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1837回乡
1. 1837年秋：毕业
1837年初秋，亨利·戴维·梭罗于哈佛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康科德。此时的他刚满20岁，身高中等或略矮，两肩溜垂，看气色便知经常待在户外。他身上透着些航海民族的气质，走路时姿态矫捷，显得精力非凡。在别人的印象里，他脸庞较宽，双唇勾勒出的线条柔曲而令人愉悦，直挺的鹰钩鼻会让人联想到恺撒（Caesar），也有些人说它像爱默生的。他淡褐色的头发纤软而稀疏。总体而言，梭罗算不上俊逸出尘，也称不上面貌出众，但眼睛除外。他目光坚毅、眼神肃穆，眼窝明显而深陷，两眼在光照下呈现淡蓝色，有时又呈现灰色。他在康科德附近出现时，有人注意到，他的两眼始终盯着地面，偶尔抬起头时，那目光可以在瞬间望穿一切。梭罗的眼神里透着令人害怕的严肃，同时也闪烁着智慧与幽默。
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在8月30日举行，那个时代常常如此，将毕业典礼选在暑假之后而非之前。短短两周内，梭罗不仅回到了康科德，与家人住在主街对面的帕克曼公寓（现公共图书馆所在地）里，还在康科德公立学校谋得一份教职。1837年正是美国经济危机时期，严重的经济萧条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一直持续到40年代。多家银行相继停业，梭罗能够谋得一份生计已属幸运，当然无法奢望找到一份好工作。然而就职还不到两周，梭罗便提出辞职，原因是他拒绝按照学校规定鞭打学生。一则趣闻是这样记载的：康科德校董会中有一个名叫尼赫迈亚·鲍尔（Nehemiah Ball）的董事，有一日在听完梭罗的课后，把梭罗叫到走廊里，训斥他没有使用笞杖。怒愤交加的梭罗失去了冷静，这位20岁的教师冲动之下回到教室，随机揪出了6名学生进行鞭打，大有镇压军中暴乱之势。随后，他辞掉了这份工作。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他的公教生涯以无限光明的前景开始，却又以天塌地陷般的灾难结束，从毕业典礼到此时，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不过这个秋天并非全无收获。就在梭罗与鲍尔遭遇的前几天，大约在9月中旬一个星期天的傍晚，他与哥哥约翰（John）一同出门，一边走一边寻找着印第安人的遗迹，“满脑子都想着过去的岁月和历史的遗留”。两人来到沼桥河河口附近的萨德伯里河滩，这里是一处适合远眺的点，可以俯视蚌壳山以及右侧的纳沙图克山。此情此景令梭罗陷入了对“蛮荒时代的赞颂”。在那个时代，白人还没有到来，印第安人依然在康科德森林里游荡。梭罗沉浸在那段岁月里，自顾自地问道：“有多少次，他们在此时此刻，来到此地眺望？这里，”他继续道，“是塔哈塔旺酋长站过的地方。那儿，”他随手指向一块土地说，“是酋长的箭头。”诚然，这不过是梭罗诗兴大发而已，就像一个小男孩在玩扮演印第安人的游戏。然而他戛然而止——他想把这场游戏表演完——当他弯下腰去，捡起脚边的一块小石头时，却发现那块石头果真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箭头，锋利得如同刚刚被印第安人造出来一般”。这种小运气每个人都会碰到，但对某些人而言，碰到这种运气的概率要大些。几年后，一些访客会纷纷谈论起梭罗如何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发现箭头。当然，一部分原因是梭罗想要找到箭头，而且他预料自己能找到。但这次的经历似乎是个预兆——这位青年教师的想象性移情不论多么浪漫、多么丰富，但从本质上讲并不荒唐，并且没有发生失误。他总是坚持说，自己这辈子好运连连，然后又补充说，毕加索也是这样，“我并不着意寻觅，却总能找到”。
对梭罗而言，这年秋天的好兆头还表现在其他几个方面。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和爱默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这位前辈在随后的几年里，总是一次次地回来拜访他。在爱默生的记忆里，梭罗是个“身强体壮、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小伙子”。而对梭罗而言，他对爱默生的了解，大多来自那年春天读过的那本《论自然》（Nature）。到了10月的第三个周末，即梭罗所说的“任何季节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美丽时节，爱默生成功地说服梭罗，鼓励他开辟专栏，从事写作。既然连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都把自己当作朋友，被尼赫迈亚·鲍尔拒绝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个繁忙而充实的秋季：梭罗时而泛舟河上，时而散步远足，时而与父母兄弟齐聚家中，其乐融融，偶尔有姑婆姨婶来访，或远客借宿，更加增添了家里的生气。他在父亲的铅笔厂谋得一个职位，自从公教事业遭遇惨败以来，他一直心急火燎地寻找着下一份工作。当然，还有他与爱默生之间那份友谊，那份足以改变他一生的友谊。除此之外，他还在这年的秋天里花了大量时间去阅读、写作和思考。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每次散步都要花上几个小时。对梭罗而言，每日在书桌旁苦读和外出散步是同等重要的。“我找到了一个用来读书的阁楼”，他在一本新日志本里这样记道。平日里，他通过散步和泛舟在康科德四处游览，至于康科德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在阁楼里读书去游览。在散步和读书的间隙，他会记录下自己的体会。
在1837年的这个秋天之前，梭罗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虽然在某些书信和一些人的回忆中，都有关于他孩提时代和学生时代的信息，但这些都是间接材料，都是他人眼中的梭罗，就连他的亲笔信件和大学时写的文章也都无一例外是为他人所写，对自己早年的生活少有提及。然而从1837年10月起，梭罗养成了写日志的习惯，从这些日志当中，我们能够发现梭罗经典作品的雏形，能够看到他那丰富、深情且迅速变化的内心世界，以及他那忙碌而繁杂的日常生活。有了这些日志的帮助，我们在看到梭罗一幅幅熟悉的照片时，便能读出他那双眼睛里所隐含的思想。
令人吃惊的是，正是在这年秋天，这本日志中出现了许多梭罗日后作品中的主题。当时的他已经表现出对森林和田野的初步兴趣。他对河流十分着迷，认为河水不仅可以用来泛舟游览，更可以用作比喻。在越发繁忙的生活中，他产生了“为自己保留一片幽静”的想法。在这年秋天里，他对诗歌和诗人的兴趣也变得越发浓厚，他时时引用英国诗人，以及歌德和维吉尔的诗句，他的一些经典诗作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出现的。此外，北欧早期文学和北美印第安人生活方式中体现出的那种原始而勇武的生活令梭罗向往。他已然对琢磨自我——德国人所说的“自我教育”——产生了兴趣，草草写下的日志里流露出他在融入自然、融入生命时，心底涌出的最深沉的热情与狂喜。
在大自然带来的亲密感中，梭罗整整一个秋天都在如饥似渴地读着歌德与维吉尔的作品。他把自己的业余时间花在两件事上——阅读和翻译歌德的《意大利游记》（Italian Journey）以及在康科德四处游览。正如歌德在书中写的，他在一片叶子中发现了植物形态学的定律；梭罗也认识到，自然界的万千仪态是由某种看不见的规律所主宰的。
在维吉尔的作品中，他发现了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他11月中旬的读书笔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读维吉尔，只是为了探索在不同的时代里，自然和人类具有何种身份。”这番评论可谓毫无特色且并非独创，甚至有些索然无味，但如果加上“不同时代的自然身份”这一理念，则构成了梭罗成熟思想的奠基石。他对历史、自然、社会以及个体所抱有的最坚定、最具特色的信念，正是以此为基础，以此为开端的。
根据报纸上的记载，1837年发生了以下几件大事：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加拿大掀起反英浪潮并最终导致战争；继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爆发惨烈的塞米诺尔战争之后，美国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而对于年轻的梭罗而言，这年秋天发生的大事莫过于他与爱默生的相识，与歌德、维吉尔的“相遇”。可以说，截至这年秋天，梭罗才算真正毕业。就在这一年接近尾声时，梭罗首次把自己的姓氏改为亨利·戴维，仿佛是为了纪念这全新的开始。
2.昆西时代的哈佛大学
1833至1837年间，梭罗一直在哈佛大学读书，尽管他对这所学校及其教育持否定态度，但我们必须把哈佛作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来考量。离乡前往剑桥市时，他和许多乡村里的孩子一样，心里充满了希望。但事实上，所谓的希望十分渺茫，他不过是一个客居异乡、身无分文，且生性执拗的边缘学生。然而当毕业回乡时，梭罗已经具备了探索精神世界的种种潜质，尽管哈佛存在诸般不如人意之处，这所学校却教会了他如何去批判。这种品质的可贵之处在日后才得以显现。
1833年的哈佛还只是一所规模较小的大学，生源大多来自附近区域，学校的影响力微弱得无法想象。1839至1840年间，哈佛全校的学生人数不过432人，设立了25个院系。校区建筑大多靠公募基金修建，只占据剑桥市内的几栋大楼，大学堂后方是几条未经铺砌的小街和一些猪圈，整个校区透露出一股浓烈的乡村气息。河对岸就是波士顿，那是一座面朝东部海湾的小城市，人口只有7.5万人。
学校设院长1名，此外还有11名教授，7名讲师，9名督学（负责宿舍监督及教学助理），1名财务主管，1名工会代表，以及1名独自负责4.1万本图书的管理员。学校没有任何行政管理人员，系主任也是在1870年后才开始任命的。校长负责开具推荐信、计算分数、处理违规事件以及颁发奖学金。1840年，学校预算刚刚超过4.5万美元，其中员工薪水略微超过2.8万美元，教师平均薪水为每年1500美元，相当于康科德教师最高薪水的3倍。乡村教师的起步薪水十分微薄，每年100美元，而伊利运河上的体力劳动者每日收入为0.88美元，木匠则为每天1.25美元。
