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破题

甲 破题

《二十四诗品》(原名《二十四品》),是元代著名学者、诗人虞集所撰写的《诗家一指》的一部分,也是这部流传并不广泛的诗学著作的核心部分。《诗家一指》可能是虞集晚年归隐江西临川之后的课徒之作,在其身后始得为人所知。虞集生平撰述文字极多,存世文字也不少,元代以来先后刊刻的有《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道园遗稿》《鸣鹤余音》等,但即便如此,据其友欧阳玄所作虞集碑铭、其弟子赵汸所撰《邵庵先生行状》以及其好友黄溍等的记载,其生平文字有泰半散落。《诗家一指》当是其散落文字中的一种。

元末明初之时,《诗家一指》循着两条不同的途径得以传播。一条途径不明作者为谁,编纂者、刊刻者甚至认为这是一部早于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的著作。元末之时,就有此作的钞本或刻本(今元传本不见)出现,明初之时(大致在1380年前后),学者赵谦就见到过此传本,并在其编纂的《学范》中引述其中的内容。数十年后,浙江嘉兴人怀悦在1466年刊刻此书,这是现今所见第一个以《诗家一指》为书名的刻本。其后,1480年,一位出生于福建的进士杨成刊刻《诗法》五卷,收录了《诗家一指》,于是这部曾被人称为“秘本”的著作便播散开来。

另一条途径,则是在元末就有标明为虞集所作的涉及《诗家一指》主要内容的钞本,明初正统年间,进士史潜刊刻《新编名贤诗法》,共三卷,其中在下卷收录了题为《虞侍书诗法》的作品,虽然史潜所得是一“残本”,但《诗家一指》的主要内容包含在内。这是至今所见明确《诗家一指》为虞集所作的刻本,但这部刻本流传不广,无法与上举赵谦所见一系版本相比。

《诗家一指》是围绕二十四品这个核心而展开的,二十四品文采华赡,内容深邃,见解独特,深为后世学人所爱。1516年,吴门书家祝允明曾有单独书写二十四品的书迹传世,但在17世纪之前并无二十四品之独立刻本,直到1630年前后,大刻书家毛晋刻《津逮秘书》第八集,将二十四品从《诗家一指》中独立出来梓行于世,题名《诗品二十四则》,并托名晚唐诗人司空图所作。此后递相传抄,于是便有司空图所撰《二十四诗品》之流行。清初以来有大量关于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关系的研究,这部作品便成了唐代诗学的代表性著作,为人们所广泛知晓。

时间过去三百六十余年。1994年秋,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复旦大学陈尚君、汪涌豪二位先生提出,《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中国古籍研究》创刊号上,刊登了二位三万余言的长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详细论述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二十四诗品》从司空图在世至明万历间的七百年中,从未有任何记载,各种史传皆未提到司空图著有此书。直至明末天启、崇祯间,才有人提及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一书,其后各种论著虽认定为司空图所著,但所根据的材料仅有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说司空图“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一句。而苏轼这句话是指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中所引自己所作的二十四联诗。陈、汪二位教授认为,《二十四诗品》乃明人怀悦所作《诗家一指》的一部分,明末人将其析出,伪题为司空图之名而行于世。他们的研究结论一时间引起人们对《二十四诗品》作者的热烈讨论,并推动对该书的深入研究。

《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刊登了北京大学张健先生题名《〈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论文。他认为,陈、汪二位对《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质疑有重要学术价值,但遽然确定作者为怀悦的结论则是错误的。因为怀悦只是《诗家一指》的刊刻者,一位早于怀悦七十多年的学者赵谦(1352—1395)在《学范》中就引用过《一指》。该文考察了《诗家一指》的不同版本系统,认为史潜刊《新编名贤诗法》本题为《虞侍书诗法》之版本更接近原貌,而此本刊刻于明初正统年间,远早于刊刻于明成化年间的怀悦《诗家一指》本及稍后之杨成五卷《诗法》本(卷二收录《诗家一指》),从而根据版本及有关材料认为,《诗家一指》(包括《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可能”是元代的虞集。

