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启蒙”是中国现代文化和审美话语“现代性”发生的一个根本动机，启蒙话语是中国审美话语古今转换具有范型意义的标志。20世纪中国审美领域波谲云诡的种种变革：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审美主义，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个体救赎，都或隐或显地蕴含着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基本逻辑。经历着人们数以万计论述的“启蒙”一词，其词义却充满含混、冲突和纠缠，形成中国20世纪“启蒙”言说的复杂景观：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与文学寻根，乃至今天仍在进行的各种文学的“解放话语”，发动者往往打着“启蒙”与“解放”的旗号，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不同形态。尽管这种“启蒙”旗号内在相互冲突且歧义丛生，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是围绕在“启蒙”的观念下展开。[1]因此，确立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启蒙本质（不管是反启蒙还是正启蒙，都无法离开启蒙所设定的一套逻辑），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内在逻辑，把握中国文学现代发生的历程，反思古今知识转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精神资源究竟是来自传统还是源于西方？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探究，关系着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的历史内涵的真实理解，更影响着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审美话语内在逻辑的把握，从更大意义上，影响着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审美话语性质的判断，从而关系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理解。然而在既往的研究中，由于受到20世纪早期中国现代启蒙资源外源说的影响，比如1901年《国民报》第二期所刊载《说国民》就将法国启蒙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模范，后来五四启蒙运动说的论者更将其直接比附为西方启蒙运动的光照，从而使得人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探讨，关注点集中在可以与西方启蒙观念进行对接之处，而忽视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话语逻辑、话语形态、话语内涵和话语价值取向的整体认识，缺乏对其深层的逻辑本质的探究。由此所导致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理解，也就倾向于与传统的彻底“断裂”，传统精神资源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位置及其作用也就得不到深入的探讨。当然，也有论者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绎启蒙的内在资源，尤其从明清之际的市民审美文化思潮和哲学思想中，挖掘可以通向现代的个性解放的启蒙内涵，但是这一思路本身事实上也同样是以西方现代启蒙观念作为标准，由此所建构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理解同样无法摆脱某种比附的印记。延续2000多年，具有深刻的历史积淀的传统文化资源是否就这样因为一次剧烈的政治震荡和文化变革而烟消云散？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变革的旗手们，是否因为其主观意图而能够改变其饱读经史但对西学知识一知半解的客观现实，使中国现代文化启蒙带上西方色彩？中国古典的文学精神资源——尤其作为其主流的“诗教”逻辑——真的能够一下子就被西方现代的主体论文学话语所取代？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以对中国现代启蒙的本质澄清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精神资源的深入探究作为基础。
二
在纷繁复杂的启蒙言说中，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启蒙的肇始者，梁启超代表着其中具有主流色彩，且影响最大的一支。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张其昀在《悼梁任公先生》中将梁启超一生事业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从公车上书、办《时务报》起，到避地东瀛，办《新民丛报》止，是思想运动的时代；第二个时代从革命、立宪两派的冲突，到助袁、护国、复辟、参战诸役止，是政治运动的时代；第三个时代从五四以后起，到临死为止，是学术研究的时代。[2]大体可以反映出梁启超一生的三次不同转向。正如张其昀所说，梁启超产生最大影响的时期是在思想运动的时代，“他本身性格本来不是一个政治家，并且也不是学者，因此在这二时代中他的表现自然不免减色，但是不过说他在二方面胜不过他的敌手罢了，在相当程度上讲，成绩仍然不是很坏的”。[3]这一评价准确地抓住了梁启超对中国现代思想和社会影响的关键时期。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避地日本，真正接触由日本译介的西学思想，摆脱其师康有为的影响，形成其独具个性的“新民”思想。他的《新民说》是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宣言，“文学界革命”作为“新民”启蒙活动的一个重要构成正于此时发生。这一时期他所形成的思想话语，深刻地影响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及其后来中国政治美学的发展历程。尽管在晚年的“学术研究时代”，梁启超潜心地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研究，并切实地开展审美教育，但从对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整体影响而言，却无法与其第一阶段的思想启蒙相提并论，这一点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在对梁启超前期的文学意义的研究方面，学界所着力的往往是其“三界革命”和“中介”作用，连燕堂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等具有开拓意义的专著，就主要从这一方面展开研究。诚然，梁启超的文学理论和实践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审美话语的转型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相对于整个现代而言，这种影响毕竟只具有历史起点的意义，而这也正是梁启超的文学实践被视为“改良”的、不彻底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的“新民”话语、其报章文体魅力、其国民话语的内涵、其充满感情的话语形式的影响，要比单纯的“三界革命”的具体主张更具有效力，比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郭沫若、梁实秋、毛泽东等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审美实践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在谈及梁启超的影响时，主要是从梁启超的“新民”话语的震撼及其充满感情、破坏的话语形式来思考梁任公的意义。因此，梁启超的现代文学意义，更主要的还必须从其对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逻辑发生的意义层面来进行探讨。正是通过启蒙这一话语逻辑的建立，梁启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以文学为主体的审美话语的发生。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以“新民”为中心的启蒙逻辑，建立了以“中等社会”为启蒙主体，通过启蒙主体的自我改造，借助对西方思想资源的“借光”，来实现向广大下流社会进行启蒙的精英话语逻辑。其以“中等社会”的启蒙主体为中心的士人改造，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启蒙确立了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中国现代的文化和文学启蒙是一种精英主体的自我改造，虽然其目标是国民全体启蒙，但其内在遵循的步骤却是先精英后大众。这种启蒙主体改造形成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文学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文学与启蒙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且后者影响着前者，构成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主体性特征。其二，梁启超以报刊为载体的思想文化启蒙，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人对政治舞台的自我边缘化，但这种边缘化并不是对政治的疏离，由于中国知识人的传统士人情结，使得中国现代审美话语中充满着政治无意识及其激情，政论文学正是士人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关联的通道。其三，梁启超以“文明论”的视野将中国文化纳入西方文明的进程之中，以其“舆论界之骄子”的影响，使得这种文明视野深入国人思想，改变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体用”思维，而其以“宣传者”自任的启蒙定位，又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的重心落在“向西方学习”这一“借光”（余英时语）模式，从而形成中国审美话语的现代性的“他者”视野。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启蒙的精英性、政治性和宣传性，与西方启蒙运动总体上的自主性、真理性和批判性不同，是以中国传统士人教化逻辑和“启蒙”观念误读西方Englightenment所致，梁启超的“新民”话语正是从逻辑上奠定了这种“误读”的基础。