当时哈佛一年的学费为55美元。19世纪30年代后期，学生每年的总花费为188美元，多数费用集中在教材和食宿两项，但取暖费比这两项还要高。学校的教室大多通过开放式壁炉取暖，每年要烧掉六堆柴薪，费用总额为22.5美元，超过读大学全部费用的10%。
在那个年代，哈佛是个不起眼的所在，生源大多为当地学生，在康科德招收的学生数量还不及耶鲁大学在马萨诸塞州招收的学生多。1836年秋，哈佛一个班级的毕业生为39名，远远低于其他高校，耶鲁为81人，联合学院为71人，达特茅斯学院为44人。当时美国所有大学的毕业班里，毕业生数量都不超过100人，大学仍然只是少数人的专属领地。19世纪40年代，新英格兰每1294个人中只有1名大学生，到1985年，这一数字增长到每19人中便有1名大学生。
从学术角度来讲，梭罗时代的哈佛正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乔赛亚·昆西（Josiah Quincy）是哈佛历任校长中最清贫的一位，教职员工中偶有几名不凡之士，却算不上杰出。用校长昆西的话来说，哈佛大学的教育是“彻头彻尾的机械训练”，并非通识教育。即便教授们想要传授知识而非机械操练，但学校的课程任务十分繁重，每周课时量在25至40学时不等。费尔顿（Felton）教授主讲希腊语，钱宁（Channing）教授主讲修辞学，除此之外，那些水平稍稍高于侪辈的讲师，除了繁重的授课任务外，还要负责学校的管理事务。课程设置大体上较为固定，遭到广大师生痛恨——其中包括三年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学习、两年的数学、一年的历史、三年的英语，以及两年的现代语言学习。尽管从1825年起，哈佛开始开设选修课，但与其他课程相比，选修课只占一半学分，这无疑降低了学生的积极性。但最令人痛恨的大概要数1825年开始采用的评分体制，昆西将这一体制细化到无比烦琐的程度，这一举动显然是愚蠢的。在评分体制下，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接受评分。全体学生每日都要接受背诵检查，评分标准为0到8分不等，作文和其他作业所占的分数更多。评出的总分将决定学生的班级排名和奖学金授予，只要有学生缺席课程、不参加礼拜，或者违反宵禁规定，学校都会予以扣分。当时的一则记录中有这样一番描述：“学生每日都要进行祷告，一名教授站在瞭望台上监督，但凡发现有违纪现象，就会把学生的名字记录下来。”教员和监督员会把每周的评分情况交给“老昆”校长，校长亲自核定总分。显然，他更像是一位中学而不是大学校长。每个学生在毕业前必须积满1.4万分，考评体系的复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偶尔出现漏记或误计自然无法避免。梭罗的考评成绩便出现过无数次误计的情况。昆西对梭罗这名年轻人的评价是：“他在部分程度上接受了竞争和排名体制。”其实，他的隐含意思是说，梭罗对这种体制表露出明显的厌恶和憎恨。相比之下，现代高校采用的学分绩点制往往将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显然更加公平、更加简单。或许正是为此，他才失去了对哈佛大学的尊敬，昆西时代的哈佛大学才如此难以管辖。
用现代观点来看，梭罗时代的哈佛大学，倡导这样一种“三R教育”[1]：“死记硬背”（rote learning）、“组织化”（regimentation）及“粗暴主义”（rowdysim）。学生的着装、学习时间、出勤等都要遵照统一规定，就连饮食也不例外。据称，哈佛大学的饮食与所有大学的饮食一样糟糕。早餐包括热咖啡、热面包卷和黄油；晚餐则是茶点和一成不变的冷面包卷，而且没有黄油；只有午餐稍微丰盛些，有些学生甚至偷偷用叉子把午餐的肉食插在桌子下面，留到晚餐的时候吃。冬天的时候，男生在天亮前半个小时就要起床，瑟瑟发抖地挤在冰冷刺骨的教堂里做餐前祷告。不论是起床就寝或是上课下课，都以铃声为准。学校里的氛围与如今大学的氛围颇为不同，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所寄宿学校。学生的行为十分粗鲁，且不说每餐都会糟蹋粮食，还会习惯性地破坏公物——并不仅仅是毁坏桌椅这样简单，有些人回忆说，学生寝室公共区的玻璃每年都会被人用火药炸碎。
1834年春，在梭罗的大一生活即将结束时，哈佛大学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暴力的造反事件。事件的起因是一名学生对老师无礼，随后引发了大规模骚乱，桌椅玻璃被砸，损失金额高达数百美元。由于无法确定骚乱的始作俑者是谁，昆西盛怒之下将大二的学生集体开除。随后，他在公众法庭提起民事诉讼，并参加了康科德的庭审。这更加激怒了学生群体。由于学生的反对呼声越发响亮，哈佛大学的监察委员会不得不制作一本厚达47页的宣传册予以回应。
3.梭罗在哈佛
1833年秋，梭罗刚刚踏入哈佛大学的大门。当时他刚满16岁，住在霍利斯楼第20号，室友是来自附近林肯镇的查尔斯·斯登·惠勒（Charles Stearns Wheeler）。宿舍的布置十分简陋，只有一张松木床架、一个洗脸盆架、两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地上没有地毯。由于当时没有火柴，两个人每晚只能小心翼翼地保留火种，留到第二天清晨用。每个寝室都有一个炮弹壳，每当深夜寒气渗入寝室时，可以把炮弹壳烧热用来暖脚，特别实用。
大一学年，梭罗修习的主要是选修课，至于课程是否可心则不得而知。他选修了数学、希腊语、拉丁语、历史，第二学期又增加了意大利语。梭罗并没有参加那场声势浩大的造反运动。第一学年结束时，优秀的成绩为他赢得了25美元的“模范奖”，这笔奖金相当于一半的学费。大二学年，他修习了数学、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大三学年，他继续学习希腊语、拉丁语、英语和法语，同时选修了一门仅仅开设一学期的神学、心理哲学以及数学。大三的下学期，梭罗休学了一段时间，在马萨诸塞州坎顿市的一所学校里教书。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奥利斯蒂·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的激进年轻学者。布朗森本是唯一神教派的牧师，但与教会的关系没有维持多久。他的道德精神和改革理念深深地感染了年轻的梭罗。两人时常一同学习德语。大三这年的学习时断时续，梭罗时而请假，时而生病，直到1836年3月才回到哈佛大学，但当年5月，学期即将结束时，梭罗再次因病休学。
从1836年秋天起，梭罗连续选修了三个学期的精神哲学，仔细研读了洛克[2]的《人类理解论》（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萨伊[3]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4]以及约瑟夫·斯多里[5]的《美国宪法论集》（Commentarie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 ed States）。与此同时，他还继续选修了文学课程和现代语言课程，此外还有几门自然历史和自然哲学课程。在班级里，梭罗算不上最突出的学生，如果有同学还记得他，一定会用“安静、严肃、有点土气”这些字眼来评价他。他并没有参与那场造反，更没有因为评分体制的问题与昆西作对，学期结束时，优秀的成绩为他赢得了颁奖典礼上的一席之地。
毕业后的几年，梭罗仍对哈佛的教育嗤之以鼻。爱默生跟他聊天时曾说，哈佛的教育囊括了各类学科，但梭罗却回答说：“是啊，徒有各类学科，但无学科积淀。”他曾在《瓦尔登湖》（Walden）一书中嘲讽哈佛的课程设置，认为教育应该更实用，少些书呆子气。然而对梭罗而言，大学期间的阅读积累是不可或缺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从他的课外读物中，我们能够看出他当时的心态与想法。除了阅读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外，他还加入了1770学会，并且阅读了该学会的大量藏书。大一第一学期时，他已然表现出对游记文学的热爱，不论是弗兰西斯·豪尔[6]的《加拿大游记》（Travels in Canada）、罗斯·考克斯[7]的《哥伦比亚河历险记》（Adventures on the Columbia River），还是麦肯尼[8]的《游湖札记》（Sketches of a Tour to the Lakes），都在他的阅读书目之列。这份热情他保持了一生之久。大一结束之前，梭罗已经读完了欧文[9]的《哥伦布传》（Life of Co- lumbus）和《征服格拉纳达》（The Conquest of Granada）、科克伦（Cochrane）的《哥伦比亚游记》（Travels in Columbia）、布洛克[10]的《墨西哥之旅》（Travels in Mexico）、密尔（Mill）的《十字军东征史》（History of the Crusades）、巴洛（Barrow）的《交趾支那游记》（A Voyage to Cochinchina）（今越南）。广泛阅读的同时，梭罗也在剑桥市四处游览。
对于哈佛的教育，有一点梭罗是认可的——跟着钱宁教授［波士顿著名牧师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的兄弟］学习了三年的英文后，他能够随心所欲地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从梭罗大学时代的文章中便能看出，他的文风优雅而不失传统，恣肆而不失理性。是否钱宁点燃了梭罗对文学的激情尚不得而知，但许多同学仍然记得他们在钱宁教授的房间里共同阅读乔叟[11]的那些夜晚。钱宁与弗兰西斯·詹姆斯·蔡尔德（Francis James Child）不同，他对于哈佛的影响力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才得以凸显，因为在梭罗的时代，哈佛大学最活跃的文学中心位于现代语言系而不是英语系。这一切都是拜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所赐，正是他倡导并尝试着把德国大学的活力和影响力引入这个位于剑桥市的小小的哈佛大学。蒂克纳注重语言的“应用”层面，重点强调现代文学及文化，为此，他还专门从欧洲聘请了一批讲师。可以说，梭罗在哈佛接受的教育最令人惊叹的一点便是，他吸收了大量的语言知识，特别是现代语言的学习。除了整整八个学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学习，梭罗还修习了五个学期的意大利语、四个学期的法语和德语，以及两个学期的西班牙语。梭罗向来以饱读经典而闻名——他为经典的辩护可谓罕有其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可以自如地阅读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更重要的是，这为他用宏观、多元文化视角审视文学做好了准备。
