看最心爱的长子陷入囹圄,就像有人在她心上捅了一刀,从来不愿流泪的母亲,现在却泣不成声。

徐悲鸿连忙搀扶着田老太太,耐心地劝慰她。田汉的妻子林维中强忍着内心的巨大悲痛,和徐悲鸿一起安慰着年迈的婆母。她流着眼泪告诉徐悲鸿,这些日子她背着孩子、提着饭菜去探监时见到田汉的情形。徐悲鸿满含热泪表示,一定要尽心竭力去营救田汉。

徐悲鸿为营救田汉而四处奔走。终于由他和宗白华先生一起出面,保释田汉出了监狱。这位坚强的共产党员出狱后,并未沉默。他献身于中国进步戏剧事业的决心毫未动摇,并积极筹组话剧团体,准备上演反映现实,“为中国民族独立、自由而战”的戏剧。

这年11月,田汉主持的“中国舞台协会”宣布成立,文艺界许多人前来祝贺,洪深、张曙、马彦祥、白杨、舒绣文、魏鹤龄、吴茵、吴作人等都到会了。第一次公演的剧目是《械斗》和《回春曲》。

当时,徐悲鸿深受感动地写道:

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

革命的文化运动激励着徐悲鸿的斗志,陶冶着徐悲鸿的思想。

这天,徐悲鸿站在家中的画室里,看着自己书写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出神。忽然,门外人声嘈杂,他忙迎出门,原来是10多个男女学生来到他家。

尽管外面飘起雪花,显得很冷,但他们一来,却使人感到热气腾腾。他忙给同学们沏茶解寒,谈话中,知道他们原来是去游行,在警察干涉威胁下,又按原定路线走完全程。徐悲鸿也为之高兴。

一个名叫朱丹的同学激动地说:“徐先生,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把大好河山拱手让人,凡中华儿女,都不甘心坐以待毙。我们要抗日!一些同学商量了,准备暂放画笔,拿起刀枪上前线,打鬼子!”

徐悲鸿自豪地望着同学们,说:“同学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支持你们的爱国行动,为表心意,凡上抗日前线的,我送 20元大洋作为盘缠!我可以画画,变卖字画,还可借债。同学们,我想的是赶走日本侵略者以后,只要我是艺术系主任,保留你们的学籍,再来学习!”

正当这个爱国的艺术家热心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之时,一只罪恶的手在他的背后设下了卑鄙的陷阱。

这天,徐悲鸿打算约一位朋友同去田汉那里,提前从中央大学回家来。他走到大门口,正碰上张道藩往外走。这个经常利用徐悲鸿不在家时私会蒋碧薇的国民党鹰犬,没有料到徐悲鸿提前回家,弄了个措手不及,又尴尬,又恐慌,又不得不装腔作势。

张道藩故弄玄虚,停顿片刻说:“徐先生,你清楚,我们的蒋委员长对你的绘画评价很高,对你的人物肖像尤为赞赏。他亲口对我说过,你把人物肖像画得惟妙惟肖,不仅外貌逼真,并且内含精神,真不愧为人物肖像画大师。”

张道藩看徐悲鸿一脸愠怒,干笑一声继续说:“因此,特请你挥洒生花妙笔,为蒋委员长画一幅像,作为他50岁大寿的祝贺,这对你来说,岂不是喜从天降?”

他加重语气说:“这可是很多画家巴不得的美差,千载难逢,机不可失。画好后,蒋委员长定然要……”

徐悲鸿望着张道藩眉飞色舞的样子,像吃进了苍蝇般地恶心。提起“蒋委员长”,他立刻自然地想到了东三省,脑子里闪现的是卑躬屈膝,拱让国土和屠杀爱国志士的丑恶面目。暗忖:“我岂能为这样的人画像,又怎能把这样的人画好?”他默不作声,脸色严峻,不为所动。

张道藩身怀使命,所以极尽恭维。不想,徐悲鸿断然说:“张先生,实话实说,我是个穷画家,教书匠,我不愿靠溜须拍马往上爬,只靠这个混碗饭吃。我对给你们的蒋委员长作像,丝毫没有兴趣。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据我所知,上海城隍庙里不少店子既画得像,又画得好,且价钱便宜。你既然负此使命,不妨去上海跑一趟,肯定会使你满意的。”

没等徐悲鸿把话说完,张道藩就吃惊地把眼睛睁得溜圆,叫道:“你连给蒋委员长画像都没有兴趣?”

