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燮舊藏明鈔本《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譜》考
李萬營[1]
摘要：《中原音韻》和《太和正音譜》今均存鈐“錢穀手抄”印章的鈔本，或稱其爲“錢穀鈔本”，此實是僞印，但屬明鈔本則無疑問。這兩種鈔本在清代經過顧菊庭、趙烈文及姚燮、姚承輿祖孫遞藏，姚燮爲著名曲論家，故可稱之爲姚燮舊藏本。此二書從姚家散出後，經過“萬古青山只麼青”收藏，從書坊出售時，前後半部被相互錯裝，又分别經孫家溎與鄭振鐸收藏，今分藏於四川師範大學圖書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其中《中原音韻》鈔本的底本可能早於《嘯餘譜》本，帶有瞿藏本、訥菴本向《嘯餘譜》本、《四庫全書》本演進的痕迹。而《太和正音譜》鈔本與内閣文庫藏明刊本、《北雅》同作三卷，接近《太和正音譜》早期傳本的面貌，它應是以閣本或與閣本同系統的早期傳本爲底本鈔録而成的。
關鍵詞：姚燮 中原音韻 太和正音譜
一
明朱權《太和正音譜》，現存一種鈐有“叔寶”“錢穀手抄”的鈔本，姚品文《太和正音譜版本知見録》云：
三卷（殘二卷）。署涵虚子編。無作者自序，有總目。卷上爲叙論；卷中爲譜式黄鐘至小石；卷下應爲仙吕至般涉，缺。書中有“錢穀手抄”印記。錢穀（一五〇八—一五七八），字叔寶，號懸罄室主人。嘉靖間遊於文徵明之門。曾抄書多種。《明史》卷二八七《文苑傳文徵明傳》叙及之。書當抄於嘉靖間。有收藏者“大某山民”、“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本”等印章。譜式曲文不標聲調。無斷句。文字錯漏甚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此本。[2]
按：國圖已將此書在網絡上公布，内含《太和正音譜》前二卷和《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後半卷，實爲兩種殘書合訂而成；所缺失的部分，則爲四川師範大學圖書館收藏。兩書應是在書坊出售過程中被錯裝而失群。由於其内葉鈐有“叔寶”“錢穀手抄”印章，或稱其爲“錢穀抄本”。如川師所藏《太和正音譜》殘本，《四川省高校圖書館古籍善本聯合目録》著録作“明錢穀抄本”[3]；《中國古籍總目》亦有著録，稱：“明錢穀抄本（存卷下），川師大。”[4]又，川師所藏《中原音韻》，其圖書館網頁、《中國古籍總目》、《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皆有著録，稱其爲“錢穀抄本”。[5]
早在民國間，版本目録學家傅增湘（1872～1949）就見過這部《太和正音譜》鈔本，他在《藏園群書經眼録》中説：“《太和正音譜》……明寫本，棉紙藍格，九行十七字。鈐有顧菊庭藏書印。又‘叔寶’、‘錢穀手抄’二印，不真。”[6]在《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他也説：“《太和正音譜》……明寫本，棉紙藍格，九行十七字，鈐有僞錢穀印記。”[7]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傅氏判定印章“不真”，係“僞錢穀印記”，但仍定爲“明寫本”。
1982年，熊克發表《跋明藍格鈔本殘卷〈中原音韻〉及〈太和正音譜〉》一文，也指出兩種鈔本的字體與印記皆與錢穀所存實物有别，“非叔寶手鈔，尤爲顯明”。但“以其與有關明鈔的書法、字體特征相證，猶相類似”[8]，故今川師圖書館和國圖的網上目録，都稱此《太和正音譜》爲“明鈔本”。
筆者專程前往成都，複製得川師藏本，將兩書合爲完璧。
今合而觀之，所謂“錢穀手抄”“叔寶”二印，與今傳錢穀真印，確有明顯差異。今以“中國歷代鑒藏家印鑒數據庫”[9]所收“叔寶”印，與二家藏本進行比對。
