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程学启的恶行——戈登辞职——与白齐文日渐紧张的关系——外国侨民的叛变——诛杀诸降王——阿思本上尉眼中的李鸿章——清帝于收复苏州后颁布的圣旨——皇帝的赏赐——与戈登和解——李鸿章的通告
攻克太仓后，戈登自信可以率军攻下防备森严的昆山(位于今上海与苏州之间)。昆山扼守苏州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趟远征是由戈登与程学启将军（程学启(1829—1864)，清末淮军将领，原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部属，咸丰十一年（1861）降清，同治初跟从李鸿章至上海，后战死于苏州。——编注）合作进行的，后者就如许多非常自负的中国军官一样，向李鸿章保证，只要拥有足够的武器，他一定能随时将昆山东面的防线撕出一个破口，进而攻克这座县城。程学启在李鸿章面前夸下海口之后，急于期望戈登来证明这一战术的合理性。对于程学启的计划，戈登以工程师式的训练有素的眼光看出，程实际上选择了昆山城防最坚固处进行攻击，而这座城池最薄弱的地方却在它朝向苏州的那一面。于是，戈登首先从城防最薄弱处的一些防御工事发起了进攻，然后才开始猛攻昆山。常胜军的熙春号(Hyson)炮艇在这次战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昆山与苏州之间依靠一条堤道相连，被击溃的太平军试图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逃离危城昆山。熙春号此时正在运河中驶向苏州，见状立即调转炮口射击这些堤道上的逃亡者。炮击炸毁了堤道，大批无路可逃的太平军士兵惨死在炮口下。据说，那天有三四千名太平军士兵被射杀，而戈登方面的伤亡统计不过是两人战死，五人溺毙。在取得这场完胜之后，戈登选择了昆山作为常胜军驻防的总部。这一选择出于双重考虑：首先，很明显，在可选择的城镇中，昆山占据中心位置；另外，戈登希望在此驻防可以让他手下的欧洲军官彻底戒除某些涣散和违纪的恶习。当时，常胜军的一些军官因此而声名狼藉，他们虽然在战场上骁勇善战，但在战场外却放荡不羁、备受争议。更换驻地对这些军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很快，戈登手下的军官就证明他选择昆山作为驻地是多么明智。当戈登下令部队进驻昆山时，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哗变，有些军官带头抗命。戈登决不容忍他的军队中出现不服从军令的情况。他找出这次哗变的教唆者，并严厉地警告这些军官，如果军队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进驻昆山，那么他将枪毙五分之一带头闹事的军官。为了杀一儆百，戈登立即枪毙了这次哗变公认的始作俑者，并将其他带头造反的军官监禁了起来，希望他们能在行军途中悔过自新。到了规定的时间，被监禁的所有军官都妥协了，向戈登请求回到他们各自的岗位，这次小危机就这样被化解了。
然而，另一场冲突也在等待着戈登：程学启因戈登不赞同他进攻昆山的计划并单独行动而怀恨于心，于是，当程遇到另一支清政府雇佣的常胜军时，便装作没看清对方的军旗，下令开火“误伤”了他们。当戈登指责程学启时，后者试图将这一事件淡化为一场无伤大雅的玩笑，但戈登显然不准备接受这种托词，他坚称程学启必须为他所犯的罪行付出代价。戈登为此致信李鸿章，信中描述了程学启的行为，并直陈要追究程学启责任的决心。信发出去之后，他很快带兵包围了程的营寨。李鸿章为发生在他左膀右臂间的这场争执伤透了脑筋。这次所谓的“误伤”让李鸿章认为即便程学启不是一个叛徒，也必是一个有才却愚蠢的人，但同时李又不得不承认他是一员干将，因此，面对戈登合乎情理的愤怒，李并不愿意将程学启交由戈登处置。于是，他请马格里博士（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1833—1906)，美国人，后入中国籍。1858年随英国侵略军来华，任第99联队军医。1863年加入淮军，跟随李鸿章，并向后者建议开办工厂以制造军火。后曾任金陵制造局监督一职。在华期间，与李鸿章、戈登之间都有深厚的友谊。——编注）(现在已成为马格里爵士)出面居间调停。马格里博士一向以外交手腕高超而著称，他这次又成功地将程学启和戈登之间的矛盾消弭于无形。
接着戈登又遭遇了一个更危险的事件。有一段时间，白齐文一直滞留在上海，关于他的各种传言四处流布。据说他打算投靠叛军，并正在从经常游荡于港口的闲散人员中招募士兵以组建一支外国雇佣军。这些消息和猜测最后都坐实了——白齐文离开上海后去了苏州，公开和太平军合作。白齐文背叛的事实令那些支持他的人出乎意料，大失所望。这次背叛不仅让身在上海的李鸿章和他的部属大为震惊，连在北京的清廷也颇受震动。在戈登得到白齐文叛变的消息之前，他刚刚收复了澉浦(Kahpoo)和吴江(Wukiang)两镇，并在吴江一战中俘获敌军约4000人。程学启急切地表示希望由他来处置这些降军，但有了太仓一役的前车之鉴后，戈登认为这些降军还是由他亲自指挥更稳妥。他只同意拨给程学启1500名左右的降兵，但前提是要先把他们收编为淮军。然而，戈登认为把这些士兵的性命交给程学启并不安全，果然，不久后戈登又听到一个令他深恶痛绝的坏消息——约5名降兵被程处死了。
