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它位于浙江北部的大平原中，杭州和嘉兴的中间，而离开沪杭铁路三十里。这三十里有小轮船可通。每天早晨从石门湾搭轮船，溯运河走两小时，便到了沪杭铁路上的长安车站。由此搭车，南行一小时到杭州；北行一小时到嘉兴、三小时到上海。到嘉兴或杭州的人，倘有余闲与逸兴，可屏除这些近代式的交通工具，而雇客船走运河。这条运河南达杭州，北通嘉兴、上海、苏州、南京，直至河北。
“经过我们石门湾的时候，转一个大湾。石门湾由此得名。无数朱漆栏杆玻璃窗的客船麇集在这湾里，等候你去雇，你可挑选最中意的一只。一天到嘉兴，一天半到杭州，船价不过三五元。倘有三四个人同舟，旅费并不比乘轮船、火车贵。胜于乘轮船、火车者有三：开船时间由你定，不像轮船、火车的要你去恭候，一也。行李不必用力捆扎，用心检点，但把被褥、枕头、书册、烟袋、茶壶、热水瓶，甚至酒壶、菜榼……往船舱里送，船家自会给你布置在玻璃窗下的小榻及四仙桌上，你下船时仿佛走进自己的房间一样，二也。经过码头，你可关照船家暂时停泊，上岸去眺瞩或买物，这是轮船、火车所办不到的，三也。倘到杭州，你可在塘栖一宿，上岸买些本地名产的糖枇杷、糖佛手；再到靠河边的小酒店里去找一个幽静的座位，点几个小盆：冬笋、茭白、荠菜、毛豆、鲜菱、良乡栗子、熟荸荠……烫两碗花雕。你尽管浅斟细酌，迟迟回船歇息。天下雨也可不管，因为塘栖街上全是凉棚，下雨不相干的。这样，半路上多游了一个码头，而且非常从容自由。
古吴越疆界
“这种富有诗趣的旅行，靠近火车站地方的人不易做到，只有我们石门湾的人可以自由享受。因为靠近火车站地方的人，乘车太便；即使另有水路可通，没有人肯走，因而没有客船的供应。只有石门湾，火车不即不离，而运河躺在身边，方始有这种特殊的旅行法。
“然客船并非专走长路，往返于相距二三十里的小城市间，是其常业。盖运河两旁，支流繁多，港汊错综。倘从飞机上俯瞰，这些水道正像一个渔网。这个渔网的线旁密密地撒布无数城市乡镇，三里一村，五里一市，十里一镇，廿里一县。用这话来形容江南水乡人烟稠密之状，绝不是夸张的。我们石门湾就是住在这网的中央的一个镇。所以水路四通八达，交通运输异常便利。我们不需用脚走路。下乡，出市，送客，归宁，求神，拜佛，即使三五里的距离，也乐得坐船，决不要用脚走路……
“石门湾离海边约四五十里，四周是大平原，气候当然是海洋性的。然而因为河道密布如网，水陆的调剂特别均匀，所以寒燠的变化特别缓和。由夏到冬，由冬到夏，渐渐地推移，使人不知不觉。中产以上的人，每人有六套衣服：夏衣、单衣、夹衣、絮袄(木棉的)、小绵袄(薄丝绵)、大绵袄(厚丝绵)。六套衣服逐渐递换，不知不觉之间寒来暑往，循环成岁。而每一回首，又觉着两月之前，气象大异，情景悬殊。盖春夏秋冬四季的个性表现，非常明显。故自然之美，最为丰富，诗趣画意，俯拾即是……在这样的天时之下，我们郊外的大平原中没有一块荒地，全是作物。稻麦之外，四时蔬菜不绝，风味各殊。尝到一物的滋味，可以联想一季的风光，可以梦见往昔的情景……”(丰子恺《辞缘缘堂》)
丰子恺小的时候，在家里极受宠爱。在他之前，母亲钟氏已生了六个女儿，他是第一个儿子。他下生时，父亲丰已三十三岁，没有什么功名建树，未操任何职业，连家事也不管，只是一味读书，以求考取举人。考了三次，没有结果。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功业与儿子同样重要。功业不成，儿子未得，作为一个男子汉，就等于没有立身之本。如今丰中年得子，自然十分珍爱，便为儿子起乳名曰：慈玉。
丰家在石门湾算得上是个殷实人家。其祖上自明朝以来，世居此地。到丰子恺这一代，还有几十亩薄田，一爿百年染坊老店。平日雇几个工，田里的收成，染坊的进项，谈不上富，但能维持生活。祖父丰小康，排行第八，早年病故。祖母沈氏，人称丰八娘娘，为人豪放旷达，且识字，能读旧时的剧本小说。她只生有一女一子。丈夫死后，她自己理家，一心让儿子丰考取功名，以光宗耀祖。她曾说：“坟上不立旗杆，我是不去的。”按当时惯例，考中举人的，祖坟上可以立一对旗杆。沈氏十分要强，家中没有孙子，曾是她的一块心病，所以她对孙子，可谓百依百顺。一次，她去西竹庵烧香，因孙儿正睡觉，便没带他。她傍晚回来时，孙儿缠着她，非要再去庵里，于是她又带孙儿去了一趟。又一次，她去城里走亲戚，未带孙儿。她走后，孙儿发现了，吵着一定要去，家中只好派染坊的一名伙计，抱着他，走了十八里路，送到沈氏身边。
丰子恺成年后，记忆最深的有这样一件事：祖母在世时，每年都要大规模养蚕。养蚕不完全是为图利，叶贵的年头常会蚀本，但祖母喜欢这点暮春的点缀。蚕落地铺时，染坊店后面丰家住宅的楼下，三开间的厅上、地下全是蚕，走路需架跳板。跳板很低，横七竖八，如同棋盘经纬。这时候，丰子恺最喜欢走这些跳板戏乐，觉得又新奇又好玩；一不小心失足跌落地铺里，也跌不痛，但会压死许多蚕宝宝。这时，祖母便喊饲蚕的蒋五伯把他抱走。可是到了第二日，他还是要走跳板，祖母并不责骂。
还有一件令他难忘的事，就是清明扫墓。扫墓本是悲哀之事，但因一般都是去祭扫去世多年的祖上之墓，故扫墓如同春游，成了一件乐事。父亲丰曾有八首《扫墓竹枝词》留下来，其中写道：
别却春风又一年，梨花似雪柳如烟。
家人预理上坟事，五日前头折纸钱。
风柔日丽艳阳天，老幼人人笑口开。
三岁玉儿娇小甚，也教抱上画船来。
纸灰扬起满林风，杯酒空浇奠已终。
却觅儿童归去也，红裳遥在菜花中。
第二首中的“三岁玉儿”，就是丰子恺了。直到七十多岁的晚年，丰子恺对幼时扫墓之事还历历在目，比如，他还记得一坟场近处有株大松树，下临一个池塘，父亲说，这叫“美人照镜”。
丰子恺四岁时，祖母得了重病。是年秋，父亲再次赴杭州赶考，终于“中举”。中举后，本可去北京会试，再中进士，便能做官。可是沈氏因病去世，正应了她自己那句“不立旗杆我不去”的话。按清朝之律，丰应守丧三年，不得赶考。三年未满，科举废除，用了半生精力考来的“举人”，竟无什么用处。
丰居家，无事可干，仍是每日读书饮酒。他生性不喜吃肉，而喜吃鱼、虾，尤喜欢吃蟹。每年阴历七月起，蟹上市时，他晚间饮酒都要吃一只蟹，外加一碗开锅热豆腐干。吃时，折一只蟹脚或挑一块蟹肉给丰子恺，豆腐干则分半块给家养的老猫，别的姊妹都得不到这种待遇。蟹平日养在老屋天井角落的缸里，一般是十来只，但到了七夕、七月半、中秋、重阳节时，缸里的蟹就满了，这时家里每人都有得吃。丰吃蟹是内行，吃得既干净，吃相又雅观。他认为吃蟹是风雅之事，尤其在中秋，饮酒吃蟹赏月，别有一番滋味。
由于父亲的影响，丰子恺终生不喜吃肉，但喜啖蟹。
