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篇
一、源流之一般
（一）源流关系的内涵与形式
源流关系，就其本义而言，指的是江河的本源与延伸水系之间的关系。例如长江之“源”指的是位于青海省西南部唐古拉山脉的各拉丹东雪山，长江之“流”指的则是其干流和支流组成的整个水系，长江源流自然就成为长江源头与水系的总称。虽然江流之水并不全部来自其本源雪山融化的雪水或其他水，但是由这些源头水汇合其他支流扩充而成，因此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延伸的江河之流看作源头发展演变的结果。到了后来，源流之间具象的流水之间关系的这一层意义反而退居次要地位，抽象的发展演变关系这一层意义被突出出来居于了主要地位。南宋朱熹《观书有感》也是这样处理源流之间两层意义的地位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表面写景，很形象具体，但名却为“观书”，意在讲道理，实际上是抽象的议论。
经过这样的变化，“源流”便常用于代指本源性事物到派生性事物的发展演变，而不是限于指水系的延伸了。正如不管延伸水系相互有多么不同，它们的共性在于都来自共同的源头一样，源流关系所指的发展演变也是如此：派生性事物各不相同，但都有共同的起点。这样，本源性事物往往就表现着形态各异的派生性事物之间的某种共性，而派生性事物表现出的则是本源共性的各种衍生形态，源流之间形成了普遍特殊、共性个性这样的对立统一关系。
就理论史的探讨而言，两种理论存在源流关系，通常表明本源性理论是普遍的、强调共性的学说，而派生性理论则是特殊的、强调个性的学说。具体到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源流关系，指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根据时代发展和中国的特殊条件加以运用和发展，二者之间同样是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关系。
由于作为源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并不全部以抽象、一般的纯粹形式而存在，于是由源到流的发展演变，就会出现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据以提出的条件并未根本变化，由源到流只需要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付诸实践即可。这种情况和许多理论自然科学的普遍原理在中国可以直接应用是一样的。牛顿力学在中国和在英国并无根本的不同，酸碱化合形成盐在世界各国也是普遍如此，原因即在于这些理论自然科学的普遍原理所据以提出的条件，例如宏观低速、常温常压在中外并无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存在这样条件并无本质变化的情况。例如，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原则，在所有国家都是适用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后均应在自己国家实践这一原则，而不能背离这一原则。这是比较直接的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
第二种情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原理原则据以提出的条件已经根本上改变了，这时共产党人就需要从这些原理原则中提炼其立场和方法，再应用于新的条件，从而得出新的结论。例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但经典作家提出这一原则的应用条件是劳动生产率非常高，以至于一方面工作日已经缩短到了人感到疲劳的生理和心理限度以下，另一方面人发展自己各方面才能的物质条件可以得到充足的供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不具备这样的劳动生产率，工作日还不能根本缩短，全面发展所依仗的按需供应也缺乏产品基础，因此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物质条件还有待创造，只能从追求人的解放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依据社会发展程度要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将之转化为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两大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仍然存在，但这里的普遍是从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中提取出来的立场和方法，并不是这些原理和原则本身，实际上发生了一个从特殊到普遍，再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从全面自由发展原则到发展生产与共同富裕原则的转化，坚持的就不是全面自由发展原则本身，而是较之更抽象的价值取向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第三种情形，是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解决了经典作家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不但适应了新的条件，而且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进行了补充。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说过落后国家可以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列宁却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为中国等其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榜样。经典作家也没有说过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然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却决定了中国革命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经典作家更没有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自己的必由之路。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但这里的普遍已由上升到理论形态的实践所补充，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普遍到特殊，再由特殊到普遍的过程。
从源到流演进的这三种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既发展了流的特殊性和个性，又坚持了源的普遍性和共性。只要二者有所偏废，就无法再构成源流关系。若只坚持本源之普遍，而不知特殊条件下的具体运用，甚至将普遍当特殊，看起来仿佛其来有自，但实际上却是有源无流。在面对此类教条主义者时，“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3]苏联模式将经典作家描述发达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生搬硬套至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便是这类有源无流的典型。自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也就不能代表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同样，若只注重流变，完全抛弃了本源的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看起来好像与时俱进和随机应变，实际上此流却非源之所出。正如习近平所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4]民主社会主义便是此种有源无流的典型。只有既坚持本源又予以运用发展的社会主义，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与科学社会主义构成源流关系。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5]
（二）使命与任务之源流关系
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经历了170年的时间。恩格斯在阐述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性质时，将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通过论证运动的使命探讨了理论的任务：“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6]在社会主义由西欧经典形态到中国特色形态的发展过程中，其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地域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追求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最终实现所有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没有变，但到达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自然会相当不同。正是这种差别，让社会主义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上，肩负不同的使命，面临不同的任务。考察这些使命与任务，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源与流的关系。
