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流浪
我一直在艰难地流浪，
我以为你知道的。
我一直在艰难地流浪，
离开家乡，走在路上……
我曾被扔进一间硬石监狱，
我以为你知道的。
我曾在外晃荡九十天，
沿着那道路一直向前。
那可恨的老法官对我说：
你这是九十天的流浪。
老天，我一直在艰难地流浪。
——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
艾德·保尔森（Ed Paulsen）
1926年，他十四岁。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在各个州晃荡——“搭上货车”穿越各地。“我总是会回到南达科他的家。我的姐姐和姐夫有一块很小的农场。那是让我放松休息的地方。我曾在那里打过半职业的棒球赛。你知道我的对手是谁？萨切尔·佩奇。他为俾斯麦队效力。我放过牛，一个月十块钱。待在那里我总是心有不甘，老想着要去洛杉矶或者旧金山这些地方闯一闯。”
“所有人都在谈论1929年的股灾。不过这里是西部小镇，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股灾。股市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啥都不是！在蒙大拿州的卡特班克，谁的手上会有股票这种玩意儿？如果将当时的时局比作一场艰苦异常的乒乓球比赛，农民就是那颗球。”
“1930年，我读完高中，走出校门，过上了这样的生活……”他在华盛顿摘过苹果，在洛杉矶“兜售床单”，在沿海地区做过养路工。“日子越来越难过。我们不知道怎么在城里挨下去。大家都很害怕。施粥处排满了长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站到领粥的队伍里去。我说的我们包括我的两个兄弟和我自己。我们没法想象自己变成那样。我们有着中产阶级的想法，只是我们的收入算不上中产。”（笑）
“1931年，这种生活在旧金山告一段落。我打算在码头上谋一份差事。我有着运动员的块头，强壮结实，不过这没啥用。那个时候，如果想在标准加油站（Standard Oil Service Station）找份工作，你得有大学文凭。当时的行情就是那样……”
我早上五点起床，赶到码头区。在史倍克糖厂（Speckles Sugar Refinery）的外头，门外挤了上千人。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里只招三四个人。负责人带着两个保安出来说：“我需要两个小工，另外两个下到坑里干活。”上千个人会像一群阿拉斯加犬一样去抢这几根肉骨头。最后只有四个人能得到工作。我只是一个啥也不会的小屁孩儿。
于是，你一路晃到贫民区。那里有几千号人。有人站在筐子上，发表一些跟经济有关的奇谈怪论，大话连篇，不知所云。十一点半左右，真正的头儿会取而代之。他们会说：好啦，我们现在要去市政厅。市长安吉洛·罗西是个衣冠楚楚的小个子，穿着昂贵的靴子和紧身背心。我们在楼梯上吵吵嚷嚷。最后，市长会出来露一面，但啥也不说。
我还记得人们提出来的要求：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家人有栖身之地，我们要食物、杂货，诸如此类……在那里提要求的有一半是黑人。当时，旧金山黑人并不多，但他们都相当谨慎。那些头儿们总是让队伍中有白人也有黑人。
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这实在是勇气可嘉。因为你很清楚这个社会根本就不会满足那些要求。他们要求那些空置的房屋敞开大门，让他们的家人有个体面的住处。但你也知道社会不会屈从。一切都会落空。
这个队伍有四个街区那么长，塞满了整个路面。大家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居然有人在街角向这些身无分文的人兜售苹果。（笑）
这些家伙开始大声嚷嚷，几匹马踱了过来。当时马上都坐着警察。接下来，有人开始打斗，最后出现了伤亡。那天死了三个人，还有人受伤。场面变得混乱起来，这些家伙随身带了大理石子儿，他们把石头扔到街面上。马儿脚下趔趄，四处打滑。这让警察很恼火，态度也强硬起来。