《上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发表陈尚君先生《〈二十四诗品〉伪书说再证》,对学界的讨论作了回应,并认为,张健先生提出的观点,“由于充分调查了元明诗格中与《二十四诗品》有关文字的存留情况,其结论足以匡正拙文之不逮”,收回了《二十四诗品》为怀悦所作之观点,但指出:“从目前来看,《二十四诗品》的问世时间,还没有突破14世纪初(即公元1300年)的上限。”其实,陈先生已经倾向于《二十四诗品》为元人所撰的观点。

《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价值,这一讨论虽然目前尚难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但围绕此讨论所进行的史料发掘、文献解读,已明显推进关于《二十四诗品》的研究。正因此,自17世纪初年此作风行以来,近二十年以来关于它的研究最多,也最深入,所取得的成果对中国古代诗论乃至中国美学研究都有一定的影响。

本讲记认为,确如陈尚君、汪涌豪二位教授所分析,《二十四诗品》假托司空图之名,产生于作伪风气浓厚的明末;《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诗家一指》是一具有严密内在体系的论作,其包括三造、十科、四则和二十四品,这在跋中有明确交代。二十四品是《诗家一指》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诗家一指》的作者就是二十四品的作者。

《诗家一指》中的“四则”有关于两宋的西昆体和江西诗派的讨论,这就说明它不可能出自唐司空图之手。而更重要的是,《诗家一指》后序中明确表明:“集之《一指》。”这里的“集”,就是虞集自谓。从整个《诗家一指》文本的语言呈现和思想传达等因素看,包括二十四品的《诗家一指》的作者就是元代的虞集(本书第三部分对此有分析)。

正是在此基础上,本讲记将二十四品放回到《诗家一指》的整体文本中,联系虞集的生平著述、思想坚持,去看它的理论构成和思想特点;同时,将其放到中国哲学、美学的整体氛围中,尝试诠释它独特的理论价值。

《二十四诗品》是一篇中国诗学史上的奇文。其词美,其音和,其义深。这是一篇浓缩唐宋以来中国人(尤其是文人艺术)审美特性的妙文字。联系《诗家一指》的其他部分内容,更显示出作者学养深湛,想象力和思辨力俱佳。其言辞表达,看问题的角度,思想的穿透力,与流行的诗法、诗话之类的著作截然不同。

如其跋的一段文字:“世皆知诗之为,而莫知其所以为;知所以为者情性,而莫知所以情性。夫如是,而诗远矣。远之,几不失乎!心之于色为情。天地、日月、星辰、江山、烟云、人物、草树,响答动悟,履遇形接,皆情也。拾而得之为自然,抚而岀之为几造。自然者,厚而安;几造者,往而深。厚而安者,独鹤之心、大龟之息、旷古之世、君子之仁;往而深者,清风浥浥而同流,素音于于而再往,乘碧景而诣明月,抚青春而如行舟,由之而得乎性。”这样的言说方式,早已超越了一般诗话就诗论诗的层次,它在宏阔的思想背景上来看诗,得出的结论自然与人不同。

《诗家一指》非透关之笔莫办,有元一代,虞集最是其人。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邵庵,世称邵庵先生,又号道园。祖籍四川陵州仁寿(今仁寿县),宋亡后,随父迁居江西抚州崇仁(今崇仁县)。虞集出生在一个儒学世家。他是南宋丞相、史学家虞允文的五世孙,虞允文与魏了翁等曾在蜀地讲授程朱之学。祖父虞珏亦以儒学知名。父亲虞汲曾经做过黄冈县尉这样的地方官员,入元后隐居讲学乡里,与当时江西著名理学家吴澄为友,成为草庐学派的重要学者,号井斋先生。虞集自幼在母亲的教育下,就显示出不凡的才华。母亲是南宋国子监祭酒杨文仲之女,杨家以治《春秋》而名世。这深厚的家学渊源,对他一生产生重要影响。大德六年(1302)虞集被荐为大都路儒学教授,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为仕道路。先后做过国子助教、国子博士、太常博士、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秘书少监、奎章阁学士、翰林侍讲等官职,是元代建国之后几代君主重用的文臣,被称为一代文星。元代奎章阁的创制到活动的开展,虞集居功至伟。奎章阁收藏大量的书籍和文物,积聚了许多卓有成就的学者和艺术家(如揭傒斯、柯九思、欧阳玄、苏天爵、陈旅等),虞集是奎章阁的实际思想领袖。其友范梈说“虞生教授司成馆,文字精神万人杰”。他的学术、艺术和思想发展都与这个机构有密切关系。

