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日本
昭和三年（1928）十月二十三日，我们一行搭乘发自天津的大阪商船“长安丸”抵达神户港口。那时我已满十四岁。
在京都的吉田操子老师家停留数日后，我们坐上了驶往东京的列车。到东京时，正是登上神户港口的五天之后。我们当天就被带去位于赤坂的“葵”酒店，出席了记者见面会。见面会结束之后，才总算可以一解旅途疲惫。
第二天，桥本来接我们。他带我们去“麻布区谷町六十一番地”的出租房，我们就在濑越老师准备好的这间房子里安顿下来。日本棋院当时位于溜池，这间房子离得很近，仅隔市内电车两站地的距离，步行过去也用不了多久。那时我基本不会说日语，但牢牢记住了“谷町六十一番地”的发音，这样就能在迷路时去问警察。我到现在都很怀念这个地名。
身为濑越老师的弟子，我在谷町六十一番地踏出了日本棋士生涯的第一步。大仓副总裁给我的生活费以两年为限，两年内我的学习如果没有进展，就会停止支付。而我们一家既已来到日本，也就不能一事无成便返回中国。当时我虽然只是一介少年，对此也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初到日本的时候，我穿着马褂，这是当时中国的正装。刚开始，我出席正式场合都穿着这身正装。一周之后，我受邀前往床次竹次郎先生家，喜多文子老师对我说：“既然已经来到日本，一直穿着这身衣服会让人感到奇怪的。”于是送了一套和服给我。此后，只要是参加比赛，我都喜欢穿上这套和服。
喜多文子老师是能乐喜多流派的掌门——喜多六平太先生的夫人，同时也是女子围棋的先驱。她在战前严格的升段制度下，凭借自己的实力升到了四段，战后又被赠予六段，从那时起，喜多文子老师培养了众多有实力的年轻女棋士。她还是濑越老师夫妇的婚姻介绍人，后来我也拜托她做了我们夫妻的婚姻介绍人。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会像母亲那样照顾我，实在是令我万分感激。
来到日本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日本棋院应该授予我几段。当时与现在不同，段位有绝对的权威。棋士们根据段位来确定交手时的棋份
，对局酬金和教学费用也因此不同，因而授予几段是个重大的问题。虽然濑越老师力主我具备三段的实力，但大多数棋士都认为我至多不过初段。于是姑且假定我有三段的棋力，以测试对局来衡量我的正式段位。
十二月一日，测试对局开始。第一位对手是筱原正美四段，他在当年春天的升段赛中位列一等。当时日本棋院有个规定，四段以下的低段位者，每人每局只有八小时的对局时间，而且要在一天之内下完。但棋院考虑到我可能还不习惯这种计时制，所以这场对局取消了时间限制。无论如何，这都是我来日本后的第一战，同时又有着国际比赛的氛围，我因此有些紧张。而筱原也很当回事，双方绞尽脑汁，下了三天才结束。日本棋院很看重这场比赛，启用了棋院里的妇人专用客房作为对局室。这间房平时很少使用，里间设有梳妆台和床，方便女客留宿。房间由曾在美国留学的大仓先生指示建成，在当时的日本很少见。这局棋由我执黑先行，我幸运地在中盘赢得胜利。
接下来的第二局是和秀哉名人的让二子局。这局棋是正式的试验。秀哉名人身材异常瘦小，体重似乎不足三十五公斤，但当他坐到棋盘前，却让人感觉比其他棋士都要大一圈。这局棋和与筱原四段对局时一样，也在棋院的妇人客房进行。那天桥本代替濑越老师，待在棋院里陪我。
哥哥和母亲都十分担心：“万一输了怎么办？”但我那时刚来日本，并不像日本棋士那样受制于名人的威势，下棋时心情十分平静。打挂的时候，木谷和很多日本年轻棋士都进来观看局势，想必这局棋很受年轻棋士瞩目。对局以我赢四目而告终，我自己下得也很满意。名人点评说：“黑棋庄重坚实，一直将优势保持到最后。步履堂堂，未给白棋任何可乘之机，实在是让二子局的会心杰作。”
对局终了、名人的点评也结束时已是深夜。桥本带我去荞麦面馆，那碗面非常好吃，令我至今难忘。
说到名人的威势，我在被正式授予三段后，马上又和秀哉名人进行了让三子局。当时我受到名人的威严震慑，对局成了大苦战。
那次的对局由时事新报社企划，报社打算将其刊登在正月初一的报纸上。我当时对日本的棋份规矩还不熟悉，以为也是受二子，所以在棋盘上放了两颗黑棋。名人表情纹丝不动，却重重地喝道：“三子！”我一下子就被震住了，此后迟迟不敢落子，棋也渐渐变得凌乱。到了第三天，居然成了胜负不明的状态。最后我好不容易收拾了局面，赢了十一目。第二天打挂的时候，濑越老师曾叱责我说：“要是连让三子局都输了，你就回国吧！”当时我真是冷汗直冒。