梭罗对现代文学，特别是对现代诗歌的兴趣，似乎从大二那年的春季开始显现。这年4至6月间，他从约翰逊[12]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Preface to Shakespeare）读起，一直读到他同时代的作品，比如朗费罗[13]的《海外朝圣记》（Outre-Mer，1835）、库珀[14]的《头人》（The Headsman）、欧文的《见闻札记》（Crayon Miscellany），等等。他的动力有可能是来自钱宁，但不可能是爱默生，虽然在1835年2月下旬，爱默生曾以惠特利（Whately）的《修辞学》（Rhetoric）考查过梭罗，但两人之间并没有擦出任何火花，最有可能给他注入这种动力的人要数朗费罗。1835年春，28岁的朗费罗应允了哈佛大学的邀请，打算接替蒂克纳就任现代语言系主任一职。他的首部作品《海外朝圣记》恰在这年5月下旬出版。对于那些厌倦了剑桥市教育之陈腐和教条的美国年轻作家而言，即将到来的朗费罗无疑会在他们心中激起阵阵兴奋的波澜。
梭罗对于诗歌的兴趣似乎恰好始于朗费罗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教授的这个春天，这种兴趣在最后两年大学生活中不断地增长着。1837年春，在欧洲游历并学习两年之久后，朗费罗终于动身前往美国剑桥市，开始在哈佛大学执教。平日里，朗费罗总是穿着一件酒红色的马甲，戴着一副浅色的手套。作为一名诗人，年仅30岁的朗费罗早已声名斐然，而这一年，他那精彩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还有无数的爱情故事、旅行游记以及动人的悲剧等待他去创作。年轻的梭罗选修了这位新任教授的北欧语言及文学课程，尽管他曾接受过古典文学的训练，但这门课却是他闻所未闻的，他充满着探索带来的兴奋之情以及无比的新鲜感。
4.康科德
梭罗于1837年回到的那个名叫康科德的故乡一直被人称作小村庄，它位于波士顿以西。虽然名义上是个村庄，实际上它却是个绵延16英里、拥有2000人口的小城，坐马车要4个小时才能走完。康科德是欧洲移民在马萨诸塞州建立的第一个永久定居点，最初的面积为36平方英里，仅仅比波士顿小1平方英里而已。贝德福德、阿克顿、林肯、卡莱尔等地都是从康科德最初的范围中划分出去的。梭罗的故乡还有一条康科德河，长达9英里，与阿瑟比特河汇流后，向北流经北比尔里卡，为波士顿与洛厄尔之间的米德尔塞克斯运河提供了水源，随后与梅里马克河汇流，在伊普斯威奇及普拉姆岛处入海。满载着缅因州木材及货物的船只时常沿运河及康科德河由波士顿开往康科德，但康科德的重要性并非仅仅在于水道，更在于它是陆上交通要道。通往波士顿的道路名叫莱克星顿路，恰好经过爱默生的家；另一条名为沃特顿的道路恰好经过瓦尔登湖。此外，更有条条大路分别通往萨德伯里和南部的新英格兰，向西通往伯克希尔，往北通向新罕布什尔。由于康科德居民的祖辈们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表现卓越，康科德当时正考虑修建一座纪念碑。
当时，康科德的生产活动主要以农业为主，但制造业已经开始发端。截至1820年，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为262人，从事制造业者140人，经商者16人，从事制造业和经商的人口正不断增加。到1837年，康科德为19世纪20至30年代全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份贡献。1819年，康科德建立了一家铅管厂；1821年成立一家鞋厂（厂房仅仅是一座房屋的偏房，但员工却在10至20人之间）；1829年，数名企业家成立了米尔丹姆公司，在康科德的中心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商业区，随后这里又出现两家银行，它们分别成立于1832年、1835年；1832年，康科德成立了一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铁匠铺。除此之外，康科德还拥有铅笔、钟表、帽子、风箱、枪支、砖石、圆桶、肥皂等产品的制造中心，凡此种种产品，大多批发销往外地，马路上车轮滚滚，尘土飞扬，嘈杂声不绝于耳。作为繁忙的交通枢纽，康科德自然有数不清的小酒馆，来往车夫多聚于此。另外，村里还建有六座仓库、一个装订车间、两家锯木厂、两座位于城西的磨坊，以及一家五层楼的棉纺厂，厂内雇有9名成年男性、3名男孩、30名女孩。可以说，康科德绝不是一个宁静、闭塞、落后的农业村庄，而是一个工厂遍地开花的小城。它正期盼着与运河相连的水道得以修整，期盼着铁路的到来。与附近的洛厄尔镇或南哈利镇相比，这里由于缺乏主要的水力资源，铁路的修建比临近地区晚了几十年之久。
村子外围是一片开阔的郊野。当时的新英格兰（缅因州除外）有三分之二的区域都是已开发地带，而1830年的康科德，城内用地只占全部区域的六分之一，其余均为草地、牧场或耕地。大片整齐的耕地静静地沐浴在阳光里，草地葱茏茂盛，牧场里圈养着上百头母牛、公牛，以及上百匹马。只消稍微站得高些，便可驰目远眺，大片的耕地远远延展开去，其间点缀着一簇簇小林地，每块林地6至10英亩不等。
康科德的林地不多，并非仅仅因为农业发达，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时煤炭还没有得到大规模使用，家家户户仍然以烧柴为主。以农户为例，即便省着用，冬季取暖也要烧6捆木柴，这样一来，普通家庭每年便要烧掉20捆木柴。康科德的教士埃兹拉·里普利（Ezra Ripley）每年则要烧掉30捆木柴，这30捆木柴正是他薪水的一部分。波士顿每年烧掉的木柴数量为60万捆，这些木柴是远从缅因州运过来的。梭罗曾在日志中写道，不论任何时节，只要白天出去散步，到处都能听到伐木的声音。
当时的农产品包括冬黑麦、玉米、土豆，有些农民培植蔬菜种子，还有些人尝试着种植绒草、养蚕等。不久前还有人试着扩大果树及葡萄藤的种植规模。耕地主要靠牲畜。1831年，康科德共有177匹马及418头公牛。新英格兰农夫更偏爱公牛，因为公牛的负重能力惊人。据称，一支由公牛组成的小队便可沿着米德尔塞克斯运河以每小时1英里的速度拉动重达800吨的木料。
在白人定居者到来之前，康科德本是印第安部落的一个小渔村，但到了梭罗的时代，河里的三文鱼、西鲱鱼、灰西鲱已经绝迹，只剩下一些梭鱼、鲈鱼、鳝鱼以及模样丑陋、行动迟缓的八目鳗，偶尔从缓缓流动的河流中探出头来。一到夏天，半个河面都被浮萍所遮蔽，看起来仿佛一张张绿色的彩纸。
对于早期定居者而言，康科德是个贫穷落后、闭塞潮湿的所在。曾有人抱怨说，这里时常遭受风暴袭击，到处是沼泽和密不透风的灌丛。至1837年，所有这一切都已发生改变，尽管大片的低地、沼泽依然存在，但从总体上来说，康科德已经变为一个适宜居住的地区。由于四下里地势开阔，当时的气候要比现在还干燥些，不受虫蚁所扰，人均寿命在40岁左右，但每四个人中便有一人能够活到70岁。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于各种热病，七分之一的人口则死于肺结核，许多家族都受到这种地方病的困扰，梭罗家也不例外。
1837年秋，全美境内，包括各州以及康科德，都发生了一系列迅速且异常的变化。马萨诸塞州发展迅速，仅在30年代，人口数量便增长了20%，这一数字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增至35%。人口增长区域大多为城市和地势较低的河谷地带，相比之下，地势较高的伯克希尔郡的人口却在减少。在这一时期内，波士顿城的人口数量每十年便会增长50%，最终在1840年达到峰值。作为当时的港口城市，波士顿被白星航运公司选定为美国航线的终点。当时的运河及海岸水运已经受到铁路运输的威胁，马萨诸塞州虽极力修建铁路，但速度显然不够快。截至1850年，港口城市波士顿经历了严重的经济滑坡，在这场靠铁路沟通西方的竞赛中遭遇败绩。
这个秋天，最令人担心的事情便是经济危机，当时又称“1837年恐慌”。1825年以来的经济扩张造成了信贷的膨胀，例如，1830至1837年间，纸币发行量增加了两倍，由5100万美元激增至1.49亿美元。1836年，小麦收成不佳，棉花价格缩水一半，许多海外债权人（大多为英国人）开始要求使用黄金偿付债务。1837年5月，美国多家银行停止使用硬币支付外债，随之引发大规模恐慌，仅在两星期内，纽约的贸易损失便高达1亿美元。赫尔曼·梅尔维尔[15]
的表兄甘斯沃尔特（Gansevoort）便是这场贸易损失的受害者之一。当人们意识到，183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开支，包括塞米诺尔战争在内，也不过370万美元时，上亿美元损失带来的影响才真正开始显现。
国内到处都弥漫着恐慌的氛围。这一时期，爱默生在书信中提到，他时常焦虑不堪，几乎每日都要为身在纽约的哥哥筹措资金，帮助他缓解不断增长的债务。梭罗一家本就不富裕，却眼睁睁地看着他辞去了一份收入不菲的教职。深处困境的大众并不知道，这场经济萧条会一直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难怪当时每个人都无比关注经济状况，就连梭罗也不例外。
5.爱默生
截至这年秋天，梭罗的生活可谓平淡无奇，这是康科德、哈佛以及家庭等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结果，然而与爱默生的友情却让他的生活从消极走向积极。这段友情是不平凡的，甚至可以说是天意注定。正是爱默生鼓励梭罗必须追求自己的事业，掌控自己的人生。
