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聪明最可贵
“败坏性的聪明”不知不觉在侵蚀着人和科学共同体，并使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一步步地下降。
中国人和犹太人被公认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古代伟大的“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创造的，公元3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科技遥遥领先于世界；而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正是犹太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犹太人独占鳌头，世界第一。我曾多次讲过，在对科学问题的整体把握上，我们中国科学家丝毫不逊于西方科学家。但我有时想起有位哲人说过的话：“中国人太聪明，太善于综合，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因而不肯像希腊人那样去建立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之类的笨功夫，对事物分门别类，深钻细研，因而发展不出现代科学来。”想想过去，看看现在，他的话真是有点道理。
中学时代（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在上海，我也和同学们一起，把“犹太人”作为讥笑、耻笑一个人“吝啬、抠门、死脑筋”的代名词，相互取笑。那时，同学间谈论的“聪明”是指“脑筋急转弯快，占了便宜卖乖，做什么事不吃亏，读书不花什么气力可老得高分”的那类人。这样的学生在同学中很吃得开，很受同学的崇拜。几十年下来，我慢慢地明白了，犹太人的诚实才是真正的聪明，是大聪明，“大智若愚”：做生意讲诚信，不蒙不骗；做事情一板一眼，铁板钉钉；做学问舍得下苦功夫、笨功夫，穷极究竟。而我们的不少同胞实在是太聪明，聪明过头了，视诚实为傻瓜，视智慧为狡猾，耍的是小聪明，“小智若猾”：做生意靠狡猾欺骗，不讲诚信；做事情不扎扎实实，做表面文章；做学问急功近利，走取巧捷径。我曾为我们民族的聪明自豪，但我不禁想起，当今国人的聪明是否像俄罗斯谚语所说的那样：“够狡猾的了，像中国人一样”。今日，无论人在何地，国人同胞们的耍弄聪明与狡猾实在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真的怀疑起我们中国人是否真的聪明了。
十几年前，美籍华裔科学家、著名的光学信息处理专家杨振寰Francis T．S．Yu教授来华讲学，我与他相识后，经常通信闲聊。我向他请教如何看待学界内蔓延的学术不端行为。在国内学术界，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被一些人弃而远之，为了弄虚作假获取名利，“抄袭者”有之，“伪造数据者”有之，“剽窃者”有之，失去了做学问的人起码的科学道德。尽管学术界出笼了一些学术规范和守则，但这些年来很多学者依然故我，不良之风屡禁不绝，并未见到明显效果。杨振寰教授说，这些情况美国也有，但在美国，一旦发现，学术骗子便成为过街老鼠。由于公众舆论强烈，加之处罚严厉，一般人不敢以身试法。在谈到青年学人学习和研究中急功近利与浮躁之风时，我们两人都在大学里执教，所接触的青年学人、所指导的研究生大都是有知识、很聪明的人，其头脑灵活的程度是我们当年所不能及。但可惜的是，有些人聪明过头了，走向反面了。于是，我们便讨论起“聪明”的问题了，当然是针对科教界的人和事了。
他对我说，聪明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建设性的聪明，另一种是败坏性的聪明。我把他的意见抄在下面：
建设性的聪明才是聪明
败坏性的聪明不是聪明
什么叫建设性的聪明？
什么叫败坏性的聪明？
心胸宽广
心胸狭隘
互相信任
不信任别人
互相合作
不合作
互相帮助
不愿意帮助别人
富于同情心
没有同情心
……
狡猾
自私
……
实际上，我们主要是从道德和价值观的层面而不是从智力的角度上来评论聪明的。我们深深感到，在人的性格中支配其行为的情感、意志等以情绪为特征的非智力因素及由此所表现的“聪明”，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成败。我们俩都有这样的体会，在一个科研团队中，宽容大度、善于合作、富有团队精神的人往往更能够充分体现个人的价值，取得成就的机会就更大些；而见利忘义只想个人争利、不善与人合作的人，总想多占些便宜的人，在科学的道路上不会走得太远。
从道德层面上来看，某些业务能力强通常被称为聪明的人，仅为有利于自己而玩弄的种种聪明，是聪明过头了或“太聪明”了。他们已不是上面我说的“脑筋急转弯快，占了便宜卖乖，做什么事不吃亏，读书不花什么力气可老得高分”的那种耍弄小聪明了；已经有点属于杨振寰先生所说的“败坏性的聪明”了，虽然还没有达到害人和危害社会的程度。但这样的例子在校园内并不少见。学生中有一些议论我听了都很寒心：“不要太傻了，千万别（在学习上）帮助别人，他（她）若成功就是使自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吃亏的事、无利的事一定不干”“千万不要那么犯傻，去做公益事情，服务了别人，影响了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人都是自私的”，等等。这样的人，心胸狭隘、自私忌妒、利己哲学到这样的地步——“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无论他（她）多么聪明，能被人民和社会接受吗？能真正为国家做贡献吗？但愿他们能早点醒悟。
我认为，杨振寰先生所列举的“败坏性的聪明”的一些表现，仅是利己而没有达到害人的地步，主要是在认识上或人品上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在道德和价值观层面上出了一些问题。他们中不少人通过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及现实的教训，会认识并改正之，从而走上正确的道路。但如果不觉悟、不加以控制，为了利己而去牺牲别人，甚至触犯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败坏性的聪明”是很容易走向“毁灭性的聪明”的。请看当今学界，一些人利欲熏心，把自己的所谓“聪明”的手段用到邪门歪道上：考试中作弊，科研中捏造、伪造数据，论文中抄袭剽窃，为了名利而不择手段，甚至以身试法。实际上，这样的“聪明”已经突破了传统观念和道德框架，甚至破坏了社会公共道德底线，变成了阴谋诡计，以至触犯法律，危害社会，最后“毁灭”了自己。