可以看到，二家藏本的“叔”字右下角略短，呈現左右不穩之勢，與數據庫四例差異極大。故傅增湘、熊克所説非錢穀手鈔，應可成爲定論，當是書賈爲提高此書價值而作僞。此二書雖非錢穀所鈔，但稱其爲明鈔本，應無問題。
兩書中，“玄”字不避康熙之諱，知其鈔寫時間必在康熙之前。
又，明代避諱之法，到萬曆之後漸密，“常”多作“嘗”，“洛”多作“雒”，“校”多作“較”，“由”字則有缺筆者，至崇禎年間，又有避太祖成祖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廟諱之詔[10]，今檢兩書，“常”“洛”“由”“檢”皆不避諱，則其寫定可能在明泰昌、天啓之前。
查國圖本有“大某山民”印，川師本有“復孫”印，因知經過清代著名曲論家姚燮及其孫姚承輿遞藏，兩書均爲戲曲研究的重要文獻，故稱作“姚燮舊藏明鈔本”，或許更爲恰當。
國圖本共四册，前三册含《太和正音譜》卷上、卷中，卷中後半不全，至“大石調·惱煞人”而止。第四册爲《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後半部分，起自“句字不拘可以增損者一十四章”之“雙調”。
川師本共二册，第一册是《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前半部分，起自“一，音韻不能盡收《廣韻》”，終於“中吕·道和”。第二册即國圖本《太和正音譜》後半缺失部分，起自“大石調·伊州遍”，終於“般涉調·尾聲”。
由於存在書賈僞託“錢穀抄本”問題，這兩種鈔本的可靠性由此出現疑問，導致其版本價值未能得到關注。筆者認爲，兩書確爲明代鈔本，除去僞錢穀印章，仍有諸多名家收藏印章，均屬可信，其遞藏情况與版本價值也值得加以探討，故撰此文，以求正於方家。
二
我們先通過印章、題識的考辨，探討二鈔本的遞藏情况。
（一）國圖藏本中的印記
國圖本《太和正音譜》，存卷上、卷中，其目録葉有五枚印章，除僞“錢穀手抄”“叔寶”印以外，還有“大梅先生”“妙白草”“萬古青山只麼青”三枚印章。卷上首葉，有“大某（梅）山民”“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二印；末葉，有“顧菊庭藏書記”“長樂鄭氏藏書之印”二印。卷中首葉亦有五印，較目録葉之五印，無“大梅先生”，多“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餘同。
《中原音韻》，書末尾有“長樂鄭氏藏書之印”，其後之空白葉有“顧菊庭藏書記”。
以上諸印，“大梅先生”“叔寶”爲白文，其餘皆爲朱文。
按：“妙白草”“萬古青山只麼青”二印，印主不詳，但印文風格相近，或屬同一人。“顧菊庭藏書記”，印主爲顧菊庭，生平事迹不詳。據《清實録·道光朝實録》，浙江平湖縣“監生耆民顧菊廷、王天奇等”，因道光十五年（1835）六月海潮衝壞平湖縣海塘、十六年（1836）六月海潮又衝進田地衝毁花禾事上呈，善英據奏，皇帝下旨核查；後巡撫上奏稱查無此事，訊查顧菊廷等“俱屬茫然，稱無其事”，皇帝以爲顧氏等人言語前後出入太大，又下旨核查有無諱飾情弊。善英又奏巡撫訊查顧菊廷等人時曾有威嚇之舉，皇帝再下諭旨核查。[11]此事以善英“降二級留任”爲終，可能係懲其所奏不實。[12]三次諭旨中，顧菊廷之“廷”前兩次寫作“廷”，後一次寫作“庭”，從名字看，他有可能是“顧菊庭藏書記”之印主。但光緒《平湖縣志》、民國《平湖縣續志》等，均未見此人信息。與顧氏一同上呈者王天奇，亦找不到相關文獻。在此海潮事件中，善英尚且得咎，也許二人亦因此罹禍，遂致家業飄零而藏書散出。
“大梅先生”與“大某（梅）山民”，均爲姚燮印章。姚燮（1805～1864），字梅伯，号復莊，又号大梅山民、上湖生等，浙江鎮海（今寧波）人，著有《今樂考證》十二卷，又編選《今樂府選》192册[13]，是戲曲史研究的重要文獻。
（二）川師藏本中的印記
