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如果以敬意和温情去看待中国历史，我们应该承认在过去两千年，中国之所以得以平稳发展，之所以“超稳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架构，是因为涌现出一大批明君贤相。
明君我们不去说了，先说贤相。在这两千年帝制时期，从李斯开始，至李鸿章结束，中间有成就有声望，值得人们怀念或敬重的贤相并不少，比如汉代的萧何、陈平、公孙弘，后汉的曹操，以及稍后的诸葛亮，唐宋时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明君贤相既推动了这种繁荣，本身也是繁荣的一个组成部分，房玄龄、杜如晦、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直至明清张居正、范文程，以及我们将要说到的李鸿章。他们都是时代骄子、国家柱石，都不同程度地推动着历史前进。他们有不足，有失误，但作为后人，应该善待先人，多看贡献多看正面或许更有意义。当然，在这两千年中，中国的政治架构并非一成不变，内阁的设置也有很大变动。说这些人为贤相，只是从广义的君臣关系而言。
在这个名单中，最值得研究的是开始和结束的两位。李斯，在我们一般印象中似乎名声很臭，那是因为我们从“后帝制时代”回望历史，如果从历史事实去考察，李斯的贡献就是沿着商鞅等开启的路线一路走下来，将先前的封建制过渡到此后的帝制，或者叫做“中央集权”。李斯是帝制两千年第一位丞相，他的理论思考和历史贡献应该从“过渡时代”这个层面去考虑。
与李斯情形相仿佛，李鸿章是两千年帝制时代最后的丞相，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长时期主管清政府对外通商以及交涉事务，很长时间是中国最高外交官，参与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主导洋务新政，处理晚清三十年最复杂的对日外交，是《中日修好条约》、《马关条约》中方签字人。
在晚清数十年外交活动中，李鸿章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过去“悲情近代史”叙事模式主导下，李鸿章被视为汉奸、卖国贼，好像对外妥协都不应该，好像如果不是李鸿章出面，中国的结局肯定不一样，一定不会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更不会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也不会同意让外国人租借香港、胶澳、旅大、广州湾，更不会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不会在马关议和、辛丑谈判中赔了那么多钱。好像近代中国的所有责任都应该由李鸿章承担，李鸿章以一人之身担负着近代中国落后、挨打、被欺凌的全部责任。
人们当然有权力这样指责李鸿章，李鸿章在其政治生涯中也确实有失误与不妥，比如在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或许不应该意气用事弃东洋转亲北极熊，更不应该总是使用传统中国“以夷制夷”的老路办外交。他说中国外交在那时的最大难题不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而是要有国际视野、世界意识，要让世界觉得中国不是怪物，中国与别国一个样。只有让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中国才有外交可言，才有国际地位。
李鸿章的认识是对的，只是历史条件的约束，有许多事情他可能知道，或许也已经想到，但是没有用。比如李鸿章的幕僚在19世纪70年代就向他详细讲述过西方富强并不在坚船利炮，并不在生物电化，而在制度，在于西方人有一个上下沟通无滞碍的议院制度。至于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也是最先详细了解的中国人，但是没有办法，中国只有经历了头破血流，只有到了彻底失败，方才醒悟，方才走上维新，学习东洋。
时代局限了一个人的能量发挥，这在历史上常有。李鸿章可以做得更好，可以给历史少留遗憾。然而，历史毕竟走过，没有办法遗憾，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弄清近代中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李鸿章那一代中国人所做的事情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其实，如果从大历史视角去观察，李鸿章那代人和我们今天一样，处在一个大的历史转型期。这个大的历史转型期，又与商鞅、李斯当年的情形很相似。商鞅、李斯的转型是从封建制到郡县制，是构建中央集权统一帝国。而李鸿章和我们，处在从帝制向“后帝制”转型，连带的，就是从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工业文明，从传统转向现代。这就是李鸿章和我们比较相似的生存环境。
如果从这样的历史视角去观察近代中国，我们就会有很不一样的发现。我们就会觉得李鸿章那一代人可能不是旧体制的捍卫者、裱糊匠，恰恰相反，他们心中的理想是期望中国和东西洋相近、相似，或相同。换言之，他们是中国新的历史时代引领者。由此反观李鸿章办外交、理洋务，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才知道他们那一代人的不容易。
关于李鸿章的研究，国内外已有相当多的成果，李鸿章的全集自其故去也不止一次编辑过。过去的研究，大致厘清了李鸿章行年基本事实，但是究竟应该如何评估，在国内外分歧比较大。许多人注意到了李鸿章思想的现代性，注意到李鸿章不是在为旧体制辩护、修补，但他究竟怎样思考中国未来，指出中国的方向，在过去的研究中注意不够。尤其是国内最近几十年将近代史高度教条化，李鸿章那些负面的帽子无论去掉多少，都无关于从根本上为李鸿章寻找到一个新的定位。
英国人罗伯特·道格拉斯写的这本《李鸿章传》值得一看。这不仅仅因为英国人的第三者立场，而且在于作者的写作并没有述及李鸿章的一生，而是到《马关条约》签订为止。作者与李鸿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对李鸿章在条约签订后所受到的委屈深表同情，以一个中立的旁观者身份，使用西方文献描述了李鸿章先前几十年风风火火推动中国进步的业绩。作者的看法，读者或许不能完全同意，但不同的意见正是学术发展所必须，也是读者兼听则明应该有的涵养。
衷心祝贺这个译本的出版。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2012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