戈登认为，应该对这种背信弃义的屠戮表示强烈的抗议。同时，戈登也与李鸿章就军费问题发生了数次争论。为制止自华尔时代起就屡屡发生在常胜军中有损军人形象的劫掠行为，戈登主张每攻占一座重要城镇后，应该给予士兵一定的奖赏。但李鸿章更希望延续已有的治军方法，尤其是在连年的战争已给上海道的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他的军费资金已被大为削减的情况下。李鸿章习惯的传统治军方法遭到了戈登的强烈反对，而另一方面，李鸿章也很不理解为什么戈登会反对如此节省的办法。两人来往书信频繁，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攻克昆山后，戈登急需大笔金钱布防，李鸿章同意追加军费，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戈登这笔非正常支付的军费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就连日常军费的支付也开始成为问题，戈登认为这是李鸿章有意刁难，因此大为恼怒，再加上此时程学启又屠杀了归降的太平军士兵，戈登决定辞去常胜军管带之职。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戈登道出了他辞职的原因：大人，每个月发饷时，我都感到非常为难。我没钱继续雇用大英帝国的战船，也无力购买军需品——尽管大英帝国已经为贵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令我不得不辞去常胜军管带的职务，因为继续担任这一职务有损于我作为大英帝国军人的荣誉，我不能不断地向大人恳求您明知我急需的财物，而这些支持是您本该乐于给予的…… 戈登随后离开昆山赶往上海，准备当面向李鸿章辞职。然而，正当戈登刚入上海地界时，他听说了白齐文叛变的消息。这个消息令戈登认为局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白齐文出现在叛军之中，还组织了不少外国人一同加入，这会为叛军增加新的有生力量。戈登还进一步意识到，常胜军中一定还有愿意跟随老指挥官的军官和士兵。他们会记得，白齐文之所以丢掉职位是因为他竭尽全力为他们争取应得的军饷。一旦白齐文召唤旧部，很有可能会在常胜军中引起一场成规模的哗变，为数众多的官兵很可能会转投太平军。面对这种局面，作为一名忠诚的军人，戈登暂时忘记了李鸿章的吝啬和程学启的残暴，他一刻也没有犹豫，立即调转马头回到了昆山。虽然戈登素以忠诚闻名，这一次的行事也符合他一贯的品性，但李鸿章无暇对此表示感佩，他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对美国领事馆允许白齐文离沪一事的强烈控诉上。李鸿章将白齐文的背叛视为大患，关于这一点，在以下李致驻沪英军司令官霍夫上校(Colonel Hough)的紧急通报中我们便可见一斑：现接到在松江府操练的官军将领的报告，称中国高桥号(Ka Jow)炮船于练兵场到松江的返航途中，突遭大队叛军劫持，被迫转赴苏州，高桥号上一名成功逃脱的水手指认这队叛军的首领正是白齐文。这名水手此前曾与白齐文在同一个地方驻防一个月之久，非常熟悉白的相貌，在这种情况下，他绝不可能指认错误。
接到这份邸报后，我对白齐文背叛的事实倍感惊骇。不久之前，就有消息称白齐文曾应叛军邀请秘密抵达苏州，并组织了一支武器装备精良的洋枪队，那时我就立即写信给美国驻沪领事西华(Seward)阁下，希望他尽快拘留白齐文并确保白得到适当的惩处。但我随后听闻，白齐文于7月29日午时离沪赴湖州和苏州，加入叛军。得到这一消息后，我即令所有驻军沿路设置关卡阻止白离境并将其押解回沪。这道命令已经生效，正值此刻，白齐文竟然铤而走险，伙同其他暴徒劫持了高桥号前往苏州。白的无法无天和反叛计划现在已经尽人皆知。白的叛变给我们的军事行动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严重威胁了贸易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无论是清军还是外国人都无法再按兵不动。然而，美国领事西华阁下在接到上述信件后，拖延搪塞，迟迟未采取行动逮捕白齐文，从而致使这场灾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除了已向西华领事和法国总领事递交公文，希望美法两国能采取行动抓捕白齐文外，我在此还恳请阁下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促使英国海军和警察部队与中国军队全力配合，共同逮捕白齐文并给予白应得的严惩，这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乐见的事情。