川師藏本，爲《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前半和《太和正音譜》後半，原訂爲一本，題《中原音韻》[14]。熊克文章已經介紹，此《中原音韻》内鈐有“鄞蝸寄廬孫氏藏書”“惠父寓目”“半甓道人”“曾在孫翔熊處”“叔寶”“錢穀手抄”“漁甫”等印，另有“歲在閼逢涒灘太簇月元日閲”題記一行。[15]筆者所見，首葉還有“萬古青山只麼青”一章；“漁甫”一印則鈐在題記下。
再看《太和正音譜》殘本，熊克指出：
此卷所鈐印記，除無“惠父寓目”“漁甫”等章，另增有“顧菊庭藏書記”“漁道人所作”“輿甫詩書”等印外，基本上與《中原音韻》相同。此外，則尚有“四明孫氏蝸廬珍藏善本、癸酉十一月陶君處來”“元月十三日閲”“漁道人藏”“二月十八夕雨窗酒醒閲”等題字四處。所有題識字體，尤相類似，從各方面推證，似皆出孫氏手筆。[16]
按：筆者所見，還有“妙白草”“復孫”二印。諸印中，“叔寶”“惠父寓目”“半甓道人”爲白文，其餘爲朱文。
“惠父寓目”，係趙烈文藏書印。趙烈文（1832～1894），字惠甫，一字偉甫，號能静居士，江蘇陽湖（今江蘇常州）人。曾入曾國藩幕。其藏書樓名天放樓。據《中國藏書家印鑒》所載，其藏書印有“趙氏惠父”“烈文私印”“惠父寓目”等。[17]
“曾在孫翔熊處”“鄞蝸寄廬孫氏藏書”二印，係孫家溎藏書印。孫家溎（1879～1945），字翔熊，號蝸廬主人，鄞縣（今屬浙江寧波）人。藏書共約二萬卷，藏書印有“鄞蝸寄廬孫氏藏書”“蝸寄廬孫氏藏書之印”“曾在孫翔熊處”等。[18]
“半甓道人”，可能亦爲孫家溎藏書印，因其鈐於“曾在孫翔熊處”“鄞蝸寄廬孫氏藏書”之間，且“半甓”意半塊磚瓦，與“蝸廬”之義相近。
又，熊文稱“所有題識文字，尤相類似，從各方面推證，似皆出孫氏手筆”[19]。其實這個説法是存在問題的。其中第一則題識“四明孫氏蝸廬珍藏善本、癸酉十一月陶君處來”（圖一），確係孫家溎手筆，熊克據“癸酉”，指出孫氏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始自陶君處獲得”[20]。這一解説是對的。但其餘三處題識，其實都不是孫氏的手筆，由於熊文没有結合印章來考察，其指認出現了錯誤。
前舉《中原音韻》内之題識“歲在閼逢涒灘太簇月元日閲”（圖二），意爲甲申年正月初一閲。熊克從孫家溎的生平角度出發，定爲公元一九四四年一月廿五日，這是錯誤的。此題記下有“漁甫”印，熊文未加注意，我們必須在考明此印主人的情况之後，纔能加以確認。《太和正音譜》内，熊文所舉第二條題識“元月十三日閲”，書於首葉（圖三），下鈐“漁道人所作”印。它與“漁父”印應是出於同一主人。
第三條“漁道人藏”，書於下卷首葉（圖四），下鈐“復孫”印。
第四條“二月十八夕雨窗酒醒閲”，書於“雙調”之“山丹花”葉（圖五），下鈐“輿甫詩書”印。“輿甫詩書”當亦是他的藏書印。
按：這四條均出於同一人之手，所鈐印章也屬於同一人，即鄞縣姚承輿。
姚承輿（1861～1928），字復孫，姚燮之孫，書畫家。《四明書畫家傳》所載其别號有：伏虎居士、漁道人、漁父、復莊孫、靈子山民、漁旉。[21]這裏，題識及印章中的復孫、漁父、漁道人，都可以對上號。第四條之“輿甫詩書”，“輿甫”諧音“漁父”，又與“承輿”之名相關聯，當是其别一字或别一號。
再觀圖二至五，字體筆迹亦完全相同，可知皆爲姚承輿所書，故“歲在閼逢涒灘”，其時間不是1944年，而是1884年。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三）二書之遞藏變遷
根據以上辨識，可以對二書之遞藏作一判斷：
明鈔本《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譜》，皆有“顧菊庭藏書記”印，説明顧氏不但收藏了二書，且所藏皆爲完本。若顧菊庭是上文所舉浙江平湖縣人顧菊庭的話，則其生活時代在嘉慶、道光間（1796～1850）；若其在道光十六年（1836）海塘事件中罹禍，則其藏書當於此時散出。其後爲趙烈文所得。