当时就是这种没用的抗争，不知道为什么你自己也压根觉得不会赢。我们天生觉得自己会输。那群人就是这么想的。许多人会回到救世军那里。当时是一点钟，大家都很饿。我们的脾气都很温和。很多人都有孩子，80%吧。他们之前有过工作，并不想把这个社会搞乱。他们只是想工作，他们只是不能理解。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你看报纸，听小道消息，听说有人准备盖栋楼。
于是，第二天早上，你五点起床，赶到那边。你之前听到了招工的消息。那里有三千个人，木匠、水泥工，还有懂机械和其他各种东西的人。这些人一直相信工作会越来越多。事实却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抢越来越少的工作岗位。旧金山正在慢慢停摆。一点儿变化都没有。
我们一直想出海，不过手头没票。哦，我都去过那个码头一千次了。那里曾经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老客轮，它们要开往夏威夷。你可以听到乐队在演奏《再见》，站在那里的所有人都在流泪。好像你在跟出远门的人道别，其实船上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笑）
社会并不会让我们觉得不安。我们只是有些不明白，但并不生气，也不会觉得上当受骗。我们不会说到造反，只会谈论工作。
我们只是在小镇上读过高中。在媒体看来，这可算不上知识分子。世道艰难，你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1934年，我去了洛杉矶，遇到了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直到那时，我才开始感觉到一股激情。如果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问：“这他妈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是在我无意闯进厄普顿·辛克莱演讲集会的那次。那是1933年或1934年的冬天。就是这个小个子、穿着粉白衣服的人就站在那儿演讲，他可能是你见过最不像激进分子的家伙。你原本觉得他会戴着夹鼻眼镜，头发蓬乱。他的听众主要都是些普通的小职员。
他说成堆的橘子和木头闲置在一边……他们把橘子和苹果堆成一垛，浇上汽油，放火烧掉。蔬菜和其他东西都被毁掉了。后来，联邦政府宰杀销毁猪崽，大家都哭得很厉害。它们本应该看看当时加利福尼亚的样子。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价钱掉下来。
辛克莱的主张是把没使用的资源分给失业的人。这对我的震动很大。让挨饿的人有东西吃，这很有道理。我得到了一份工作，在他的竞选活动中和四重唱组合一起唱歌。
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有谁一直与我们为敌，那就是退伍军人协会。其成员主要是本地人。对于到处流浪、不顾后果、饥肠辘辘的人来说，这些人就是他们最险恶的敌人。在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胡佛村”都遭遇了突袭。这伙人戴着那种该死的帽子。他们拿着棒球棍，将这些可怜的人从铁路货场附近的树丛中赶出来。即便在我生活的小镇上，也是一样。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和他们干过一仗。这帮人一直以来就在祸害我的生活。
他们是那种保守、狭隘的家伙，一直过得不错，像是商人、店主、地主。现在，他们陷入困境。这些人对这个小个子的州长候选人很不友善。他们拿着棒球棒和棍子跑到他的会场，把人群驱散。有一次，我们在圣费尔南多谷唱歌，这些人袭击了我们，把我们打得够呛，差点就不能活着离开那里。