杨振寰先生和我都是一生献身于教育和科学事业的人，在我们看来，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或以科学为职业的人，最主要的品质是诚实和正直及专注于学术，聪明并不是最主要的。诚实和正直是保障知识可靠性的前提和基础。诚实的人才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正直的人是实事求是、不畏艰险在科学道路上攀登的人。首先，科学需要绝对的诚实和格外的正直，科学不能容忍任何不诚实和不正直的行为；科学追求的是客观真理，有一说一。诚实和正直是一种高贵的品行，这样的人，心地是纯洁的、沉静的，人格是高尚的、无私的；诚实和正直的人最接近科学和大自然的真实，科学的大门永远向诚实和正直的人敞开。其次，对科学人来说，专注于学术是获得科学成就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只有专心致志、如痴如醉投入研究，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志向终生追求而无悔的人，才能有所成就。我深深感到，当今我国的青年学人并非缺乏创新的才能、聪明和智慧，也并非缺少科学研究的条件，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潜心学术的专注程度不够。我们天天大呼创新和创造，却不问创新和创造从何而来。其实，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才能是研究学问非常专注、非常投入而积累的一种效益。只有把思维强烈聚焦到所研究的事物上，才有可能激发出创新的火花。古今中外，凡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无一不是心无旁骛、专注于学术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说研究学问的人应该耐得住冷清和寂寞，浮躁和急功近利是研究学问的大敌的缘故。
让我们再看看犹太人。从1900年到2006年，27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21名犹太科学家，这绝不是偶然的。犹太人的诚实和正直，以及他们的专心致志为世人所不及。犹太传统文化鼓励争辩、发表看法与冒险挑战，但性格上“温恭谦退”，专注学术，孜孜追求，悉心钻研，淡泊名利。我深深感到，在做学问方面，我们和犹太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他们把聪明用到做学问上，为奉献而学术，心地单纯；我们把聪明用到人际关系和谋取私利上，为名利而学术，心地复杂。由此可见，在科学长河的竞赛中，犹太人的胜出，获得如此众多的诺贝尔奖，绝不是偶然的。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高度竞争中，人们施展的各种各样的所谓“聪明”的手段已不是杨振寰先生和我这一代人所能想象和理解的了。看看现在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无论教学科研以及单位和个人的前程，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在诱惑着、驱动着。真是，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驱动的动力，使本是公平的竞赛和竞争，也不按游戏规则出牌了，学术不端乃至学术腐败的各种现象出现了。“败坏性的聪明”不知不觉在侵蚀着人和科学共同体，并使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一步一步地下降。于是，在学界，一些遵守道德与规则的人，具有“建设性聪明”的人，很有才华而不知社会潜规则的人，往往吃亏和失败，从而失去社会竞争力，还有可能被视为“傻子”。在一个讲究和谐社会的环境中，公共道德与公平竞争如果沦落到这个地步，真是非常可怕。
不过，我还是相信，到头来，这种王熙凤式的“聪明”——“败坏性的聪明”和“毁灭性的聪明”兼而有之的人，大都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正如培根在“谈利己之聪明”一文所说：“为利己而玩弄的诸多聪明，说到底是一种败坏的聪明。它是老鼠的聪明，因大屋将倾，鼠必先逃之；它是狐狸的聪明，因獾掘洞穴，狐占而居之；它是鳄鱼的聪明，因其欲食之，必先哭之。但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如西塞罗笔下之庞培）除自己之外谁也不爱的人，到头来往往都可叹可悲；尽管他们总是为自己而牺牲他人，并自以为已用其聪明缚住了命运的翅翼，但他们终归也会变成无常命运的祭品。”
几十年来，我见到不少所谓“聪明人”，他们玩弄所谓的“聪明”，总是为利己而不惜牺牲他人，尽管有时一时得逞，扬扬自得，但其结局总不是那么美妙。而那些被认为“不那么聪明的老实人”，或被所谓“聪明人”看成是“傻子”的人，他们踏踏实实，坦荡真诚，埋头苦干，一丝不苟地努力学习和工作着，尽管便宜似乎被所谓“聪明人”捷足先占了，但成功者的行列最终不乏他们的身影。两者就像童话中的“龟兔赛跑”一样。
我衷心希望我们的青年学人做一个像杨振寰先生所说的具有“建设性聪明”的人。
愿科学与人文两翼齐飞——写在北京理工大学开设“科学与人文”论坛之际
缺失科学精神是可悲的，而缺失人文精神是可怕的。愿科学与人文两翼齐飞。
校科学技术协会、校学术委员会最近共同发起开设北京理工大学“科学与人文”论坛，准备从今年（2004年）4月初开始邀请校内外著名专家学者进行高层次、宽视野、大覆盖面的科学技术、社会人文讲座，使特色鲜明、切合实际、吸引力强的论坛成为提高广大师生综合素质的学术园地。校党政领导对这一活动十分关心，给予很大的支持，并与我多次交换了意见。“科学与人文”论坛由校科学技术协会、校学术委员会主办，学校各职能处和各学院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和支持。
作为校科协主席，我想谈谈对举办北京理工大学“科学与人文”论坛的认识。
我认为，高校教师和青年学子一定要成为一个科学与人文和谐发展的人。对于我们学习理工科的人来说，仅仅具有理工专业知识是不够的，应当同时具备“对美和道德上有鲜明的辨别力”（爱因斯坦语），学会尊重和珍惜他人的劳动，有高尚的理想情操，才能在从事默默无闻的工作时自持、镇静和心安理得；还要具有批评性的独立思考精神，保持对研究对象诚挚的兴趣和追求真理的渴望。
对于我们教师和青年学子来说，人文知识（文史哲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和人文修养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做学问，第一步，就要应用语言、文字将自己的思想，自己思考、发现、研究的事物简单、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来，且在表达的同时厘清自己头脑中的概念及研究对象；而含混不清、不知所云的语言和文字正说明思维和逻辑上的混乱。因为，文字是美的一种表达，好的文字能将心中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不仅是看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一个人的审美观念是他的整个生命的经历、思考的总积累。因此，人文知识的积累，无论对做学问或是做人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一生。