话说回来，在我赢了与秀哉名人的那次让二子局后，接着又执黑以五目优势击败村岛四段，正式被认定为三段。
获得三段以后，喜多文子老师担心我身体虚弱，便为我介绍了杏云堂医院的佐佐木医生，请他为我检查身体。检查报告显示：“肺里有结核自然痊愈的痕迹，不排除复发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身体也并不强健。为了防止复发，建议先逐步适应在日本的生活，一年之内不要参加有对决性质的正式升段赛。”因此，在之后的昭和四年（1929）里，我以《棋道》杂志和时事新报为中心，只参加杂志举办的对局和“新闻棋”，成绩是十二胜七败二和。
模仿棋
我刚来日本的时候，木谷实四段在年轻棋士中是出类拔萃的强手，其他棋士称他为“怪童丸”，非常怕他。当本因坊秀哉名人与雁金准一八段分别代表日本棋院和棋正社，拉开“院社对抗赛”的帷幕，将世间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木谷四段将棋正社的雁金八段、小野田五段、高部六段三位棋士每人接连打败了三次，仅凭一己之力就结束了这场对抗赛。他就是如此厉害。
在时事新报社刊载的淘汰赛中，我遇到的第七位对手就是木谷实，那是我第一次和他对局。和这样的强手对局，用寻常下法肯定赢不了。我想了很多对策，最后决定试试下模仿棋。我准备将第一手下在天元，之后就模仿白棋来下。从天元开始，然后模仿白棋的话，白棋一定会很快来中央挑起战斗。我就抓住机会，利用天元一子黑棋的优势，在中央决一胜负。这便是我的作战计划。而如果白棋一直不来中央，我就一直模仿着他来下，如此一来，局势就会愈发明了，黑棋也将变得有利，对此我已经心中有数。
对局两天前，桥本来访我家，我将此计划告诉了他，桥本也觉得可行，说：“这很有趣，就这样试试吧。”
对局开始后，我第一手下在天元，之后就完全模仿白棋走。木谷非常吃惊，他反复长考，很久都不走一步棋。而我只要跟着走就行，所以几乎不费时间。木谷不堪忍受，几度离席和报社的委派记者三谷水平商量。三谷后来告诉我，木谷当时说：“要是一直这样下模仿棋的话，我就没法下了。”但三谷说这并没有违反规则，因此无法让我停止模仿。三谷耗尽心思才安抚了木谷。
结果我一直模仿到第62手，从63手开始变化。到此为止，我的计划都是成功的，黑棋变得分外明了。可惜我在中盘时松懈了，木谷下出第124手妙手，最终我输了三目。
对局结束时夜已经深了，末班电车也没有了。我和木谷于是在棋院里住下，一直聊围棋聊到天亮。大概直到此时，才算是我和木谷的初次相识。总之，木谷是我的强劲对手。在刚来日本的两年里，我即使执黑也几乎赢不了他，耗费了四年时间才得以和他平起平坐。
参加升段赛
翌年是昭和五年（1930），我已经十六岁了，迫不及待地从春季开始参加升段赛。春季的成绩是七胜一负，位列三等；秋季则八战全胜，位列一等。于是我升到了四段。
此后昭和六年（1931）的升段赛，我在春季六胜二败，秋季八战全胜。接下来的昭和七年（1932），春季是八战全胜，秋季七胜一败，因此又升至五段。
如今回想起来，我来日本后最热衷于学习围棋的时期，大概就是刚到日本的昭和四年（1929）到昭和七年（1932）。当时我尤其认真地研究了本因坊秀策的黑棋和本因坊秀荣名人的白棋棋谱。此后，我将大部分的时间分给宗教，并不像世间所认为的那样努力钻研围棋。
此时我执黑棋较多，便以坚实的秀策流为主体，这也是我被称为“执黑无敌”的时代。昭和六、七年（1931—1932），我在成绩上位者选拔赛中也接连夺冠。尤其是昭和七年（1932），我在时事新报社举办的淘汰赛里接连击败了十八人，升段赛中也首次执白赢了木谷实，这是我棋士生涯中胜率最高的时期。
来日本后到昭和八年（1933）为止，我的成绩如下所示。昭和七年（1932）的胜率接近九成。
1928年 十四局 九胜三败（二打挂）
1929年 二十一局 十二胜七败二和
1930年 三十九局 三十一胜六败二和
1931年 四十二局 三十五胜五败一和（一打挂）
1932年 五十局 四十四胜五败一和
1933年 三十七局 二十五胜九败三和
我们一家来到日本半年后，从麻布谷町搬到了东中野，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升段赛中收获好成绩时，濑越老师在西荻洼自己家的宅地上为我们盖了一栋房子，我们总算有了稳定的住处。这栋房子有两层，一共六个房间，很适合一家人居住。大哥立刻前往北京，把三位妹妹接来东京，我们全家人终于住在了一起。二哥吴炎当时还在南开大学读书，所以独自一人留在了天津。
