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序

按语：《宣南秉烛谭》就要出版了，还缺少一篇序。怎么办？本来早在十五六年前，我就想在北京一家报纸上开以此为题的一个专栏，当时暑假期间，我住在右安门里仁街家中，的的确确是个宣南人，便先写了一篇两三千字前言，不想后来专栏未开成，这篇“前言”也被没收了。后来此书编成，一心想写篇长序，综述宣南在几百年来与中国全国历史文化之关系，但浮想虽多，却未能抽时间写成文字。前见报载菜市口往南拆成大街的报道，忽然感到，下世纪也无所谓“宣南”了，何必多余再写序呢？手头恰巧有这篇为友人所编《学林春秋》写的长文，题为《我与北京历史民俗》，其中说到北京的历史文化、民俗繁华，是全国的，也可以说是“宣南”的。因之，把它编在前面，就作为代序吧。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记于

浦西延吉水流云在之室晴窗下

友人来函约稿，让我写一篇谈我关于北京历史民俗学术研究的文章，感到十分惭愧。因为一谈到学术研究，便感到太高级了。因为我对于北京历史民俗只是欣赏爱好而已，因为欣赏爱好，所以几十年来，注意这方面的观察、思考、想象，过去到过一些地方，接触过一些耆旧，眼看过一些变化，搜求过一些旧闻，阅读过一些书籍，讨教过一些老师……这样使我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肤浅的知识，更因为感情所系，对其爱好，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一直是以写小文章作为最大乐趣的，而思念所系，又都在北都旧事，这样写的有关北京历史风俗的书就十分多了，也似乎变成为这方面专门的历史民俗学术研究了。其实，哪里谈的上呢？

我不是北京人，也不是北京出生的外省人，虽然老辈曾祖、祖父、父、母等位先人他们都在北京生活过，可是我童年一直在乡间山镇。我时常想，也许我如果出生在北京，从小北京长大，或许对北京没有那种较新鲜深刻的认识与爱好，也不会对北京历史风俗那样感兴趣，去注意观察、欣赏、理解它……我又想，如果我不在解放初就调离北京，久住江南上海，也许对北京的历史民俗没有那么殷切的思念，没有那样深情……我再想，当年我到了江南上海，我父亲、弟、妹还留在北京，我又是教书匠，每年暑假（除特殊年份外），总有个把月假期，这样我有条件每年回京探亲，重游故地、寻访故人，互诉衷曲……正因为我对北京有那样先前的条件，有后来这样的方便，所以我比从小生在北京的人，一生一世未离开过北京的人，或远客异地他乡、漂洋过海到过外国，多少年没有回过北京的人……观察、理解、注意的焦点更清楚、更客观、更细致、更真切……我基本上是读熟了这本书的，也看清了这本书的……当然，熟和清都是程度上、感觉上的，距离所谓的学术研究那还是十分遥远的。因为我根本不是什么学者、专门家。