在这“新民”思想的总体视野之下，梁启超通过其小说理论话语的建构、以国族为中心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建立，以及报章文体的变革等话语形式、话语内涵和话语价值导向三方面的具体文学启蒙实践，对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发生产生深刻的影响。第一，梁启超借助其精英主义的英雄历史观，在当时国人重视社会群体心理学的影响下，借助于对士人群体心理的洞察，利用激情的话语形式、政治性的话语特征，以及以国族共同体为意象的话语想象，来改变传统士阶层鄙视从事小说创作的传统心理，从而改造士阶层以建立“小说界”共同体。这一充满激情的话语形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话语形态，而其所力图建立的以“中等社会”为主体的“小说界”，正是古典“诗可以群”话语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现代言说。第二，梁启超借道日本，接受了西方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就是其中最具梁启超色彩的启蒙话语内涵。“国者，积民而成”的“国民”观念，与日本以政治小说为中心的“国民文学”思潮的影响，遂成为梁启超建构从“中国小说”到“中国文学”的实践过程，梁启超试图通过对国族文学的建构，以确立以“国民”主体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就使其小说论突破近代知识普及的工具论，而成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文学”的第一个建立者，梁启超的“中国小说”观念充满断裂意识，而其“中国文学”却充满历史延续的认同，两者置于其“国民”意识形态建立的同一过程，充满着深刻的吊诡色彩，正是这种吊诡使得“中国文学”观念内部歧义丛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国族”内涵埋下了隐蔽的裂缝。从根本上言，梁启超这种政治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国族文学观念，是对传统“文章经国”的观念结构的继承。第三，梁启超以报章为载体的文化思想启蒙，涉及启蒙主体的表达与启蒙对象的接受这两方面的话语关系，是梁启超启蒙主体改造和启蒙教化逻辑展开所必须解决的形式途径问题。梁启超的报章文体变革，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他以极端性、通俗性、新异性为特征的报章文体思想和实践，打破了传统文章以“雅正”为标准的格局，引发了近代以降包括保守派和革命派在内的各种政治和文化力量的攻击，引发了近代的“雅俗之辨”，使得“雅俗”文化思维在近代产生最大的效应，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所涉及的正统与异端、华夏与诸夷、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论辩都被纳入“雅俗”的话语逻辑之中。但是由于梁启超文体变革与主体改造的这一逻辑，是古典文体观念的文体与主体关系的应用，因之古典文体观念所蕴含的精英特征并没有因为价值诉求上的通俗向俗而受到影响，在向俗的表层诉求之下，实质上仍然是古典“雅”的价值深层意识，中国现代打着平民大众的“俗”的旗号的各种文化变革，都或隐或显地遵循着梁启超的启蒙价值导向。
“诗教”传统在梁启超启蒙文学思想的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梁启超对于小说与一国文明之关系，以及“小说界”建立的实践，其精神资源来自古典“诗可以观”与“诗可以群”的思想（见第三章）。作为古典诗教思想的“文以载道”和“文学经国”观念，同样化身为梁启超启蒙文学思想的新的形式，比如它对于“中国文学”观念的论述，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和文学最高荣誉的审美性的结合，就正是古典“文学经国”观念的另一现代版本，同样体现着诗教传统的审美性与功利性融合的精神（见第四章）。诗教传统的文体“正变”观念，也对梁启超的文体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从其初衷而言，梁启超正是要突破古典文体的“正”而求“变”，但由于受到古典“文体”与“主体”关系的制约——这一关系的根源就是儒家诗体“主文谲谏”与儒家“温柔敦厚”君子人格之间关系的思维原型——而最终还是回归雅的价值诉求（见第五章）。
所有这些，正显示出“诗教”传统对于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内在影响。从其根本上言，梁启超正是通过现代的“新民”启蒙话语，如民族主义、平民主义等，将“诗教”的精神资源转化为现代的文学启蒙的表述，从而建立了诗教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中介。五四一代，正是在胡适“文学改良/革命”的大旗下，对梁启超思想所进行的第一次转化，进一步以一种“伪西方文学话语”进行第二度的转化，从而更为隐蔽地掩盖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审美启蒙的“诗教”本质，此后在苏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革命文学”和“大众文学”，又对这种诗教进行新的理论“转述”，从而形成“诗教”理论的现代旅程。从这里，我们正可以确立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内在关系。
三
必须注意的是，梁启超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发生的意义，是在“发生学”的层面发生的。“发生学”一词，英文为genesis，它最早是作为一种方法被应用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例如对胚胎发生的探讨，对物种起源的探讨等，被称之为“发生学方法”（genetic method）。人类发生学是发生学方法从自然科学进入社会科学的纽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达尔文和摩尔根，以及他们的学术名著《人类的由来》和《古代社会》。但是发生学方法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出现，是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知论密切相关，它使得发生学成为一种独立的，具有方法学意义的学科方法，[4]并进而进入人文学科的研究之中，例如哲学发生学、艺术发生学、审美发生学等。从总体上言，发生学方法是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其主要特征是：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的过程进行动态的考察；有分析地注重考察历史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5]
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发生学与起源学的方法是不同的，但经常为人们所混淆：发生学研究人类知识结构的生成，而起源学研究事件在历史中的出现；发生是逻辑推理概念；而起源是历史时间概念。由于起源学研究的是具体事件在历史中出现的源头，因此在方法论上具有实证主义倾向，在认识论上具有经验主义的倾向。但是，任何事情的起源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开端，以事件的发生作为起源，必然导致起源的绝对化，并且无法解释知识结构的生成机制。与之相比，“发生学”研究观念的发生，强调知识结构的生成过程，其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并不以事件和时间进行实证，而以观念进行推理，从而解决起源研究将起源绝对化和无法解决知识结构生成机制的问题。发生学研究通过探究认识的结构生成，把握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及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从而解决了起源研究忽略主体性、只注重事件形式而不注重功能的不足。[6]发生学方法以知识是不断构造的结果为前提，认为知识的过渡是以一些新结构的形成标志，发生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就是探讨新结构的构造机制，包括这种构造机制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的问题。由于发生学方法注重动态的过程、主体的作用，重视整体的内容和功能，并着重研究观念发生的逻辑，因之它尤其重视比较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因为观念的发生不仅涉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还涉及观念在过渡前后的不同形态，它既要考察主体的心理状态，还需要研究客观的社会语境，并通过主客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把握观念发生的逻辑关系；由于观念的发生过程的动态性，这就涉及观念在过渡前与过渡过程中的比较，观念发生是与整体的社会文化实践密切相关，因之这种比较也就需要跨学科的视野。