根据使命与任务的不同，可以将社会主义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传播、革命、建设和改革。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各国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各国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逐渐展开，支持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学说得以成长的土壤开始形成。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是落后国家的先进分子，都在寻找本阶级与本民族摆脱剥削压迫的理论工具。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使命不是组织，而是教育，所肩负的任务不是实践的，而是理论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过程构成了社会主义的传播阶段。在传播阶段之后，各国的先进政党组建起来，尝试着将本国的工人群众以及其他一切劳动阶级都组织团结起来，对内推翻压迫阶级政权，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统治。在这一时期，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使命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推翻资本主义甚至前资本主义，所肩负的任务也不是创造新世界，而是埋葬旧世界。这一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标的解放过程构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由于时代的制约，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国家不是技术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而是发展水平有限的落后国家。在较低的生产力技术水平上，革命将会遇到社会关系变革的上限，而这一上限距离共产主义还相当遥远。随着生产力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一上限便会慢慢接近共产主义，人类走向无异化社会的可能性才真正转化为现实性。生产力技术水平提高的这种必要，以及革命往往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现实，使得社会主义发展出了自己的第三个阶段，即建设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主义需要将技术革命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将解决生产力发展落后于群众需求的矛盾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然而，第三个阶段就其自身而言，还完不成历史赋予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从理论上来看，生产关系的变动可能落后于也可能超越于生产力的要求，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做出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从现实上来看，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建设阶段往往倾向于借鉴传播阶段对发达社会主义的设想，生产关系的变动时常超过生产力所能允许的上限，结果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了生产力的技术进步。这样，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自我调整、自我维新的需要。于是，社会主义就步入了自己的第四个阶段，即改革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要在基本制度的基础之上引入非共产主义甚至非社会主义的因素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通过推动快速发展来壮大社会主义。对于不具备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那些机制和做法，例如市场、社会保障等等，社会主义的态度就更是如此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实践的推进，社会主义一定会发展出新的阶段。但就到今天为止的情况来看，传播、革命、建设和改革形成了社会主义使命和任务的四个主要阶段。
这四个阶段逻辑上相连、时间上继起，在两重意义上形成了源流关系。就它们之间有依次过渡的内在必然性，而源流又可在抽象意义上代指发展演变关系来说，它们之间形成了第一重源流关系。就第一阶段从理论上描述了后面三个阶段的一般原则和一般途径，而源流关系又可描述普遍特殊、共性个性关系来说，第一阶段与后三个阶段形成了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源流关系。
四个阶段发展演变的源流关系，无论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来看，还是从民族国家的范围来看，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如江河可能干涸断流一样，社会主义的事业也不一定能够顺利地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但只要社会主义的事业推向了前进，那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就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来看，170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史是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来拉开自己跌宕起伏的发展大幕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各种危机，以及在这些危机中无产阶级的苦难使得社会主义的传播阶段不可避免。而社会主义传播阶段的开启，又预示着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尝试总会有取得成功的那一天。在经历了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05年俄国革命等一系列失败并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一系列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标志着社会主义到达了革命阶段的高潮。在冷战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都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改革成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意识到的任务。社会主义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即改革阶段。从民族国家的范围来看，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较为典型：从1917年到1921年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启蒙和传播阶段，从1921年到1949年是革命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而从1978年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的使命和任务的核心则是改革。越南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不过不叫改革开放，而叫革新开放。无论是叫改革，还是叫革新，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是指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将超越了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调整回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范围或国别范围，社会主义发展的这四个阶段都是前后相继的。没有前一阶段的充分发展，就没有下一阶段使命与任务的自然展开。同样地，前一阶段的使命与任务较圆满地完成，下一阶段的使命与任务就可以相对顺利地展开。就这四个阶段间发展演化的关系来说，它们之间存在着源流关系。
传播阶段逐渐广为人知的一般任务与后三个阶段的具体目标之间普遍特殊、共性个性这一层源流关系，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革命阶段，如何实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任务，以及如何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艰巨使命。列宁制定了落后国家通过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集结起来领导民族民主革命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之应用于中国，发展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道路与基本纲领。这样，传播阶段所提出的共产主义远景与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要求便具体化为新民主主义的使命与任务。在建设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马克思提出的尽快增加生产力总和的任务，以及列宁提出的落后国家文化建设的使命，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现实要求统一起来。毛泽东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等具体问题出发，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将寻找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作为我们党新的使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在改革阶段，我们党不是教条地执行经典作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是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向共产主义调整的设想，而是从中国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要求的现实出发，将过分跃进的生产关系改回到了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状况。邓小平曾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但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7]也就是说，无论是在革命阶段，还是在建设和改革阶段，传播阶段所制定和宣传的使命与任务，在中国条件下都经过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过程。就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与社会主义后三个阶段使命与任务的共性个性关系而言，社会主义发展的四个阶段之间也存在着源流关系。
