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注意到卡夫卡的文字中不断被强调的“离开”主题的时候，很容易因此而忽略了他也曾经多次描述过一个逡巡徘徊在“回家”途中的游子的踌躇。不过，无论是一个急于逃离此地的人，还是一个重返父亲的老院子的人，目的和希望在卡夫卡的文本语言中并不存在，他所真正关注的，既不是逃离之后的出路，也不是归来者即将享受的家庭天伦，而是“离开”之际与“归来”之际的真实处境，一种此时此地的经验感的存在，但又不只是一种具体的荒谬感或者抽象的空虚。这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即便变成了一只又大又丑的甲壳虫之后依然没有选择逃离家人中可见一斑。

马尔库塞在《论萨特的存在主义》一文中，曾经这样解释卡缪的思想文字中那种弥漫不去的荒谬感：

卡缪并不属于存在主义学派，但浸润于他思想中的基本体验，却仍然植根于存在主义的土壤中。该时代是一个充满极权恐怖的时代：纳粹统治的力量登峰造极，德军的铁蹄践踏着法兰西。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标准，不是与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同流合污，就是被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取而代之。那种与所有希冀和理想矛盾的现实，那种既拒斥理性主义又拒斥宗教、既拒斥唯心主义又拒斥唯物主义的现实，又一次把思想掷回到它自身的领域。思想再一次发现自己处身于笛卡儿的境遇，再一次祈求着一种清楚和明白的真理。只有仰仗这种真理，思想才可能继续生存下去。思想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指向抽象的概念，而是面向个人具体的生存；思想所提出的问题是：能够为个人在世界中此时此地的生存提供基础的清楚和明白的经验是什么？

这段文字似乎也可以拿来勉强解释距离此前约三十年的卡夫卡，是怎样在一个极权文化的包围中揭示出“个人具体的生存”真相与困境的，反过来，卡夫卡的那些文学文字，也足以拿来回答上述那个疑问，即“能够为个人在世界中此时此地的生存提供基础的清楚和明白的经验是什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卡夫卡的那些文字，显然也能够为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提供基础的清楚和明白的个人经验。

一、卡夫卡的文字中真正触动心灵的，并不仅仅是那种荒诞感，那种对生命的同情与悲悯，以及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乃至彼此互为伤害壁垒的揭示，而是先于这些而存在的那种对于生命的当下状况所表现出来的敏锐而深刻的“处境意识”或者存在意识。当他说“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的时候，或者说，当他说“以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提问得不到回答；今天我不能理解，我怎么竟会相信能够提问。但我根本就不曾相信过什么，我只是提问罢了”的时候，但丁也罢，莎士比亚也罢，歌德也罢，才真正作为古典作家而上升到属于他们各自的星座，卡夫卡开创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时代，尽管他可能并无意于此，事实上他也无意于此。

卡夫卡有一篇小小说(更像是一首散文诗)，不长，抄录如下：

我叫人从马厩把马牵出来。仆人听不懂我的话，于是我自己到马厩去，给马上了鞍，骑了上去。远处传来喇叭声，我问他这表示什么。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听不见。到了大门口，他把我截住，问我：“主人，你骑马要到哪儿去？”“我不知道，”我说，“只要离开这里，只要离开这里。只有持续不断地离开这里，我才能达到目的地。”“所以你是知道你的目的地的？”他问。“是啊，”我回答，“我不是说了：离开这里，这就是我的目的。”“你没带着口粮？”他说。“我不需要，”我说，“旅途这么远，如果中途得不着吃的，我肯定会饿死。带什么口粮都救不了我。谢天谢地，这是一次真正不寻常的旅行。”⁽¹⁾

这是卡夫卡一则极有象征意味的完整文字，在这则文字中，似乎潜隐着卡夫卡的人生观和文学观中的某些东西，但又有一些恍惚和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譬如文字中的“我”急于离开这里并不难理解——逃离此地或者生活在别处、生活在远方一类的主题在契诃夫和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中亦有揭示表现。卡夫卡的“不同”在于，离开这里并不是为了去往“远方”，或者说去往“别处”并不是离开此地的目的，离开此地本身才是离开此地的目的，而这样一个即将开始的旅途却又不需要带任何口粮，因为“带什么口粮都救不了我”。