之所以认为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审美和文学启蒙话语之间的关联是发生学层面的，就在于梁启超并不是在具体的、经验的、实证的层面对中国现代审美话语产生影响。我们很难在中国现代文学启蒙和美学启蒙的具体的理论言说中考证梁启超名字及其理论表述的直接引用，但是在观念和逻辑的层次上，梁启超在20世纪之初所建立的文化和文学启蒙的逻辑却贯穿于20世纪中国现代主流审美话语的言说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的文学启蒙的理论和实践，正是中国古典教化话语向现代启蒙话语发生过渡的过程[7]，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审美话语发生的关系，就在于它通过自身的理论提倡和实践参与，显示了这一转化的过程。正如哲学发生学既包括揭示哲学思维发生普遍规律的宏观哲学发生学，还包括对有影响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思想形成史进行研究的微观哲学发生学。[8]作为中国近代知识转型的关键性人物，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形成也就属于微观哲学发生学的范畴，而他的影响也同样属于发生学研究的层面。在后文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对中国现代审美话语发生的意义，正是体现在他文学启蒙话语建构的过程之中，它蕴含着中国20世纪审美启蒙的内在逻辑及其逻辑悖论。
四
事实上，梁启超研究已经开展了近100年[9]，关于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也经历了同样漫长的历程。早在新文学开展之初，梁启超的生前，就已经有人对梁启超与新文学的关系发表看法，如1917年2月25日，钱玄同致信《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讨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时，就以敏锐的眼光指出梁启超在散文文体和文学观念上的先导作用，他说：“梁任公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先生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10]
郭延礼在《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中，从时间上将梁启超的研究史分为20～40年代、50～60年代和80～90年代三个阶段。而我以为，加之21世纪10年来研究的迅猛发展，实际上可以结合不同时期特定的研究特征，按照四种研究范式对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进行观照。这四种范式分别为感性范式、阶级论范式、实证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下文就在郭延礼的基础上，对四种范式进行归纳和分析。
（一）感性范式
特指20世纪20～40年代，与梁启超同时代或略晚些的许多人，他们读着梁启超的文章长大，对梁启超所影响的时代也有深切的感受，他们采用回忆、纪念、缅怀的散论方式，凭感觉对梁启超的先导作用做出经验性的描述，尽管没有采用严格的学术论文的形式，却往往发出远见卓识。我们称这种范式为感性范式。比如前引钱玄同的例子就是这种范式最早的一个例子。郑振铎在梁启超逝世后所撰的《梁任公先生》一文，是第一篇全面系统总结其生平、评价和学术成就的文章。在谈及梁启超文学影响时，特别推重其散文创作，他说：“他的散文，平心论之，当然不是晶莹无瑕的珠玉，当然不是最高贵的美文，却另有他的价值。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的先导。”[11]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对于梁启超的先导作用也给予承认，认为他“是想借文学的感化力作手段，而达到其改良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目的”，但“影响所及，也给予文学革命运动以很大的助力”。[12]此一时期，像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1936）也回应钱玄同的说法，指出梁启超的文章尽管有很多毛病，但他毕竟是第一个冲破古文藩篱的人，认为他的新文体影响了近30年的文坛，新文学的胚胎孕育于戊戌变法之后，至五四终于呱呱坠地。[13]而陈炳堃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7）在列举了对梁启超新文体的若干批评后，转而指出“这种新文体不避俚俗，使古文白话化，使文言白话的距离比较接近，这正是白话文学运动的第一部，也即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14]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35）将梁启超列入“新文学”一编，也表明了他对梁启超新文体与新文学一脉相承的判断。“可以看出：在20世纪20～30年代，人们已经普遍认同了梁启超对新文学的开启之功和重大影响。”[15]纵观这一时期，人们主要从梁启超的“新文体”——或者肯定是情感感染力，如郭沫若、胡适、周作人等，或肯定其文体的浅白通俗，如钱玄同、胡适、郑振铎、陈炳堃、钱基博等——这种突破古文藩篱，开拓现代白话文自由表述的角度来肯定梁启超对于“新文学”的贡献。而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和其他方面的文学贡献，在这一时期并不为人们所重。对梁启超“新文体”的现代文学意义的肯定，正与他们试图建构“新文学”的历史合法性具有重要的关系，因为白话文运动与梁启超散文实践之间的关联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但是这也限制了对梁启超整体影响的视野，比如梁启超影响巨大的小说实践和理论贡献，在这一时期的论述中往往没有像“新文体”一样获得共识。而从中我们也可以透析出梁启超的影响力的真正方面：“新文体”的通俗性和感染力，使得梁启超的思想轻易地影响了时人，胡适在《我的信仰》中就揭示了梁启超的文笔对他所造成的震撼：“从当代力量最大的学者梁启超的通俗文字中，我渐得略知霍布士（Hoblbes）、笛卡尔（Descartes）、卢梭（Rousseau）、边沁（Benthan）、康德（Kant）、达尔文（Darwin）等诸泰西思想家。梁氏是一个崇拜近代西方文明的人，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字，坦然承认中国人以一个民族而言，对于欧洲人所具有的许多良好的特性，感受缺乏；显著的是注重公共道德，国家思想，爱冒险，私人权利观念与热心防其被侵；爱自由，自治能力，结合的本事与组织的努力，注意身体的培养与健康等。就是这几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转运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它们开了给我，也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16]毛泽东早期孜孜以念的也是梁启超“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思想。由此也为我们留下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对于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审美话语之间的关系，应该具有一种突破具体文类实践的视野，应有一种整体性的观照。而20世纪20～30年代这种感性范式，由于其强烈的“新文学”溯源的倾向，也使得人们对于梁启超的影响，容易限制在“五四”新文学这一特定的范围之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大众化、革命文学乃至后来的文学活动而言，梁启超的影响由于对五四新文学的“光亮”而形成了灯下暗影的“盲视”之区。
（二）阶级论范式
这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特定的政治时期的产物，以阶级的属性来判定学术的性质，从而给学者进行定性，成为这一话语的基本模式。由于梁启超是近代政治改良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区分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模式下，梁启超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遭受人们的各种批评。在当时，史学界关于梁启超的思想体系问题的争论一度成为焦点，就始终围绕在改良/革命的叙述框架之下。这一话语模式对于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这一论题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60年9月25日佘树森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如何在文学上评价梁启超》一文，他认为只有依据阶级分析的方法，结合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他将梁启超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
1.戊戌变法前后（1895～1900）。这一时期梁的文学作品数量上并不丰富，但思想内容大都表现了他的救国救民、改良社会的政治抱负和基于这种抱负而产生的爱国主义和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
2.由改良主义走向反动的初期（1900～1903）。这一时期梁的创作和文学活动既有积极意义和进步的倾向，也有着不小的局限和反动性，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特别是与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阶级本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3.改良主义的反动后期（1904～1927）。这一时期梁的创作和文学活动，随着他在政治上的反动性而呈现出暗淡和衰落的状态，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17]