白齐文不应逃脱惩治，这是我最热切的希望和祈愿。（Parilamentary Papers. China. No.3(1864).——原注）李鸿章的警告是合理的，霍夫上校和戈登也因此对白齐文保持着警惕。两人也都认为此刻是危急关头，戈登于是决定把全部加农炮和重武器都调往上海，以防止太平军突袭昆山将这些武器劫走，为此他写道：“如果我有一百个欧洲士兵，我就能确保这些武器的安全。但目前外国人能自由进出昆山，因此在夜晚我们的军火库可能会遭遇突袭。”重炮则被转移到了太仓。不过，危机也给戈登带来了意外之喜，它促使李鸿章保证不再拖欠常胜军的军费，他甚至愿意给戈登他希望得到的一切财政支持。
在白齐文与李鸿章产生争执时，卜鲁斯爵士曾支持前者。当他得知白背叛时，他的感受五味杂陈。在1863年9月29日自北京发给罗素伯爵的紧急通报中，他非常清楚地描述了李鸿章如何利用他在北京的关系影响清廷对待白齐文的态度。“在白齐文将军到达上海后，”卜鲁斯爵士写道，“他发现巡抚李鸿章拒绝按照北京政府的命令接受他复职的要求。于是白齐文决定返京，等候中国政府对他的答复。”他还写道：李鸿章立即以最无礼的用词，重申了他坚持辞退白齐文的种种理由，同时向通商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领奕发送快报，请奕支持他的意见。这位清帝国的大臣以个人魅力和保守思想著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一位重臣。当奕到达北京后，文祥大人（文祥(1818—1876)，晚晴洋务派大臣，自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辛酉政变后受到重用，一直担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职。——编注）以他一贯的外交辞令让我相信，清廷不会听信李鸿章单方面的指控，反而会满足白齐文合理的经济要求，而白也可以如我建议的那样调往天津或其他地方任职。
奕起到的消极影响很明显，李鸿章的指控虽然站不住脚却仍被采信，白齐文对清廷的公正失去了信心，又返回了上海。在白离开后，我劝说朝廷收回了对白的指控。但中国政府并没有为白齐文提供合适的职位，白在上海要求给付拖欠的军费也根本没有下文——尽管取得并按时发放军饷本来是他作为常胜军管带的职责所在。这种冷遇带来的刺激，外加为清政府作战时负伤带来的病痛，令白齐文对前景感到绝望。此后，他组织了一支由各国闲散人员组成的杂牌军，一同投向叛军。白齐文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朋友，现在却变成一个危险的敌人，这一切都应归咎于上海地方官员的不公正和反常之举。正是因为清政府软弱之极，才会允许地方各行其是。戈登少校接连取得的胜利，也让他们产生了虚假的信心，将我的合理建议完全置之脑后，上海地方官员罢免了白齐文，且并未给他留下一条生路，白齐文在这种情况下被迫铤而走险。
在这个阶段，清政府逐步稳住局面。太平军最有才干的将领石达开被俘，他的军队在四川被瓦解为小股的散兵游勇。南京的江防已无完整之处，上海和苏州间的各地都充斥着跃跃欲试的清军，他们连续不断地进攻南京城，破城指日可待。叛军中虽然也有一些凶顽的将领，但没有众望所归的领袖。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成为真空地带，与太平军相比，更危险的打着‘洋枪队’旗号的各国暴徒日渐横行。
我目前无法估量白齐文加入太平军所带来的全部影响，也不知道他组织洋枪队的尝试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白齐文此举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将让常胜军及清军转攻为守，清军欲在短期内攻占苏州的愿望也将随之破灭，而对于上海而言，苏州本可以成为一道有效的安全屏障。我不知道白齐文具体的作战计划，但在上海，人们都认为白会组织一次袭击北京的远征。他将得到山东和安徽两省捻匪的支持。若攻克北京，现在的清王朝一定会走向灭亡——无论取而代之的是太平天国或别的什么政府。
把哪一位——戈登少校还是白齐文——更有资格担当常胜军管带一职的决定权下放给上海地方政府，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戈登少校，我一直给予极高的评价，然而我担心尽管戈登非常精干，他为帝国带来的益处却可能不会完全抵消白齐文加入叛军所带来的危害。我必须进一步指出，贵国不采纳帝国外交大臣和清政府的建议，而是一味支持巡抚李鸿章的做法将削弱清政府的权威（虽然我国的外交政策一直致力于加强清朝的中央集权），并进而阻碍当前的政局重归稳定。我们正在北京竭力劝说清政府履行《北京条约》中的承诺，但不准备采取武力行动，目前的局势将使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昆山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严阵以待，但白齐文方面毫无动静。