人文知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应具备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气质。人之所以能称为人，是他（她）懂得善恶美丑、懂得日常生活和为人的一些基本准则：爱什么、同情什么、追求什么？保卫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鄙的？等等。
具有丰富人文知识和人文气质的人，在他身上积淀了祖国优秀文化的底蕴，汲取了本民族和人类精神之精华。他具有很强的判断力、美的欣赏力、适应变化的灵活性和自信心。他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理解人类文化和价值体系，并把这种知识与其很强的判断力结合起来，批判地思考科学、道德、伦理和社会等问题。他的敬业、勤奋、团队精神及善于交流的能力使他能与周围的人很好地合作共事，为祖国、人民和社会做出积极贡献。我想，我们的大学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这样的具有良好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人。
一般来说，经过优良的学校教育、有完好的价值取向、文化知识高的人，他们的人文气质好，文化修养高，人品道德好。可悲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高学历而文化修养很低、人文精神极差的人却不少见。他们没有培养良好的价值标准，没有建立完整的人格品位，没有基本教养和礼貌礼节，甚至只顾自己、自私自利、毫无社会公益和国家利益的概念，对弱势群体遭受迫害和欺辱也无丝毫怜悯和同情之心。有的见利忘义，寡廉鲜耻，甚至出卖国家机密，连自己的良心都拍卖了。而在一般老百姓中，不少人学历不高，没有很多的文化知识，也不曾听说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等。但是，他们的身上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知道尊老爱幼、诚信待人，懂得善恶美丑、爱憎分明；在祖国危难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我们培养的人文化学历高而人文素质反而很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我们理工科大学的教育应该时时刻刻贯穿“以人为本”的思想，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工具”。高校不应仅是传授科学专业知识的场所，而且应是人文社会教育、人文精神熏陶的园地，潜移默化地教育学生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全面发展、德才兼备的人，一个对祖国、人民和社会有益的人；要使学生们懂得，学会做人是立身之本，而学习知识是服务祖国、人民和社会的重要手段。
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当然是培养学生成才，使他们在一个选择的领域内具有扎实的基础，具有独立工作能力、批判和推理的能力；并使他们学会一些科学方法，能够获取、评价和利用信息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还使他们能将自己获得的知识和科学、技术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并能鉴赏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具有知识上的好奇心和继续学习的动机。所有这些才能的培养，无不与他们的审视事物的观念和角度、审美的能力和品位及人文素养密切相关。
现在我们看一个人，除了知识和能力之外，就是看他的人品（实际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综合）怎样，为人如何。同样，看一所大学，除了看她所拥有的教授、博导、大师、良好的现代化实验室、精密的仪器设备和美丽的校园环境之外，就是看这所学校的校风怎样、学风如何。一个学校的校风和学风，我认为，就是她的学术与文化视野、学术与文化氛围、学术气度与人文气质、学术胸怀与人文情怀，也就是这所学校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因此，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即“人类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翅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学校在传授学生科学知识的同时，必须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关于学校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发扬，我有两点看法：一是要思想开放。一所学校要有活力和创新的能力，就必须有开放的精神、开阔的视野以及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当今的时代，学术与文化的交流至为重要，尤其要重视学科的交叉渗透，重视国内外的学科前沿的发展。二是要活跃学术空气，促进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学校要有兼容并蓄的精神，要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和环境。这有赖于两个方面：首先是鼓励探索，允许失误。其次是学术讨论中要有科学的、坦率的、平等的、宽容的态度。争辩双方严肃认真，心平气和。讨论时开门见山，没有顾忌和做作，恪守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总之，我们要在北理工的校园内倡导和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人文学术环境。