这是对梁启超的文学活动所进行的首次分期，但这种分期却充满阶级决定论的色彩。在佘树森看来，梁启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由进步走向反动，过去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他们离开梁启超所生活的时代及其政治活动，离开他的世界观，对他的成就做出过分的肯定和夸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对梁启超改良而非革命派的身份定位，影响了对他文学成就的客观评价；而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更使得佘树森的分析评价看起来是那么绝对，甚至有几分荒诞的意味”。[18]对于这种阶级分析方法，在当时也有学者反对，如朱眉叔的《梁启超与小说界革命》[19]就开始注意到梁启超小说理论的贡献，认为他对小说界革命具有倡导之功。他不同意阶级分析决定论或以政治立场来衡量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并给予盖棺定论，其观点较为客观科学。但是这种质疑的声音在当时较为微弱。王立兴于1963年发表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小说界革命”》一文，重点分析梁启超的局限，认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号召提出后确实推动了当时的小说改良运动，促成小说界一度繁荣，但是由于号召本身有很大程度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这种小说改良运动很快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击败，因此小说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革命的变化。这种论述成为当时较为一致的看法。
这一方式随着特定的政治时期的过去而被人们所抛弃，但是其阶级分析的基本思维却没有完全消失，在当今专门研究近代文学的权威学者的学术著作中，这种对梁启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身份，及其由之带来的“软弱性”“不彻底性”的评价依然充斥其间。如郭延礼自己就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中认为：“以梁启超为主将所发动的这次文学革新运动也有明显的弱点，如同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先天的软弱性一样，梁启超在文学革新上也是不彻底的。”[20]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第五卷“近现代文学编”第十二章由连燕堂执笔的专论“晚清文学界革命的旗手梁启超”，在肯定梁启超的贡献的同时也同样指出，“它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一样，有其妥协性和不彻底性的一面，这是由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的”。[21]这种范式由于着重从梁启超的局限性的方面进行考察，因之对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就往往停留在其“不彻底”的一面，不管有多少肯定性评价，由于这一尾巴的残留，在看似辩证的背后，却是一种认识的“不彻底”，因为梁启超的“不彻底”和“软弱”，相对于现代文学的“革命性”而言，其影响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必然无法得到客观的评价。
（三）实证范式
随着新时期学术对于政治的相对独立，人们能够从较为客观的角度对梁启超进行研究，这种客观性主要体现在从历史和文献实证的角度，对梁启超文论话语的学术渊源、文类变革的近代意义从具体的历史演变的脉络中进行考证，并能够结合当时人的反响和评价对其影响进行肯定。由于这一研究方法的实证性和严谨性，因此也就有了专门对梁启超的文学思想进行研究的学术专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连燕堂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22]和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23]。连燕堂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是国内最早对梁启超的“三界革命”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专著。该书主体分为四章，分别对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与新文体创作、“诗界革命”与诗歌创作、“小说界革命”与小说实验品，以及戏剧理论与创作进行专门的研究，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并在结论上较为持衡，对梁启超所主导的晚清文学界革命的现代意义进行了确认，认为梁启超引导的文学界革命对新文化运动有直接的影响，新文学运动的主要倡导者的文学观念并没有明显高于梁启超之处，他们不过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所发展和提高，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连燕堂得出这种评价的基础却在于梁启超晚清文学革命与新文学运动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上，显示出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但是这一结论，由于有着实证的研究作为基础，也显得较为切合实际。1991年夏晓虹出版《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一书，该书共十章，除去“导言”和“结语”外，主体八章主要探讨四个问题：第一，梁启超从“文学救国”到“情感中心”的文学思想，考察梁启超前后期文学观念的差异（第二章）；第二，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研究，着重考察梁启超小说、诗歌、新文体与旧形式之间的关系（第三、四、五章）；第三，梁启超文学思想与传统文学观念的关系（第六章）；第四，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日本影响，分别从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化、日本明治小说、日本明治散文三方面的关系，考察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文化对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形成的影响（第七、八、九章）。夏著从历史的实证角度，对梁启超的文学思想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对梁启超文学观念的传统渊源和日本渊源的梳理，更是对此前梁启超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突破，此外，对于梁启超“新文体”“新民体”的关系的具体内涵提出自己的看法，更加符合历史的事实。该书尤其重视把握其中透露出来的若干文学问题，但是由于历史实证方法的限制，在理论发挥与阐释方面没有进一步展开。夏晓虹的另一部梁启超研究专著《阅读梁启超》[24]，补充了前著在戏曲和梁启超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方法的缺失，对于梁启超的戏曲革命的过程梳理和梁启超文学研究方法的归纳，进一步凸显了梁启超在世纪之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在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25]中，由夏晓虹执笔的第一章《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则从梁启超文学研究的方法的现代性角度，通过其科学精神、文化视角和历史意识的研究，对他在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过程中的学术史地位进行探讨。关爱和的《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26]则是21世纪以来梁启超研究的一篇重要的论文，该文也是通过历史实证的详细考察，从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的理论提倡和创作实践两个角度，对梁启超在文学界革命中的意义进行确认，论文认为，“梁启超以国民启蒙、国民自新、国民变革为基本目标，以文体革命为触介点的文学革命思想，蕴含着许多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命题并具有极强的可实践性，因而得到了世纪初文坛的积极响应”。关爱和正是在“积极响应”的层面上，指出以梁启超为旗手的文学界革命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喧嚣与骚动”，并以之视“文学界革命”为20世纪中国文学自我更新、艰难变革的起点，“梁启超20世纪初年提倡并实践的文学界革命，对于后来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来说，无疑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
对梁启超与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从总体上言，主要包括文类研究和渊源研究两种主要类型。文类研究主要通过梁启超的小说、散文、诗歌、戏曲四种不同文类的实证研究，考察梁启超具有的现代文学意义，由于“小说”的地位提升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也得到人们集中的关注。而梁启超借道日本引介西方文化以促成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也构成了此一时期人们关注的又一重心。此外，在探讨梁启超文学的现代性意义上，也有一些专论文章，如孔范今的《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27]就高屋建瓴地论述梁启超与中国新文学的诸多联系，他从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的所归纳的五个特征出发，逐条分析论证了两次启蒙思潮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及其对于文学革命影响的一致性方面，这种一致性包括“进化论”思想、对思想文化进行批判、以国民性批判为启蒙的中心议题、采取激进主义的历史态度、启蒙思潮与文学革命的关系等。梁启超三界革命的现代性体现在开放的世界视野，文学观念具有现代性，以小说为中心的现代文体格局等，都是由梁启超所激烈鼓吹的。因此孔范今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从梁启超开始。