戈登自逃兵处得到消息，证实白齐文确实正在苏州组织了一支洋枪队支援叛军。戈登从当时的局势推断，白齐文在短期内没有发动进攻的打算，因此在短期内也不会出现新的危险，因此，此前一直在加强防御工事的戈登决定主动出击。经过异常艰苦的战斗，戈登拿下了苏州城以东开阔的宝带桥宝带桥又名长桥，位于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长桥镇。地区。此时，苏州城内的太平军显然已开始军心涣散，最早的一个标志就是当时太平军中的一些欧洲士兵向戈登暗示他们愿意加入戈登的军中。太平军十分依赖这些欧洲雇佣兵，他们的退出令戈登备受鼓舞，他鼓励这些雇佣兵主动投靠他，并多次在苏州城内的一座桥上与有意归降的洋枪队士兵商议投降的细节。其中的一两次，白齐文也出现了，他提出只要清政府日后不追究他和他的部属在太平天国起义中的行为，他也愿意归降。戈登对此亲自作保，然而白齐文对归降一事始终虚与委蛇。白齐文在担任常胜军司令时就梦想过建立自己的帝国，这种幻想仍未破灭；他甚至厚颜无耻地向戈登建议既然两人的兵力加起来可以组成一支两万人的洋枪队，他们就应该合作攻占苏州，并远征北平。戈登当然带着愤怒和轻蔑回绝了他的建议。因此，白齐文又重提先前的建议，他希望和欧洲同伙们假装是为窃掠熙春号炮艇而离开苏州城的，戈登要放他们上船并把他们载到清军的营地内。
到了约定的出城时间，与雇佣军一同出城增援的太平军遭到突然的袭击，被迫退回城内，而雇佣军则上了戈登的汽轮。然而，令戈登意外的是白齐文并不在其中。经过询问，来降的雇佣兵称他们害怕引起太平军高层将领的怀疑，因此决定“明哲保身”，首先保全他们自己的性命，所以他们没有通知白齐文就出了城。由于天性侠义，戈登立刻决定要营救白齐文，以免他遭受酷刑致死。他为此致信正在指挥苏州守军的慕王谭绍光，请慕王放白齐文出城，作为回报，他将归还欧洲降兵带出城的所有枪支。戈登的信任在慕王看来是无限的荣誉，他随即答允了戈登的要求，让白齐文毫无阻碍地带着卫兵到了清军的大营。看来，在诚信方面，太平军的首领丝毫不逊色于李鸿章帐下的将领们，在相同的情况下，即便是巡抚李大人也未必会信守诺言，放任白齐文安全撤回。
欧洲人投降之后，苏州守军士气衰落的第二个征兆接踵而至，城内迅速蔓延不满情绪。在几座慕王亲自指挥、防守严密的外围城镇被攻克后，程学启明确地向戈登表示，除了慕王，苏州城内的所有反王，包括亲王以及三万守军都有意归降清军。这些叛将向清军透露军机，建议戈登攻打东门外的外城阵地，当一向骁勇的慕王带兵冲出城门保卫阵地时，戈登再将慕王身后的城门关闭，如此就可以让慕王献出整座城池。由于知晓这个计划的人太多了，苏州城内的慕王早就有所怀疑。种种迹象表明城中正在酝酿一个阴谋，于是他当机立断，下令召集所有的将领开会。在就餐和祈祷结束后，慕王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所有的王都身着长袍，头戴王冠。这次秘密会议没有留下纪录，但各种文献表明会议的气氛很快就变得很紧张，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争论就白热化，此时，一人突然拔出短剑刺杀了慕王。刺杀者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很快就被处死。事后证明这次刺杀正如许多政治事件中的暴力活动一样完全没有必要。戈登后来得知，数天以来，慕王一直有意与戈登接触，商谈归降事宜。
守卫苏州的太平军实际上已投降。戈登向太平天国的诸王保证，只要他们愿意归降，就会对他们网开一面，为此戈登与李鸿章商议，建议李接受城中太平天国诸王的归降。为了令军士远离屠城劫掠的诱惑，戈登下令向城外开拔，进攻无锡和常州府。不过他深知手下的军官和士兵若经过如此艰苦的战斗后得不到报偿会产生不满，因此便要求此时已离沪抵苏参加正式受降仪式的李鸿章支付给常胜军两个月的饷银作为嘉奖。对此李鸿章给予了回绝，他给戈登的答复是，他要考虑几个小时，到下午三点如果他还没有改变主意，戈登尽可以辞去管带之职。三点之前，程学启出现在戈登面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条件：向常胜军多支付一个月的饷银作为奖励。时间紧迫，戈登召集了他的部下，说服他们接受这笔钱。起初，这在常胜军中引起了抗议，他们威胁要绑架李鸿章本人。然而，戈登运用自己的威信成功地阻止了这一非常手段，骚动最终平息了。尽管如此，戈登还是采取了谨慎的措施，为李鸿章乘坐的轮船加派了警卫，以避免军队开拔前可能发生在李身上的暴力事件。戈登对李鸿章的一片苦心却没有换来相应的回报，在戈登“1863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的备忘录”中，他记录了一段发生在“常胜军奖金”一事之后的悲剧。他说，他于12月6日回到了苏州……我进入苏州城，并于上午十一时半到了纳王(郜云官)的宅第。我已听说当天十二时诸王将与抚台见面，苏州城那时将正式归降。