元统元年(1333),因为朝中的龃龉,也因身体状况(此时他严重的耳疾已影响到生活),更因其山林情结,他辞去官职,回到江西临川他梦魂牵绕的“杏花春雨江南”,过着山居生活,在这里读书、写作、课徒,作山林之游,一直到1348年他离开这个世界。他生平大量著述都产生于这个时期。《诗家一指》就作于晚年归隐乡里之时。

有元一代,虞集在文坛的地位,恐怕只有赵孟能与之比肩。有论者言及其地位,甚至以唐之杜甫、宋之苏轼来形容。虞集一生留下的诗作数以千计,其中有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他是元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杨士奇(1366—1444)说他:“若雄深浑厚,有行云流水之势,冠冕佩玉之风。流出胸次,从容自然,而皆由夫性情之正,不拘于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为诗之圣者,其杜少陵乎?”他为人方正,精于诗律,诗风疏朗中有端严之风,前人以“严峻而雅赡”评其诗,其自谓“汉廷老吏”。他对诗学理论有精深研究,世传有他大量的诗法之作(这其中当然有不少托名之作),他与同好们讨论诗法的文字遍及其存世文献中。论诗推宗汉魏、瓣香盛唐,反对两宋以来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于诗一道,有掣鲸鱼于碧海中的气势,故时人又以“元之元好问”目之。

他是元代著名的书法家,书有宽博纵横、高古寂历之风,尤精于隶书和大字书写。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说他“博文明识,精于辞艺,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赵汸云:“邵庵先生文章学问冠冕一时,而临池之工,近代莫及。”存世书迹今时有见之,其于黄公望、倪瓒、柯九思等作品中的题跋文字,确有不凡功力。虽然他不是画家,但一生留下数百首题画诗以及大量的论画文字,于绘画有很高的鉴赏力,他与赵孟交谊深厚,艺术观念也相互影响。他与倪瓒、张雨等艺术家相与切磋。其深湛的艺术见解,对《二十四诗品》的撰成有一定影响,毕竟《二十四诗品》论诗又不拘于诗,它说的是文人艺术的境界,所以这部作品为明末以来整个艺术界推崇,并非偶然。

他更是一位思想家,儒家哲学是其思想的底色,虞集是以治经而名于世的。他是元代大儒吴澄(1249—1333)的学生。当时的学界,北有许衡,南有吴澄,虞集的思想深受吴澄影响,吴澄论学和合朱陆,又对象山心学有所倚重,故虞集思想中的心学色彩非常浓厚,《诗家一指》中的心学思想也历历可辨(详见分品讲解)。虞集于儒业之外,深明内典,道禅哲学是其另外一个思想来源。他说:“方外之学,虽设教不同,而其所致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其学术特点是以儒学为基础,在心性等理论上会通道禅。虞集年幼时就心仪道教思想,这位自称为“青城山樵”、“青城道士”的学者,从道家、道教哲学中汲取滋养,《二十四诗品》深受其沾溉。虞集生活在一个禅宗复兴的时期,他生平与当时的临济宗禅师如中峰明本(1263—1323)、大笑隐(1284—1344)等有很深的交往,对元时影响甚大的高峰原妙(1238—1295)的“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的思想深有契会,而明本的看话禅也对他有一定影响。在二十四品乃至《诗家一指》全篇中都可以看出看话禅影响的痕迹,如“如将白云,清风与归”、“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如有佳语,大河前横”等,酷似禅家话头。有些品目几乎是禅家话头的诗意显现。如“清奇”一品,几乎就是高峰原妙“不分南北与西东,大地山河一片雪”、“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阳一照便无踪”、“尽大地一琉璃瓶”等话头的意象呈现。

虞集身后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如《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道园遗稿》等,这些文字为我们深入了解二十四品乃至《诗家一指》提供了必要的佐证资料。