“是的,我再重复一遍,不感兴趣!”

徐悲鸿侧目看了张道藩一眼,说:“我的画是战士胯下的马,孺子手中的牛,如此而已。”

“这么说,你肯定不给蒋委员长画像了?!”

徐悲鸿冷冷地摇了摇头。

张道藩又羞又恼,渐露本相,威胁说:“你不要忘记,你的很多画给我们带来的麻烦,《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引起不稳和狂热,持续相当时间。《逆风》是鼓吹与当局对立;《九方皋》则是讽刺当今领袖不识人才,蒋委员长为此而大怒,看了这样的画,会对政府和领袖失去尊重!”

徐悲鸿冷冷一笑说:“部长先生,你太抬举我了,小小的几张画,竟有那么大作用?笑话!”

张道藩又说:“念及老同学的关系,很多情况下,我给你打了圆场。你是明白人,我再一次奉劝你,还是不要那么固执的好,免得事后后悔!”

徐悲鸿尽量克制住自己,缓缓语气说:“我只会感到自豪,何以会后悔。我们俩想的不一样,你的信条是沽名钓誉,高官厚禄,而我的座右铭是这个!”他一指墙上悬挂的自己亲笔手书的条幅,上面写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笔锋刚直,一派正气,凛然不可侵犯。

张道藩看看条幅,又看看徐悲鸿,惊愕得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站起身,牙齿咬得咯咯响,脖子上暴起青筋,哼了一声,怒气冲冲地走了。

徐悲鸿瞅着张道藩狼狈而去的背影消失在门外,感到很舒心,很痛快,很久未有过的痛快、舒心。

此时,蒋碧薇对徐悲鸿说道:“你怎么可以拒绝为蒋委员长画像呢?你一口拒绝,还说什么对蒋委员长不感兴趣。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后果?这在别人求之不得的事,你却拒之千里,我真想不通。给蒋委员长画了像,你就有可能平步青云,何乐而不为?再说,你在巴黎苦攻苦读,回来也不过是当个教授而已,你看我们在巴黎的同学,那几位参加国民党的,都做了大官。而你,戴传贤院长和朱家骅部长两人要联名介绍你参加国民党,你也不肯参加,唉!”

此时,她看到墙上那副用黄色绫子装裱、徐悲鸿集泰山经石峪的大字对联:“独特偏见,一意孤行”,接着说:“你还写这样一副对联挂着,叫我看着都觉得不顺眼。你为什么直至现在还要跟田汉那帮共产党搞在一起呢?从苏联回来,你光写宣传共产党的文章,说了苏联那么多好话,你为什么不写苏联人又穷又苦呢?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怎么不看看国内的潮流,当今的形势!我看,你就赶快替蒋委员长画张油画像,这对你有好处,否则……”

听着蒋碧薇没完没了的絮叨,徐悲鸿那两道又黑又粗的眉毛越来越紧地拧在一起,他的面容由黯淡而变成激愤了。

“我请求你不要再说下去!”徐悲鸿打断她的话,同时扬起一只胳膊,做了一个制止的动作,“尽说这些自私自利的话!”

“你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好心劝告你。”蒋碧薇愤愤地说,“我告诉你,我们可以分道扬镳。你不参加国民党,我参加,你不要以为我会屈从你!”

这一天,两个人又因为立场的问题而争论。

为了结束这场可怕的争吵,徐悲鸿急匆匆地从家里走出来。他什么也没有拿,身上连一文钱也没有,他一整天只是在家门附近徘徊。夜色降临了,他望见远远近近的窗子里都射出温暖的灯光,想象着那些和谐而快乐的家庭都在吃饭的情景。

他开始感到饥肠辘辘。然而,倔强的徐悲鸿此时却不愿意走进自己的家,而且他多么盼望有片刻的安静。他步行了很长一段路,来到他的留法同学沈宜甲先生家里。

沈宜甲先生是位化学家。他在法国时爱上了一位国民党元老的女儿张女士,但张家父母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不同意女儿嫁给这样一个贫寒的学生。