我要在此特意提到前一天，即12月5日下午，程学启曾告诉我，李鸿章已向朝廷上奏，禀明了收复苏州的种种情形，并说明他已答允给予特赦。我在纳王府看到了已在马上的诸王，他们准备出发与巡抚见面。我趋前与在一旁的纳王交谈，询问一切是否顺利。他说是的。我跟他说我要去太湖观赏萤火虫。他说他非常乐意前来与我会面，并挽留我待上两三天。我说我正在紧张准备进攻其他城市，除非他觉得我有必要在苏州停留，否则我恐怕无暇久留——不过，如果他认为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在此滞留，我可以考虑他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于是，我向他们告别，诸王以及约二十名随从自我身旁经过，向东门(也称娄门)驶去，那是他们拜谒巡抚的必经之路。
然后，我又去了慕王府，看到程学启手下的士兵正在按照我的要求掩埋慕王的尸体。随后我去了东门，等待巡抚坐船抵达五轮洲(Wuhlungchow)，当时这艘汽船应该在南门(盘门)方向。我和卫兵一到东门就看到抚台官船近旁的岸边挤满了人。接着，大批清军入城，他们分左右两队沿着城墙进入城门，同往常一样，他们一边大声喧哗着通过了一道空无一人的简易工事，一边向空中射击。我向这些清军官兵表示抗议，指出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引起降军的恐慌，后者可能还击造成骚乱。几分钟后，程学启将军出现了，我注意到他显得很困惑。我立即向他询问抚台与太平天国诸王的会面是否结束了，双方是否满意。他说诸王根本没有来见抚台。我说我亲眼看到他们出发了，并问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回答说他也不知道，但猜想诸王可能中途逃跑了。我于是问起诸王逃跑的原因。他回道，虽然纳王以前只要求保留两千五百人的军队，甚至还说过他不准备保留一兵一卒，直接告老还乡，但此次诸王向抚台要求保留两万人的军队，并占据苏州城的一半，在城中建起一道墙，分而治之。抚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命令程学启到东门派手下占领门外的简易工事，因为李断定纳王一定受惊后逃跑了。李还认为，纳王可能会向忠王李秀成求援。我又问程学启，他是否认为纳王和其他归降的诸王会重新回到叛军的阵营，程的回答是否定的，但他认为他们有可能跑回自己的家乡去生活。我对程学启的答复并不满意，于是请当时也在场的马格里先生返回纳王府以察看纳王是否回府，并确保他没有受到惊吓。当时程将军建议我不要返回纳王府，对此我并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于是我与他一同沿城墙转到了南门，这时已是下午五点。我不时问到纳王，但我发现程将军和我的翻译（戈登的翻译名为梅辉。——译注）似乎都在回避我的问题。到了南门，我告诉程我不再向前走了，因为纳王的去向令我非常不安，并且我还听到城内有步枪零星的射击声。我问这是哪里来的枪声，程说有些广东和广西的叛军拒绝剃发归降，因此被驱赶出城，现在清军正开着两个城门为他们放行，向空中射击不过是驱赶他们用的。程将军离开后，我问我的翻译他怎么看待当下的现状。翻译回答说清军如今已经占领了苏州城，因此不会在意是否定要信守此前与降军达成的协议。我因此决定重返纳王府，希望可能的话再见他一面。当穿过城中的街巷时，我们看到很多持枪的降军，也看到清军在城中劫掠。重回纳王府后，我发现这里已遭劫掠，一片狼藉。我在纳王府见到了纳王的叔父，他是叛军的副指挥官，他请求我去他的宅第保护他的家人。他已将纳王的女眷护送到自己的家中，那里有上千名尚未归降的叛军全副武装，护卫着宅第。此时已入夜，事态的发展使我希望纳王的叔父能放我的翻译返回城外的船队，带领船队营救被李鸿章抓捕的诸王并派遣我的军队火速赶来(当时我的翻译认为抚台李大人还没有砍下诸王的头)。很不幸的是，他们不肯放我的翻译回船队。直到7日凌晨两点，我一直与他们在一起，那时我才说服他们，让我的翻译回去搬来救兵。在此期间，我出面喝退了几次对这所宅第的劫掠。大约三时，与翻译同去的人回来了，称一队清军抓住了我的翻译并打伤了他。此时我才明白外面正在展开一场屠杀。我的手令被撕毁了，于是我又来到了南门，重新向我的船队发布了命令，并寻找翻译的下落。我没有找到他的踪影，因为清军的阻拦，我用了一个小时才到了南门。此时是清晨五时，我带着卫兵朝东门进发，希望能软禁李巡抚，并及时赶回以保护纳王叔父的家眷。
