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恋情是人类生活的美好花朵。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恋情，每个人的心灵都经历过男女情爱的震动。正因为如此，历来诗歌都把恋情作为热烈歌颂的主题。在我国古代诗歌的百花园中，恋情之歌这朵鲜花，也开得特别芬芳艳丽。
我国古代的恋情诗，源流最久远，作品极丰富，作者最广泛。而且由于恋情这一题材的极大普及性，还给它带来一个突出的特点：始终分成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两个系统向前发展。
在我国古代诗歌中，首先闪耀出夺目光辉的，就有恋情诗。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开始产生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它的精华“国风”当中，比例最大、成就最高的，就是歌咏恋情的情歌。稍晚于《诗经》的屈原的《九歌》，其中描写神与神、神与人的恋情的作品，也是光耀千古的不朽之作。这两部分作品，前者主要产生在北方，基本上是民间的创作；后者产生在南方，虽然其中含有民间创作的素材，更多的却是作家的创造。它们一北一南，先后辉映，成为民间创作系统和文人创作系统的最初的代表。先秦以后，民间创作系统由两汉乐府到魏晋南北朝乐府，到唐五代曲子词，直到明清的民歌，有过不少次高潮；文人创作系统在屈原以后，历代部有大量描写恋情的作品，并且还出现了李商隐、黄景仁等以恋情诗著称的诗人。当然，这两个系统，并不是彼此孤立发展的，它们随时都在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在民间创作中，可以看到受文人创作影响的痕迹，历代许多大作家，如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王夫之、王士祯、蒲松龄等等，都学习民歌的体裁和精神，写过不少歌咏恋情的诗篇。正是这两个系统的共同发展，促进了我国古代恋情诗的极大繁荣。
就像万紫千红的百花一样，我国古代的恋情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都非常丰富多彩，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这些作品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们的动人恋情，刻画了各种恋情主人公的曲折复杂的心理状态。同样是劳动者的恋情，《诗经》中的《野有死麕》同南朝乐府的《拔蒲》，就各有各的特色，两者绝不雷同；同样是邂逅中萌生相互倾慕之心，《诗经》中的《野有蔓草》同繁钦的《定情诗》（以上所举各篇均见本书），却各有各的风采，人物性格很不一样。情侣们一起嬉戏的欢乐，别离时的依依不舍，分别后刻骨铭心的思念，相会前的焦急的等待，对美满的爱情生活的憧憬，被幽禁在深宫中和寺院里的宫女和女冠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追求，遭受封建势力约束、压抑和迫害的青年男女对社会、家庭的不满和抗争，等等，这些普遍性的题材，在不同的作品中，都显得千姿万态，成为许许多多可喜、可惊、可悲、可叹、可歌、可泣的优美迷人、惊心动魄的场面。这些作品，有的是用欢乐写成的，有的是用痛苦写成的，像书中选录的《华山畿》和唐代太原妓的《寄欧阳詹》，更是用生命写成的。这些作品的具体内容虽然并不相同，但它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主题：就是用发自内心的真挚的语言，歌颂爱情的纯洁、美好和坚贞。这正是我国古代优秀恋情诗的灵魂，也是它之所以感人的最根本的原因。
从作品的整体风格看，民间创作大都感情热烈坦率，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清新明快；文人创作思想感情大都比较缠绵悱恻，表现手法较为委婉曲折。因为民间创作、文人创作的恋情诗，艺术成就都极高，它们对后代诗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像《诗经》、屈原《九歌》和两汉以来的恋情诗创造的许多艺术手法，如比兴手法、以景写情、寓情于景、环境烘托、侧面渲染、对比描写等等，都被后代诗人广泛采用。
顺便讲几句，屈原以后，最杰出的爱情诗人是李商隐和黄景仁。李商隐过去人们讲得较多，黄景仁却很少有人提起。黄景仁字仲则，他在生前即被公认为是乾隆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他回忆过去恋爱经历的《感旧四首》《感旧杂诗》和《绮怀》等诗，风格同李商隐相近，不过旨意较为明朗，不像李商隐那样晦涩。共同的特点是感情真挚深厚，都是着意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而不像香奁体那样去写人物的服饰外貌，也不像西昆体那样单纯堆砌典故，缺乏真实的感情。他和李商隐的优秀恋情诗，可以同《诗经》《九歌》并传不朽。
由于这套丛书内容的分工，本书只选男女恋情之作，属于夫妻方面的内容，则不予选录。当然这只是大体而言，因为许多作品，两者的区分并不明显。又，因为本书只选诗作，明清民歌近于词曲，所以也未选入。
由于水平所限，选目和注释一定会有不当和错误，恳希读者指正。
王思宇