趙氏有《能静居日記》，咸豐十一年（1861）四月十三日，他記下了一則信息：“《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三卷，論北曲音律。”[22]
按，《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即該鈔本《中原音韻》卷首題名，然鈔本不分卷；而該鈔本《太和正音譜》爲三卷，趙氏所謂“三卷”，或係記日記時漏寫《太和正音譜》書名。據此，二書皆入趙氏之手。
趙烈文1861年已經見到二書，收藏時間必在此年之前。是年趙氏因太平軍戰亂避難於崇明（今上屬海市），六月即乘輪船沿長江上行，入東流（今屬安徽池州）曾國藩軍營。[23]二書可能留在上海而遺失。
姚燮與其孫姚承輿的印章、手迹，一在《太和正音譜》國圖藏本上，一在川師藏本上，表明此書曾完整地收藏在姚家。又《中原音韻》上雖無姚燮印章，但有姚承輿手迹，則此書亦曾藏於姚家，可能從趙烈文手中散出後，輾轉流入姚家。
姚燮於1862年8月至1864年4月之間去世，一直旅居上海，[24]二書入藏時間或在此期間。此時《今樂考證》已經寫定將近十年[25]，因此這二種鈔本没有得到姚燮充分的利用。
據姚承輿“歲在閼逢涒灘太簇月元日閲”的題記，他1884年已經在閲讀此書。至於二書流出姚府的時間，可能在1928年姚承輿逝世以後。
“萬古青山只麼青”“妙白草”二印，見於《太和正音譜》前後各卷，説明印章的主人所見該書爲完本。前一印又見於《中原音韻》首葉，説明印章的主人曾同時收藏了此二書。又，此印鈐於“大梅先生”之上（《太和正音譜》目録葉），則其收藏二書當晚於姚燮，他得到二書的時間，當在1928年之後。
自“萬古青山只麼青”主人家流出後，二書被錯析爲二，一爲《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前部與《太和正音譜》中（殘）、下卷；一爲《太和正音譜》上卷、中卷（殘）與《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後部。至於二書的錯裝，或係書坊造成：進出之書既多，又有採購、搬運、售出諸環節，又或經衆手，難免造成混亂；而藏書家不太可能錯裝，因而只能是在書坊流通時造成。
前引孫家溎題識稱“四明孫氏蝸廬珍藏善本、癸酉十一月陶君處來”，即經陶某之手歸於孫家溎，時間爲1933年11月。陶君爲誰，今不可考，疑其即“萬古青山只麼青”之主人。又，孫氏的印記，只見於錯散後的川師藏本中，不見於國圖藏本，則其所見已經是殘本，故錯裝時間應在1933年11月之前。
孫氏在1945年去世，所藏書籍在其死後逐漸流出，如天一閣藍格鈔本《録鬼簿》亦爲其舊藏，流出後被杭州書商帶到上海，於1946年秋爲鄭振鐸購得。[26]疑此種前半爲《中原音韻》的錯裝本，亦於同一時期被杭州書商帶到上海，因係殘本，故一直滯留書坊，直到1960年，始爲四川師範學院（今四川師範大學）購得[27]。
前半爲《太和正音譜》的錯裝本，是否經過陶氏之手，不詳，至1941年，被帶到北京斐英閣，爲傅增湘所見。《藏園群書經眼録》載有此事：“斐英閣送閲，辛巳。”[28]斐英閣，北京琉璃廠書店，由河北棗强縣（今屬河北省衡水市）人裴成武（字子英），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開設，在南新華街長春會館内。[29]辛巳，即1941年。但傅氏因發現其中印章有僞，故未購藏；後遂爲鄭振鐸所得。1958年鄭氏去世後，家屬將其藏書捐贈給北京圖書館（今改名爲中國國家圖書館）。
三
這兩種明鈔本《中原音韻》與《太和正音譜》，有其重要的版本價值。
首先來看《中原音韻》。
據張玉來先生研究，《中原音韻》的版本可分全本、節本、增訂删節本、今人刊行本、《韻編》本等系列，共計31種[30]；再加上他與耿軍合作完成的《〈中原音韻〉校本》，則有32種版本。但他的研究並没有提及、利用這部姚氏舊藏明鈔本。據筆者考察，姚藏本可能與《嘯餘譜》本、《四庫全書》本源自共同的祖本。