这种类似的“处境意识”在卡夫卡的文字中并不少见。他的《荆棘丛》所表达出来的“存在感”与理性意志之间的差别和碰撞，给人的印象同样强烈。

我误入一块穿不过的荆棘丛，大声喊公园管理员，他立刻就来了，但是他到不了我跟前。“您是怎么到那荆棘丛中去的呀，”他叫喊着，“您不能从原路走出来吗？”“不可能，”我喊着回答他，“我一边静静散步，一边想事情，忽然就发觉自己陷在这里面了，简直就像是我到这儿以后树丛才长出来似的。我出不来了，我完了。”“您简直像个孩子，”管理员说，“自己先从一条禁止通行的路挤到这野树丛中，现在又诉苦。您又不是在原始森林里，您是在公园里，有人会把您弄出来的。”“公园里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树丛，”我说，“人家怎么救我呢，谁也进不来。要救我的话，就得马上动作，天已很晚，夜里在这儿我可受不了，我已经被刺刮得伤痕累累了，我的夹鼻眼镜掉到地上去了，找也找不着，没有眼镜我等于半瞎。”“是，没错，”管理员说，“不过您还得耐心稍等一会儿，我怎么也得先找来工人砍出一条路，而在这之前得先拿到公园管理处主任的许可。所以，您得有点耐心，还得有点男子汉气。”⁽²⁾

卡夫卡在上述文字中并不是想表达一种荒诞感，至少他并不急于表达这种感受——尽管它客观上可能确实传达出来了这种感受，他更希望“唤醒”我们关注的(如果我们把他的文字所产生出来的客观效果视为一种希望的话)，是这种文字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尖锐得有些刺人的“处境意识”：生命在生活中的当下处境。但这并不完全等同于一种问题意识，即我们遭遇到了怎样的问题，以及该如何因应和解决问题，不过又与这样的问题相关，甚至他往往也在文字中将问题提了出来，但问题的出现和解决，似乎都带有卡夫卡式的荒诞意味。也就是说，卡夫卡真正关注的，依然不是问题本身(无论是问题的出现还是解决)，而是问题背后的“存在”：生命的当下处境。这才是卡夫卡和他的文学赖以生成的最坚实的基础。我们可能找到一次性地找到解决这一个问题的方法，甚至也警示自己或者他人不要再去重蹈覆辙。但我们依然在生活的洪流之中而无法脱身，只有卡夫卡的文字中那种“无法脱身”的存在感，那种“莫名其妙”而又“置身其中”的当下意识，才具有将我们从生活的洪流中暂时脱离开来的可能，也只有在此时此地，“我”也才第一次成为“我”而不是被生活裹胁湮没的“他们”中的一个。

但卡夫卡又不是那种追求强烈的启蒙意识的先知预言作家，哪怕他的文字事实上足以让他放心安逸地处于这样的地位。他的写作甚至“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去像一个生活或者思想的强者那样启蒙谁，在卡夫卡这里，作家和文学写作，都是一种“弱”的存在和表现。在与一位青年作家的谈话中，他曾经这样阐释过自己对于作家和文学写作的观点：

您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头顶青天的伟人。这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中一幅极普通的图画。这是隐蔽的愿望的幻想，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种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以便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³⁾

卡夫卡这里所谓的“弱”，应该具有现实和抽象意义上的双重内涵。这是一个处于困境和荒谬之中的生命主体，但被困在了沮丧和失败的牢笼之中。而对于这只牢笼里的“鸟”，卡夫卡还有更多文字来描述它的“处境”：

它的翅膀剪掉了，这是真的。而在我，翅膀无须剪掉，因为我的翅膀已经萎缩。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我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他们非常怀疑地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贼，一只寒鸦，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我缺乏对闪光的东西的意识和感受力，因此，我连闪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是灰色的，像灰烬。我是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

相对于那些依然在高空飞翔的鸟，这只牢笼中的“鸟”已经是一个异类，它不仅翅膀已经萎缩，并因此而失去了原本属于它的高空和远方，更让人感到寒心的是，这样一只原本应该飞翔在高空和远方的鸟，如今也随之而识时务地“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这不禁让人想到那个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的格里高尔。发现了自己已经变形了的格里高尔，并没有急于让自己的父母家人帮助再变回去，而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甚至逐渐地享受这样的事实。这样的“逻辑”，是卡夫卡的叙述成为可能的基础，或者说，卡夫卡的思想与感受，是建构在荒谬这一基础上的，但又并没有因之而导致非理性主义。

这就是悖论，一个卡夫卡式的悖论，这也似乎可以作为我们走近卡夫卡的开始。而要想真正意义上走进卡夫卡，这无疑是另一个悖论，这几乎就像他的《一道圣旨》中的那个似乎永远也跑不出皇帝的宫廷和圣城的使者：

他仍一直奋力地穿越内宫的殿堂，他永远也通不过去，即便他通过去了，那也无济于事；下台阶他还得经过奋斗，如果成功，仍无济于事；还有许多庭院必须走遍；过了这些庭院还有第二圈宫阙；接着又是石阶和庭院；然后又是一层宫殿；如此重重复重重，几千年也走不完，就是最后冲出了最外边的大门——但这是决计不会发生的事情——面临的首先是帝都，这世界的中心，其中的垃圾已堆积如山。没有人在这里拼命挤了，即使有，则他所携带的也是一个死人的圣旨。——但当夜幕降临时，你正坐在窗边遐想呢。⁽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