这时大哥已经成为早稻田大学围棋部的主力。刚来日本时，大哥不放心我独自外出，到哪里都陪着我。
话说来日之初，我对语言、地理，还有日本的习惯等都不熟悉，经常感到迷茫。最让我吃惊的是日本的神舆，我以为那是灵柩，而在中国，灵柩会在葬礼时被静静地抬去野外。我当时并不知道日本的祭祀仪式，看到人们气势饱满地抬着神舆，感到非常惊讶，心想这葬礼真是隆重，到底是谁的葬礼呢？
另一次，我和大哥两人一同去拜访家住赤坂的井上一郎先生，结果在回家时迷路了。井上一郎是濑越老师门下的大弟子，我和桥本是他的师弟。大哥为了找对路而拼命走，却走去了完全错误的方向。我觉得只要问警察就可以，但大哥对当时日本人蔑称中国人为“支那人”一事非常在意，所以极力避免去问警察。然而事与愿违，最后还是得去问警察，才总算平安到家。在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歧视非常严重，我自己虽然没有留下太多不愉快的记忆，不过据大哥说，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歧视尤其厉害，朝鲜人坐电车时，如果有日本人来到面前，就必须让座。
住在谷町的时候，母亲几乎不会日语，所以基本不曾外出。刚开始的两个月，我们都在邻近的中餐馆解决三餐。每当夕阳西下、关上雨窗时分，家门口必然会有卖豆腐的人经过，卖豆腐的人吹着喇叭，声音寂寞，在空中回荡。母亲每每听到那样的声音，想必都被勾起思乡之念，更添几分孤寂的心绪。
住在东中野时，承蒙濑越老师的关照，桥本经常会拿着甜纳豆来看我们。我们当时还不怎么会说日语，语言无法沟通时就写汉字交流。有一天，桥本在我家吃完晚饭后，在纸上写了“御馳走”几个字。我和大哥看到后，误以为是“出去散步吧”的意思，马上开始做出门的准备。桥本一头雾水，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着吃惊的他，也摸不着头脑，更加惊讶。因为“驰”字或“走”字，在中国只能被理解为外出。
西园寺公毅先生
昭和六年（1931），夏天将近的时候，木谷实来访我家，让我跟他一起去见西园寺公毅先生。当时我们已经在西荻洼濑越老师家边上的房子里落户，也终于适应了在日本的生活。
西园寺公毅先生是西园寺家族中的一位，也是当时第一银行行长西园寺龟二郎的哥哥。他办实业失败，于是在丰岛区泷野川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信仰日莲宗，所以身边聚集了很多信徒。不过，虽说是日莲宗，但西园寺先生倡导的宗教与传统的略有差异，偏向于信仰神灵，会使用佛教所说的“法”的力量，或是“念力”来为人治病，也会念诵比较独特的经文。另外，当有人前来咨询关于实业或政治的事时，也会请求神谕。
公毅先生在政经两界信徒众多。政友会的望月圭介先生、主持丹那隧道建设的铁道大臣三土忠造先生等都是他的信徒，经常去他家。公毅先生的围棋在业余爱好者中很强，木谷实也是他的信徒。
或许我在升段赛中的出色成绩令西园寺先生对我产生了兴趣，所以他才授意木谷带我过去。我问木谷：“为什么要去？”木谷说：“为了让你身体强健，棋下得更好。”刚开始时我回绝了，但木谷在我快要忘掉时又来劝我去。几次三番之后，我终于在将要入秋时答应跟他同去。
到了先生家后，先是让我念诵日莲宗的题目“南无妙法莲华经”。我虽然不很明白其中的含义，但心想反正是伟大的人说过的话，于是跟着木谷一起认真地念诵。公毅先生的宗旨是“魂在腹中”，所以唱诵时要把题目唱到腹中。
那次以后，我就经常和木谷一起去西园寺先生家。比赛当天去先生家已然成为固定日程。木谷住在离先生家很近的地方，每次我去的时候他都会来。