在辛克莱竞选期间，我经常跑去图书馆，拿起之前从未读过、从未听说过的书。每天早上要去找工作，十一点的时候无功而返，就一头扎进图书馆。如果说我受过真正的教育，就是在那里。
那个时候，罗斯福是总统。还有什么全国复兴总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简称“NRA”）……当时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让我们根本摸不着头脑。人们谈论的是限价等话题。一个非常奇怪的世界，但对我们来说都无所谓。我们兄弟三个，找到一列货车，一路搭到波特兰。他俩找到一份工作，修邦纳维尔水坝（Bonneville Dam）。沿河的风光非常漂亮。天气好的时候，坐在货车顶上，就可以看到很美的景色。
我们到了无业游民的集结地。因为那晚要到十一点钟才有火车，我们就在一家廉价的小饭馆里待着。这时走进来一个西班牙妓女和一个黑人妓女。她们每人点了一份汉堡。老板说：“我不卖给黑鬼，滚出去。”那个西班牙姑娘又返回来点了两个汉堡。老板一边嘟囔一边热了两个汉堡。那个黑人姑娘走了进来。老板俯身到柜台下，拿起一件黑色夹克。他把衣服冲黑人姑娘甩过去，正打中她的头，嘡的一声响。老天！我以为那个姑娘被打死了。她呻吟着，摇摇晃晃地从凳子上摔下去。老板飞快地绕过柜台冲出来。我伸出脚绊了他一下，他摔了个狗吃屎。两个姑娘趁机跑了出去。不然，他会杀了那个黑人姑娘的。我们也离开了那家店。我们在半夜搭上一列货车，在凤凰城下了车。这个小镇一点儿都不友好，我们还是走掉为妙。
这是一列运橘子的货车。我们待在冷藏车厢里。目的地是堪萨斯城。火车跑得飞快，我们的日子可就不那么好过了。我们穿过铁丝网去吃橘子，拼命补充维生素。（笑）一路走下来，酸酸的橘子汁让我们的嘴巴像烧着了一样，牙齿也都酸倒了。我们在堪萨斯城下车的时候，嘴巴都快合不拢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开往堪萨斯城的火车上。每次停车的时候，都有黑人上来把煤扔下去。你能看到下面有人把煤拢在一起。你能看到铁路警察态度很糟糕。
哈尔和我坐在车厢顶上，那是一个相当美好的夜晚。突然，我们看到一个铁路警察，他手里的电筒足足能照到一千英里以外。嘭！嘭！他开枪了。我们听见子弹打中车厢的声音。嘭！就像这样。我举起双手，朝亮光的方向走过去。哈尔跟在我后面。那家伙说：“下来！”我说：“我下不去，老天！”这玩意儿每小时能跑五十公里，也可能更远。他说：“跳！”我说：“我做不到！”他说：“转过去，朝前走！”他让我们在火车顶上朝前走。那里有一节无盖车厢，大约八英尺高。他说：“跳！”我跳了下去，跌进湿沙里，沙子没过了我的膝盖。
后来我们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镇——比阿特丽斯。当时是早上，我都快冻僵了。冻得半死的我们爬进沙箱。我们把自己弄干，慢慢暖和起来，又回到火车上。晚上，我们到了奥马哈。突然之间，我们的火车被佩带着手枪的警察围住了。其中一个家伙说：“到卡车上去。”我问：“为什么？我们什么也没干！”他说：“不是送你进监狱。你们要去的地方是流民营地。”
他们把我们一路拉到了一间老旧的部队仓库。他们给每个人登记，再放进去，脱掉你的衣服，涂上去虱剂，让你洗上一个澡。当时已是半夜。洗完澡出来，看到很多吃的，有炒鸡蛋、培根、面包、咖啡和吐司。我们美餐了一顿。实在是太棒了。我们到楼上去睡觉。是那种上下铺，床单、牙刷、毛巾和其他东西也都准备好了。我在床上坐下来。我没法告诉你那感觉有多好。我们简直以为自己进了天堂。哈尔还很年轻，只有十七岁。他说：“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我说：“我也不知道，但它肯定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社会服务工作人员面前。当时，已经有上千号人在那里。他们有的在打棒球，有的在刷墙；其中有流浪汉，有乞丐，还有在路上流浪多年，愤世嫉俗的粗人。这里就像是个游乐场。真是不可思议。
通过一名社会工作者，他在全国青年总署（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得到一份工作。上班的地方在南达科他州阿伯丁的一所很小、没有供暖设备的大学里。“然后，我的好日子就开始了。”