本讲记通过对《二十四诗品》的讲解,尝试对虞集的诗学乃至艺术哲学思想有一个大致的勾勒。这位为今之研究界冷对的一代文雄,有很多值得我们分享的思想。

《二十四诗品》,虽然文字不长,但触及传统诗学、美学等很多关键性问题,反映出两宋以来文人意识崛起后新的审美趋向。元代虽然国祚不长,时历多艰,但诗歌和艺术于此时却有灿烂的创造,审美风气也有突出的变化。人们所说的“宋元境界”,发端于五代北宋,大成于元代。这是一个诞生绘画“元四家”的时期,“元四家”所代表的新的审美风气对明清以来人们的艺术创造和审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董其昌所说的“江南以有无云林论清俗”一语,可以看出元代审美风味在明代的席卷之势。明中期以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艺术获得突出发展,其流风余韵广泛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其实吴门艺术所接续的正是元代的艺术和审美传统。以二十四品为核心的《诗家一指》,是有元一代艺术精神和审美追求的凝聚。

《二十四诗品》每品标有一名,如雄浑、冲淡、典雅、自然、流动等,这些名称,并非出于作者独创,多有所本,有的是前代诗学概念,有的是艺术批评概念,有的则是哲学概念,但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些概念都经过长时间的流传,相对凝定,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人们接触这一概念,先行存在着一些可以交换的“密码”,这便给《二十四诗品》的写作由此入手提供了较大的腾挪空间。

《二十四诗品》的“品”,是分类的意思,与此前出现的画品、书品、乐品、诗品等的“品”类著作有明显不同,那些著作一般是选一些历朝历代的书家、诗家、画家,品优劣,分高下,而这篇名为《二十四诗品》、以诗写成的理论篇章,却是利用人们熟悉的雄浑、冲淡之类的概念,每一品讨论一个或数个有关诗学的关键问题,合而形成一篇包罗丰富的诗学理论著作。而这些问题同样为艺术中所并有,因而在艺术和审美方面也有价值。故此,这篇以诗写成的论诗之作,更像是一篇艺术哲学的论作。

《二十四诗品》的文字不长,在理论上却卓有贡献。它吸收了前代艺术哲学中的思想,如其重视自然天成、提倡含蓄蕴藉、推崇平淡素朴以及强调妙悟等学说,是自先秦以来中国艺术哲学中不断丰富的思想,是支撑中国美学的一些基础性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二十四品乃至《诗家一指》全篇只是前代思想的总结,它有不少独创性的见解,即使对前代的一些基础性问题也多作出自己的阐释。如“超诣”一品,开篇以“匪神之灵,匪几之微。如将白云,清风与归”来谈超诣之道,强调摆脱神、灵、几、微等终极价值的追问,没有一个抽象的绝对的精神本体,生命的光源就在生命本身,而不待“道”的光芒来照耀。这样的思想与禅家“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的观念有密切关系——只有一颗古淡的心与清风白云相缱绻,没有机微,没有神妙,没有抽象的道的问诘。这样的论述角度和观点在前此诗学中是很少见到的。

二十四品是《诗家一指》的重要组成部分,《诗家一指》其他文字均环绕二十四品而展开。每一品为十二句的四言诗,这种以诗的形式来表达深邃思考的方式,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老子》就主要是以诗写成的,隋唐以来禅宗的很多精深的论理文字也是以诗写成的。诗的形式虽然在理解上有一些不确定性,但其包含义理的空间大,阐释的可能性也大,且朗朗上口,易于流传。

《二十四诗品》与那些淡而寡味的论理诗不同,几乎每一品都是一首优美的诗,意象玲珑,文辞优美,出语简省,含义深厚。像“清奇”品:“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屟寻幽。载瞻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作者长于境界创造的特点于此展露无遗:碧绿的青松,潺潺的细流,雪后初霁,乾坤一片白色,阳光照耀,光影绰绰,雪溪中有小舟闲荡。一个装束高逸的隐者,脚着木屐,在雪国中前行,他被置于一片琉璃世界中。诗最后以像清晨挂在天上的月、像秋空里浮动的气作结。读这样的诗,似乎使人灵府被荡涤了一番,作者将关于“清奇”的思考置于特别的诗意氛围中。

这种通过境界创造来表达深邃思考的方式,是《诗家一指》的重要特色。这也决定了这本书从审美理论上说是一部典型的境界论著作。它讲的二十四“品”,不是风格类型的描述,而是通过境界的创造烘托一颗“诗心”,讲心灵境界的培养、生命体悟的超升,讲超越主观与客观的纯粹生命体验。