爱默生的祖辈和亲戚都曾生活在康科德，但他本人却是在波士顿这样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里出生、成长并接受教育的，只是在不久前——1834年，也就是梭罗正在读大二时，他才搬到了康科德，当时他年仅31岁，却已经历了丧妻之痛。妻子艾伦死后，他辞去了波士顿教会的牧师一职，随后前往欧洲旅行，在欧洲度过了整整 9个月的时光。在此期间，他见到了华兹华斯、兰多[16]，最妙的是，他在苏格兰的克雷根普托克遇到了年轻的托马斯·卡莱尔[17]。
1833年10月，爱默生从欧洲返回故乡，此后便把注意力从宗教及神职人员身上转移到科学及自然史等问题上来，从事起公开演讲的工作。1834年秋，当爱默生搬到康科德时，他正着手创作一部思考已久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名字十分简洁——《论自然》。
1835年2月，爱默生应邀检查梭罗和其他几个同学《修辞学》的掌握情况。不论是两人的书信还是日志中，都未曾表示出两人间曾擦出过火花，或是彼此间惺惺相惜。尽管爱默生一直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保持密切关注，但这年春季和夏季，他的注意力却放在了其他事情上。这年7月，他买下了柯立芝（Coolidge）家的房子，这栋房屋位于康科德以东半英里处，临近莱克星顿路。同年9月，他与莉迪亚·杰克逊（Lydia Jackson）成亲，两人搬入新居，此后，这里便成为文人雅士会聚之所，康科德也因此吸引了不少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当时爱默生年纪并不大，风度翩翩，热情洋溢，并且口才出众。最令人讶异的是他鼓舞人心的能力，特别是鼓励那些年纪轻轻、尚未成名的小伙子的能力。可以说，当时爱默生所倡导的，正是全美最新颖、最激动人心、最震撼的理念和文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倒并非完全因为他曾取得过不俗的成就，而更多是因为他天生拥有一种鼓舞人心的气质。
例如，1836年冬，爱默生看中了布朗森·奥尔科特[18]，一名由小商贩转行的教师。奥尔科特有着绝佳的口才，甚至堪比布道的教士，但这罕见的才能却无法体现在文章中。他的文章中夹杂着新古典主义、德法浪漫主义的气息，读来十分生硬怪异。爱默生将文章寄回给奥尔科特，提出了十分中肯和委婉的建议。奥尔科特重写了文章，但仍不见任何改进，于是爱默生再次提出意见，奥尔科特再次进行修改，如是往复再三。
与此同时，卡莱尔在杂志上连载的《衣裳哲学》（Sartor Resar tus）得到了爱默生等人的赏识，并在新英格兰引起了极大轰动，此时正欲结集出版，但由于在伦敦找不到出版商，他只好把目光投向波士顿。1836年4月，爱默生将美国版的《衣裳哲学》寄给卡莱尔。当美国人能够先于英格兰对英国的天才表示出支持和认可，那么美国漫长的独立革命似乎才终于完全胜利。不久，爱默生的兄弟查尔斯（Charles）于当年5月突然去世［另一个兄弟爱德华（Ed ward）不久后也相继离世］，尽管如此，他仍然终日被各种理念、作品、文章所包围。这繁忙的学术生活隐隐地预示着一场思想风潮的到来。这年夏天，年仅26岁的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第一次登门拜访爱默生。玛格丽特聪明而博学，同样拥有着令人惊叹的口才，立志以写作为生的她得到了全家人的大力支持。在这次拜访中，玛格丽特与爱默生谈论了许多话题，但主要是讨论德国文学。她与卡莱尔一样，深深地沉醉于歌德的作品，并且正与艾克曼[19]
合作，打算将《与歌德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这个大部头翻译成英文。碰巧的是，爱默生此时也正在研究德国文学作品，他与来自班戈的海奇（Hedge）、波士顿的帕克（Parker）和里普利（Ripley）等人一样，认为近期最有趣的思想风潮、艺术风潮，以及一些十分重要的理念，似乎都源于德国。他们一致认为，如果读不懂康德、赫尔德[20]、黑格尔以及歌德，则无法真正理解19世纪。除非阅读过这些人的作品，否则不能说一个人的教育是完整的。
1836年9月，爱默生的第一部作品《论自然》出版。同年10月，他的大儿子瓦尔多出生。两件喜事接踵而来，特别是儿子的出生，为爱默生注入了无比的活力。他正筹备着12月在波士顿开展的题为“历史的哲学”的系列讲座。不出所料，他的讲座十分成功，可谓座无虚席。第一轮讲座结束后，爱默生又掀起了第二轮讲座的热潮。此时正在哈佛读大四的梭罗定然是听到了一些风声，于是在1837年4月初，他从图书馆里借走了爱默生的《论自然》，开始阅读起来。没有记录表明梭罗从这本书中得到了任何感悟，不过到6月时，他再次从图书馆借走了这本书，或许此举是出于感激，因为不久前爱默生曾致信校长昆西，指出梭罗的学业虽然时而中断，但理应获得当年6月的奖学金，这番言语立马奏效。然而当梭罗仔细品味这本书时，这个即将毕业的年轻人顿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或许“影响”一词不够精确，因为这一词语只能用于简单地评价某部作品，有时却有过度褒奖之嫌。E.M.福斯特[21]曾精辟地指出：
“唯一能够影响我们的作品的是那些我们已经准备去接受的作品，是那些在探索的道路上比我们行得更远的一些作品。”此时此刻，梭罗已经准备好接受爱默生的《论自然》，而在这本书中，爱默生也恰好比梭罗探索得稍稍深远一些。爱默生的《论自然》并非谈论自然的小品文，而是一部富于豪情壮志、欲与卢克莱修[22]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一争高低的著作。尽管这部作品并未完全摆脱神职人员的特有风格，以至于读者会误以为爱默生仍然在宣扬基督教理念和世界观，但实际上，爱默生的真正意图中却表现出一种激进主义倾向。他的论点在于驳斥历史传统中的基督教，这与托马斯·潘恩[23]的观点并无太大区别，后者曾这样写道：“所谓的自然哲学对科学持全盘接受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神学。”《论自然》体现了爱默生对待科学异常开明的态度。他与他的朋友们一样，并不认为文学和科学间存在“两种文化”的差异。他们认为，自然研究与自我探究殊途同归，两者都是文学亟待表达的内容。与此同时，《论自然》一书更是超验主义运动的宣言。超验主义可以视作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美国化身，它认为物质是理念的表象，强调凭借直觉认识事物，以弥补经验之不足。令梭罗最感兴趣的是，爱默生对于自然的强调与古代斯多葛学派的思想不谋而合：为了寻求可靠的道德立场，为了回答应如何度过一生这个问题，人类不能求助于上帝、城邦、国家或是社会，而应该向自然索取可靠的答案。两者都宣扬这样一种观点：自然法则与人性法则本质上是相同的，人类可以以自然为基础，构建美好而合理的生活。
对于爱默生而言，这并非仅仅局限于理论。例如，1837年的夏天，他便产生一种对自然无比亲近的感觉。整整一个夏天，他四处闲游，时而去瓦尔登湖游览，时而在菜园中劳作。就在他弯腰锄草、望着玉米和草莓逐渐成熟时，他感到了一种亲近自然带来的满足感，而园中的黄喉地莺更是整日整日地对他鸣唱道：“无限欢喜，无限欢喜！”
这年8月底，爱默生在哈佛的毕业典礼上向所有优等生发表讲话，梭罗并没有参加，并没有听到爱默生长篇大论地讲“美国学者的任务便是要研究自然、探究自我，两者殊途同归”。尽管未能亲耳聆听，梭罗后来也一定读到过这篇讲稿。爱默生本人对这次的演讲也颇为自得。讲稿发表后，卡莱尔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赞誉之情，没过多久，这篇讲稿得到广泛传播。与此同时，爱默生在这年秋天正酝酿着“人类文化”系列讲座，作为去年“历史的哲学”系列讲座的延续。当他深入了解梭罗后，他不禁为年轻人对历史的看法感到惊叹。不久前，卡莱尔刚把自己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新作寄给爱默生。爱默生读后心生叹服，他认识到，对于卡莱尔和他而言，如何对待当下，取决于对待历史的态度。他已经得出了一个颇为站得住脚的结论。1837年9月末，爱默生在日志中写道：“我得到的不过是从前的那套信仰——每个人都可谓吾性自足，每个人的身上都能完美地展现自然法则，不论是自身经历，或是罗马、巴勒斯坦、英格兰的历史，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爱默生关于历史的主要观点为：历史便是人类思想的记录。换言之，人性或人类的思想，无论在任何地域、任何时代，本质上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当然，或多或少会存在些差异，有些甚至是较大的差异，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类所展现出的共性，往往比差异性远为重要。如果人类思想本质上并未发生改变，那么便谈不上进步或倒退，因此，历史上的大事年表也就无足轻重，所有时代都是相同的。对于作家而言，当今的时代与荷马生活的时代并无太大区别。这种把当下与过去等而视之的做法，是针对贝特所谓“过往的重担”做出的直接回应。爱默生从1835到1850年间的优秀作品都是以这种历史观为基础的，而对于梭罗而言，这种观点很快变成了一种永久性的信仰、一股解放性的力量。1837年10月，在爱默生的积极鼓励下，梭罗开始用日志记录属于自己的历史。截至11月的第三周，他开始告诉自己要去阅读维吉尔，从而记住人性在本质上是具有一致性的，过去或现在，罗马或美国，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
根据爱默生后来的回忆，他与梭罗的亲密关系是从1837年秋梭罗大学毕业后开始建立的。当时的爱默生34岁，比梭罗年长14岁，足够作为梭罗的榜样和范例，作为在思想上给予他指导的兄长。两人仍算是年纪相仿，都充满着年轻人的活力，交友偏好也颇为相同，这让梭罗感到两人都是同一代人。或许从年龄差异的角度来看，两人的关系更像是父子，或是导师与学生，但他们从一开始便坚持认为两人属于朋友关系，而友情便意味着忠诚、陪伴以及设想中的平等。
秋去冬来，爱默生的日志中显示，他又思考起了希腊、德国以及法国大革命的问题。梭罗日志中的内容则与之相似。1838年2月时，梭罗应邀到爱默生家里参加“教师会议”，两人时常外出远足。爱默生认为，理念可以化身为具体的自然物象，这让梭罗感到由衷的钦佩。而梭罗的敏锐和睿智也令爱默生大畅心怀。他在日志中写道：“这个年轻人不论说什么，总能令在座的各位感到愉快。”不久，他开始催促梭罗记录自己的大学生活。
6.古典文学