升段赛在下午五点时打挂暂停，此后我们会花一个多小时前往西园寺先生家。一到先生家，我就马上将当天的棋局复盘给先生看，随后与木谷讨论，也征求先生的意见。当时我和木谷两人正热情高涨地尝试新布局，一同研究新布局时几乎都是在先生家。讨论完后，先生会请我们吃晚餐，饭后则经常和先生下将棋。不过我的将棋水平很差，经常输。有时我也会请先生帮忙检查身体，先生就会带我去一间摆满佛像、专供祈祷的房间。房间的一角长年铺着床垫，我就在那里躺下，请先生为我检查。先生一旦发现有什么状况不好的地方，就会凝神用念力为我治疗。“这样就可以了，明天的比赛一定会赢的。”先生这样说的时候，我的确会有能赢的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西园寺先生年轻时曾留学美国，熟知西方文化，但从某个时期开始，他被东方哲学吸引，开始信仰日莲宗。先生对儒教也特别感兴趣，他的日莲宗信仰里大概也融入了一部分儒家思想。到昭和九年（1934）先生过世为止，我经常出入于先生家，是他家的常客，先生对我也非常照顾。西园寺先生对我那么好，也可能是因为我熟悉典籍，儿时也学过《大学》等，能够理解儒家思想吧。
总之，与西园寺先生的交往，成了我和木谷亲密往来的契机。而我对宗教开始感兴趣，自然也是由于认识了先生的缘故。
新布局的诞生
川端康成先生曾在《木谷实选集》（日本棋院出版）的月报上发表过《新布局的青春》一文，其中写道：
木谷实、吴清源创造的新布局时代，不仅是两位天才的青春时代，更是现代围棋的青春时代。新布局燃烧着青春的创造和冒险的激情，向棋界送来新风，使其焕发出鲜艳绚烂的生机。在此之后，虽然也出现了优秀的新生代，但如新布局时代的木谷实与吴清源那样的划时代新人尚未产生。木谷、吴的新布局，乃是今日棋坛繁花盛开的象征。
如此褒奖实在令我惭愧，但其中论及新布局对现代围棋进步所起的作用，却是所言不虚。
虽然称为“新布局”，却并非从天而降，或是突然产生。新布局的萌芽在其发布的数年之前就已渐渐显现。昭和六年（1931），我在四段时就曾下出三三，昭和七年（1932）升为五段后，下出了好几次三连星的先驱——二连星。
升到五段后，我执白棋的对局就多了起来。那时没有贴目的规定，如果按照传统的小目定式，则白棋无论如何都会落后。定式以五五分为原则，简直像是为了黑棋而存在。
我所尊敬的本因坊秀荣名人在执白棋时也经常下在星位。而我对以小目为主的布局也深感不痛快，所以才形成了急速展开的棋风。我下出的三三、星的布局，是借由快速向边展开的设想，用一手占据角部后，马上就会向边展开。这对我来说理所当然，但在当时，从小目开始缔角被视为绝对正确，所以我的想法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这个时期的木谷，布局上多在低位落子，但成绩不佳，于是他逐渐改为在高位落子。当时他正在摸索阶段，想要构思以势力为重的新布局。
昭和八年（1933），从春天开始，我和木谷进行了十番棋对局，新布局的萌芽在其中清晰显现。这次的十番棋无关擂争，只是时事新报社在我升到五段，段位追上木谷时策划的比赛。
我四段时，执黑棋很少输，但与木谷对局，即使执黑棋也很难赢他。昭和七年（1932）春天的升段赛，我首次执白棋赢了木谷，总算可以与他平等对决。而当我升入五段与木谷并驾齐驱后，我们就成了年轻棋士中的人气双璧。时事新报社看中了这一点，于是策划了这场十番棋对局。
在这次的十番棋中，我执黑下出了当时罕见的对角星，木谷则清晰地展现了比起角部更重视中央势力的新下法。
下到第六局时，对局地点中途改至日兴证券社长远山元一的家中。第一天原本是在日本棋院进行对局，到了第二天对局时，木谷的后援者——远山先生派来了手下告知：远山先生感冒在家休息，百无聊赖，想请我们去他家下。我们于是马上把战场转移到远山先生家。此时棋局已过中盘阶段，我和木谷都盯着棋盘出神地思考，远山先生则盘腿坐在床上观看。想起来，当时他真是相当悠闲。
远山先生是木谷的后援者，常请木谷让九子陪他下棋。木谷实从不偷工减料，指导棋同样会反复长考，所以棋局从早晨十点开始，最快也要到傍晚六点才结束。对方水平远不如木谷，并不会过多思考，所以常常等得非常无聊。后来，远山先生曾因自己能坚持与木谷下十年棋而引以为豪。木谷实性格朴讷，踏实而坦诚，不彻底想明白就不会罢休。
在这次十番棋的比赛中途，木谷升入六段，与我出现了段位差，比赛因此告终。六场赛绩是三胜三负。
信州的地狱谷温泉是新布局构思的诞生地，后来也因此闻名。我和木谷在这场十番棋的第五局中途曾一同前往那里。下这局棋时正值暑热的夏天，我听从了木谷的提议，两人一同前往木谷夫人家乡的地狱谷温泉避暑，泡温泉疗养身体。第五局维持打挂状态，报社在不拖累连载的情况下，对此也并无异议。
地狱谷靠近汤田中。在长野铁路的上林站下车，步行三十分钟就能到。山里非常安静，又因为三宝鸟和猴子很多而闻名。温泉就在这山中涌出。我想悠闲地读书静养，便带去了《易经》和《中庸》这两册书。