不少学理工的青年学人总觉得自己是搞科技的，需要的就是专业知识，文化素养可能对自己的学位论文的文字表达有一些影响而已，与科学研究的水平无关，因而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极为狭隘的看法。科学发现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果，除了专业基础外，必然与科技工作者本人的人文素质、文化修养、知识水平、心理结构、性格特征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在科学研究中，首先要能够找对方向，发现好的、重大的问题，从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要找到好的、重大的问题，不仅需要丰富的学识，更关系到一个人的心态、信念、观念和文化的品位。科学研究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便会在前进道路的中途退却。我还记得自己在“光学工程”重点学科评估总结会（2001年“光学工程”重点学科全国评估，清华和北理工并列第一）上讲过一番话：“我们这一代搞光学工程的人与清华打了个平手，现在，这一代人年岁大了，大都退下来了。那么再过若干年后的评估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我并不怀疑系里的青年一代、青年教授们的学术水平和能力，你们的学问和水平比我高得多，也不见得比清华的同辈人差。我所不放心的或者说我所怀疑的是你们的思想和精神。未来的较量并不完全在专业知识和能力上，而在于毅力和精神的拼搏。”我这番话指的是，我们光电工程系的青年教师们极为需要的是求实的、孜孜以求的、献身于学术的精神。只有不急功近利、力戒浮躁、脚踏实地、坚韧不拔、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科学的高峰。因为研究学问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耐得住清冷和寂寞，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才有可能有所成就。这就涉及是否有宁静的心态的问题。还有，科学研究中遇到困难时退却，往往不是一个理性问题，也不是专业知识或能力不够的问题，而往往是一个信念问题。所谓心态、信念、自信心和责任感实际就是人文精神的问题，与研究者的人文修养和人文气质密切相关。
另外，我们搞科学研究的人，都谈要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看，科学精神是一种辩证的、求实的、追求真理的哲学沉思；从社会人文的角度看，科学精神是体现人类在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求真、至善、臻美的文化精神；从道德的角度看，科学精神是一种独立、诚实、无私、实事求是的品质。因此，科学精神中很大部分反映的是个人的人文素养。很难想象，一个人文精神和素质很差的人会有良好的科学精神，使科学研究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反之亦然。
我觉得，接受知识需要理性，理性是可以培育的，老师是可以教的；而科学创造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悟性，悟性是属于非理性的范畴，老师是教不来的，悟性依靠文化的积淀。只有具有深厚的科学人文底蕴的人，才能激发出科学创造的灵感，从而有异乎寻常的大思路、大智慧、大视野。爱因斯坦以其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深厚的人文素养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就是一个光辉的例子。
在我一生的科学活动中，我曾经和国内外很多杰出科学家包括多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过交往，或相识相谈，或有长期来往。他们不但有精深的学术造诣，在科学上做出了杰出的成就和伟大的贡献，而且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和浓厚的人文气质。他们的文章记载了他们的科学成就，也反映了他们的道德风范和人文情怀。我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启发，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我国的两弹一星元勋、著名光学家王大珩院士；支援“二战”的雷达“微波双工器”和世上最小电子管的发明人、著名电子学家孟昭英院士。我与他们经常交谈，海阔天空，聆听他们的教诲，真是受益匪浅。他们两位留学英美，中西精通，文理交融，具有博大精专、高深造诣的学术素养。他们撰写的文稿，文字精准优美，思维活跃致密，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他们的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宽容谦让，具有高尚的人文教养。多年的交往中，我深深感到他们的科学精神、人文气质和人文情怀。他们的学术成就与他们的人文精神密切相关。正如伟大的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那样：“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认为的那样。”这番话既说明了科学家学术创造的人格特征，也说明了科学家极为需要人文精神。
我们现在进入了21世纪。在新世纪中，认识世界的重大发现和改造世界的重大成果，都将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这就要求创新人才必须形成较为完备的知识结构：科学知识是客观世界的知识，人文知识是精神领域的知识。高校培养创新人才，需要从人的综合素质和社会文化进步的高度，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人文气质与科学精神的合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我们理工科院校里，人文素质教育需要开设一些课程，使理工科的学生有一些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知识，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我总觉得，人文精神和人文气质的培育，重点并不是课程，而是氛围；不光是知识的传授，而是校园文化氛围的熏陶；不仅是简单的说教和灌输，而是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感悟科学文化精神，沐浴科学文化传统。
“科学与人文”论坛将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精心组织，邀请校内外的名家到我校做报告，内容是从不同的视角，讲述科学、技术、哲学、文化艺术、历史和社会学等大家共同关心的科学人文问题。我相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学术文化活动，能使我们的思想得到启发，情感得以陶冶，心灵得到升华，形成对创造的欲望、创新的渴求以及正确的人生追求。
活跃学术空气、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内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在北理工的校园内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和环境更加重要。不是仅依靠外面，而是靠我们自己，不追求形式，而要讲究实效。十分重要的是，院系、研究所、教研室的领导要对此加以重视，关心并精心组织好一些专题讨论会，讨论一些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交流心得体会，真正使大家感到有收获。