学生时代的回忆录有两种写法，一种着重描写本人接受的教育，若是这种写法，梭罗一定会把回忆录写成讽刺文；另外一种着重描写学习过程，这种描述无疑是有趣且吸引人的。1837年的这个秋天，梭罗正是采用了这种写法。他的回忆录并非爱默生想看到的散文，而是描写了自己与古典文学、德国现代文学邂逅的过程。从这部回忆录中，我们能够看出梭罗在大学中的学习心得。从20岁起，梭罗便把希腊、罗马经典的学习当作一种兴味，每次提希腊、罗马经典，就仿佛是自己的创作一般熟稔。在新赫尔德学派（The New Herderian）以及爱默生历史观的影响下，梭罗仍把经典视作真实世界在鲜活语言中的重要表现。在他的眼里，《伊利亚特》（Ili ad）里的世界属于荷马，更属于他自己。
少年时期在康科德学院时，梭罗曾跟着菲尼亚斯·艾伦（Phineas Allen）学习过维吉尔的作品（同时也在学习恺撒、赛勒斯特[24]、西塞罗[25]、贺拉斯[26]），他长大后重读维吉尔并非为了探索，更多是为了回忆。在大一的时候，他曾在克里斯托夫·邓金（Chris topher Dunkin，遭到大多数学生鄙视的老师）的指导下阅读色诺芬[27]、德摩斯梯尼[28]以及埃斯基涅斯[29]的作品，随后又跟随亨利·麦吉恩（Henry McKean）和查尔斯·贝克（Charles Beck）阅读利维[30]和贺拉斯的作品。大二、大三期间，他跟着费尔顿教授阅读索福克勒斯[31]、欧里庇得斯[32]以及荷马的作品，随后又跟着贝克阅读西塞罗、塞内加[33]以及尤维纳利斯[34]的作品。这听起来的确令人叹服，但实际上，这些都是所有学生的必读作品，而且讲授方式并不十分可取。据称，课堂上，教授会让几名学生背诵，“并不做任何评论或指导”。比梭罗早几年入学的詹姆士·弗里曼·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指出：“教师的职责并不是教授课程，而是确保学生听课，解释难点或讲授文本都被视作不恰当的行为。”因此，梭罗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可算得上对学校教育的一种蔑视，但这种兴趣只增不减，梭罗毕业时，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熟读经典文学，对古典时期的历史也产生了些许兴趣。他读过许多关于希腊、罗马的哲学和历史类的小说，例如托马斯·格雷[35]的《庞贝的故事》（The Vestal，1830），莉迪亚·恰尔德[36]的《希腊罗曼史》（Philothea，1836）。他对古典思想产生出越发浓厚的兴趣，认为古典文学有一种永不过时的活力。此时的他已经感受到他日后在《瓦尔登湖》中写下的那段文字的真谛所在：“这些书写英雄的书籍，即使用我们的母语印刷出来，在世风日下的时代也会变成一种僵死的文字。”真正的经典便是书写英雄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于内心鲜活的读者而言，永远具有生命力。1837年秋，梭罗在阅读歌德的《意大利游记》时，这种对经典活力的认识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这本书记述了歌德来到古代世界的中心——罗马时，心中涌出的那种无法抑制的兴奋，书中描述了这座古城是如何魅力不减、触动心弦，过去的辉煌与成就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黯淡。
关于古代成就的本质，梭罗主要强调了两点：第一，重要性及持久性。这年11月，梭罗在阅读维吉尔的作品时，不禁为书中的描述感到震惊：葡萄藤上花朵簇簇，树下到处散落着果子。显然，这是《农事诗》（Georgics）而不是《埃涅阿斯纪》（Aeneid）中的场景。梭罗对自己说：“那个世界与我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很快，他又自然而然地意识到，如果维吉尔生活的那个世界与我们所生活的是同一个世界，那么“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必然是一样的”。不论是世界的本质还是人的本质，不论是维吉尔的时代还是我们这个时代，都不曾发生过改变。芝诺[37]和斯多葛学派（The Stoics）所宣扬的也是同样的理念。1838年2月初，梭罗写道：“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和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全然相同、分毫不差的。”阅读荷马的作品给他带来了同样的体会。3月初，梭罗在日志中写道：“虽然已经过去三千年，但世界并没有改变多少！《伊利亚特》就像是自然之音，直到今天仍在回响。”
梭罗的历史观与爱默生类似，他并不承认希腊、罗马历史的优等地位。如果自然与人均未发生改变——这是社会变化中的两个常量——那么现代作者则与荷马一样，两者与自然的关系相同，而现代人取得的成就并不比古代人低。正如梭罗随后在《行走》（Walk ing）中所写的那样：“我走进的那个自然，与摩奴、摩西、荷马、乔叟等古代先知和诗人走进的世界全然相同。”
如此看待历史，经典便不会成为包袱，不会成为后人无法企及的成就。对此，爱默生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在《论自立》（Self Reliance）中写道：“凭借想象力使英格兰、意大利或希腊等地闻名于世的人，并不是通过旅行做到这一点的，而是通过紧紧把握住当下所处的地域，就像是抓住地球的轴心一般来达到的。”如此一来，即便是在康科德也能写出《伊利亚特》这样的作品。
坚信自然和人类的本质持久不变，认为所有时代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意味着对于具有勇武精神的人而言，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英雄的时代，这就是年轻的梭罗所抱有的最重要的信念。这并不是宗教信条或理论的教条，而是梭罗实实在在的信仰的核心。用威廉·詹姆斯[38]的话来说，这是“他个人理念中最核心的部分”。既然我辈男女与我们崇拜的希腊人并无差别，那么只要我们愿意，也定然能够取得他们那样辉煌的成就。谄媚的怀旧是一种误置的情感。梭罗曾表示：“对于黄金时代的悲叹，只不过是在感怀黄金时代的人们。”自从梭罗明白了这一点，自从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看清了这层关系，他便再也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信仰。在《瓦尔登湖》的《阅读》（Reading）一章中，梭罗用最为雄辩、最为动人的辞藻向经典致敬。他试图解释说：“最古老的埃及哲学家和印度哲学家从神像上曳起了轻纱一角，这微颤着的袍子，现在仍是撩起的，我望见它跟当初一样鲜艳荣耀，因为当初如此勇敢的是他体内的‘我’，而现在重新瞻仰着那个形象的是我体内的‘他’。”如果我们的所闻所见与他们相同，那么我们也能够像他们一样创造经典。正如梭罗在1838年2月中旬的日志中写的那样：“如果希腊人的子孙为希腊人创造了新的天地，那么康科德的子孙则没有任何理由做不到这一点。”
7.德国
新英格兰对于现代德国的兴趣大致始于1812年，当时约瑟夫·巴克明斯特（Joseph Buckminster）接受任命前往哈佛，而哈佛也随即派出年轻学者到德国接受神学培训。班克罗夫特、蒂克纳、科格斯韦尔（Cogswell），以及埃弗雷特（Everett）等人，分别从德国带回了新观点与新思想，尽管他们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些思想与观点的深刻意义。在爱默生及其同时代的作家——特别是里普利、帕克、海奇以及富勒等人的倡导下，德国思想和德国文学最终在新英格兰获得了广泛的接受，为塑造当时新的思想风潮——超验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超验主义”一词来源于德国先验唯心主义，这个名字本身便见证着新英格兰人对德国的肯定与赞赏。对于爱默生及其周围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而言，在哲学上，康德和费希特[39]要比洛克、休谟[40]或是苏格兰常识哲学（Scottish Common Sense）重要；在文学上，歌德和诺瓦利斯[41]要比华兹华斯和济慈重要；在神学上，赫尔德、柯勒律治[42]（本身深受德国思想的影响），以及施莱尔马赫[43]（Schleiermacher），要比乔纳森·爱德华兹[44]和美国清教传统更重要。在1837年，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德国思想，则无法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风气是如何超前。
因此，梭罗从大三开始，连续四个学期都选修了德语，这似乎是无法避免的。即便在坎顿市执教期间，他仍然不忘温习德语，他每晚都在奥利斯蒂·布朗森的陪伴下学习至深夜。对梭罗而言，学习德语是令人兴奋的，他的面前仿佛敞开了一道道崭新的大门。这种感受，从他对布朗森的赞美中便能看出。他曾饱含深情地表示，在坎顿度过的日子标志着他的人生进入了新时代。重返大学后，他很快开始阅读和引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45]《文学史讲稿》（Lec tures o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中的内容。在大四这年，他对德语的兴趣明显变得越发浓厚，德语研究在他四周兴起。当时，安德鲁斯·诺顿（Andrews Norton）正准备对德国的《圣经》批评进行有力的驳斥；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正在翻译德国杰出批评家德·维特（De Wette）的经典作品；伊丽莎白·皮博迪（Eliza beth Peabody）则潜心研究德国的史料编纂学及神话艺术学；玛格丽特·富勒正在翻译艾克曼的《与歌德对话》；而爱默生则在这个冬天以及1837年春季举办了“历史的哲学”系列讲座，他的许多理念和观点都来自J.G.赫尔德。