在張氏提到的31種版本中，包含“正語作詞起例”部分的明清版本有：全本的瞿藏本、訥菴本、《嘯餘譜》本、《南九宫十三調曲譜》本、《四庫全書》本；節本的《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字學典第一百三十三卷聲韻部匯考三》題“嘯餘譜中原音韻二”本、清鈔本《韻略易通》附《中原音韻》“起例”本。按：張氏所舉，《南九宫十三調曲譜》本、清鈔本《韻略易通》附《中原音韻》“起例”本，筆者未曾見到；《古今圖書集成》本係自《嘯餘譜》而來，故以下以姚藏本與瞿藏本、訥菴本、《嘯餘譜》本、《四庫全書》本進行比對，以説明其版本價值。
可以看出，姚藏本明顯與《嘯餘譜》本、《四庫全書》本更相近。由於《四庫全書》本“辨明古字略·東鍾”下漏“蠭蜂”一對字，“救尾對”下遺漏“寨兒令第九句第十句第十一句爲三對”一句，《嘯餘譜》本“套數·雙調·夜行船”漏【撥不斷】一支曲子，故二者不可能爲姚藏本之底本。而姚藏本只有《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部分，亦不可能爲全本的《嘯餘譜》本、《四庫全書》本的底本，只能是三者的底本有共同的祖本。
尤可注意者，“若是造語且熟亦無害”一例，“造語”瞿藏本、訥菴本作“古句”，《嘯餘譜》本、《四庫全書》本作“造句”，從演變上看，“造句”可能爲“造語”與“古句”的合成，故姚藏本的底本可能處於中間位置：瞿藏本、訥菴本—姚藏本的底本—《嘯餘譜》本、《四庫全書》本。
其次是關於姚藏《太和正音譜》的版本價值。
《太和正音譜》現存版本有：黄裳藏明刻本（以下簡稱黄藏本）、日本内閣文庫藏明鈔本（以下簡稱閣本）、何鈁刻本、《北雅》、《嘯餘譜》本、藝芸書舍本（以下簡稱藝芸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影鈔本、鳴野山房藏本、清王禮培掃塵齋藏清鈔本、清周大輔鈔本及本文所考姚燮舊藏本。[31]以下對姚藏本進行考察。
第一，姚藏本與閣本、《北雅》都是三卷本，可能更接近《太和正音譜》早期傳本的面貌。
三者每卷起始完全一致：第一卷起自“樂府體式”，終至“譜中樂章乃諸家所集……當自裁斷可也”。第二卷起自“黄鐘·醉花陰”，終至“中吕·煞尾”。第三卷起自“南吕·一枝花”，終至“般涉調·尾聲”。
語句次序方面，姚藏本與藝芸本相比存在許多歧異之處，如“群英所編雜劇”部分，高文秀名下，《風月害夫人》《門神訴冤》次序顛倒，《窮風月》《黑旋風借尸還魂》次序顛倒；
李進取名下，《窮解子破雨傘》《復奪受禪臺》次序顛倒；
李直夫名下，《孝諫鄭莊公》與《念奴教樂》《水淹藍橋》次序顛倒；
石君寶名下，《士女愁香怨》《柳眉兒金錢記》次序顛倒；
沈和甫名下，《燕山逢故人》《瀟湘八景》次序顛倒；
鄭庭玉名下，《欒城驛》《復勘贓》次序互换，《哭韓信》《駟馬奔陣》次序互换；
丹丘先生名下，《楊娭復落娼》《客窗夜話》次序顛倒；
湯舜民名下，《風月瑞仙亭》《嬌紅記》次序顛倒；
楊景言名下，《風月海棠亭》《史教坊斷生死夫妻》次序顛倒。
這些歧異在閣本、《北雅》中亦存在。
再如“娼夫不入群英四人”部分，與藝芸本相對照，“子昂趙先生……故入於娼夫之列”一段，姚藏本置於姓名劇作之後，與後面“娼夫自春秋之世有之”一段合二爲一；“詞林須知”部分，“凡人聲音不等”段，“唱得輕巧的失之閑賤”一句置於段末；“南吕十二章”，“紅芍藥”“四塊玉”次序顛倒。閣本、《北雅》亦存在這樣的歧異。
曲譜部分姚藏本與藝芸本的書寫格式不同，但與閣本、《北雅》相同：藝芸本的書寫格式是曲牌名—作者—出處或體式（小令、散套），姚藏本與閣本、《北雅》的書寫格式則是曲牌名—出處或體式（小令、散套）—作者。
與藝芸本相對照，姚藏本存在許多異文，這些在閣本、《北雅》中亦存在。如“群英樂府格式”部分，元代部分末尾，藝芸本爲“已下一百五人俱是傑作……”而姚藏本、閣本、《北雅》爲“前八十二人詞格已注，後一百五人俱是傑作……”再如“詞林須知”部分開端，藝芸本作“古帝王知音者”，姚藏本、閣本、《北雅》作“古之帝王”。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樂府體式”之題目，藝芸本、何鈁刻本作“予今新定樂府體式一十五家及對式名目”[32]，閣本、姚藏本作“樂府體”，下有小字注云“凡一十五家予新定”，呈現出一種尚未寫定的狀態，可能接近《太和正音譜》早期傳本的面貌。[33]