住进温泉静养后，第二天或第三天的早晨，我去木谷的房间找他，他正在向一位我不认识的人讲解围棋。听起来，木谷打算出版一本名为《布局与定式的统一》的书，因此对着作家鸿原先生口述。我很感兴趣，便坐下一起听。木谷讲了关于新布局的思考方法，刚开始我并不能接受这种方法，但慢慢地也觉得有些道理。回去以后，我就很想试着用木谷的新布局方法来下棋。
木谷对新布局的想法很难用几句话概况，但总之是“重视朝向中央而非角部的势力”，三连星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现代的棋士中，武宫九段的宇宙流最大程度地继承了新布局的思考方法。
从地狱谷回来后，我马上在报知新闻主办的比赛中尝试新布局，对手是筱原正美。木谷也以前田陈尔为对手来尝试。可能是因为还不适应，我们两人都输了。但木谷和前田对局时，前田面对着超乎当时常规认识的新下法，完全惊呆了。
现在再回头看那时下的棋，其实连我自己都会吓一跳。其中的典型是在同年秋天的升段赛中，我和小杉丁四段的那次对局。那局棋俗称“十六六指”，因为棋的布局形状很像名为“十六六指”的儿童游戏。从棋局来看，为了与白棋占据高位的新布局对抗，执黑的小杉四段有意识地在低位落子。黑棋先在角部和边上得利，之后打向天元，瓦解白棋在中腹的势力。黑棋的这种布局也实属罕见。
新布局得以在世上普及，是因为安永先生写了《围棋的革命——新布局法》一书。
前往地狱谷那年的除夕夜，我从西园寺先生家离开后，顺道造访了木谷实。当时日本棋院的主编安永先生也来了。三人坐在一起，安永不停地问我们二人有关新布局的问题。我和木谷分别讲述了自己的见解，最后大家围着棋盘，摆上棋子，不停地讨论。我们出神地熬夜讨论，不知不觉中天已经开始发亮，正月初一的朝阳升起来了。
每年的正月初一，我都会和濑越老师一起去明治神宫参拜，回程途中再去望月先生家拜年。我从木谷家出来后匆匆赶路，好不容易赶上了参拜。
不久后，安永先生的《围棋的革命——新布局法》就出版了。这本书以木谷实、吴清源、安永一三人为共同作者。安永总结了我和木谷的想法，很好地加以理论化。他对自己从执笔到出版发行仅用一个月这件事也很得意。想来，除夕夜时安永来询问新布局也是为写书做准备，而我直到看见书才反应过来。
《新布局法》在业余爱好者中取得了巨大的反响。据安永说，发售当天，来买书的人把负责出版的平凡社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当时的销量是四万本。在那个时代，围棋书可以卖到四万本，可说是非常畅销。
总之，新布局赢得了极高的人气。我和木谷的对局中，木谷下出的新布局甚至作为号外在街头发售。那是报知新闻主办的比赛，木谷继第1、第3手后，下出了比星位更高一路的“五五”，报知新闻遂以“木谷落子五五”为号外，大力进行报道。
此外，新布局时代甚至有第一手落在比高目还高的“四六”。“四六”被称为“大高目”或“超高目”。但这种下法在那以后很少出现，“超高目”这个词也就很快被弃用了。
现在想来，新布局不被烦琐的传统定式束缚，自然能在围棋业余爱好者中大受欢迎。
总之，新布局出现后，原本被小目定式束缚的布局就解放了，对布局的思考开始变得自由，棋盘上的世界也因此更为宽广。我和木谷一时间下了很多运用新布局的棋局，因为胜率不错，所以有很高的人气。其他棋士纷纷仿效，后来也创出了宇宙流等下法，在棋盘上展开了精彩纷呈的空中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布局一定比传统的布局更好、更能获胜。说到底，还是基于下棋之人的棋力。
三三·星·天元之局
昭和八年（1933），新布局如旋风般风靡棋界，读卖新闻社遂在此时企划了日本围棋锦标赛。获胜者将执黑与本因坊秀哉名人对局。当时的读卖新闻社正为了纪念报纸发行两万期而举办一系列活动，这场对局也是其中一环。棋战云集了十六位顶尖棋士，以淘汰赛方式进行。我在半决赛赢了木谷实，决赛时与桥本宇太郎相逢。
决赛开始，桥本猜到了黑棋，当时没有贴目的规定，所以黑棋绝对有利。桥本似乎也觉得这局棋可以轻松拿下，于是在中盘放缓了，结果我的白棋赢了二目。这局棋虽然下得朴实无华，却被濑越老师赞赏为白棋的名局。
我获胜之后，最高兴的是读卖新闻社的正力社长，因为这样一来，他的计划就成功了。他握着桥本的手说：“真好啊，你输得真好啊！”桥本非常诧异。他在事后说，这是他唯一一次输棋却被表扬。
报社于是将我和秀哉名人的对局以“不败的名人对决鬼才吴清源”为标题，进行大规模宣传，所以这场对局在开始之前就早已万众瞩目。