我认为，学校的校风、学风建设特别是学术氛围的形成、人文精神的传播最需要我们的院士、首席专家、长江学者、学术带头人、学科带头人、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带头。这一层次的人是学校的顶尖人物，他们是最有水平和最有能力为学校的校风、学风建设做出贡献的人，理所当然应该走在前面。我坦率地说，在我校，这一层次的人普遍带头不够，都推说自己“忙啊！忙啊！”一方面说，我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完，哪有时间开讲座啊！另一方面又埋怨学校学术空气不浓等。这些人中有我一个，我在这里先做自我批评。但我在去年就任新一届校科协主席时，就表态一定在2004年春天带头做有关科学人文的报告，我一定会实现自己的诺言。
校内有一位教授曾经给我建议：应该有一个规定，每一位教授、研究员以上职称的教师，每人每年必须在校园内（全校、学院、研究所、系或教研室）做一次报告，报告的内容不限，能讲什么就讲什么，每年年终要进行考评。说实话，这不是很高的要求，是作为一个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应尽的义务，而且是能够做到的。我对她说，我无法这样做，我不是校、院一级领导，没有这样的权力。但我确实希望支撑我校最高的学术阶层的教授、研究员们，支持这一活动，为学校，为学生，也为自己的学术荣誉。这是我向各位老师呼吁的。
一个学校的好校风和好学风的形成包括科学与人文氛围的形成和科学与人文精神的传播，需要长时间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踏实去做，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形成一个好的传统。延安精神是我校的光荣传统，是学校的宝贵财富，也需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在去年一次校外的讲演中，我给那里的科技人员赠送了这样四句话：
“做人中学做学问，做学问中学做人。做人做真正的人，做学问做大学问。”
做人需要人文精神，做学问需要科学精神，而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又是贯通的。我衷心希望我校每一位青年学人，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大写的人，并有志气做大学问。
最后，我的结束语是：“缺失科学精神是可悲的，而缺失人文精神是可怕的。愿科学与人文两翼齐飞。”
天才是训练出来的
成功的关键不完全取决于智商，而在于对待困难的态度和坚持的毅力。
杨振寰先生在《神经网络与教育——学习的艺术》一书中开宗明义就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鸟而去学游泳，那么，无论你怎么努力也是白费力气；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鱼而去学飞翔，那么，无论你付出了多少也是一无所获。因此，想教一头亚洲水牛赛跑显然是不正确的，而教阿拉伯马在泥泞的水稻田里干农活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们各有天生的长处和短处。”
杨先生说得很对，人的天赋不一样，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才能的发挥要因人而异。什么是天赋？顾名思义，就是指上天赋予你的才能，这种才能是未经后天学习、与生俱来的，而且还是与众不同的。天赋与生俱来，是上天的恩惠，发挥和利用你的天赋是你的优势，就如同大自然赋予鱼儿游泳的天赋，赋予鸟儿飞翔的本领一样。天赋也好比眼睛的颜色，你既无法选择也无力创造。
应当承认，这个世界上确有天才。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是天才，文学家托尔斯泰、曹雪芹是天才，音乐家莫扎特、贝多芬是天才，企业家比尔·盖茨、乔布斯是天才，运动员梅西、姚明是天才。他们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我对天才的理解是，所谓天才就是上天给予的天赋和后天艰苦努力获得的才能，并创造了可称为奇迹的成就。但我常说，天才不是天生的，主要是后天培养锻炼成长的。光有早慧的天赋，若没有后天的努力，断不会有大成就，也不可能被后人称颂为天才。想一想我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天才”们，哪一个不是经过千锤百炼、艰苦卓绝的努力（训练），才获得了超人的成功。不过我们往往惊异于他们的才能，羡慕他们被套上的光环，而忽视了他们所经历的异常艰苦的奋斗历程。
以大音乐家莫扎特而言，莫扎特是举世罕见的天才，这到今天也并没有疑问。莫扎特就是一个早慧的孩子，对音乐有异常的灵感。他的父亲在莫扎特3岁时，就对他进行严格的作曲和演奏训练。莫扎特4岁时就创作了不止一首无与伦比的协奏曲。这使他的父亲感到，上帝把培养史无前例的音乐天才的责任寄托在自己身上。于是，他放弃了自己作为作曲家、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的职业生涯，全心全意投入对儿子的教育。可以说，莫扎特从小享受着当时最优秀的音乐教师全天候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莫扎特到6岁时，就已经和父亲一起训练了3500小时。学者们经过仔细检视其生平事迹后，得出的结论是，上帝给了莫扎特以非凡的天赋、气质和聪慧，但他的成就是学出来的、练出来的。我在上面列举的科学界、文学界、音乐界、企业界和体育界各位天才，也无一例外。我同意这样的结论：“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天才是训练出来的，天才是努力超越人的极限的人。
我先讲两个极端的例子，但都是真实的故事。第一个是古代的故事叫《伤仲永》，是宋代大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写的，全文如下：
伤仲永
王安石（宋）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余闻之也久。