（三）实践品格之源流关系
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史表现出的最不同凡响的品格是实践品格。社会主义学说与其他学说最突出的不同，在于它自觉地参与改变历史的实践，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在各个不同阶段的使命与任务不同，自然造成了各个阶段的实践内容各异。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又给予社会主义学说本身以巨大的推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可以说，实践品格联结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与理论体系演进之间的互动，让二者共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没有止步，实践品格也自成源流：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170年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实践史；另一方面，这部发展史中形成的每一个重要体系都强调了实践在自身中的重要地位。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自诞生之日起，便是与1848年的革命风暴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而《共产党宣言》的写作，直接的原因就是改组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纲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成员是德国工人，但同时还有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成员；它的成立，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西欧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端，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170年的发展史一开始就是实践史。共产主义者同盟一经建立，就投入了1848年革命的斗争，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在革命风暴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发展。在革命爆发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即建立了新的同盟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任主席，恩格斯为中央委员，直接领导各国盟员特别是德国支部的斗争，直接革命失败后的科伦审判切断了经典作家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8]为了研究这次实践的经验教训，以便无产阶级能够在下次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等科学社会主义的名著。在这些著作里，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提出无产阶级必须以暴力革命打碎旧有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马克思说：“如果你查阅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9]正是1848年革命的实践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最一般的历史原理向相对具体的革命道路的发展。在1848年革命与1871革命的间歇期，经典作家一方面推动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另一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资本论》这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经济学基础的巨著，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夯实，与实践的牵引作用关联密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既是为即将来临的革命做好理论准备，也是为在社会主义学说的内部击溃各种臆想的理论，为无产阶级准备科学指导。
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又一个高潮。马克思恩格斯不但亲自给予公社以指导和帮助，还领导第一国际派出大量人员奔赴巴黎，与公社社员并肩战斗。3月18日革命爆发和公社宣布成立后，他们便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细致分析了他们所能够得到的一切来自巴黎的信息。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天，国际总委员会便通过了马克思所写的《法兰西内战》。《法兰西内战》是极其重要的科学社会主义文献，这部著作总结了巴黎公社实践的经验教训，并把它上升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巴黎公社革命进行了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用实践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从1848年革命试图夺取政权到1871年革命试图巩固政权，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上从源到流的进步。
1917年的十月革命，由于有了从前两次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无论是在夺取政权这个步骤上，还是在巩固政权这个环节上，都获得了成功。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由此得以更进一步，开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正如1848年的实践经验和1871年的实践经验提炼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方面的基本理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也形成了在落后国家通过各种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列宁的继承者本应像列宁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在夺取和巩固政权方面的遗产那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列宁关于通过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可惜的是，斯大林迅速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逐步形成了苏联模式，并为其他更为落后、更应借鉴列宁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效仿。直到中国反思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重新在现实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改革，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才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实践史，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格也自成源流。
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在各个时期强调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强调通过自己的行动给历史打上自己的烙印并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社会，而且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各个理论体系中都强调了实践对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中介作用，突出了实践在自身中的重要地位。