当时我的立场不过是与名人进行一次对局，所以比较轻松。相较之下，升段赛反而更加重要，我只把和名人的对局当作是在升段赛间举行的一场比赛。但对以秀哉名人为首的本因坊一门来说，如果输了就会有损本因坊的权威，所以这局棋非同小可。
那时正是我使用新布局最多的时候，所以第1、3、5手以三三、星、天元的顺序落子。
白棋在两角都下了小目定式，对于黑棋来说，考虑到占地和势力的平衡，第5手下在天元理所当然，并非哗众取宠。
谁知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这三手的任何一手都有违本因坊的惯例，尤其是三三，在本因坊一门被视为“禁手”。坊门棋士因此极其不满，一般的爱好者们也大为惊讶。
其实我在升段赛中已经几次下出三三和星，但这场对局是在《新布局法》出版的前夕，因此并不为世间所周知。而即使在天元落子，也是第一手居多，此番下在第5手，对我而言也是首次。濑越老师认为，按照这样的布局来下，大概不到一百手就会溃散，因此十分担心。
总之，下出三三这个第一手“禁手”，既在一般的爱好者里激起了火热的人气，同时也被当作是对日本棋界传统的挑战，所以写着“岂有此理！”的投诉信如雪片般飞向了报社。
与此同时，日本正好在中国挑起了“九一八”事变，中日关系开始恶化。报社将我们两人的对局加以夸张的渲染，在引起众人关注的同时也制造出了中日对抗的氛围。虽然报纸销量大幅增加，但却给名人和我都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考虑到名人的身体状况，这局棋只在每周一进行，从昭和八年（1933）十月十六日开始，到第二年的一月二十九日才结束。当时封棋制尚未施行，并且名人可以随时打挂，所以这局棋对白棋来说非常有利。到结束为止，实际上总共用了十四天。第八天时，名人带着预先想好的一手而来，待他落子之后，我考虑了两分钟即执黑应对，此后名人思考了三个半小时却依然不落一子，干脆就此打挂暂停。报社因此缺乏刊载的素材，十分苦恼，最后只好报道说：“名人身体欠佳，未曾落子。”
这局棋在中盘交战时，黑棋还略显厚实，但由于白棋下出了第160手妙手，最后以我输二目而终局。数年后，第160手妙手也导致濑越老师被迫辞去棋院理事长一职。
现在想来，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这局棋要是赢了，后果或许不堪设想。我得益于周围人的关怀，并未感受到世间的骚乱，回想起来真是庆幸自己没有赢棋。
白棋的第160手妙手，是在对局第十三天下出的第一手，谁知在多年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战后的昭和二十三年（1948），我和岩本本因坊即将进行擂争十番棋，对局前举办了座谈会。濑越老师在会上声明不可公开报道之后，透露说：“当年第160手妙手，是前田陈尔四段（当时）想出来的。”然而，读卖新闻社认为此话十分有趣，不顾“不许报道”的声明，依然刊载了出来。
这则报道如下所示，而我认为濑越老师不可能用这样的语气说话。
“这可是个秘密哦。当时秀哉被吴清源绞杀，苦思冥想不得法，于是回到家中召集弟子们一起思考下一手的打法。结果有个叫前田的人想出了那扭转乾坤的一手……”
这件事登报以后，本因坊一门的棋士大为愤慨：“怎么登出了如此毫无根据的事！”于是一致声讨濑越老师。濑越老师只得引咎辞去棋院理事长一职。
结果辞职之后攻击也没有停止，本因坊的棋士们甚至向濑越老师家寄去了恐吓信。最后还是间组的神部社长出面，把大家召去饭店进行调解，才算是平息了这场风波。
我对世事一向木讷，直到几年前别人告诉我时，我才知道这件事。
第160手的确是妙招。冷静地想一想，也只有秀哉名人那样技艺精湛的人才能想出来。但当时如果不打挂，而是直接继续对局，结果又当如何？我沉浸在对局中时，就完全没有想到白棋可以有这一手。
虽然不知是否确有其事，但据说每逢白棋打挂，本因坊一门就会集体讨论对策，这是一直以来的惯例。因此这局棋在打挂时，自然也由一门棋士共同商讨。那么前田陈尔想出妙招而由名人来下，也并非不可思议。
关于第160手，还有另一段故事。那就是日本棋院的大仓副总裁在事先就知道这一手。
大仓先生非常关心这局棋的动向。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在160手下出的前一天，他邀请我和木谷实去他家，用中国菜款待我们。此前都是我主动去拜访大仓先生，这是他第一次请我去府上吃饭。