何以见得，不妨举例说明。我小时候在乡下常听嫡母贺老太太讲说北京故事，她老人家是庚子前在北京度过童年的。民国初年，又和父亲在北京居住过的，那时住家在河伯厂，后来又搬到羊肉胡同。讲她小时洋人进北京的事、逃难的事，也讲城南游艺园看放“盆子”时的热闹；她拿大幅照片给我看，我看民国初年她年轻时穿着高元宝领紧身长袄、下面长裙子的照片，她告诉我一起照像的那些女性，这是哪位姨妈，这又是哪位姑妈……我在未到北京之前，对什么这个官、那个“老”、什么“东四西单鼓楼前，六国饭店游艺园”已经十分神往了，及至到北京之后，因为是早闻名已久，急于想知道的，自然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比生在北京、早已司空见惯的人看的更为仔细。但又因为我是从乡下来的，常常与乡下比较，觉得北京并不是样样都好，不少地方很不如家乡山镇。比如厕所，北京蹲坑很浅，蹲人的地方很脏，大小便狼藉不堪，有的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而吾乡山镇，厕所都是丈数深的大坑，上盖木档，边上一堆黄土，厕所主人为多积肥，每天人们新拉屎尿，就随时用铁锹铲两锹黄土盖上，因而一点也不臭。而北京则不然，尤其公共厕所，要掩鼻而进，迄今北京还有不少这种厕所，真是无法说起。从小生长在北京的人就不觉得，久住北京的人也不觉得，所谓“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但当时也有特别好的地方，如我到北京时，正是袁良做市长的后期。袁字文钦，杭州人，从小在杭州拱宸桥给日本商人做学徒，后去日本，在日本生活，日俄战争时，他还替日本老板服兵役，当过日本兵……是真正的日本通，日本人爱干净，他做市长受此影响，放出谣言，说市府号召灭蝇，打多少苍蝇，到市政府就可卖一元钱，开始大概真有人卖到钱了，于是许多大人小孩齐动手打苍蝇，想去市府换钱，后来才知是谣言……但这样一打，当时的北平，真的苍蝇极少了。尤其夏天厨房里，看不到苍蝇，这就比山镇好多了……但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只短短两三年时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来了，“七七事变”不久，北京沦陷了。古城文化消失了，灾难开始了。或者说从此文化的古城坠入灾难的深渊中了……昔时的岁月永远不复返了。而在我记忆中留下的只是十分短暂的两三年美好的回忆，这是我对北京历史民俗眷恋的感情基础……经历了八年抗战，亦即沦陷后北京的耻辱苦难生活，经历了抗战胜利（即所谓“惨胜”）后三年内战所造成的极为穷困的饥饿生活……直到北京解放、全国解放，这漫长的岁月中……对于往昔，就只剩下华胥之梦了。

北京是上千年的首都，凝聚了全国的人力、财力的精华，而且是历史的积累。十九世纪后期，西方文明随西方侵略势力进入中华，在北京表现了最大的冲撞，开始了本世纪，这样北京就不但是中华人文精华历史的总汇，也是西方文化较为集中融入的中心。庚子、辛亥之后，三十多年中，表现极为明显。二十年代末北伐成功，而当时统治者，无器度、无眼光，放弃北京为首都，把政治中心迁到南京，一开始就成为偏安局面，或许是注定它日后必然失败的重要原因。《吴宓日记》一九二八年七月末《南游日记》中组诗有两首道：

朱户树阴夹广路，绮窗花影映阶除。
卜居终爱北都好，何似南中隘且淤。

燕云列代帝王都，却寇威夷诩霸图。
岂意功成革命日，偏安江左计何愚？

此诗记在七月二十八日《日记》中，第二天吴即由前门东车站上车去天津，到南方去游历，临行时发此感慨，而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均同此慨叹。但感慨又有什么用？从此政治中心移到南京去了。辛亥之后北洋政府短暂的议会政治，在政客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勾结军阀的混战中结束了，南京的党国政权开始。北京剩下一座空城，一城市民，几十所学校，大群眷恋于旧都文化学术的学人，包括清朝的遗老遗少，及大批远涉重洋到欧美吸收了西方文明、西方学术的洋博士，聚守在这失去政治中心，只剩历史文化沉淀的古城中，服务于最好的学校、博物院、图书馆、医院、各种研究机构……休闲于最好的厂肆、书摊、公园、饭馆、浴室、戏园、街巷胡同、四合院房舍……充足的经费、丰厚的收入、低廉的物价、便宜的人工……这一切，形成了北京的往昔的文化精华，是来自历史，凝聚历史的；是来自全国，凝聚全国的；是来自世界，凝聚世界的……回顾北京历史民俗的着眼点，首先应该放在这种气氛上，因为它是来自全国的、世界的，也是影响全国的、世界的。不信，近半个世纪中，美籍华人得诺贝尔奖金及其他有世界名望的学人中，就有许多位昔时是受过北京古城文化熏陶的。如不注意到这点，从这样的高度去观察北京历史民俗文化，那就不能真正认识到北京的历史民俗的本质。如把着眼点只停留在骆驼祥子、天桥、豆汁、焦圈、城根喊嗓子、河沿遛鸟、请磕安、西皮流水、满胡同拉屎、满口脏话……只剩下这些，那还怎么能成为上千年的，辽、金、元的，及自明、清直到北洋政府垮台的全中国人民的京都呢？