在关于世界发展的一般图式中，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把人改造自然的实践理解为客观世界发展的关键环节，从而形成了对世界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在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上，马克思主义把改造社会的实践理解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环节，从而形成了对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在理论史上，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提出了以实践为中心的“新唯物主义”，在克服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缺点的同时继承了其合理成分，才实现了哲学史上伟大的变革。恩格斯对作为辩证唯心主义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哲学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10]现实中用实践来完成的不断变革，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为过程的辩证法；但正是由于黑格尔缺乏现实的实践概念，他的辩证法呈现出一种神秘的形式，把由实践来联结的思维认识现实的过程歪曲成了无实践来联结的思维产生存在的过程，走向了唯心主义。“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11]黑格尔展现了世界发展的辩证性质，甚至强调了这个辩证过程能动的方面，但其基础却是荒谬的。与之相反，旧唯物主义虽然避免了这种荒谬，却由于不理解实践以及与实践相联系的主体性，或者认为“人是机器”，或者认为人只能直观地认识世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2]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主体对象化自身的主体性实践作为理解世界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关键，是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继经典科学社会主义而起的列宁主义指导了俄国革命的实践，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一样，列宁主义也强调了实践在自己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不同的是，列宁主义更突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实践辩证法。在认识论中，列宁首先强调了实践对于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意义，指出只要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就必然承认唯物主义。在列宁看来，既然实践是认识及改造客体的活动，那么就必然是以客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只承认实践而不承认唯物主义，将实践与唯物主义这二者割裂开来的观点是非常荒唐和武断的。“由此可以得出唯一的和不可避免的结论：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13]如果没有实践概念，或者将实践概念置于认识论问题之外，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就无法真正战胜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中，列宁还强调了实践对于可知论观点的基础意义，指出实践本身即可证明我们可以认识客观世界。如果我们已经运用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掌握指导自己的行动并按照自己的目的和要求改造了对象，难道还能说客观世界是不可认识的吗？要是客观世界不可能为我们所认识，那我们又是怎样成功改造了客观世界呢？“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14]列宁将缺乏实践观念，或故意把实践观念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看作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关键过程和重要手段，因此他提出一个异常鲜明的命题来强调实践对于认识论的基础作用：“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15]只要抓住这个关键，就能够在理论上战胜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列宁主义不但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世界中的关键地位，还特别论证了实践在改造世界中的现实作用。首先，列宁将物质世界的存在作为实践的前提：不仅规定了实践需要面对的物质基础，而且规定了实践目的的来源。实践所面对的物质基础，一方面来自自然界的恩惠，另一方面还来自过去实践的成果。实践的目的也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定历史条件或者说过去一切实践的结果。列宁在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所写下的“伯尔尼笔记”中，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标题下写道：“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客观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从这方面来看，从人的实践的（有目的的）活动方面来看，世界（自然界）的机械的（和化学的）因果性，似乎是外在的什么东西，似乎是次要的，似乎是隐蔽的。”[16]第一句话是从正面说的，即实践活动为客观世界所规定。第二句是从反面说的，即人的实践的目的实际上受到自然界因果性的影响；这种因果性对于人的实践的目的来说，不是外在的，不是次要的，也不是不能被察觉的。其次，列宁着重谈论了实践改造世界的主体性。列宁先将观念区分为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在理论观念中，认识从客观世界汲取内容并得到充实；在实践观念中，认识作为一种改造现实的冲动和潜在力量与现实相对立。在实践观念的改造冲动和潜在力量面前，客观世界不再独立于人的认识，而是出现了被实践所改造的可能性。于是，主体的实践成了现实的力量，客观世界的现状成了非现实的存在。认识不再只是反映世界了，其现在成了客观世界本身形成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列宁非常重视这种通过调整甚至消灭客体性质来使得客体呈现出新的面貌的实在性，因为这种变化中人的实践表现出受自主目的指引的现实性。于是他反复表述了这一深刻思想：“换句话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7]“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8]列宁主义对实践在自身理论体系中地位的强调，一方面指导了高扬主体性的俄国革命的成功，另一方面也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对实践作用的阐释形成了源流关系。
在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之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强调了实践在自身中的地位，继续了这种源流关系。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实践哲学。一方面，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中最突出的观点是实践观点；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都贯彻了这种观点。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紧紧抓住实践对认识的基础和导向作用，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毛泽东眼里，以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为主要形式的实践，是感性认识的基础；而由感性认识发展而来的理性认识，又必须以实践为导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升华主观认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9]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详细论证了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推动事物性质变化的道理。这实际上也是在另一种意义上阐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只有分析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理论，才能真正正确地指导实践。毛泽东晚年阐述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更为鲜明地强调了这种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强调了实践所产生的感性经验对认识飞跃的推动作用：“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20]在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也贯彻了这样一种实践哲学。例如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批评脱离实践经验的做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21]。再如在学风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批评只知背诵教条“但是完全不能应用”[22]的人。无论是一般的哲学讨论，还是具体的问题分析，毛泽东思想都把实践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始终坚持了实践的基础地位，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和与时俱进的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是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序幕的。邓小平正是通过推动这一讨论，恢复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党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恢复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历程才可能开启。邓小平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23]正是从这个标准出发，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坚持了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江泽民指出：“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毛泽东思想是这样，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24]在实践的指引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25]。科学发展观就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26]，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带领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追源溯流，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条贯穿于科学社会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线索，这条线索就是各阶段的科学社会主义都突出了实践在自己理论体系中的位置。这条理论线索和科学社会主义170年的实践史一起，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品格的源流发展。