席间的话题大多围绕围棋界，却丝毫没有提及我与名人的对局。但当我们预备告辞，走到玄关的时候，大仓先生突然对我说：“白棋要是下在这里怎么办？”随即指出了第二天白棋160手的位置。我当时正在走路，并没有完全弄清大仓先生指出来的位置，又觉得大仓先生不很懂围棋，不会说出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于是随口作答，并没有多想。那时我因为升段赛和其他的新闻棋而异常忙碌，回到家也几乎不会重摆与名人的棋谱。
大仓先生能够得知第160手，可能是此前他觉得黑棋占优势，便去问本因坊的棋士白棋该怎么办，结果被告知“不要紧，有这一手”。
对局的最后一天在数寄屋桥的旅馆举行。我的失败几成定局，但仍在处理一些比较难收的官子。
我在拼命收官的间隙去了一次洗手间，结果看到休息室里黑压压地聚集着众多秀哉名人的弟子，他们手里拿着很多棋谱，上面记录着从收官到终局的几乎所有可能性。那种气氛实在不同寻常，我感到害怕，于是向濑越老师求助。濑越老师请来京都围棋界的权威、吉田塾的掌门吉田操子担任立会人。一见那森严的架势，紧急出任立会人的吉田老师也大吃一惊，觉得非同小可。
终局，白棋胜二目。名人紧绷着的脸总算松弛下来。
棋局结束后，木谷实邀我去日式咖啡馆，安慰了我。木谷认为，这局棋的规则完全倾向于白棋一方，非常不公平。
四年后，木谷实与秀哉名人对决引退棋。木谷提出使用封棋制，对局中必须“同住一家旅馆，禁止无关人士出入”。他的提议全部得以实现。
入日本籍
当时还有一人也担心我和秀哉名人的对局会导致社会上对我的评价恶化，那就是山崎有民先生。
昭和六年（1931）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此后不久，山崎先生就回到了日本。事变发生后中日关系交恶，他在北京的美术品交易也因此不顺。与此同时，在日本的华侨也纷纷开始返回中国。
山崎先生认为，如果我想继续在日本下棋，要是不加入日本国籍，总有一天会在日本待不下去。因此他劝我加入日本籍。山崎先生曾经入伍参加过日俄战争，突袭二〇三高地时，日本军几乎全军覆没，他是幸存下来的三人之一。对此他非常自豪。他在中国生活了很久，对政治动向也了如指掌。
而我完全不懂政治，于是去找望月先生商量此事。
望月先生认为，日本与中国同种同文，所以加入日本国籍也是好事。他提议说，我的名字可以就用吴泉（Go Izumi），前一字是中国发音（音读），后一字是日本发音（训读），如此就象征着中国和日本两边都不会忘记。我高兴地听从了他的建议。
昭和十一年（1936）四月，入籍申请被批准了，我于是更名为吴泉。但是由报纸开了头，大家都用日文训读把我的名字念作吴泉（Kure Izumi），其实吴字是音读，应念作吴泉（Go Izumi）。然而“吴泉”并不为大家熟悉，也不利于传播，所以昭和十五年（1940），在我与木谷镰仓十番棋的第六局前，我的名字又恢复成了吴清源。
加入日本国籍的只是我一人，母亲和兄妹们依然是中国国籍。
战后，我曾因为国籍问题而非常烦恼。当年我并没有和濑越老师商量过加入日本国籍的事，但这反而是好事。濑越老师是个非常认真、责任心极强的人，如果我找他商量了，战后他肯定为我的国籍问题忧心不已，甚至胜过我自己。
大哥吴浣从早稻田大学转到了明治大学。不论在哪个大学，他都是围棋部的主力，并带领着大家夺得学生团体赛的冠军。他毕业后，我拜托床次先生帮忙，于是大哥前往“满洲国”担任官职。
当时的“满洲国”由日本一手扶持建立，日本政府将“满洲国”作为“理想国”而大力宣传。我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轻信了政府的宣传，认为大哥的任职会极大地促进“日满友好”，因此感到非常自豪。
大哥一度在“满洲朝廷”的“宫内省”任职，后来被调到驻日本的“满洲国大使馆”，于是又回到了日本。
上海、青岛、“满洲”之旅
昭和九年（1934）五月，日本棋院、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共同组织了“日满华围棋亲善使节团”，我们一行人因此走访了中国各地。
此次旅行的计划时间为两个月。除了我、木谷实之外，还有安永一、田冈敬一等同往。
穿着和服不便走动，我们于是穿上西装打起领带。我和木谷是第一次穿西装，不知该如何打领带，就请田冈帮我们打。穿好西装后，感觉仿佛成了公司职员。木谷实此前一直都穿和服，没想到西服领带居然跟他也很配，而且相当气派，活像一流公司的领导，实在是让我惊讶。