张女士不顾父母亲的反对,和沈宜甲在巴黎正式结了婚,随即,双双归国。到达广州时,张家电告广东省主席将沈宜甲扣押起来,关在监狱里。但她矢志不移。后来他们终于又生活在一起,生了一个可爱的男孩。

不幸的是这个男孩患病夭折。他们夫妇受到这个打击,心情都很抑郁,时常发生口角,感情渐渐破裂。最后,彼此同意离婚。张女士嫁给一位革命先烈之子,沈宜甲则一人孤单地生活着,以至于今。

徐悲鸿来到沈宜甲先生家里,得到了老同学的同情和安慰。那天晚上,徐悲鸿忽然感到头很沉,全身软弱无力,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好像要病倒下去似的。

第二天,他到一位很熟悉的医生那里求诊。经过仔细检查以后,医生对他说:“徐先生,你的血压偏高,现在还不严重,但有高血压的倾向,你要注意,不要太紧张。而且,你的肾脏有慢性的炎症,这和劳累有关,需要很好的休息。”说着,给徐悲鸿开了药方。

但是,他到哪里去休息呢?他从医生那里出来,仍回到了沈宜甲的住处。他不想再回自己的家,他害怕那无穷无尽的吵嚷。他希望能有一个安静的角落让他休息。

1936年夏初,徐悲鸿愤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拒绝为蒋介石画像。

这之后,他便时时受到刁难、威胁。正在这个关头,李宗仁在广西连发电文邀他赴广西作画,还表明,乐意为徐悲鸿在桂林建立中国第一座美术馆提供资金和方便。

徐悲鸿悄悄和爱国人士李济深等朋友商量后,只身南行。

在南京下关车站乘上火车,徐悲鸿如释重负。他靠在车窗旁,凝望着车窗外面急速后退的房屋和田野。在隆隆的车声中,南京远远地被抛在后面,他觉得心上一阵轻松,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那些无边无际的忧虑和痛苦,好像随着火车头喷出的浓重烟雾,袅袅地飘散在漫长的旅途中。

美丽的大自然永远是徐悲鸿精神上最好的慰藉,它温柔地抚慰着他那受了创伤的心。桂林无比秀丽的青山绿水,重新唤起徐悲鸿心上的欢愉和振奋,他又沉浸在创作的热情中。

他用淋漓的笔墨,描绘了烟雨迷蒙的漓江,苍茫而秀丽,在我国的山水画上别开生面。

徐悲鸿知道李宗仁在广西是主张抗日的,这颇合他的心意。一到南宁,看到省府对面墙上有4个大字:“明耻教战”,立刻触动了他的一颗爱国心。

他很快就在《广西日报》上撰文,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寡廉鲜耻”“丧权辱国”,明确表示坚决抗日的主张。人们都知道大画家徐悲鸿来到广西,现在又见到他的抗日主张更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尊重。

在广西的日子,徐悲鸿一面作画,一面在桂林艺术馆、广西艺训班教授美术。桂林那奇幻美妙的山水使他心旷神怡、画兴大发。

徐悲鸿正在桂林专心作画时,广西、广东爆发了要求抗日的“六一运动”,并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中写道:

连日报载,日人侵我意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并进。瞻念前途,殷忧易极。今日已届生死关头,唯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

在昔我中央尝依赖国联,而国联之助我如何?尝屈辱图存,而屈辱之效果如何?今敌人又加紧侵略矣,中央忍辱负重之苦心,国民非不谅解,惟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长此因循,则敌人无餍之求,日甚一日,得陇望蜀,岂有穷期。

呜呼!“九·一八”之创伤未复,“一·二八”之血腥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5载,今平津又将继之矣。

昔人有言,以地事人,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

通电呼吁国民党政府顺从民意,领导抗日。当时,西南将领数十人通电表示拥护:愿“为国家雪额年屈辱之处,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六一运动”使全国为之震动,徐悲鸿也感到鼓舞。

但是,接着而来的却是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大军,直向广西进逼,准备分四路围困广西。广西当局也异常激愤,将省防军由14个团扩编为44个团,预备与中央军决战。