现在说到北京和上海的历史民俗，有两个十分重要、必须在思维中首先明确、时时要注意到的问题——它们常常被人们忽略掉，年轻朋友没有经过，忽略掉还情有可原，而一些年纪较大，甚至高龄的学人，也常常忽略掉，给年轻读者造成错觉。一是上海三十年代租界地的政治特殊性，中国政府管不了，不少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都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中产生的，或在这种环境中出版的书刊上刊载的……近见不少老辈学人回忆三十年代上海各出版刊物的文章，似乎很少说到此点。——不过这与本文关系不大，可不去管他。那么北京是什么问题呢？首先现在人们常说的“北京人”，几十年的户口冻结，似乎忘记了人是活动的，是应该有居住自由的，似乎“北京人”是固定的动物，大似千年松、万年柏了。其实北京在“七七事变”前，又有几个是“北京人”呢？我上初一时，同座位小孩叫郑风胡，住屯绢胡同，是郑孝胥弟弟郑孝柽的孙子；前面小同学是苏州大儒巷潘家的儿子，住口袋胡同；另一小同学是吴兴周家小孩，住兴隆街……班上四十多个小学生，广东的、山西的、山东的、冀东的，几乎没有一个是北京人。当时管北京人叫“本京人”，另外还有的叫“旗人”。同学中有一个姓“沈”的，是“外馆沈家”子弟，这才是真正北京人。在历史上似乎是没有“北京人”这一概念的。天子脚下，五方杂处，哪一省人都有，哪里有“北京人”呢？“南方人”、“老西”、“本京人”……这都是常叫的，还有“旗人”，这在清朝是特殊的，三十年代还常叫，但常常前头加个“穷”字，没有威风了。再有“直隶人”，即河北省人，现在没有人叫了。这包括北京周围郊县的人。这里有一点，现在人也很少注意到，即北京城里人和郊区人，用现在话说，即反差非常大。或者也可以说是差距非常大。这一点，明、清两代直至北洋政府、政府南迁后，一直没有什么改变。如说江南文化经济是面上的繁华，那北京城的历史民俗、繁华文化只是城圈里，甚至可以说是“宣南”的。“一进彰仪门，银子碰倒人”，就是满眼繁华；一出城，就是“吟鞭东指即天涯”、“鸡声茅店月”了……城墙内外差别就这么大，谈北京历史风俗，这点必须注意到。细说甚繁，只举一例，北京城内那么多学校，而郊区来读书的并不多，大中小学，来读书的，更多的是城里人、南方人、外省人。郊区最多的是劳动人民。当时的女佣，俗名“老妈子”，最多是三河县人、顺义人、京郊人，而且在宅门帮工多少年，手头也攒了不少钱，而打扮永远是乡下装束，大脚小脚，一年四季，都绑腿带，连散脚裤都很少穿；一律梳头，没有剪发的……和太太小姐一看就能分出来，和现在安徽、四川的穿牛仔裤、T恤衫的打工妹迥不相同。再有明、清两朝大量的太监，大都是北京附近定兴、宝坻等县的人。清代吃衙门饭的，即书吏，大多是江、浙籍几代住在北京的后裔北京人，但自称仍说是“南方人”。而做衙役、跟官等除南方人的后代外，多保定人、天津人，都经多见广，能说会道，所谓“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北京人尖酸溜滑，欺软怕硬，都是这些人流传下来的。北京又是政治中心，政权、军权集中的所在，这种势力与权势结合起来，是最容易形成欺压善良百姓的恶势力。直到今天，并未断种。三是北京历史民俗中的社会层次，分得十分清楚。这是客观上文化、经济、地位等方面自觉形成的，自动遵守的，并没有谁人为地限制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胡适之先生的汽车司机开车送他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这司机绝不会在没有胡先生的吩咐下，他也锁上车门到茶座上坐坐。司机赚钱与小学教师差不多，甚至阔人司机要多得多，权也大得很，但他不会带孩子老婆到来今雨轩坐茶座、吃西餐，请他去他也不去，他自觉是佣人，另有他去的地方……现在人很少谈旧时代妓女，而当时妓女等级区别也十分严格。班子里的姑娘（红花）、娘姨（绿叶）可以成名，成为名花名叶，结交名人权贵，一旦从良嫁人，马上变成某太太……而三等妓院，则是接待劳动人民的，真是人间地狱。曹禺《日出》所描写的翠喜、小东西等等，正是二三等的下等妓女。文化层次、结交对象、生活作风其间差距甚大，现在一般人是很难想象的。要理解，可以，要阅读大量书籍，如《吴虞日记》，便是很好的资料。当年他在北大做教授，月薪二百六十元，逛胡同捧花忆情、娇玉等姑娘，要接娇玉从良，用两千元身价。木刻印五十本《赠娇玉诗》送人，连刻字带印刷用四十余元。当时这些老先生都以这些事风流自赏，并不回避。连胡适之先生也免不了。《胡适日记手稿》民国廿年四月五日记云：