前此有研究说《二十四诗品》,就是二十四种风格,此乃风格学著作,这显然是受西方文艺思想影响所作的判断。风格论就其本质而言,还是一种形式论。而二十四品是超以“象”外的,它作为《诗家一指》之一部分,是指月之指。如果说是“风格”,这个“风格”更接近于古人所说的“风格”一词。金农曾在一梅画题跋中说:“画梅须有风格,风格在瘦不在肥耳。”这里的“风格”显然与今人所说的“风格”(style)不同,它指的是一种“风神气格”,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气象”、“境界”。《二十四诗品》通过它创造的独特风神气格,概括中国诗歌发展传统,探讨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

《二十四诗品》的这种境界呈现方式,在明末清初以来的中国艺术发展、美学演进过程中有重要影响。如明末清初徐上瀛(约1582—1662)论琴学,著《溪山琴况》,仿《二十四诗品》,列二十四“况”。“况”者,况味也,也就是二十四种境界。分别是: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这二十四况的分列,明显受到《二十四诗品》以境论艺的影响。清人黄钺(1750—1841)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收藏家,他论画,著《二十四画品》,分别为:气韵、神妙、高古、苍润、沉雄、冲和、淡远、朴拙、超脱、奇僻、纵横、淋漓、荒寒、清旷、性灵、圆浑、幽邃、明净、健拔、简洁、精谨、俊爽、空灵、韶秀,也是从境界上立论。而今人王世襄论明式家具,总结出“十六品”:简练、淳朴、厚拙、凝重、雄伟、圆浑、沉穆、浓华、文绮、妍秀、劲挺、柔婉、空灵、玲珑、典雅、清新,其实也受到《二十四诗品》的影响,是从境上立论的。这成了对明式家具审美特点出神入化的概括。

这部讲记,主要疏解《二十四诗品》的内容,联系《诗家一指》其他部分、联系虞集存世文献中的相关内容来讲。讲它的文本来源、篇章校核,讲它原本的意思,以及在虞集整体思想背景下的映证;放在文艺美学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下,讲这部中国诗学史、艺术观念史、美学史上奇文的理论贡献;讲这部论诗篇章中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美学思考中的价值,等等。我在每品的分解中,有一个“延伸讨论”环节,一般提出一到两个关涉中国美学和诗学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尝试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该品的内容。因为在我看来,《二十四诗品》每品四十八字,一般由几个意象群组成,浓缩了丰富的思想,非常不易理解。有时即使表面文字意思清楚了,但对其所包括的理论内涵可能还是不甚了了,延伸讨论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这也是我在北京大学等课堂上与同学讨论中积聚的问题。

在内容上,先分讲各品,再总起来说二十四品与《诗家一指》之关系,我的观点是,二十四品是《诗家一指》的主要组成部分,研究二十四品的作者,也就是探寻《诗家一指》的作者。对于《诗家一指》的作者,我在分说各品中,从文辞使用、境界创造、思想构成诸方面,多加征引虞集相关文献,从而在对比中,看出《二十四诗品》出于虞集之手的可能性。而在“总说”中,主要集中在文本流传等几个关键问题上,集中论述其作者归属。对于二十四品之品目形成,在“总说”中我也有专文论述,我觉得这其中含有作者特别的用心和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十四诗品》,传世版本较多,我这里校注讲解所依的版本主要有:

1.《虞侍书诗法》本,题为元虞集所撰,现存史潜本为明正统(1436—1449)年间刻本,题“二十四品”名,仅有十六品,缺八品。

这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二十四诗品》版本。以下简称虞侍书诗法本

2.明怀悦《诗家一指》本,今存朝鲜刻本,刊于明成化二年(1466),前有怀悦于是年所作之序。以下简称怀悦本

3.杨成于明成化庚子(1480)所刻所辑《诗法》五卷本,其中卷二收《诗家一指》,内收《二十四诗品》。此《二十四诗品》后来为黄省曾、朱绂、谢天瑞遍选元人诗法所奉。以下简称杨成本

4.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十五录《枝指生书宋人品诗韵语集》,为祝允明(1461—1527)所撰,款正德“丙子秋”,时在1516年,后有冯梦祯明万历癸卯(1603)跋文。开章云:“诗有二十四品,偏者得其一,能者得其全,会其全者,唯李杜二人而已。”下接《二十四诗品》,录全文。顺序与通行本略有不同。以下简称祝允明书迹本。此书迹今不存。这是《二十四诗品》的第三个版本系统。