1837年4月初，梭罗从图书馆借走爱默生《论自然》的那天，他同样借走了卡莱尔翻译的歌德的《威廉·迈斯特》（Wilhelm Meister），这是一本长篇教育小说，记录了主人公如何逐步摆脱他的中产阶级世界，走进由真正的理念、真实的文化，以及雄心壮志构成的世界。5月下旬，梭罗参加了新任教授朗费罗关于德国与北欧文学的系列讲座。在讲座中，朗费罗强调了北欧语言的重要性，并就当时少有人知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学以及瑞典文学做了专题讲座，他在其中一场讲座中简要介绍了德国文学，在多场讲座中介绍了歌德的生平及作品。
或许是因为自己拥有法国北方人及苏格兰人的血统，梭罗从一开始便从德国及北欧的语言、神话以及文学中，感受到一种家族般的亲密感。对他而言，这些并非完全是舶来品，而是自己复杂身份的一部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时常觉得自己的名字是雷神索尔的一种延续，随着大学生活即将结束，德语学习已成为他最感兴趣的内容之一，他认识到自己的本土语言也属于北欧语系。从布朗森到朗费罗，再到爱默生，英语文化和德语文化中的杰出模范坚定了他成为一名诗人的理想，周围有趣的人也都在认真地研习德语文本。这年秋天，当梭罗开始中规中矩地书写日志时，他所记录的第一本书便是歌德的《托尔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第二本是歌德的《意大利游记》。由于当时尚没有英文译本出现，梭罗便在漫长的冬日里以自己的方式认真地研读着这部作品。
《意大利游记》是了解歌德最好的作品，其中收录了歌德的一些日志、笔记及信件，作者以饱含热情的笔触详细地记述了1786至1788年间自己前往罗马和西西里岛游览的经历。当时的歌德已经37岁，然而从近乎少年般欢腾的文风中，根本看不出作者已经人到中年。这场旅行不仅仅是出自心底对于探寻古代世界的渴望，更是歌德逃脱名缰利锁（当时歌德的诗人美名已经传遍德国）以及躲避魏玛市公众关注的机会。这本书记录了一场自我发现的朝圣之旅，与朗费罗的《海外朝圣记》相似，但是以游记的形式写成，比朗费罗高出一筹。梭罗从书中读到了自由感，读出了歌德的渴望与无限欢乐。
歌德能够将艺术家的浪漫与强烈的社会意识融合在一起，这让梭罗十分钦敬。此外，他十分佩服歌德的描述技巧，因为歌德不仅仅记录所见所感，而更用“冷静看客”的视角进行客观的观察，然后将自己的观察记录下来，这给梭罗自己的文字描写提供了灵感：没有华丽炫目的比喻，没有泛滥的主观情感，只有事物本身，就像用文字组成的素描画。
如果简单地说梭罗受到歌德的影响，或恐有些不准确，因为梭罗比任何一个人都抵触他人带来的影响。不过歌德像爱默生一样，为梭罗指明了一条自我探寻的道路。歌德关于意大利之旅的描述令梭罗心中充满了期待。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自己的旅途，书写自己的作品。站在罗马城内，望着普桑[46]、克劳德·洛兰[47]以及萨尔瓦多·罗萨[48]的画作，歌德写道：“我的所有理念，既不是来自道听途说，也不是来自传统，而是来自与事物的亲自接触。意识到这一点，我便可以休息了。”这番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梭罗。虽然他也从他人的作品中得到感悟，但最重要的观点都是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尽管他的某些观点与他所读到的观点有些相似。
例如，梭罗多年秉持的一个理念便是从1837年阅读歌德的作品时形成的。《意大利游记》中有一条主线：歌德寻找原始植物，企图找到能够“解释”令所有植物形态变异的那株“最初”的植物。这个问题已经在歌德的心里盘桓了很久。最终，他写道：“当我徜徉在巴勒莫的公共花园里时，我突然想到，我们熟视无睹的叶子中便隐藏着普罗特斯[49]，它时而显现，时而隐身，由此产生不同的植物形态。不论是最初的植物还是最后一株植物，所有的植物都不过是叶子而已。”
这是歌德对于植物形变得出的一条主要结论，但对于爱默生和梭罗而言，这也是理解自然法则的关键。在爱默生看来，普罗特斯代表的“形变”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过程，而是所有自然过程的象征。在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等词语被用来解释一切自然变化或隐喻社会变化之前，浪漫主义作家——从歌德到惠特曼（Whitman）——便已经开始用植物的形变来表达自然变化的意义，但这种表达与进化论无关。
爱默生指出，歌德提出了“现代植物学中的重要理念”，并把这种理念归纳成一个清晰的命题：“叶子或叶眼是植物学的基本单位，每株植物都是叶子为适应新环境形变而成的。在不同的环境下，叶子可以形变为不同的植物器官，不同的植物器官也可以形变为叶子。”事实上，歌德正试图寻求能够解释普遍现象的法则或原则。这年的11月下了一场严霜，这给梭罗提供了同样的探索机会。树木、枝条、草叶……所有的一切在瞬间都被罩上了一层冰花，变为“绝美的冰霜枝叶”。梭罗写道：“这是冰叶为树叶制作的夏裙。”这些冰花呈现出叶子的形状，却不依附于叶子而存在。他兴冲冲地写道：“这些凭空出现的冰做的叶子，与那些绿色的叶子一样，都是由同样的自然法则所创造的。”
从12月到第二年1月，整整两个月里，梭罗都在寻找同样的冰花形态。他在日志中记录了植被与凝霜间的关系。这种关联和类比令人兴奋，但更重要的是，它让梭罗像歌德一样，孜孜不倦地探寻着某种现象后的普遍法则。不论是歌德、爱默生、维吉尔、荷马，还是斯多葛学派的信徒，对于梭罗而言，他们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们都向梭罗展示了自我探寻的道路，且为他树立了典范。
1837年的这个秋天，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冬天，梭罗的内心世界里充满着兴奋、期待及慷慨，流露出强烈的求知欲。1838年3月的时候，梭罗读起（或者说是回忆起）斯达尔夫人[50]的《论德国》（Germany，1812），这本书对德国思想及文化进行了简介，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作者在最后三章用较长的篇幅论述道：“激情是德国人最重要且最突出的一种特质。”在她看来，这是解读德国的关键。“没有了激情，思想便不再是思想。”斯达尔夫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梭罗也一样。
8.社会
1838年2月中旬，当爱默生建议梭罗写一本关于大学生活的回忆录时，梭罗所写的却是一份讲稿，其内容并非是关于大学生活，而是关于“社会”的论述。这是梭罗的第一次公开讲座，讲稿于3月动笔，4月完稿，全篇显露出梭罗特有的风格。作者开篇便提到了亚里士多德“人类生来便具有社会属性”的观点，接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社会，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字眼，“其含义是否发生了变化”？其内涵是否变得与最初的含义相反？“为了保留这个词的最初含义，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阐释”。或许，梭罗争辩道：“应该说，社会是为人类而存在的。”有时候，梭罗这种正话反说的做法比较恼人，但此处，他并非否认社会组织的重要性，而是为了提醒听众，社会只是个体进行自我实现的一种手段。
这种为个体辩护的文章算不上新鲜，不论是新教传统还是杰弗逊传统中均是如此。梭罗在读大学期间，课堂上经常开展类似的主题讨论。大二的时候，他甚至还以“人总是急于成为别人眼中的自己”“什么情况下应该遵循文明社会的形式、礼仪以及约束”为题写过两篇文章。大四的时候，梭罗曾针对“俗尚带来的责任、束缚以及危害”写过一篇小短文，其主题早已超越“个体对抗社会压力”的陈词滥调。“我绝不会因为害怕惹怒这个世界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他曾这样写道，文中的最后一则论点简洁而有力，凸显了作者的强烈信念。他说：“如果我们不听从良知的召唤，那么变革的大门便会就此关闭。”
当谈及个体在社会群体的压力下寻找自我身份的问题时，梭罗心中所想并没有超过一个20岁大学生的认知范围，因为大学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即便在家庭生活中也无法回避群体关系。回到康科德后，梭罗发现父亲的家里至少雇了9名工人。在康科德中学教书的日子更谈不上清净，就连傍晚在爱默生家做客也总会碰到不少的客人。然而梭罗对社会的看法并非像自己宣称的那样始终一致，他的日志和讲稿中都表现出对社会及团体的高度赞扬，甚至还曾引用歌德的话，鼓励人们打破固有的私人圈子，与整个国家、与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进行交流。这年12月，他在日志中写道：“声名远播也好，臭名昭著也好，都是时势、态势所致。”3月，他在反思个体行为时写道：“至少，一个人不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
爱默生及其周围的人虽然都看重个人努力，但实际上却并不反对社会团体。爱默生本人虽然反对从众之举，但也只反对“盲从于腐朽僵化的教条”，反对的原因也仅仅在于“盲从会分散一个人的精力”。不论是爱默生本人还是他的友人，都不反对人们遵从自己的信仰。事实上，超验主义本身便是集体主义的一种隐晦表现。美国人之所以倡导个人主义，并非为了自我夸大，或实现狭义上的自我修养，而是因为个人主义是促进社会变革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与德国人有所区别。德国文化中的教育理念虽然赞成自我修养，但正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所说，德国人虽然拥护这一理念，却不赞同将之用于政治活动或社会活动。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最著名的超验主义者最终都变为社会或政治上的激进分子。
西奥多·帕克是废奴运动中的激进分子；玛格丽特·富勒是女性主义和1848年罗马革命的积极倡导者；乔治·里普利则参与了布鲁克农场实验；布朗森·奥尔科特倡导教学改革和有机农业；伊丽莎白·皮博迪引领了多场运动，包括在美国建立幼儿园、为美洲印第安人辩护等；梭罗是最先为约翰·布朗（John Brown）辩护的人；比起那些嘲笑超验主义者“在云端妄想”的人，爱默生在废奴运动中的表现则更为积极热心。如果说超验主义者果真如此，那么这些云彩也只是反抗不公的暴风乌云，而不是反对社会的一缕青烟。