“罗斯福上台之前，联邦政府和你的生活没什么关系。除了邮政局长，几乎没有地方代表。现在，你认识的人在政府里工作。就是普通老百姓，或者住在街角的那个家伙。”
“对保守而狭隘的小镇居民来说，欢迎和憎恶这种变化的人各占一半。它产生的影响立竿见影。在阿伯丁，当地人是反对的。但他们又很开心看到绿色的救济支票兑现成钞票。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破产。这件事不能一概而论。罗斯福的新政干涉到了他们的生活，对此，他们咬牙切齿。同时，他们又得靠此生活。小镇居民就陷入这样的矛盾中。”
全国青年总署拯救了我的生活。我可以很容易地在联合国得到一份工作，也同样容易被扔进新新监狱。只是碰上了好运气而已，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罪犯。你偷东西，你坑蒙拐骗。你总得活下去。偷晾衣绳上的衣服，偷后门廊上的牛奶，偷面包。我还记得搭火车经过新墨西哥州的图克姆卡里。我们短暂停留了一阵子。那里有个杂货店，就是那个时候的超市。我下了火车，弄回来一些面包卷和饼干，店老板隔着玻璃冲我挥舞着拳头。
这不是什么大事，但它把人搞得跟土狼一样。你是个掠食者。你不得不这样。土狼很狡猾。它看起来胆子大得要命，其实外强中干。它会跑，不过一旦被困得无路可走，它又会拼命。在我长大的地方，它们是遭人恨的，因为它们吃羊。它们还会咬死小牛犊，跑到鸡圈里。总之，是很讨厌的东西。可是，如果不这样，它们要怎么活下去呢？它们不像狼那么强大，个子小小的。它们的生活环境很糟糕，经常被狗追着跑。它又不像狐狸。土狼是大自然的受害者，跟人一样。在三十年代，我们就是土狼，失业的土狼。
不，我并不觉得大萧条是什么可贵的经历。幸存下来的人们依然活在它的阴影里——那段艰难的日子留下的阴影。
宝琳·凯尔（Pauline Kael）
影评人，纽约人。
我生平第一次目睹暴力事件是在内河码头。人们的那种愤怒啊，直到最近我才在费城再一次感受到。这次是爆发在警察和黑人小孩之间。
愤怒的人总是在大声嚷嚷。他们手里拿着武器，因为别人而生气。当时，我坐在车里，和父亲一起。我曾经见过领救济面包的长队，队伍里的人都是低眉顺眼的。但这次的不一样。小女孩通常不会见到这个，尤其是学究家庭出来的爱读书的小姑娘。
这可能是旧金山大罢工的前奏。我不确定。那时就像是新闻封锁了，浑身的无力感。
家里特别有钱的孩子都被送到了半岛上，避免受到伤害。富人们觉得会爆发一场革命，搬到了城外。
我妈妈经常在后门给那些饿着肚子的人东西吃，邻居们很生气，他们说这样会招来更多人。她该怎么做呢？妈妈说：“我还是会给他们吃的，除非东西都吃光了。”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人们对那些人所怀着的恐惧情绪。当时，我们家里没有这种恐惧。
我理解我的邻居们为什么会害怕。她们的生活当中一直伴随着家庭暴力。每个周六的晚上，她们都会被自己的丈夫打一顿。你可以听到她们的尖叫声。因此，她们害怕所有的男人。我的爸爸从未打过妈妈，这一点我很确定。在我们家里，没有暴力，所以我们并不怕那些陌生人。
弗兰克·切尔翁卡（Frank Czerwonka）
“我是个清洁工，打扫这座城市。我的收入很稳定，一个月发两次钱。我老婆有一份独立的收入。这就是我。”
“因为大萧条，情况有点儿变化。我觉得自己是只老猫，家里的生活全靠着我。虽然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也没有胆子换。因为我已经在这行干了太多年，是老资格了。”
“我不跟潦倒的人一起混。当你和成功的人在一起，可能会沾点他们的好运；如果和那些失意的家伙一起，他们的霉运也可能传染给你。所以，我就是个势利眼，怎么着吧！”
我爸死后，我妈就经常出入地下酒吧，下盲注，在啤酒馆晃荡。后来又嫁了几次。
1928年，我开始工作。大萧条的前一个星期，我丢了工作。我想要的东西我都有。我想要的不多。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个流浪汉，这个倒是没做到。（笑）