早六时我到了东门，并派我的卫兵返回纳王叔父府上护卫。然而还是太迟了，府第已被劫掠。接着我就离开了苏州城，在城门处遇到了程将军。我告诉了他我的想法，然后继续赶往外城工事等待汽轮到来。直到那时，我还对诸王已被砍头的事实一无所知，我以为他们仅仅是被囚禁了，如果抚台的安全有保证，我还有可能营救他们。在我等待汽轮时，程将军让我之前派出的贝利少校前来通知我，程将军入城后，一扎好营寨就痛哭不已。为了减轻悲痛，他枪毙了手下二十个在城内烧杀抢掠的士兵。程派遣贝利来就是为了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劫掠整座苏州城)都不是他的主意，而是出于抚台的命令。我向贝利询问诸王是否已遇害，他回答说据说他们已被处死。随后贝利告诉我他将纳王的儿子藏在了船上。纳王之子前来见我，他指着另一个方向，告诉我他父亲和其他几位王爷都是在那里遇害的。我赶了过去，发现了六具尸体，并从中认出了纳王的头颅。杀害诸王的人采用了极端残忍的方法，他们都身首异处。纳王的遗体已被部分掩埋。（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No.3 (1864).——原注）对于这种惨无人道的屠杀，戈登悲愤异常。他觉得自己作为一名英国军官的荣誉被冒犯了，这次邪恶的谋杀违背了他的正义感。戈登认为李鸿章此举最大限度地玷污了他身着的大英帝国制服。他曾坚定地相信如果苏州城内归降的诸王受到礼遇，那么其他城市中的叛军也会争相效仿，纷纷来降。如今他才意识到这一想法是多么荒谬。他认定李鸿章首先应当为此罪行负责，于是义愤填膺的戈登第一次拿起了武器。他带着一支来复枪直奔李鸿章的指挥船，并决意要亲手惩罚元凶。不过，程将军早已对戈登的心理状况有所警觉，在得知了诸降王的命运后，他就预料到了可能会发生的危险。于是，程学启尽快赶到了李鸿章的船上，向他发出警告。李鸿章接到预警后的表现显示出他虽然丝毫不在意他人的性命，却非常珍视自己的生命。他立即离开汽轮，逃往苏州城，尽管戈登不停地昼夜寻找，但李鸿章还是成功地躲藏起来，逃过了一劫。当戈登得知李鸿章已彻底逃脱后，他不得不将他的军队撤回了昆山。在一封给李鸿章的措辞严厉的信中，戈登宣告了李的罪行，并辞去了常胜军管带的职务。与此同时，戈登也致信伯朗将军，向其通报了他辞职的决定，并完整地陈述了迫使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所有理由。
伯朗将军真诚地赞同戈登的做法，并前往昆山接受了戈登的辞呈。此时，李鸿章仍在苏州，伯朗将军于是决定去苏州向李鸿章直陈他对杀降事件的看法。此时的李鸿章虽然似惊弓之鸟，但如同所有处于相同境况下的中国人一样，他也迫切希望一切都回归平静。尽管李鸿章此前曾不止一次有意怠慢伯朗将军，这一次却极力对他以礼相待。他没有待在城内等待将军到来，而是在城外很远的地方恭迎。在会见过程中，虽然李鸿章非常不安，但他拒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有任何过失；同时他表示愿意就此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证明戈登与此次屠杀完全无关。他也同意在清政府就这次杀降事件做出最终裁决前，常胜军可以不参与任何军事行动。他还表示，听到戈登愿意暂时继续指挥常胜军令他感到欣慰。不过，伯朗将军强调，如若再发生任何背信弃义的事件，他将下令撤走为清政府效力的所有英国军官。李鸿章在围困和攻克苏州过程中的一切行为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国人典型的性格特征。当白齐文率领草草组建的主要由外国人构成的雇佣军加入太平军时，李鸿章的反应称得上懦弱。他请求伯朗将军让英军协助他剿灭太平军的新同盟军。同时，他写信请求美国领事抓捕白齐文，并催促戈登利用一切手段逮捕白。对于任何能抓到白齐文的人，他都愿意提供一万两白银的赏金。但是不久后，白齐文与其部下又投奔了清军，李鸿章马上彻底改变了论调，公开宣称将不追究白齐文及其部属曾加入太平军的责任。出于同样的怯弱，在苏州献城后最初的日子里，李鸿章又惶恐不已，另外，戈登去留不定也加剧了他的恐慌。一旦李鸿章暂时安抚了戈登，劝说他留任后，他又故态重萌，仿佛常胜军对于清政府可有可无。
上文提到的舍纳德·阿思本上校对于李鸿章个性的评价也许会被指责为心怀偏见，在一份备忘录中，他记录了李鸿章对他和戈登所做的一切。他用准确的词汇表述了外国人对李鸿章的行为的普遍看法。他写道：李抚台是一位精干的中国人，他与其他中国官员一样没有原则。他的计划就是让我变得毫无军权，他对待我就像对待手下的任何一位欧洲军官一样，时而委以重任时而弃之一旁。他是一名文官，没有任何的军事知识背景，却管理着清国的陆军和海军事务。以优秀的英国少校戈登为例，李鸿章对待他也同样随意，仿佛戈登是为他，而非为大清国皇帝效劳的。对于戈登，李抚台同样处处掣肘，剥夺了戈登的权力并通过两种方式来阻碍他的行动。首先李抚台剥夺了戈登采取果断行动所必需的兵力；其次他还将许多其他欧洲军官置于相同的尴尬境况，并挑动某一名欧洲军官与其他军官之间的不和。
戈登少校计划进攻苏州府，于是要求抚台派遣一百名欧洲士兵。抚台同意了，但声称只能派遣一百名新兵。戈登拒绝了他的提议，认为它既不公平又愚蠢。于是，抚台无礼地质疑戈登与叛军作战的意愿，并提出攻坚队应该完全由其军中的欧洲军官组成，他暗中希望中国军队能踏着他们的尸体攻克城池。