祖母去世后，家事店事便由母亲兼理。母亲终日坐在老屋正厅西南角的一把八仙椅上，从这里，既可看到炊间灶上，又可直看到染坊大门外面的行人过客，可以兼顾家事店事。炊间的烟火，门外的嘈杂，日日搅扰着母亲。那把八仙椅，后背的高度只达母亲肩膀，而椅子腿，因怕霉烂，母亲又垫了二三寸高的木座子，所以母亲坐在椅子上，头无所依，脚不着地，很不舒服。但她一直坐在那里，同工人、店伙谈工作事务，同亲戚、邻人应酬，直到去世。
丰子恺五岁起跟父亲读书，每日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到母亲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吃。母亲总是慈爱地笑着，从挂在椅子上空的篮子里取点点心给他，同时给他几句勉励的话。在他年幼的心灵里，慈爱的母亲似乎天生就是坐在这八仙椅上的。若干年后，只要想起母亲，总是母亲的坐像。
2
丰子恺自小多愁善感。
一次跟父母一起乘船到乡间扫墓，他正靠在船窗口出神地观看船边层出不穷的波浪，手中拿着的玩具不倒翁失手掉落河中。他眼看着不倒翁在波浪中挣扎，向船尾方向滚腾而去，一刹那间形影俱杳，被不可知的渺茫世界所吞噬。他看看自己的空手，又看看船边的波浪，再向船后面茫茫的流水怅望了一会，心中黯然升起了疑惑与悲哀。疑惑不倒翁此去的下落与结果如何，悲哀这永不可知的命运。它也许被河流搁住在岸上，落入某村童之手，也许被渔网打去，但也许永远沉沦在幽暗的河底，渐渐化为泥土，世间便再也见不到这不倒翁了。总之，不倒翁总有个下落和结果，但谁能知道这下落和结果呢？
年幼时与姑母在姑母家
还有一次，他读小学时和同学一起在郊外游玩，偶然折了一根树枝当手杖，玩完顺手丢到田间，走开时对它回顾了好几次，心中自问自答：“不知几时才能再见到它？它此后的结果不知如何？也许永远见不到它了！它的后事永不可知了！”于是，他走回去，又拾起树枝手杖，郑重向它道了诀别才又扔掉。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这种情绪更是厉害。灯下，他摊开作业本，在废纸上信手涂写日间所学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没写完，他就拿到灯火上点着。眼看着火势蔓延，他心中又忙着与一个个字道别。纸完全烧尽后，他眼前又分明现出那张字纸的原形；俯视地上的灰烬，又感到深深的悲哀：假定现在想要再见一次一分钟前还存在的那张字纸，则无论靠县官、大总统还是一切皇帝的势力，即或是尧、舜、孔子等一切古代圣哲复生，都来帮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了！看着灰烬，他想从中分辨哪是春字的死骸，哪是蚕字的死骸；又想它明天一早被人扫除出去，不知结果如何，若散入风中，不知将分飞何处？春字的灰飞到谁家，蚕字的灰飞到谁家？若混入泥土，不知将滋养哪几株植物？这一切都是渺茫不可知的千古疑问了。
吃饭时，一颗米粒掉在衣襟上，他看着这米粒，不想则已，一想又是一大篇疑惑与悲哀：不知哪天哪个农夫在哪块田地里种下一批稻子，其中就有这粒米。这粒米又不知经过谁的收割，去皮，装袋，最后来到这儿，落在他的衣襟上。这些疑问本来是有确切答案的，但除了这粒米自己，世间没有一个人能晓得那一切经过。
更小的时候，丰子恺以为自己家的老屋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可是有一天，邻家的孩子从墙缝塞进一根鸡毛，吓了他一跳，才知道外边还有一个世界。这是他最初形成的“空间”概念。长大一些后，跟父母外出时，他总爱问这问那，比如山那边有什么，城外有什么，这些问题无限地问下去，总能把人问住，于是在他头脑中就留下一个永久的问号。
有一次在新年里，大人们问他几岁了，他回答说六岁，母亲就教他：“你还说六岁？今年你七岁了，已经过了年了。”他才明白，过了一年就是过了一岁。
有一天，他在染坊店里玩耍，看见一本账簿，上面写着“菜字元集”。他问管账的先生，这是什么意思？那人告诉他，“这是用你读的《千字文》里的字来记年代的。这店是从你祖父手里开张的，开张那年用的第一本账簿，叫‘天字元集’，第二年叫‘玄字元集’，‘天玄地黄，宇宙洪荒……’每年用一个字。到今年正好是‘菜重芥姜’的‘菜’字……”他听了这解释，想，这店即使依照《千字文》开了一千年，但“天”字前，“也”字后一定还有年代。那么，年代到底从何时始，又到何时了结呢？
他问父亲：“祖父的父亲是谁？”“曾祖。”“曾祖的父亲呢？”“高祖。”“高祖的父亲呢？”父亲笑着抚着他的头，说：“你要知道他做什么？人都有父亲，不过年代太远的祖宗，我们不能一一知道他们的情况了。”听了父亲的话，他不再问了，但从中琢磨“人都有父亲”这句话，与空间的无限大一样不可想象，于是心中又有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3
丰子恺九岁那年，父亲生肺病去世，终年四十二岁。丰子恺成人后，每每为父亲在穷乡僻壤的蓬门败屋中默默消磨了短促的一生，感到无限的同情。
还是在父亲坐下读《千家诗》的时候，书页上端都有一幅木板画，第一幅是一只大象和一个人在耕田。这是二十四孝中的“大舜耕田图”。幼小的丰子恺并不懂这画的含义，他只是觉着比读画下面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有趣。于是找染坊里的染匠司务讨些颜料来，溶化在小盅子里，用笔蘸了为这画着色，象是红的，人是蓝的，地是紫的。书页薄，笔又吸得饱，画完一看，颜色一直透到下边七八页上。第二天读书时，父亲见了十分生气，骂了他，还要打，被母亲和姐姐拉住了。他哭了一场，把颜料盅子藏起来，等晚间父亲去鸦片馆时，再拿出来，不敢再在书上涂，而是另寻些纸来，先勾画出轮廓再上色。画了许多，母亲和姐姐们都说好。一日，父亲晒书时，有一本人物画谱，他见了，偷偷取出藏起，晚间从习字簿上撕下纸来，印在画谱上描，结果又因墨水吸得太饱，将原本渗上了墨水。第一张描的是柳柳州像。之所以先描这一幅，是因为柳柳州高举两臂大笑的形象，有些像父亲打呵欠，很有趣。