1930年，我继父有了这间公寓，在这里开了个地下酒吧。我们隔壁住的是黑社会。在我们社区，没人喝私酿的烈劣酒，我们只喝精酿酒。我的继父会在（芝加哥）南区兜售私酿酒。
这些私自酿酒的人让燃气公司的人用三英寸的管子接到燃气总管上，利用公司的工具偷接燃气。那些公司的人也是拿了钱的。他们把管子接到总管上，然后牵到二楼，放个炉子在上面。他们放一个一百加仑的蒸馏器，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停下来也只是为了换一批新的原料。
邻里之间也彼此照应。像我有个朋友，他爸爸开了个小酒馆。他在一家公共事业公司上班，修电表。小区里日子越来越难过。每个人都在偷燃气，偷电，偷一切可以偷的东西。很多人家都卸掉了电表。于是，他就在小区里为大家在电表上安装跳线。他警告他们：如果看到有人爬到电线杆上装电表，就告诉他。电力公司的人来了，装了一个电表。他就爬到电线杆上，在电表上装了根跳线。
整个社区的人都会配合？
没错，对付公共事业公司。对社会工作者也是一样，他们也是敌人。只要有人看到社会工作者在附近巡视——看得多了都能认出来，就会把消息传开。如果有人在聚会，有人在吃东西，或者是有老人在兼差赚点儿小钱，他们就会彼此掩护。
在那些黑社会住的地方，有成桶成桶的麦芽浆。有一天，我继父喝醉了，他喝醉之后就疯疯癫癫的，爱跟人吵架，然后被关起来。那些家伙就问我妈能不能把他干掉。我妈说：“不行，我还没给他买保险呢。”
我们的地下酒吧，门面是糖果店，那只是个幌子。警察没有为难我们，他们只会勒索那些黑社会的家伙。他们忙着从这些人手里捞钱，这可是大买卖。他们会拖走两卡车的私酿酒。五加仑装的酒罐，通常会少一夸脱。即便是一加仑装的罐子，也会少上四盎司。他们从来都是短斤少两。当时都是这样。他们就是一群骗子。
你贿赂过这些黑社会吗？
没有，我们通过这些人的门路买东西。我们买酒。这种私酿酒显然是为了卖到南区，卖给黑人的。这些黑社会有很大的地方用来酿酒，约莫八间屋子。他们常常会停工，不过也没那么频繁。因为有警长关照。他们不会贿赂来巡逻的警察，通常是给他一杯酒完事。不然，就得花更多的钱。如果一个人知道了，他就会告诉所有人，他们就都会牵扯进来。所以，他们只贿赂警长，他就不会来找麻烦。
我们被突然检查过几次，但他们从来都找不到酒。我妈有一个很妙的花招。她在墙上钉一颗钉子，挂上一罐酒，然后在外面搭上帽子和外套。这样，警察怎么都发现不了。
有一个女人也用糖果店当门脸。一个警察开始往她这儿跑，态度很好。她晓得他是想要贿赂。于是，她准备了一瓶酒。警察劝她把酒卖给自己。然后，他逮捕了女人，把她送上法庭。警察说：“我买了这瓶酒，足有半品脱。”女人说：“你怎么知道这是酒？”警察喝了一大口，又吐了出来。是尿。案子被驳回了。
我们住到这儿之后，成立的凯迪拉克——敞篷车——车队也往这儿跑，车上有枪身锯短的猎枪。他们不是要拉我们入伙，就是要钱。四十美元。我妈那天手里没钱。她只有等顾客上门后找他们借，花了三个小时才把钱凑够，给那些家伙。
后来，禁酒令在1933年废除。酒的价格从一加仑四十块降到了五块。有一段时间，八块是标准价，五块是最低价。
我不想再这么过下去。不管怎么样，得找份工作。工作一天七美分，午饭揣在兜里。不管你信不信，我在等电车。一辆卡车要开出城去，它的后挡板掉了，我跳了上去。这一走就是六个月。这可能是1931年的事，胡佛还是总统。我一直待在卡车上，直到它不再往前走。当时，刚好有列货车经过。
我有七美分，不过午饭让我给吃了。我买了一盒布尔·达勒姆（Bull Durham）烟，但我需要吃的。我发现了一个流民营，在那里吃了点儿东西，从流浪汉那里学了些小把戏。
那个时候的货运列车相当不错。当火车停靠在一个小镇上，无业游民们下车，镇上的人口要增加两倍。所以，许多人都搭货车。女人也是一样，很多女人甚至会扮成男人的样子。
我碰到了几个自称教授的人、炸保险箱的小偷、熟练的技工，各色各样的人。好多流动工人也在流浪。这些人通常都有点儿钱。当他们做完一份工，拿到钱，就去饮酒作乐，兜里的钱就被偷了。他们不喜欢农民。有很多农民被埋在了那里。
我说的是在西部修胡佛水坝（Hoover Dam）。混凝土里有很多农民的尸骨。他们就把农民推进去。他们不喜欢农民来抢工作。唉，当时流浪的人中也有一些坏家伙。