（四）理论体系之源流关系
使命与任务的源流关系，实践品格的源流关系，自然造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在170年中所形成的各个理论体系之间的源流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从创立以来直到今天，形成了四个有巨大影响的体系，分别是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主义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体系，在理论主题、逻辑结构、内容安排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源流关系。
在理论主题上，各个体系之间存在着递进式的源流关系。经典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体系的主题是论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必然性。没有对这一理论主题的阐释，就没有革命的合法性，也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经典科学社会主义选择这一理论主题作为自己围绕的核心，与这一问题是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是直接相关的。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对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化，最早是在作为“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27]的《共产党宣言》中。《共产党宣言》有鲜明的主题：论证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8]。在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里，经典作家将唯物史观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具体说明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和走向灭亡的机制。这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分配方式生成了贫富分化，使得多数人获得的只是产品的少数，从而无力消费，少数人占有了产品的多数，虽然奢侈浪费却无法弥补多数人消费水平的低下，结果造成整个社会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以及经济危机。在周期性危机的教育下，工人逐渐用团结的武器保卫自己的生活条件，这种行动导致的政治化将最终导致无产者形成阶级，最终埋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这样的论证，说明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与必然性。在《反杜林论》及其缩编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提出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分法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体系。这两部著作的主题也非常鲜明，也是要论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必然性。恩格斯指出，在理论上，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列宁主义理论体系是由斯大林整理的。斯大林把列宁主义的理论主题提炼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29]这一理论主题的提炼，大致是正确的。说它是正确的，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确实是列宁主义的核心内容；说它只是大致正确的，是因为这一提炼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列宁晚年对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而没有将之纳入列宁主义的理论主题。但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解决的都是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下一步的问题。如果没有说清楚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必然性，就谈不上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的合法性，也谈不上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没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的理论说明，自然也无法将之具体化为各个国家争取、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纲领和政策。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与列宁主义的理论主题，源流分明。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有非常鲜明的理论主题，即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理论体系的主题之间存在着一目了然的源流关系：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当然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两个理论体系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列宁主义之间的源流关系也是一目了然的：“流”力图实现“源”在理论上已经指明的必然性，并将源已经取得的成就作为自己进一步前进的前提；而源则为流提供理论上的原则，而且为流创造了某些实践的基础。纵观科学社会主义几个主要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其源流关系是十分清晰的。
在逻辑结构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各个理论体系之间也表现出源流关系。《共产党宣言》具有向后延伸的逻辑结构：先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必然性，过渡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然后讲无产阶级的代表共产党的实践作用和理论观点；最后对其他的思潮和政治派别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第一部分就完成了实质上论证理论主题的任务；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宣言》还阐述了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和理论原则，从而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核心环节、包括战略策略和理论基础在内的理论体系。在《反杜林论》及其缩编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三分法体系。三分法体系具有向前延伸的逻辑结构，在社会主义理论前先展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学说，将之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
列宁继承了这一体系，在马克思逝世30周年之际，写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纪念文章。文章的标题就清楚地说明了列宁对恩格斯三分法体系的继承。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体系做了最后也是最详细的整理，提出了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和斗争策略的四分法体系。这一次整理，最大的发展是在三分法体系的基础上加进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这一部分，并分为三个方面进行了发挥：经济斗争策略、政治斗争策略以及两种策略的关系。《共产党宣言》具有向后延伸的逻辑结构；三分法体系具有向前延伸的体系结构；四分法体系则具有了向前向后双向延伸的体系结构。这种以某个主题为中心双向进行延伸以形成逻辑体系的方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的一个传统。
列宁去世后，总结列宁主义成了苏共在理论工作方面非常迫切的任务。斯大林连续发表了《悼列宁》《论列宁》《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讲话和著作，基本上完成了这一任务。斯大林进行了向前的逻辑延伸：从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方法、理论几个方面论证、铺垫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斯大林也进行了向后的逻辑延伸：把农民问题、民族问题、党的问题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派生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样，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理论主题、前后都进行了逻辑延伸的列宁主义理论体系就构建起来了。