父亲死后，他转入另一私塾，开始读《论语》、《孟子》。印画的事没有放弃，而且经验丰富起来，用雪白的连史纸，终于把整本画谱印完，并加上色，十分美观。同塾的学生见了，大为羡慕，说：“比原本上好看得多！”纷纷向他索要，拿回家贴起来。求得画的同学，都自觉地赠他一点东西作为“报酬”，有的是一对金铃子加上纸匣，有的是一只揠空老菱壳(可以加上绳子当陀螺)，有的是“云”字顺治铜钱一枚(那时大家认为顺治铜钱集成套编成宝剑形，挂在床上可以驱鬼镇邪，其中“云”字最不易凑)，有的是大子弹壳一个。然而有一次，两个同学为交换一张画闹意见打起架来，被先生知道了。那时在私塾里画画，被视为不务正业，是不能公开的。先生喊丰子恺过去时，他由于害怕挨戒尺，便低了头不答应。无法，先生走过来，拿着两个同学争夺的那幅画问：“是你画的吗？”他只好承认。没想到，先生并没有打戒尺，而是从他书桌中搜去了所有的画及画具，并把画谱拿去，坐到椅上，一张张翻看起来。下课时，他去向先生鞠躬，先生换了一种和气的口气说：“这书明天给你。”第二天早上，先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问他：“你能照这样子画张大的吗？”这句话大出他意料，支吾中回答说“能”。于是，先生特地去买了张大纸交给他。其实，他一向只是“印画”，未曾“放大”过。回家后，大姐帮他想了办法：用九宫格子放大。结果竟画成功了，足有他自己的身体一般大。画完后，家人和染坊伙计们见了一齐称好，一位老妈子当场求他给自己画像，他在兴奋中一口答应下来。又一日，把孔子像给先生送去，先生把它挂到墙上。从此，同学们到塾、离塾都要向这画像行礼，“画家”本人也不例外。
不久，开始兴起学校性集体教育，私塾先生也有了改良意识。一日，先生把丰子恺叫去，拿一本书和一大块黄布，让他照书上的样子在布上画一条龙。这其实是大清国的国旗，是准备做体操走队列时用的。丰子恺仍用老办法放大画成。龙旗被高高张在竹竿上，引导学生穿过市镇去野外做体操。这样，丰子恺画画的名声传得更远了，那位求他画像的老妈子也催着要画，十分急切。这老妈子没有照片，要画只能照她本人画。这是写生画，丰子恺哪曾画过？无奈中仍听从大姐的主意，到会画像的二姐夫家，借了玻璃九宫格、擦笔等工具，并借了一包照片作为练习摹仿用。这些照片中有一张老妇人的，丰子恺就照着这张照片，略加改动，画成了一张老妈子的像，而且自作主张在这画像的耳上加了一双金黄色的珠耳环。这耳环使那位老妈子心花怒放，即使不像，也连称：“像！像！”从此后，找丰子恺画像的人日渐多起来，不但活人要画，亲戚家人死了，也找他画像，这画像的差事成了他的一种多年的义务。
幼年的丰子恺除了喜欢画画外，还喜欢各种玩具和花灯。玩具是乡间土玩具——竹龙、泥猫、大阿福，以及江北来的船上艺人所造的一些玩意儿。最让他喜欢的是印泥菩萨模子。模子是用红沙泥烧的，烧成后，和一块黄泥或青田泥，就可以就着模子印塑，想塑几个就塑几个，晾干后，就成了一件正儿八经的玩具。模子只需两文钱一个，有弥勒佛、观世音、关帝、文昌、孙行者、猪八戒、蚌壳精、白蛇精、猫、狗、马、象、宝塔、牌坊……他一天向母亲要一个铜板，可买五个模子，几天下来，就可把江北艺人担子上所有的模子都买来，印出一大片不同的泥像来。时间久了，他觉着单调，便给泥像施色。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泥像，用不同的颜色一画，就成了许多个泥像。后来连这种玩法也不能使他满足了，他便自己尝试制造模子。初用黏土制造，但不成功，这种模子易裂，又好沾泥，很不好用；后来试着用洋蜡，既细致，又坚韧，又滑润，又易于刻。虽然造价高些，但用毕可熔了再用，并不浪费。
花灯在石门这个地方，并非年年都有，大约隔数年或十余年才举行一次，所以举办之时，十分隆重。丰子恺家里，存有一顶彩伞花灯，据说还是父亲少年时代和姑母合作的。这伞为六面形，由黑纸糊成。伞内有灯，画面则用针在黑纸上刺出，灯光由针孔透出，连接成画。在夜晚，这灯光组成的画十分醒目而美丽。伞上共刺有十八幅画，画幅之间，有图案相隔，如万字、回纹等，亦由针刺出。这顶伞制作十分精美，在石门也算“名作”。丰子恺曾在大姐的帮助下仿制一件，工艺手法完全一样，只是画面内容不同，虽日夜忙碌，但因工序太繁，仍错过了灯会。
4
一九一〇年，丰子恺所就读的私塾改为小学堂。一九一四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县市第三高等小学。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对石门这乡村小镇，虽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一般百姓并不了解这革命的意义。科举的废止、学校的兴行、服装的改革、辫发的剪除等新事物，在他们看来，犹如不测风云。丰子恺的父亲死了许多年后，母亲仍把父亲的知卷、报单、衣冠、书籍等郑重地保藏着，以便科举再兴时给儿子参考或应用。然而一直到丰子恺高小毕业，这种机会也没出现。母亲满怀忧虑，四下打听、请教，最后听从了邻居沈蕙荪的意见，决定让丰子恺与沈的儿子一起去杭州城投考。沈是县市高小的校长，又是丰家的亲戚，是地方上有德望的长者，所以母亲较为信服他。这也是丰子恺的幸运，不然的话，丰家无人能送他去杭州城赶考（父亲去世，又无长兄），而且更不懂得赶考的门路。若无此机会，丰子恺也许会如父亲那样，做一名乡间教师，空怀才华抱负，终老故里。去杭州城临行时，母亲一早便起来为他准备行装，为他做好了糕和粽子，看着他吃下去。糕、粽暗示“高中”，从前父亲去参加乡试时，祖母总是做这两种食品给父亲吃的。
母亲决定让丰子恺考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即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母亲的想法是：一、当时乡里正兴学校教育，师范毕业后容易找到工作；二、他是丰家长子，将来要回乡觅职，看来也只有教书；三、读师范收费低，且毕业后不必再升学。作为一名乡间妇女，母亲的思虑不可谓不深。其实丰子恺对母亲的这番苦心并不大理解。到杭州后，他眼界大开，只见学校林立，书坊和图书馆中书积如山，他唯恐考不上落榜回家，所以顾不上考虑考哪所学校。为保险些，他同时报了三所学校。未曾想，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他从三所学校的外观判断，觉着师范最有气魄，就上了师范，正巧也称了母亲的心。
这一年考入第一师范的预科新生共八十多人，分作两班。上课时两班分开进行，但自修室的分配却不按班次，而是每一室二十四人中，自预科至四年级学生都有，为的是便于联络感情，切磋学业。
在家里备受宠爱、多愁善感的丰子恺，在这杭州城里，不过是一个胆小老实、守规矩、不谙世事的乡下孩子。他的领域被限于一个指定的座位，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那些先进山门的老学生，在一起纵谈、大笑、吃点心，或用奇特的眼光注视他，然后交头接耳讲几句暗号一般的话，似乎在嘲笑。这使生性敏感的丰子恺很不自在。他附近有一位新生，看样子与他一样有些惶惶不安，他便主动与对方攀谈，交谈中得知，对方名叫杨伯豪。