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宋朝王安石这篇短文说的是，有一个叫方仲永的孩子，5岁便能写诗作文，而且颇有文采，他的父亲以此来炫耀，到处挣钱，不让他学习。到十二三岁时，仲永的文采已平平矣，达不到幼年时的水平了。再过7年，到20岁时，他的才能已全部消失，完全如同常人一般了。王安石为之评论说：仲永的通达聪慧是先天得到的。他先天的才能，远胜于一般有才能的人。他最终成为一个平常人，是因为他后天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他那样天生聪明，如此有才智的人，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尚且要成为一个普通人；现在那些天生就不聪明，本来就是普通的人，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能够成为普通人就为止了吗？我小时候读这篇文章时，就感悟到，一个天资异常聪明的孩子由于不努力学习变成了一个笨孩子，多么可悲啊！它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第二个是现代的真实的故事。主人公是华罗庚教授，国际数学大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华罗庚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市，父亲拥有一间卖杂货的小铺。他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1925年华罗庚初中毕业后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家庭贫穷拿不出学费而被迫退学，只好回到金坛市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顽强自学了《代数》《几何》和一本缺页的《微积分》，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1929年冬天，他得了严重的伤寒症，经过近半年的治疗，病虽好了，但左腿的关节却受到严重损害，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
1930年春，华罗庚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发表，轰动了中国数学界。那时，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在清华大学当数学系主任，从学术杂志上发现了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方面的才华后，毅然打破常规，让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华罗庚一开始在图书馆担任馆员，后在数学系担任助理，并破格被任用为助教，1934年9月被提升为讲师。
1936年华罗庚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那里度过了关键性的两年，发表了15篇文章，其中一篇关于高斯的论文给他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1937年他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正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校迁至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直至1945年。在昆明的一个吊脚楼上，他写出了举世闻名的《堆垒素数论》。
1985年6月12日下午，他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做讲演结束后，在接受献花的一刹那，突然倒下，晚10时因患急性心肌梗死而逝世。
华罗庚一生硕果累累，他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其著作《堆垒素数论》更成为20世纪数学论著的经典。
其实华罗庚读初中时，一度功课并不好，有时数学还考不及格。他的数学老师王维克（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发现华罗庚虽然贪玩，但思维敏捷，数学习题往往改了又改，解题方法异常独特别致。他认定华罗庚具有异常的数学天赋，勉励华罗庚钻研数学。
在逆境中，华罗庚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他说“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凭着这种精神，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从一个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青年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大数学家，而他一生所付出的勤奋努力，才是他最重要的资历。
这两个故事，前一个，上苍给予了仲永非凡的天赋，但由于不学习，使可能变为不可能；后一个，上苍并没有优待华罗庚。他自幼家庭贫穷，被迫早早休学，且患有残障，但由于努力奋斗，使不可能变为可能。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聪明且努力奋斗如华罗庚者，若没有遇到熊庆来教授这样的伯乐，以及赴英国剑桥留学深造的机遇，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数学家也是极困难的。
下面我讲一位我熟悉的人，他也是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杰出榜样。他是我的好友杨振寰（Francis T．S．Yu）教授，美籍华裔科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电子工程Evan Pugh名誉教授，国际著名的光学信息处理专家。他长期从事光学信号处理、全息术、信息光学、光学计算、神经网络、光折射光学、光纤传感器与光子器件等领域的研究，出版了10本著作、4本专著、300余篇期刊论文、250余篇会议论文、2套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里程碑丛书，其中6部专著已被译为中、俄、日和韩文。我特别敬佩的是，他十分热爱自己的民族，关爱祖国的同胞，亲自指导了37位从中国赴美留学的博士，其中32位是从大陆去的，5位是从香港、台湾去的。他的成就可谓是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
杨振寰出生于中国福建的一个中下层的家庭，在一个相对劣势的环境下成长。少年时随父母到菲律宾，在读高中的时候，他是班上学得最差的学生之一。毕业的时候在全年级65个学生中位列倒数第三。他是一个典型的无家教辅导的高中生，父母家人没有对他进行监督，他也未得到过高中老师的鼓励和激励，一些老师甚至打击他上大学的信心，不相信他能考上大学，也不相信他未来能有出息，更不相信他会成为一个人才。在既没有老师的鼓励又没有父母的监督下，他完全丧失自信，对学业毫无兴趣。但那时他是一个相当棒的足球和篮球运动员，他的梦想是继续踢球和打球。他并不知道缺少良好的教育会给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然而，他的征途走到了终点。在距高中毕业还有几个星期的时候，在一次篮球比赛中伤到了左臂，而且伤得很重。这件事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个体育事故最终让他在大学中学得更加努力。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里他遇到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他要怎样弥补高中时期所欠下的一大笔“学习债”。他慢慢地养成了一些学习的技巧来应对它。他学习十分努力，克服了大学里所遇到的大多数困难，最终成了一个好学生。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毕业的时候他获得了学院的最高荣誉，并且同时他在大学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足球运动员。
