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生物钟

调整生物钟

我的生活是另一种形式的失眠,也就是说,只有在我醒着的时候,我的生活才能正常继续。我的睡眠质量相当好,从来没有被失眠这个问题困扰过。

一旦我躺下睡觉,就会睡很久,通常是十到十二个小时,这对我来说是极其容易的事。当然了,如果有人像我一样,把一天里一半的时间都用来睡觉,那他就必须妥善安排自己醒着的时间,让一切更有效率。如果把我每天用在睡觉上的时间加起来,那将完全符合我奶奶的一句睡觉名言:“人生的一半时间都是这么睡过去的。”也许这一半是人生中糟糕的一半呢?但如果不是糟糕的一半那怎么办,有没有嗜睡者自救的组织?即便有这个组织,估计我也会在大家开会的时候睡过去,等睁眼的时候,一大半的会议时间都过去了。是什么导致嗜睡的呢?是我的血压出了问题,还是内循环出了问题?也许这两方面的问题我都有,大部分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都有这两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缺乏锻炼的一代(参看上一章节)。

也有人能够起得和早点师傅一样早,并且还能保持心情愉快、兴致高昂地开始新一天的生活。我本人当然不属于这一类,硬逼着我早起的话,我就会像个梦游的人,身体起来了,灵魂还睡着,到处晃荡。要变成早起的鸟儿,我认为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调整作息,否则,在现在这种状态下要求我早起,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刚醒来的时候,我的语言细胞还睡着,说出来的话多是含混不清的。比如妈妈问我:“亲爱的,你要喝杯咖啡吗?”我的回答是:“嗯呀哪哼。”翻译成正常的语句就是:“当然了,真是个多余的问题,给我来一大杯,加奶!”

也许,我嗜睡的原因不是血压有问题。也许,睡觉就是一种演练,让我可以在生命终结时从容地躺进棺材里。因为菲力普·马罗曾经说过:“当生命走到终结,你就会敲开长眠的大门。”

睡眠让整个世界安静下来,回归到最初的样子。我意识到,我的身体每一天都要和“就这样睡下去”的想法战斗,因为睡觉本来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理需求。对我来说,在“保持清醒”这场战斗中失败后,最直观的结果就是睡觉。

我一直对精力极其充沛的人持怀疑态度,他们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刚睡醒就去健身房锻炼两个小时,然后开始在国际大公司里疯狂地工作,晚上去弹钢琴,还能把其他家庭成员照顾周到。我根本不相信有这样的人,我要是有这么多的能量,可能早就烦死了。我从厨房走到浴室都要磨叽半天,有这些时间,米丽娅姆·梅克尔都能再获得个客座教授职位,再写一本关于“职业枯竭”的书了。

我无法想象,像默克尔总理那么忙的人会如何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早上7点就要开始拯救欧元,9点为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开市,11点在联邦议会里演讲,还要时刻警惕那些别有用心的政敌给自己下绊子。

一方面,我对她安排得如此紧凑的生活感到惊讶;另一方面,我也十分困惑,也许,很多国家大事都是在国家领导人长期睡眠不足的情况下解决的。而我的睡眠是一个对抗的过程,并非对抗清醒,而是对抗无休止睡下去的冲动。哪怕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也丝毫不影响我呼呼大睡。

如果我在小学的时候,能够晚两个小时上学,那对我的智力发展可能特别有好处。相比解二项式方程,我更喜欢吃意大利面。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化学上的渗透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说,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化学课上,还不如直接去睡觉。我没记错的话,在我长达十三年的求学生涯中,每一天都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开启的。每天早上,我都要被妈妈吼醒,有一天我问妈妈,为什么每次她叫醒我都是用吼的,妈妈回答说:“在你听见我吼你起床之前,我已经叫了你7次了,而且是很努力地叫了你7次!”

我总是在早上上第一节课之前的20分钟才起来,我并不是故意要把时间搞得这么紧张,也不是故意不遵守学校的纪律,我只是起不来而已。我的生物钟总是不停地变化,就像我那忽大忽小的鞋号一样。我从来没有准时到过学校,不过幸运的是,我总是能够得到善意的对待:从来没有老师和同学批评或嘲笑我迟到,他们也从不尝试让我改正这个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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