第二，姚藏本可能以閣本爲底本，但參考了其他版本；亦可能是以與閣本同系統的早期傳本爲底本。姚藏本與閣本存在許多相同的文字錯誤。如“群英所編雜劇”部分，“馬致遠”，姚藏本與閣本作馬志遠[34]。譜例部分，正宫“伴讀書”譜例，作者“白仁甫”作“白甫仁”；雙調“銀漢浮槎”譜例，作者“白仁甫”作“白甫仁”；雙調“離亭宴煞”譜例，作者“王實甫”作“王
甫”。
以上所舉文字錯誤，説明二者的關係更爲相近。然而姚藏本不可能是閣本的底本，因爲閣本有序言，姚藏本無；“六宫十一調”部分“雙調唱徤棲激裊，商調唱悽愴怨慕，角調唱嗚咽悠揚”，姚藏本漏“徤棲激裊商調唱悽愴怨慕角調唱”十四字；角色部分“猱”下“古人取喻，虎譬如少年，喜而愛其色；彼如猱也，誘而食其財”一句，姚藏本漏“如少年喜而愛其色彼如猱也誘而食其”十六字。故此，姚藏本可能是鈔自閣本。
姚藏本可能還參考了其他版本，因爲閣本黄鐘“醉花陰”譜例，署名“前人”，姚藏本署“散套，丹丘先生”。按此譜例爲曲譜部分第一支曲子，單從閣本無法判斷“前人”爲誰；而何鈁刻本、《嘯餘譜》本、藝芸書舍藏本作“丹丘先生散套”，《北雅》作“丹丘子”，則姚藏本當是據他本進行了修正。
亦有可能當時存在一種與閣本同系統的早期傳本，與閣本存在如上文所舉的相同的文字錯誤，而在“醉花陰”譜例署名上不署“前人”而署“散套，丹丘先生”；姚藏本以其爲底本鈔録而成。
姚藏本與《北雅》則没有直接的版本承襲關係。[35]
附記：本文的完成得到四川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諸位老師的幫助，及黄仕忠教授多次修訂幫助，得到杜雪、李健、陳艷林等同學的啓發，謹此致謝！
[1]李萬營，男，1986年生，山東人。南開大學文學博士，現爲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發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軍事影響論補證》等文。
本文係2018年成都歷史與成都文獻研究中心規劃項目“四川師範大學典藏古籍研究”階段性成果。
[2]姚品文：《太和正音譜箋評》，中華書局，2010，第409頁。
[3]四川省高等學校圖書情報工作委員會編《四川省高校圖書館古籍善本聯合目録》，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第141頁。
[4]《中國古籍總目》，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3847頁。
[5]http：//202.115.193.41：8080/opac/book/46a2dcd67a875a56ed90a55278530919；《中國古籍總目》，第3859頁；《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第324頁。
[6]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中華書局，1983，第1618頁。
[7]（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六下，中華書局，1993，第76頁。
[8]熊克：《跋明藍格鈔本殘卷〈中原音韻〉及〈太和正音譜〉》，載《古籍論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第260～261頁。
[9]http：//diglweb.zjlib.cn：8081/zjtsg/zgjcj/index1.htm.