过去，流浪汉都有自己固定的活动范围，就像牧师和推销员一样。好些镇上的人都认识他们。他们知道一些条件好的监狱，可以进去过冬。他们还会拉帮结派，不让外人轻易加入。如果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都很喜欢，就会把他拉进来。当时有很多同性恋的事情——色狼、阿飞，什么人都有。我曾把一个家伙推进河里。也不晓得他有没有爬起来，因为我跑了。
传教士一直都有。你听布道的时候，他们向你灌输些东西，之后你该怎样还是怎样。这些传教活动都挺可怕的。我只是想休息一下，所以参加了。偶尔也会有人皈依，开始信教。他们会逗留一阵，只为了有个地方待。一旦兜里有足够的钱买酒，他们就会去喝酒。
如果你够幸运，买到一包烟，比如骆驼牌的，你会把它藏在袜子里，然后把布尔·达勒姆牌的放在衬衣口袋里。这样，那些没有烟的人就只偷得到布尔·达勒姆牌的烟。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惊到我了。我是说比方他们正在抽烟，公交车过来了，他们会把没抽完的烟扔了。我不会。我会把烟掐灭，放进口袋里。有段日子，我经常坐巴士四处走，一天在口袋里找到了六个烟屁股。我把它们放进烟灰缸里，万一哪天烟抽光了呢。
当地人一点儿都不关心流浪汉，不喜欢他们。总是有人在流浪，在你家后门讨东西。
他们知道去敲哪家的门吗？
不知道，这像是只有老流浪汉才能破解的密码。如果它还有用，就不会让新来的人知道，那些最近变穷的人。
有时候天气好的话，就睡在农田里。有一次在北达科他州，我只有一张地图可以盖在身上，另一张地图垫在身下。早上醒来，地图上都结了霜。不过没关系，我就这么睡了。不过，我现在可遭了罪，关节炎。
基蒂·麦卡洛克（Kitty McCulloch）
“我七十一岁了，还能游泳。”
那时有很多乞丐，他们跑到你家后门，说肚子很饿。我不会给他们钱，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但我会让他们进屋，坐在厨房里，给他们点儿吃的。
有一次来了个人，正好是圣诞节前。我老公有一套特别好的西装，量身定做的。黑色的西装，带细条纹。他把这套衣服放在了一边，我以为他不是很喜欢。我就对那个人说：“你的衣服破得不成样啦，我可以送你一套西装。”于是，我把那套衣服给了他。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我老公要去守灵。他问：“我的那套好西装呢？”我说：“啊，孩儿他爸，你从没穿过那套衣服。我……呃……它已经不在了。”他问：“它在哪儿？”我说：“我把它送给一个穿破烂衣衫的家伙了。可是，你还有三套西装呀，他一件都没有呢。所以，我把衣服送他了。”他说：“孩儿他妈，你可真是太过分了！”
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到了我家后门，他长着白胡子，像个哲学家。那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可能有六十多岁了。我跟你说，他长得特别像圣尼古拉。我给他吃了一顿好的，热乎饭。他说：“给我支铅笔，还有纸，我给你画张画吧！”于是，他开始画画。他真的非常好，是一个艺术家。
（笑）有一个家伙跑到我家门前，我在他身上闻到了酒气。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几件衬衫，你丈夫的旧衬衣？”我说：“噢，非常抱歉。我丈夫只有旧衬衣穿，真的。他现在只有这些，正穿着呢。”他说：“夫人，如果我再搞到几件，我会回来还给你。”我说：“得了吧，你先顾好自己再说。”
还有一个，我也闻到了酒气。他想跟我要点儿钱。我说：“你饿吗？”他说：“我什么吃的都没有，我想要点儿钱去买吃的。”我说：“我来给你做个好吃的三明治吧！”于是，我给他做了个三明治，配上蛋黄酱、鸡肉和生菜，一个双层三明治，包在蜡纸里。他狠狠瞪了我一眼，沿着巷子走开了。我看他走过了两三个门，然后把三明治扔到了路上。
道恩（Dawn），基蒂的女儿