李抚台从不听取我作为下属出于忠诚提出的建议。而且，英军驻华总司令伯朗将军曾告诉我，虽然他身为李抚台的上级，但李从不听从他的任何建议或意见，李有意地回避与他会面；每次将军提出会见，李总是以忙碌为借口推托。（Parliajnentary Papers. China. No. 2 (1864).——原注）卜鲁斯爵士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意阿思本上校的以上看法，他认为苏州杀降是一次“残忍的屠杀”，任何一位好德的英国军官都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哪怕一秒钟，此后更不会听命于李抚台或与他共事。在此期间，京城内有书面记录表明戈登指挥的军队一直处于停止活动的状态。与此相反，李鸿章却很活跃，他想方设法获得清帝和朝中重臣的支持和赞许。对于杀降事件，太平天国诸王已死，可能不再回答此中的一切疑问。不过，按照曾对这次事件做过深入探查的迈耶斯先生的说法，当诸王到达李鸿章的驻地时，他们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李祝贺他们加入官军；双方还谈到一些细节问题，如降王的军阶等，并达成了一致。接着由程将军接待他们，此时他们仍受到如前的礼遇，直到刽子手突然冲进来，砍下各位王爷的头。迈耶斯先生的描述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行事风格，很可能与事实出入甚微。当然，李鸿章的讲述与此大相径庭。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快报中称太平军的诸降王并非前来请求朝廷加恩免罪，他们进入李的大帐时态度倨傲，并未剃头且携带着武器，看似全然没有放弃“反叛之意”。他们要求保持指挥降军的权力，并占据城市的一部分，同时要求高官厚禄；如果朝廷不能答应以上全部条件，他们将重返叛军大营。在这种情况下，巡抚李大人认为他有义务处死这些叛王，杀一儆百。他认为这样做的有益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其他降军的军官和士兵立即答应剃头，改为符合大清律的发式。毋需赘述，李鸿章的陈述当然被清帝接受了，在清帝接到李有关苏州献城的报告后，他随即颁布了以下圣旨：江苏巡抚李鸿章奏报，他已率军攻克苏州城，并在城内成功平叛。目前仅余极少数叛军，其中有愿意重新归顺朝廷者，与官军一同攻入城中，参与平叛，由此官军已收复江苏省全境。
朕看到这道奏折倍感欣慰和满意。
江苏省首府苏州四年前沦入叛军之手，并一直沦陷。李鸿章指挥大军次第攻克苏州城四座大门外的防御工事，城内叛党惶恐至极，其中若干逆首主动提出献城归降。
11月30日，李秀成眼见朝廷大军所向披靡，而城内叛军军心不稳，连夜带领一万名誓死追随的叛军逃出苏州城。他将苏州城防交付另一名叛军首领慕王谭绍光，并命令他战斗到城破人亡。
12月3日至12月4日，程学启、李朝斌和黄翼升带领水陆两军同时向苏州城多个城门发起猛攻，战斗从白天延续到深夜，官军愈战愈勇。戈登也快速推进到距离重兵把守的城墙不远处，连续炮击守军。
12月4日，慕王亲临城墙指挥防守；慕王手下的一名指挥官郜云官(Kao Ying Kuan)此时与另一名军官汪有为(Wang Yu Mei)密谋归降朝廷，他们杀死了慕王的卫兵并刺杀了慕王。郜和汪随后又处决了近千名忠于慕王的太平军士兵，然后大开城门，献出了城池。程学启挥师入城，派出官兵搜剿了城中残余的叛军近千人。李朝斌则歼灭了试图从盘门突围的大量叛军并释放了狱中监押的数千人。
江苏首府苏州城由此回到朝廷的控制之下。
圣上命令李鸿章乘胜追击，进攻同样陷入敌手的常州，攻克常州后李将与其他军队会师于南京城下，直捣叛军巢穴，彻底剿灭盘踞其中的叛军，此后再沿江清剿残逆。
朕还命令兵部尚书为内阁总理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颁发嘉奖令，在攻克苏州城的过程中，他也曾鼎力相助。
江苏巡抚李鸿章履职以来，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他征讨叛军的高明战术卓有成效；他收复了一座座城池，在战场上表现英勇；如今他率军攻克苏州城，又建奇功，值得表彰。为表示真诚的嘉奖，朕加封李鸿章太子少保衔太子（太保为东宫官职，负责习教太子。——编注），加赐黄马褂一件。
授予黄翼升和李朝斌骑尉衔，并推荐给兵部委以重任。程学启同样得到以上赏赐，同时加赐黄马褂一件。
戈登被任命为江苏境内常胜军总司令，常胜军在攻克苏州的战役中曾起到重要的协助作用；圣上为表彰戈登的杰出指挥才能和巨大的热诚，赐予他头等功牌和一万两白银。（Parliatnentary Papers， China. No. 7 (1864). ——原注）