前昨两夜，与王叔鲁、周作民、罗钧任、陈博生诸人吃饭。他们闹酒、劝我喝酒，因席上有几位妇人帮他们劝，我勉强喝了几杯花雕，前夜喝七杯，昨夜喝五杯……两次喝酒，便复发病，此次破戒，竟得酒害确证，可以使我坚守酒戒了。

王叔鲁即王克敏，周作民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又是北大经济系教授……“妇人”是谁，班子里叫的条子，即妓女，即所谓吃花酒，王克敏某房姨太太娶的是名妓“小么凤”，是王揖唐姨太太养女，二王是“丈人”、“女婿”的关系，在旧时官场中是十分著名的。这些人言谈风度，现在人亦很难想象，但决不像现在电视剧那些演员凭想象演的那样粗俗，不然怎么能劝得戒了酒的胡先生又破戒喝酒呢？——我倒不是故意暴露胡校长的小节，实在是想见胡先生随和的神态，正好作为谈北京历史民俗的实例，说明社会的等级差异，与现在时代隔阂甚大，要理解是很不容易的。但不能凭主观去想当然，因为那太离谱了。

北京历史民俗的书籍资料太多了。方志之外杂志，正史之外野史，野史之外集部，元、明、清以来文人的日记、书信，以及大量的小说、通俗文学戏词、鼓书词之类，还有大量卷宗、案例、公私文书，真是汗牛充栋，阅不胜阅，找不胜找……当然是越古老的越少，越后来的越多。十年前，在新加坡国大开汉学会，认识了普林斯顿大学陈学霖博士，他是专攻宋金元明史的专家，是华盛顿大学历史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专攻宋、金、元、明史，自然对北京历史风俗有深入的研究，对北京建城传说极感兴趣，对“刘伯温与哪吒城”的民间传说，正在深入研究（现其专著已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就问我一些传闻，而匆匆之际，我所知寡陋，什么也回答不出来，真感十分惭愧。北京城元大都是刘秉忠主持造的，后来明永乐又在大都旧址南移造北京城，先造内城，许多年后又造外城，直到六十年代中后期拆城，这座“凸”字城的确辉煌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但正史上永乐建北京城时，刘伯温早死了，姚广孝亦未参加，因而“刘伯温建造八臂哪吒城”只是民间神话传说，而我从小就一人常到故乡山镇南梁上阎王殿玩，看惯墙上画的牛头马面、刀山油锅，从来不怕神、也不信神，只怕强盗、土匪……不信迷信鬼神，而最热爱和平生活，因而对元代哪吒城也好，明代哪吒城也好，这些神话传说，虽然“姑妄言之姑听之”，不去注意，却对元代北京市民生活风俗怡然神往，这是因读欧阳玄十二首《渔家傲·南词》引起的。这十二首词是每月一首，写元大都百姓生活，形象极美，其中夏景最令人神往。如五月“月傍西山青一掐”、“血色金罗轻汗褟”、“凉糕时候秋生榻”……六月“辘轳声动浮瓜井”、“碧莲花肺槐芽渖”等句，都同本世纪前期生活仿佛，真是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欧阳玄元延祐元年（一三一四）以《天马赋》第一名进士及第，中了状元。其后为国子博士、奉议大夫、国史院编修官、翰林直学士等官。在大都为官八九年后，仿其祖上先人欧阳修《渔家傲·鼓子词》写此。序中说：“以道京师两城人物之盛，四时节令之华……”，留下了元大都的文字风俗画面，使后人读了不但怡然神往，而且如在目前，与后来北京生活不少完全一样。八十年代初，我曾在报上写小文介绍过，收到不少北京读者来函，如说北京话中直到今天管汗衫还叫“汗褟”，夏天西瓜直接扔到井中，用井水镇着，吃时摇辘轳用柳罐再取上来。想象旧时生活，去元代虽远，但风俗传统，犹可寻觅，极有情趣。我一直想把十二首风俗词逐一作一解说，但一直不敢，一直拖着，直到前年年底，才发奋去写。一写，才知“不敢”、“拖着”的确是实情，因为不懂的地方，无法解决也。如“二月”中“引龙灰向银床画。士女城西争买架。看驰马，官家迎佛喧兰若……”，这“引龙”句是写二月二引钱龙，用草灰沿墙根由大门外直引到内室床脚下，明、清以来讲岁时风俗书，记载甚多。连我家故乡山镇也有此风俗，不用草灰，用谷糠，年年来引。而“争买架”，“架”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向“城西”买呢？“架”一是买鹰的数词，一只鹰叫一架鹰。为什么向“城西”买呢？“城西”是城内西城呢，还是城外西郊、西山呢？“架”二可以说是“抬架”的架，“架窠子”的架，这又是交通工具。同下面“看驰马，官家迎佛喧兰若”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在解说中虽然征引文献，强作解人，但总感牵强附会，说不准确，感到十分遗憾。因此有些历史风俗的，从文献记载中，可以通过文字或图画理解，有些则非要经过见过的人点悟，一说就明白了。如说到清代的市内交通工具骡拉轿车，常说“大鞍车”、“小鞍车”，我一直怀疑，如何区别“大”、“小”呢？六十年代初，我父亲还健在，他是“庚子”后在北京生活过的，有次闲谈说起“大鞍”、“小鞍”，我说什么叫“大鞍”、“小鞍”呢？他老人家说：“那还不好区别，大鞍就是骑鞍……”一个“骑鞍”，我一下子明白了。但如这样告诉年轻朋友，肯定仍然不理解，因为什么是“骑鞍”，他也不明白。《渔家傲》词“六月”有“绿鬓亲王初守省，乘舆去后严巡警”，“九月”有“龙虎台前鼍鼓响……千官瓜果迎銮仗”句，这是元代皇帝年年六月幸热河开平上都，九月自上都回銮。当时自大都有三条路通向上都，当时两都均极繁华，元代风俗诗词亦多咏唱者。其后上都元亡后荒凉，迄今几乎旧迹难寻。实际历史、风俗可研究者甚多，只是文献资料少，实际寻访调查亦无此力量，只是想象嗟叹耳。