寝室在自修室的楼上。这寝室对于学生的作用，几乎纯限于睡觉。按学校规矩，每晚九点半才打开寝室总门，十点就熄灯。第二天一早六七点钟，寝室总长就吹响警笛，把学生吹出后立刻锁闭总门，直到晚上九点半再开。丰子恺与杨伯豪不在同一寝室，他们常利用熄灯前那点时间在房外长廊中说说话。他们的关系，原本谈不上什么特殊，只不过因为都是新生，而且在同学中相识最早而已。有一次他俩说到往事：丰子恺告诉他自己是如何遵从母命考进这所学校的，伯豪听了，有些轻蔑地说：“这何必呢？你自己应该抱定自己的宗旨！这么说你进这师范学校不是你自己的意愿，也就不是诚意的了？”这句话使丰子恺感到一种刺激。他过去只知道听从母命、师训、校规，根本不曾想过什么自己的宗旨、志向。他一向是用传统的标准，界定做一个好孩子好学生的范围。伯豪的话，使他感到了自己的卑怯和无知；从这次谈话后，他对伯豪怀了畏敬之念。
伯豪对于学校的一些规则，常有不平之语。他说：“我们不是人，而是一群鸡或鸭，朝晨被放出场，夜里关进笼。”每当晚间九点半，学生们挤在寝室门外等候开门时，他常说：“收犯人了！”其实丰子恺对于这种寄宿生生活，或许比伯豪更为反感，甚至觉得可怕。吃饭的时候，七八个人围着几个小菜，顷刻而光。他生性腼腆，筷技又差，常常夹不到菜，只能吃点菜汤。上体操课时，经常要练习射击，每人发一支毛瑟枪。跪射时，丰子恺因腿的构造异常，臀部坐不到脚踵上。体操先生的助教很凶，见他跪不下去，不问情由，走到他身后，用腿垫住了他背部，两手在他肩部猛按，疼得他连人带枪倒在地上。有一次，助教喊：“举枪！”他因正想别的事，没听到，助教就厉声训斥道：“第十三！耳朵不生？”听到这训斥，丰子恺最初的冲动是想用这毛瑟枪的柄去打断那助教的脖子，其次又想扔枪而走，但最后还是举起了枪。
一日下午，丰子恺忽觉身上发冷，如同要发疟疾一样。但此时寝室锁着门。他心中连取件衣服的念头也未动，只是趴在座位上发抖，伯豪见状便问：“你为什么不去拿件衣服来加上？”他回答说：“寝室锁着门呀！”伯豪说：“岂有此理！这里又不是牢狱！”于是，他去找寝室总长开了门，帮丰子恺拿了衣服被子，去调养室里休息。
有一次课前，先生点名，伯豪未到，就让级长去叫。级长一会儿回来说：“他不肯来。”先生十分生气。晚上，丰子恺问伯豪：“你为什么不去呢？”伯豪说：“那先生的课，我实在不要上了，我听了没有任何收获。我不会勉强为了分数上这没味儿的课，随他怎么办都不要紧。”丰子恺说：“你这个怪人，全校找不出第二个。”伯豪说：“这正是我之所以为我！”从此后，凡是他不喜欢的课，他干脆都不上了，谁也劝不动他，他只管自己读《史记》、《汉书》。终于有一天，在暑假前，他告诉丰子恺，他要离开学校了。下一学期开学，学校里再也见不到杨伯豪了。
杨伯豪可以说是丰子恺离开乡间、踏入社会遇到的第一位启迪者，他启迪了丰子恺的独立意识和蔑视种种清规戒律的精神。
5
上学、读书、学习知识，并未能消除丰子恺自幼积下的对无穷宇宙的种种迷惑，反而又加上了对人世的层层疑问。
在小学，他学得了地球知识，知道地球原是一个球体，所谓天边实际是不存在的，若环球旅行，会再走到出发点。但地球外面又是什么呢？
在第一师范，他懂得了“宇宙是无穷大的”，可是，无穷大的状态，他无法想象。他躺在床上，仰首向天驰想，若一直上去，真的没有止境么？有的话，其状态如何？没有的话，那就成了永远的问号。夜深人静之时，他常常为了这个问号而失眠。
在小学，先生教给他盘古开天辟地的知识。他想：天地没开辟时状态如何？盘古氏的父亲是谁？他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又是谁？他奇怪同学中没有谁提出这种疑问，所以也不敢问先生。
进了师范，他才知道所谓盘古开天辟地不过是个靠不住的神话。他学习了“进化论”，人的远祖原来是玩把戏的人们所蓄养的猴子，而猴子还有它的远祖，如此一直追溯上去，可一直追到生物的起源，地球的诞生，太阳的诞生，宇宙的诞生。若向未来推想下去，则可一直推想到人类的末日，生物的绝种，地球的毁坏，太阳的冷却，宇宙的寂灭。但宇宙诞生前，寂灭后，“时间”这东西难道没有了么？……想着想着，他害怕起来，忽觉自鸣钟“滴、滴”的声音格外响，时间正在没头没尾、无始无终地走着。他想问别人，但谁都不能给他答案。他渐渐懂得，这些问题是不能问的，不能追究，不然人家就会说自己是“精神病”了。可是，弄不清这些，怎能安心做人？
带着这些无人可以分担的苦惑，他进入了第二学期。伯豪已经离去，他更觉着孤苦伶仃。就在此时，他接近了李叔同先生。
其实，在第一学期里，李叔同就是他的音乐教师。这位李先生上课，有一种特殊的气氛，即：严肃。音乐是副科，而且性属艺术，本应是活泼轻松的，然而，每逢李先生的课，摇过预备铃，大家走进教室时，却见李先生已端坐在讲台上。他的身材高而削，总是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他前额宽广，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紧闭的嘴，形成威严的表情。钢琴衣早已解开，琴盖也已打开，谱本摆着，琴台上放一只表，闪闪的金光射人眼睛。黑板上已经写好本课的内容所应写的东西。在这一切都已就绪的环境里，李先生静静地端坐着，一直坐到上课铃响，才站起来，深深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严肃的气氛，自有一种威慑力，最调皮的学生，说起话来也忽然变成低声。
上课时，有人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的人把痰吐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未看见。但到下课时，李先生会用很轻但很严肃的口气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李先生又用轻而严肃的语气向这同学说：下次上课不要这样。说完后微微一鞠躬。碰到这种情况的同学，大都脸上发红，不敢出声，以后再也不会办那种不雅的事情。
当时一般的学校，首重的是英、国、算，即英文、国文、算术，教这三门课的老师也最有权威。但在浙一师学生的心目中，李叔同先生最有权威。