（之后附有对所有军官的表彰和赏赐清单。）从以上文件可以看出，李鸿章不可思议地误导了清廷，或者说，他极大地歪曲了事实。他对杀害慕王过程的描述完全掩盖了真相，同时，他对自己在攻克苏州城时所起的作用也多有不实的夸大之词，而他在奏折中轻描淡写地提到戈登的功绩则展现出他不知感恩的一面，这样的轻描淡写使他的陈述显得非常不准确。一两天后(1863年12月14日)，朝廷追加了一道谕旨以表彰戈登：李鸿章受命传达朝廷对戈登的赞赏和表彰，戈登勇气非凡，善于用兵，在收复苏州的战役中卓有战功。在此命李鸿章携一万两赏银予戈登以表嘉奖。另赐头等功牌一块，以示褒奖。钦此。为执行这道圣旨，李鸿章派遣专员带着皇帝的赏赐去见仍在盛怒之中的戈登，而后者则对此表现出了极度的冷淡。在清朝的历史中，很可能没有任何一位携带赏赐的传旨官受过这样的冷遇。当这些使者进入戈登大营时，他们摆出了一如往常的豪华排场。但是戈登完全无心接受沾染血污的金钱和礼物，他非常清楚清廷派遣这些使者前来的用意，怀着曾无数次带领军队取得胜利的勇气，戈登毫不犹豫地痛斥了来人，并把他们赶出了他的营地。东方君主派遣的官员代表着君主本人拥有的无上权威和神圣，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戈登此举带给这些官员的震怒和李鸿章的震惊。巡抚李大人可以理解一个人婉拒某项荣誉，却很难理解拒绝一万两白银赏赐的做法。
清朝官员——李鸿章也不例外——习惯于认为外国人都贪婪成性，难以满足。西方列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掩盖了东西方关系的其他所有方面，中国官员的这种误解在某种意义上是不难理解的。对于他们而言，对金钱不感兴趣的外国人简直是闻所未闻。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说，戈登拒绝一万两白银的赏赐实在是令人惊异。无论如何，李鸿章终于见识了真正的军人风骨，在其后的数年中，李鸿章一直对戈登抱有好感和敬意。
尽管在清朝皇帝和他的大臣眼中，李鸿章的辩解已经足够充分，戈登及其支持者却抱持着不肯妥协的态度。卜鲁斯爵士在与恭亲王的面谈和往来信件中一再称这次杀降事件是“令人震惊的屠杀”。他向亲王宣布，在这次事件没有得到彻底调查和澄清之前，不会有任何一名英国军官听从李鸿章的指挥或与他并肩作战。亲王认为这是小题大做，除了认为李鸿章没有通知戈登就斩杀了诸降王这一点是失误之外，他拒绝向李鸿章提出更严重的指责。
同时，李鸿章对于戈登的“怠工”日益感到焦躁，这无疑给李带来了糟糕的后果。李鸿章支付的常胜军的军费数额越来越庞大，但他得到的回报却微乎其微。出于这个明显的原因，李鸿章的忍耐很快到了极限，他开始暗中接触洋枪队的军官，并向他们暗示如果戈登继续拒绝上战场，他将免除戈登的管带职务。李鸿章的计谋很快就在这些军官中起到副作用，这些军官在战役间隙总爱惹是生非，不服从调遣，同时也开始显出违令的迹象。为防止这种反叛情绪的扩散，戈登被迫遣散了常胜军中十六人。产生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白齐文又现身上海了。这个众所周知的冒险家招募了一些欧洲人，组织了一支秘密雇佣军，而戈登收到的消息是，所谓“秘密”就是为太平军服务。因为以上种种，加上局势的缓和，戈登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位置。李鸿章的朋友每天都在对戈登强调巡抚面对种种困难时的行为通常是身不由己，戈登的怒气因此也逐渐消散，他开始重新看待杀害诸王的事件，并认识到他如果继续拒绝作战，将是对这个国家犯下的更严重的错误。此时，正好有一名竭力为李鸿章辩护的英国人赫德先生（罗伯特· 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人，28岁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掌权长达45年，被清廷视为客卿，在衰朽的旧帝国制度中创造出唯一廉洁不贪腐的高效衙门。在主持中国海关的近半个世纪中，赫德不仅在海关建立了总税务司的绝对统治，其活动还涉及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以至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编注）到了上海，他接替李泰国先生(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赴上海公干的途中，赫德顺访了戈登少校，并与他谈到了有关此次杀降的事情。赫德认为，他有足够的理由认定，戈登对李鸿章的行为反应过度了；赫德的解释工作颇有成效，并很快安排了戈登与李鸿章会晤。两人在会面时达成了完全的和解，戈登答应立即重返战场，李鸿章则应保证发表以下公告，说明戈登与杀降事件没有丝毫的关联：自戈登将军指挥常胜军以来，他在与叛军的作战中屡战屡胜，抚台大人多次在各种场合对常胜军表示赞许，并多次上疏圣上说明这一点。当伪纳王郜云官及其部将被下令就地处死时，这一命令是迫于形势临时决定的，戈登将军并不在场，并对事件发生时的情势一无所知。戈登不得不得出结论：如此极端的处置措施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协议；如今在中国和外国人中间盛行着种种传闻，大家都不清楚抚台的意图，尽管这种决定很明显与戈登的意图有所不同，但鉴于双方的目的最终一致，因此，抚台有义务通过以下通告彻底澄清此事，以消除一切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