5.明黄省曾《名家诗法》本,刊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以下简称黄省曾本。《诗法》共八卷,《诗家一指》在第五卷。

6.明朱绂《名家诗法汇编》本,刻于明万历五年(1577),以下简称朱绂本。

7.明谢天瑞《诗法大成》十卷本,其中第二卷收《诗家一指》。明复古斋刻,刻于明万历年间。以下简称谢天瑞本

8.明陈天定《古今小品》本,清道光刊本,以下简称古今小品本。

9.明毛晋《津逮秘书》第八集收《诗品二十四则》(刻于1630—1632年间),以下简称津逮本。

10.宛委山堂刊陶珽重辑《说郛》本,刊于清顺治四年(1647)。以下简称说郛本。

11.郭绍虞《诗品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简称郭绍虞集解本。

12.祖保泉《〈二十四诗品〉校正》,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司空图诗文研究》之第六章。以下简称祖保泉校正本。

  1. 曾经清初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但今天不知所藏。
  2.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办《中国古籍研究》创刊号,第39—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3. 范梈《赠郑元泽别》,《范德机诗集》卷四。
  4. 邱江宁《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代文坛》,第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5. 杨士奇《杜律虞注序》,《东里集》卷十四。
  6. 王祎《练伯上诗序》,《王忠文集》卷五。他说:“范公之诗,圆粹而高妙;虞公之诗,严峻而雅赡;掲公之诗,典雅而敦实:皆卓然名家者也。”
  7.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尝有问于虞先生曰:仲弘(按:指杨载)诗如何?先生曰:仲弘诗如百战健儿。德机(按:指范梈)诗如何?曰: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曼硕(按:指揭傒斯)诗如何?曰:曼硕诗如美女簪花。先生诗如何?曰:虞集乃汉廷老吏。盖先生未免自负,公论以为然。”
  8. 赵汸《书苏参政所藏虞先生手帖后》,《东山存稿》卷五。
  9. 清人乔亿说:“题画诗……至有元作者尤众,而虞邵庵、吴渊颖,又一时两大也。”(《剑溪说诗》,《清诗话续编》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0.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九十二言虞集云:“先生文章为一代所宗,而其学术源委则自父汲与草庐为友,先生以契家子从之游,故得其传。”吴澄的长篇《行状》,也是由虞集所撰。
  11. 《可庭记》,《道园学古录》卷八。
  12. 如传为禅宗三祖僧璨所撰《信心铭》。
  13. “风格”一词形容人的风神气度,在典籍中多有运用,且时之较早。晋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郑君)体望高亮,风格方整。”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
  14. 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附录《明式家具的“品”与“病”》,第358—365页,三联书店,2008年。
  15. 史潜,字孔昭,金坛(今属江苏)人。正统元年(1436)进士,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之《新编名贤诗法》刻本分为三卷,卷上《诗评》,卷中《杨仲弘注杜少陵诗法》,卷下《黄子肃答王著作进之论诗书》《王近仁与友人论作诗帖》《范德机述江左第一诗法》《虞侍书诗法》《虞侍书金陵诗讲》《项先生暇日与子至诚谈诗》等。
  16. 怀悦,字用和,号铁松,嘉禾(今浙江嘉兴)人。景泰至成化年间在世。怀悦辑《诗家一指》而刻之,卷首有成化二年(1466)八月魏骥《诗家一指序》,卷末有怀悦《书诗家一指后》,书刻于是年九月。共收有《诗家一指》《诗代》《品类之目》《当代名公雅论》《木天禁语(内篇)》《严沧浪先生诗法》诸书,原刻本已佚,现存朝鲜翻刻本,日本藏有两种版本均为朝鲜翻刻本。
  17. 杨成,字成玉,闽县(今福建福州)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成化间任扬州知府。今存《诗法》五卷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略残。
  18. 谢天瑞,字起龙,号思山,浙江杭州人。所辑《诗法》十卷,卷二收《二十四品》(无“诗”字),品后多系唐元诗人名,如“雄浑”后系“杜工部”,“冲淡”后系“孟浩然”,“纤秾”后系“王维”,不甚有章法。
  19. 陈天定,字祝皇,人称慧山先生,晚明人,生卒年不详。福建龙溪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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