一九一八年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其实丰子恺在家乡读小学时，便已知道李叔同。当时小学里的音乐老师教学生唱的歌曲里，就有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其歌曰：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事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
这首歌，给丰子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也是他与李叔同先生最初的“因缘”，所以在浙一师一见到李先生，他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
不久，丰子恺的图画课也改由李先生教。在预科班时，图画课本是依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笔画帖》及《水彩画帖》临摹。李叔同先生不用这些课本，而是让大家画石膏像。第一堂课开课时，李先生从讲桌下取出一盆子馒头，这使学生们大为惊异，后来才知道是发给大家当橡皮用的。丰子恺对于这种写生画法，很感兴趣。以前他无事时也喜欢注视眼前的东西，例如天上云，墙上苔痕，桌上器物，别人脸孔等等，总觉着这些东西的线条与明暗都有复杂的组织和条理，其中有着说不出的情趣，他没想到，竟有专门研究这些组织和条理的学问。他很快就被这事迷住了，反而渐渐疏远了主课。他的迷恋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世间森罗万象，一切都是供他研究的模型。他把人看成与花瓶、茶壶、罐头同类的东西。大约是因为他小时候学过画的缘故，他的画长进很快。有一次，他为了某事去见李先生，告退时，李先生又把他叫回来，郑重地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当中，从来没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这句赞扬的话，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容易冲动的学生来说，可谓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几十年后，丰子恺回忆起那一晚的谈话，曾说：“李先生的这几句话，确定了我的一生。可惜我不曾记得年、月、日、时，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的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便打定主意，专心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永不变志。”于是他写信给家里，要求买油画用具的钱：颜料二十余元，画布十余元，画箱画架十余元……母亲虽然不理解儿子何以突然这样大规模地学起画画来，但还是尽力满足他的要求。
假期里，丰子恺回家，母亲担忧地发现他有些异样，比如正在向他说着话，却见他眼睛直直地望着，似乎根本没听见问他什么话。母亲提高了声音再问他时，他会茫然不知所对，反问：“您说的什么？”母亲哪里知道，那是儿子正在研究她的脸呢！研究她的眉骨，研究她鼻侧的阴影……他好像今天才见到母亲似的，母亲变得陌生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候车，发现一位卖花生的小贩的脸部结构比较奇特，专心观察中，不知不觉靠近了那小贩，结果小贩以为他要买花生米，脸上满满堆了笑，问：“买几个钱的？”他本无意吃花生米，在这情形下也只好回答：“买三个铜板的……”他一边掏钱，一边在心中自嘲道：“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要吃花生米。”
由于当时西洋画的材料，多通过日本介绍进来，为了学习美术理论，丰子恺在课余跟随李叔同先生学日文，师生间的关系因此又进一步，丰子恺渐渐了解到李叔同的生平。
6
李叔同生于天津一个富裕之家，原籍是浙江。他的父亲曾官吏部，后改营盐业。李叔同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下生时，父亲已七十多岁。他五岁时，父亲去世，后因遭家庭之变，十九岁时奉母迁居上海。在上海时他是一位翩翩公子，与人组织文社，多与海上名流交游，还同任伯年、朱梦庐等组织“上海书画公会”。时人俱称他为“才子”。二十五岁时，母亲去世，他十分悲哀，决定东渡日本留学，临行时作《金缕曲》曰：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到日本后，李叔同看到明治维新的变化，就渴望西洋文明。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同时读英文本的《莎士比亚全集》等西洋文学名著。他是中国最早研究油画和西洋音乐的人。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的同胞，演出《巴黎茶花女遗事》，他自己粉墨登场扮演主角。这是中国话剧的先声。当时在日本的欧阳予倩受了这次演出的震动，也托人介绍参加了春柳剧社。李叔同在日本六年，回国后先是在上海太平洋报社任编辑，不久即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又应浙一师之聘，往来于两个学校之间，半月在南京，半月在杭州。两校中都聘有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讲。
在学校里，李叔同虽然只教图画、音乐，但他的国文比国文教师更精通，他的英文比英文教师更精通，他的历史比历史教师更精通，他的常识比博物教师更丰富，而且他还擅长书法、金石，因此，学生们大都对他怀着崇拜心理，丰子恺自然也不例外。