明以后北京历史风俗，以迄解放前，均有地域可寻访考证，有文献可征，有实物可见，较为系统容易。但文献资料，最好是第一手资料。第二手、第三手辗转抄袭者太多，殊不可靠。清代末叶及本世纪前期，有大量日记、书信、新闻纸以及民间俗曲鼓子词等等，均是最可贵的材料。如“百本张”唱本中，对于晚清生活、衣食住行、庙会等都有详细记载。我对一百多年前护国寺庙会、妙峰山走会就是从“百本张”唱本中了解详细情况的。顾颉刚先生当年调查妙峰山时，好像还没有引用到这个唱本。有不少历史民俗掌故，就是从前辈学人书信中得知的。如有名的“谭家菜”，就是看了陈援庵先生写给胡适之先生的信，才知道当时的“鱼翅会”，那时谭篆青先生还住在丰盛胡同老宅子中，还没有穷到卖房子的时候呢！“鱼翅会”成员每人一餐四元大洋，都是傅增湘、陈援庵这些既做过总长、议员，又十分有学问、有财力的人才参加的。大字识不了一斗的土包子，纵然腰缠万贯，怎么能上得了这样的台盘呢？

我做学生的时候，是一个十分不用功的学生，认识海内名师的确很多，但没有好好跟他们学习，实在谈不到具体的师承，只是多少从各位老师们的言行中受到一点熏陶而已。从中学生时代，就好东拉西扯写点东西，又因环境关系，时写时辍，始终也不成气候，也不敢成气候，但在混乱的世事当中，在苦难的人生当中，总也希望有点欢乐、有点寄托、有点生之趣味，这样就看点喜欢看的书，注意点喜欢注意的事，写点喜欢写的东西，说的都是些大实话，哪里谈得到北京历史民俗研究呢？让一些专家们听到、看到，岂不笑掉大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