[10]參見陳垣《史諱舉例》，中華書局，1956，第165～166頁。
[11]《道光朝實録》卷二百八十九、二百九十一、二百九十二，載《清實録》第37册，中華書局，1986，第465～466、500～501、518～519頁。
[12]《道光朝上諭檔》第42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第388頁；《浙江海塘宸翰》，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15，第206頁。
[13]據蔡鴻鑑爲《復莊駢儷文榷》所作序文、《（光緒）鎮海縣志》與《（光緒）諸暨縣志》所載，該書有“五百卷”，但今存鈔本實未分卷；據現存《復莊今樂府選總目》所載，該書共192册。見陳妙丹《〈今樂府選〉編選考論》，《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第一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第68頁。
[14]熊克：《跋明藍格鈔本殘卷〈中原音韻〉及〈太和正音譜〉》，第260頁。
[15]熊克：《跋明藍格鈔本殘卷〈中原音韻〉及〈太和正音譜〉》，第261頁。
[16]熊克：《跋明藍格鈔本殘卷〈中原音韻〉及〈太和正音譜〉》，第264頁。
[17]林申清：《中國藏書家印鑒》，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第210～211頁。
[18]參見駱兆平《蝸寄廬贈書目録前記》，《圖書情報論壇》1994年第1期。
[19]熊克：《跋明藍格鈔本殘卷〈中原音韻〉及〈太和正音譜〉》，第264頁。
[20]熊克：《跋明藍格鈔本殘卷〈中原音韻〉及〈太和正音譜〉》，第261頁。
[21]洪可堯主編《四明書畫家傳》，寧波出版社，2005，第260頁。
[22]點校本作“《中原音韻正誤作詞起例》”，“誤”當爲“語”。見（清）趙烈文《能静居日記》，岳麓書社，2013，第309頁。稿本見趙烈文《能静居日記》，台灣學生書局，1964，第559頁。
[23]參見朱尚文編《清趙惠甫先生烈文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第20頁。
[24]汪超宏：《姚燮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第337～343頁。
[25]據《姚燮年譜》（第260頁），《今樂考證》必作於咸豐三年（1853）之前。
[26]鄭振鐸在《録鬼簿題跋》中説：“蝸廬所藏，頃亦爲杭賈挾之滬上求售。予見此明藍格抄本《録鬼簿》，不能不動心，索六十萬金，乃舉債如其數得之。……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見鄭振鐸《西諦書目·題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第32頁。
[27]熊克：《跋明藍格鈔本殘卷〈中原音韻〉及〈太和正音譜〉》，第260頁。
[28]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第1618頁。
[29]“斐英閣”，《琉璃廠小志》作“蜚英閣”。參見孫殿起《琉璃廠小志》，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第92頁。
[30]張玉來：《〈中原音韻〉版本源流辨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0年第1期。
[31]參見本輯李健《〈太和正音譜〉版本源流考》一文。
[32]何鈁刻本“予”作“余”。
[33]此發現得自黄仕忠教授指導。
[34]姚燮舊藏本“志”字有圈改痕迹，當係收藏者校改。
[35]參見李健《〈太和正音譜〉版本源流考》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