但李叔同对丰子恺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学业方面。在李先生的宿舍里，丰子恺曾见到一册《人谱》，这书的封皮上，写有“身体力行”四字，每个字旁边加一个红圈。有一次，李先生翻开这本书指出其中一节给学生们看：“唐初，王、杨、卢、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有贵显；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并讲解说，这里的“贵显”和“享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解释为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也就是说，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丰子恺听了李先生这一番话，感到真是胜读十年书，好比心里开了一扇明窗。后来，李先生把这册《人谱》送给了丰子恺，他珍藏多年，后毁于战火。许多年后，在旧书摊上偶见《人谱》，丰子恺又买了一册珍存，可见此书对他影响巨大。
丰子恺成名后曾说；“我的入师范学校是偶然的，我的学画也是偶然的……我倘不入师范，不致遇见李叔同先生，不致学画……”这是说，李先生是他艺术上的导师。但李先生对他的影响，更重要的还是在精神方面。这种影响，主要不是通过“言传”，而是潜移默化的“身教”。有一次，学校宿舍里有个学生丢失了财物，大家猜测到是某一位学生偷的，但检查起来，却找不到证据。作为学校舍监的夏丏尊先生，自然无法脱尽干系，所以很惭愧，也很苦恼。无法，便找李叔同商量。李叔同说：“你可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不自首，则证明作为舍监的你不能博得学生信赖，那么你就自杀。果然这样，一定会感动那个贼，使他来自首。但是此布告贴出后，绝不是儿戏，若三日后真无人来自首，你就一定要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了解李叔同的人都知道，他这绝不是同夏先生开玩笑，他是个很严肃的人，而他的这个建议里，也有着非常严肃、崇高的东西。
还有一段李先生的故事，对丰子恺影响也很大。
夏先生从一本日本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牟尼、耶稣等都曾“断食”。文章中还列举了实行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等等。夏先生读后感到很有趣味，就拿给李叔同看。他们二人还戏说：有机会我们也断食试试。转眼到了寒假，李叔同未告知别人，只带了一位仆从，去虎跑寺实行断食，期间共三个星期，第一个星期逐渐减食直至断食，第二个星期持续断食，只饮泉水，第三个星期由粥汤逐渐增加到正常食量。他在断食期间记有日记，其中云，断食并无苦痛，心身十分愉快，有飘飘欲仙之感。断食期间以写字为主，魏碑、篆文、隶书等都写，笔力并不弱于平日。断食期间，心比平日灵敏，颇有文思，只是因怕出毛病，而未能作文章。他还为自己新改一名字，曰“李婴”，乃是用老子“能婴儿乎”之句。李叔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做事的认真，由此可见一斑。作为李叔同最亲近的学生之一，丰子恺更了解此事的内情。
对丰子恺的精神生活影响最巨的，还是李叔同的出家。
李叔同在断食期间体会到了寺院的清静生活，很有好感。断食归来后，他开始供佛像，读经书，并且开始茹素。过了一段时间，他去虎跑定慧寺习静听法，渐为常事。他与当时研究佛学的马一浮交往较深，一日，在虎跑定慧寺遇到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出家，大受感动，便也皈依三宝，拜虎跑定慧寺了悟和尚为皈依师，取名“演音”，号“弘一”。此时他常从马一浮那里借佛学书籍读。有一次，他书写了一幅“永日祝内典，山中多大年”的对联赠给寺中禅师，表现出他对佛学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见解。作为一名佛家弟子，他虽仍在学校任教，但宿舍里布置得像个禅房，并每天念经。
一九一八年夏，李叔同结束了一学年的教务，决心至虎跑定慧寺从皈依师了悟老和尚披剃出家，成了一名真正的和尚。出家前，他将生平所作的油画，赠与北京美专学校，笔砚碑帖赠与书家周承德，书画临摹法书赠与夏丏尊和堵申甫，衣服书籍等赠与丰子恺、刘质平，好玩小品赠与了陈师曾，陈师曾还为他的这次割爱专门画了一张画。李叔同无论做人办事都极认真，他所用的物品书籍也都是第一流的，极为贵重的。他做艺术家，就是个真艺术家；做翩翩公子，就是真翩翩公子；做教师，是好教师；要断食，就真去断食；要做和尚，就真做，而且做的是和尚里面最难的一种——律宗高僧，这一派和尚因重戒律，如苦行僧，所以多年不兴旺，而李叔同被称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丰子恺所得的赠物中，大部分是美术方面的书籍及李叔同在俗时的所有照片，这些照片他珍藏多年，后毁于战火。幸好在毁去前，他已将这些照片复印出版。从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后，他与李叔同表面上的师生关系已了，而在精神世界里，李叔同一直是他的老师。
在当时，佛学对于刚满二十岁的丰子恺尚无多大影响。但如何做人，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了什么，人在宇宙中占据什么位置，这些问题却一直在他脑中周旋。他对时空的迷惑，悲悯渺小的人生，厌恶尘世的争斗，寻求灵魂的洁净与安宁等等，是他本有的倾向。与李叔同相比，他的性情是柔弱的，更具有依赖性。他寻求自立于社会之本，寻求灵魂的支柱，这两种东西，李叔同都直接间接地给他指出了寻求的道路，即艺术与人格，而人格的追求，达到某种极致后，有可能表现为宗教。可以这样说，李叔同是年轻的丰子恺需要导师的时候出现的导师，是丰子恺精神饥渴求知欲最旺的时候给他以甘泉与粮食的人，是丰子恺需要崇拜时出现的偶像，这偶像不是木胎泥塑，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伟人，他活在丰子恺的心目中，永远闪闪发光。
7