孔范今的这一论证，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此一时期学术观念的变化，正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等新的文学史观的影响下，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点不应局限在“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晚清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梁启超作为晚清文学界革命的“旗手”，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也就因此凸显。这种凸显，既是因为他在小说中心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突出作用，也因为其在文学的世界性的拓展上所具有的开创者之功。但是由于在探及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上，将“五四”新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主要标准，同时通过以“五四”来反推晚清的意义，而这种研究又建立在实证的文类研究的角度，这就导致对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影响，如后来的革命文学，大众文学等，缺乏必要的注意和观照，这同时影响到对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本质的把握，以及对于梁启超所具有的“现代性”因素的真正理解，因为只有联系到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整体性，或者主流特征，才能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梁启超所具有的意义。换句话说，只有透过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内在结构的个性把握，才能为我们检视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结构提供新的视野。而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它所具有的客观真实性的优点自难以抹杀，但是正如上述对发生学和发源学的辨析中所看到，实证研究也具有其对于观念发生发展过程把握不周的弊端。它更无法对于一种长时段的内在逻辑的发生和影响进行探讨，无疑这就限制了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意义的思考。孔范今注意到两次文学思潮之间在启蒙上的一致性，这一认识极富启发性，但是他由“五四”反推晚清文学现代性的做法，却不能不说正是上述问题的一种体现。
（四）现代性范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性理论和视野的进入，西方现代性理论也成为研究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一种占有主导性的学术资源；海外华人学者立于西方理论的前沿，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视角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强，也被国内学者所模仿和借鉴。这种以现代性理论为研究立场、方法和视野，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进行考察的研究方式也就是现代性范式。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梁启超的现代性意义在各种各样的现代性话语之下被重新加以考察，这就构成当今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关系研究的一种最具热点的研究范式。
首先，西方社会理论中关于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两种现代性的冲突理论，由于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强烈的政治色彩与政治启蒙现代性的关联，而对梁启超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杨晓明的博士学位论文《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28]是对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与现代性关系进行研究的最早的一部专著。在该书中，杨晓明透过启蒙与审美两种现代性的视角，将梁启超文论思想定位为启蒙现代性思想，着重抓住其理性精神与梁启超学术态度、科学精神与梁启超文论中的科学方法、进化史观与梁启超文学史论、中西文化观于梁启超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四个角度，来探讨梁启超文论现代性的具体内涵，并进一步探讨梁启超“三界革命”的启蒙现代性特征，透过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冲突，来思考梁启超的文论思想在这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冲撞与调整。杨著结论透过梁启超对“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影响、对20世纪主流文学思想的奠基、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与审美现代性的超前意义，以及对现代学术规范的独特贡献四个方面确立了梁启超文论思想的世纪性意义。余虹在《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以梁启超和王国维分别代表晚清文学革命的两种现代性立场，认为梁启超是工具主义与政治现代性，而王国维则为自主主义与审美现代性。余虹指出，“由于梁氏的‘三界革命’强调文学的群治工具性，因此它不同于个体自然主义的异端诗文论；由于它强调文学为现代政治革命服务，并要求以欧西之道取代孔孟之道以更新文学的内容，以通俗之文艺更新文学的形式，从而彻底更替‘文以载道’的具体内涵，因此它又不同于原教旨主义的儒家诗文论。正是这一差异使梁氏‘三界革命’区别于晚清诗文革新运动，成为20世纪文学革命的先声”。[29]陈佑松的《主体性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缘起》[30]则借助于美国学者列奥·斯特劳斯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以主体性的建构、曲折和消解的观念，来建构主体性与中国文学性现代性缘起的关系。在其中，他认为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分别代表中国文学主体性建构、曲折和消解的三个不同阶段，在主体性的探讨中，又融入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视野，同样将王国维置于审美现代性，而将梁启超置于启蒙现代性。由于将主体性视为文学现代性的内在价值，因此对梁启超的启蒙现代性对于主体性的“曲折”也就相应地持消极的态度。这一视野在诸多的学位论文中受到模仿，深化了人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在复杂性和紧张性的理解，但是这一模式往往视启蒙与审美相互冲突，从而以此宰割中国审美现代性内在的政治性动机，故意忽视审美与政治在中国现代审美话语中的深刻关联，没有注意到启蒙与审美的内在一致性。
其次，正如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将时空观的变化视为现代性的重要表现，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中，也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全新的现代男女的体验。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新的体验方式的产生，这对于理解文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打开了一扇大门。鉴于梁启超在中国现代时间、空间、和感性视野上所具有的特殊体验，人们也就因此拓展了对梁启超的现代性意义的认识。唐小兵的博士学位论文《全球空间和现代性的民族话语：梁启超历史思想研究》[31]就试图通过对梁启超的历史意识的研究，重新考察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出现，更为具体地说，通过重构梁启超历史观念的变化，揭示全球空间既是由梁启超对于现代性的呼唤而被激发的，同时也最终导致了他的批判性的重新定义。唐小兵以一种空间性或者一种具有决定性的空间组织和关系的模式，提供了一种分析梁启超历史思想的阐释框架。他既注意到梁启超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追求，又注意到梁启超对这种追求的反思，从而萌发出一种“人类学”的空间观，这种既追求又反思的过程，正反映出梁启超对于现代性的独特认识。李欧梵在2004年北大的学术讲演中，也将梁启超的现代性意义扩大到对现代性的时空观的发生上，在题为《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的讲演中，他就将梁启超视为中国现代“古”和“今”两分法的发生者，这不仅是因为梁启超是新的历史观的建立者，还是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32]王一川则将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视为全球东扩所引发的本土诗学动员，全球化体验引发了诗人的语言表达需要，无意识中以汉语诗歌革命的方式为全球化在中国的东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33]而罗义华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梁启超的“流质性”与转型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品格》[34]则从梁启超的“流质易变”的性格出发，借助于“流动的现代性”的理论，将梁启超这种“流质易变”理解为转型期中国所具有的普遍特征，从而通过对梁启超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这种流变性的研究，来思考中国转型期文化现代性的问题。然而，对梁启超体验方式的现代性的理解，在于以集体性话语形式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审美话语中，要建立这种关联并非易事。因为这种现代性体验话语，首先必须建立在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类似于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一前提却仍需要进一步的澄清。