从梭罗4月那场讲座的残稿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所谈论的不是反对社会这个团体，而是呼唤一种更加精细、但很少能够使之成为现实的团体或组织。在描述年轻人进入社会的状况时，他的笑话中反映出的更多是他的失望而不是幻灭。“怀着一颗激动的心，他日夜兼程地来到众神的聚会，不料幻影迅速散去，最初看似琼浆甘露的，竟然只是最便宜、最普通的红茶水，就连姜饼都没有一块。”梭罗能迅速看清社会的本质，就在他抨击社会总是无法满足我们的期望时，他也对那些顾影自怜的“边缘人士”进行了嘲讽。“如果是否受人待见取决于一个人的长相，”梭罗写道，“还是请这些人不要抱怨别人的冷漠了。”
梭罗曾指出，相互亲近、彼此结成紧密的关系“乃是人类的天性”，但问题在于，“人类仅仅是聚在一起，而非亲密往来”。“往来”一词极具争议性，随着众多改革团体纷纷出现，这个词很快便成为当时的流行语汇。梭罗曾用“往来”一词表达自己的真正意图：他所需要的并不只是一个团体，而是一个更加真实、人们彼此往来的社会组织，并非单纯地聚在一起，而是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建立友情。在谈论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具有价值时，梭罗使用的正是他谈论爱情和友情时常用的、深情而震撼的语言。对于他的学术生涯而言，社会团体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他曾写道：“在团体里，只有在独处时才能获得的灵感源源不断地向我涌来，并首次得到了表达的机会。”梭罗在1838年的日志和讲座中明确了自己的观点：他并不拒绝人类社会，并不否认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甚至不否认社会的重要性。当然，社会并不始终令人满意，这令梭罗颇为失望，但除此之外，不论是他幽默的批评还是睿智的讽刺，它们本质上并不反对社会本身，而是反对“社会决定论”。如果赋予社会比个体更高的价值，如果鼓励人们通过某些团体来定义自己的身份，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因个体缺陷而导致的批判便会轻而易举地转移到对团体的批判上。如果一个人的身份和满足感要通过社会来定义，那么任何的不满、身份的缺失、人性的异化等，都要归咎于社会。爱默生已然对这种观点表示出反对，而梭罗则更进一步，在1月的日志中直白地宣称：“一个人的幸福感要靠自己来构建，要让他意识到，他在抱怨周围的环境时，其实是在抱怨自己的性情。”这番言语并不是反对和蔑视社会的呼喊，更不是对厌世思想的鼓吹，仅仅是拒绝因为自己的失败而苛责他人、苛责环境、苛责社会的行为。如果不该把问题归咎于社会，那又何必把荣誉赋予社会呢？这年4月，梭罗对康科德大讲堂的听众讲道，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幸福应该由自己来负责，那么我们就能够逐步完善自我、完善社会，甚至可以完善康科德。
9.康科德教师
对于梭罗而言，为成人开办讲座无异于一项全新的事业，因为刚刚大学毕业的他仅仅是名中学教师，毕竟他在大学期间是朝着中学教师的职业目标而努力的。大三时，他曾在坎顿市做过一阵子教师，由于当时做得不错，后来他才有资格请布朗森帮忙。临近毕业时，同学们有的进了法学院，有的去了神学院，还有一名留校，其余几名都进了中学教书。
梭罗找到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全凭难以想象的好运。在康科德公立学校的体制中，一共只有两份重要的教职，其中一份便是由中心文法学校提供的，年薪500美元。当时，第一教区的新任助理教士弗罗斯特（Frost）先生每年才赚340美元，而资深教士里普利博士的年薪才达到600美元，外加住房和价值150美元的木柴。梭罗的这份薪水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当时康科德的中学系统分为7个片区，8所男子中学，8所女子中学。1837至1838年的学校预算为2132.55美元，位居该地开支之首，扶贫资金位居第二，道路桥梁开支位居第三。每个片区均有男女教师，男性教师收入通常为100美元，女性教师大约为40美元。梭罗所在的中心片区有2名男性教师、2名女性教师，学生则有300多名。梭罗自己便负责100多名学生的教育工作。康科德雇用的20多名教师中，梭罗的职位待遇最为优厚，因为他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
学校的硬件环境可谓恶劣，尽管给当地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但康科德中学得到的财力支持还不及布鲁克赖恩地区丰厚。学校的主体建筑修建于19世纪早期，此时已经破旧不堪。学生回家时往往鼻青脸肿，要么是因为打架，要么是因为老师的体罚。为了让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学，能够获得正规教育，康科德于1822年创办了私立学院。梭罗与哥哥约翰上的都是当地的私立学院，而不是公立学校。然而大学毕业后，梭罗却回到了公立学校，担任的职位也十分惹眼。
学校的一份报告称，教室里“除了中心位置，其他各处没有半点油漆”。这份报告又称，学校里“更没有操场，连树木都没有一棵”。教室正对大街，放学后，教师们没有别处可去，出了门便是大街的中央。教学设备极其匮乏，只有一两所学校拥有几张大地图。“至于实验设备，除了门上写着‘实验’字样的标牌，其他一无所有。”所有学校都使用柴炉取暖，这也是最大的问题所在。教室里有时接近冰点，有时又高达120华氏度，且通风设备十分原始，屋子里经常浓烟密布。教育委员会曾严肃地指出，学生成绩不佳的主要原因在于教室憋闷缺氧，因此，“每位教师最首要、最神圣的职责在于控制教室里的温度和通风”。
此外，缺勤率过高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冬季学期的出勤稍比夏季好些，即便如此，多数学生每三天中便有一天会逃学。为此，教育委员会曾不无道理地要求教师严格管理纪律。20岁出头的梭罗之所以离职，或许单纯是因为不愿体罚学生，或许是因为要管理50至100个年轻的学生令人实难招架。12月，他在写给布朗森的信中说，他正在寻找一份教职，“在规模较小的学校里任教，或在大学校里担任助理”。在康科德规模最大的中学里担任最主要的教职，梭罗委实难堪重负。
任教不到两周，梭罗便辞了工作。但他仍把自己看作一名教师，辞职后便立刻寻求其他教职。尽管他对康科德充满了眷恋，此时也只得哪里有工作，便忙不迭地奔向哪里。尽管他在公立学校闹出过一场风波，但有爱默生、昆西校长以及布朗森等人为他推荐，他获得了康科德许多大人物的支持。梭罗分别到过马萨诸塞州的陶顿市、纽约州北部、亚历山大市以及弗吉尼亚州等地求职。3月，他又得到消息，西部的肯塔基州可以找到工作，于是便立刻写信给在陶顿市从教的哥哥，让他跟自己一起踏上求职之旅。梭罗显然对教学事业充满了热情和渴望，并且盼着借求职的机会出去冒险和游历一番。“希望你赶快给我回信。”他在信中对约翰说，“现在正是动身的好时候，运河已经开放，来回花费相对便宜。我可以借一点现金，估计不是什么难事。”
几番努力均属徒劳，但梭罗并没有放弃。5月初，他动身前往缅因州寻求教职。他坐着汽轮从波士顿出发，途经格洛斯特的东角和安妮角。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航海旅行。尽管晕船晕得厉害，他仍然坚持要遍览海景，望着月光下无数的灯火和大片的土地从眼前掠过。当时，海路仍然是前往缅因州最快且最实惠的路线。他在波特兰下了船，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他先后经过布伦瑞克、巴斯、加德纳、哈洛韦尔、奥古斯塔、柴那[51]、班戈、奥尔德敦、贝尔法斯特以及卡斯廷等地，返程时又经过贝尔法斯特、托马斯顿、巴斯，最终到达波特兰。尽管梭罗并没找到工作，但却趁机饱览了美国的风景，包括他多次经过的佩诺布斯科特海湾。当时，缅因州的沿岸地区大部分还是耕地，而腹地则覆盖着广阔的森林，绵延上百英里，一直延伸到加拿大，许多高大的树木上仍然印着国王之符（它们在革命前被选来做桅杆）。前往缅因州的途中，他在奥尔德敦遇到一个健谈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指着佩诺布斯科特河说：“沿河前行两到三英里，你会看到一个美丽的国家。”他所说的正是马萨诸塞州早已消失的、广袤而野性的原始森林，那里的湖泊附近没有一座民居，那里的河流上从未修建过水坝。经过伐木营地，越过那条变窄的河流，便进入了一片白人世界里很少见到的荒野。缅因州的偏远地区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不久后，梭罗还会回到这里。可是眼下他并没找到工作，因此只好回到康科德。由于找不到公立学校的教职，他只好自行开了一所私人学堂。当时的学生数量不再有上百人之多，而是只有4名，或许会有第5名出现。学生的年纪在8至12岁或2至4岁之间。随后，他在写给约翰的信中说：“我读了些希腊或英语作品，有时会去田野里转转。”这种生活是闲适而美好的，这年夏季的田野里长满了各种浆果。他的哥哥不久就会返回家乡，和他一同经营这所私人学堂。虽然这份事业刚刚起步，但起码可以维持生计，而且十分体面。即便如此，他仍然把主要的心思放在了其他事情上。
10.诗歌
一时间，教书这份工作还算非常不错，至少它可以回答令人厌烦的职业问题（“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心里才不会感到羞愧？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什么都不做”）。尽管梭罗坚持着自己的教育理念，拒绝“将知识强加给学生”，但对他来说，教育仅仅是一种获取衣食的手段，他从未把它作为一生的事业去追寻。他真正渴望的事业是创作。的确，讲座也是一种创作，为了迎合特定的听众群体，演讲者在创作讲稿的过程中，会学到大量实用的写作技巧。爱默生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他的讲座技巧颇为纯熟，语言流畅且令人印象深刻，不仅广受听众热捧，每年的讲座收入更是高达500美元。创作或许也能带来如此高的收入，但20岁这年，梭罗真正想创作的却是诗歌。