一九一九年夏，丰子恺于浙一师毕业了。他虽有升学深造学习美术的愿望，但家境不允许，只好与同校的高等师范图画手工专修科毕业的吴梦非、刚从日本研究音乐归来的刘质平一起，到上海创办艺术专科师范学校，丰子恺在学校里教授西洋画。以他当时的基础，是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他凭着李叔同教给他的写生石膏像的知识，凭着跟李叔同学过的一点日语，从浙一师图书馆借来一部日本明治年间出版的《正则洋画讲义》，就大胆地讲起课来。开初，因西洋画尚不为社会所熟悉，他的讲课颇能“唬”住一些人，他也还自信；但到后来，从东西洋留学归来的西洋画家时有所闻，一些刊物也陆续介绍西洋画画法，他从中了解到最近西洋画界的情况及日本美术界情况，心中就日渐忐忑起来。有一次在上写生课时，他布置了一只青皮橘子让学生画。不知为什么，从这只橘子他联想到自己，觉得自己犹如半生不熟的橘子一样，如今带了青皮被卖掉，给人家当做习画的标本。他极想去国外留学，去学习美术，当一位名副其实的画家，可是哪有钱呢？此时他已娶妻生子，当教师的钱养家糊口都不够。如此烦恼了许久，最后他终于确信，不管怎样，一定要去留学。于是不顾一切，向姐夫借了四百元钱，并卖去一栋祖宅，毅然去了东京。当时他的想法是“得去且去，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至少，用完了手头这一点点钱，再回国，也算是看了一眼日本美术界的情况了……”。
弘一法师出家前与丰子恺（右）、刘质平合影
一九二一年早春，丰子恺专程去杭州闸口凤生寺向弘一法师告别，聆听老师的教诲，过了几日，便乘船去了日本。
初到东京，尚打算专门学习绘画，但很快便明白，学问深广，而自己资金有限，在日本待不了多久，不如走马看花，多呼吸一点艺术空气。于是，他先是每日上午去洋画研究会习画，下午去读日本文，过了一段时间后，改为下午学习小提琴，晚间去学英文。但对这几科的学习，都不是十分专一，常请假去参观展览，听音乐会，看歌剧，去图书馆，钻旧书店，也去名胜地游玩。他跟李叔同学过日文，到日本后，勉强能够用来唤茶、买东西。初到东京时，他进东亚预备学校学日语，嫌其进度太慢，便异想天开，报名去英文初级班听课。这个班所讲的英文，他早在浙一师学过，一听就懂，他的目的是听日本先生怎样用日语讲解英语，从而学习日语会话的诀窍。这办法果然有效，他的日文很快就得到提高，连一些日文小说也能够读懂，比如《金色夜叉》等，并且因此引起了他对文学的兴味。
一九一九年初丰子恺与徐力民结婚时摄于上海
丰子恺在此之前大约未读过外国小说。他在浙一师读国文时，重点在于遣词造句和应用文，无“文学”可言。但应用文的写作受到“五四”新文化潮流的冲击，也显示出不少新意。他的国文老师夏丏尊，在这方面是他的启蒙者。那时学生们作惯了“大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无聊文题，夏丏尊上课时却要学生作一篇“自述”，而且要求“不准讲空话，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自己“星夜匍伏奔丧”，夏丏尊便问他：“你那天晚上真是在地上爬去的？”有一位同学赞扬隐遁生活，“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丏尊读后厉声问道：“那你为啥来读师范学校？”弄得这两位同学十分狼狈。这一切，给丰子恺留下极深印象。以当时的文风，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成其高雅文章，夏丏尊的教法，是反传统的，是革命的。以后丰子恺每写完文章，总要想：不知夏先生看了要怎么说？
夏先生也是曾到日本留过学的。丰子恺在日本，读到日本小说，有时就想到夏先生的作文法。他对作文章的要旨，一开始就记住了夏先生所说的“不讲空话，老实写”，这一精神，贯穿了他一生作文生涯。
在日本，丰子恺除了用听英文的方式学习日文外，还专门学习过深程度的英文。开初他在英文专门学校高年级听讲，仍嫌进度太慢，便从旧书店购得英文书来，自己限定几个礼拜内把所有生字抄写在一张图画纸上，然后剪成一块块纸板，放在一只匣子里，每天晚上像摸数算命一般从匣子里摸出纸板来读，用这种办法温习学过的生字，很快就认熟了，并用来阅读一些英文小说。他有一个固执的看法：语言文字，充其量不过是求学问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学问本身。若学习这些工具就占去大量好光阴，此生此世还来得及研究多少学问呢？
在日本时期，是丰子恺求知欲最旺盛时期。他废寝忘食地苦学，其重点，是美术和音乐。为了学习音乐，他从微薄的款项中拿出四五十元，买了一把提琴，再花几元钱买了一张音乐研究会的入学证，开始学习提琴。那时正值盛夏酷暑，他每日下午一点到练习室，对着一面镜子练习，一直拉到五点半钟才离开，中间每五十分钟休息一次，去隔壁冰店里喝一杯柠檬刨冰，不然就难以继续下去。练了一星期后，他左手的四个手指尖都长了白泡，后来泡破裂，露出肉与水来。这些破烂的指尖按到细而紧张的钢丝制的弦上，针刺般地疼，简直是一种肉刑。但是教提琴的日本先生对他说，这是学习提琴必经的难关，必须继续练下去，手指自会结一层老皮，不然就会前功尽弃。先生还伸出自己的手让他摸。他听信先生的话，终于过了这一关，演奏技艺日渐长进，在同学者之间，他的进度是最快的。短短四个月间，他便拉完了三册提琴教本和几个轻歌剧曲子，而与他同室操琴的日本学生仅拉完一册教本。
美术方面，他专攻基础练习的木炭画，无暇旁顾其他。一件偶然的事，决定了他一生从事美术的方向。一天，他在旧书摊见到一册《梦二画集·春之卷》，随手拿起来，从后向前倒着翻过去，见里面全是寥寥数笔的毛笔速写。翻到某一页时，他不知不觉停住了，细细琢磨起来。这一页画的题目是《同学》，画中是一辆人力车的部分和一个人力车夫的背影，车上坐着一个女子，这女子头上挽着丸髻，表明她已出嫁，身上穿的是贵妇人的衣裳，肩上搭着一把流行的贵重的遮阳伞，手里拿着一大包装潢精美的物品。在东京，坐汽车、电车便宜，坐人力车的除了病人，一般都是有钱人。这显然是一位有钱人家的妇人了。她正向路旁另一位妇人打招呼。那妇人蓬首垢面，背负一个光头婴儿，一件大衣服包着这母子二人。这显然是一个贫人之妻。从题目上知道，这两位女子曾是同学；这幅寥寥数笔的画，使丰子恺痛切地感到了人世的悲哀，使他永久不忘，过了十多年后还笔笔在目。他不再往下看，拿出钱来买了这册旧书，回到宿舍里细细捧读。后来通过各方了解，他才得知作者竹久梦二是一位自学成材的画家，专画简笔画，而于当时自成一家。梦二的画，构图是西洋的，画趣却是东洋的，形体是西洋写实的，笔法却是东洋的，其画富有诗趣，有丰富的人生滋味，尤其是那些立意新奇、笔法雅秀的题字，令丰子恺赞叹不已。他认为，这些画简直就是“无声的诗”，使人看了“胸襟为之一畅，仿佛苦热中的一杯冷咖啡”。从此，他由喜爱梦二的画，进而摹仿梦二的画法，并四下收集梦二的各种画册。直到他因钱用尽而归国时，还请滞留在日本的黄涵秋等朋友代为访购。后来黄涵秋果然购到了数册，寄回国内，使丰子恺大喜过望。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丰子恺为三姐丰满剪发后摄