最后，与全球化的现代性相关的是本土现代性思路的兴起，这一思路往往被置于文论失语症和民族诗学建构的角度来进行。一方面，对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的重视，正蕴含着这一立场，论者质疑中国现代文论失语的说法，试图在中国现代的文论实践中，探寻传统性与现代性融合创构的新的典范；另一方面，是对于当今文化现实的关怀，反思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缺陷和现有知识体系的弊端，试图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历程中，寻找具有当代意义的美学范例。梁启超后期的美学思想，就被置于双重语境中被重新发现。如金雅的《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35]是第一本对梁启超美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研究的专著。该书通过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的逻辑脉络，美学思想的四大范畴（“趣味”“情感”“力”“移人”），文艺思想和艺术美论等角度，探讨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体系和价值。该书认为，梁启超美学思想具有体系性，从表面上看，尽管前后期美学思想在具体问题上变化较大，但在内在理论基点和逻辑联系上却有着一贯性，梁启超思想中的“体系性”和“变异性”正构成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从总体上言，梁启超建立了一个以“趣味”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石，以“力”为中介，以“移人”为目标的趣味主义人生论美学思想体系。方红梅的《梁启超趣味论研究》[36]将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作为主体进行研究，注重挖掘“趣味”在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中的意义，从艺术到人生的意义设定，入“生命之奥”的情感陶冶，“仁者不忧”的境界提升，“无所为而为”的生活表达等角度，探讨“趣味”在梁启超美学思想中的意义、方式、境界、实践等问题。这就构成梁启超审美话语现代性的一种重要思路。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研究，旨在建立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现代传统”，把握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活力，但是由于梁启超后期美学思想长期湮没无闻，这种研究对于完整把握梁启超的现代意义，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放在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发生这一问题之下，则不如梁启超早期的文学思想更具有重要性。
五
对于梁启超通过启蒙话语的建构，进而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之间所建立的发生学关系的把握，进而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诗教”本质，对于我们反思并推进现有的梁启超研究，以及正确把握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内在逻辑和精神资源，反思长期认识的误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启蒙话语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标志，确立这一点，对于思考中国文学的现代范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以往所确立的文学的现代形式——通俗化和现代内涵——民族国家（“现代人以现代语言表达现代生活”），实际都是基于启蒙这一更大的话语逻辑之内。因此，如果从“启蒙”的话语逻辑出发，则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变革活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之间在语言改革、文学论题拓展上的“根本性差异”实际上并不存在，它们不过是程度的不同而已，没有实质的差异。而以往的这种理解，遂导致人们在理解梁启超的意义时，由于极力强调晚清与五四的差别，梁启超往往被视为改良派的文学革新代表，其文学“改良”相对于五四的文学“革命”而言，就成为一种资产阶级妥协性的表现，这种阶级论的论述，也就人为地割裂了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关系，然而这种评价在现有的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近代文学史”著作中，却被不加反思地采纳；另外，对于晚清与五四的“断裂式”理解，也使得我们不可能准确地把握中国审美话语知识转型的内在逻辑的发生过程，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关系也就无法在这一前提下被显现出来；即使在“返回晚清”这一视野下对于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也往往以“五四”新文学来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准，以此回推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关联的一致性之处，这种以“五四”新文学作为标的的做法，正如前述所言，是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主要特征的遮蔽，而“启蒙”则可以规避这一问题，因为“启蒙”不仅贯穿于晚清、“五四”乃至整个现代历程。“启蒙”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审美领域的一个关键词，其重要性就在于把握住了在形式和内涵变革之下的深层的逻辑整体性，由于启蒙贯穿于晚清到现代的整个过程，因此，启蒙话语的逻辑发生就是一个动态的充满张力的历史过程，梁启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的一个关键环节，就将如同水面上激起的第一圈涟漪，它将不断地在后续的涟漪中传递其波动。
其次，启蒙与现代性的关系。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影响，人们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政治现代性的二元对立间建立阐释的逻辑，将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视为这两股力量之间的竞争。如杨晓明的《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37]、于闽梅的《异向共建：梁启超、王国维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38]等。这一阐释范式，固然能够比较清晰地梳理出20世纪中国文学功利主义和审美主义之间的两条脉络，更借助于审美主义的“救赎”话语和“个体”话语而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主流话语的政治抑制性具有批判解构的功能，作为一种“姿态”更能够成全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个体道德诉求，但是这种阐释本身，却忽略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自觉的启蒙诉求。实际上，诸如“启蒙”与“救亡”的变奏的论调，本身正是对于“启蒙”的远离政治性的理解。那么在这一阐释视野之下，梁启超的意义就被窄化为政治启蒙一路，在抬高审美主义而压制功利主义的立场之下，对梁启超的评价无疑是更为消极的。但是，“启蒙”、“审美”和“政治”在中国现代的审美领域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其他问题处于一种复杂的关联之中，三者之间并不是截然的对立，而是彼此交混，其同一性要远远高于歧异性。以两种现代性的冲突来理解这一过程无疑有削足适履的麻烦。
再次，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逻辑话语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契机的打开的关系。但是以往对梁启超的研究，由于梁启超本人多提倡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文类活动，这三者成为人们理解梁启超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框架。如连燕堂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39]、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40]、关爱和的《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41]，都是从诗界、文界、小说界的文类变革分别出发建构文章的阐释框架，探讨梁启超这三者变革的思想资源、具体过程及其对于中国现代相应的文体变革的影响等。然而这一框架所带来的问题，是使得对于梁启超的意义的理解，受到了具体的历史现象的影响，而不能透视梁启超审美话语变革的逻辑发生学意义，更重视梁启超的“起源”的意义而非“发生学”意义。也正是这种历史的具体性本身，使得对梁启超意义的认定，容易停留在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性质差异之上。它更无法对于一种长时段的内在逻辑的发生和影响进行探讨，这无疑就限制了对梁启超意义的思考。