大二的时候，梭罗便已经读过朗费罗的《海外朝圣记》，并且摘录了其中关于诗歌的有趣论述，这番论述大可以视作是朗费罗为诗歌进行的辩护。对于梭罗而言，整本书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恰恰在于朗费罗对中世纪欧洲诗歌、对英雄时代以及对传奇小说的兴趣。大四这年秋季，梭罗开始在一张又一张纸上摘录莎士比亚、德莱顿[52]、瓦莱尔（Waller）以及弥尔顿（Milton）的诗句。这些纸张显然不是大学生的练习册，而是一名成熟诗人的创作本。令梭罗获益最多者非弥尔顿新奇的修辞手法莫属，比如，用“烟气腾腾”来修饰“小溪”，用“伟岸”来形容“鹰隼”，用“浩浩荡荡”来形容“进攻”，用“野蛮”来形容“不和谐”。
大四这年的春夏两季，梭罗参加了朗费罗关于北欧文学、盎格鲁-萨克逊诗歌、中世纪英语诗歌以及歌德的讲座。像往常一样，朗费罗关注的重点在于诗歌，并对古代原始而勇武的精神进行了特别强调。
从梭罗的早期诗作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所偏爱的诗歌类别。在《布洛涅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logne）一诗中，他曾试着去描绘“马斯科塔奎得”——印第安语中的康科德河，但诗中显然缺少了一丝本土特色。这是一首颇具塔索[53]风格的十字军战士的民谣，读来令人联想到朗费罗和希曼斯夫人（Mrs. Hemans）：“普罗旺斯河谷的上方，月轮低悬，夜色笼罩了大海。”大四的时候，梭罗还写过另外一首诗，描写的对象是露西·布朗（Lucy Brown）从窗口扔出的一束花。露西·布朗是康科德的一位女士，是爱默生的姨姐，比梭罗大了几岁。但总体而言，这些诗歌似乎看不出任何主题，只有《生活如斯》［Sic Vita，后改为《生活如夏日》（Life is a Summers Day）］的创作手法较有新意。
此外还有一首早期诗作，名为《萨克逊老者言》（Speech of a Saxon Ealderman），这首“诗”里包含着梭罗从约瑟夫·布朗沃斯（Joseph Bosworth）的《盎格鲁-萨克逊语法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Anglo Saxon Grammar，伦敦，1823）中直接摘录的内容。此举表现出梭罗对古英语粗糙、刚劲的一面产生了兴趣，更凸显出一种柯勒律治式的简洁与直率：“厅堂已打扫，桌布已铺好，焦急的客人已来到。”
此外，梭罗还尝试过更传统、更柔婉、更浪漫的拉丁“民谣”，诗中的押韵如“小溪”与“光溪”，都太过牵强和生硬，却遵循了民谣简短明快的创作传统：
我们像是山洪，
沿着草地漫涌，
来自清澈的泉眼，
奔向远处的海边。
梭罗最擅长的是口头表述形式，他早期的日志中也抄满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歌谣及民谣。他的早期诗作大多注重“表演”层面，朗读出来的音乐效果远比纸面上的文字效果要好。
最初的几首诗表现出一丝浪漫而非超验情怀，流露出他对古英语以及弥尔顿的敬仰，明显带有早期中世纪诗歌的简洁、粗放、质朴等特征。大四这年夏天以及毕业后的这年秋天，梭罗正在阅读西德尼（Sidney）的《诗辩》（Defense of Poesie），同时从歌德的戏剧《塔索》中摘录部分内容，并且翻译了——虽较为生硬——歌德的一些诗作。第二年春天，他再次将注意力转向了自己的诗歌创作。
此时，他已经创作了几篇较为出色的诗歌，有的论及友情，有的关乎爱情。《友情》（Friendship）一诗情感真挚，用直白奔放的手法抒发了强烈的情感：“我对爱进行了沉思/而在这一瞬的沉思间，我认识到爱就是我的整个世界。”爱默生后来曾表示，梭罗的一生都被记录在他的诗歌里。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只有在诗歌中，梭罗才会暴露内心的情感。以上诗行或许是为了哥哥约翰所写，或许是为了歌颂他与爱默生之间刚刚建立的友情所写，无论是哪种情况，赫伯特式的简洁句式以及文艺复兴式的明快措辞中，都流露出他对友情所抱有的深沉而强烈的情感：
我是说，
两棵坚韧的橡树并排挺立，
抵受着严冬与暴雪，
纵使风吹浪卷，
依然如野草般傲然成长，
因为两者都很坚强。
爱默生曾表示：“诗之为诗，不在于格律，而在于成就格律的观点。”或许是为了回应爱默生，梭罗开始尝试更具现代色彩的修辞，他此时写下的诗歌令人联想到格雷或布莱恩特[54]。在《悬崖与溪流》（The Cliffs and Springs）一诗中，他描述了阵阵鸟鸣如何将他从现实世界引开，令他感觉不到“时间或地域”，感受不到“丝毫大地的痕迹”。此时，“那片风景散发的微光就是我唯一所处的地域，/整个世界唯一的残留”。这首诗令人联想到济慈那篇著名的《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可以将它视作梭罗首次试着去捕捉现实与理念之间、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超验的辩证关系的一首。在该诗的结尾，梭罗写道：“我又一次迷惑着，走进了熟悉的大地。”
在梭罗看来，只有现实才是持久的。
从梭罗在1838年春季写下的诗歌中不难看出，他当时正试着将英国传统诗歌的某些元素运用到康科德的场景以及个人主题上。在《蓝鸟》（The Bluebirds）一诗中，梭罗为康科德赋予了民谣的形式，有些近乎完美的诗行简洁得可以与歌德的诗歌相媲美。“它们仿佛来自遥远的南方，/刚好栖息在瓦尔登湖畔的林木上。”除此之外，这年春天，他还写了一首关于瓦尔登湖的诗歌，这首诗用布莱恩特般的笔触，对“灵感”这一主题进行了描述；在《五月清晨》（May Morning）一诗中，他用英雄双行体展现了康科德的地方主题；在另外一首诗歌中，我们能够看出梭罗所感受到的冲突：学校生活与充满诗情的自然体验和春季体验之间的冲突。这首诗是这样开篇的：“一名小学生走在上学的路上/一路磨磨蹭蹭/如此难得的时光，何必去遵守学校的各种规矩。”学校的生活与乡村生活都是乏味的，就像一场无聊的睡眠，但在诗歌的结尾处，梭罗提到他在看到明媚的天空时“意识迅速回归”所带来的欢欣与快乐：
我睁开眼，看到了一片蓝色的田野，
就在不远的上方，一株紫罗兰正打着瞌睡，
仿佛蓝天的一部分，可以闻到阵阵香味，
它的蓝色与广阔的天空融为一体。
1839年，爱默生在提到梭罗的早期诗作时，曾慷慨地赞扬这些诗歌“在我看来，是毫无诗意的美国森林所发出的最纯洁、最崇高的乐声”。在梭罗身上，他看到了一种特质，不论是朗费罗还是布莱恩特，都不具有这种特质，甚至连他本人也会偶尔去追寻这种特质。爱默生曾写过几首短小的四行诗，那紧凑、有力、奇妙的行文显示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风格明显与他密不可分：
若想给火热的思想披上衣裳，
简单的言语就足以胜任，
因为天才的本领在于，
用野草为国王制作面具。
另外，“大海是勇者的道路/边境是种满小麦的平原”等诗句不仅与艾米莉·狄金森的风格十分相近，更与梭罗的早期诗作十分类似。除了以上引用过的诗行，梭罗还会将浪漫的期待与准确的描述相结合，写出以下冷静而绝妙的文字：
我必然，必然要到远方的海岸去，
在遥远的亚速尔，在一座孤岛上，
在一条荒凉的小溪里，在那贫瘠的沙岸上，
埋藏着，埋藏着我寻求的宝藏。
这首诗流露出透骨的简洁的、海浪般的韵律，以及明快的叙事，其总体效果，只有后来的约翰·梅斯菲尔德[55]的诗作才能与之媲美。这些诗行明确地表达出梭罗亲身体会到的情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诗歌出自诗人的脚下——他的全部重量都压在这片大地上”。有了这些诗歌做起点，有了精益求精的态度，也难怪梭罗会把自己看作一名诗人。爱默生对这些早期诗作的赞誉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他绝不是施舍赞誉，而是鼓励梭罗面对更多挑战。毕竟在1838年，除了爱伦·坡（Poe）和爱默生本人外，美国还有谁能写出更好的诗歌呢？
【注释】
[1] 现代教育体系中，“三R”分别指读、写、算。——译者注
[2]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代表作《论宽容》《政府论》《人类理解论》等。
[3] 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法国经济学家。
[4] 指《政治经济学教义》（Cathech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5] 约瑟夫·斯多里（Joseph Story，1779—1845），美国律师与法律专家。
[6] 弗兰西斯·豪尔（Francis Hall，1821—1871），美国极地探险家。
[7] 罗斯·考克斯（Ross Cox，1793—1853），爱尔兰人，做过报纸记者。
[8] 托马斯·洛兰·麦肯尼（Thomas Loraine McKenney，1785—1859），美国官员。
[9]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
[10] 威廉·布洛克（William Bullock，1773—1849），英国旅行家、自然学者、古文物收藏家。
[11] 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英国小说家、诗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坎特伯雷故事集》。
[12] 指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和诗人。
[13]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美国诗人、翻译家。
[14]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美国作家。
[15]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美国作家、诗人，代表作 《白鲸》。
[16] 沃尔特·萨维奇·兰多（Waltor Savage Landor，1775—1864），英国作家、诗人。
[17]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哲学家、评论家。
[18] 布朗森·奥尔科特（Bronson Alcott，1799—1888），他的女儿是《小妇人》的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