剑拔弩张,形势危急。许多人纷纷逃离广西,但徐悲鸿却坚决表示愿留在广西,支持广西军民的抗日要求。

当时,徐悲鸿还没有看到统治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只被“抗日”和“反蒋”的口号所激动,因此不计个人安危,但求民族精神之振奋。广西军政领导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对徐悲鸿这种态度十分敬重,给予很高的礼遇。

在南京的蒋碧薇眼看战事如弓在弦,一触即发,她决定亲自冒着危险,去劝说徐悲鸿赶快回来。她由上海乘轮船赴香港,由香港转乘火车至广州,由广州又转车至三水,然后乘轮船至梧州,由梧州乘小火轮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正值炎热天气,她一路奔波,十分辛苦和焦虑。

徐悲鸿接到蒋碧薇将到达南宁的电报,无限欣喜和感激地去轮船码头迎接她,过去那些不幸的争吵仿佛已化为轻烟,他心中重新升起美好家庭的愿望。但是,两人单独相对时,却又开始了极不愉快的谈话。蒋碧薇郑重其事地说:“你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吗?”

“我不知道。”徐悲鸿突然又感觉过去那种不和谐的气氛弥漫在他们之间。

“我是专程前来请你回南京的。”蒋碧薇一见面就亮出底牌说。“你明知李宗仁同蒋委员长闹对立,广西一小撮人和南京政府唱反调,为什么还要和他们同流合污?”

“住嘴!”徐悲鸿一拍沙发扶手,瞪大眼睛:“谁同流合污?南京政府丧权辱国,专门与民众为敌,回去想想你自己的行为吧,那才叫同流合污!”徐悲鸿显得怒气冲冲。

随即想到蒋碧薇千里迢迢地赶来的辛苦,徐悲鸿不由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亲切地说:“你千辛万苦来到南宁,我本应跟你一同回去,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走。广西全体军民强烈要求抗日,理应得到全国人民支持,何况现在广西被数十万中央军包围,我走,岂不变成了负义!”

“我知道,你心中永远没有我,你不愿负别人,就只愿负我,我千里迢迢而来,难道再让我一个人回去?”

“那么,你也留在这里,好吗?”悲鸿满怀希望地问。

“你真是异想天开!我对广西就反感,李宗仁、白崇禧这伙人是强盗,他们想造中央的反!”蒋碧薇缓和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又说道:“权威人士告诉我,只要你肯回南京去,政府给你留着位子。”

徐悲鸿站起身来说:“原来你是充当说客的,是谁叫你来当说客的,是张道藩,还是陈立夫?”

徐悲鸿没有说错,蒋碧薇此次之行,是陈立夫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交代张道藩出面,亲自向蒋碧薇授意的。蒋碧薇明知不能说服徐悲鸿,可又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成行。不想,头一次交谈,两人便不欢而散。

徐悲鸿的脸沉下去,真正感到“话不投机半句多”,他默不作声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徐悲鸿陪同蒋碧薇去游览了漓江,在桂林和阳朔逗留,但彼此心情落寞。

这天,正值广西当局召集“抗日会议”揭幕前夕,各地代表均已抵达南宁。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位风云人物在省府礼堂,大摆宴席,招待群贤。蔡廷锴、蒋光鼐、徐悲鸿等名流毕至。

李宗仁首先走到徐悲鸿面前,盛赞他的为人,并提议为他的绘画艺术取得辉煌成就干杯。

席间,酒催人意,一些人站起来慷慨陈词,批评南京蒋介石政府违背民族利益,主张立即展开抗日行动。蔡廷锴将军更是无比激动,他用捏紧的拳头敲着桌子,大声说:“凡有一点骨气的中国人,都不会置国土沦亡于不顾,谁不抗日,就不是炎黄子孙,就不是他祖宗的骨血!”说完,他举杯邀祝:“为在抗日中捐躯的爱国志士们干杯!”