最后，现代性理解的片面化和单一化，遂使得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把握，往往专注于其在西方、现代视野之下的一面，力图描述的是在西方视野观照下的中国现代状态，而忽视“现代性”的复杂性、多元性和本土性，更由之忽视传统精神资源在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由于“断裂”的视野，使得人们对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理解，突出其新异的一面，而忽视其古典理念的现代活力。这就导致对梁启超的研究，重视其与古典的“异”的一面，而忽视中国文学启蒙话语发生的传统资源和渊源，现有的研究几乎都是基于这一立场，即使是研究梁启超在过渡时期的流质性特征，也同样是基于“现代性的流动性”的观念，而忽视传统作为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精神资源的作用。除了曹亚明对于梁启超误读西方人文主义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梁启超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误读及其影响》[42]和其博士学位论文《承续与超越——梁启超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的“临界点”》[43]，何轩的《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以梁启超小说功用观为中心考察》[44]等少数几篇，而这些研究往往也并非着眼于中国审美话语的现代性的理解。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肇始者那里，中国现代文化启蒙往往不断地被比拟为“文艺复兴”，这一理解实际上正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是一场古典的现代言说。
正是基于上述理解，本书选取梁启超“思想运动时代”的文学启蒙理论和实践为对象，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梁启超对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建立，及其具体的小说理论建构、以国族为内涵的“中国文学”观念的建立，以及报章文体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话语形态、话语内涵和价值导向的发生学意义。由于发生学的方法涉及跨学科和比较视野，因此本书主要从梁启超整体的政治启蒙的文化视野出发，将文学与思想史、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探讨中国现代文艺话语发生的复杂性。论文结构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在澄清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内在本质的基础上，从总体上研究梁启超“新民”思想对建立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启蒙的话语逻辑的影响，并揭示梁启超文学启蒙话语的精神资源是古典“诗教”传统。第二部分（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落实到具体的层面，讨论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话语形态、“中国文学”观念建构和报刊文体变革实践三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文学运动话语形态、以国族为核心的话语内涵和通俗的价值导向所具有的发生学意义。梁启超的文学启蒙话语是其政治启蒙话语的具体实践，这一前提形成了本文的阐释框架。论文试图以此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内在逻辑，并确认梁启超文学启蒙话语作为古典“诗教”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中介的重要意义。论文试图以此推进文艺学及其相关学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和审美话语本质的理解，使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的整体认识更具客观真实性，以此澄清一些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认识误区。
[1] 邓晓芒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的启蒙运动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或“新启蒙运动”（见《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载《中国文化》2007年春季号，第24期）。
[2] 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91页。
[3] 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91页。
[4] 石磊、崔晓天、王忠编著《哲学新概念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94～95页。
[5] 参考冯契《哲学大辞典》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彭漪涟、马钦荣主编《逻辑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6] 以上关于发生学与起源学的区别，主要来自汪晓云《人文科学发生学：意义、方法与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月11日。
[7]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的关系，已为诸多论者所探讨，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思想的过渡》、李喜所主编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社会》、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所主持的京东大学《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课题等，都从不同侧面，显示出梁启超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思想和知识转型的关键性地位。
[8] 姜振寰主编《交叉科学学科辞典》，人民出版社，1990，第582页。
[9] 这里就有代表性的专著综述如下。第一，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的政治关系。这方面，美国学者列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是海外学者最早研究梁启超的专著，该书以“历史”与“价值”为线索，探索梁启超在价值上倾向于西方现代性，而在内心深处却执着于传统，这种矛盾心态展现了梁启超思想的展开过程。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反对中国现代性的“西方的冲击”研究模式的偏颇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所具有的活力，通过对1890～1907年过渡时代梁启超思想的研究，详细考察了中西思想在很多领域内的相互影响，勾画出它们在梁启超思想发生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梁启超塑造的一代“新民”与现代中国之间的联系，要比五四“新青年”更具有影响力。黄宗智的《梁启超与中国的自由主义》等这方面都试图把握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台湾学者的张朋园一直努力于探索梁启超的立宪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他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就力图把握梁启超与革命派之间的关系，从而试图在立宪与革命之间寻找出某种具有关联性的视野。黄克武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则主要探索梁启超的调适思想与其自由主义思想的英国渊源。第二，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文化的关系。易新鼎的《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是新时期以来对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文化进行集中研究的较早一部专著，该书从梁启超对先秦诸子（包括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比较研究，梁启超对两汉至宋明儒学思想（包括齐鲁学派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与儒学、隋唐佛学与儒学、宋明理学）以及对近三百学术史，佛教史和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对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史做综合归纳，有利于人们全面了解梁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看法和态度。在此基础上，易新鼎又写作《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一书，分上下篇讨论，上篇为梁启超思想漫论，分别谈及其文化性格，师徒之间，与革命派之间、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关系，探讨梁启超“依据西学，批判中学”的思维逻辑，及其在东西文化之间的徘徊，论及其民主主义思想，民族性、国民性等主题，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内容和特点，并涉及梁启超的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的主张。