一九二一年丰子恺在日本归来时摄
当初丰子恺去东京时，只带了借来的四百元钱，后来他的岳父徐芮荪先生为他约了一个一千元的会，按期寄洋钱给他，另外，上海专科师范的同仁吴梦非、刘质平二人也有金相赠，前后他共得二千元钱，在东京待了十个月。在这十个月里，他疲于奔命于各种学业之中，把思想上的迷惑与疑问统统抛在脑后，全心全意地寻找自己的立身之本，寻找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途径。
8
从日本归国后，为了生计，为了偿还出国借贷的钱款，丰子恺只好丢下苦学了十个月的木炭画和小提琴，重操教师旧业。起初，回上海专科师范，不久，即应夏丏尊先生之邀，去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教授图画和音乐。
白马湖畔当时一片荒凉，除春晖中学校舍外，只有数间平屋，是教师们的宿舍，丰子恺亦居于其间。他在所居屋外，种植有小杨柳树，故戏称居室为“小杨柳屋”。在这所小屋里，丰子恺迈出了事业的第一步。
由于在日本过的是特别自由的生活，如今板起脸来做教师，丰子恺很感拘束。他对学校的各种严肃议案以及政治问题不感兴趣，也不解内情，所以参加校务会议，要举手通过时，常常不知所措。他人坐在会议之中，会议上说些什么却没听到，反而蛮有兴味地观察着垂头拱手地伏在议席上的各位同事的倦怠姿态。会后，他取一张长条纸，把会上所见接连画成一幅校务会议全图，觉得尚有点趣味，不便拿出去，就贴在宿舍门后，自我观赏。以后他又画了《经子渊先生的讲演》、《女来宾》等，拿去让发表在校刊《春晖》上。其画法大体上类似竹久梦二的作品，寥寥数笔，不事雕琢，要的就是那潇洒、生动、只能意会的味儿。这些画，使他得到一种类似母亲生孩子以后的欣喜，渐渐越画越多，宿舍门后墙上都贴满了。他所用的工具材料，一点也不讲究，什么包皮纸、旧讲义、香烟盒子都可以用，也不讲究条件，凡是有毛笔的地方，都可当做“画室”。除了画这种类似“写生”的日常生活画外，他回忆起自己所读的诗词，选其中有意境的句子，想象着画成画，并把那诗句题上，也贴到墙上去。他自称这是对古诗词的“翻译”，觉得特别有味儿。
一天，住在隔壁的夏丏尊先生吃饱了饭，喝足了酒，一边叫着“子恺”，一边踱到丰子恺屋里来，看了墙上的画，惊奇地笑了，赞道：“好画！好画！再画！再画！”得到了这样的肯定，丰子恺越发画得多、画得大胆了。
当时在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的，除丰、夏之外，还有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刘薰宇、刘叔琴等，大家都是二三十岁的人，常在一起喝酒狂谈。他们见了这些画，一致叫好。朱自清曾在丰子恺这儿读过竹久梦二的画集，很喜欢，曾说：“无论如何，我总惊异，涂呀抹的几笔，便造起个小世界，使你又要叹气又要笑。”此次看了丰子恺的画，便说：“老兄，你可和梦二一样，将来也印一本。”朱自清正与北京的俞平伯办一种不定期的刊物，名为《我们的七月》，他向丰子恺要了一幅画，登载在一九二四年出版的《我们的七月》中，这幅画画的是诗的意境，名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正在上海主办《文学周报》的郑振铎见了这幅画，十分喜爱，他感到“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他向朱自清打听作者丰子恺的情况。
在白马湖畔的这一段教书生涯，是丰子恺一生中最美好的生活片断之一。“小杨柳屋”虽然十分简陋，客厅小得如“骰子似的”，“天花板要压到头上来”，但两壁上“早已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稿；微风穿过它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丰子恺的屋子与刘叔琴的屋子相邻，夏丏尊的屋子与刘薰宇的屋子相邻，两对屋子遥相望，大家戏称这格局为“夏刘”、“丰刘”。这四位有家室的人各自买了成甏的绍酒，轮着哪家开甏，就集合到哪家喝酒，而单身在校的“二朱”就成了被邀的常客。朱光潜后来曾回忆：“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白天无课的时候，丰子恺则到白马湖畔写生，或者与友相约，乘小船游于湖上，放声歌唱。朱自清和朱光潜后来都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
一九二四年，春晖中学同人与校方教育主张不和，集体辞职。匡互生带了一部分学生，到上海筹办立达学园，大家一起协助，丰子恺卖了小杨柳屋，把钱用于办学，自己则携家在上海赁屋而居。恰好《文学周报》要用插图，郑振铎听说丰子恺到了上海，就托胡愈之向丰子恺要稿，一次拿走几幅，拿了几次，郑振铎都很喜欢，他便生出要与这位画家相识的愿望。此时丰子恺二十七岁，面貌清秀，态度谦恭，不善言谈，给郑振铎留下很好的印象，郑振铎认为他与叶圣陶是同类型的人。过了不久，郑振铎给丰子恺写信，问：“你的画，我们都极喜欢，可以出一个集子么？”丰子恺因手头上存画很多，便请郑振铎来选。
一个星期日，郑振铎和胡愈之、叶圣陶一起来到了立达学园。丰子恺把画摆在办公室玻璃窗格上，桌上也摆了好些。学校里的老师学生纷纷进来参观，竟成了一个小小展览会。最后还是由丰子恺自己选定了一大捆，由郑振铎带回去再选。郑振铎抱着这捆画稿回家时，心里充满了喜悦，好像是占领了一块新的地域。他与叶圣陶、茅盾一起反复看这些画，觉得实在没有多少可以丢弃的东西，就把它们拿去出版了，郑振铎给它们起名曰：“子恺漫画”。“漫画”这个词，还是《文学周报》发表丰子恺的画时首次使用的，这也是中国“漫画”一词的由来。
在此期间，丰子恺还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的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并于一九二五年初出版。这是丰子恺的第一部译作，其内容是谈文学的。
一册漫画集，一本文学理论译作，加上零散发表的一些艺术知识、社会杂谈方面的译文、散文、论文，丰子恺已渐渐营造出自己的一方天地，这方天地里一开始就是美术、音乐、文学杂乱交织的，而其主旨，却是“苦闷的象征”，是对于宇宙人生的迷惑与探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