人们纷纷举杯响应,气氛非常热烈,令人振奋。

此时,徐悲鸿极为兴奋,酒也多喝了几杯,话也显得多起来了。蒋碧薇则心事重重地坐在一边,冷眼观望。她见徐悲鸿毫不动摇,知道此行难达目的。

不久,徐悲鸿从南宁飞机场送走了蒋碧薇。

之后,徐悲鸿在海外的《救国时报》上,发表了呼唤民众起来抗日的文章《新生命活跃起来》。

他又重新开始投入创作。他先后画了《风雨思君子》、《晨曲》、《古柏》、《逆风》等国画,以寄托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

在《晨曲》的画面上,光秃秃的枝丫纵横交错,许多小麻雀在叽叽喳喳歌唱,期待春天的到来。徐悲鸿特意在画上题字:“丙子,春不至。”这道出了画家多么渴望人民生活中的春天到来,但春天却没有来。

《逆风》的画面也是画了一些小麻雀,正迎着狂暴的逆风,振翅疾飞,表现了画家的愿望和人民的反抗精神,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古柏》的画面描绘了在北平习见的古老柏树,巨干虬枝,郁郁苍苍,树下坐着一个人,那正是画家自己。悲鸿在画面上慨然题诗:

天地何时毁,

苍然历古今。

平生飞动意,

对此一沉吟。

在南宁,徐悲鸿还义愤填膺地写了一篇斥责蒋介石政府贪污腐败、卖国投降的文章,发表在广西的报纸上。没想到,这正义的呼声却招来了一场风波。

这篇文章不久就被一位惯于抄袭剽窃的上海画家翻印了数百份,分寄给国民党政府的党政要人,以讨好他们,并企图置徐悲鸿于死地。

后来,又有人假借中央大学学生会之名,登报攻击徐悲鸿反对蒋委员长,说他在需要加强国防之际,搞分裂活动,他已不能见容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和文化界了。

当时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地下党党员朱丹、徐萱等人十分气愤,募捐并联合同学登广告,用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名义,斥责有人盗用中央大学学生会之名,对徐悲鸿老师进行攻击,指出这种行径极为可耻。

然而,徐悲鸿的言行却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以至这年9月初,国民党中央决定撤回包围广西的各路大军,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紧张局势顿趋缓和的时候,徐悲鸿却不能归去。

几位好心的朋友从南京来信,劝他不要急于回南京。于是,徐悲鸿只好亡命广西。他又回到了桂林,放舟于漓江之上。

美丽的漓江不仅是徐悲鸿的良伴,而且成为徐悲鸿的安身立命之处。徐悲鸿经常乘一艘木船,漂流在漓江,过着与水上人家相似的生活。为他驾船的是一位40多岁的广西船夫,徐悲鸿亲切地叫他周大哥。

周大哥有一个独生子,已20多岁,在桂林街头摆小摊,卖点香烟之类的零星物品,他常和母亲一起到船上来。徐悲鸿和他们一起聊天,一起吃着那最简单的稻米和芋头。

水上人家的恬静生活唤起了徐悲鸿的创作欲望,从不肯停下手中画笔的他,在船上创作了国画《船户》,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

有一天,徐悲鸿在阳朔舍舟登岸,见到阳朔镇上有一所破败的小屋。屋前有两棵高大的白玉兰树,正在盛开,朵朵繁花,艳如白雪。

徐悲鸿恋恋不忍离去。他忽然想租下这所小屋,和那位船夫周大哥一起住到这里,做一个阳朔的老百姓。他当时还刻了一方图章:“阳朔天民”。

后来,这件事被李宗仁知道,派人去买下了那所小屋,加以改建,送给徐悲鸿。徐悲鸿虽然感激李宗仁先生的盛情,但他站在那白壁红窗、巍然屹立的房屋前,却感到怅然若失,他深深地怀念着原来那所小屋的天然情趣。

这时,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们,虽然十分盼望徐悲鸿回校教课,但有位上海画家已由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推荐,准备去代替徐悲鸿的位置,校长罗家伦也已决定聘请他。

艺术系的学生们得知后,立即向罗校长请愿,坚决拒绝那位能力浅薄的上海画家,强烈要求学校当局请徐悲鸿回来教课。罗校长说:“不是我们不请他,是他自己不回来呀!”

学生质问罗校长:“为什么学校不去信,请徐悲鸿老师回来呢?”

后来,由于学生们纷纷写信催促徐悲鸿回来教课,徐悲鸿才回到南京,又开始了他辛勤培养美术人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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