和历次成功的体系化成果一样，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前后的逻辑延伸也非常充分，既用国情和时代条件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的必然性，又讨论了其对象、任务、动力、前途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状况，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担负的任务。有了这样论证充分、逻辑清晰的体系，对“左”、右两种错误观点就能够进行特别有力的批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具有向前向后双向延伸的逻辑结构。它从中国国情、时代条件、理论史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进行了向前的逻辑延伸；它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党建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展开，也进行了向后的逻辑延伸。围绕理论主题进行前后延伸，这一体系化的传统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逻辑结构的源流之脉。
在内容安排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各个理论体系之间也体现出源流关系。《共产党宣言》有注重民族化的内容：在着重于策略的第四部分，《共产党宣言》分别说明了当时英国、瑞士、法国、北美、德国、波兰的共产党人对其他民主派别应取的态度，各版序言中对《共产党宣言》正文中所贯彻的基本思想也根据各国情况进行了发挥。恩格斯的著作在内容安排上则重视大众化：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个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种简化处理是为了达到清晰的目的而进行的，是由于“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小册子”[30]。也就是说，是为了实现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
列宁一开始是结合着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体系化阐述的。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中，列宁为了分析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篡改，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了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三个部分，然后阐述了修正主义在这些部分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这样，列宁就在批判修正主义体系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体系化的整理。他的这次整理，与恩格斯的三分法基本一致，只有最后一个部分“政治”与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名称上的不同，显然直接受到了恩格斯的启发。列宁关于修正主义的批判，自然也源自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批判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传统。正如马克思批判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恩格斯批判杜林、列宁批判修正主义一样，斯大林也从自己总结的列宁主义理论体系出发对托派等反对派进行了批判。在对列宁主义进行体系化的工作中，斯大林除了继承经典体系化的经验之外，还有一些自己的特点。首先，他把特定中心任务的完成与党联系起来，继《共产党宣言》之后再次把共产党的任务作为一个重要部分加进体系，恢复了这个理论体系化的传统。其次，他把列宁主义看作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了列宁主义的时代性，激烈地反对把列宁主义看作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认为这样做会限制列宁主义的适用范围。最后，他开创了理论体系化的一个新传统，第一次明确地把历史根源作为一个必要部分加进了体系化工作。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除了继承、批判各种错误观点等传统内容之外，也开创了一些新的传统：第一，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的性质作为出发点设计体系结构，把中国国情作为全部立论的依据。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任务。这种体系化的处理方法，既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色，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立场。第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内容划分为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等部分。这样安排，在充分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各方面特点的同时，清晰地展现了这些部分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第三，毛泽东开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新的三分法传统，即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来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集前述各个体系之大成：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特点；从中国国情、时代条件、理论史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党建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展开；理直气壮地对封闭僵化、改旗易帜的“左”、右两种错误进行了批判；等等。内容安排上的这种传承性，也表现了这些理论体系之间的源流关系。
在具体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之前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流关系时，有两种可能的路径：一种是将之前体系的理论内容作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钥匙，另一种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理解之前体系的钥匙。
第一种路径，由于突出了时间顺序上的先后关系，且具备了源流关系研究所要求的历史感，初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并非如此。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前已经有了若干体系。这些体系虽有传承，然而发展也相当明显，难以确定应以哪个体系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合理钥匙。是以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为钥匙，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分法来分析源流关系，还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思想为钥匙，用政治、经济、文化的三分法来分析源流关系？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以哪个体系为钥匙、用哪种分法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源流关系，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身的鲜明主题和重大创新。实际上，正是理论主题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创新发展，才使源流研究成为必要。
进一步考察表明，第二种路径，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作理解源头体系的钥匙，是更恰当的源流研究法。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后，我们才对之前理论体系中的一些内容的意义有了充分的认识，例如执政党学说、发展理论等；而另一些内容，即使原来具有重要的地位，今天的现实意义却不再那么直接，例如暴力革命理论。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方法时，曾说明过这一原则，指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31]科学研究必须注意到源头理论的意义只有通过源流关系才能充分认识的情况，以此为基础来确定著作的结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32]马克思用这种方法来理解政治经济学体系之间的源流关系；类似地，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同体系之间的源流关系。因此，不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硬塞进经典体系的框架，分析它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如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或者分析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如何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而是相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和问题意识去回溯之前的理论体系，看看之前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哪些方法和原则上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