从横滨到长崎的途中，我们参加了各地举办的送别棋会，最后从长崎坐上了“上海丸”，一路向着上海进发。第二天傍晚，船在宽阔的长江口逆流而上，我们到达了上海。
按计划，我们在上海待两周，在这次的旅行中，上海是停留最久的地方。当地的富豪张澹如先生热情地招待了我们。
船到港口时，有很多人前来迎接我们。人群之中有个我熟悉的面孔，那是在儿时教我古文的杨老师。我深感意外。
在上海的棋会是一场盛会。我儿时住在北京时，一同争夺胜负的顾水如、刘昌华、雷溥华等棋士也全都来参加棋会。大家于是马上展开对局。当时正是我们热衷于新布局的时期，我和木谷的棋都下在高位，棋士们大为吃惊。
此后，我们从上海前往苏州的太湖观光。游船泛于湖上，我们则在船里和地方活动组织者们下棋。太湖没有海盗，却有湖匪出没，偶尔会侵扰游船。出于安全考虑，船并没有开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品尝了不少著名的上海美食。有一道“酒蒸小螃蟹”看着很好吃，可惜我完全不能沾酒，所以没有碰。还有一道菜是用活蹦乱跳的小虾蘸着酱料吃。
在上海的两周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们从张澹如先生那里领到一千元礼金，接着向青岛出发。
在青岛时，我和木谷两人住在国分先生的房子里。国分先生当时颈部疼痛，没法转动，看样子非常难受，但找了几位医生都没能医好。
西园寺公毅先生过世后，木谷成了他儿子西园寺公直先生的信徒。公直先生在治疗患者时，会把手放在患者的病痛处，木谷也学习了这种治疗法。木谷当时让我帮着治疗，说：“你为国分先生治疗头颈的疼痛吧。”我推脱不就，但木谷和国分两人合力说服了我，我只好说：“好吧，那就试试看。”
“可能不管用啊，这方法到底行不行我也不知道。”我嘟哝着取出了手帕，放在国分的颈部，然后把手掌盖在上面，一动不动地盖了三分钟。在此期间我全神贯注、精神统一，三分钟后将手移开。结果国分的头颈痛居然完全好了，真是不可思议。
国分深感佩服，盛情款待了我们。
多年后，我的妻子也在孩子肚子痛时，将手掌一动不动地盖在孩子腹部治疗，一样也治好了。据木谷说，用手盖在患处而精神统一的话，手掌就会向患部传出静电，病痛就能治好。
之后，我们从青岛出发去“满洲国”。
在“满洲国”时，我与木谷实在“康德皇帝”御前对局，每天一小时，总共下了三天。当时我是五段，木谷则是六段，所以由我执黑先行。结果我赢了十二目。“皇帝”拿出了笔记本，认真地记了下来。
“皇帝”的侍从里有一位徐先生，他与我是旧相识。我还在北京时曾和他一起下过棋，当时我让他五子。
我问徐先生应该如何称呼“皇帝”，徐先生说是“皇上”。和木谷的对局结束的当天下午，宫中的庭园里摆出桌子，我和徐先生开始下棋。“皇上”也来园子里观局，他对我说：“对手看起来很弱，你多吃些子给我看看。”徐先生闻言，整个人都紧绷起来，将胜负置之度外，抱着绝对不让我吃子的态度，一手一手坚实地走棋。我为了吃子耗尽全力，但想从放弃输赢、一味要活的对手那里吃子，实在是极为困难。到最后我也没能吃上几子。
对局结束后，我拿出一册新布局的书呈献给“皇上”。“皇上”非常高兴，亲切地和我说话。他身材高大，我于是仰着头，用北京话跟他聊围棋以及在日本的生活。“皇上”大概平时很少有机会能轻松地用北京话聊天，和我讲话时显得分外愉快。
“皇上”所住的宫殿本来是一家烟草公司，但改建得很粗糙。而他面对态度蛮横的日本外交官也不能动怒，看起来生活并不如意。对比先前清朝皇帝的无限风光，真是让人倍感凄凉落寞。
这次的中国之行是我来到日本后第一次回国，所以印象特别深。
- 战前日本围棋界传统，依据棋力或辈分的高低来决定对弈双方的对局形式。双方对等的情况下是“互先”，双方相差一段为“先相先”，相差两段为“定先”（或“让先”）。
- 日语为“大手合”，是日本棋院进行的升段审查制度。现已废止。
- 本因坊秀策（1829—1862），日本江户时代的棋士。
- 本因坊秀荣（1852—1907），日本江户时代至明治时代的棋士。
- 日语，意思是“多谢款待”。
-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采用格里历，这里的“正月初一”指公历一月一日。
- 指白棋第160手之事。——原注
- 立会人，日本举办体育比赛或棋类竞技时，为了维护比赛公平公正而设置的见证人。
- “康德”是爱新觉罗·溥仪在“满洲国”的第二个年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