下篇谈论梁启超对后继者的影响，论及对五四文化革命尤其与文学革命之间的紧密联系，分别从文学形式和文学内容的更新方面，梁启超与胡适，梁启超与鲁迅，梁启超与毛泽东的关系来思考毛泽东的影响。该书框架巨大，但是观点多为前人所言，创新性不足。蒋光学的《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则从梁启超走出“今文经学”，建立“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学术思想的角度，考察梁启超学术观念的变化、在新的学术观念的观照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对法家思想、墨学、老庄哲学、儒家修身心性之学、佛家思想，以及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并进而考察梁启超如何改造传统思想，以参与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问题论辩和科玄论战。蒋著从这一角度，试图建立梁启超与20世纪学术思想的关系，认为梁启超所建立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学术思想和形式，是将中华传统学术向现代推进的重要发展阶段。第三，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狭间直树的《梁启超·明治维新·日本》以集体成果的形式展示梁启超借道日本学习西方的过程，显示日本中介与中国文化现代性之间的重要关系。该书在梁启超日本原始文献的梳理和梁启超与日本思想的具体比对方面做得相当扎实，是这一领域不可迈越的著作。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2009）忠实于史料，围绕梁启超启蒙思想这一主题，通过对日本启蒙思想家的原始文献的梳理，探讨梁启超从明治日本诸思想以及由它们所介绍和导入的欧洲思想中接受和拒绝的具体内涵。该书通过对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明等思想家，以及从日本民权思想、国家主义、国家有机体等思想角度，探索梁启超思想与日本明治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和具体渊源。袁咏红的《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则主要从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行程为主要线索，从梁启超与日本政界的关系、梁启超在日本期间与革命派、创办学校、与留学生、指导政闻社，参与二辰丸反日事件，梁启超访问台湾、与“二十一条”，以及梁启超的日本观的认识与变化等，历史地把握了日本与梁启超的各种关系。第四，梁启超自身学术思想的研究。包括对梁启超自身学术思想的总体研究，阶段研究和专题研究。在总体研究方面，钟珍维、万发云的《梁启超思想研究》是较早对梁启超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著作。该书从梁启超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渊源出发，对梁启超的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法制、教育、新闻、文学、科技思想和海外华侨的观点进行全面研究，并以此对梁启超的历史地位进行评价，认为梁启超的功大于过。该书是新时期梁启超思想研究的一部重要成果，摆脱之前梁启超研究阶级论的限制，持论较为客观。而在阶段方面，梁启超早期和后期的思想分别得到人们的探讨，如李茂民的《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梁启超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着重考察梁启超五四时期的如何挖掘传统文化以与西方文化化合创造新文化的几个方面，着重对其对儒家人生哲学、政治思想和诸子学思想的现代阐释，对西方科学和民主观的采补，以之建构新文化和新人格，并考察了梁启超后期的以情感和趣味为中心的文艺美学思想。在专题方面，由于梁启超是中国现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思想的丰富性和广泛性让后人难以企及，包括历史、政治、道德、宗教、经济、哲学、文学、翻译、外交等多个方面，因此围绕梁启超思想的专题研究也相当的丰硕。李金和的《平民化自由人格——梁启超新民人格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蒋林的《梁启超“豪杰译”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赖建诚的《梁启超的经济面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等等。
[10] 钱玄同：《寄陈独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第52页。
[11]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小说月报》20卷2号（1929年2月）。
[12]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海南出版社，1994，第62页。
[13] 吴文祺：《新文学概要》，中国文化服务社，1936，第4、13页。
[14] 陈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书店，1937，第113页。
[15] 郭延礼：《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第301页。
[16]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1页。
[17] 佘树森：《如何在文学上评价梁启超》，《光明日报》1960年9月25日。
[18] 郭延礼：《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第304页。
[19] 朱眉叔：《梁启超与小说界革命》，《文学遗产增刊》第9辑，中华书局，1962。
[20]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191页。
[21] 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第312页。
[22] 连燕堂：《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漓江出版社，1991。
[23]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4] 夏晓虹：《阅读梁启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5] 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6] 关爱和：《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7] 孔范今：《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文史哲》2000年第2期。
[28] 杨晓明：《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1。该论文于2002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29] 余虹：《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9页。
[30] 陈佑松：《主体性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缘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1] Xiaobing Tang，Global Space and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32] 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12页。
[33] 王一川：《全球化东扩的本土诗学投影——“诗界革命”论的渐进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4] 罗义华：《论梁启超的“流质性”与转型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品格》，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6。
[35] 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
[36] 方红梅：《梁启超趣味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
[37] 杨晓明：《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1。
[38] 于闽梅：《导向共建：梁启超、王国维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3。
[39] 连燕堂：《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漓江出版社，1991。
[40]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41] 关爱和：《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42] 曹亚明：《论梁启超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误读及其影响》，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5。
[43] 曹亚明：《承续与超越——梁启超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的“临界点”》，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7。
[44] 何轩：《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以梁启超小说功用观为中心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