我记得有人在我们的公寓做了记号。他们有记号，用粉笔或其他什么做的真正的记号。你可以在靠近后门廊的砖块上看到这些记号。有个记号写道：老兄，你在这里会有点儿收获，不过不是什么都要得到。我们有时在小路上玩，会听到有人说：“这儿有一家。”他们不会跑到邻居家的台阶上，因为他们什么也要不到。但是，我们家被做了标记。他们从芝加哥来，来到这里敲我家门，他们知道自己总能要到点儿什么。不管那记号是什么意思，它们当中的一些有点儿像“X”。他们在说：“你从这户人家要不到钱，但能吃上一顿。”我妈妈对人特别热情，对谁都是一样。
路易斯·班克斯（Louis Banks）
他躺在一家老兵医院的病床上，兴奋地跟我说着话，滔滔不绝……
“我们家在阿肯色州的麦吉希有一块小农场，很有些年头了，种棉花。到芝加哥的时候，我还是个又瘦又小的孩子。我参加过有偿拳赛。大人的比赛结束之后，就轮到我们上了。”
十四岁的时候，我在五大湖地区工作，一个月赚四十一块五。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了不起的大厨。但是，当时的日子很不好过。那是1929年。我从早上五点一直干到晚上七点。洗盘子，削土豆皮，搬运沉得要命的垃圾。我们打算到底特律去。
他们睡在码头上，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可能就死掉了。我曾见过尸体漂在河面上。他们因为一无所有，就跳河自杀。黑人白人都有。
到了发工钱的时候——我每隔两个星期去领二十一块，回来后得想想下一步去哪儿。因为在这儿会被打劫。我有一个工友，叫史考特，在这儿烧锅炉。他想寄点儿钱回家。他特别卖力气，总是汗流浃背，后来肚子被烧伤了。我特别难过。那些人把他弄死了，扔到河里，就为了从他身上拿走十五还是二十块钱。就算是为了半毛钱，他们也会去偷，去杀人。
1929年，日子特别不好过。我成了无业游民，到处流浪，讨个几分钱去换东西吃。我到铸造厂找工作。他们没要我，因为我的肤色。还有一次，我去了萨吉诺，除了我还有两个白人。那两个人都被录用了。我又回到街上流浪。这给我的打击特别大——种族歧视。
四处流浪的时候，我会躺在铁轨边上，直到看见有火车开过来。我的口袋里总是揣着一瓶水，一条胶带或是旧布，免得瓶子被打碎。此外，还有一块面包，这样我就不会饿着。我整天整夜都在车上，大太阳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在火车车皮顶上坐了四天四夜，到了洛杉矶。我们一路坐的都是圣达菲铁路公司的车。我当时特别难受，太饿了，身体又虚，神志都有些不清了。我看见蛇在烟雾中慢慢爬过。我不停地说：“老天爷，帮帮我！老天爷，帮帮我！”车上还有个流浪汉，白人，叫卡拉汉（Callahan）。他的块头很大，看上去像杰克·邓普西（Jack Dempsey）。他用手紧紧箍住我，把腿缠在我身上。不然，我就要从车上掉到一块玉米地里去了。我病得跟条狗一样，一直到我们到达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
白人黑人都一样，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穷。所有人都很友善，睡在流民露营地里。我们用一口大锅来煮吃的东西，把卷心菜、肉和豆子混在一起。我们坐在一起，搭个帐篷。大约有二十五到三十个人在外面，待在铁路边上，白人黑人都有。他们没娘，没有姊妹，没家。他们脏得不行，穿着工装裤。他们没吃的，什么都没有。
我们有时候会让一名流浪汉四处转转，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在招工。他会回来说：底特律，没工作。或者会说：有人在纽约招人。于是，我们动身去纽约。在火车上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十到十五个人。我听到其中一个在大叫。他掉下车，死掉了。他当时想下车，他以为自己到家了。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他模仿火车的汽笛声，缓慢、悠长，充满忧伤。）
之后，我看到了一个铁路警察，白人警察。他们管他叫“得州瘦子”。不管在什么火车上，他都会开枪把你打死。我们从俄亥俄州的莱马出来，那里有个“莱马瘦子”。如果他在车上抓到你，也会把你打死。无论你上的是运羊，还是运别的东西的火车。他不会叫你下车，而是直接开枪打死你。