因为他年轻时学习很差，没有人看好他将来会有所作为，但是他努力了，一步一步往前走，从菲律宾到美国后，读大学，考上研究生，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成为美国一所重点大学的教授，写出很多书和学术论文，成为国际光学界知名的教育家和学者，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最后成功了。
杨振寰由自己的例子坚信学习过程的艺术是可以找到的，更好的教育（或学习）过程是能够实现的。他的例子告诉我们，学生的机会和心理因素对于其是否能成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如同将足球或者篮球选手训练成优秀运动员，你需要给他们参加比赛和犯错的机会。杨振寰常常告诉学生不要怕犯错，从错误中我们能获得教训，怕犯错的人永远不会学到东西！
杨振寰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一个典型例子。在我的一生中，我目睹了许许多多类似的令人鼓舞的例子。不少有志气的青少年，立志高远，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奋斗，最后成为优秀的人才。当然，我也目睹一些天资聪明、家境良好的青年非常可惜地把可能变为不可能的反面例子。
我认为，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有各自的天赋，也就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主导特质，总有这样那样的特点或潜在的优势。即使是智商很低的人也不例外。有的人逻辑思维占优势，有的人形象思维占优势；有的人长于理论，有的人精于实验；有的人博闻强记，但不善于融会贯通；有的人拙于言辞，但精于思考；有的人智力平平，但意志顽强，目标远大，百折不挠；有的人反应不快，但很有毅力和耐心；有的人貌不惊人，但满腹经纶，谈吐不凡。因此，找准属于自己的道路，踏踏实实干适合自己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这就是许许多多杰出人士给我们的启示。如果一个人看不到自己的优势，甚至对自己失去信心，这是今生最大的缺憾。自尊和自信来源于对自己优势的确认，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讲到这里，读者会问我，你是属于什么样类型的人，你为什么能成功？我是一个仅有中等智商的普通人，智力平平。除了热爱学习外，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和优势，但我自问是一个在科学道路上意志坚强，百折不挠的人。当我步入耄耋之年时，我反思自己的一生，我发现，我的成功实在是多亏了我的父母亲，是他们遗传给我善良、感恩、诚信、敬业的基因，使我有较好的品德，能在社会上立足，并有所成就。
我最近给一些中学生题了两段话，写下了我的体会：“我的一切成就都是勤奋和钻研得来的，舍此一途，别无他法”，“成功的关键不完全取决于智商，关键在于对待困难的态度和坚持的毅力”。杰出人士无一不是处变不惊，面对成功不骄不躁，面对失败决不气馁，他们有着坚强的意志和永不言败的勇气。
我的结论是：天才是训练出来的。因此，我相信学习的力量，也就是学校和老师的力量，更相信努力奋斗的力量。
知识、智慧、能力与科学精神及其创新气质
科学精神及其创新气质之有或无，强或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创新之可能或不可能，创新成就之大或小。
前一时期，国内对科技创新的讨论十分热烈，这些讨论使我增长了许多见识。这里我想谈谈知识—智慧—能力—科学精神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一、世界上最美妙的是知识
中西谚语云：“知书达理”、“知识就是力量”。说的是，有了知识，便明白了事物的道理，感到了自己的力量。这两句话都很简短，但很实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高度评价知识的作用。“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就是他讲的。培根认为，知识通过发明创造、技术革新，间接地、不自觉地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他明确指出，野蛮人、文明人的分野是以对知识掌握、运用的程度为标志的。显然，培根把知识看作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
书本上的科学文化知识，大都是前人经验的客观表述，有的甚至是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科学文化遗产。学习和继承前人的知识，使自己有一个扎实的基础向上攀登。学习知识使我们每个人都变得聪明起来，懂得了学问的道理，也懂得做人的道理。知识给人以力量，人们把知识服务于社会，社会就能进步发展。
人类要发展，继承前人的知识是必然的。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因此，所有的老师要求学生们好好地学习，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大学中的基础课——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各门学科的专业课等，都是有系统、有组织的知识。这些基础和专业知识是我们未来服务社会的基石，但在学习时，有一个学习方法的问题。学习中，不是死记教条，硬背定义、定律、方程式；更主要是掌握或明了“概念”和它的来源。学习时，每一步都要求实；自己向自己提问题，从各个不同角度的观点去了解一些现象或定理。因此，在继承前人的知识时要勤于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而不要被动地、填鸭式地学习，这是十分重要的。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测验自己是否已了解或已消化了某一个问题，这便是做教科书中的习题。这是训练思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认为，大学阶段是获得基础知识和训练的最好的时期，以后可能再也找不到机会像大学时代这样进行系统的学习了。我至今还十分留恋学生时代背着书包上学的日子，学生们应该安下心来努力求学。当前，社会上对大学生放弃学习去办公司“炒”得很热，总是把比尔·盖茨、斯蒂夫·乔布斯放弃学习去创业作为范例，但你可曾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吗？我觉得这样的导向是不利于青年学人成长的，我总是劝阻我的学生们，希望他们珍惜短暂的学习机会，不管他们如何看我。