我在全国各地都坐过牢，和其他犯人锁成一串。在佐治亚州就是这样。就因为在火车上流浪，就因为无家可归，我不得不摘了四个月的棉花。他们把我放出来的时候，就给我三十五分钱，还有两条工装裤。1930年，大萧条的时候，警卫就那样把我从火车上带下去。那时候是夏天。先生，没错，他们就给了我三十五分钱。
我去敲别人家的门。他们会说：“你想要什么？我要报警啦！”警察会把你扔进监狱，就因为流浪。他们会让你挤奶，干上三十天或九十天。在威斯康星州，他们会做同样的事情。亚拉巴马州、加利福尼亚州，不论你去哪儿，都是一样。我什么都没干，却总是在牢里待着。
人们不得不四处流浪，离开老婆，离开老娘，离开家人，只为了弄点儿钱活下去。但他会想着亲爱的妈妈，想给她寄点儿钱，怕她挨饿。
我当时觉得很没脸。我离开家是因为没工作。我说：“我到外面闯一闯，去找份工作。”但老天爷不帮我，什么活儿也没找到。我不想她们看见我脏得要死，穿着破衣烂衫的样子。我的胡子也没刮。我不想给她们寄相片。
我在信里写道：“亲爱的妈妈，我过得很好，希望你一切都好！”那时我在洛杉矶，睡在石阶下面，身上盖着几张纸。这里是贫民窟，黑人住的地方。可是，我的娘亲啊，她会说：“哦，我的儿子在洛杉矶，他过得相当不错呢。”
我和一群流浪汉混在一起，喝很差的烈性酒，有时候两三天都吃不上东西，因为病得太严重，吃不下去。我没死掉，这可真是个奇迹。但我相信上帝。
我去了洛杉矶的一家医院。那里的人问我：“你住在哪里？”我说：“流民救助中心，请送我回家吧。”警察会说：“好，把他扔到牢里去！”我因为流浪在牢里待了三个月。在我流浪期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牢里。一待不是三五天，而是两三个月。因为我们是免费的劳力。摘水果，摘棉花，然后再放你走。
我干过十五到二十份工作，哪份都不好做。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切肉、做饭、洗盘子、打扫卫生。就像你在一头扔了球，再一路跑过去，到另一边去接球。你就是个“万金油”，什么都得干。白人厨师一周的工钱是四十块，我只有二十一块，他干的我都干，他不干的我也得干。穷人的日子不好过。有钱人就靠着穷人生活。
当我还是个瘦小的孩子时，在阿肯色州摘过棉花，我看见了我的爸爸。他当时要工作整整一天，工钱只有两块钱。他给我们买上一块咸猪肉，一袋子面粉。那就是阿肯色州的麦吉希。
要知道，为了那一袋子面粉，他一天要摘上两三百磅的棉花。在大太阳底下，还可能被蛇咬。他的所有家产就是一间小房子，一个装水的桶。1930年，我曾去那儿看过他。我不想再流浪了，就跑去看他。我爸爸头发都白了，没有银行存款，也没有“蓝十字”。他什么都没有，一直工作到死。（流泪）还有个白人，就在那里开着辆拖拉机……这些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但那是1930年。
1933年，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有一家大酒店招了些黑人当服务员。在接下来的十到十五年里，白人服务员都比黑人赚得多。我当时在北区的一家酒店里当服务员，那里有很多流氓。现在，只有一些高级酒店才招黑人做服务员。不过我想，在一些小旅馆里，可能也有黑人服务员。
1935年之后，世界博览会之后，工作的情况稍微好些了，你可以找到洗盘子、帮人拿行李的工作。
我给公共事业振兴署干过活，工钱是二十七块五。我们的工作是挖了一条大沟，再把它填上。你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了，你可以买套衣服。在那之前，你就想要有点儿钱，但就是一个子儿也没有。孩子们都没衣服穿。我的小侄女和我自己的孩子都只能穿传下来的旧衣服。你不能偷东西，要是偷了东西就得进教养院。你没日没夜地工作，最多能赚十五块。我的小孩都是在大萧条期间长大的。一堆拖油瓶……日子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