结论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是知识，书籍是知识的海洋，好好读书吧！
二、比知识更美妙的是智慧，重要的是把智慧转化为能力
信息时代的到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知识爆炸”，它是每个从事教育的人不能回避的。“知识爆炸”使知识陈旧的周期缩短加剧，18世纪为80～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为50年，20世纪中又缩短为15年，20世纪末，为3～5年，21世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知识陈旧周期更要加快缩短，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加强基础理论教育，不断更新课程，更新教材内容，更新教学方式，重视终身教育。
“知识爆炸”现象对教育学上的“仓库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仓库理论”认为“脑子是储存事实的仓库”，教学就是用知识去填“仓库”。知识收集的越多，表明学问就越大。“仓库理论”十分重视记忆的作用。但大脑真是储存的仓库吗？非也！
美籍华裔光学信息处理大家杨振寰教授在他所著的一本袖珍读物《神经网络与教育——学习的艺术》中告诉我们，人的大脑的运行十分高效节能，可以进行足以挑战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计算机的运算，尽管它所依赖的组件并不完美：大脑由数十亿的神经元组成，这些神经元通过突触相互连接。神经元是缓慢、多变且混乱的。在理解语言、抽象推理、形象思维、善于思考上，大脑远远超过计算机，但在记忆能力、计算能力上，它远不及计算机。因此，学习者应该正确利用大脑，使我们的神经网络变得聪明和智慧。研究表明，储存功能仅是大脑功能的一部分，不能把大脑看成“储存事实的仓库”，要充分利用大脑善于思考的最大优点，发挥大脑形象思维和抽象推理的优势。要知道，一个缺乏判断能力和想象力的人，是不可能在科学技术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
“知识爆炸”的发生，要求高等教育在传授基本知识的前提下，重点应放在学生智能特别是思维能力的培养上。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向学生提供“知识-黄金”，而是教学生以“点金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我觉得，知识若没有转化为智慧，对创新并没有大的帮助。知识少的人，灵活运用了，他可能大大强于知识多而不运用的人。知识有时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大量积累了前人的知识，全面继承了旧的知识体系，思想却非常可能被束缚在旧的知识体系内，只熟悉掌握已经被规范化的技巧，进而制约创造力的发展，甚至可能成为创造力的“杀手”。
由此可见，比知识重要的是智慧，与智慧同等重要的是能力（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决断能力等）。培养学生的智慧和能力，重要的是培养健康的思维方式，培养自学能力、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智慧和能力是平衡发展的结果，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个性的平衡和全面的发展。
结论是：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智慧，智慧借助于知识，使知识转化为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三、创新需要知识、智慧和能力，更需要创新气质
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有能力，有智慧有能力不一定有创新。当然智慧、能力和创新的基础是知识，还有经验，这就是人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的原因。但知识、智慧、能力和创新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即认为有知识必定有智慧有能力，有智慧有能力必定有创新。
我的认识是，创新最重要的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创新者是否拥有与知识、智慧、能力相关的创新气质。
创新的内涵是指人类在深化对事物本质、规律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创新可以说是由已知向未知领域的进军，是由已知的知识运用智慧探索未知，用能力解决问题的过程。具体而言，创新可以有理论的创新、技术的创新、方法的创新、工程的创新，等等。但从本质上而言，所有这些都取决于创新者的科学精神及其本人的创新气质。
科学精神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我们通常讲的“科学精神”实际谈的是科学研究的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家科学活动时灵魂深处高度抽象和凝练的治学理念，是科学家从事科技活动应具有的精神导引和最深层次的科学文化素养，也是科学家在不断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本质。科学精神的内核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创新，发现真理的过程，提出创见的过程，也就是创新的过程。
王大珩先生与我多次讨论科学精神的表述，我们把它表为“求真、务实、探索、创新”八字。求真是穷根究底、锲而不舍、敢于攀登、追求真理，它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务实是崇尚事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它是科学精神的基础；探索是大胆怀疑、自由批判、勇于质疑、敢于挑战，它是科学精神的前提；创新是传承拓新、寻优勇进、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是科学精神的目的。科学精神表现在创新者本人散发出来的创新气质主要有：强烈的好奇心，异常的想象力，执着的专注和进取心，大胆的怀疑精神、勇敢的批判精神以及跳出传统框框的创造性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